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料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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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不说沙特，谈我国三起残杀报人事件

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发生的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因为极可能存在残忍的肢解恶行而震惊世界。 其实，在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很多国家，都曾发生过残杀记者的耸人听闻事件。 在中国，民国时期就发生过三起很著名的杀害记者事件。 邵飘萍  《京报》创始人 因激怒政府被执行枪决 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的邵飘萍，于1911年担任《汉民日报》主笔，当时年龄为25岁。 袁世凯支使冯国璋向革命军反扑时，邵飘萍在《汉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评论，当中说到： 冯国璋以奴隶之性，贪残之心，焚掠汉阳，惨杀同胞无算。 呜呼，此非人道主义之毒蛇猛兽，人人得而诛之者乎？乃袁世凯内阁方以其能涂炭生灵，赏给二等男爵，然则袁贼之居心可知矣。 粉冯之骨，碎冯之心，为汉阳人民吐冤气。褫袁之魄，斩袁之头，为中华民国定大局。 《汉民日报》的口诛笔伐，自为当局所不容。《汉民日报》社发生过纵火事件。1913年8月，在袁世凯授意下，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查封《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出狱后，邵飘萍继续撰文在多家报纸上讨伐袁世凯。 邵飘萍的一项伟大成就，是1918年创办了《京报》。报纸创刊当天，邵飘萍在编辑部里手书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向世人昭告《京报》是一张不屈服任何压力，遵循新闻规律，伸张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现代报纸。 虽然收受北洋政府对报馆最高级别的津贴，但《京报》依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骂起政府来一点也不客气。被反复激怒的张作霖，于是发出了“密杀令”。 1926年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刊登《飘萍启事》为自己开脱和辩解。这成了他的绝笔。两天后他被捕。4月26日凌晨1时，他被判处死刑。所拟罪状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 凌晨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刑场。 一代报人邵飘萍的生命，未满40岁就戛然而止。 史量才   32岁时四人买下《申报》 车里六人三人被当场射杀 因为是被判刑后枪决，邵飘萍可以说是被明杀的，而供职于《申报》的史量才，则死于一场暗杀。 1912年，时年32岁的史量才，联合另外三人买下创刊于1872年、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 史量才一向坚持“不偏不倚，为民喉舌，言论自由”的办报方针。1915年，袁世凯为获取舆论支持，派心腹携15万元巨款欲收买史量才。当时经费紧张的史量才不为所动，不但严词拒绝，更在次日的《申报》上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一行径。 在史量才的带领下，《申报》的时评、社评成了拳头栏目。“五四”运动时期，《申报》率先而持久地进行报道。 《申报》自然也惹恼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曾曾批示“申报”禁止邮递“”。 史量才和蒋介石有过一次很著名的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1934年11月13日，结束39天休养的史量才，乘防弹轿车从杭州前往上海，在浙江省海宁县遭遇暗杀。当时车上的六个人，史量才、司机黄锦才和史咏赓（史量才唯一的儿子）的同学邓祖询被当场射杀，其他三人侥幸逃脱。 暗杀史量才的究竟是谁、受何人派遣，一直是个谜。 林白水   创办过多份报纸 京畿宪兵司令深夜到报馆抓人 林白水的名字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一句话被很多新闻人奉为座右铭。他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实际上，他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的水平非常高，并最终因此把命都丢了。派部下枪杀林白水的，是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张宗昌。在被害六十年后——1986年，林白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林白水的古文功底十分深厚，慈禧70岁生日前夕，他撰写了一副后来流传甚广的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1903年12月，林白水创办《中国白话报》，1916年8月创办《公言报》。1921年3月与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之时算起的五年，是林白水新闻事业最辉煌的五年。1922年2月，创刊不到一年的《新社会报》因为揭露吴佩孚挪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被停刊。 不管那一份报纸，林白水对当时政府的一些行为都进行了无情抨击。就算在邵飘萍被枪决之后依然不为所惧。 1926年8月6日凌晨1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带兵到《社会日报》将林白水抓走。3小时后——清晨4时，他被北京天桥刑场执行枪决。遇难时双目未瞑，陈尸体道旁，见者无不骇然伤心。 林白水被枪决的时间，距离邵飘萍被枪决，也就三个多月时间。 上述三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可以私人办报的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报纸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参考文献 林溪声 张耐东 《邵飘萍与<京报>》中华书局 徐铸成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 庞荣棣  《申报魂》上海远东出版社 杨光辉 熊尚存 吕良海 李仲民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 刘东黎  《北京的红尘旧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开林 《大变局与狂书生》中华书局 张鸣    《历史的空白处》珠海出版社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XezH9MQ82ysNVZIv69AZA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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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62：进击的明报

邹思聪  金庸江湖网  2015-11-23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

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 “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骚乱。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骚乱，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手枪，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的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然而，金庸的第二个担忧也得到应验，明报果然犯了左派众怒，已被重重包围。

如果说，明报五月逃港潮的报道让左派报纸心有不满，没有发作，那么下半年这一系列的“反共”社论则让明报成为左派报纸眼中名副其实的“邪教”。五大爱国的“名门正派”，将旷日持久地围攻明报。

在此之后的1963到1964年，明报将以一己之力力战五大左派报纸，一如聚贤庄里的乔峰，光明顶上的张无忌。因为批评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明报现在和从前的报道和文章都将被挖掘出来，它们被认为是“反华妖术”，“下流反华”，“恶毒反华”……而明报则逐一反驳，并不忘提醒，“‘共’就是‘华’吗？”

1966年，文革一开始，明报就发表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清扫政敌的政治运动，目标则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结论再度引来左派报纸的攻讦，直到明报的预言被证实。

也正因如此，到1967年，大陆文革波及香港后，明报的老板，常年的社论撰写者金庸将被左派激进报纸称为“最佳汉奸狗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极左分子将他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而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则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去港避祸。

这一年，金庸开始创作一部没有任何朝代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小说里的擅权者们，都以正义之名，行罪大恶极之事。从武林盟主左冷禅到日月神教任我行的身上，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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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

admin

【案例】沧桑记者证[color=rgba(0, 0, 0, 0.298039)]
今天是第十九个记者节。

记者是时代记录者，亦被时代所记录。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无论处于哪个时代，记者的使命都是一样的。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经历血与火的考验，灾难与事故的洗礼，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歌颂与鞭笞，记者仍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见证者与记录者。

这样一个节日，纪念与反思，都是不可或缺的。今天，笔者搜集整理了一批新闻前辈使用过的记者证，其中包括民国时期、新中国建国初期、文革时期的记者证。这些证件本身也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新闻业风貌，见证了历史风云的变幻。

民国《苏报》职员证

民国《天津人民晚报》职员证

台湾地区早期记者证

以上三图均为民国记者章

新中国建国初期《团结报》记者证

新中国建国初期《四川工人日报》记者证

文革时期《东方红战报》记者证

文革时期《红色造反报》记者证

文革时期新华社记者证

1964年《延河文学》月刊社记者证

早期《黑龙江日报》记者证

早期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证

一九八十年代《新长征报》记者证

1981年《科学时代》杂志社记者证

早期中央电视台记者站工作证

早期《光明日报》记者证

早期《南方日报》记者

早期《长春日报》记者证

早期《济南日报》记者证

1989年首批全国通行记者证发放，还允许发特约记者证

1998年，新一批记者证换发，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统一印制并编号。2003年，记者证定名为“新闻记者证”，同时取消“特约记者证”。上图为最新的2014版全国统一记者证。

