名记者研究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那个倡导“绝不说假话”的人离开了我们……

根据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提供的《讣告》，中国共产党党员、集团退休干部左方同志，于2021年11月3日下午4时30分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6岁。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介绍，遵照左方同志生前遗愿和家属意见，左方同志后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谨向所有生前好友和同事致谢。

左方原名黄克骥，1935年出生于广州，后曾在天津读中学；

他1950年参军，1957年复员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2年毕业后加入南方日报，长期任文艺编辑。

作为《南方周末》第一任主持编务的副主编，他于1983年11月上旬受命筹办《南方周末》；

1984年2月《南方周末》创刊后，历任副主编、主编，直至1994年退休；

1994年至1998年返聘为《南方周末》工作。

在从事新闻工作36年后，左方从《南方周末》主编职位退休。

2014年出版口述自传《钢铁是怎样炼不成的》。

01 左方的十句名言

1、“‘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是黄文俞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在主持《南方周末》的时候也坚持这个原则”。

2、“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我们还会再相聚”。

3、“我的一生充满波折，退休前的最后十年，组织将我安排在《南方周末》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幸运。我甘愿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南方周末》，但到头来，我从《南方周末》得到的远比付出的要多”。

4、“我想，中国要实现现代文明是漫长的，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经济的发展，一个是靠民主素质的提高——就是启蒙。这个启蒙是双向的，不仅要对老百姓进行启蒙，而且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所以在我主持《南方周末》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将启蒙作为办报的灵魂”。

5、“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天要重新走上现代社会，必须要做两个事，一个就是要延续“五四”运动这个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素质，第二个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就是我在资料室冷藏的七年，读了大概有几千本书，思考的结果”。

6、“如果要评价南方周末的话，我觉得它的意义是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中国的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我评介自己，三分文人七分匪气，儒释道都有一点，七分是匪气，打江山的都是有匪气。谁升了官，我就不跟他接触，我就是这样的人。打破真理报的潜规则，也是我叛逆性格决定的”。

7、我后来跟黄文俞讲，南方周末办报方针第一条就是你讲的“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第二条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我说第三条是我讲的，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我说办报的最高境界是从容。我说这四条，有三条是从你那里学过来。黄文俞三两个月后就去世了，当时他听了很高兴。这是南方周末的几个精神奠基，也是它的第二次办报追求。

8、《南方周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启蒙的核心思想。所以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南方周末》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

9、《南方周末》的另外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认稿不认人，认报不认钱。不仅我主持《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如此，我当时还宣布，我退休之后，这两条原则不能改，改了我就不承认是《南方周末》的人，和《南方周末》就没有关系。

10、我把报人的最高境界归纳为“从容不迫”。从容不迫意味着宠辱不惊，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

02 报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

《南方周末》自1984年创办迄今，已经成为国内外非常有影响的一张报纸。

您作为《南方周末》的创办人之一，能否简要地谈谈《南方周末》的创办背景？

左方：《南方周末》的创办，是南方日报社老社长丁西凌同志向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建议和获得同意之后创办的。

当时丁西凌同志的主要考虑是，我们的党报不缺乏正面、典型报道的经验，但是缺乏办生动活泼的版面的经验，他说，我出国考察，看见外国报纸都是一大叠，这是经济文化发达的表现。

而我们的报纸只有4个版面，从1版到4版让读者每个字都读，这不是好现象。

当时南方日报编委会曾经有将《南方日报》扩为8个版的想法，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搁浅了。

所以《南方周末》可以看作《南方日报》的延伸和补充，“探索经验，培养人才”，也是当时《南方日报》新闻改革的一项措施。

您如何评价《南方周末》走过的这20年？

左方：《南方周末》这20年来主要做了两件事：启蒙和冲破《真理报》模式。

“WG”结束之后，中国人反思“WG”，反思鸦片战争以及现代史。

而反思的结果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首先要冲破和溶解冷酷、专制这个板块，然后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才能够扎根。

1983年广东第一批民工潮，我悄悄到火车站去看，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日报资料室工作。

潮水一般的民工，让我感觉到一场经济的大革命正在产生。

民工为什么来到广东，一是因为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二是由于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吸引。

我当时想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伤痕累累地离开，极少数人将留在城市里成为小老板，还会有一两个人成为李嘉诚、霍英东。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不会再是原来的那些人了。

我听到了这个板块的断裂和撞击声。

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也不需要革命和暴力，而是经济发展和对民众的启蒙。

所以在我主持《南方周末》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将启蒙作为办报的灵魂。

《南方周末》一直伴随改革开放，为它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启蒙的核心思想。

所以我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南方周末》应该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

第二个定位是关于《南方周末》的主体读者对象，我把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南方周末》主要的读者对象。

我认为，当时中国10亿人口中，有中学和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不超过8亿人，其中真正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不超过1亿人。

启蒙就是针对他们的，必须让他们接受科学民主思想。

今天还提出启蒙，是因为“五四”传统的中断。

五四的领袖们高举反封建的大旗，把它作为武器。

而今天需要的是将科学民主的原则还原到知识与道理的层面，通过报纸传达到大众中间。

所以在办报方式上，我提出大俗大雅，雅俗共赏。

领导将它改成大雅大俗，一定要雅字当头。

但是我提倡的大俗不是庸俗，俗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升华，雅的题材要用知识分子最先进的思想去与民众相通。

在最初的头版“名人专访”栏目中，我们注意的是将这些名人放在与普通人一致的立场上，我们不去谈民众所不理解的东西，这才能达到启蒙的效果。

《南方周末》做的第二件事情是从《真理报》模式中挣脱。

建国之后，我们的新闻业模式，包括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像群工部等等，都是直接按照苏联《真理报》模式设置的。

这个模式有几大特征：第一，它不是从实践出发，而是根据红头文件办报，实践是面团，任人蹂躏。

我当时写的一些通讯，就是带着意图下去，找材料和典型，选择其中有用的部分。

第二，它不对读者负责，只对领导负责。

群众的看法和评价不重视。

第三，党八股和假大空，用僵化的体裁写报道。

当时即便我自己用了另外的方式写稿件，编辑也会改回来。

第四，国家经费订报，取消了报纸的商品属性。

对《真理报》模式的反思，使我意识到实现商品性是突破口。

恢复报纸的商品属性，抓住市场杠杆，与原来的中国新闻传统接轨，原有的优良传统是忧国忧民、强烈的人民性、对弱者的同情，现在我们要重新把这些东西在市场条件下运作。

黄文俞同志是《南方日报》“WG”前的总编，我觉得他是当时广东省不多的懂得办报的人。

他偷偷地作过一次接轨，那就是创办《羊城晚报》。

当时陶铸同志找他谈话，要创办一份新报纸，陶铸有这么一句话，“如果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

