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九是载人上天的，航天员也要进天宫，这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重大突破。不过，这是张柏楠他们这些年轻人的事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
中国“航天四老”之一任新民。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后30年做什么
1984年4月，中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升空，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赤道上空，中国航天的“三抓”任务宣告完成。
“三抓”任务制订于上世纪70年代，是当时的三项重点任务，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远程液体弹道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战略导弹以及发射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信卫星。
“三抓”任务由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负责(国防科委1982年后改组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任新民分管技术工作。
“三抓”任务完成后，张爱萍赋诗称赞其为“一鸣惊人，再鸣震全球，三鸣震寰宇”。
也就是在这一年，七机部正式改名为航天工业部。任新民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技委)主任。 此时的中国航天人，面临着航天事业向何处去的问题。按任新民的话说，中国航天走过了“没偷懒”的前30年，但还不知道后30年怎么办，干什么，如何干。
“当时上级领导对下一步做什么也并不清楚。”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任新民认为，未来的发展关键，在于规划出大的科学工程，使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有了大型的航天系统工程任务，国外的留学回国人员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来;反之，来了也留不住。”
从世界潮流来看，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1969年7月，美国人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1971年4月，苏联率先发射了载人空间站。
![]()
1999年11月，神舟一号试验飞船返回舱平安归来。图/CNSPHOTO
中国是搞登月工程还是发展空间站?
“我是不赞成当时搞登月的，最主要考虑是上去了能做什么的问题。月球上没有水没有空气，人待不了几个小时就得走。不论是从民用角度还从国防角度考虑，用处都不大。而空间站是围着地球转的，实用性要强很多。”任新民说。
1985年7月25日至30日，航天部科技委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会议由任新民主持，约50人与会，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这是中国关于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首次会议。
会后出版了《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作序。
他写道：“搞太空站和航天飞机是一个大的国策，搞这一事业是需要一笔较大的投资的，也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但其技术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是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会本利全收的。”
航天飞机Vs载人飞船
秦皇岛会议之后，《太空站讨论会文集》被送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综合部门负责人手中。
连同文集一并报送的，还有由航天部科技情报所翻译的《开拓天疆》。这是同一时期美国太空委员会向总统和国会提出的建议书，阐述了美国50年内的民用航天发展目标。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任新民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他关于载人航天的规划框架设想。时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多个场合听到任新民强调：“好事多谋。我们先下下毛毛雨，这种大型项目不可能一蹴而就。”
秦皇岛会议的“毛毛雨”之后一年，中国于1986年启动了简称为“863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其中，航天技术列入七大领域中的第二领域，两大主题项目都与载人航天紧密相关：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1987年，由国防科工委牵头组建了“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中国发展载人航天技术的总体方案和具体途径进行全面论证。
是年4月，专家组发布《关于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概念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招标通知。航天部、国防科工委等系统的60多家科研单位参加了这场大论证。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各竞标单位提出了11种技术方案。专家组筛选出6种方案，其中5种都是航天飞机方案，只有一种是飞船方案。
1988年7月，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了评议会，选取了5种，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和飞船方案以非常接近的得分，双双胜出。
此后，这两种方案的论证人员展开了长达3年的学术争论。
任新民最初也倾向于搞航天飞机。他认为，载人飞船是前苏联在五六十年代搞出来的技术，如果中国此时再搞，已经落后了近30年。而当时美国的航天飞机已进行了多次成功飞行，较之飞船，航天飞机具有可以重复发射和运载量大等多项优势。
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任新民开始倾向于搞飞船。“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任新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美国有4架航天飞机，飞行一次就得花4亿到5亿美元。俄罗斯的航天飞机中途夭折，也主要是因为缺钱。
1989年，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航天部与航空部合并后组建)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的比较论证会。会议由时任科技委副主任的庄逢甘主持。
在这次会议上，综合考虑了多种因素后，航空航天部内部开始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从载人飞船起步。
向总理汇报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任新民担任首席顾问。
与此同时，航空航天部的19名专家组成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负责人是钱振业，他也是“863计划”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主题项目组的组长。
1991年3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通知说：3月15日下午3点至5点，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
任新民深知，这次汇报关系到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立项。他琢磨，要在一个半小时内把问题讲清楚，“这样能给总理留点时间讲讲”。
第二天下午，任新民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钱振业准时进入位于中南海的国务院某会议厅。两人刚刚落座，李鹏就出现在会议厅的门口。
