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案例】

张庭源律师|新闻机构应管好自己的退休干部——对刘虎遭遇“网络大字报”攻击的一点看法

文 / 张庭源律师

我国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以受贿犯罪论。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述的规定定罪处罚。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党员干部知情未予纠正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除了刑法和党纪对利用影响力违法犯罪的规定之外，前不久开展的司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从事律师职业的意见》对离任的司法工作人员从事律师职业、担任法律顾问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也是为了避免退休、离任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影响力，充当司法掮客，以权谋私，扰乱司法秩序。

利用影响力即“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利用影响力是特权的衍生，不当、违法利用影响力，谋取不正当利益，影响力势必成为破坏力，损害一个地方或一个系统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也可以成为攻击、打击具体某一个人的不法利器，为害深远。

汤计曾任职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编委、政文部主任，目前虽然已经退休，但是在新华社任职多年的经历，为其积累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原职务所带来的便利，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权的延伸。

这种特权的不当使用，属于腐败的种类之一，国家新闻管理行政机关和原供职单位应当对退休、离任的媒体工作人员在自媒体上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避免利用原单位积累的影响力来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原环球时报的退休主编胡锡进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屡屡在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国家政策、热点事件等方面上大出“雷语”。

近日，汤计对一些直指前资深调查记者刘虎为“网络恶势力”的网帖大量转发，对刘虎进行诽谤，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笔者认为，国家法律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对于采取具有浓重文革色彩的网络大字报的方式对他人进行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以扣帽子的方式对他人予以定性定调，意图引起公众对他人的反感和批判，贬损其人格，或暗藏着不当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目的，这种恶劣行为应当坚决反对和谴责。

汤计已退休多年，仍然能引起舆论，对持不同意见的自媒体人打击报复，使得原职务影响力所带来的特权继续变现，退休也不作废，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应该予以管束。因此，建议政府机关和新华社对汤计的违法行为和利用职务影响力引发的特权现象进行纠正和遏制，严格监督和约束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干部的特权行为和特权现象。

宪法保证言论自由权的充分行使，法律保护为正义发声的人。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普通大众，都扮演着监督者的身份。刘虎在自媒体上发表文章，没有捏造、歪曲、辱骂、恐吓他人，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言论自由的行使和体现，是应当保护的。

古人有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现实社会乱象丛生、人们对社会道德和未来信心迷茫时，自媒体的突起，影响着许多事件的动向，有时会意想不到地给需要帮助的人、没有话语权的人带来希望和曙光。曾有媒体从业经历的刘虎，如今依然保有着媒体准则和伦理道德，不变其宗，为揭露不公与丑恶而追寻求索，为社会的进步承担着一个公民的责任。刘虎为沉默发声、为正义呼吁，是挺身而出的仗义之士，是正与邪、是与非的见证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光亮，他是成千上万的自媒体人和有良知公民的缩影，他们都同样地、持之以恒地做着这件事情。若将刘虎这样的人群，无端污蔑成“网络恶势力”，此种打击将不仅仅是针对个人，否定的是中国的良心。袖手旁观的人平安无事，为正义发声的人却遭到恶意报复，这绝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倡导的价值。

别让万千关注限于绝境中的人、愿意为公义发声的人寒心，我们这个社会才更有温度、才更值得关注。

来源：源来说法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X4vwCH5jccrlxLD3gMlVQ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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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争议杂志《查理周刊》，漫画讥讽土叙大地震引众怒

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发表一幅以土耳其大地震为主题漫画，然而他不是在关心，而是继续拿战乱在讽刺，引发了众多愤怒。令原先声援查理周刊的人们也感到失望。

这是周刊漫画家Pierrick Juin画了一片摇摇欲坠的建筑物，四周是瓦砾与残骸，然而标题竟是：“不需要再派坦克。”他隐含的意思可想而知。

多数网友都感到愤怒，指这幅漫画嘲笑了两国数百万人的悲剧，“令人作呕”、“可耻”、“令人反感”、“仇恨言论”。

名叫萨拉•阿萨夫 (Sara Assaf) 的女士撤回对该杂志的支持，她留言“我不再是查理(Je ne suis plus Charlie)”。

2015 年1月7日，查理周刊办公室遭到盖达组织严重枪击，造成12人死亡。起因与他们长期讥讽伊斯兰信仰。许多人表示媒体自由，以“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做为声援口号。

然而这一次，查理周刊遭到相当多的批评，以及关于什么是言论自由的辩论。

一位网友表示“在你们受伤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现我们经历的是天灾！不，这不是幽默。”

美国穆斯林学者奥马尔•苏莱曼 (Omar Suleiman) 说：“嘲笑成千上万穆斯林的死亡，这真是完全失去人性。”

并指出，在2015年的查理周刊袭击事件后，许多土耳其人表达对查理周刊的声援，却遭到这般蔑视的回报。

来源：中时新闻网

链接：http://www.stnn.cc/c/2023/0209/3792854.shtml

编辑：马源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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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我将起诉，为美国的真相而战”