黄文俞很为难，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是一个模式的。

他找来解放前就办过报纸的《南方日报》“右派”邬为梓，让他帮忙出主意。

邬为梓每天晚上偷偷带着解放前的报纸，到黄的家里，最后确定了“五层楼”的方针：在《羊城晚报》上每天一个“晚会”，一盆“花地”，加上一个批评的小专栏，每期四五篇文章，标题很艺术化。

“晚会”主要是强调知识性和趣味性，“花地”是副刊。

《羊城晚报》的风格马上就影响了全国。

“WG”的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东市民有数万人跑到《羊城晚报》护报。

可见谁率先摆脱真理报模式，谁就有巨大影响力。

那么初期的《南方周末》，在新闻和市场操作上有什么特点？

左方：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市场经验，所以一是向人请教，二是自己摸索。

我请来的第一个老师，是《白云集锦》的李玉刚，一家小报的老总。我在《南方日报》文艺部做编辑的时候他是作者。

因为他在市场上实践过，我就向他请教：报纸怎么卖得出？

他说关键是头版，最好看的要放在头版。

一版决定性的是头条，头条的关键是标题。

标题很讲究，一定要抓人，要有悬念，报纸能卖出去就成功了50%。

电影《刘三姐》中扮演刘三姐哥哥的演员要到广东来，他没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们把标题作成“三姐阿哥”——这就有悬念，能够抓人。

因为读者是站着选报的，所以标题要大。

我们当时是对标题一条一条进行研究的。

为了了解市场，我自己上街卖了6期报纸。

我发现当时《南方周末》的主要读者是这些人：干部、夜大学的工人(他们买了报纸放在夹克里)、大学生和高中生。

老大爷老大娘、“港台青年”则很少买，初中生以下基本不买。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对象抓对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南方周末》能够进入家庭。

所以我们设立了家庭生活栏目，像“父母心”、“后车之鉴”、“连环画”和“每周一歌”等，是为了吸引高中生和初中生，我们还请宾馆的理发师评点最新潮的发型，这是为了吸引时髦青年。

到1984年底《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就达到了11万。

关于抓住市场我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是先做瓶，再酿酒。

不要先酿酒——酒的味道太浓不好。

瓶子作好了，酒自然会有的。

《南方周末》的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的由来是怎样的？

左方：“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是黄文俞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

我非常欣赏这句话，在主持《南方周末》的时候也坚持这个原则。

说假话是《真理报》模式最典型的特征，说真话是新闻道德的底线。

这绝对不是要引导群众和政府对立，而是要化解矛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四个维护：1、维护党的领导，2、维护现行政治体制，3、维护现行政策，4、维护社会稳定。

这四个维护是党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有的素养，不是包装，不是保护品，是讲真话的方针。

突破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但是要平衡。

揭露问题要有度，要有耐性。

比如关于性的问题，当时开了一个专栏，叫“性与你”，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请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副教授潘绥铭和另外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师一起写稿件，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个栏目会有难度。

《南方周末》的另外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认稿不认人，认报不认钱。

不仅我主持《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如此，我当时还宣布，我退休之后，这两条原则不能改，改了我就不承认是《南方周末》的人，和《南方周末》就没有关系。

我在编辑会议上宣布，我放弃发稿权，包括所有亲戚、朋友的稿件，但是为了对他们尊重，如果要退稿的话可以通过我退稿，这同时也可以减轻编辑的压力。

张中行先生是我的师祖，文章写得极其漂亮，可是编辑删了他来稿一半的篇幅，我想与其如此还是退稿为好。

我向老先生解释说稿子很好，就是太长，不好删，所以还是还给他，请他原谅。

老人家很理解，说没有问题，别的很多地方都催要他的稿子。

这样的事情搞得我都不敢参加北大的百年校庆。

但是这些牺牲确实换来了《南方周末》的立场。

您觉得一个报人的理想境界是怎样的？

左方：我把报人的最高境界归纳为“从容不迫”。

这其实还是黄文俞说的。

当时我不理解，干了10年总编，我理解了。

从容是办报的最高境界。

它意味着吃透党的政策和现实的社会情况，同时有敏锐的触觉和政治判断力。

从容不迫意味着宠辱不惊，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

黄文俞去世前我和他说起关于“从容不迫”的话题，他说他已经忘记了，但是可以“追认”这句话。

来源：也许大概不知道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UEnDhLxqKZtv6cWxgRC7A

编辑：蒋可心

刘海明

【案例】

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记者，可以崇高，也可以卑鄙

记者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杨继绳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

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

他说，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他说，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

他说，有权力就有责任，责任与权力是硬币的两面，连在一起，掌握权力而不负责，就是历史的罪人。

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来自湖北。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2015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杨继绳“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 ，称杨“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斗争的人学习”。

随后，因故未能出席颁奖礼，杨继绳以文字的形式发表这篇答谢词。

以下为答谢词节选：

感谢评委会将2016年度的新闻良知与正义奖授给我。良知与正义这两个词的份量很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当作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

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

要当一名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是有风险的。我在给新闻专业学生讲课时传授了一个避险秘诀：“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升官、发财；无所惧，就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留“辫子”被人抓；不依附权贵、靠自己的人格和专业独立于世。有了这三条，风险就小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们报道真相，鞭挞邪恶，推动着中国社会前进。

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新闻和历史的共同点就是信，即真实可信。信，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

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

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最后，让我和大家一起，为记者职业祈愿：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家的书桌！愿更多的作品唤醒人类的良知，让正义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下文是《南风窗》高级记者郭宇宽对话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摘录。看得见历史的残酷和现实的进步，以及现实的不足。

