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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鲁炜往事

原创： 小党  小党论古今

鲁炜的落马，早有预兆。

去年的10月24日，鲁炜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延安调研的他出现在新闻上，神色凝重、憔悴，再没有往日的谈笑风生和挥斥方遒。

再往前，2016年的6月，鲁炜卸任网信办主任，那个时候风言风语就已有传出：尽管仍挂着中宣部副部长的职位，但并没有再分管重要的事务。

后来中央巡视组公布了网信办的巡视情况，“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落马只是时间问题，2018年2月13日，鲁炜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今天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在被公诉前，鲁炜的罪状是近年来十分罕见的：阳奉阴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中央、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帮结派、大搞特权、专横跋扈、以权谋私、收钱敛财、以权谋色、毫无廉耻。

排比之磅礴，遣词之严厉，打虎这几年，没有多少人赶得上。

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鲁炜从一个乡村代课老师，一路从工人、记者走到互联网大总管的位置上，忽的又轰然坍塌，让无数人咂舌。

1

1991年3月，鲁炜调任新华社桂林记者站的站长，这里是他仕途的起点。

鲁炜1960年出生在安徽巢湖的庙岗乡鲁集大队，中学毕业于当地有名的柘皋中学，曾经也被誉为杰出校友衣锦还乡参加校庆。中学毕业还在文革中，他就在老家附近上山下乡去了。

1978年知青返乡后，他在老家的庙岗乡鲁集小学、庙岗中学当起了代课老师和民办教师。1980年，鲁炜通过那个年代特有的“接班”，来到了广西桂林市风动工具厂，先当机械工人，后做宣传干事。

求上进、爱写作、有些文笔才气，很快鲁炜就调到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书记员，然后又成为了广西法制报的记者，从此踏入宣传战线。

中学毕业的他，在这期间拿到了广西广播电视大学桂林分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文凭。

进新华社时，鲁炜非常勤奋，一年多发稿有500多篇，平均每天一篇。1991年，他拿了10多个奖，成为唯一囊括广西好新闻一 、 二 、三等奖的记者。1992年，他被评为新华社十大杰出人才之一。1994年出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 , 1997年任广西分社社长 , 成为当时新华社最年轻的正司局级干部。

虽然发稿多，但鲁炜并没有什么能载入新闻史的报道，重看他当年的报道，多是采访当地领导。他在桂林的日子里，可能最大的新闻就是1992年的桂林空难。

1992年11月24日，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机由广州飞往桂林，在阳朔上空粉碎性解体，机上133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空难原因当时众说纷纭，甚至有海外媒体传出了劫机的说法。

桂林空难发生后，鲁炜顾不上吃饭就带队赶往现场，使得新华社成为了第一家到达现场并报道的媒体。针对有海外报纸所称的坠机因为劫机打斗，鲁炜他们刊发了《桂林空难绝非劫机打斗造成》等稿件进行辟谣，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扬。最终官方通报中对事故的描述：空中飞机粉碎性裂解，也是鲁炜在报道中首先提出来的。

2

文化人，总爱出书。

199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400多页的《15年风雨路，鲁炜新闻作品选》，自从鲁炜落马后，这本旧书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去年还十来块一本，现在已经几百到一千。

书中搜集了鲁炜从知青返乡开始的所有稿件，扉页上是他自己题的：学为文，先学为人。

为人，是鲁炜的强项。

长袖善舞，精于经营，是鲁炜在桂林风动工具厂的工友、后来朋友等很多人的印象。

桂林山水甲天下，那里一直是热门景区，常有领导或各种人物前往度假，这给了鲁炜一个表演的舞台。

鲁炜还在广西法制报时，有个如今在美国的媒体人便和鲁炜有过交往。他曾讲过，鲁炜在广西时，有一次匆匆安排好一位朋友入住酒店，就着急离开去“照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老社长的儿子。老社长的儿子游历中国路过广西，虽然对鲁炜表明不接受特殊照顾，但他仍能无时无刻感受到保护和优待，令人印象深刻。

1994年，鲁炜升任新华社广西分社副社长，仕途渐顺，一路高升。2004年，成为新华社副社长。

3

在鲁炜落马后，网上流传出一篇《我和鲁炜的一点往事》，写出了鲁炜在北京早期不为人知的一点往事。

作者自称曾经是鲁炜老家巢湖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文章系匿名所写，但我查阅提及的事件、人物、名称以及鲁炜个人不常被提及的早年细节，都能在公开信息中等到印证，所以文章有一些可信度。

文章说，鲁炜的弟弟在家乡带领村民和矿主因为征地问题发生纠纷被打伤，当地政府处置不力，鲁炜就利用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报道，通过对当地的牡丹节等活动进行质疑等方式对地方政府施压，最后惶恐的地方官员利用两会的时机亲自登门向鲁炜汇报情况。

“在新华社门口，鲁炜到大门口把我们接到他的办公室，把那篇内参清样给我们看了。然后他带我们参观了新华社的陈列厅，介绍了新华社的情况和历届领导人从毛主席开始对新华社是怎么评价的，我印象深刻。又送了我们每人一套新华社的纪念品（有镇尺、衬衫、毛主席像、三星数码相机等）。晚上他隆重地宴请了我们一行，席间只字不提鲁圣三（鲁炜弟弟）被打的事，宾主尽欢。”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对鲁炜的弟弟多赔钱和安排工作，“这个意见向鲁炜反馈后，鲁炜也觉得很满意。”

文章也许有些马后炮，但也算鲁炜早年难得的一个侧记。

4

之所以被称为互联网大总管，是因为2013年，鲁炜成为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

2013年8月10日，鲁炜与地产老板潘石屹、投资人薛蛮子、微博总编陈彤、投资人徐小平等十多位网络大V举行座谈交流。会上，鲁炜提出了他的代表作“六点希望”、“七条底线”。

“六点希望”，是希望网络名人应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自觉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带头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积极倡导社会诚信，带头维护公民个人合法权益。

“七条底线”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和信息真实性底线。

这次座谈会鲁炜和颜悦色，和大家谈笑风生，氛围愉快轻松，但参会大V中一些人此后截然不同的命运，在当时就已经被鲁炜圈定了。

十几天后，参会大V之一，拥有千万微博粉丝的薛蛮子因嫖娼被北京警方拘留，此事不但由官方发布了消息，《新闻联播》更用了约3分钟报道此事。这是第一个倒在鲁炜手下的大V。