据俄罗斯卫星社2月7日报道，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将起诉普利策奖委员会，因为该委员会向发表了有关他涉嫌与俄罗斯勾结的文章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颁发了奖项。

报道称，特朗普对这两家报纸的不满由来已久。这位美国前总统曾多次声称，大多数美国媒体对他有极大偏见，发布不实信息。2018年，特朗普表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七年后”将不复存在，因为他认为它们传播的是虚构的新闻。

特朗普在其自创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网站上发表评论称：“普利策奖委员会早就应该取消给予《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奖项，因为他们发表了关于‘俄罗斯、俄罗斯和俄罗斯’的虚假文章。然而，该委员会拒绝做正确的事情！现在，这个骗局被《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的一篇破坏力极强、无可辩驳的文章进一步揭露，而该委员会却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我将会起诉普利策奖委员会，以澄清事实，继续为美国的真相而战。”

报道指出，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要求该委员会剥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2018年，这两家报纸因发表俄罗斯涉嫌干预美总统选举的调查报道而获得该奖。特朗普多次威胁称，普利策奖委员会拒绝这样做将引起法律诉讼。

来源：上观新闻

链接：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toutiao/html/580505.html?tt_from=weixin&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tamp=1675768549&app=news_article&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se_new_style=1&req_id=20230207191548909DF3F391BBC87E2268&share_token=686e5c6f-713e-4159-858d-47fc9075783f&group_id=7197284729924616742

编辑：马源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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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事件发布会上，“不懂事”记者和他们最后一丝骄傲的倔强

胡鑫宇事件新闻发布会，一位记者的举动引发了民众关注。当发布会接近尾声，这位坐落在第三排醒目位置，但一直没能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索性站起身来举手提问，希望可以被主持人“发现”。

有网友给他冠名“倔强记者”，一篇题为《胡鑫宇事件发布会，心疼这位倔强记者，莫非提问不在计划范围内？》的文章，也在朋友圈热传了开来。

我极感兴趣地回看了近50分钟的发布会视频，注意到其实坐落在第二排的一位记者同样惹眼。几乎每逢提问环节，他都会将右手举高高，始终保持着愈挫愈勇的工作热情。

发布会收官阶段，这哥们终于死心了，没再举手提问。但第三排这位开篇提到的记者朋友，仍然在执着提问。为了吸引主持人的注意，他着急忙慌地站起了身，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但这个画面迅速被央视切走了。最终，他还是没能获得提问机会，台上官员同样以“站起了身”的方式，手拿问题的答案稿纸，安静离席。

这两位记者高高举起的右手，展现出当下媒体行业里非常稀缺、又非常令人动容的职业品质。

我注意到，前三个提问机会分别给予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提问者的先后出场顺序，暗示着直播发布会存在“事前设计”的痕迹。

正如我特别喜欢的、如手术刀般犀利的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作者所言：“采取直播发布会的形式，会否比单纯的文字通报更有效？我们也看到，列席参会的人都是念出准备好的材料，严格限制了发布会的自由问答，相当于将纯文字发布转成纯文字的视频版，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猜测是，央视在本次舆情处置上介入程度高，作为一个建立在视频资料基础上的宣传平台，私心上对全程的视频呈现有专业追求。而且，在说服江西接受发布会时，有可能用两点公理来游说：1借用疫情发布会的通行模式并不难，2发布会比纸本通报更具说服力。”

但这样生硬的传播形式，并不会令观者感到服膺。民众大体的收视观感是：三家位高权重的央媒垄断并把持了提问。并且，接获提问机会的记者，也多是照本宣科，对着手机屏或小本本朗读。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央视记者提问

这很像是文字通稿的3D化呈现，新闻发布会也由此丧失了“本来意义”：提问者与答题人，未能实现台上台下真正的实时交互，而是变成了情景奇怪的Siri语音。而一众未能获得提问机会的到场媒体，更像是获邀来为本次发布会站台背书的品牌植入。

不过，高举右手坚持提问的记者，显然不愿接受“潜规则”的设计与摆布。他们不去考虑发布会场景是否为事前布置、布会流程是否为提前彩排。

他们只管发问。

这是“无冕之王”的职责所在——就像警察的职责，理应是给失踪孩子的母亲一个极具公信力的说法。

在此我想多说一句：一位母亲向有关部门讨要孩子死因真相，这一做法无比正当。特别是当经历校方语焉不详、监控设备“发挥失常”、千人大规模搜山未果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胡鑫宇家人基于上述既存事实，对学校、公权力机关做法提出合理质疑，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网络暴民对胡鑫宇家人的无端指责与粗鄙网暴，也是不可接受的。

再强调一遍，胡鑫宇母亲讨要爱子死因真相的权利，理应得到捍卫与保障。

就像胡鑫宇舅舅所说：“家属就是想看到证据，也好消除心中疑惑。”