如今的香港地区也采用了统一版记者证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p0t5_LwYjK-DGmiV0fAog

admin

【案例】

百年回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文媒体的火线报道

11月11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法国多地举办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仪式。

八十多个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应邀参加。足见规格之高，也体现了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各国之高度团结。

刚巧我的手上，收藏了几份百年前的《诚报》。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份专门报道一战的中文报章。编辑部就设在最前沿的法国巴黎。

这是一份四开画报，每期四版，半月刊。图片极为专业，摄影师显然是世界一流水准。印制也非常精美。这是我收藏的其中一份的封底，岁月的沧桑，仍无法掩其当年的豪迈。

先欣赏其中一部分战争图片。此图题作：攻击退败德人之英军重炮。

此图题作：步兵随铁甲箱车前进攻敌。所谓铁甲箱车，其实就是今天的坦克，当时算是最新锐的武器了。

此图题作：西欧德军敝追而击之铁甲箱车向前追敌。

此图题作：英军在坏城颓垣间放射击德人。

此图题作：英炮队射击退敌。

以下皆为战地图片，自带文字，笔者无须多嘴了。

一战通常称作欧战。但参战国实际不限欧洲。有一个参战国一直为我们所忽略，那就是安南，即今天的越南。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参战自是理所当然。

安南士兵抵达法国某海港——

安南士兵抵达法国某火车站——

安南士兵行装——

安南士兵接受法国将军检阅——

安南士兵与法国将军合影——

这两幅图的内容也不用解释了——

欧洲国家之外，最重要的参战国当然非美国莫属。去年法国国庆，法国就曾专门纪念过美军参战100周年，为此展出了不少一战时的装备。

今年的一战百年停战纪念，当然更少不了要邀请美国的川普总统。

当年《诚报》就曾不惜浓墨重彩，反映欧战火线上美军的英姿。此图即反映法美联军并肩作战，题作：法马兵美辎重队前往战火线休息于中途。

此图题作：美军练习运用速放炮。

此图题作：美军扬旗进发。

此图题作：美军总司令潘兴将军检察西欧美军之某队。众所周知，潘兴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六星上将，也是名将巴顿的老师。

欧洲炮火连天，我们中国也没闲着。当时中国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政争，史称“府院之争”，即以黎元洪为首的总统府集团与以段祺瑞为首的国务院集团之间的斗争。焦点议题之一即是中国要不要站在协约国一边对德国宣战。坚持对德宣战的段祺瑞胜利了，中国终于也成了参战国。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近代外交上史上少见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参战的主要形式，就是派出十多万劳工奔赴欧洲，为协约国军队提供战场服务。《诚报》对此也颇多聚焦，曾有专题报道《西欧战地之华工队》——

通过《诚报》，笔者还发现了被史学家忽略的一段重要史实，当时中国政府曾派出以唐在礼中将为团长的陆军团观摩欧战。唐时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协约国军事会议中国代表，稍后以中国代表团首席军事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1960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64年病逝于上海。此图系中国陆军团考察英国制造厂军械局练兵处时的合影。前排左一即为唐在礼中将，他和他的同人无不英姿勃发，可见当时北洋军人的气概。

法国人民没有忘记欧洲战场上中国人民的身影。2014年即有一次隆重纪念——

今年11月11日的纪念仪式上，法国中学生用法语、英语、中文等语言，朗读了参加一战的士兵和劳工写下的战争记述，从平凡人的视角展现百年前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其中一段文字，即出自一名中国劳工之手。

这名中国劳工在1918年11月11日当天写到："忽闻教堂钟声，工厂汽笛声，以及厂外欢呼声，与歌唱声同时并作，余辈惊问何故，始知敌人业已签订休战条约，战争从此可以终止矣，此何日也，即余永久不忘之1918年11月11日也。是日各地工作，各地战事自11点起，一律停止，余返营午膳后乃即出外，欲一观当日法人庆祝休战之盛况。"

"迨行至街市间，已人山人海，男女老幼，军士人民，各色人种混在一起，互相握手，时或唱，时或欢呼。在万人欢呼歌唱之中，竟有哭泣者，此实喜极而涕之表现。其情不自禁之快乐，自非言语所可形容此种种狂欢之状也。"

绵绵阴雨中，华人女孩清脆而又略带忧伤的朗读，无疑被全世界听到了。尽管与会的八十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中方派出的代表，但是，中国人民没有缺席这场盛会，国际社会更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努力与贡献，没有忽视中国人民对自由、平等与和平的向往。只要是人类，心，总是相通的。

前排分别为马克龙、默克尔、川普夫妇，瞧，他们听得多么专注——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PJTUyQM__TzSVT_cGmYkw

编辑：臧博

admin

【案例】

何梓华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

按语：

敬爱的何梓华老师走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教育事业。没有任何预兆，突如其来的噩耗，令整个新闻教育界同仁伤悲。怀念何老师领军中国新闻教育的岁月，其宏观擘划之功，提携栽培之德，实在难以忘怀。现转发《何梓华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教育》一文，以表达我们的哀思。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辑部（2018年11月16日）

1949年夏，刚解放的上海还残留着硝烟的气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只身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前往燕京大学报到，他就是何梓华。

从1949年至1999年，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人大新闻系副系主任、系主任。从1988年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起，何梓华又先后担任人大新闻学院副院长、院长，直到退休，是人大新闻学院迄今为止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

在任期间，他和系的领导班子，承前启后，勤奋工作，为文革后人大新闻系的恢复与发展；为以后人大新闻学院在全国新闻界的学术领军地位奠定了基础。踏实与谦虚是他所坚守的，他说：“人大新闻学院能有今天，是全系教职工奋力拼搏的结果。工作是大伙做的，成果里自然有我的一份微薄贡献，但更多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此外，在职期间，他还兼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常务理事、教育部新闻学学科全国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新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并主持制定了新闻学科“八五”、“九五”科研规划。

一、阴差阳错 投身新闻

解放前，何梓华在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念书，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学校里的所有课程，包括物理、化学等，即使是中国老师上课，也采用英语教学，学生所学的历史、地理课程自然也是外国的历史与地理。何梓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中学时代的。

1949年5月，何梓华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由于中学全部采用英语教学，他的理科功底较为薄弱。于是，他报考了燕京大学的西语系和上海沪江大学的经济系，并且都被录取。然而，最终他还是选择离开家乡，去北京就读。

解放之初，战乱的破坏还未修复，交通十分不变，从上海到北京，坐火车整整需要72小时。在漫长的组团北上途中，青年学生聚在一起，彼此开始结识。其中有学经济的，也有学新闻的，学外语的却只有他一个。来到北京之后，学校为新生分配住房，他们又被分到了一起。一来二去，何梓华便跟新闻系的同学混熟了。为了外出参观游玩，方便同行、避免时间冲突，也因为对新闻产生了兴趣，他干脆从西语系转到了新闻系。不过，毕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转系的时候，何梓华并没有太多宏伟的理想，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新闻不错，将来可以到全国各地采访，开阔眼界，却没想到，从此与新闻教育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当年的燕京大学，全校不过八百人，一个系平均也就三五十人，新闻系有一百多学生便算是全校的大系了。在校园里，新闻系的学生既自豪又活跃，他们自己编了系歌，头两句是：“我们是天下第一大系，天下的大系我们第一。”张狂之态为人们所侧目。1950年，全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新闻系师生上书国家新闻总署，要求参加社会实践，何梓华和同班同学到广西参加了土改。