另一位参加座谈会时籍籍无名的周小平，则从此飞黄腾达。

四川自贡人周小平生于1981年，此前北漂混迹网络多年，写博客、出书、炒作自己，都没有博得大名。他在网上发布的文章也多有常识漏洞，但在鲁炜的荫庇和推动下，很快C位出道。

周小平不但以网络作家身份参加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还在网络上发布了以领导人为背景的照片，这自然是素有“化妆师”之称的鲁炜杰作。周小平还成为全国青联委员、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等，各种官方头衔加身，头上顶着光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也邀请他前往讲座。

方舟子也算大V，粉丝众多，纵横网络多年，他与周小平的前辈司马南交好，常年在网上和人撕逼，这次却栽在周小平手里。

2010年，方舟子因学术打假被雇凶袭击，遇袭后，彼时并没什么人知道的周小平发表了一篇网文《当世上没有方舟子，天下就和谐了》。2014年10月，这篇文章被方舟子看到，方舟子就写了一篇文章反击周小平的《梦碎美利坚》，通过数据驳斥周小平网文里美国最低薪资、不动产税、高速公路收费、苹果手机价格等方面的谬误，嘲笑周小平“在梦里游了趟美国，然后就开始信口开河控诉起美国的罪恶。”

随后的事让所有人都惊愕了：方舟子被全网封杀。不但微博等自媒体账号悉数被关闭，连方舟子写作十余年的博客亦未能幸免。

有此能量的，只有鲁炜。

5

鲁炜素有“化妆师”之称，精于宣传包装。

他常组局，邀请各种名人大V座谈，谈笑风生的照片也会流传至社交媒体上。有在一次媒体老总参加的会议上，鲁炜突然问老总们，你们谁知道陌陌？老总都愕然。鲁炜接着说，陌陌是一种即时通讯工具，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用……

因为鲁炜把持着中国互联网，这个巨大的互联网市场让他在美国硅谷地位也非同一般。

去Facebook，他坐在CEO扎克伯格的工位上开怀大笑；在亚马逊，CEO贝索斯打着中文横幅迎接他；在苹果公司，CEO库克亲自向他演示新款的AppleWatch。

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和蔼、亲民、接地气的公开形象。但在网络和宣传之后，他有着另外的一面。

2014年在浙江乌镇的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最后一晚，一份声明草案在深夜从门缝下塞入了各与会者的房间，这份声明呼吁尊重各国的网络主权。

在第二天的闭门会议中，几个西方国家的代表对这份声明提出了抗议，但鲁炜一直坚持着，讨论达不成一致，眼见自己期望的闭幕声明无法通过后，鲁炜站起来，声称自己还有会，拂袖而去。

今年两会后，黑龙江、宁夏、山东以及鲁炜老家安徽等地掀起过一波级别很高的肃清鲁炜余毒的活动。从媒体通报的内容看，“虚假忠诚”、 “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等反复出现。

但公开的起诉大概内容，主要则是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诉以受贿罪。

江湖多少事，散在烟雨中。鲁炜从知青到代课教师，从工人到宣传干事，从记者到互联网总管。他奋斗多年爬上高位，却又一朝跌下来万劫不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他多年的记者生涯并没有留下什么历史印记，但他对中国互联网的控制和影响，注定今后会被反复提及。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F7Z6EDNzYr6mUpVB0yT0g

编辑：尹芳芳

高慧萍

【案例】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自杀之谜
2017-07-27 20:55




范长江（右）与毛泽东在一起

历史嘲弄了他们，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清，悲剧是怎样发生的。其实，从范长江离开《大公报》那一刻起，悲剧的帷幕就已拉开，一切都不可避免。

在范长江的生命中，记者的身分和新闻事业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岁月。在中共当代新闻史上，有许多事情与他有直接关联，如他是第一个去中国大西北采访的记者、第一个在报纸上公开称呼中国工农红军为“红军”的人、第一个只身到苏区采访的记者等。同时，他还曾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以他名字命名的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已成为中共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但是，如果要问范长江是如何去世的却没有人能够回答清楚，至今新闻界和学术界也一直认为是一个不解之谜。

吹鼓手变成苦劳力 范长江被专人监管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五七干校”的全称是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在芦庄村的东北角，坐北朝南有四排青砖瓦房和一个南北朝向的食堂。除最南边的一排车库，因年久失修倒塌外，其他房子仍然存在。据史料显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当时全国各地“五七干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科学院确山五七干校是1968年开始选址、建立的。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从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这些人全部是用老解放车走确泌路到邢店河桥后，顺河道而下来到芦庄的。据说仅这五六十里路，整整走了一天的时间。

当时，和范长江一起到确山五七干校的老干部还有高昌瑞。由于是第一批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白天搞基建和劳动生产，晚上搞“斗私批修”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其他人员空闲时可以与周围群众接触，而范长江却受到专人监管，劳动时专给安排苦活累活干，平时除集体活动外，不准与外界接触，不能自由活动，否则非打即骂，或者开批斗会。所以特别引人注意，也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虎落平原被犬欺 名记者遭大粪泼身

倪炳银，瓦岗乡芦庄村党支部书记，时任瓦岗公社芦庄大队会计。

40多年的基层经历，使倪炳银成为五七干校的见证人。这次采访中，倪炳银向记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他说，1969年春天来的500人全是北京的，其中就有范长江。因为范长江有专人监管，所以格外引人注意。当时，范长江经常穿一身中山装，偏黑，稍瘦，很朴素。当时他定的是“反革命”罪，他的名字基本上被“反革命分子”帽子所代替。

第一批到达五七干校的500人分为两班。一班是300人，搞劳动生产；另一班是200人，搞基建。范长江属于搞基建的，主要是建房子。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1969年8月份，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范长江负责为北屋山头上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已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继续搬送砖头。

倪炳银告诉记者，当时五七干校有近千亩田地和近百亩果园、20亩菜地。如果基建上没有什么重活、累活干了，就让范长江去挑大粪浇菜园子。一担大粪有100多斤重，范长江没有干过这种活，且又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也不好，一次挑大粪时，腰还没伸直，两桶大粪就泼了一身，屎尿味熏得他差点闭过气去。但监管人员仍让他继续挑大粪，连衣服也不让换。就这样，范长江带着满身屎尿，一直干到歇工。

