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案例集锦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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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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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源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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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TikTok搜寻引擎故意引导用户阅看虚假信息

2022年9月15日 18:11

美国之音

美国一家媒体研究公司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广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年轻人使用的社交媒体网站TikTok在呈现搜寻结果时往往会提供虚假信息。该研究公司创始人怀疑这家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可能故意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中制造混乱。

新闻可信度评估与研究公司NewsGuard星期三（2022年9月14日）发表的报告说，公司研究人员发现，当用户在TikTok上搜寻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或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重大事件时，接近五分之一的搜寻结果呈现了虚假信息。

他们发现，TikTok的搜寻引擎看来特意向用户建议含有虚假讯息的视频。比如，研究人员在搜索“COVID Vaccine”(新冠疫苗)时发现，TikTok的搜寻结果建议用户使用“COVID Vaccine exposed”（新冠疫苗揭秘）或“COVID Vaccine injury ”（新冠疫苗伤人）等关键词，但是同样在搜索“COVID Vaccine”时，谷歌的搜寻结果提供了比较真实的信息。

因此，NewsGuard创始人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怀疑，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TikTok可能在有意散布虚假信息。

TikTok在回应NewsGuard这份研究报告时并没有直接否认研究人员发现的问题，但表示“我们不允许有害信息，包括虚假医学信息，我们会移除这些信息。”

今年8月，TikTok宣布与美国政府合作，加大力度打击该社交媒体上的 “有害错误信息”，为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做准备。此前，美国的官员们指责TikTok上存在大量与美国选举有关的虚假信息。

但是无党派的选举科技研究机构"OSET研究所"（OSET Institute）首席运营官（COO）格雷戈里·米勒（Gregory Miller）对美国之音说：“坦率地说，人们不应依赖TikTok管理层所说或所写的内容，而应关注他们的行为和实际所做的事情。”

除被指责散布虚假信息外，TikTok还一直被认为在努力为北京收集美国和西方国家公民的数据。

据信，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考虑颁布行政令，限制包括TikTok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收集美国公民数据。

这个月上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今年7月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举办的首相选举电视辩论中说，英国应该打击TikTok等中资科技企业。此前，TikTok承认中国总部工作人员可以获取海外用户数据，但辩称数据并非储存在中国，亦不会将数据交给中国当局。

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公司有义务与政府合作，包括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

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早前就TikTok提供虚假信息时对美国之音说，“谁来决定什么是误导性内容？现在，正在行使决策权的这家公司是一家很容易受到中共胁迫的公司。”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的报道。）

脸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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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之音

编辑：马源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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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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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者，我们明天能留下什么？

一天又一天，8月就要结束了，2022年已过去了三分之二，时间过的真快。作为记者，回首过往，我们明天能留下点什么呢？
PS:＂长江＂公号自2014年3月29日以来，8年多时间，已累计发布推文1983条，粉丝昨晚已达5万。这个过程实在是漫长。感谢陪伴。

来源：长江传媒研究（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FJLnlObIYz5MO4uN4zPBg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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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山烈火，这群没有“家”的媒体人，再次吹响集结号

昨夜今晨，肆虐多日的重庆北碚缙云山明火被扑灭。

第一时间，王奇将这个好消息发到了“穿越时空”的微信群里，并停止了捐款。

这个由原《重庆时报》工作人员组成的微信群，共为山火救援捐款15万余元，用于购置头灯、护目镜等救灾所需物资后送往救援一线。

在8月25日晚总攻救援一线，原《重庆时报》记者夏洪波则将自己拍摄的图片传送出来，图中的救火人员站在山上通红的背景如同炼狱，一些带着头灯的志愿者正在往来奔波，或许这些头灯也有“穿越时空”的一份努力。

一边是送往前线的捐款物资，一边是从现场传回的新闻图片，《重庆时报》——这张已经休刊的报纸，在烈火中复活。

尽管“家”已经没了，但这些前媒体人还抱有着这新闻人的初心：灾难面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场非计划公益行动