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新闻系作为一个专业被并入北大中文系。此时，何梓华已是三年级的学生。1953年，他们这个班的同学便成了院系调整后北大新闻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了。

毕业前夕，何梓华与其他同学一样，面临着分配志愿的抉择。比起留校任教，何梓华更愿意到报社工作。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普通话不很标准，担心做不好教学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新闻单位实习，更愿意到业务部门经受锻炼。工作需要和个人志愿产生了矛盾，怎么办？好在当年在党团的政治思想教育下，应届毕业生普遍都有“在党指定的岗位战斗”和“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共识，何梓华终于安下心来，留在北大任教了。担任助教初期，他跟随苏联专家学习和研究《苏共报刊史》。1956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中宣部和教育部决定将北大新闻学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何梓华从此开始了在人大新闻系的教育生涯。

二、百废待兴 重建队伍

众所周知，建国以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教学秩序受到了干扰和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更是对教育事业的严重摧残。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学校停办，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了，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校才得以恢复重建。从1958年的合并到1978年的人大复校，何梓华和其他所有的教师一样，在折腾中度过了宝贵的20年。

复校之后，他们对人大重建工作充满了热情和干劲。好在一切为时未晚。复校时，罗列、甘惜分、余致浚、张隆栋等老一辈新闻教育工作者不过五六十岁，何梓华这一代教师正处在四十岁左右的好年纪。凭借着人大新闻系原有的班底，他们开始了百废待兴的恢复重建工作。

何梓华从1981年起开始参与新闻系的领导工作，1984年任系主任直至退休。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和系领导班子的成员牢记罗列、余致浚等老一辈同志的叮嘱，要认真抓紧抓好人才和教材的建设工作。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不管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办一个系，首先需要有一支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比较强的教师队伍，才能把一个系的教学工作撑起来。此外，还需要有几位学术造诣比较深的名师，这样才能创出品牌，竖起标杆。当时新闻系的专职教师队伍中，既有资深的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比如，甘惜分、张隆栋、方汉奇分别是长期研究新闻理论、外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方面的专家；蓝鸿文、郑兴东和秦珪三位老师在新闻采写、报纸编辑和报刊评论方面学有专长。在系的统一领导下，上述各位老师各以其渊博的知识，撰写教材、专著，成为本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在重视发挥现有教师积极性的同时，系领导班子为了确保教师队伍后继有人，避免出现断层，反复强调资深教师应把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工作抓紧抓好，帮助他们把理论功底和业务功底打扎实。童兵和郑保卫师从甘惜分教授，甘老师要求他们通读马恩全集，在此基础上编写出《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工作年谱》；蓝鸿文教授要求他所指导的研究生张征，沿着范长江当年写《中国西北角》所走过的路程重走一遍，把沿途的所见所闻与《中国西北角》的记载做一对比，这样，路走完了，稿子见报了，在此基础上硕士论文也完成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新闻系的青年教师就是这样在导师严格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后来都成为新闻系的骨干教师。要打好业务根底，除了导师的督促，还得靠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自觉刻苦钻研，耐得住坐冷板凳。刘建明教授在校攻读研究生学位时，不仅通读了系资料室的大部分新闻藏书，而且还做了大量的读书卡片；后来成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的钱汉江，在校时，为了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十月革命前的真理报》，在翻阅原版报纸的基础上，摘录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论文答辩时，有一位专家称赞说：“论文引用的资料，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现在，人大新闻学院教师的中坚力量大部分都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除了本校的教师队伍之外，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新闻改革新鲜经验的学习和研究，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新闻系还聘请了二十多位兼职教授。他们中有的是报纸、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的资深记者或负责人，有的是党政机关的领导，有的是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他们经常向广大师生及时通报上级领导机关关于宣传报道的新精神，介绍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情况、新经验和新问题，并就自己分管的专业作专题报告。这对提高新闻教学的质量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人才和教材是办学的两个基本条件，没有师资固然不能办学，有了师资而没有教材，同样也不能把教育工作做好。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适用于新闻系的教材本来就不多，期间又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错误批判和否定，复校时，学生面临着无书可读的局面。新闻系的领导意识到，当务之急便是为学生编写教材。当时，学校也要求各系编写教材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校庆的献礼。甘惜分教授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方面的研究，便自告奋勇编写新闻理论教材。方汉奇教授则负责他所擅长的中国新闻史教材，张隆栋教授负责外国新闻史。其他诸如新闻编辑学、新闻采访学、报刊评论等的相关教材编写工作也都分别开展，教师们根据自己所长分兵把守，全力投入教材建设。前后只用了几年的时间，系里就搭建起了主要教材的基本框架。

教材编写过程中，系领导提出教材编写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先有后好”。由于当时的情况十分紧迫，学生急需一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时代发展的新教材。因此，系里决定先将教材的框架搭建起来，解决学生的燃眉之急。等到再版时，再根据反馈的情况对教材进行修订，逐步提高和完善。

第二步是“成龙配套”。当教材的基本框架确定下来后，就继续编写一些用以配合主教材的教学参考用书。以新闻理论教材为例，除了基本教材，还配套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新闻工作年谱》、中国共产党关于新闻工作的政策文件汇编等辅助教材。至于编辑、采访、写作、新闻史等业务课程，也都各自编写了配套的教学参考用书。

第三步是“填补空白”。当教材充实起来后，就需要对教材中没有涉及到的空白点和疑难点进行查漏补缺。系里鼓励教师对教材中的空白点、疑难点开展专题研究，其科研成果可弥补教材之不足。据何梓华回忆，“方汉奇教授主编的近代新闻史中，有一份澳门出版的报纸叫《蜜蜂华报》，对该报，我们了解的很少。于是，方汉奇教授就让他当时的博士生程曼丽去研究这份报纸，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程曼丽在图书馆找到了这份葡萄牙文版的报纸。为了读懂报纸的内容，她到外语学院学习了葡萄牙文，然后根据《蜜蜂华报》原文版提供的资料，写成博士论文，填补了近代新闻史研究的空白。像《蜜蜂华报》这样一份小报，教师上课时很少会讲到，大部分人一辈子也不会接触到它，但是作为专著填补学术研究上的空白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经过这样三个阶段，新闻系的教材建设得以逐步完善，质量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83年，全国掀起了兴办新闻系的热潮，各地新成立的新闻系纷纷采用人大新闻系编写的教材。到90年代，新闻学院已编写专业教材、教学参考用书、专著、译作共100多种。数量之多、门类之全，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中有15种教材先后被评为优秀教材。有的教材如《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填补了报刊史研究的空白。《中国近代报刊史》、《报纸编辑学》还获得了吴玉章奖金新闻学奖一等奖。这一切都是与新闻系教师队伍的集体努力分不开的。

三、全面发展 力争上游

何梓华说：人才建设不仅仅指的是教师队伍建设，从广义上说，还应当包括新闻学类专业学生的教育与培养。我们办学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国家需要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工作队伍，高等学校新闻系应责无旁贷肩负起这一光荣使命。

人大复校后的20年里，新闻系根据国家需要，采取多样化的办学形式，为新闻业务部门输送了大批品学兼优的新闻人才，受到了用人单位的普遍赞誉。国家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一般的新闻报道工作大量需要政治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良好的本科毕业生，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单位则需要具备较高学术水平的高层次毕业生。为此，新闻系从1978年复校起，便开始招收硕士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为全国教学科研单位输送了一批高层次的专门人才。另外，一些专业报刊，除了要求毕业生掌握新闻专业的知识外，还希望毕业生具备另一学科的基本知识，新闻学院开设的双学士学位班，为专业媒体输送了具备多种专业素养的新闻人才。

