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语言的语用案例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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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修辞

编辑：邓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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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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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他妈的

最近抖音上有个很火的梗：老嫂子。意思是说某个男的整天家长里短，低俗媚俗，行为举止女性化。
先不说这个词本身，我突然发现一个事——现在骂人好像越来越女人化，你骂女人，是什么大妈是什么媛；你骂一个男的，也是什么娘什么老嫂子，你骂一群有男有女的，也是说什么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姨的。

甚至，原本很多词是很好的。
妈是好词，宝是好词，可连起来妈宝，就是一句骂人的。佛是好词，媛也是好词，可连起来佛媛，就是一句嘲讽的。
也从什么开始，我们越来越喜欢这么骂人了。/
首先，是年长的变成了粗俗。骂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给自己“超级加辈”。

但有意思的是，大家都说自己是对方的爸爸，是对方的爷爷，是对方的祖宗……似乎成为对方的男性长辈，是一件特别长脸的事。哪怕说一个人“爹味”很重，都是说那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感觉。与之对应的，老嫂子、黄脸婆、他妈的、你姥姥、七大姑八大姨，都很市井很世俗，都不是什么好词。尤其是这个“妇女”。曾经妇女是少女，少女是“妙”，可一旦到了某个年纪，少女一旦成为了妇女后，“妙”就成了“姥”，成了一个“退退退”唾液横飞的中年大妈。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件事众人皆知，用成语叫做“妇孺皆知”，翻译翻译就是女性和孩子差不多；
一个人观点幼稚，一个人想法错误，用成语叫做“妇人之见”，翻译翻译就是女性先天智力不足；一个人生性善良，这已经是好事了，用成语叫做“妇人之仁”，翻译翻译就是女性想做好事也会犯错。/其次，高雅的也变成了粗俗。原本一些很好的词，仙女、公主、名媛、小姐，现在从好的极端走向坏的极端。比如近两年流行“媛宇宙”，但凡有女子盛装打扮，就会被人结合照片背景，赋予“X媛”的称号。医院里躺着就叫“病媛”，在寺庙里摆拍的叫“佛媛”，幼儿园门口站着就叫“幼儿媛”，菜市场里就叫“菜媛”，运动场上玩飞盘就叫“飞盘媛”，就算放弃大城市的优渥生活，到山区扶贫支教都能被叫成“支教媛”。我是不喜欢那些摆拍作秀的，不喜欢那些装的，但我更不喜欢把她们统一叫做“xx媛”。很多人都会装，下流人装上流人，小人装大人，壮士装绅士。

但到了“装名媛”这里，却没人说“装”，反而嘲笑起了“名媛”。人就是这样，喜欢造一个神，更喜欢毁一个神。喜欢造词，更喜欢毁词。那些高高在上的词，我们好像很喜欢毁掉。博士，挺知性的，但提起女博士，就总能想到年纪过大、相亲被拒、要求过高。销售，挺努力的，但提起女销售，就总能想到钱色交易，想到皮肉交易。领导，挺不容易的，但提起女领导，就总能想到没啥大本事，屁事却一堆。小仙女，小公主，挺可爱的，但现在一说小仙女小公主，就总觉得无理取闹，傲娇得不得了。/最后，“妈”这个词，是彻底的粗俗了。母亲，很伟大的称谓，一旦用到某个男人身上，就是“娘”，居然也变成了贬义词，真是爹可忍妈不可忍。妈更不用说了，是个侮辱人的高频名词。试问上到南山敬老院，下到北海幼儿园，有几个人没说过“他妈的”？“妈宝”可以形容一个毫无主见的男性，“婆婆妈妈”可以形容一个毫无行动力的男性，“事儿妈”可以形容一个喜欢挑剔的男性，古代有长嫂如母的说法，但“老嫂子”却可以形容一个扭捏作态的男性。有些人单纯觉得，用女性身份来侮辱一个男人，是对女性和部分男性的侮辱，但其实这是对所有男女的侮辱。