“一个报社都没了的报社群，一群可能不在重庆的重庆人，一腔比天气还热的热血。我有一个前单位，叫重庆时报。这个报纸，已经没有了，但这群可爱的人，建了个群。今天，共青团北碚区委发布说缺头灯、油锯。我们这群曾经的时报人行动了起来。”前《重庆时报》工作人员古月8月24日在朋友圈里这样说。

三年前的2019年1月1日，《重庆时报》休刊。记者、编辑和工作人员各奔东西，他们和很多休刊停刊的媒体一样，只存在于微信同事群里。

这个创建于2014年的群名字叫：穿越时空。似乎，这也预示着，他们有一天还会回来，聚在一起。只是，谁也没想到会以应对灾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们群里现在有499个老同事，募捐活动以前有429人，来自天南海北，其中绝大部分都没在从事媒体工作了，目前，大部分定居在重庆。我们做这件事主要想的是，我们以前的媒体人身份，和现在的普通重庆市民对座城市的热爱。”群主王奇如是说。

据王奇透露，这次公益活动并非有计划而为之。

活动的起因是前《重庆时报》记者吴云燕，因她家住在北碚，可以近距离看到火情，同时，吴云燕的大学老师爱人也在现场做志愿者，出于记者的敏感性，她把缙云山山火的一些相关信息发布到群里。

8月24日中午，吴云燕得知了火灾现场缺少救援物资一事，便将信息同步到了微信群中。

随后，群主王奇将此事写在了群公告里，不久，看到公告信息的时报人便开始自发捐款为救灾提供物资，大伙儿一致决定把钱转给群主统一收支，“我们都相信自己人”。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转账信息发给了王奇，一名又一名时报人加入群里，一份又一份的保障物资运送到了山火救援现场。

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王奇则统一协调安排群里的10名报社老同事分别负责信息甄别、募资、采购和送往救援一线。

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山火救援过程中，“穿越时空”微信群中的498位前时报人累计募集了156215.39元，其中57016.4元用于筹备灭火所需的头灯、油锯、药品等物资，分别运往北碚缙云山、璧山区七塘镇、八塘镇等地，其中价值3万多元的300个头灯、500个护目镜、500双手套和胶鞋、移动电源等物资，在8月24日傍晚就送到救援一线，第二天又送去150多个水基灭火器和大批药品。

时报人亲友跟风式捐款

这场捐款被王奇形容为 “懵逼式跟风捐款”和“内卷式捐款”。

“为了让捐赠信息更加透明，我钱收了之后就开始制表，刚开始接受捐款时是8月24日中午，大概1点多，许多群友一个午觉刚睡醒就看见群里都在捐款，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捐款，很懵逼的，然后也不问先捐了再说。”王奇说，很多前同事问也不问，依靠着激情和信任，就把钱捐出去了。

此外，群里的不少时报人选择了“内卷式捐献”。

“比如，我们有两个同事，俩人平时就喜欢辩论，到了捐款的时候，一个捐了999元，另一个就私信给我转账，捐1000元。单笔一下子破四位数。”王奇说道。

王奇发现，这场捐款很快便席卷了整个重庆时报的几乎所有前员工，后来则开始向他们的亲朋好友“人传人”式的蔓延。一些时报人的朋友通过朋友圈了解到捐赠一事后，便纷纷解囊相助。其中，有一位时报人“团长”江静带动的朋友的捐款就超过了30笔。“我们原来是一个部门的，她的天南海北的捐款特别多，有一个她认识的外教老师，甚至把这件事宣传到了海外。”

在处理同事朋友的捐款时，王奇通常会在备注信息中写下“同事朋友+编号”， 但后来王奇发现编号太多了，都无法记不清编号是多少了，只好将编号改为了地名或特殊身份，比如广西朋友、上海朋友、山东朋友、机长同学、85岁的姑妈等等去备注。

“我们现在一共是捐了155215.39，为什么会有零有整呢，这里面有很多个故事，比如张一诺、胡乔之两位小朋友，靠卖废品捐的19.4元，他们的父母是我们同事的朋友，看到父母捐款后，也加入了进来。”