何梓华回忆，在正常的本、硕、博招生之外，有些办学形式是和整个新闻界的状况密切相关的。比如，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全国各地急需大批新闻人才，很多新闻单位将职工送来新闻系培训，我们就开办了两年制的大专班和大专起点本科班以及一年制的进修班；当1983年全国各地新办的新闻系急需师资的时候，我们就开办师资培训班；在高等学校招生名额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满足青年学生参加新闻工作的愿望，新闻学院承担了全国和北京市的高等教育新闻专业自学考试的组织工作和开考工作，鼓励社会青年走自学成才道路；为了满足有志于新闻，却身处全国各地的学子，新闻学院还在中央电视台主办了电视大学新闻班；通过学校的函授学院，还先后在北京、山东、天津、湖南、新疆、陕西、山西开设了定期面授的新闻函授班。

1984年，为了配合自学考试的开考，在中宣部新闻局的支持下，新闻系和《工人日报》社合作，共建了中华新闻函授学校。学校为函授生单独编写适用的教材，普及了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并为自学考试招生提供了大量生源。新闻系用办学所得劳务费在安徽太平市购置了一幢600平方米的小楼，建立了“人大新闻系黄山新闻培训中心”。这个中心既是新闻系短期培训新闻人才的基地，又是召开新闻学术研讨会和教师度假休养的基地，在全国新闻院校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人大代校长张腾宵同志称赞说：“新闻系没有把办学创收所得私下分掉，而是用于教学，这样做很好。

从一年制、二年制的专修科，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还有函授、电视大学……人大新闻系的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门类齐全，多样适用，这在全国高校新闻专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人大副校长谢韬同志曾经表扬新闻系在办学方面有开拓创新精神。

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不管采用什么办学形式，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质量，这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表现。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在社会上是有口皆碑，在新闻业务部门普遍受到欢迎，人大副校长李震中同志曾用八个字总结了新闻系的办学经验：“强调基础，重视实践”，这是符合新闻教育的办学规律的。长期以来，新闻系在办学过程中，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同时，也十分注意引导学生投身社会实践。新闻系的毕业生到新闻媒体工作后由于表现良好，大多数成为所在单位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舆论调查开始在我国兴起。何梓华等系领导认为，舆论调查在国外已很普遍，但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受到重视；舆论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国内还少有人研究。因此，系里大力支持甘惜分建立舆论研究所的提议。1986年，舆论研究所成立，面向全国开展舆论调查，这在高等院校里是头一个。它的任务，一是为新闻媒体服务，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受众进行调查研究，为增强传播效果提出建议。二是为党政机关服务，发挥智库的作用，研究当前的形势、政策落实的情况，对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进行舆情调查，然后将信息反馈上去，为领导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三是培养舆论调查人才，为未来组建队伍做准备。四是在上述三项实践的基础上，争取早日建立舆论学这门新学科。在甘惜分教授、喻国明教授的领导下，到90年代末，舆论研究所已完成调研项目40多个。其中有一些调研成果受到领导机关的重视和媒体的好评，有的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舆论研究所的兼职研究人员撰写了专著，开设了舆论学方面的课程，希望今后能通过舆论研究所把舆论学这门新学科建设起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印刷工艺告别了“铅与火”，排版开始采用电脑编排新技术，“激光照排”这一新名词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为培养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合格人才，90年代初人大新闻学院开始筹建激光照排实验室，是最早建立激光照排实验室的新闻院系。学院与北大方正合作，在国家教委、北京市委和《福建日报》、《羊城晚报》、《河北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报》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建成了从文字录入到组版，基本上能满足教学实习需要的激光照排实验室。彭兰教授本科就读于计算机专业，后来又取得了新闻与计算机的双学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高校中最早开设激光照排课程的教师。

四、齐心协力 成就辉煌

辛勤的劳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新闻系全体教职工在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万众一心，开拓创新，经过多年的奋力拼搏，在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上，在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83年，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决定，在新闻媒体、新闻院校和新闻研究单位中，每两年一次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活动，每个单位只能申报其中的一项。系领导成员明确表示，在争取荣誉面前，应坚持“先集体后个人；先党外后党内；先群众后领导”的原则。从1984——1988年，人大新闻系连续三次申报都被评为先进集体。

取得这样可喜的成绩，新闻系上上下下都很高兴。有一天，何梓华见到当时的校长袁宝华，便半开玩笑的说：“我们新闻系连续六年三届被北京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先进单位，结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外面我们倒是吃香了，怎么在学校里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袁校长平时比较严肃，对教师要求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这一次他却笑逐颜开的说：“应该奖励，应该奖励！”后来，袁宝华校长为了肯定新闻系的成绩，鼓励新闻系教职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特地颁发了一座奖杯，这在人民大学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几乎是在第三次被评为先进集体的同时，人大新闻学专业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新闻学专业唯一的重点学科点。1987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各个学科中都评选一到两个重点学科点，并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选择性地投入重点学科点，支持它们把专业办好。教委要求重点学科点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方面应起示范作用；同时希望其他同类专业能向重点学科点看齐。参加重点学科点评议的专业首先必须是博士点，拥有博士授予权。然后根据教学情况、科研成果、师资实力、实验设备、毕业生数量和质量以及外界的评价等条件，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议。结果在1988年，人大新闻学专业光荣地被评为全国新闻学专业中唯一的重点学科点，从而确定了人大新闻系在新闻教育界的学术领先地位。

在何梓华的主持下，人大新闻学院积极同国外新闻院系开展学术交流。除了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来校作学术访问外，学院还派出教师到国外或讲课、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或短期进修、攻读学位。这对加强学院和国外新闻院系的联系，增进教师对外国传播媒介现状及发展状况的了解很有帮助，有利于在学术研究上逐步同国际接轨。早在1989年，人大新闻学院便邀请台湾政治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文化大学新闻系、辅仁大学和铭传大学新闻系的学者来北京，共同探讨新闻教育问题。此后，海峡两岸的新闻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才日益频繁起来。此外，新闻学院还与香港树仁学院合作办学，连续多年定期派出教师到香港授课，为他们培养了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教育部十分重视新闻教育，它通过所属的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新闻学自学考试委员会，实施对全国新闻教育工作的领导。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以其在全国新闻教育界中的学术地位，多次被选定为这两个委员会的牵头单位，顺理成章，何梓华也就被教育部任命，成为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除了本职工作外，他兼任这两个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学术团体——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负责人长达十载有余，通过这些组织，他和兄弟新闻院校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何梓华认为，要顺利开展和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好人大新闻学院与兄弟新闻院校的关系。不论办学历史的长或短，新闻院校之间地位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工作中要发扬民主，讨论重大议题时，应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在评审科研项目，评选优秀教材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坚持公平竞争，不谋私利搞特权。委员会和教育学会所营造的团结友爱，宽松自由的良好氛围，增强了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每次年会，新闻院校都争先恐后，积极争取成为下届年会的承办单位。正是在兄弟新闻院校的支持和帮助下，人大新闻学院才有可能较好地完成教育部所交付的任务，才能不断巩固自己在新闻教育界的地位。