批斗会上被拳打脚踢

在确山五七干校，范长江不但天天干苦活、脏活、累活，就是生活上也受到虐待和歧视。

今年70岁的芦庄村村民尚大福，是当年芦庄大队加工厂的工人，加工厂与五七干校一墙之隔。尚大福说，范长江除干苦活、脏活、累活外，主要是行动不自由，处处都有人跟着，有空就受批斗。就是每日三餐排队打饭，范长江也得排在最后边。其他人可以买肉吃，而范长江不能。当时，五七干校的饭菜经常不够吃，如果剩下的有了就给范长江一点差的饭菜吃，没有了就只好让他饿肚子。有时范长江就是排队排在前面了，也会被监管人员拉到最后面，同时还少不了挨骂、挨巴掌和拳头。

每到夏季，五七干校的人可以到果园和菜园里摘桃子和西红柿吃，也可以到群众家中聊天等自由活动，而范长江不能。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1970年10月22日晚，夜已经很深了，但像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批斗会还一直在持续……

难耐巨大的压力 最终投井自杀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在范长江刚过完61岁生日后一周，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当时没有叫我一起去找，但听去找的人回来说，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今年75岁的李长俊，当年是芦庄五七干校的一名看山人员，曾和范长江吃住在一起。他回忆说，“当时他要是想开一点，别背那么重的思想包袱，就不会走到投井自杀这一步。说不定以后平反后还能当更大的官。”对于这个曾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陌生的“大官”的死，李长俊惋惜不已。“干校的人找来几个人，把范长江的尸体用塑料布裹着，抬到离干校七八百米远的一个山涧阴沟里，草草掩埋了。”李长俊说。

据说，当时只在阴沟里简单地挖了一个很浅的坑，两边用木板衬着，把尸体放下去，然后在尸体上盖了一块薄板子就封土了。中共新闻事业史上一位杰出代表范长江彻底离开了人间。而死去的范长江，被干校的人定性为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新闻巨子以一个灰暗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留给世人无尽的遗憾和叹息。记者本想到范长江罹难的那口井去看一看，无奈那口井已经被附近的村民用土填上了。

1976年春天，范长江的后人到芦庄移坟。参与移坟的芦庄村村民倪大龙说，当时在加工厂喊了五六个人去移坟，每人给发了一双手套。范长江的后人还让每人喝了一大口酒，主要是怕有异味熏人。

由于坟埋在背阴沟里，土质非常松软，没几锹就挖出来了。打开塑料布后，人们都惊呆了！大家发现已故五六年的范长江腿上的大筋还连在骨头上。人们不禁潸然泪下！

1978年12月27日，范长江平反大会暨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邓颖超、聂荣臻、胡耀邦等分别送花圈和参加追悼会。1990年，中国记协设立了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

来源：公众号《胡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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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案例】

《纽约时报》创刊167周年

[size=0.875]1851年9月18日，《纽约每日时报》头版。 THE NEW YORK TIMES[size=1.125]对所有时报读者和同仁来说，9月18日这个日子有点特别：1851年的这天，第一份《纽约时报》付印。（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当天的报纸头版。） [size=1.125]时报当时的名字是《纽约每日时报》，售价1便士，相当于今天的29美分。第一份报纸没有任何图像和颜色，只有六栏文字。 [size=1.125]在时报问世的年代，人们对耸人听闻的新闻司空见惯。《纽约每日时报》誓言要杜绝那种报道策略，坚持中立、以事实为基础的报道原则。 [size=1.125]“我们不相信社会中的一切不是绝对正确就是绝对错误”，创始人之一亨利·贾维斯·雷蒙德(Henry Jarvis Raymond)在第一份报纸的前言中写道，“好的东西我们要保留并改善；邪恶的部分我们要消灭或改革。” [size=1.125]后来，《纽约每日时报》将名字缩短为《纽约时报》，但雷蒙德创报的宗旨始终没变。通过收集和传播高质量新闻资讯以改善社会，至今仍是时报的使命。我们代表167岁的《纽约时报》，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选择和信任。 https://cn.nytimes.com/usa/20180919/the-new-york-time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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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重磅】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url=]国家广电智库[/url] [color=rgba(0, 0, 0, 0.298039)]今天

导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要统筹广播与电视、内宣和外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

习近平致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的贺信

值此中央电视台建台暨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体干部职工、全国广大电视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电视事业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来，广大电视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建以来，同志们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积极推进深度融合、优势集聚、资源共享，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着力打造精品力作，创新对外宣传，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全国广大电视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履行职责使命，统筹广播与电视、内宣和外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锐意改革创新，壮大主流舆论，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奋力开创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年9月26日

来源：新华网

编辑：邢海波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 ... 26/c_11234851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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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76年10月7日，迟浩田接管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7日傍晚，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接管人民日报。

    迟浩田原本在唐山抗震救灾前线，10月6日午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7日一早紧急飞回北京。在中南海迎候他的是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在“四人帮”被抓捕后，华国锋委派他主管宣传口。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66年5月31日晚10时左右，陈伯达奉命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领导权。人民日报是全国头一个被夺权的单位，比6月1日陶铸从广州飞来北京接任中宣部长、6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都要早。当晚陈伯达即布置人民日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向全社会发布《五·一六通知》的核心内容。陈伯达亲拟了一个火药味最浓的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让过来人闻风丧胆的文字。长达十年的丧心病狂，从1966年6月1日社论拉开狰狞的大幕。谈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邓小平曾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沉痛表示：“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人死了很多。”

    （毛泽东主席病逝后，老干部与“文革”派势不两立，华国锋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而永垂青史）

    迟浩田和耿飚商量，通知“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鲁瑛来海里开会。鲁瑛进来以后，看了迟浩田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迟浩田强压住火气，用平缓的口气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迟浩田把中央的介绍信放到他面前，他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

    这时候，迟浩田严肃地对鲁瑛宣布了三点：

    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

    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

    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迟浩田等人坐鲁瑛的车子一同来到人民日报，连夜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为了稳定局势，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继续批邓、批“走资派”，但“四人帮”鼓吹的“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字样消失了。直到10月10日，以中央决定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新闻由头，配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明白人从这篇社论读出一句关键的话：“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两句话明明白白地透露出华国锋成为毛泽东身后党的最高领导人，而华国锋的对立面则成为“篡改毛主席指示”、“搞分裂”的人，已然失败。