传回的图片

2022年8月25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发布了名为《重庆：多地消防集结 今晚将通过反烧法进行阻断和灭火》的报道。其中，一幅救援图片在微信朋友圈中被大量转载。

这张图片的拍摄者夏洪波目前供职于上游新闻，此次山火救援中，他成为了《重庆时报》这张已经休刊的报纸中为数不多的还在从事一线采访的记者，见证了北碚缙云山救援的过程。

夏洪波把这些图片和视频像转播一样，发到“穿越时空”群里，得到了前同事们的赞许。

夏洪波以自述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这段采访经历：

缙云山山火，涌现出的“骑士精神”“城市凝聚力”不断震撼和感动着我的内心，我也为身为这城市的一员感到骄傲。但与此同时，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招募志愿者、物资供给不上等或真或假的信息，让我实在太难受了，为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我决定上山。

8月25日，16:00，当我打算驱车赶往山下集结点时，通往集结点的路已被管控约一公里，只得步行前往，到达集结点（也是1号点），上百名志愿者不顾高温，争先恐后将一箱箱水、烧伤药、食物、防暑物资等装上志愿者的摩托车，送往山上。

我本打算步行上山，刚走半路，沿途的摩托车志愿者逢人就问“要不要上山”？我随便搭上一辆，一边乘车，一边和志愿者攀谈起来，他98年生人，25日正是他的生日，来当志愿者，也是想给自己的生日赋予不一样的意义。

摩托车只能到2号点，这也是整个隔离带的起点，因为山体十分陡峭，新凿出来的隔离带灰尘可达十厘米，车辆根本无法作业，到达现场时，志愿者已经在隔离带组成了一条长龙，直通山顶，目的就是为了手递手往各个集结点传递物资，灭火器、水、食物、药品等都是通过人力一点点转运上去。

19:30，夜幕降临，在隔离带上，志愿者头灯组成的长龙横亘在山火和城市之间，坚韧且挺拔，志愿者和消防官兵都深刻的明白，这是我们最后的防线，必须守住，转运物资的双手，成了随时举枪灭火的双手，眼看山火越来越近，志愿者和消防官兵严阵以待，他们用最朴实的情感和行动，守护着我们的城市。

21:00，山火率先在3号点发难，在妖风的作用下，火光冲上十余米，消防官兵毫无惧色，手举高压水枪喷头直导山火要害，志愿者们则用自己的双手抬起高压水管，以防水管折叠，导致输水不畅。待3号点的山火稍微退去，3.5号点的山火更是来势汹汹，圆弧形的高地，瞬间被这突如其来的火龙吞噬，好在队员们早有准备，数十人手持灭火器、高压水枪就往火场里面砸，尽管在火光面前他们是渺小的，但他们的身影却异常高大。

隔离带5号点，是在悬崖上凿出的一条“血路”，也是最窄、最危险的点，上半夜，风向正佳，消防官兵在5号点果断采取了“反向点火”，扩大隔离带，对山火进行反制，同时做好攻势，应对随时反扑的山火。

23:00，三处集中山火点的明火基本扑灭，志愿者们高呼“缙云山保住了，我们胜利了。”此刻，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感动、有一种自豪占满整个山头，也占满了每个人的心。

尽管如此，现场并不敢松懈，部分志愿者原地休息待命，以防火星子再次引燃，4号点火势依旧猛烈，虽已被消防队员有力压制，已无反扑可能，但大家仍然打起十二分精神，严阵以待。

凌晨1点，在下撤过程中，就地睡觉的消防官兵、不断涌上换班的志愿者，让我们倍感安心，这座城市因为有你们、因为有我们每一个人，才倍有归属感。

来源：传媒特训营（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HJLige0_ih-F0ATUtGsJA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王军，男，苗族，1969年生于贵州省开阳县。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曾任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瞭望》新闻周刊副总编辑。