再说回“倔强记者”提问事件。发布会现场主持人本不应依据媒体级别，对央媒给予特别关照。毕竟，所有记者的提问权利均应是“普惠”的，而不应是特别的授予与馈赠。

甚至，我们从回放视频中可以看到，当第一轮提问机会出现时，即便《人民日报》记者举手并不明显，话筒也很“流畅”地递到了他的手中。

人民日报记者轻松获得提问机会

显然，“懂事”的主持人展示了超强的控场能力，绝不容许出现哪怕是一滴茶水泼洒主席台的纰漏。当台上领导“依序”回答了7个问题后，即便面对多位记者举手提问的诉求，主持人也以“时间关系”为由，潦草收官。

但，面对这一举国关切的焦点事件，谁会觉得“时间”是个问题呢？

50分钟发布会内容难道就能消除所有疑问吗？还是说，台上官员的回答内容只够支撑50分钟时长，根本打不了加时赛，于是只能准点结束？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这两位“倔强记者”并没有洞悉——或者说是并不准备领会这层“会议意图”。从始至终，他们始终笃信新闻发布会的“明规则”，而不愿去配合演戏，遵从所谓“潜规则”。

其实，我们从直播画面中还可以看到，不只是这两位记者，多位同行发布会全程也在拼命举手，奋力打捞着近乎不可能获得的提问机会。

这些记者无疑是令人尊重的。他们“走心”，而非“走过场”。

这些笔直高举右手的人，像高擎着一支光明的火炬。他们内心是有光的，生命是热诚的。尽管一次次提问失败，但依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遵循了职业操守，伸张了行业权利，捍卫了记者尊严，展现了最后一丝骄傲的倔强。

来源：郑晓蔚的自留地
链接：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 ... 0436675660976053%22,%22sourceFrom%22%3A%22bjh%22%7D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

本文是《新闻记者》第10年对传媒伦理相关情况进行梳理点评，除了对2022年度总体表现进行述评之外，特别指出若干突出问题，包括：疫情期间，媒体成为生命健康的救护中介，但也因缺乏与广大普通民众的共情受到诟病；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专业媒体缺席，对媒体公信力造成损害；刘学州事件报道等凸显了网络暴力治理的困难，也提出媒体如何与网络用户实现良性沟通的新问题。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十年来，“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传媒业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度融合发展，不断调整完善专业行为规范是分不开的。二十大报告也对传媒伦理实践提出更高要求，最核心的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传媒业发展的根本宗旨、基本立场，也是一切传播活动的行动指针；而“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既指明了传媒业未来发展方向，也蕴含了传媒业伦理体系建设和规范调整的努力方向。

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于中国新闻媒体也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国各级新闻媒体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及其诸多工作者，按照一贯的职业道德准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守新闻真实性原则，发扬脚踏实地的作风等优良传统，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根据2021年中宣部、中国记协制定的《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办法》，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要媒体，每年都要就履行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等诸多方面逐项做出公开报告。这种业内检视，可以对我国机构媒体伦理状况做出比较全面的评估，本文则继续从外部观察视角，选择部分传媒业及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问题，作重点式的梳理和点评。

一、2022年传媒伦理问题的突出特点

“疫情”，是伴随2022年始终的关键词。众多媒体人克服重重困难，履职尽责，不但担当着信息传播的中介，而且往往成为救护生命的中介。与此同时，普通用户也积极行动，用各种方式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形成零散琐碎但亦能透视时代与社会脉动、极富生命力的用户新闻叙事。特别是很多由于疫情原因面临各种危难的普通人，借助社交媒体分布式连接的特点，通过在线救助文档等形式，激活社会网络、融汇一手信息、辅助救援实践，连通救助资源（闫岩，2021）。不过，也有某些媒体的疫情报道，让普通群众感到不够贴近、缺乏共情，受到诟病；用户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也引发普遍关注。

从伦理失范角度，2022年媒体专业实践中仍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案例。比如东航坠机后某行业媒体误报第二个黑匣子找到的乌龙新闻事件、少数媒体有意无意以耸人听闻的“杭州马某被抓”标题误导受众的事件、AI创作的重庆缙云山大火抢险救灾图片被当成新闻照片广泛转发，等等。这些既是老问题，也包含有新特点。不过总体来说，经过后续各层面传播行动者的追踪和讨论，大多迅速得到澄清。与之相比，更令人们忧虑的是，2022年全国瞩目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都是由政府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得出最终结论，专业媒体则未能及时深入现场展开调查报道。就像胡锡进所批评的，社交媒体讨论喧嚣一时，专业媒体却“干干净净”。新闻业以挖掘真相为追求，这种状况，无疑大大损害了“新闻权威”。而将揭露真相的责任都集中于政府机构，也弱化了社会自我调节的功能，加大了政府部门的压力，一旦群众有疑问，伤害的将是政府的公信力。