只有过来人才能理解，“四人帮”的覆灭对于每个中国人和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江青的泼妇性格，张春桥的鬼点子，姚文元的“金棍子”，王洪文的造反派背景，竟然进入中央高层，操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让试图部分纠正“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周恩来、邓小平节节败退。党心军心民心已经忍无可忍。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200多名中央委员，包括所有军方大员，一边倒地声讨张春桥等“上海帮”。1976年清明节，百万民众借悼念周恩来，公开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愤怒。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受沛然民意的感染，创作话剧《于无声处》，1978年由上海工人文化宫搬上了舞台，随后奉调入京演出。

剧组成员在北京街头购物，被一位中年妇女认出，对方相见无言只是泪流满面。剧组上车她也上车，剧组下车她也下车，问她有什么心事，她却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路哭，哭到后来她走了。很多年后，宗福先还记得那一幕：我不知道她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跟我们戏里面的主人公有什么相同的命运，就这些事是让我永生难忘的。

    网络百科“粉碎四人帮”词条描述得很到位：粉碎“四人帮”，终结了绵延十年、祸及亿众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凋敝、社会动荡、国民精神压抑和心理恐惧的浩劫，因此成为历史。无论当时的人们如何认识，“文革”终结的最大意义，就是昭示极“左”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彻底失败。

    10月18日，迟浩田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亮相。刚进报社时，通讯员按照部队习惯，为迟浩田到食堂打饭送到办公室。报社老同志不干了：“多大的官啊，摆这种官架子！”议论传到迟浩田耳朵里，他立即自己走进食堂，与报社同事共进工作餐。渐渐地，大家混熟了，亲热地叫起“老迟”、“迟政委”。

    据后来担任副总编辑的余焕椿回忆，第一次见到迟浩田，印象中——“他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微笑，很有亲和力。”《人民日报曾有过一位政委》（2005年第10期《百年潮》）余焕椿等人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查清人民日报鲁瑛等人奉“四人帮”之命在TAM事件前后的欺骗报道情况，写成清查报告《“四人帮”在TAM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

    迟浩田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拍板决定上报人民日报的这份清查报告。出生于胶东贫困山村的迟浩田，自称“一个经过炮火硝烟洗礼，经过生与死考验的老兵，一个战争的幸存者，一个在妈妈百般呵护下成长起来的热血男儿”，还以他本人的名义郑重地写了一封信：

中央宣传口并报

华主席、党中央：

在揭批“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TAM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我们觉得这一问题有必要向中央反映。现将人民日报运动办公室材料组整理的《“四人帮”在TAM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送上，请审阅。

迟浩田

1976年12月10日

    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可以平反了。”

可惜，人民日报呈送的材料如泥牛入海，直到迟浩田1977年10月调离人民日报也没有任何回应。尽管华国锋同意悄悄释放了许多广场被捕民众，但对事件的性质不再后退。

迟浩田上将

迟浩田回到部队出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历史的风波过去，“迟政委”同人民日报同志的情谊仍在。2002年12月25日，迟浩田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录制的人民日报历史访谈节目，第二天提笔给已经离休的总编辑李庄，表示“心情激动，感慨万千”，对新闻界老朋友“敏捷的思维、响亮口述，十分敬服”。

    很多年之后，余焕椿和同为人民日报记者的妻子蒋涵箴在博客中深情地写道：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位政委，代表党和人民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宣传阵地。迟浩田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人民日报“浓厚的民主气氛”十分激赏：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在宣传口径、文章修改、版面安排上都能平等商量；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听不到官长称谓——“他们叫我‘老迟’，很有味道。”

    以1976年10月7日中央派迟浩田接管为标志，人民日报此前扮演了极左路线喉舌的作用；而此后则回到了体察党心民情、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角色。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启动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呼应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部署，呼风唤雨，推动改革开放。

人民日报王府井大街117号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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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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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896年《纽约时报》专访李鸿章终于找到了：发你看看

本文摘自《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三联书店2001年5月北京第一版，第300页－342页。该书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1857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经历了蜕变，人民经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及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油轮抵达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在美国受到了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这篇采访，现在读来，依然后背发凉。

1896年，李鸿章出访美国时，纽约报纸用李鸿章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来打响广告：“李鸿章从来没有错过星期天的报纸。”

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本文是1896年9月3日《纽约时报》对这次采访情况的综合报道，李的回答实事求是、有理有节、不卑不亢。

美国记者：尊敬的阁下，您已经谈了我们很多事情，您能否告诉我们，什么是您认为我们做得不好的事呢？

李鸿章：我不想批评美国，我对美国政府给予我的接待毫无怨言，这些都是我所期望的。只是一件事让我吃惊或失望。那就是你们国家有形形色色的政党存在，而我只对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党会不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呢？你们的报纸能不能靠国家利益将各个政党联合起来呢？

美国记者：那么阁下，您在这个国家的所见所闻中什么使您最感兴趣呢？

李鸿章：我对我在美国见到的一切都很喜欢，所有事情都让我高兴。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20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我在清国和欧洲从没见过这种高楼。这些楼看起来建得很牢固，能抗任何狂风吧？但清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它吹倒，而且高层建筑没有你们这样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有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入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现译《基瑞法案》，原文：GearyAct)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

美国记者：阁下，您能说明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路线的理由吗？是不是您的同胞在我国西部一些地区没有受到善待？

李鸿章：我有两个原因不愿经过美国西部各州。第一，当我在清国北方港口城市担任高官时，听到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这些抱怨表明，清国人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他们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第二，当我还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时，就知道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比别人年纪要大好多岁，从温哥华回国的航程要比从旧金山出发更短些。我现在才知道，清国“皇后号”船体宽阔舒适，在太平洋的所有港口都难以找到如此之好的远洋客船。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

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了欧洲的前面。因为你们不限制你们在制造业方面的发展，搞农业的人不限于搞农业，他们还将农业、商业和工业结合了起来。你们不象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的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

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帮助华人一臂之力，一取消排华法案。

美国记者：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

李鸿章：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我将牢记格兰特将军的遗训。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象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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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琦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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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沙特凌迟虐杀记者？100年前，慈禧也干过！
这几天，沙特统治者凌迟虐杀记者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