2016年9月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

一晃眼，参加新闻工作已23年。这期间，我完成了《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三本书，它们得到了读者的厚爱。我是一个幸运儿，在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从事新闻工作，在新华社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队伍里成长。

不能忘记1991年我参加工作之后，前辈记者们对我从事新闻工作的指导。此刻，我的脑海里正浮现当年夏俊生同志带着我这只“菜鸟”骑着自行车长达数月调研北京道路建设的经历，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职业生涯之始；

《瞭望》原副总编辑汤华同志给了我宝贵的业务指导。一次，他对我说，你知道新华社有一个重要的业务传统吗？这就是基本调研！什么是基本调研？就是调查研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有幸走在了基本调研的路上，并将自己在新华社的工作化作了三本书。其中，《城记》是为自己的报道工作进行的“知识储备”，《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则是建立在“知识储备”之上的工作成果。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第一本书《城记》（2003年北京三联书店版），我就写不好、甚至写不出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2008年北京三联书店版）和第三本书《拾年》（2012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这三本书代表了我对基本调研的认识，我愿通过这一篇文章与同仁分享自己的经验，敬请战友们指正。

01

面对新闻工作的基本矛盾

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认为，不是采访不到最重要的信息源，也不是进入不了最重要的现场，而是我们在面对信息源、置身现场的时候，却不能理解耳闻目睹之事，无法判断其新闻价值。可我们都有一个截稿时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所以，必须找一个办法确保工作质量。

抢时效与保质量，是一对矛盾，我们的每一篇报道都面对这样的矛盾，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矛盾。

我参加工作后不久，报道了国务院批复北京新一版总体规划之事，这一版规划首次以完整一章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作出规定，包括严格控制故宫周边的建筑高度。可是，总体规划刚被批复，就被在北京旧城内四处开花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大规模突破。如何理解这样的事情？这对当时的我，确实是一大挑战。

我对北京旧城的改造与保护问题进行调研，经常听到关于梁思成、陈占祥的故事。不少老专家对我说，梁、陈这两位建筑学家曾建议另辟新城、完整保存北京旧城，竭力反对拆除北京城墙。说起这些往事，老先生们总是痛心疾首。

我还清楚地记得，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先生患眼疾，刚做完手术，就捂着病眼接受我采访。他说，当年有关部门居然还有拆除故宫的计划！欧洲有一本书，叫《文物建筑破坏史》，你这位记者能不能写一本北京的“文物建筑破坏史”？

我是多么希望看到一本北京的“文物建筑破坏史”啊。这样，我至少能够知道当下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自如地开展工作。可是我找不到这样一本书。陈志华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在想：既然找不到这样一本书，我就来写这一本吧！

“年少轻狂”时的这个愿望，拯救了我的工作。当时我在北京分社跑城建口，这个口是两个记者跑，而且分工明确，前辈潘善棠同志跑的是市政管理，我跑的是规划建设，可以说是半个口，而且每年都要完成规定的工作量，特别是参考报道必须有深度，否则稿子根本发不出来

2017年，王军（中）在讲解故宫太和殿建筑。（摄

影 郑鸣）

工作压力是巨大的。怎样才能有深度呢？我慢慢理解，深度调研的能力，就是你能把当下之事放在多大尺度的背景下进行观察与思考的能力，这个背景是几天、几年还是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决定了你对深度的抵达。这意味着我必须在自己的报道领域建设自己的历史认知体系，必须带着现实问题进入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断“拉抽屉”。

围绕房价问题、拆迁问题、城市结构问题等一系列事关首都发展的战略问题，我展开调研，越发强烈地认识到，对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北京旧城的大规模拆除，形成了北京严重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对首都城市功能造成巨大障碍，我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报道让决策层重视这一问题。

这个愿望来得十分迫切。那一段时间，我往往在胡同的拆迁现场刚结束采访，就跑到图书馆、档案馆查抄史料，那些陈年往事深深吸引着我，我心中有太多问题需要它们来回答。我正在经历当代北京的城市改造史，我不能对过去北京的城市改造史一无所知。