说真话，做真人

郭：这些年来你是怎么适应记者生涯的种种情况，并且有后来的成就啊？

杨：我把当记者的这三十几年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68年到1977年，那时候比较年轻，以见报率为荣，发了稿子就很受鼓舞。紧跟形势跑，拼命写，发表了许多跟潮流的稿子，粉碎“四人帮”后，我把这个时期的稿子盘点了一下，发现90%的都应该付之一炬。能留下来的稿子只有两篇，一是1972年与马杰合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这两篇是根据老百姓的呼声写的。十年的教训使我学会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虽然早就认识，但真正理解它还是花了十年的青春的代价。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十年。新闻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个时期我写的稿子虽然有一些仍算是应景之作，但有一大半确实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虽然不能完全讲真话，但可以不讲假话。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历史曾让记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价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

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共产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

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很少怀疑，不敢怀疑

郭：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谁独立思考谁就被淘汰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

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手铐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真相被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权者不能成为“真理中心”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

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以前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来源：传媒江湖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au2Gz6j36zaa7CtfvsGew

编辑：蒋可心

刘海明

【案例】

国社退休记者的“生意经”

汤计，国家通讯社内蒙分社退休记者；此君，和此君创办的公号“汤计典频”，在内蒙古政界，尤其是司法界呼风唤雨，能量巨大，频频事先介入、事先插手各种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民事诉讼，不断使用舆论工具，利用其身份影响力，企图干预司法走向。在把其盟友的对手搞得几乎破产、心力憔悴之时，对方也摸清了汤计的“动力之源”。

“鹈鹕说”发了三篇稿子，接到四个“侵权”投诉。恒大地产呼市公司称，鹈鹕的三篇报道，完全不实。

但鹈鹕接到更多的，是呼市诸多业主的赞许。一位读者说，他们找过那么多新闻媒体反映情况，没想到，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自媒体，率先为大家主持公道。

这几天，恒大地产，正是中国的新闻明星。恒大地产的种种负面故事，在全民人民心中，早已罄竹难书。鹈鹕写的三篇关于恒大呼市公司的稿件，都是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鹈鹕不认为有任何地方失实。如果真有某处失实，恒大呼市公司和其盟友，应该公开拿出证据反驳，而不是鬼鬼祟祟，让人猜测。

前面的三篇稿件中，《恒大暴雷的“内蒙标本”》恒大暴雷的“内蒙标本”《恒大“涉黑式圈钱”的证据，就在这里》恒大“涉黑式圈钱”的证据，就在这里，是说在呼和浩特“恒大翡翠华庭”和“恒大翡翠华庭·铂郡”两项目中，恒大地产呼市公司通过黑道人物和无良退休媒体人，进行“高超运作”，把合作伙伴的优质资产牢牢控在手里、把合作伙伴成功扫地出门；第三篇《恒大地产呼市公司“类庞氏骗局”》恒大地产呼市公司“类庞氏骗局”，是说恒大地产呼市公司，在呼和浩特“恒大悦府”、“恒大御景湾”、“恒大未来城”、“恒大文旅城”、“恒大养生谷”、“恒大金融小镇”等多个项目中，以“全款买房，高额返现”为诱饵，大肆诱骗呼市居民全资高价签约购房，随后“高额返现”变得遥遥无期，引发诸多业主血泪投诉的事情。

本来，鹈鹕想早点结束此事；但是，恒大呼市公司却背着牛头不认账，连续投诉“失实”、“侵权”，鹈鹕只好不断迎战。

今天的主角，不是恒大呼市公司，而是其盟友、国社退休记者汤计。

汤计先生名气很大，其公开身份，是国家通讯社内蒙分社退休记者，前国社内蒙古分社编委、政文部主任、高级记者，公开资料称其“是牛玉儒、呼格吉勒图案的最早报道者”。

目前，汤计是微信公号“汤计典频”的创办人，在内蒙古政界，尤其在司法界，影响力巨大。“汤计典频”和汤计家族（女婿古仁、女儿汤苜，是汤计典频的重要工作人员，见下图），频频事先介入、事先插手各种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民事诉讼，不断使用舆论工具，利用汤计的原身份影响力，企图干预司法走向。

来源：鹈鹕说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tJpbaIcN7DfDxXVo4CWfw

编辑：王奕

刘海明

【案例】

朱军复出，但已物是人非

近日，央视官方动态显示，朱军的名字出现在央视三台综艺频道的主持人名单中。

这意味着，告别话筒和演播室三年的他，复出了。

今年9月份，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周某某诉被告朱某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并当庭宣判。

庭审中，原告、被告依法进行了举证质证，围绕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的法庭辩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对其进行性骚扰的主张，故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某某的诉讼请求。

看到结果，有网友留言：

他没有输，但他输了。

2020年12月22日，朱军曾微博回应性骚扰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表示自己承受了巨大的耻辱，并没有触碰弦子一分一毫：

“这两年多我承受了巨大耻辱，一直未发声因我坚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我负责任的对所有观众说，我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我希望，毫无证据的就给人处以私刑，到我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

朱军有没有骚扰玄子？

法律说没有，玄子和她的支持者说有，就算法律判决朱军无罪，也不代表朱军无罪。

言下之意，错的不仅仅是朱军，而是这个时代。

实际上，这个时代对女性来说，越来越有利，因为女性地位进一步提升，许多人意识到自己应该去争取独立自主的存在，而不是依附于传统，依附于他人。

但同时，也有许多人敏锐地发现，在这种思潮之下，有他们需要的财富密码：争议、流量、政治正确等内容可以变现。

至于变现的手段会不会破坏正当的社会秩序，会不会让女性群体受损？

没人在乎。

似乎，大家都是正义的，但大家都是功利的。在各种委屈表演的背后，人们在乎的是立场，而不是真相。

有的人做对了，比如周扬青，她搞掉了罗志祥，而且得到大众支持。

但是，凭借此事成功进入娱乐圈的她，却让事情变得有些滑稽。

我们承认她对渣男的打击的正义性，但借此牟利，好像哪儿不对劲。

有些人做错了，比如搞垮霍尊的陈露。

霍尊嘴上没把门，被她抓住把柄，然后社死。

她自己呢？只不过是贪慕虚荣的物质女，谈不上什么新时代独立女性。结果，她自己也被社死。

还有都美竹，这更加难以评判。

我们应该感谢她帮我们清除了一个劣迹的加拿大艺人，但是她自己的出发点是不是正义？她与其他饭圈女孩有区别吗？

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

她自己呢，似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这冷暖如人饮水，只有她自己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有一种财富密码正在浮现：