五、退而不休 发挥余热

20世纪90年代末，何梓华从新闻学院一线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为新闻教育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停止。为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学院通过返聘方式，请何梓华开设新闻专题课。他利用所掌握的媒体资源，每周邀请一位新闻媒体负责人或资深新闻工作者来校授课，目的是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当前新闻第一线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经验；上级领导对新闻工作的新指示；以及新媒体的发展给新闻工作带来的新变动和新问题……新闻专题课不断给学生带来新的信息，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

何梓华和成美在1999年曾主编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理论教程》，该教材经多年使用反应良好。为适应新时期需要，高教出版社要求对其进行重新修订，并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于2008年出版。

2004年，党中央开始部署具有战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目的是要求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材建设，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科课程体系。中宣部和教育部聘请何梓华作为首席专家负责《新闻学概论》教材的编写。经中宣部审批的编写组由三方面人员：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媒体领导共20多人组成，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总编辑、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记协书记、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根据中央的安排，第一阶段重点编写哲学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学科的基本理论教材；这一阶段的工作完成后，各学科将在此基础上，配套编写业务性教材。党中央对教材编写的质量要求很高，希望所编教材能做到学校师生满意，媒体人员满意以及上级领导满意。因此，编写工作难度很大，经过长达五年的努力，教材才得以问世。回顾这段工作，何梓华不无遗憾地说：“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感到教材存在很多不足，还没有达到中央三满意的要求。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学科的教材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我们编写的教材可提高和改进的空间还很大。”后来，教育部又聘请何梓华参加“马工程”第二批教材的评议工作，最近他刚完成《编辑工作》和《新闻采访与写作》两部教材初稿的评审。

△ // 2018年10月8日，何梓华先生（左二）应雷跃捷老师之邀，与赵玉明、吴高福、曹璐、成美等中国新闻教育界前辈一起，相聚共话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新闻教育。

六、心系教育 展望未来

何梓华从事新闻教育工作数十年，对新闻教育事业和人大新闻学院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关心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既为它的发展感到高兴；也为它存在的问题感到担忧。据他回忆，1982年左右，中宣部曾经组织一次关于新闻人才需求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新闻人才的缺口高达11万人。值得高兴的是，这一调查结果有力地推动了1983年全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大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初，教育部高教司明确宣布新闻学类专业是长线专业，不足十年时间，新闻学类专业竟然从缺口11万人变成毕业生供过于求的专业！为了改变这种不利情况，何梓华领导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助高教司，起草了一份旨在控制办学规模的文件，文件规定：申办新闻学类专业必须经过高教司批准，准入条件包括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图书数量，实验室设备等具体指标。文件下发后，开始取得了初步成效。没想到仅过了一年，教育部却把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教育厅，从此，办学规模逐渐变得难以控制。据何梓华统计，2006年全国新闻学类专业已发展到661个，如果一个专业以每年招收50人计算，本科四年将招收200人，661个专业的在校生人数将达到13万，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3000。而当时全国领有记者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才15万，供大于求显而易见。如今又过去了10年，听说专业点已发展到近千。不正常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是毕业生质量下降，这是令何梓华感到忧虑的。他认为，办学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任务，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教育部和新闻教指委的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解决。

何梓华也十分关心人大新闻学院今后的发展。他说，过去我们靠团结，靠实干，奠定了学院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加强党总支和系行政、系领导与教职工、教师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团结。有了团结友爱、自由宽松的氛围，才能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学院才能群策群力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学院工作千头万绪，何梓华希望学院领导要重视调动全体教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继续发扬新闻学院扎实工作的实干精神，认真踏实地把各项任务完成好。

俗话说，创业容易守成难。当前，兄弟新闻院校的教学质量在不断提升，人大新闻学院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了学院今后的发展和再创辉煌，他建议学院领导抓好下列几项工作：第一，学院需要统筹安排，制定一个教师队伍建设的中长期培养计划，在发挥老教师作用的同时，要研究采取各种必要措施，为学科带头人和未来接班人的培养创造条件；学院现有三位老教师正分别担任“马工程”业务教材的首席专家，学院要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因为所编教材质量的高低，关系到人大新闻学院今后的声誉；第二，人大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在国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从长远看，学院应加大国际新闻人才培养的力度，不断扩大新闻学院在国外的影响力；第三，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学院领导要有创新思维，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培养全媒型、专家型人才的要求，认真修改培养方案，坚持专业口径宽阔，学识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较强的办学思路，把学生培养成为能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合格新闻人才。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3-432页。

网址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YcXCEO7-hkZrCltJMN-W7Q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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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立亚洲首个新闻博览馆

      据《香港商报》报道，筹备10年的香港新闻博览馆12月5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幕，这是亚洲首个正式落成的新闻主题展览及教育设施。值此香港新闻博览馆开幕之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香港新闻博览馆董事苏钥机12月6日在《明报》刊文，阐发了香港新闻博览馆的缘起和筹备诸事宜。

香港新闻博览馆的缘起和筹备

      香港新闻博览馆经过10年的酝酿筹备，刚于今年12月5日开幕，过程中面对不少困难挑战，同时获得各方人士的支持鼓励，很多地方都值得一记。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香港新闻博览馆开幕典礼。 香港特别行政区网站

      这个博览馆可说是新闻教育基金的「儿子」。该基金每两年一次组织业内人士到欧、美访问，首次是2008年访问美国，大家在拜访各大新闻机构之外，也参观了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Newseum)。当时它刚完成重建，耗资4亿5千万美元，楼高7层，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呎，以电子、报章及互动等方式展示新闻的发展历史和内容。

      访问团团长陈早标在参观途中，和笔者谈到美国这个创举，他提出是否能够在香港成立类似的博物馆，以彰显香港新闻界对本地发展所起的作用。笔者很赞同这个想法，但觉得困难很多。至今10年后回看，原来只要大家努力尝试，梦想有时可以成真。

活化必列啫士街街市   面对挑战

      2011年底，政府推出第3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涉及的建筑物包括位于中环的必列啫士街街市。这个街市的前身是公理会布道所，年轻的孙中山先生来港求学，就读于附近歌赋街的中央书院，寄住在布道所，并接受洗礼。孙中山先生在中央书院的登记纪录中，留下必列者士街2号为他在香港的唯一住址。新闻教育基金于是决定申办，要把街市活化为香港的新闻博览馆，最终获遴选委员会在15个竞投标书当中，选中了新闻博览馆这项计划。

      从19世纪开始，必列啫士街街市一带是香港报业的发祥地，早期创办报馆都设在这里。街市附近的城皇街、歌赋街和永利街，曾有多家印刷公司和相关行业在此经营，所以俗称印刷街。其间的报纸和报人逸事，至今流传，反映了香港报业的早期历史。

      必列啫士街街市于1953年落成，建筑物展现当时流行的国际现代主义风格。街市服务坊众多年，到 2013 年关闭。筹建博览馆的首要工作是要先把这座街市活化。建筑师团队因应昔日街市的面貌和特色，提出活化设计理念，特别是要面对各项挑战，以保存街市建筑物的特色和意义。街市具「包浩斯」建筑特色的外墙，及街市内的家禽屠宰房、大楼梯、上海批荡获保留下来。博览馆利用地下一个开放式摊档，介绍街市的活化过程，让大家参观展览的同时，也可欣赏这座街市的建筑特色，了解多年来的沧桑变化。