2022年上半年，新京报的刘学州报道、每日人物的东航失事客机遇难者报道，都引发较大争议，网络用户对相关媒体多有批评，甚至出现“网暴”现象。网络媒体开放了公共讨论空间，专业传播者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用户的批评甚至挑剔，从理论上说，这正是检视传播规范、形成伦理共识的良机，但这两家媒体不约而同，都采取了“沉默”应对的方式。从世界范围看，网络用户对专业媒体批评甚至攻击的情况并不少见，对此，大多数媒体及记者也是采取拒绝回应的策略，甚至关闭报道评论区。这其中固然有媒体人自视为精英阶层，无意与普通网民沟通对话的傲慢与偏见，更主要的，则是由于网络批评裹挟了太多情绪甚至恶意，无从展开理性友善的交流。在新闻业危机的情境下，这类事件频发，更强化了人们对专业媒体的不信任感，造成新闻人的精神压力，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导致职业倦怠、寒蝉效应和自我审查等问题（白红义等，2023；新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3）。这个情况值得引发更多重视与讨论，借鉴国外传媒业的做法，可以考虑通过行业协会或专业组织展开调查并回应用户对媒体的批评。

在此，本文针对2022年受到广泛关注的传媒伦理问题及典型案例，分别加以梳理评析，以期为我国传媒伦理建设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样本。

二、疫情报道：务必契合群众实际感受，防止空洞的宏大叙事

新冠疫情一方面带来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城市静态管理，也造成人们正常生活、就医等困难。据财新网2022年9月2日报道，全国新增本土新冠感染者1819例，涉23个省市自治区的95个地级行政区，因疫情处于部分或全部静态管理的包括7座省会城市、1座直辖市在内的33座城市，超过6500万居民受到影响。——这仅是一个特定时间段的情形，此前此后，全国各地类似情况相当普遍。

为应对疫情管理的不确定性，很多机构媒体分成两组人马，一组在本机构内，一组跑外勤，轮流值守，以保证正常的新闻生产。很多新闻人被封控在家或感染病毒，则将镜头转向身边，转向自己，真实记录这特殊年代的点点滴滴。就如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2022）所描述的：“睡行军床、吃方便食品，奋力制作上海抗疫全媒体报道。居家隔离的记者们仍在奋笔疾书，在小区一线拍摄医者和志愿者的记者也纷纷化身加入志愿团队。……写、摄、编、播是必备本领，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媒体边界早已消失。在应急采访的日日夜夜，人民日报记者和这座看似静默的超大城市，和2500万常住人口以及数百万的流动人口，同呼吸、共命运。”这种工作状态，在2022年是全国很多新闻人的共同经历。

及时传递疫情信息，帮助人们科学防疫，媒体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由于城市静态管理的原因，正常生活秩序被扰乱，特别是就医、断药等问题，同样是群众生命所系。在帮助群众解决具体生活困难方面，不少媒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上海为例，3月25日新民晚报在多家平台推出融媒互助服务类平台——战疫·帮侬忙。4月22日起，又在今日头条、抖音开启“紧急求助热线直播”，每天2个多小时在线为民排忧解难，连续直播41天。截至6月1日，新民晚报“战疫·帮侬忙”融媒体平台共推动解决各类问题2.13万件。澎湃新闻于2022年3月24日推出战疫服务平台，收集、推动解决市民“急难愁盼”问题，全天24小时运转。从3月24日上线到6月1日上海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服务平台仅主站就收到求助留言近9400条，由记者直接推动解决的求助1200余条，向有关部门转报线索约3900条，刊发相关报道250余篇。这些数字，从一个侧面说明媒体实实在在履行着人民至上理念，也显示媒体是协同参与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危机环境下，正常秩序被打乱，不确定性增强，群众难免产生焦虑、恐慌之感，各种传言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传播，引发更多紧张情绪。一些关切人民生活秩序、生命健康的信息发布不及时、不完整、不透明，也引发人们的各种揣测，成为失实信息产生和流传的重要原因。对此，主流媒体同相关部门一起为澄清事实、稳定人心做出重要贡献。比如2022年上半年，由上海市网信办与解放日报社合力打造的“上海网络辟谣平台”积极主动发声，强化释疑解惑效果，并总结出有效辟谣的两点经验：涉及公共政策的传言，宜由政府部门出面发布权威信息，一锤定音；涉及个体民生的传言，宜由媒体跟进调查，多方采访，还原真相（王志彦，2022）。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除了机构媒体，各种自媒体以及普通用户，也在通过文字、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记录疫情中的社会生活及个体感受，形成与主流叙事不完全相同的民间言说（刘鹏，2020）。两厢对照，凸显了主流媒体报道还需更加切合普通群众感受的问题。

2022年11月29日，浙江宣传公众号（之江轩，2022）发文批评以“防疫至上”代替“人民至上”的现象。文章指出，有些地方政府“以防疫为名，轻视民生经济，轻视百姓生活，更有甚者在政策执行中默许‘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病无关紧要’，扭曲了‘生命至上’理念”。有的地方“给防疫‘层层加码’，目中没了法律、没了规则，甚至想出各种招数‘对付’群众，让百姓寒了心”。这些“滥用权力、为难群众，导致防疫变了形、走了样，有的表面上不说封控实则就是在封控，漠视群众利益和民生诉求，随意打断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有甚者置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了群众的心。甚至还有些人，借机发疫情财。相比疫情，这些现象刺痛人心”。