似乎攻击一些名人，我们能够得到海量回报，名利随之滚滚而来。运气好的，遇上那些名人本身就渣，可能赚得更多。运气不好的，也可能与财富密码同归于尽。

只有玄子，她的玩法最高端。

我们不知道玄子是不是开启这种财富密码的第一人，但她这三年来，却是受益最多的人。

毕竟，周扬青也好，都美竹也罢，这些人无法成为意见领袖。

只有玄子，不论官司输赢，她都赚了。

没准，她还能吃到外面来的NGO的绿色钞票。

从此事件开始后，朱军的名声和事业一落千丈，很长时间内人们几乎很难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他的身影。

近日，朱军亮相央视舞台，不过并非主持综艺类型节目，根据录制节目的嘉宾分享，朱军所参与主持的是一档健康类节目，而当期节目的主题围绕“肥胖”“减重手术”等健康问题展开。

文艺类型、综艺类型节目远比健康类型节目更受市场欢迎，之所以将朱军安排主持市占率较低的健康类节目，说明电视台仍然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再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为了让其在阔别央视舞台将近3年时间的情况下，重新找回主持节目的状态。

从1997年到2017年，21年的春晚，朱军从未缺席过。

他曾是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可现在他再也不是那个，站在春晚舞台上，满面风光的主持人；

也不是那个在《艺术人生》，和众艺术家畅谈理想的主持人，如今为数不多的几次露面，也都很憔悴。

朱军，1964年生，如今57岁，再过几个月就58岁了。

这意味着，两年后他就到了退休年龄。

这次复出，或许只是表明自己是清白的，至于事业上，朱军可能淡然了。

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许多东西改变了。

朱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再次复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

来源：神评家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_g87nn1PFPCFYKBElhZkQ

编辑：蒋可心

刘海明

【案例】

郎永淳、柴静、杨澜、鲁豫……这些优秀媒体人离职后去哪儿了？

以下文章来源于庖丁解news ，作者段世炜


时代的潮水涨涨落落，有的人转身离去，有的人仍在坚守。


马东、郎永淳、柴静、杨澜、鲁豫、刘建宏、张泉灵、王青雷、庄慎之、范洪涛……这些媒体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纷纷选择离职。



▲图为马东在奇葩说法国粉丝见面会上发言。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这似乎是新闻，每次知名媒体人离开都伴随着刷屏讨论。媒体人自己担纲了新闻的主角。


这也似乎不再是新闻，声浪归于沉寂，离职渐渐被认为是媒体人正常的选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职业生涯到一定阶段资源整合的优解。


只是在下一次看到相似新闻时，水面依然会泛起微澜：他们为何离开？他们又去向何方？


离职潮不是“新潮”


媒体人离职潮不是近年才有的产物。事实上，媒体人的第一波离职潮距今已20余年。
离职潮1.0：千禧年前后，伴随着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的成立和壮大，部分媒体人凭借敏锐的嗅觉选择拥抱门户网站。
离职潮2.0：大约在2007年前后，部分媒体人看到广告行业的前景，出走从事公关、广告以及品牌等工作。
离职潮3.0：大约从2013年前后开始，随着新媒体的冲击等因素，不少媒体人选择出走创业。


“为什么离开？”


“如果你在印刷媒体做记者，那你的饭碗岌岌可危。”（《认知盈余》作者克莱•舍基）
“为什么离开？”
近几年，越来越多媒体人不再选择“轻轻地我走了”，而是选择留下一篇篇“离职告白书”——或者说是再启程的“出师表”。透过这些文字，可以看到他们出走时的所思所想。
传统媒体光环被分割
公众号、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层出不穷，三三两两结成传播矩阵，分割着流量，分割着人们的注意力，也分割着传统媒体曾经的光环。
光环不再的传统媒体，营收压力随之而来，尤其是纸媒，还要受制于纸价等成本。多重冲击之下，不少纸媒选择“瘦身”，降低出刊频率，挺不过寒冬的，只能选择休刊 。
身为媒体人，灵敏的嗅觉使得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新技术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在他们的自述中，类似“黄金时代过去了”的表述比比皆是：“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身处夕阳行业”“沉没的巨轮”…….
收入，收入，还是收入
互联网上流传着马云关于离职的一个经典段子：离职的原因无非两个，一是受委屈，二是钱没给够。
据楚天新媒体发起对离职媒体人的调查显示，传统媒体式微并不是受访者离职的首要因素，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离职原因第一条是“传统媒体待遇差，留不住人”。
媒体人收入多少？不妨先来看一则新闻。
去年，一则“留学生因生活费不足辱骂父亲”的消息登上微博热搜，后据网友爆料，这位留学生的父亲是北大毕业、上海某财经媒体的主编。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位媒体主编月薪约万把块钱。 根据麦可思研究《就业蓝皮书》中公布的相关数据，对比新闻传播类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的平均月工资金额可以看出，从2015届到2019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工资从4172元提升到5443元。

此外，超负荷的工作压力也成为“劝退”不少媒体人的因素之一。对媒体人来说，加班赶稿子跑新闻是家常便饭，工作节奏快，饮食没规律，“革命的本钱”早早透支……


“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


离职后的媒体人去哪儿了？
他们有的创业，有的进入大厂，有的转型从事公关，有的另起炉灶投身自媒体。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创业。“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这是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其辞职日记当中的一句话。
彼时她感受到了外界“全新的逻辑和想法”。和她一样对外界变化保持敏感的媒体人不在少数，他们选择改变赛道，追赶创业风潮，比如：


罗振宇，前央视主持人，创办“得到”App
张泉灵，前央视主持人，加入“少年得到”
马东，前央视主持人，创办“米未传媒”
李勇，前网易门户事业部总裁，创办“猿辅导”
赵何娟，前《财经》杂志资深记者，创立“钛媒体”
李珉，前《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创立“虎嗅”





▲图为逻辑思维和“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转型从事公关也是媒体人出走一大选择，例如：前《21世纪经济报道》资深记者徐继业，现任北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百度公关总监）；前《南方日报》记者陈亮，曾任支付宝公关总监……
从离职媒体人选择中不难看出，他们选择的领域大部分并没有脱离传媒领域，但比起之前的工作领域更宽广。
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推进，媒体人面临的机遇也越来越多。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所说投身创业的前媒体人们，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在媒体生涯中积累的能力和资源。
正如媒体人陶舜在接受“传媒派”采访时所说，“媒体人在离职时，其实也没有改行，无论是去做公关还是做品牌，他们还是在依赖媒体行业的经验”。