沙特有个著名记者，叫卡舒吉。名字叫舒吉，可是他写的文章既不让沙特王室舒服，又让迷信的王室觉得不吉。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经常发表文章抨击沙特王朝，被沙特领导认为是“沙奸”。

于是，他们处心积虑，决定除掉卡舒吉。

于是，在卡舒吉为了结婚办证，于10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领馆后不久，就在总领事穆罕默德·奥塔比的办公室内被杀害，并被肢解。

报道称，根据土耳其当局掌握的音频记录，卡舒吉在遇害前并未接受所谓的审讯，但遭到了侮辱和殴打。当时，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奥塔比也在现场。

随后，奥塔比被要求离开办公室，来自沙特的解剖和验尸专家萨拉赫·穆罕默德·塔比吉（Salah Muhammed A Tubaigy）对其进行了肢解。

这一过程持续了7分钟。

整个大使馆都能听到令人寒碜的凄厉尖叫。

随后卡舒吉被注射了不明液体，停止了叫喊，但是仍然清醒。沙特人就在他尚清醒的时候割了他的头颅。

最新的消息是，沙特记者遇害案15名疑凶之一博斯塔尼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场“可疑车祸”中死亡。

害人者，终被人害。

无独有偶，100多年前，统治中国的慈禧老太后，也干过一件同样虐杀记者的丑事，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凌迟处死，这是中国古代酷刑。目的就是让死者用最痛苦的方式，慢慢死去。

一位叫沈荩的年轻人，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死于凌迟虐杀者，他的职业是：记者。

沈荩，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人，戊戌变法期间，沈荩与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相交。变法失败后，他追随唐才常东渡日本，次年又随之归国。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后名自立会)，组建“自立军”。沈荩任右军统领，起义失败，唐才常遇害，沈荩逃亡。

1903年，沈荩偶然得知，清政府将与俄国签订一份密约，清政府将在东三省及内蒙古的路政税权与其他主权“送予俄国”。沈荩方设法弄到了《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并将其寄给了天津的英文报纸《新闻报》发表。密约提前曝光，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和俄国的签约遂成泡影。

慈禧老羞成怒，立刻下令密捕沈荩。

在狱中，沈荩连续做了《绝命诗》四章，其中一首诗写道：“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

审讯期间，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言行，并大声揭露慈禧企图掩盖中俄密约的卖国行径。慈禧愈发愤怒，发布谕旨：“着即日立毙杖下。”

沈荩下狱那个月正值光绪帝生日，刑部接旨，“万岁月内例不行刑，著即日立毙杖下，钦此。”刑部为此特制了一块大木板，打了二百多下，直打得血肉飞裂，骨头如粉，他都未出一声。行刑者都以为他死了，不料血肉模糊的他发出声音：“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最后只能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

一年后，戊戌党人王照获罪下狱，恰巧也关在同一牢房，王照的《方杂咏纪事》回忆，“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诗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死亡的坦然与达观，相比之下，另外几首诗透露的信息要更多一些，第一首中“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坦承他与五年前殉难的“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关系，他是湖南人，和谭嗣同是志趣相投的密友。

《中国日报》对沈荩惨死发表了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同年9月，章太炎先生，以无比义愤的心情在《浙江潮》上，写了一首悼念沈荩的诗《狱中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也引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这首诗，以寄托对沈荩的哀思。

据说沈荩死状之惨不久即公诸于世，连西方人也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在沈荩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写下：“沈克诚，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也幸亏莫理循保存的这张照片，让我们一百多年后能清晰地看到沈荩的面容。

《大公报》的报道说，沈荩杖毙之后，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表示自己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清廷之所以没有坚持引渡“苏报案”当事人章太炎、邹容，就与沈荩之死大有关联。

记者沈荩殉职时，年仅31岁。

8年后，清朝亡。

编辑：福阿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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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范长江的生与死

今天，是新闻人范长江的忌日。

范长江本名范希天，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田家乡赵家坝。他后来取笔名“长江”，看重的是长江水滔滔不绝、奔腾不息的大气和壮阔。

中学时，范长江就组织了“进步青年谈话会”，传阅进步书报、制作宣传标语，支持北伐战争。那时范长江的活动受到保守的家庭长辈的粗暴干涉，死气沉沉的环境，让年轻的他有了离开家乡、寻找真理的想法。

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当时范长江选学了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在这里，范长江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他的梦想。他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出路，而国民党培养所谓人才的地方，并非他的归宿。

于是，范长江换掉学校的制服，秘密离开了南京。

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范长江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

在离开学校的同时，范长江宣布自己脱离国民党。

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

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

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

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1935年5月，26岁的范长江从北平赶到天津，找到当时中国报业“三杰”之一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要去考察西北，了解红军。”

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出发，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

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进入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

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他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

1938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周恩来连续给范长江写了三封信。

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又因处于国共合作抗战时期，他还兼任国名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而范长江则是《大公报》特派战地记者。

第一封信：向诸位记者致敬

1938年，到第五战区采访的“青记”成员达四五十人，加上其他中外记者达到一百余人，他们白天深入硝烟弥漫的战壕、军营采访参战展示，晚上坐在稻草打的地铺上挑灯夜战，撰写战地报道。

范长江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突围的全过程，向报社发回了大量的新闻专电。为隐蔽行军、不被敌人发现，他们不准吸烟、打手电和讲话。在茫茫黑夜中行走，范长江曾两次和部队失去联系，有几次下山时，还摔在了山下。

第二封信：届时静聆高论

1938年5月27日，在《新华日报》招待会上，经历了生死考验的记者们劫后重逢，大家感慨很多。除了叙述在徐州突围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险象，他们大多谈的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和民众踊跃支前的英勇事迹，还议论了国民党军政部门存在的不利于抗战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得知这些情况后，认为应该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民党当局改进抗战工作，他先约了范长江谈话。范长江把在前线见到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说道：“你们深入前线，看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记者应尽的职责，这样很好。有的问题应该在报上大声疾呼，有的情况应该向有关方面据实反映，要有所区别，以抗战全局为重。你们谈的战地民众动员工作问题、军民关系问题和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等都很重要，但是你们单单讲给我听还不够，我将为你们安排同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黄琪翔谈谈，让他们也知道前线情况。”

第三封信：当定期候叙也

1938年6月9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约集战地记者举行聚餐会，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也一同参加。会上，各报记者就战地情况一一发言。6月11日，周恩来又给范长江写了第三封信，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范长江和各位记者。