看新闻业演变  看传媒制作和表达

      同时进行的是展览内容与活动构思。从内容大家可看到新闻业的演变，传媒制作过程和表达方式等。报纸最贴近生活和历史，电台新闻快而准，电视新闻画面吸引观众，新媒体改变了市民的阅览习惯。展览内容包括资深新闻工作者的口述历史，以新闻采编的奇闻趣事扩大观众对新闻业的认识。展览内容还有新闻体验和相关游戏，当年新闻大事回顾，财经、体育、娱乐、赛马等专门内容，以及一些专题展览。观众还可以看到新闻大事年表、新闻图片和金句、必列啫士街街市历史、孙中山先生事迹等。有关具体的内容，日后将另文再作介绍。

      筹备过程漫长和充满挑战，博览馆在申办以至组成初期，经历了向政府申请租用必列者士街的旧街市为馆址、装修工程、准备展品以至准备开馆等重要里程碑的考验。在活化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守政府对这座建筑物订立的特色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为展览加入不同的现代化设施，要解决的各种问题不少。

      例如在狭窄的街市后巷兴建一台升降机，以贯通必列者士街和上面的永利街，就碰上严峻的技术考验。最后经过大家多番努力，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在展览内容方面，因为以前新闻机构多未能有系统地保存数据，以至不少有价值的文字、声音和视像新闻档案散失湮没，难以复寻，实在可惜。

博观中推进香港新闻业  非定格历史框架

      博览馆的愿景是要「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为卓越的新闻博览馆」，其使命是要「展示香港新闻业的历史和发展，彰显新闻信息自由在香港发展为国际大都会的重要角色，促进公众认识新闻专业」。博览馆主席陈祖泽解释，该馆名为「博览馆」而不是「博物馆」，是希望从博观中推进香港新闻业继续前进，而不是把新闻业定格在历史的框架里。

香港新闻博览馆。香港文汇网/程朗 摄

      博览馆董事李祖泽提出了该馆展示内容的方针：「尊重历史、客观公正、不带观点」。大家要以事实为凭据，用专业的态度，从多角度展示新闻资料，但没有既定立场和看法，好让参观者自行分析判断。

      筹备工作能够完成，全靠一个共同信念：大家合力为香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博览馆副主席陈淑薇表示，有赖团队的团结、坚持和努力，方能成事。这个团队成员多属义工，成员包括新闻从业者、学者和不同界别的专家，也得到政府和商界等有心人的支持协助。例如政府出资8530万元用作活化这座建筑物，又得到赛马会慈善基金、各大新闻机构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捐助。博览馆今后的运作须自负盈亏，还要靠各界人士鼎力支持，以保证能持续运作。

      各界友好对新闻博览馆除了表示支持外，还对它有很多期盼。他们希望博览馆能「成为本港的一座地标」和「香港重要的社会资源」，可以「文以载道、言皆有据、片必传真」。它的任务包括「记录历史，见证沧桑；启迪未来，推进发展」，让市民「从新闻人的眼，观世事；从新闻人的耳，听众声」，令「香港市民能辨识新闻的真伪和价值」，「新闻界是民主的报春鸡」等。对于这些鼓励和期许，相信博览馆同人将全力以赴，不负众望。

      文章刊于《明报》，2018年12月6日，A24页。作者苏钥机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亦义务担任香港新闻博览馆董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81R35MLzAlflHBN-jYrOw

编辑：马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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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从一本书说起，听他细述胡乔木与人民日报的一段渊源，以及他对中国新闻事业所作的贡献！

编者按：

他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曾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享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美誉。他一生博学慎思、勤奋笔耕，一生用笔杆子为人民服务。他就是胡乔木。今天“金台唱晚”微信公众号推送人民日报原记者部高级记者赵兴林《从<胡乔木颐园话新闻>说开去》，讲述胡乔木同志与人民日报的故事。

今年是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我再次细读商恺同志所著《胡乔木颐园话新闻》，书中用“所见、所闻、所想”记录整理成文的史料，不仅记录了胡乔木同志与人民日报的渊源，更见证了乔木同志对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

1

胡乔木与人民日报的渊源

商恺“话新闻”首先从胡乔木重视收集新闻工作资料开始。1958年，在乔木同志的提议下，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国记协共同创办了一本内部刊物——《新闻工作动向》（简称《动向》），覆盖全国各地的新闻单位。办公地设在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萧航任主编。商恺经常往返于乔木同志在中南海办公地“颐园”和《动向》编辑部之间，随时转达乔木同志对《动向》的意见，其中有些重要文稿需要送乔木同志定夺和修改。

胡乔木同志交给《动向》的任务是：搜集新闻工作的资料、探讨新闻工作的理论、指导新闻工作的实践，进而把新闻学研究工作推向新高度，最后组织撰写出一部中国自己的新闻学专著。《动向》编辑部在乔木同志的指导下，共出版了167期，质量一年比一年高，影响一年比一年扩大，对带动和促进全国各地新闻理论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78年，胡乔木同志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在他的倡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巧合的是，在胡乔木身边工作多年的商恺同志，于1984年继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肩负培养新闻事业接班人的重任。

胡乔木

商恺同志系“三八”式老革命，1948年任人民日报记者，1977年重返人民日报任记者部副主任。他不仅是我敬重的一位领导，而且是我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商恺同志曾将自己所著的《胡乔木颐园话新闻》《大地笔踪》送给我，这两本书成为我学做记者的教科书。由于我与同住北区的鲁南同志同为部队转业进报社的，又都是商恺的部下，我们二人经常相约到商恺家就“话新闻”有关章节求教。商恺平易近人，总是耐心解答、有求必应。

商恺是人民日报记者，后来成为胡乔木秘书且一干就是10年。胡乔木同志多年任毛主席秘书，1949年8月—1949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乔木同志先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直分管人民日报工作。其间，他为研究和改进人民日报，要求报社编辑部每天派两名编辑记者（商恺为其中之一），带上当天的人民日报于上午9时前赶到中南海的“颐园”，对每一版的新闻通讯和评论等，逐字逐句，边读边议；对好文章、好版面予以肯定，更主要的是挑毛病、找差错。他要求每天参与评议的编辑记者，回到报社后都要向编委会汇报，研究改进措施。

商恺

1958年夏，商恺正式被调到胡乔木办公室当秘书，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商恺主要任务是联络人民日报、新华社及首都有关新闻单位。《胡乔木颐园话新闻》用商恺的话说，是记述胡乔木关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方面的谈话，内容广泛，有长有短，有详有略。从办报方针路线到报纸版面内容，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从文章的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的使用，无所不包。《胡乔木颐园话新闻》既有抽象的论述，又有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意见。这些谈话对当时的一些新闻工作者，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后来新闻史的研究者来说，是研究胡乔木新闻思想的珍贵资料。

值得一书的是，1978年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在他的倡议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所的成立不仅对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方面的研究与发展有所助力，而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由于新闻研究所下属新闻系设在人民日报社，报社一批资深记者、编辑担当研究生导师，将自己积累多年的新闻采访与编排版面经验传承给新一代。有资料显示，1978年新闻研究所创办第一年，就为人民日报定向培养40名新闻硕士研究生；第二年培养17名，此后一直延续到2001年。

198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3级新闻业务专业学员集体合影。（施明慎 提供）
那些年，这批青年才俊孜孜不倦研究新形势下的新闻规律、探索新闻改革途径、促进新闻学术活动的举办，为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让新一代新闻人崭露头角，更让新闻界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局面。那些年，新闻研究所共出版了300余部新闻学论著、编著、译著以及论文集和新闻业务方面的书籍，如王晨《新闻写作漫谈》、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王武录《人物通讯写作谈》等都是其中的精品。