参考资料：
栾春晖：《媒体人的几次离职潮》，《青年记者》2015年第3期

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 52 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全媒派：《媒体人离职潮：在一万个逃离的理由之后，是什么让我们坚守？》

楚天新媒体：《媒体人为什么离职？当然是没钱啊》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Hmw1mvsiRmg3iYRSnPm_g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去世，享年55岁

知名媒体人杨海鹏去世。今天（6月30日）上午，杨海鹏先生的百余名生前好友已开始组织治丧事宜。

资料显示，杨海鹏，男，1967年生，上海人，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做过教师、法官等职，曾任《财经》杂志高级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
杨海鹏是一位资深调查记者。早年成名于《南方周末》，尤擅法制类调查，长期在新闻调查一线工作。2002年9月，《南方周末》人事巨变，十余名记者集体辞职，杨就是其中一员。
2004年，杨海鹏参与创办《新周报》，后随着《新周报》的解体而离职。

杨海鹏朋友圈更新时间至6月28日。
多位与杨海鹏相熟的媒体人表示，杨海鹏性格刚烈。据了解，杨海鹏猝然去世时没有家人在身边。
较为知名的事件是杨海鹏为自己妻子申冤。据南方都市报早年的报道：2010年7月，杨海鹏妻子因“私分国有资产”罪名被抓。他为妻雪冤，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同时，为了避嫌，他请所供职的《财经》杂志不介入报道。
有人说，“蟹妈案”对杨海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朋友也因他的公共发言而疏离甚至断绝往来。
2011年，杨海鹏进入《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50人评选候选人，在入选评语中这样说：
法官出身，《南方周末》全盛时期的法治调查记者，《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作为一个上海人，他熟谙这座城市最隐秘的沟通方式。用他的话说，除了“地上的上海”，还有“地下的上海”。
评语中还写道：妻子跳槽前夕，突然因遭到“私分国有财产”的指控被带走。曾做过法官的新闻工作者杨海鹏决定，“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为给妻子洗清冤屈，杨海鹏在微博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风车”。
他在微博上写“上海异闻录”，揭露官商勾结的“地下上海”咬住徐汇区检察院和徐汇区人民法院，从高层到侦办办案人员，都被他写了个底朝天。杨海鹏此番救妻之举，其意义也并不仅仅是谋求一己私利的合法不受侵犯。如果法律失去了公平，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杨海鹏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多位知名媒体人在朋友圈进行了悼念。
知名调查记者白兆东与杨海鹏相识多年。听闻消息后，白兆东表示很意外很震惊。白兆东说，他是一位值得尊重的老媒体人，且做过不少的优秀的调查报道。

中国新闻周刊高级记者周群峰表示，世事无常，月初他还因为一个选题与杨海鹏通话。

原中国经营报编委、现征探财经创始人周远征说：您在南方周末，财新等留下的稿件是您留下的丰碑，一个个被XX的微信号是您墓志铭上无声的褒奖，泪泣难以言表。

华夏时报副总编辑陈锋说：当年杨大侠救妻，令所涉公检法人员心惊胆颤。其人脉广博，文字带刺，极具杀伤力。可惜了。

前知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在朋友圈说：上午新闻界多位朋友告知，海鹏离世了，非常突然，难以接受。海鹏作为南方周末曾经的代表性记者，做过不少非常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我们相识有20多年了，他来北京、我去上海，总会聚一聚，他善饮酒，喜美食...人正壮年，撒手西去，令人痛心。敬酒一杯，海鹏走好！

   

来源：传媒特训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4_8g1JxsMvHeGxEWlvZvA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河北日报原总编辑林放逝世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离休干部、河北日报原总编辑林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8日14时在石家庄逝世，享年98岁。

林放同志1925年6月出生于河北辛集，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2年至1945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2月离休。历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部宣传员、干事，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晋冀鲁豫中央局人民日报、冀中导报、河北日报记者、副科长、科长、总编室副主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处长，元氏县委副书记，河北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常委、部长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秘书、领导小组成员，河北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河北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河北日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日报总编辑，河北省记协主席。

林放同志是一名由战地记者成长起来的优秀新闻工作者，为河北省新闻宣传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来源：编前会（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n9yL--8AfQeCeGpp5iUAA

编辑：陶鹏辉

刘海明

【案例】

钱江：面对浩大近现代新闻人传记工程感想

《中国名记者》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

      继柳斌杰、李东东担任主编的《中国名记者》丛书，计700余万字20卷，于2020年出齐之后，新的上下卷70余万字的《百年百位党的新闻巨子一一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出版问世了。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于2022年8月24日下午召开新图书出版座谈会，两部工程性人物传记的主编柳斌杰和李东东到会讲话，负责出版事务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鹏鸣介绍了丛书和新近出版的上下卷新书的出版情况。

这两部工程性图书都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新华社新闻研究院新闻史研究室主任万京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河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乔云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开和，原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史研究室主任郑德金，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哈艳秋，还有本文作者在座谈会上发言。

发言者都是丛书和两卷本新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参加编辑事务并分别承担了新闻传播人物传记的撰写。

本文作者的发言主要内容为：

       柳斌杰，李东东主编的20卷本《中国名记者》丛书在2020年出齐，是中国新闻史著述中的一件大事。这部700万字的丛书展现了从19世纪中期至新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共400位中国著名新闻传播人物的生平，也包括他们的主要成就。

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性丛书工程，从2007-2008年间开始酝酿，2012年着手组织实施，整整历时8年完成。这项工程的提出和完成，体现了主要组织者的远见卓识及规划组织力，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开展了对百年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人的整体和具体研究，为今后继续开展中国新闻传播人的传记著述和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续进的台阶。

《中国名记者》丛书涉及400人，包括早期纸媒的创业者，也包括在20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广播电视业界的新闻传播人，因此这部丛书不仅是新闻传播人传记的总汇，也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撰著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

     在完成了《中国名记者》丛书之后的2020年，两位主要组织者柳斌杰、李东东又提出，在2022年建党百年之际完成两卷本的《百年百位党的新闻巨子一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丛书到新的两卷本是自然延伸，组织领导者将这项工程作为中国红色新闻史上的一件大事，克尽心力。作为先后参与过这两卷书编撰工作的作者，在编撰进程中加深了对两部大著述工程的积极意义的认识。