这篇文章成为被广为转发的“爆款”（韦路，2023），可见群众对以防疫之名“层层加码”的不满甚至愤怒。但是在为“浙江宣传”文章叫好的同时，也需要反思，为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少有主流媒体主动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报道、施行舆论监督？主流媒体的缺位，既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也损害了媒体公信力。

2022年冬，国家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北京等各地感染者日增，但是国家卫健委每日通报的疫情数据却呈下降趋势，与群众切身感受明显不一致。对此，国家卫健委做出解释：由于核酸检测改为愿检尽检的策略，无法准确掌握无症状感染者的实际数量，因此从2022年12月14日起不再公布无症状感染者数据。这一从实际出发的调整受到群众肯定。其实，类似从部门工作逻辑出发，造成与群众切身感受脱节的问题，在疫情相关宣传报道中也有不少。比如在城市封控期间为了稳定人心，播发商品供应充足、市场人头攒动的报道，以记者个人的体验来说明保障工作完善等；大面积感染后，同样“阳”了的记者入住条件较好的方舱医院，以反映医疗保障资源的充足等，都引发受众的普遍反感，特别引发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群体的负面情绪。就像疫情期间人们经常说的：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与最普通的百姓同理共情，从他们的视角和感受出发，反映他们的生活实际，帮助他们排解困难，开放疏导情绪的窗口，才能真正实现“人民至上”的宗旨。

另外，部分抗疫报道热衷宏大叙事，语言浮夸，缺少与普通群众的共情，反而起到负面效果的问题也值得重视。宏大叙事以对社会、文化、历史规律的根本性把握为论证基础，较多使用总体性概念、排比句式、象征性修辞，以体现雄壮宏阔的叙事格局，往往具有提振信心、凝聚人心的传播效果。但是宏大叙事必须以真挚细腻的普通人情感、丰富生动的日常言说为基础，围绕疫情，大量民间叙事构成丰富的微观甚至颗粒度文本，形成普通用户对这段难忘历史的个体阐释，如果媒体一味迷信宏大叙事的雄辩效力，疏离民间叙事，在具体社会民生议题中失语，则难免变成高高在上、浮光掠影、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空话大话。传播学研究早已证实，文本的解读权力属于受众，正面报道也要讲求“时度效”，否则反而会引发群众的对立性解读。

三、刘学州事件：网暴问题已成互联网空间附骨之蛆，“家事”报道须挖掘公共价值

2021年12月，刘学州在网上发布寻亲视频。在视频中，他自称由于父母未婚生子，在3个月大时将他卖掉。随后，刘学州在微博、抖音连续发布自己的寻亲历程，新京报“我们视频”等专业媒体也跟进报道此事。刘学州在警方帮助下很快找到亲生父母，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22年1月17日刘学州爆出与亲生父母的矛盾，称亲生母亲将自己拉黑，由此成为事件转折点。我们视频1月18日的报道《男孩寻亲成功后被生母“拉黑”，生母回应》对刘母进行电话采访，刘母称“曾借钱让孩子去三亚旅游”，“刘学州多次要求他们为其购房”，“威胁生父母分别离婚”等。新京报微博次日也发布了同一条报道。1月24日凌晨刘学州自杀身亡，引发人们广泛的同情。

网络用户回溯此事，发现刘学州曾于1月19日发微博驳斥其生母的说法，并引用了上述新京报微博报道截图。其抖音号也曾表示对“无良媒体报道掐头去尾，一些不知情的网络暴力，冷漠可恨的血缘关系”的怨愤。很多用户由此认为，正是新京报的报道导致对刘学州的网暴，进而对新京报展开网暴。

从公众号“旧闻评论”的梳理厘清中，基本可以得出刘学州之死与新京报报道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其中一个有力证据是，新浪微博官方提供的对刘学州私信网暴的高峰是1月17—18日，而新京报采访刘母的报道发布时间已是18日23︰46（照相的宋师傅，2022）。尽管如此，新闻学界业界仍对新京报该则报道只呈现一方声音，未能实现平衡报道表示质疑。如中国传媒大学黄典林认为，这则报道只采访到刘母的一面之词，其他信息全部转载自社交媒体。整个报道仅在最后提到“记者多次联系刘学州，均未得到回应”。如果记者能够再多些耐心，多尝试不同渠道联系他，而不是急着赶截稿时间的话，整篇报道不至于完全变成生母观点的传声筒（DIANLIN2020， 2022）。当然，这篇报道只是新京报有关刘学州寻亲的系列报道之一，整体地看，新京报通过连续报道动态地呈现了刘学州事件的基本面貌。另外，“旧闻评论”也透露，新京报在采访中了解到刘学州患有抑郁症后，于20日停止了对他的报道，这也体现了媒体的边界意识。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里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如果说新京报报道的缺陷是“刺”，网络用户对刘学州以及新京报的网暴行为，则可以说是当下传播伦理的“眼中梁木”。此事件中曾经网暴刘学州的人，可能随后就是网暴新京报的人。他们共同之处就是基于片面的事实，出于情绪的发泄，以正义的名义对当事方横加指责，甚至侮辱、谩骂，展开人肉搜索。