从确山县城往西20公里到瓦岗乡，再从瓦岗乡向南8公里，来到一个丘陵环抱、两河相交的小村庄——芦庄，这就是当年范长江劳动改造及投井自尽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动乱的岁月“五七干校”所在地。

1969年3月，被定性为“反革命”、已遭到长期关押的范长江，随首批500名劳动改造和接受锻炼、批判的人员来到这里。当时，确山县城到芦庄村还没有公路。

范长江干的是搬砖头或挑运泥灰这些较重的体力活。在建设五七干校食堂时，他负责为北屋山头送砖。在两米多高的建筑架上，范长江由于动作稍慢了一点儿，被监管人员一脚踹到地上。年近六旬的范长江一声没吭，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蹒跚着攀上两米多高的建筑架，继续搬送砖头。

每天晚上，五七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教材。他站在那里，其他人围坐在四周。那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

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芦庄五七干校大门前不到100米处，是范长江经常劳动的菜地，菜地旁边有一口深7米、直径为1.4米的水井。

1970年10月23日，早晨起来，五七干校的监管人员突然发现范长江不见了，忙和负责监管他的人一起查找。他们在菜地边的那口井里发现了范长江的尸体，当时已经浮在水面上了，他穿的还是那身单薄的中山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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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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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不说沙特，谈我国三起残杀报人事件

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内发生的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因为极可能存在残忍的肢解恶行而震惊世界。 其实，在近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很多国家，都曾发生过残杀记者的耸人听闻事件。 在中国，民国时期就发生过三起很著名的杀害记者事件。 邵飘萍  《京报》创始人 因激怒政府被执行枪决 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的邵飘萍，于1911年担任《汉民日报》主笔，当时年龄为25岁。 袁世凯支使冯国璋向革命军反扑时，邵飘萍在《汉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评论，当中说到： 冯国璋以奴隶之性，贪残之心，焚掠汉阳，惨杀同胞无算。 呜呼，此非人道主义之毒蛇猛兽，人人得而诛之者乎？乃袁世凯内阁方以其能涂炭生灵，赏给二等男爵，然则袁贼之居心可知矣。 粉冯之骨，碎冯之心，为汉阳人民吐冤气。褫袁之魄，斩袁之头，为中华民国定大局。 《汉民日报》的口诛笔伐，自为当局所不容。《汉民日报》社发生过纵火事件。1913年8月，在袁世凯授意下，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查封《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出狱后，邵飘萍继续撰文在多家报纸上讨伐袁世凯。 邵飘萍的一项伟大成就，是1918年创办了《京报》。报纸创刊当天，邵飘萍在编辑部里手书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向世人昭告《京报》是一张不屈服任何压力，遵循新闻规律，伸张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现代报纸。 虽然收受北洋政府对报馆最高级别的津贴，但《京报》依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骂起政府来一点也不客气。被反复激怒的张作霖，于是发出了“密杀令”。 1926年4月22日，邵飘萍在《京报》刊登《飘萍启事》为自己开脱和辩解。这成了他的绝笔。两天后他被捕。4月26日凌晨1时，他被判处死刑。所拟罪状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 凌晨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刑场。 一代报人邵飘萍的生命，未满40岁就戛然而止。 史量才   32岁时四人买下《申报》 车里六人三人被当场射杀 因为是被判刑后枪决，邵飘萍可以说是被明杀的，而供职于《申报》的史量才，则死于一场暗杀。 1912年，时年32岁的史量才，联合另外三人买下创刊于1872年、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 史量才一向坚持“不偏不倚，为民喉舌，言论自由”的办报方针。1915年，袁世凯为获取舆论支持，派心腹携15万元巨款欲收买史量才。当时经费紧张的史量才不为所动，不但严词拒绝，更在次日的《申报》上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一行径。 在史量才的带领下，《申报》的时评、社评成了拳头栏目。“五四”运动时期，《申报》率先而持久地进行报道。 《申报》自然也惹恼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曾曾批示“申报”禁止邮递“”。 史量才和蒋介石有过一次很著名的谈话。蒋介石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地说：“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1934年11月13日，结束39天休养的史量才，乘防弹轿车从杭州前往上海，在浙江省海宁县遭遇暗杀。当时车上的六个人，史量才、司机黄锦才和史咏赓（史量才唯一的儿子）的同学邓祖询被当场射杀，其他三人侥幸逃脱。 暗杀史量才的究竟是谁、受何人派遣，一直是个谜。 林白水   创办过多份报纸 京畿宪兵司令深夜到报馆抓人 林白水的名字有些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他的一句话被很多新闻人奉为座右铭。他说：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实际上，他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的水平非常高，并最终因此把命都丢了。派部下枪杀林白水的，是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张宗昌。在被害六十年后——1986年，林白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林白水的古文功底十分深厚，慈禧70岁生日前夕，他撰写了一副后来流传甚广的对联：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1903年12月，林白水创办《中国白话报》，1916年8月创办《公言报》。1921年3月与胡政之一起创办《新社会报》之时算起的五年，是林白水新闻事业最辉煌的五年。1922年2月，创刊不到一年的《新社会报》因为揭露吴佩孚挪用飞机炸弹和盐余公债被停刊。 不管那一份报纸，林白水对当时政府的一些行为都进行了无情抨击。就算在邵飘萍被枪决之后依然不为所惧。 1926年8月6日凌晨1时，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带兵到《社会日报》将林白水抓走。3小时后——清晨4时，他被北京天桥刑场执行枪决。遇难时双目未瞑，陈尸体道旁，见者无不骇然伤心。 林白水被枪决的时间，距离邵飘萍被枪决，也就三个多月时间。 上述三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可以私人办报的旧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报纸的属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参考文献 林溪声 张耐东 《邵飘萍与<京报>》中华书局 徐铸成 《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 庞荣棣  《申报魂》上海远东出版社 杨光辉 熊尚存 吕良海 李仲民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 刘东黎  《北京的红尘旧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开林 《大变局与狂书生》中华书局 张鸣    《历史的空白处》珠海出版社 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XezH9MQ82ysNVZIv69AZA 编辑：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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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962：进击的明报

邹思聪  金庸江湖网  2015-11-23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邹思聪的新闻笔记