我找到大量第一手档案，采访了大量历史见证人，在这样的基础上，2001年我完成了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市改造史为重点的非虚构作品《城记》。这本书的第一章《古都求衡》是我对当下北京城市改造的调研，是我在新华社完成的工作，由此形成问题导向，直逼历史深处。

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说：“你对今天的人不能理解，就无法理解昨天的人。”这句话使我深受教益。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重点正是理解今天的人，这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昨天的人，这也是记者探解历史问题的优势。

我在调研中得知，北京旧城区危改的征地拆迁费占危旧房改造区开发成本的50%以上。而在新区建设中，征地拆迁补偿仅约占开发成本的14%。这使我陷入思考：新中国成立之初确定首都建设大计之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保护旧城、另辟新城的方案，被一而再地指责为劳民伤财、不顾国力。可这个方案对抗的是拆建老城的计划。难道在上世纪50年代，拆老城与建新城相比，会更加经济？

通过对《城记》的写作，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由此牵扯的一系列历史问题，与我手中的调研工作发生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使我能够更加自信地对当下事件做出判断，将工作推入一个新的境界——理解了昨天的人，更能理解今天的人。

02

必须怀着重大关切

要真正做到调查研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保持专注非常重要。而要保持专注，就必须怀着重大关切，否则，根本进入不了基本调研的状态。

在新华社工作，我们须时时跟踪并研究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研究是我们工作的基本面，其上有动态跟踪，其下有历史研究。在由动态跟踪、政策研究、历史研究搭建的工作框架里，政策研究这个上下关联的面最为重要，这是我们在新华社的看家本领，吃准、吃透了这个面，才可能准确地研判动态、深入地探察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盯准了政策面就万事大吉了——没有对动态的及时跟踪、对历史的充分把握，政策研究是做不好的。

2017年，王军在四川理塘长青春科尔寺调查。图/受访者提供

新华社有许多我敬重的师长，至今仍在一线坚持采访，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与他们相比，不少市场化媒体的同行，往往在一线采访若干年就觉得累了，甚至坚持不住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与基本工作面的差异相关。

市场化媒体记者的基本工作面是动态跟踪，不易形成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如果忽视了知识体系的建设，碎片化的动态就很难成为思想的养分，因为失去了理性的把握，这些“碎片”还往往令人身心俱疲。

而在新华社，我们被强制性地要求在政策研究面上工作，这对记者的业务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在我们这个转型中的大国，政策问题是重大关切，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情，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地调查研究。

在改革过程中，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都是针对既有问题的，必然是问题导向，这些政策又是改革过程中的产物，又必然受限于过程本身，这就给我们留出了探索空间。专心致志地在政策研究面上开展工作，是我们的本职所在，也是使命所在。

2003年《城记》出版后，我真切地感受到我心中涌动着两个重大关切：一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中国发生，它是以何种力量、何种方式推动的？二是北京这个代表东方文明辉煌成就的古都，能否摆脱被彻底拆毁的命运？

怀着这两大关切，我从北京分社调入《瞭望》工作，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我心中的两大关切成为我推进工作的两大线索。

为求解中国城镇化的秘密，在编辑部的指导下，我展开系列调研。其中，《大马路之痒》《当城市为汽车而造》解析了中国的城市形态与美国二战之后大规模建造的汽车城市的关系。我应美国规划协会之邀三次赴美采访，走访了十多个城市，对都市蔓延问题作了调研，并结合中国的情况完成系列报道。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不动产税改革被提上日程，这对中国城市的土地财政模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沿着这条线索，我采写了《城市规划修编的圈地玄机》，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长篇批示；再继续采写专题报道《圈地博弈的政策基因》，将中国城市的税制与美国进行比较，揭示了税制改革的必要性。

这一系列调研汇成了我的第二本书《采访本上的城市》，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中国的城市化与人类的新技术革命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认为是21世纪初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这件大事，被记者出身的CCTV大楼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描述为：‘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这样的判断是否像他设计的大楼那样不可思议？”