Web2.0技术开启的网暴潘多拉魔盒，已成为新媒体技术的“附骨之蛆”。网暴行为往往被归咎于人性之恶，由此可见整饬治理之难。针对刘学州事件，新浪微博官方发布治理报告，处罚了1000多个账号，随后也持续推出多种措施，倡导文明友善发言。但是2022年倍受关注的网课爆破等问题说明，尽管这些违背网络文明秩序的也许只是很少的人，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除了对当事人的直接伤害，更破坏了网络公共空间，引发寒蝉效应。网暴问题由来已久，是一个需要多方协同治理，从文明素质提升着手的过程，既要保证网络空间的开放，又要维护网络文明秩序，仍面临诸多挑战和艰辛的探索。

刘学州事件报道所引发的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讨论，则是“旧闻评论”指出的此事件公共价值的问题——刘学州寻亲有显而易见的公共价值，专业媒体积极介入无可非议；而刘与其家人的情感、利益纠葛，则属于与公权力关系不大的“家事”，专业媒体有必要“放手”，不做报道（照相的宋师傅，2022）。当前，社交媒体让越来越多私人纠纷公开化，如果援引当年疯狂追星刘德华的杨丽娟案例的话，刘学州也可属于“自愿型公众人物”，媒体对其私事进行报道并无不可。但杨丽娟追星案例的一个教训就是，从宏观来看可能起到提醒人们理性追星的效果，但对当事人个体则形成诱导鼓动的效应。以奇闻探秘的方式介入普通人的私事，可能多了一条轰动的社会新闻，却遮蔽了其公共价值。为此，复旦大学陆晔（2022）建议，以刘学州事件来说，专业媒体可以“尝试将这个悲情的个体故事置于更具公共性的社会参考框架下展开，既最大限度尝试减少对当事人的心理和情感冲击，又最大限度努力提升这一事件内蕴含的公共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彰显人类相互之间的同情、理解和对弱小的悲悯之心”。当然，这对媒体议题把握及报道尺度把握的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四、灾难报道：遇难者报道不妨更加谨慎，社交媒体内容使用规范有待形成共识

2022年3月21日14时38分左右，自昆明飞往广州的东航MU5735坠毁于广西梧州市藤县琅南镇莫埌村。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经搜救证实全部遇难。多家媒体对此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其中，22日中午微信公号“每日人物”发表《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迅速成为朋友圈的爆款。文中，记者通过多位失联乘客、乘务员的同事、好友、亲属的介绍，当然，更多细节来自逝者及其亲友在网络上的自我披露，讲述了遇难者“背后的故事”。

但是当天晚间，公众号“肖一凉介”发表《“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后简称“肖文”），认为每日人物的报道有侵扰悲痛之嫌，有违传媒伦理。肖文指出，报道中称记者拨通了遇难者姐姐的电话，“她语气克制，告诉每日人物，自己情绪很悲痛，然后无力再多说”，以及“我们先后联络了她（遇难者）的学弟、老师，大家听到她在飞机上的消息后，错愕又难过”，都属于灾难报道中“死亡敲门（Death Knock）”或侵扰悲痛（intrusion into grief）的行为，可能对陷入悲伤的当事人或其亲友造成心理伤害。

虽然每日人物公号很快删除了相关报道，这一话题仍成为学界和业界讨论的热点。

对肖文指出的“死亡敲门”、侵扰悲痛等问题，香港中文大学方可成（2022）做了进一步厘清，认为“死亡敲门”的对象一般指的是直系亲属，老师和学弟显然不包括在内。遇难者报道同样是追求灾难真相、追究灾难责任的重要方面，“死亡敲门”是记者工作当中艰难但是必要的部分。尽管对每日人物相关报道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仍有争议，但在灾难报道中抱有人文关怀，防止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的确是传媒行动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对此，方可成推荐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作为操作细节的参考。本文还想指出的是，在生死观方面，中西文化有很大差异，比如我们常说“死者为大”，在如何把握采访和报道的分寸上，需要进一步的伦理探讨，并保持更多谨慎。

另一个引发网络用户批评的问题，是媒体通过援引遇难者生前或其亲友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来报道其人生经历及生活细节，有侵犯隐私之嫌。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14跨年夜“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因为某媒体在报道中披露一位复旦女生个人信息，就曾引发讨论。新闻传播学者们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是否可以援引当事人社交媒体内容，要看报道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是否与公众的知情权有关（陆晔等，2015；周海燕，2015）。但是显然，随着社交媒体日益繁荣活跃，学界、业界以及公众的共识却远未达成。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曾提到，一名网友曾在某社交平台相关新闻下分享了自己被网课爆破的经历，但当记者发去希望采访的请求后，这位网友回复说：“不接受采访，之后贵媒体的任何报道中也不用引用我的任何回复，感谢。”即便网络用户有自我披露的行为，但如何选择披露的渠道、可见的范围，仍属个人权利，媒体应当尊重。逝者的社交媒体内容，作为一种“数字遗产”，也享有“合理隐私期待”（俞立根，顾理平，2022），在未有明确公共价值的情况下，媒体不宜作为新闻素材采集报道。——这个原则，有必要再加提醒。