      刚刚出版、摆在面前的两卷本《百年百位党的新闻巨子》，选写了100位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改革开放时代的 100位中共党员新闻传播 人，他们是承担领导职务的记者、编辑，或是播音员，或是广播电台或电视台的创建者。

       这些人物涵盖了20世纪整整100年间新闻传播业界中的中共党员代表，起自陈独秀、邵飘萍、李大钊，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担任新闻传播业界领导人的张广友、范敬宜、郭超人，可以从中看到中国红色新闻传媒人的百年奋斗、百年历程。有浩荡潮头，也有曲折回流，海河溪流，汇成大图景。

       本文作者有幸先后参与这两部工程型图书的编撰事务，承担部分文稿的撰写，深感荣幸，感到在柳斌杰、李东东两位领导率领下，历时10年，从事了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为今后中国新闻传播人列传的整理和著述，参与完成了有益的基础性工程。

       深感荣幸的地方，不仅在于包括本文作者在内所有10年来参与了这项浩大工程的作者、编辑和专家学者们终于看到了成果，而且在于10年编撰进程中，参与者更加切身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新闻传媒界前辈们、我们党的红色新闻传媒领导者们，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展现的时代风采。

      拿到书以后先看了目录，上下卷中100位我党新闻前辈的名单，发现本文作者生也有幸，亲眼见到过其中的19位，他们是夏衍、张磐石，刘尊棋，胡济邦，徐盈，温济泽，吴冷西，刘时平、缪海稜，甘惜分，邢方群、安岗、戴邦，陈春森、蒋齐生、田流、李庄、穆欣、范敬宜。

和其中的一些前辈甚至相当熟悉，其中有一些是我的老领导。如安岗、田流、李庄、范敬宜。

还有若干位，虽然未曾谋面，却做过比较专门的材料收集和研究，撰写过相关文稿，他们是杨刚，范长江，邓拓，魏巍、杨西光、王亢之。

两者相加25位，正好是百人之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前辈中，比较熟悉也是最早给我教导的是夏衎。笔者和他的交往从1978年8月开始，先是接触到他的电影著述，接着是戏剧，然后是报告文学、杂文，循着这样的路径逐渐来到同样是新闻大家的夏衍身边。

这样一位当代文化巨匠、新闻前辈，在身边出现的时候，看去却是普通的，随和的，由于文革的摧残，他已经身带残疾。他带着深刻的思考梳理过去，考察当前。

笔者撰写的夏衍新闻报业历程《与电影和话剧并行的报坛巨匠》

他的启迪和榜样作用是巨大的。看到了他，我才知道，原来新闻人可以这样生活。那时，我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为夏衍这位文化巨匠作传，否则在那时就应该特别地关注他，听他讲述，认真记录。这一点，现在想来是很有遗憾的。

这两卷书中的百位前贤，确实是20世纪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传媒英华。“百位巨子“中的人物在《中国名记者》中都出现过。出现在“百位巨子”中的时候，介绍他们的文字明显增加了，从《中国名记者》编撰要求的3000字扩展到后者时增加了大约一倍的字数，每人每传可达5000-6000字，并且增配照片。这样，就有可能更多地关注传主的经历，文稿的史料性增加了。

写好这些人物，是讲好中国新闻传播故事的基础。

讲好新闻传播人的故事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原本是做得很不够的。

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视角来看，新闻传播人关注社会的故事、关注别人的故事，永无止息，这原本是传播人自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工作视野的原因，新闻传播人对自身经历、自身故事的描述和积累往往做得不够，他们总是放低身段，总在关注四周的工作和生活，结果往往忽视了自身。

做夏衍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对于夏衍的历史资料，由于跨越几个领域，在进行领域交叉的时空中，不同领域对他的历史记载比较丰富，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夏衍作为一个新闻出版家的记载的不足。但是在做另外一些专门的新闻人的时候即可发现，他们长期在专门的新闻领域工作，自身记载和他人所作的历史记载往往不充足，尤其是对他们的事件性经历记述不足，因此写起他们的传记来感到有难度，不容易写。

考察人民日报史的时候也发现，即便像人民日报这样历史悠久、包容性很大的新闻传媒机构，在自身工作记录包括档案分类归档留存方面，也是不够充足的，甚至在许多时候是不够职业化的。在早期、特别是文革中尤其是这样。这使得今天的新闻史研究者和新闻人物研究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付出更强的耐力，长期投入，长期积累，对发现的史料进行辨别分析，把多方面的材料综合起来，才能取得一些进展，或者说成绩。经历了《中国名记者》丛书和现在出版的”中共新闻巨子“两卷本著作的编撰，可以对此得到印证。

《中国名记者》丛书和新近出版的“”中共百位新闻巨子“这两卷本大著作，是对过去一百年中400位著名新闻传媒人的传记总汇，这些人物都是属于20世纪的纸张印刷媒体和今天看来渐渐成为传统方式的广播和电视媒介时代，都是前辈人物，基本上没有经历20世纪即将结束时涌现出来的、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手段和方式——这种新的传媒方式进入21世纪以后很快发展起来，正渐渐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者在这个领域里面取得了成绩，取得了经验，如何及时地反映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新的工作特点，是今天和今后从事新闻史料和人物研究的人们进行新的努力和探索的着眼点和动力。

任何事物和人物都不可能完美，即便是规模浩大的《中国名记者》丛书，还有新的两卷本新书，也会存在不足。

既然是百位重要新闻历史人物，他们的历程跨越百年，经历了许多历史节点，有顺畅也有起伏，有探索也会有争议，有些探索可能当他们在世的时候还没有结论。对于这样的问题和现象如何表述、如何评价？已经出版的丛书和大著作对于今天的人们将是很好的启迪。

事实上，人的聪明才智，人的突出成就，都是在克服了困难，弥补了不足、修正了错误之后才会获得。经验之所以宝贵，历史之所以需要记忆和研究，道理正在于此。这也为今天和今后的人们留下了继续求索的空间。

现当代新闻人物与当代中共党史的关系极为密切，常被党史研究者视为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述工程性著作持续了10年。10年间，人民出版社编辑雍谊始终为此工作，他还投入了此前《中国红色记者》一书的编辑。这些工作是一脉相承的。

（2022年8月27日）

钱江：罗瑞卿大将挺身站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沿——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4）