当你认同“娘”是侮辱人的时候，就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比别人更爷们。比如金凯瑞一定比莱昂纳多更爷们，汤姆克鲁斯一定比金凯瑞更爷们，施瓦辛格一定比汤姆克鲁斯更爷们。考虑到“娘”是个中文词汇，我们暂定吴京比施瓦辛格更爷们。就这么一直比下去，迟早会诞生一个终极爷们，觉得所有男人都“娘”。/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些原本中性的词，也变得越来越粗俗，一些原本很好的词，变得越来越粗俗。结果只能是所有的词，都变成烂词。上到小公主，下到你老母，无论男女，都会这么骂。

而且好像不这么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就像你爆粗口，很自然地就说出“妈的”“妹的”，而从来也不会去说“爹的”“哥的”。这种语言惯性，拉着我们所有人一起往下滚。想来想去，还是男女平等四川那里说话好听一点，骂人嘛，就都是统一的一句话：“日你个先人板板”

来源：王左中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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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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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造新词和虚报他国数据替代科学防控现象值得注意

我国传染病防控和政策的发布，大量出现用造新词忽悠上层和人民；用他国虚报数据恐吓不了解实情的受众，滥用口号和使用非科学术语替代科学现象应加强防范和引起注意。

目前，《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有关配套文件就疫情信息披露、预警信息发布，以及主体授权，存在概念不清、互不协调、授权混乱的隐患[1]。

从积极应对和权威角度出发，建议统一授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发布主体。

无论是个人、自媒体还是其他公开媒体，信口开河的采用间隙性排毒，社会隐匿性传播、压茬推进、时空伴随……等等一堆新词儿，不但没有整体解决传染病的防控问题，而且还制造了混乱，有碍传染病的有效控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与我国传染病防治研究不科学、不严谨、不踏实、不求真，对上不对下的官本位思想与研究肤浅密切相关。我国的传染病防控尤其是传染病防控政策研究存在三大问题。

1. 利用国外虚报的死亡数据恐吓受众

他山之石可以借鉴，但不能套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防治历史与我国的防治现状进行比对。

2022年5月15日，美国8420万确诊，人口3.29亿，26%感染，死亡103万人，病死率1.2%。我国的传染病防控研究人员把美国的死亡结果套用到中国，向广大的地方官员和大众传递的信息和我国未来也必然出现的趋势是：如果我国不采用目前的政策，我国将会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大约是442万。以美国因新冠死亡的历史脉络论证我国传染病发展的必然性。

美国政府对因新冠死亡的医疗机构实施补偿机制，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将所有因其他基础病死亡的病例，只要能检测出新冠阳性，均归因到新冠死亡病例中。更有甚者，死亡前未检测到阳性，死亡后再做一次检测，只要是阳性，也会将该死亡病例算到新冠死亡病例中。

采用恐吓受众让其听从传染病防治指挥的人没有清醒的意识到：信任和对生存与发展的信心如果“死亡”，不仅仅只是给新冠防治带来次生灾害，更有可能造成对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信任。

2. 滥用口号和使用非科学术语替代科学

口号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结合全国各地传染病防治文化的一种反映，不同地域的传染病防治口号对传染病的防治进程能起到不同的促进作用，也是传染病防治工作“接地气”的展现形式。

比如：加强健康教育,提高健康水平；预防新冠、你我共参与；群防群控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但具有117年的历史的双一流某旦大学的党委书记在召开全校新冠肺炎防治大会时采用“从严从紧从细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某旦大学召开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常态化防护性核酸检测、疫情防控工作”这样的标题，显然和双一流及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传染病防治学术地位不匹配。

更有甚者，抗原检测本来是为了让有症状的人判断是否需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但却将准确度较低的抗原检测作为初筛，甚至替代核酸检测，显得非常荒谬。