我希望以《采访本上的城市》回答“库哈斯之问”，并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完善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

北京的规划建设依然是我倾力调研的领域。《城记》叙述了北京单中心城市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能不能借助北京奥运会提供的发展动力，扭转首都城市发展的同心圆模式？我继续展开工作，完成了“北京城市发展模式调研”（与刘江合作），以及《新老北京之战》《中央行政区迁移悬念》等专题报道，力促北京总体规划修编；再以《北京的人口失控》《拽不住的人口规模》《北京式治堵》等深度报道，探索总体规划的实施路径。

围绕北京规划的调研持续了十年，我便将这些文章汇成《拾年》一书，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总结，也为北京城市发展的“奥运周期”留下一份记录。这本书，与《采访本上的城市》一样，皆是新闻作品选集，可由于所有的文章都紧扣重大关切展开，能够形成体系与层次，避免了碎片化堆砌。这也表明，基于重大关切的基本调研何其重要，我因此提高了工作质量，保持了工作激情。

03

我们已别无选择

面对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简单化的个人感受来覆盖我们的工作，我们最需要理性的思考，最需要探索真理的力量。

我在《拾年》的后记中写道：“我不是一个爱打擦边球的人，我看到的更多情况是，擦边球的边，里面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请问哪一个空是对的？我们总不能以这一个空去覆盖那一个空，以这一种情绪去湮没那一种情绪，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桌子里面有做不完的事情啊，只是需要一颗安静的心。所以，我总是提醒自己要静下心来，从桌子的中间做起，虽然它也有边，可毕竟，多多少少打出了一张张小小的桌子的模样了。那么，就请大家把杯子摆上来吧。今天的中国，是多么需要有质量的交流啊。如果我能够为此尽一份力，就没有白来这一世。人类文明的发展并非春江放舟、两岸鲜花那般惬意，把一切一切的不如人意，归结于一个抽象的敌人，是容易做到的事情，也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敌人，如果有，那个敌人就是我自己，因为我看不惯的人性，我自己身上就有，谁叫我是人呢？”

这是我的心里话，这样的思考能够让我静下心来面对身边的事物，保持住基本调研的状况，收获“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般的惊喜。

在我们这个大时代，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信息供应已高度分化，不读书只上网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网络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却不容易让我们“理解”。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需要强大的线性思维能力整合，否则，“知道”便会“失智”。而保持基本调研的状态，能够帮助我们建构的，正是整合碎片的能力，使我们能在最快的时间抵达“理解”。

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传播手段空前活跃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已很难成为第一信息来源的报道者，我们的竞争已被逼至更高层面——“理解”。在内容生产的领域里，受众对专业化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只有那些能够在现场迅速完成从“知道”到“理解”跨越的记者，才不会窒息于信息世界的惊涛骇浪里。

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基本调研的状态，这也是别无选择。

来源：传媒见闻（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g_uJQeGx2ybuWE9-yxqohw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屈妍君

刘海明

江西新余老家被非法强拆，法治记者起诉当地五部门

这个而立之年，对于媒体人温远灏来说有点忙碌——忙着跟老家打官司。

温远灏的老家是江西新余，目前在北京工作。作为国内某权威法治媒体记者、编辑，温远灏在工作中采写、编辑过大量案件报道，见证了许多家庭的离合悲欢，并在3年前考取了法律职业资格证。

但他没想到的是，有一天自己也会被迫成为新闻当事人。

“今年1月17日傍晚（春节前夕），我妈正准备回家过年时却意外得知，我们家一周前已被当地有关部门偷偷拆掉了，而我和家人在拆除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说法。”温远灏说。

近日，因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遇阻，温远灏对新余市渝水区政府、新余市住建局、新余市发改委、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依法提起了10起行政诉讼，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均已立案。

“如果违法者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么守法者的意义何在？”温远灏说，去年2月以来，为了证明新余行政机关一系列的行为违法，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不得不被迫卷进了一场诉讼战。