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

5月16日，明报依然是一整个头版的难民潮内容，头版头条是《偷渡抵港饥民昨日破空前记录》，接着报道《军警自晨至午截捕约三千人》。

记者写道，“一个逃港的少女对本报记者称，淡水的上老屋村，上山屋，下山屋，石桥，上下廖屋等村已十室九空，居民百分之八十走向香港”，“人潮波浪式淹至遣送工作赶唔切粉嶺临时收容所内，十六座营帐住到满，军警搜捕偷渡者，山头一片哭声。”在报纸中左部分，记者则着重描述港人对难民的救助，“上水围村做善事，施粉施茶，分派过路饥民”。

而在报纸正中的内容，则只可能为明报独家享有，因为它来自明报的读者——《读者纷纷响应本报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

这是明报的独家救援，其他任何报纸，即便是《星岛日报》等大报，都没能做到这种地步。

社论写道，“大陆饥民来港，有如一副悲惨之流亡图，烙印本港居民脑海，本报昨日社论，高呼‘火速救命’，获得广大反响，询问关于捐款救济同胞之情况，不少读者，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本报已定今日再携带食物往边境赠予各同胞。”

除此之外，还答复读者关于昨日报道中婴孩的疑问，“又读者郑太询问山上那个可怜的婴孩的卜落如何？知已经被救下山。关于他的下落，已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本报记者对此，甚感抱歉。”报告最新的救援情况，对读者疑问进行答复，以及作为报社本身进行救援，皆为明报独家。

17日，明报继续以巨大的版面全方位呈现众多内容。

报道灾民及其寻亲的细节。“一批抵港难民找寻香港亲人”，“不堪长途折磨，老人病重山中，挥手命两侄儿自寻生路。他们向记者求救，只得相对泫然。”“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着心酸肠断”，“‘淡水叶阿福，你响边处？石龙袁九，阿妈来揾你呀——’听到人心酸泪落。”

报道救援的尴尬和官方的拒绝援助。“伤病妇孺僵卧山头，急待粮食医药救济，宗教团体及各社团已个别出动”，“三个宗教团体带埋医生上山救人，结果被警员赶走”……“红十字会香港分会声明，对边境之难民问题，不拟采取任何行动。”

报道持续涌入的灾民。“翻遏梧桐山由坪峰入境者，约在千人以上。遣返警车进入罗湖前，仍有人冒死跳车逃走。”

明报以中立的笔触描述各方态度和作为，而在新闻对比中，明报对于红十字会和官方的拒绝救援亦没有批评，而是代替官方，自己行动。

这日，明报发起了为难民募捐活动，更别出心裁的在17日的明报头版中央，公开透明的公布了捐款人的姓名——《本报读者捐款芳名》。

在这篇“报道”中，有个人捐款，亦有工厂、商号和社团捐款，有捐一元两元的，也有捐五元十元的。明报都公布出来，并计算出总数，当日共收得捐款一千五百一十六元。在文末，明报也不忘提示读者，“如有热心读者捐款，可联系本报采访课或来电示之”。

以报社的公信力和读者群为独家优势，明报呼吁和救援难民，而这些商号、工厂及社团不仅捐款，还自发组织团队，前往边境，向难民派粮。

5月18日，明报仍然公布新增的捐款人姓名和捐款数额。然而自发的救援已经不再可行。因为“英界再增建铁丝网”，港府的禁区范围扩大，到处不准进入。很显然，明报的独家救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惹恼了香港警司和政府。

到5月19日，明报不得不停止接受捐助，“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祁读者谅之。”“各种环境关系”就是指港府扩大边界禁区范围，不希望居民因为同情大陆难民，而与执行遣返任务的军警发生冲突。

正如金庸所言， “许多问题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感到束手无策。”难民悲惨可怜，香港却是弹丸之地——不援助，难民会愈加凄惨；援助，则会令边区情况更加复杂，增加警务工作困难，更无形中鼓励了更多的非法移民。

面临人道关怀与现实处境的冲突，不止明报，整个香港在此刻，都显得鞭长莫及。

“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逃港潮不好报道，金庸的第一个担忧应验了。现在，纯人道式的呼吁已经不再合适，因为大量难民逃港的影响，已从边境扩散开来。

此时，由于边区局势趋于严峻，警务处长警告港人，“远离边境禁区附近，违者将罚款五千元或监禁两年”。这条新闻在19日的明报也头条报道。到20日，港督发布命令，“边界禁区扩大，凡唆使及劝导别人非法入港者，依例可罚款两千元或入狱一年。”

折中之下，明报在5月21日，由之前纯人道的呼吁，变为对香港处境的现实考虑。社论《协助警方，共度难关》写道——
“大陆上大批同胞的涌入香港，使香港当局面临着一个极困难的问题。这种情况之棘手，任何人都是见得到的。台湾在大说风凉话，说香港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是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在攻击香港。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一千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台湾今年只收容了一百名难民），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

“边境上的大新闻，已经刊载了十多天，这十多天中，总算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不幸事件。我们天天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会有重大的意外发生……在成千成万的群众大场面中，在太阳如火的大热天里，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之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们必须保护香港的安全和利益……香港本地居民们尽力维护秩序，协助警方。”

明报的担忧变成了现实。这一天，上水地区发生骚乱。一辆遣解非法入境者的警车在粉嶺赛马会道上通往上水村行驶时，一些男女孩童向车上的难民投掷粮食，而遣解车不慎撞伤一男一女，人群喧哗。而现场一名外籍警司和警员到场维持秩序，被人袭击，最终导致出动新界总部防暴队，驱赶了在场人群。两天之后，粉嶺地区又有学童被撞伤，几乎又酿成骚乱，防暴队用滕盾和防暴棍驱散了在场的五百名群众。

到22日，明报头版报道了《遣解车辗伤送粮人，上水发生骚动》，“纷乱中洋帮办被打，情急之下拔出手枪，幸警司及时制止不致爆出大祸。防暴队奉紧急命令开抵骚动区”。与此同时，明报再次发表社论《请勿加重警方困难》——

“我们一直在担心，边界上难民入境的问题中，可能引起什么严重的冲突事件。如果有这样的事发生，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昨天，果然由于接济同胞，因而发生拦阻警车，撞伤儿童的事故。虽然幸好纠纷没有扩大，但难保以后的局势不致更趋恶化。”