钱江：罗瑞卿大将人生绝唱——审定“真理标准”关键续篇——胡耀邦与人民日报（15）

钱江：（下篇）今日看邓拓捐献的苏轼《潇湘竹石图》——豪举也罢痴举也罢，千秋仰高风

钱江：（下篇）今日看邓拓捐献的苏轼《潇湘竹石图》——豪举也罢痴举也罢，千秋仰高风

钱江：鲁瑛，悲剧人物的红色前半程 （之一）

钱江：更名换姓鲁瑛从山东到上海——悲剧人生红色前半程（之二）

钱江：鲁瑛怎样从上海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悲剧人生红色前半程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we_3Sb3md9StWoI1I9xBA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雷颐 |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文 | 雷颐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3年第1期

范荣康是谁？知道的人恐不多，但说起他的夫人谌容，知道的人肯定多得多，著名女作家，当年以《人到中年》名动一时，虽然如今80后可能不太知道了，但比范荣康，她的名气依然大很多很多。如果说起他的孩子梁左、梁天、梁欢、女婿英达，大名鼎鼎，可说是无人不知。这一家子都是靠笔吃饭，范荣康也不例外。尽管他的那支笔最不出名，但他的那支笔其实最厉害，许多年来，影响了亿万人的命运。了解他手中的这支“笔”，对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某一个方面的了解将更为真实、深刻。

范荣康（右二）与家人

范荣康本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30年生，1946年6月年仅十六，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第二次就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大决战中，他曾任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会刊、上海联合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编辑、记者，上海军管会文管会联络组组员，西南服务团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从记者、编辑做起，几十年认真勤勉，兢兢业业。进入报社不久，他还是普通编辑就开始撰写社论，随着地位“步步高升”，他参与撰写的社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

改革开放以后，他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几十年来，参与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人委实不少，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报社老人公认，认真数下来，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浸润其间，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智都化作了那“神圣名号”下一行行铅字的，唯范荣康一人。他做得最久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因此了解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知晓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说得出哪篇社论中的哪句话、哪个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用。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社论自然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中共中央治国的方略方针和对国内外大事的立场、观点、看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篇又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串起了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人民日报》一直备受关注，但社论毕竟是执政党政策和策略的公开表达，其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复杂却鲜为人知的背景，对此，广大读者则一无所知。社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声音，但具体的起草者、执笔者对社论之后复杂、深刻的“背景”甚至“言外之意”自然深有了解。一些重要的社论，范荣康先生作为主要执笔人，列席了相当高级别的会议，一些社论的初稿与上级返回的修改稿，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上层的思路。不必说那些万众瞩目的“重大社论”，就是一些看似并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社论，背后往往也与政坛风云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他“荣升”为主管文艺部的副总编，对文艺的繁荣和多样化，尽力而为，勇担风险。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摇滚的“合法化”也与他有直接关系。80年代是坚冰初破的时代，文学艺术许多领域都有新突破和新潮的引进。但这些突破和引进，每每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严厉的批判。“流行音乐”引起了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争论和批判。“流行歌曲”、“靡靡之音”、“港台歌曲”、摇滚乐和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曲手法，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受到批判，屡屡被禁。《乡恋》的演唱者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海政歌舞团的程琳因演唱《小海螺》等，都受到严厉批判，歌曲一度被禁。《小海螺》的词曲作者，即曾以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闻名的付林，此时被批判为毒害少年儿童，受到党内处分。

李谷一在1983年春晚上演唱《乡恋》

摇滚乐，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完全居于“地下”状态。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年轻编辑陈原在《一九八八，〈人民日报〉为崔健和〈一无所有〉正名》（《纵横》2018年第6期）中回忆说：“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环境，身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文艺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从文学、戏剧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一再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前行的步伐，引导并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环境，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

《纵横》2018年第6期

198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陈原写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叶小钢。那时叶与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写出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时不时还要被点名批判，指责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唾余，给他们戴上背离民族文化等严重的“大帽子”。为发此文，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认真讨论，如标题出不出现叶的名字，文字的分寸，全文多少字为宜，还详查了叶的家庭家族史，以免授人以柄。从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更是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这是对流行歌曲的正面评论首次在党报出现，虽仍有反对意见，但党报正面肯定流行音乐的评论影响更大。

陈原记忆最深的是“老范”亲自为崔健正名。80年代中期，摇滚初入中国，但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批判，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的代表，更在批判之列。这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在德高望重的“老鲁艺”王昆支持下已经问世登台两年，然而他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总是横遭干涉。针对这种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3月23日第八版刊登了陈原署名“顾土”的文章《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文章非常尖锐地写道：“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写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文章还批评说：“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据呢？天知道。”这篇文章反应强烈，范荣康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有压力，但老范作为《人民日报》主管文艺的副总编，仍认为应当进一步对摇滚乐和崔健表示支持。1988年7月初，陈原在报社大院遇到范先生，没想到老范竟主动说应该登一篇介绍崔健的文章。陈原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范荣康斩钉截铁地回答：“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陈原当天就约了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范荣康看后颇不满意：太学术化、专业化，力度不够。老范当场决定就由陈本人来写，并提出应加上崔健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尤其要描写几笔现场演出情景的内容。根据他的意见，陈原很快写成了一篇1500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崔健的歌为什么受欢迎》。经范审定后，仍用笔名“顾土”，作为文艺版头条发表。临刊出前，他又指示将《一无所有》的曲词配在旁边全文刊出！这篇评论加曲词刊出后，轰动许久。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6日第七版

刊发当天夜里，陈原与崔健的父亲通电话，他哭了，说一直为儿子担惊受怕，现在好了，放心了，党报替崔健说话了。过了一个多星期，陈原乘坐出租车，司机一听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立即从座椅下抽出一张报纸，陈原一看，就是7月16日刊登崔健文章的那期。这位司机说：《人民日报》太棒了，登出了崔健，我一直保留着这张报纸。过了两年，陈原收到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来信，说在当地遇见几位曾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刊登崔健的事情，认为那是文艺开放的一个信号。《人民日报》趁热打铁，1988年秋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奖”，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中宣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广电部的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压轴的是崔健演唱的《一块红布》。在这种评奖中，董文华、刘欢等获“金星”奖，崔健与田震等获“优秀歌手”奖。对摇滚和崔健的支持，的确显示了范荣康先生的开明与担当。80年代一个又一个禁区的突破，文化艺术初现繁盛，与范先生和与他一样的一批开明又有担当的“老干部”不无关系。