用温远灏的话来说，这既是为了维护自己家的合法权益，也是为推动老家的法治建设略尽绵力，更是为了心中的法治信仰而战。

打赢官司后被强拆

判决成了一纸空文

温远灏家位于新余市城北农行宿舍小区（新余市城北赣新中路17号）3301房屋，2020年4月被纳入住建片区棚户区改造范围。

同年9月，温远灏从北京返回新余家中发现，屋内水、电、气均已被人为中断，楼梯护栏、门窗等设施也全部被拆除，家中还有财物不翼而飞。

随后，针对征收程序和补偿方案存在的漏洞，温远灏发起了系列行政诉讼。

温远灏打的第一场官司是诉新余市渝水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2021年6月2日，南昌铁路运输法院在渝水区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自动撤销了其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此后，渝水区政府从未对温远灏家的房屋作出过任何新的《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该房屋不存在被强制征收的前提。

就在同一天，温远灏还打赢了诉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房屋基础设施案。

法院经审理认定，本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并未就补偿事宜达成一致，且被告作出的补偿决定仍在法院诉讼过程中，被告实施的停水、停电、停气、拆除楼梯扶手及案涉房屋外部设施等行为，已导致原告在案涉房屋内无法正常生活，应当确认被告强制拆除设施的行为违法。

2021年7月26日，南昌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1)赣7101行初469号行政判决书，确认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新余市城北赣新中路17号（城北农行宿舍小区）3301房屋基础设施的行政行为违法。该判决已生效。

拿到判决书后，温远灏颇感欣慰。

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超出了他的想象：2022年1月7日，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对他家实施了非法强拆。

对于这次非法强拆行为，远在北京的温远灏及其家人毫不知情。

根据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在对土地和房屋征收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拆迁原则，依法对被征收人进行安置补偿。

温远灏认为，他家房屋被强制拆除前，征收主体新余市渝水区政府和征收实施单位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既未作出有效的征收补偿决定，也未获得人民法院准许强制执行裁定，该强制拆除行为已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

2022年7月13日，温远灏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新余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强制拆除案涉房屋行为违法，目前已立案。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多项信息均不提供

在家中遭遇强拆后，温远灏不得不开始认真审视这次棚改计划。

相关材料显示，2020年3月，仙来大道周边家属院共计3043户被纳入2020年棚改计划，其中包括部分政府机关大楼。这一年，江西省政府下达给新余市的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是16269套。

温远灏的家成了其中之一。

“这些小区（包括我家小区在内）均为砖混结构的多层小楼，并非棚户区。”温远灏了解到，新余市为完成省里下达的棚改指标，以政府机关单位大楼及其家属院冒充棚户区，以棚改名义实行“二次卖地”，当地群众议论纷纷，认为是“趁机改善官员住宅。”

据了解，城北农行宿舍小区地处新余市区主干道仙来大道旁，沿街分布着市委市政府在内的近40个机关单位，地邻新余地标建筑人民广场、赣新路口，属于市中心繁华地段。

小区院墙之内，绿树掩映着3排四层小楼，院中住着52户人家，居住环境安全舒适、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小区左右侧分别为市工信局、市住建局，院后为市教育局和新余市长青小学、城北幼儿园（全市最好的小学、幼儿园），是江西省重点中学新余四中的学区房。

为进一步了解新余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尤其是住建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有关具体情况，温远灏于2022年5月14日向新余市发改委、渝水区政府、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新余市住建局、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5家单位分别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提供“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有关文件”。

同时，因听说城北农行宿舍小区里其他属于农行职工的居民，在此次拆迁中不仅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还能在高铁新城另外获得福利分房，遂于5月20日再次向上述5家单位分别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请求提供“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有关文件”。

温远灏说，上述单位在收到申请表以后，不少单位均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答复，最终在答复书中对多项重要信息均以各种借口“不予提供”，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为此，他于2022年6月20日、6月30日、7月15日分三批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0个案件均已立案。

逾期作出申请答复

应当公开却不公开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情，我根本不会想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竟然如此之难。”温远灏认为，新余市住建局、渝水区政府等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其法定职责，对于应当公开的事项不予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