2

学习和研究胡乔木新闻理论

商恺所著《胡乔木颐园话新闻》中这样记述：20世纪50年代，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分管人民日报，无论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还是同新闻界人士的谈话中，他反复强调“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重要阵地”“报纸是办给群众看的，尽量满足群众多方面的要求”等。对于怎样办好报纸，胡乔木向人民日报提出：

依靠群众办报。20世纪60年代初，胡乔木就鲜明指出：“党中央机关报的名字叫人民日报，她就是人民群众的武器，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把报纸办好。”他要求编辑部安排版面要突出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性参与性；发展通讯员队伍，把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在报纸版面；多登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及取得的新成就等。乔木同志还建议“提高读者来信的地位”，建议在报纸版面上开辟《青年信箱》《工人信箱》《农民信箱》《文艺信箱》等栏目，答复各方面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

以经济报道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乔木同志就有关“经济建设是目前全国的工作中心，我们的新闻报道也应该以经济报道为中心”的指示。乔木同志同时表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道的内容可涉及中国纺织工业的历史，石油、冶金工业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等。乔木同志多次在报纸评读会上指出：“人民日报的经济报道应在写作上注意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比如对从事经济建设人物专访、对某个建设工地的描写、对当前经济生活中重要问题的解释，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问题。”只要主题选得好、文字新鲜生动，就会吸引广大读者。

新闻是时代的艺术。自从在“颐园”开始评读报纸，乔木同志就提出：“新闻是一种时代的科学、时代的艺术，它的发展前途辽阔无限。”乔木同志就此问题问邓拓，人民日报有那么多记者，为什么写的新闻那么少？在另一次评读会上就“怎样才能写出好新闻”，乔木同志回答：“群众是新闻的接受者，群众更是新闻的创造者。记者要采写出群众最关心的新闻，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善于接触群众中的各类人物，捕捉各中新鲜事物。”乔木同志告诫记者采写新闻关键要“新”，事实准确，文字简练，主题鲜明，这是门综合艺术，缺一不可。

1991年12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第二届中国新闻奖”“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颁奖大会。图为李瑞环和宋任穷、胡乔木、雷洁琼等领导同志在颁奖大会上。

记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乔木同志对记者工作很有兴趣。他曾说过：“我这辈子没当过记者，可以说是一件憾事。”正因为如此，他很喜欢和记者接近、同记者交谈，关心记者的工作与成长，希望新闻界多出名记者。在乔木身边工作多年的商恺，多次向乔木反映记者诉求，诸如：怎样写出可读性的文章？怎样提高记者的业务水平？乔木同志形象地“把群众生活比作广阔的海洋，关键是记者去‘海洋’里能捞取些什么”。他还说：“要熟悉群众生活和群众所想，才有指望产生合乎人民需要的一流记者。”如何提高记者的业务水平？乔木同志认为，主要靠记者自己努力学习和到实践中锻炼。要求报社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记者视野。记者知识丰富、思想活跃，文章报道有人物、有场景，夹叙夹议，生动活泼，这样才能写出好新闻。

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胡乔木认为，外国新闻学的历史比我们早一些，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教材，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学校因教学需要，做了些研究外，系统的新闻学专著得靠我们这代人解决。他特别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党校应该成立新闻研究机构，不仅要搜集整理经典作家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献资料，还要搜集有关新闻的史料；不光中国的，而且包括世界的。在乔木同志的建议下，人民日报成立了“报纸研究组”。1978年，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院长。在他的倡议下，正式建立了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为新闻学研究打开了大门，新闻理论硕果累累。

198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招待出席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代表。胡乔木（中）、吕叔湘（左）出席招待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YWXYaxMmUTZ-8tapO74dg

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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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原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建交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的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中文名唐占晞）负责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

        我国新时期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

1979年初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汤姆森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颇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

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汤姆森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

在汤姆森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33年后的2011年11月15日，汤姆森这位前外交官以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身份接受了中青报记者王波的采访，他回忆说：“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

这段现在看似荒诞可笑的旧闻，却真实地反映出经历长期闭塞之后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无知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其实，相似的旧闻还有不少，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政府派遣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由于出国前长期受到的政治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出国后的见闻立即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结果相当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学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滞留不归。

然而，这段旧闻让我想到的主要是，就在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编辑访美之前的十多年间，《纽约时报》恰好经历过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两次诉讼都涉及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问题。

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是宪法修正案的重要促成者，他在1804年的一封信件中指出：“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1964年“《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的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广告描述了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

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初审最终判处《纽约时报》和四名牧师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

1962年8月30日，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驳回《纽约时报》的上诉，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维持原判。两审失利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几乎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复审此案。1963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该案。

1964年3月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9票对0票，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判。这是在联邦法庭上首次将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应用于州诽谤法。

由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指出：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热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本案中的那则广告，抗议的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公共议题，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

这段话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判决宣布了在美国，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言论，同样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强调批评政府和批评官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个判决也改造了普通法中诽谤诉讼程序。此后，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明知所言不实，存在重大过错，或者罔顾真相，明显不负责任。

关于该案始末，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编辑和记者的安东尼• 刘易斯所写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值得一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

该判决显然受到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的影响，他在1948年出版的《言论自由与人民自治之关系》里提出，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言论应当享有绝对的自由，不受限制，公共言论是人民自治的基础，政府不应干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设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11年7月的第34号一般性意见中也指出：“在涉及政治领域和公共机构公众人物的公开辩论情况下，《公约》尤其高度重视不受限制的言论。”对政府或其官员的批评，即政治批评的自由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纽约时报》公司诉合众国案

第二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1971年“《纽约时报》公司诉合众国案”（俗称“五角大楼文件案”）。

1967年，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了检讨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的教训，命人组织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收集了几十年来的各种资料，1969年汇集成7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并被列为绝密文件，这就是后来被称的“五角大楼文件”。

1971年3月中旬，《纽约时报》获得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为了揭露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对美国人民的欺骗行为，《纽约时报》决定自1969年6月13日起以连载形式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内容。

6月16日尼克松政府以触犯联邦反间谍法为由，将《纽约时报》告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根据政府要求下达了禁止进一步发表文件的临时禁令。同日《纽约时报》在原来计划连载文件的地方换上了这条新闻：“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

在《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期间，也获得“五角大楼文件”的《华盛顿邮报》6月18日又接着连载文件。尼克松政府又把《华盛顿邮报》也告到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之后其他一些报纸如《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相继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6月25日，《纽约时报》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败诉后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这个案件中担任《纽约时报》辩护律师的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所著《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也有了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1971年6月3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支持《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最常被引用的经典内容是由布莱克大法官执笔、道格拉斯大法官加入的法律意见。其中指出：“报刊是服务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或统治者们的。政府审查报刊的权力已被废除，所以报刊将永远保持对政府进行谴责的自由。‘安全’这个词是广泛而含糊的概念，不应被用来废除体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自由的代议制政府为代价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五角大楼文件案”后，十分恼火的尼克松总统建立了一个调查泄密的专门机构，“管子工小组”，这个小组采取了一些不正当手段调查为上述报刊提供“五角大楼文件”的艾尔斯伯格。艾尔斯伯格是原兰德公司雇员、曾参与过文件制作。这些不正当行为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曝光。

在1972年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以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暴露后，尼克松总统有无直接责任问题成了焦点。尼克松的亲信用一切手段对付调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穷追不舍，通过与代号为“深喉”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事件33年后公开身份）的秘密接头，找到一些重要线索，并通过调查式报道曝光出来，最终对促使尼克松总统辞职起到关键作用。