任新民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共就4个人：李鹏及其秘书，他和钱振业。
任新民和钱振业按照几经修改和斟酌的汇报提纲，详细讲述了中国载人航天为何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并分析了中国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条件。“载人不载人是航天技术一个质的跨越，在工程的研制实践中还需要付出努力，但据目前的分析，还没有不可逾越的重大技术关键。”任新民汇报道。
李鹏在听取汇报中不时插话询问，听完后他表示，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他指出，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根据这次汇报，航空航天部随即整理出了《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五)》报批件，上报中共和国家领导人。 5天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给航空航天部转来了批示后的报批件，上面留下了刘华清、李鹏的先后批示以及江泽民的圈阅。
任新民至今还能记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示的一句话：“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干!” 中央批示之后，中国载人飞船工程的论证和立项进入了快车道。
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
1992年1月8日，李鹏主持召开了中央专门委员会第5次会议，专门研究中国载人航天问题。
中央专委会的前身是1962年为领导原子弹等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而成立的15人专门委员会，周恩来是第一任主任。八九十年代，中央成立了领导重大航天项目的专门委员会，李鹏担任主任。
这是第一次，中国载人航天问题被正式摆上中南海的会议桌。
任新民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他特意将一个1：10的飞船模型带到了会场，结合模型做了简明扼要的讲解和演示。
会议纪要显示，会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从飞船起步。”
评审组中的争议
会后，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随即成立了由200余名专家组成的载人航天领导小组，时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出任主任。
领导小组下面分设两个组：一个是技术经济论证组，即工程论证组，组长是王永志;另一个是专家评审组，组长是任新民。
专家评审组由全院士组成。除任新民外，副组长是王大珩和屠善澄，成员包括王希季、庄逢甘、闵桂荣、张履谦、杨嘉墀、童铠、谢光选等院士。
虽然任新民牵头做过的重大项目难以计数，但这个组长格外不好当。
时任航空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老专家的工作并不好做，很多人都是留美博士，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一套，都是武林高手，有的专家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要让这些‘武林高手’就评审报告统一意见谈何容易。”
是搞三舱方案还是两舱方案?是先上一个航天员还是两个航天员?飞船是水平发射还是垂直发射?专家们各执己见。有专家提出，在评审意见中要写明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单独签名。
任新民心里清楚，如果评审报告都形不成统一意见，中央专委会又怎么会批准立项呢?
一次评审会上，争论非常激烈。见此，任新民做了半个小时的发言，除了剖析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对于中国航天和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外，还现身说法：“有些问题我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为了大局也只好放弃。”
他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我们航天部所在的驻地阜成路8号出发去天安门，经公主坟，经木樨地，经西四都是可以到达天安门的。但最怕的就是坐在阜成路8号争来吵去，而不动身;或者按一条路线走一段又改变主意，回原地再争论，又另选路线，时间都耽误了，却到达不了目的地。只要确定一条路线，齐心协力走下去，总可以到达目的地。我们搞技术工作，搞航天型号研制，也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打动了现场很多人。
评审大会召开前，任新民又去了几个意见较多、态度较激烈的专家处走访，做工作。
最终，方案论证报告和相应的评审报告按计划向中央专委会上报。航空航天部一位领导事后曾说：“如果没有任老总的主持和坐镇，评审报告很难统一。”
三步走计划
1992年8月1日，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第7次会议，听取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部联合组成的论证、评审组的汇报。
按照李鹏的要求，每个到会的专委会成员都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名，缺席的也被要求补上。
8月25日，中央专委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呈上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请示》建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
实际的步伐比这个计划晚了一年。2003年，“神舟五号”飞船载着杨利伟完成了中国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第二步，大约在2007年左右，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出舱活动，发射了一个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
2011年9月，8吨级的太空实验室“天宫一号”升空。
第三步，研制、发射、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太空站应用问题。 如今，这一步计划已有了时间表，将于2020年前后完成。
谭邦治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方案中的轨道舱留轨这一创意来自于任新民的建议。任新民在研究前苏联“联盟号”飞船的结构示意图时发现，“联盟号”飞船把轨道舱作为垃圾留在太空，非常可惜。
国外的载人飞船通常只有返回舱才配备太阳能帆板，任新民建议，为轨道舱加装一对帆板。在返回舱着陆后，轨道舱可以靠这对帆板提供的能源围绕近地轨道运行半年，堪称加强版的对地观测卫星。
两对帆板在太空展开后，飞船看起来像一只蜻蜓，这成为中国载人飞船的一大特色。200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现场观看了“神舟四号”飞船的发射后，对任新民说：“看来你坚持轨道舱留轨是正确的。”
1992年9月21日，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中南海勤政殿里，中共中央第195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召开，听取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的汇报，讨论审议中央专委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
会议批准了这一请示，并做出了一个让航天人深受鼓舞的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工程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
至此，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并于当年开始实施。
按照中国多数重大科技工程的惯例，载人航天工程也因为立项这一天是9月21日，获得了代号：921工程。 ★
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php?rid=6657 
楼主: admin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