温远灏说，在请求提供“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有关文件”时，新余市发改委5月17日收到申请表以后，直到6月27日才作出答复书；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5月17日收到申请表以后，7月14日才寄出答复书（落款时间为7月8日）。

在请求提供“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有关文件”时，新余市发改委5月22日收到申请表以后，6月21日才寄出答复书；渝水区政府、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新余市住建局5月22日收到申请表以后，6月22日才寄出答复书；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5月23日收到申请表以后，7月14日才寄出答复书（落款时间为7月8日）。

“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系政府公开实施的项目，有诸多文件足以证实，新余市发改委却称其不存在。”温远灏说，在新余市发改委作出的余发依复（2022）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针对其申请公开的第1项信息“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立项批准文件”，答复书回复称，经检索没有查询到所申请公开信息，该政府信息不存在，故无法提供。

在渝水区政府办公室作出的渝依复（2022）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对温远灏申请的“3.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常务会议讨论决定”“4.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拆迁补偿款发放、使用情况”“6.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安置房房源审核情况、发放及安置情况”三项内容均“不予提供”，理由分别是第3项信息属于过程性文件，第4项需要加工制作汇总，第6项当前不存在。

对于这个回复，温远灏显然无法认同。

“第3项信息属于决定，并非过程性信息；第4项信息属于拆迁征收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信息，并非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信息。”温远灏说，“对于第6项信息，我在2021年5月便看到了与之有关的‘八大片区户型图’，说明安置房的房源、设计图等并非不存在，安置房如何发放和安置也是拆迁征收的一部分，应当依法公开。”

在向新余市住建局提交的申请表中，温远灏请求公开的具体信息包括：1.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2.新余市城北片区棚改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3.新余市渝水区2020年棚改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4.新余市2020年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安置补偿资金证明。

对此，新余市住建局作出的余住建复字（2022）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第1项信息新余市渝水区政府曾在诉讼过程中向吴茶英（温远灏的母亲）提供了相关材料，故而不再予以提供；第2、3、4项信息需要对现有信息进行加工分析，不予提供。

温远灏则认为，第2、3、4项信息属于拆迁征收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信息，并非需要行政机关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的信息，被告应当依法公开。

部门之间互踢皮球

回复称信息没查到

在向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提交的申请表中，温远灏请求公开七项具体信息：

1.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土地总体规划、土地用途及公告；2.渝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核意见、土地利用区及土地用途；3.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用地预审文件；4.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项目选址意见书；5.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6.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7.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征收项目审核意见。

对此，新余市自然资源局渝水分局逾期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称，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位于市城区范围内，第1、3、4、5、6、7项不属于本机关的行政审批权限，第2项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本机关为上述信息的保存机关，现向您公开上述信息（详见渝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审核意见、渝水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按照该分局的说法，上述不予公开的六项信息应向新余市自然资源局申请公开。

新余市自然资源局则在（2022）第00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回复称，“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征收项目审核意见”不属于本单位负责公开，可依法向房屋征收部门渝水区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或者其他有关单位申请。

对于“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征地批复（或征地批准文件）”“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土地总体规划、土地用途及公告”“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用地预审文件”“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项目选址意见书”“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新余市住建片区棚改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七项信息，本单位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的信息。

无独有偶。在温远灏申请“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有关文件”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

渝水区政府办公室在渝依复（2022）第7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称，因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项目并非独立的项目名称，其涉及多个项目，如下村镇高站村委棚户区改造项目等，因此您所申请的信息需要进行加工制作汇总，本机关不予提供。

“网上铺天盖地写着新余高铁新城启动区，结果信息公开申请时说没有这个项目，但普通人哪分得清这么多。与此同时，当个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尽管按照不同部门职能提交了相应申请，但对方只需要找一个理由就可以不予公开。”温远灏说，因对上述回复不服，故而依法提起了行政诉讼，目前等待法院开庭审理。

来源：传媒特训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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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屈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