《华盛顿邮报》这两位记者的成就开创了美国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约翰逊总统的不道德交易。

在“水门事件”两年后的1974年7月24日“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0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伦奎斯特大法官因曾在尼克松政府任职回避），裁决命令尼克松总统交出有关窃听的录音磁带，从而促使面临弹劾的尼克松被迫辞职。

当时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4名是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任命的，但在宪法原则问题上没有一位大法官对总统报恩。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为终身制——没有任期和法定退休年龄，因此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高龄者居多。这个案件经典地体现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和权威：没有一兵一卒、手无缚鸡之力的9位老人竟有权对美国总统——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总司令下达命令！

记得1995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时，著名国际法和宪法学者路易斯•亨金教授就多次以这个例子来说明美国有尊重宪法和服从法院决定的“宪法文化”。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美国也不例外，总统及其政府滥用权力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在遏制总统及其政府滥用权力上，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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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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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周恩来的报刊情缘

    42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离开了我们。我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他的历史功绩丰碑永树。他的革命生涯中一直都与报刊出版有无法割舍的缘分，他的报刊出版活动在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我们做了简单梳理，希望以此纪念这位中国人民永远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

     相对而言,从1914年到1924年的10年间,是青年周恩来报刊活动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

     ◆1914年10月15日,《敬业》创刊号出版，周恩来任主编。

     ◆1914年5月,周恩来开始筹办《南开星期报》的复刊工作,1915年8月更名为《校风》。周恩来是1916～1917年的编辑代表。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周恩来任主编。

    ◆1920年1月20日《觉悟》创刊，周恩来任主编。

    ◆1920年8月,周恩来在北京加入留法勤工俭学会，任天津《益世报》旅欧通讯员。

    ◆1923年3月,周恩来在法国巴黎接任主编《少年》，1924年2月更名为《赤光》，1924年6月,《赤光》出至第10期后,周恩来于7月接受党的指示回国工作。

     ◆1924年11月，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期间，主持创办了《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革命刊物。

      从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至1937年期间,周恩来的主要精力是领导中国革命进行武装斗争。

       ◆1937年12月，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该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38年1月1日,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创办了第一张全国性的大型日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理肩负重任,工作繁忙,仍非常关注党的报刊出版工作。他认为,党的报刊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喉舌。通过报刊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主张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世界,使广大人民了解,自觉地、积极地投身于革命和建设行列。

      ◆1949年9月，周恩来为《世界知识》创刊15周年题字，从1958年第1期起,《世界知识》刊名采用了周恩来的题字,一直延续至今。

    ◆1951年，《中国纺织》创刊，1952年周恩来亲笔题写刊名。

    ◆1952年,《治淮》杂志创刊。周恩来亲笔题写刊名。

    ◆1955年，《民族画报》正式创刊之际，周恩来亲笔题写刊名。

    ◆1956年《知识就是力量》创刊，周恩来亲笔题写刊名。

     ......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解放军文艺》《中国摄影》《人民文学》等刊物纷纷复刊，从而带动一批报刊复苏。

    1970年5月30日到197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亲自审阅《人民画报》稿件，可以说这一时期他就是《人民画报》的“主编”。

       斯人已逝，报刊依旧！永远铭记，深切缅怀！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5zZJ0ogfneFMVtQgiDc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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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当年火荣贵还在武威任上的时候，我曾在东网上发过一篇评论《“银”武威的破产》，现在这货终于被双开了，重贴一下旧作以示庆祝】

之所以取这个标题，是因为想起了“红色记者”范长江那篇著名的《“金”张掖的破产》。文中，津城来的范大记者不住感慨“金”张掖的破败现状，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严酷剥削，并大声质问：“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那一年是1936年，距今整整80年前。

13年后，已经升任新华社总编辑的范长江带领着一批“新闻兵”，跟随共军先头部队进入北平，奉命组建了北平易帜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范也因此被尊为新政权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但范长江或许想不到，在新政权建立67后的今天，“中国的西北角”不仅依然是这个国家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甚至在那里，新闻记者的工作处境比他当年还不如，更危险。这不，《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刚刚以自己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此前，他曾长期被派驻在与“金”张掖齐名的“银”武威。

由于屡屡发表涉及武威的负面新闻惹怒了当地官府，1月7日、8日，张永生与《兰州晚报》、《西部商报》驻武威的两名记者先后被抓。当然，官方是不会承认“报复迫害说”的，但其忽而指控三记者“涉嫌嫖娼”，忽而又变成“涉嫌敲诈勒索”的栽赃手法，以及刑警“执勤巡逻”、刑侦大队查处嫖娼等种种越俎代庖的破绽，也实在粗糙拙劣，而随后发生的围绕《兰州晨报》公开信的“罗生门”，更是让人感觉此中水很深，自然，王八也很多。

所以一时间群情激愤，结果从1988年“武威收报”的往事，到去年3月腾格里沙漠排污事件中当地警方“公事公办”的细节，甚至就连现任武威市委书记的手表、市长的手机号码都被人一一扒出。而一众新闻学教授的围观声援，虽然有点像是在回应去年“新闻学界不愿声援新闻记者”的业界指责，但毕竟多少发挥了些名人效应，以至于就连甘肃省记协这个“外围婊”都开腔表示“密切关注”，省检察院都装模作样派出工作组介入调查了。

只是，事后的围观再热闹，抗争再沸反盈天，都无法消除类似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所带给媒体从业者的内心恐惧。当跨省撤稿、抓记者不再称为新闻，上央视忏悔却成为落难记者的“标配”，别说在武威，即便是广东、北京等媒体发达地区，记者的采访权、监督权以至人身权、生命权又何时得到过保障，被整肃、遭拉黑的的案例难道还少吗？就连在宣称实施“一国两制”的香港，批评者、出版人不也是说失踪就失踪的吗？

事实上，从范长江踏进北平城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一切便已天注定。虽然此后的岁月并非波澜不惊，一成不变，搜肠刮肚也能举出一两个积极的例证，比如武威地委书记杨作林由于“收报事件”遭到免职，又比如当《西部商报》记者王克勤因报道兰州证券黑幕被人悬赏五百万买其人头时，曾获得过警方的贴身保护，但变的只是面具与修饰，利维坦还是那头利维坦。所以，与其在长者的人生经验中兜兜转转，不如到历史的子宫里去寻找答案。

在范长江发表《“金”张掖的破产》一文的20年前，也就是1916年的6月6日，在国人一片骂声中，“洪宪皇帝”袁世凯黯然死去。但就在3年前，刚刚镇压完二次革命、登上大总统宝座，志得意满的他却干着与今天武威官方相同的事情——收拾报纸。短短一年时间里，全国报刊从民初的约500家锐减至139家，大批报人受到迫害，其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由于这一年是农历癸丑年，所以史称“癸丑报灾”。

重提这段旧闻，我想强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后世对它的评价。今天，如果我们在百度百科搜“癸丑报灾”词条，会看到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语：该年（1913年）同时也被新闻史上认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闻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年。注意，仅仅是四九年前最黑暗的一年哦！

“金”张掖的破产后来被反复拿来证明旧社会的万恶，按此逻辑，那么“银”武威的破产又是谁之过呢？事实上，30年代的西北乃马家军的地盘，国民政府鞭长莫及，而今天的中国大陆，按照官方的说法，不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吗？啊喔，又妄议了。


编辑：冉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