90年代初，范先生荣休，如释重负，高兴地说，这下子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让他几年中连得几场大病。他的部下的部下，我的老朋友袁晞、李辉，知道他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动员他写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把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记下来，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他说先要了却自己一辈子的一个心愿，写言情小说。着实出人意料！1992年《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的言情小说《梦中的女孩》，不久《时代文学》第6期又发表了他的一篇言情小说《不了情》。平心而论，拜读完《梦中的女孩》，感到水平真的是太一般，委实不敢恭维，难怪反响平平，坦率说是毫无反响。《不了情》已难找到，水平比《梦中的女孩》可能还等而下之。“言情”虽仍是他的梦想，其实已非他所能为了。或许，他一直未认识、正视这个对他来说颇有些残酷的事实。

《十月》1992年第3期目录（局部）

2000年年初，袁、李二位仍不放弃希望，先后去看范先生。谌容老师对他们说老范又大病一场，但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完成“言情”的范先生此时也表示，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于是袁晞开始了和范先生的合作。由于范先生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多次抢救，屡次化险为夷，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来。袁晞知道范先生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先拣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情说，把最重要的事情尽量先说出来。但范先生为人严谨，认为应严格按时间顺序讲，说中国是从50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内乱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提出按时间段写四个部分，并为四个部分拟定标题，分别是“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

这期间由于范先生多次住院而暂停，肺部的疾病使他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能清楚地告诉袁晞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谈话和记录断断续续，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下旬刚刚开始谈到1966年的人与事，范先生突然再次发病住院，不久就溘然长逝。回忆正好到1966年，暴风骤雨的前夜就戛然而止，极其重要的“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十几年社论背后的复杂历史，范先生永远地带走了。2009年，袁晞兄将访谈的“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两部分整理成书，名为《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交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袁晞 著

回忆虽然只到1966年，后面更紧张更重要的内容付之阙如，但仅此内容也足够精彩。许多看似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社论，一旦“说破”，也会“惊煞人”。比如1956年秋冬《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和《勤俭办企业》这三篇范先生起草的社论，全都是就事论事，作为社论，既不深刻，更不宏大。当时引起的注意就不多，此后更少有人提及。然而，经他回忆口述，才知道背后的“背景”还真不简单。那时，他还是“跑工交口”的年轻记者，一方面为全国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所鼓舞、感动，但同时又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为此担忧，于是主动写了社论，对一些不顾科学、不顾安全、不顾群众生活的做法和倾向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些社论，并非奉领导之命而作，而是他在跑基层中看到了问题，自己找的选题，向领导汇报后得到领导的认可才作为社论发表。这三篇社论都不长，每篇只说一个当时的具体问题，却是《人民日报》在1956年发表的多篇“反冒进”社论和报道中的一部分。此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记者，只是对自己看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应当引起重视、纠正。后来他才知道，“反冒进”事关最高层的分歧、争论。1956年周恩来等看到不顾现实条件而要提前实现工业化、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等“冒进”思想和行为给工作和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于是提出要“反冒进”。周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并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范荣康先生的回忆口述，终于让我们知道当年那些曾经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社论”的出台秘辛。这些曾经的秘密，终于能够公开，成为“公共知识”，成为值得我们珍视的“公众记忆”的一部分。

我曾多次跟袁晞、李辉两位老友感叹，可惜范先生没有认识到自己价值的真正所在，他的价值就在于这一段历史，而不在与自己“隔绝”已经几十年的言情小说。写了几十年社论，再有灵性，也会被磨炼得难以“言情”了。如果他先做口述历史，再写言情小说，留给历史的“宝藏”肯定会多得多。他们二位，亦同感此憾。

当然，我们的感叹遗憾终归只是他人的感叹遗憾，生命的价值、意义，最重要的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认知和选择。范荣康先生如此首选，自有他的道理。写了几十年的命题作文，一旦解脱，首先要了却、完成、实现的自然是自己最长久、最迫切的心愿和梦想。什么文学水平的高低、什么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统统扫地出门，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此时此刻他唯一想写的就是言情小说，这就是他认定的自己最重要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如果不写，将是他的终生遗憾。年过六旬且身体欠佳，如此迫不及待要写几十年从未写过的言情小说，竟然真就一口气连发两篇！足见他要写言情小说的欲望之强烈，这是被压抑已久生命本能的爆发释放，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他生命本体中的文艺青年底色。

来源：随笔1979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bCXi_k4Y032WihXSBlksg

编辑：马源

刘海明

【案例】

92岁传媒大亨官宣第5次结婚！

据外媒报道，92岁的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与新任女友安·莱斯利·史密斯于3月17日订婚，两人将于今年夏末完婚，而这将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据默多克自家旗下的媒体《纽约邮报》透露，史密斯一共结过两次婚，两任前夫均已离世。第一任丈夫亨廷顿家世显赫，是一位加州的律师，第二任丈夫切斯特是美国乡村音乐明星，在加州拥有大面积农场和牧场，并在高档社区拥有多套豪宅。

而默多克此前已经历过四段婚姻。

1956年，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帕特里夏·布克结婚，于1967年离婚，两人育有一女。

1967年，默多克与安娜·玛丽亚·托夫结婚，两人育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于1999年离婚。

1999年，在与安娜离婚仅17天后，默多克与第三任妻子邓文迪结婚，也是默多克最受关注的一段婚姻。2013年默多克与邓文迪分手，两人育有两个女儿。

2016年3月4日，默多克和霍尔结婚，两人在结婚六年后最终离婚。

公开资料显示，默多克家族坐拥两大媒体集团——“新闻集团（News Corp）”和“福克斯公司（Fox Corporation）”。仅新闻集团在全球就拥有数百家地方、国家和国际媒体。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英国《太阳报》和《泰晤士报》等国际一线媒体都由其家族控制。此外，默多克还拥有电视台“澳大利亚天空新闻Sky News Australia”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隶属福克斯公司）”和出版集团“哈珀柯林斯 (HarperCollins)”，以及其他资产和业务。

此前，默多克前任妻子与子女们因遗产问题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据路透报道称，默多克的这次婚礼不太可能改变他所持有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包括福克斯公司和新闻集团。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4umQ3MmbCRD8DLqG9G6XA

编辑：张铭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