结 语

本刊“传媒伦理报告”是在年度虚假新闻报告基础上衍生的作品，其初衷是以案例研讨的形式，在传播变局、政策规制、转型压力等多种不确定性环境下，整理保存相关经验材料的同时，尝试深入探索新闻工作的操守、专业行动的伦理边界，推动建构传媒规范共识。从2013年首次推出，到本篇正好为时10年。这10年来，各种传媒伦理争议事件此伏彼起，网络空间话语冲突、意见分歧、情感撕裂现象日益严峻，凸显了混杂性、液态化的传播生态中，多元行动者在社会传播结构中重新定位，媒体与国家、社会、用户、技术关系变化重构的艰难历程。本文为年度传媒伦理报告划上一个“休止符”，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以更多样的形式追踪传播实践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对传媒行为之“善”的恒久命题不断展开伦理审视与学术追问。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2023年第1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I_9yjTeL_ll5DhJNAG5CvQ
链接：新闻记者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张铭麟

刘海明

【案例】

BBC主席理查德·夏普接受调查 疑助约翰逊获80万英镑贷款后获任命

英国广播公司BBC主席理查德·夏普（Richard Sharp）被指获政府任命前，曾协助时任首相约翰逊（BorisJohnson）获得一笔80万英镑的私人贷款，监管机构现已进行审查。

英国公职人员任命专员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表明，将审查夏普的聘用过程，确保符合规则。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夏普在2020年12月曾参与讨论，关于为约翰逊提供价值高达80万英镑的贷款。

该报道称，约翰逊的远房亲戚丶拥有数百万财产的加拿大富商布莱思（Sam Blyth），向夏普提出了担任约翰逊贷款担保人的想法，夏普随后将布莱思介绍给时任内阁秘书丶公务员首长凯斯（SimonCase）。

《泰晤士报》报道，约翰逊、夏普和布莱思其后共进晚饭。

几周后，在2021年1月，作为前高盛银行家的夏普获政府任命为BBC新主席。他的职责是维护BBC的独立性，确保该机构履行使命。

上述报道，引起了外界质疑唐宁街如何决定任命夏普，以及过程是否公平。

英国广播公司主席的人选，是由首相根据文化大臣的建议决定的，而文化大臣由一个小组提供建议。

夏普、约翰逊和政府都否认存在利益冲突。周一，内阁办公室部长祁泽明（Jeremy Quin）也形容有关任命为“极其健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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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任命专员肖克罗斯同一天宣布展开审查，此前工党在周末写信要求他这样做。

肖克罗斯负责监管公职聘用过程，如英伦银行行长或BBC主席。

他说，自己的职责是“确保任命是公平、公开和择优录取的”。

夏普表示欢迎专员的审查， 他表示，自己只是“联络”了一些人，并没有安排融资。

数码文化传媒及体育部负责官员希利（Sarah Healey）表示，她已被要求在十天内向肖克罗斯提交聘用相关的文件。

稍早，夏普宣布，由他任主席的BBC董事会，将在下次开会时审视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但没有透露时间表。

BBC的这次审查，并非调查他获任命的原因，而是审视利益申报是否准确丶最新，以及是否影响其工作职务。

负责审查此事的机构是BBC提名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夏普担任主席。但据BBC了解，夏普将在这次尽职调查中回避。

发内部电邮澄清事件

夏普周一向BBC员工发出内部电邮说：“我坚信我是凭实力获任命的，这一点内阁办公室已经确认。”

他在信中交代有关事件，指其“老朋友”布莱思“知悉当时时任首相有财政压力，他身为成功的企业家，他告诉我，他希望看看自己能否提供帮助”。

“他来跟我谈，因为他信任我，并想向我了解一下怎么做才恰当。我告诉他，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很敏感，特别是由于布莱思是加拿大人，他应该寻求内阁办公室的参与，并让内阁秘书建议他最适当的做法，以及提供财政支持是否可行。”

“因此，布莱思问我能否帮他联络内阁秘书。”

夏普补充说：“我去见了内阁秘书，并解释了布莱思的身份，以及作为时任首相的亲戚他希望尽可能帮忙。我还提醒内阁秘书，我已经提交关于BBC主席职位的申请。”

“我们俩同意为免任何冲突，我不应该再与此事有任何关系。当时没有关于安排有关的详细建议，我不知道是否有提供任何协助的可能性，或能否就此达成协议。”

“自那次会议之后，我没有任何参与，”夏普说。

在下议院，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尼科尔森（John Nicolson）在周一的一个紧急提问环节提及事件，他说，“夏普出席了我所在的文化体育委员会的会议”。