“我们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使边界平静无事，这是全港三百二十万居民利益之所在。大陆上的同胞源源而来，这是香港人所无法控制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支持香港警方，使他们能够谨慎地，合乎人道地处理这个难题。香港不想开罪中共，也不想使这些非法入境的同胞多受痛苦。人人都可以看到，当局一直是以同情而宽厚的精神来对付非法入境者。”

社论也承认警方处理问题时的一些粗暴现象，“当然，可能有极少数的人脾气难免暴躁，然而如果是你去做这样苦难的工作，说不定你的脾气也会暴躁起来的。我们绝不认为脾气暴躁是适当的，只是看到，这是一件不幸的事，人人要存一种同情而宽厚之心，不对任何人苛求。”

同时，由于许多记者到边境正常采访被当局干扰，明报在文末也不忘争取自由报道的权利，“各报记者采访这个新闻，目的是使广大市民知道真实情况，事实上正是在协助当局圆满处理这个难题，希望当局能使记者获得应有的权利。”

23日，明报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开篇即写道，“我们并不愿意危言耸听，故意夸大，但是这却是香港所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以弹丸之地的香港，无论如何是无法收容源源不断的来者。但所来的每一个人，又都是我们的同胞，怎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露宿荒山，妻离子散？”

“从情感上说来，谁都同情这些难胞；而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认清楚，这是一个很有危险性的、具有爆炸性的难题……事实上，这件事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还未可知……不要忽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很大的关系。”

一连数日，明报的克制报道和冷静评论，让读者在同情难民之时，亦不再与警方发生冲突。而明报的理智呼吁，也得到忧心如焚的香港民众普遍的认同。

与此同时，明报并没有停止对难民的帮助，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来港者可放心领身份证”

到五月末，难民潮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5月24日，明报有两大新闻分置头版左右两边。第一则是关于中共关于难民政策的新措施，“被香港遣返之难民，不准在深圳停留”，这样就让大量难民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渡，由边界涌入的难民，终于开始逐日减少。万难之中，整个香港都松了口气。

第二则，则是明报指导难民如何申领身份证，“新由大陆来港之人今日可放心领身份证，排队申领表格者将不致遭受检查或逮捕”。原来，港府采取了“抵垒政策”——对于凡是已经进入市区的非法入境者，都可以向人事登记处登记，领取身份证。

在5月25日，明报继续报道身份证申请情况，“政府发言人对本报记者称，申请领证者无任何人被拘。登记分处昨日开张，门前逾千人排长龙”。这一报道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大量难民前往办理身份证，不再担心这是“阳谋”。

26日，又一批难民得到安置，“偷渡入境大陆人士已办妥登记手续，移民局召见问话唔使惊。”“在港有亲人照顾或有职业将可获准居留”……

直到5月31日，明报依然坚持报道移民局安置难民的新办法——《新来港人士领身份证，当局今起实施新办法》，文章报道——领证人士隔夜排队，而新法可能会减少挤迫。而且，新法较之前简化，移民局的问话也会因人而异。而那些生活职业得到安定的人，会更容易申领身份证……至此之后，五月人潮的报道才逐渐离开明报的头版头条。

此后数月中，明报依然隔三差五的报道难民入境的最新情况。在难民潮的报道中，全方位的新闻与特写，人道与理智兼备的社评，以及持续对难民进行安抚和提供指导，明报经此一役，赢得了声誉和销量——然而，狼群也正在逼近。

“恶毒反华”

由于在五月逃港潮中的数篇社论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明报的社论一举成了这份报纸的招牌。

明报社论在8月再露锋芒。彼时，北京向阿尔及尔赠送大量粮食和钢铁，这让亲眼见过逃港难民惨状的金庸感到震怒。8月31日，明报不再顾及香港左派报纸的敌意，第一次在社论中，把矛头明确指向北京——

“阿尔及尔的内乱结果如何，我们不大关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为了支持阿尔及尔的新政府，决定送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去。大陆上由于粮食不足，香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往大陆，但大陆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赠送粮食，一送便是九千吨，九千吨便是一千八百万磅，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香港居民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给阿尔及尔人。至于三千吨钢铁，还未折算。”

“中共的经济困难我们很同情，但在这时期，决不可再对外国慷慨。对外国慷慨，便是对本国人民无情。等于一个人在酒楼中十元二十元的搭上女招待，却让家中的妻子儿女挨饿。”

炮膛上弹之后，9月18日，明报再度炮轰北京，“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9月22日，明报社论继续批评人民公社，“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

9月23日，明报社评甚至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标题批判人民公社的荒唐，“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

明报已经彻底离开小报之列，五月末，明报日销量上升到三万一千余份。到下半年，日销量则突破了四万份，数月之间，增幅便超过了过去三年的惨淡经营。然而，金庸的第二个担忧也得到应验，明报果然犯了左派众怒，已被重重包围。

如果说，明报五月逃港潮的报道让左派报纸心有不满，没有发作，那么下半年这一系列的“反共”社论则让明报成为左派报纸眼中名副其实的“邪教”。五大爱国的“名门正派”，将旷日持久地围攻明报。

在此之后的1963到1964年，明报将以一己之力力战五大左派报纸，一如聚贤庄里的乔峰，光明顶上的张无忌。因为批评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明报现在和从前的报道和文章都将被挖掘出来，它们被认为是“反华妖术”，“下流反华”，“恶毒反华”……而明报则逐一反驳，并不忘提醒，“‘共’就是‘华’吗？”

1966年，文革一开始，明报就发表社论，认为这是一场毛泽东清扫政敌的政治运动，目标则是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个结论再度引来左派报纸的攻讦，直到明报的预言被证实。

也正因如此，到1967年，大陆文革波及香港后，明报的老板，常年的社论撰写者金庸将被左派激进报纸称为“最佳汉奸狗豺狼镛，系一只反骨阴湿恶狗”，“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极左分子将他列为第二号暗杀对象。而被列为头号暗杀对象的电台主播林彬，则在下班的路上被活活烧死。明报差点封馆，金庸遭遇死亡威胁，不得不去港避祸。

这一年，金庸开始创作一部没有任何朝代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笑傲江湖》。小说里的擅权者们，都以正义之名，行罪大恶极之事。从武林盟主左冷禅到日月神教任我行的身上，无一例外地都能看到极左派的影子。

那时候，明报已经成为一份备受知识分子推崇，亦受国际重视的权威大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而所有的故事都始于1962年5月，这份进击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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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