“我们质询了他给保守党的40万英镑礼物，但他没有透露他在为任命他的人争取巨额贷款方面的角色.... 即使按照这个政府的肮脏标准，这一切都有点像香蕉共和国（意思是所有事都可用钱收买），不是吗？”

内阁办公室部长祁泽明告诉国会议员：“BBC主席的任命有一个非常健全的程序，包括任命前的听证会。”

前BBC广播主持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说：“我完全没有理由怀疑夏普的诚信，问题是在任命的方式，在公众对我们的公共机构惊人地缺乏信任之际，一切都必须清晰透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利益冲突，但重要的是，这让人看起来有利益冲突。”

约翰逊形容，任何有关不当行为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他在周一告诉天空新闻台（Sky News）：“让我告诉你，夏普是个善良丶明智的人，但他对我的个人财务状况绝对一无所知，我可以百分百肯定地告诉你。”

唐宁街否认了“任人唯亲”的指控，首相苏纳克也为BBC的任命程序辩护，称其“严格”和“透明”。

夏普在疫情期间是政府商业贷款计划的无偿顾问，曾在约翰逊任伦敦市长期间担当其经济顾问。夏普和苏纳克还曾在高盛投资银行共事过。

这不是首次出现有关BBC主席与政府关系的争议。多年来，许多前政治家或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人获任命。

但过去， 也有BBC主席与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比如获工党任命的加文·戴维斯（GavynDavies），因与贝理雅（Tony Blair，又译作布雷尔或布莱尔）政府有矛盾而辞职。

工党党魁施纪贤（Keir Starmer）表示，这次贷款问题上“显然有严重的问题需要回答”，并说“我们要尽快弄清此事”。

BBC主席与BBC总裁的职务不同，后者现任人为戴维（TimDavie），他是该机构的总编辑，也是负责其全球员工的创意及运营领导者。

来源：BBC NEWS

链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uk-64383586

编辑：吴氏垂心

刘海明

【案例】

马化腾称内部贪腐“触目惊心” PCG持续成为重灾区

第一财经记者获悉，近日腾讯控股发布2022年四季度阳光通报邮件，通报集团近期反腐情况进展，共涉及48人。据了解，此次通报邮件主要关于四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前期两起移送司法案件的进展更新；第二部分通报了四起移送司法案件，两名员工涉嫌挪用资金和收受商业贿赂、一名员工涉嫌职务侵占、一名员工收受商业贿赂，均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部分通报了二十五起触犯“腾讯高压线”的事件，包括七名CSIG员工和两名外包人员因为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11名IEG(互动娱乐事业群)员工和两名外包人员被辞退，PCG5人、CDG3人、腾讯云雀与腾娱等子公司总共4人，均因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

第四部分对五起“较重违规”事件进行通报，相关人员受到的处罚包括内部记过处分、公司发文实名通报批评、当期绩效考核为不及格且当期不能晋升，共有六名员工和一名外包人员受到处罚。

截至发稿，腾讯方面未对上述邮件内容进行确认。

另在1月16日，腾讯通报2022年全年反舞弊调查数据与典型案例。2022年全年，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并查处触犯“腾讯高压线”案件70余起，100余人因触犯“腾讯高压线”被辞退，10余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全年查处的案件和人员数量较2021年有所增加，针对公司内部出现的贪腐、舞弊等问题，腾讯反舞弊调查部持续加强打击力度，查处了一系列存在共性问题的违规案件。

另在该次通报的2022年度因涉嫌受贿或职务侵占被查处、移送司法以及被法院判决的18起典型案件中，有10起涉及PCG、3起涉及CSIG、3起涉及IEG、2起涉及CDG。

2022年12月，腾讯召开内部员工大会，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当时表示，腾讯集团内部的贪腐问题“真的是触目惊心”，很多业务做不起来，并不是因为管理者问题，也不是业务方向问题，而是贪腐漏洞太大，业务被掏空。

内部反腐早已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工作重点，2023年1月13日，美团反腐公告显示，2022年美团共查处刑事案件41起，移送司法机关107人，涉及内部员工47人，生态合作商等外部人员60人，因廉洁合作问题清退且永不合作的合作商41家。

虽然此前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在内部直播中表示马化腾说的问题，百度也都有，但截至目前，百度尚未公开内部反腐进展，最近的动态是在2020年4月，百度职业道德委员会通报了一起员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时任百度集团原副总裁韦方经公司调查发现涉嫌贪腐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2021年2月，滴滴公布2020年内部反舞弊反腐败相关情况；2018年8月，京东集团发布《京东集团反腐败公告》，公布了16起典型案例；2009年,阿里成立廉政部,专职反腐,由十八罗汉之一的蒋芳负责，在阿里最新组织架构调整中，蒋芳取代童文红担任集团CPO（首席人力官）。

来源：搜狐新闻

链接：https://m.sohu.com/a/631180392_114986/?_trans_=010005_pcwzywxewmsm

编辑：吴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