专业的人才做专业的事，放着具有生命科学背景的校长和一堆闻名世界的流行病学专家不用，缺乏专业判断和独立科研的态度与作风，以不专业的决策方式，加上失去人情味和对人的温情底线，未将我党统一战线制胜的法宝与市场经济组织与协同的作用相结合，是此次拥有117年历史双一流某旦大学和某海防疫攻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3.造新词忽悠上层和人民群众

不承认经典、不传承经典，靠翻阅教科书和各类参考资料，从中找到一些名词进行重新组装和造词，以显得自己和自己的研究团队深奥。用人民大众或领导过去没有听说过的“词儿”以表现自己的研究深刻、学问渊博，但“整完词儿”就有整体的传染病防治解决方案？然后用造词去概述中国的传染病防治，去替代整体行动方案。

此次中国的新冠肺炎防治战役是伍连德博士一生留下的科学精神财富的再次实践。但我很少能看到和他一样具有赤诚的爱国精神、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执着的科学探索精神、忘我的献身精神以及可贵的实干精神的传染病防治的科研人员……

其实，我们只要严格的按照传染病防治的“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五早措施和群防群控的策略去做、去实施，我们的新冠肺炎防治工作就不会让非专业人士不知所措，云里雾里。

希望我们传染病防治的科研人员尤其是传染病防治政策的研究人员尽快从上述三个问题中走出来……

参考文献

[1]胡晓翔：传染病疫情预警和信息发布机制浅议

本文作者：何国忠，男，云南凤庆县人。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协同创新访问学者，昆明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校外博士导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临床基础方向博士合作导师。中国信息协会体医融合健康专委会常务副主任。

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博士后一等资助、特别资助等科研项目20项，出版著作17部，发表中英文论文88篇。二十余年来，长期致力于管理学与重大流行性疾病防治、社会治理与智慧科技促进人群健康等公共卫生管理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与流行病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和大健康产业研究。

来源：今日头条

链接：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64716146082513449/?app=news_article×tamp=1668208633&use_new_style=1&req_id=2022111207171201013206523521361C19&group_id=7164716146082513449&wxshare_count=19&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share_token=e6c7a07b-783d-4495-b12f-2d54c58bcebc&source=m_redirect&wid=1668235943854

编辑：邓秋雨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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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新词：语言服务经济生活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不断产生的新词新语极大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类汉语新词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记录着人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类经济活动，见证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历史性跃升。

2022年8月，新修订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增补了近千条新词语，其中就包括“共享经济、互联网+、移动支付、供给侧”等不少经济类新词。经济类新词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思想观念革新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具有以下特征：

更新速度快。

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在反映经济社会生活的同时，也会因社会环境、经济活动等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类新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流行起来。从“万元户、个体户、下海”，到“证券市场、炒股、股份制”，再到“创客、夜经济、数字家庭”，经济类新词与时俱进，其数量的激增和范围的扩展，记录着中国经济的时代变迁。

缩略语占优势。

人们对新事物、新现象提出新概念时，在不引起理解不便或歧义的前提下，往往倾向于通过较为简单的造词模式和相对简洁的语言符号传递较多信息。这有利于提高信息传播的速度，符合语言学的经济原则和省力原则。在讲究效率的经济领域，缩略语所占的比重更为突出，如双音节词“三包、双创、双碳”，三音节词“城居保、亚投行、国六条”，四音节词“一带一路、六稳六保”，等等。

较多使用字母词。

一是纯英文字母词，如CEO（首席执行官）、GDP（国内生产总值）、ATM（自动取款机）等；二是带数字的英文字母词，如B2B（Business to Business），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产品、服务及信息的交换；三是字母加汉字，如生活中常见的A股（人民币普通股票）、B股（人民币特种股票）、AA制（个人平均分摊所需费用）等；四是数字加英文字母，如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3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字母词广泛融入汉语经济类新词，是中外经贸交流的必然结果，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

经济类新词的词汇发展演变逻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造词方式多样化。

汉语自造词运用汉语自身的语言材料来造词以表达新的意义，如反映经济政策的“双循环、新常态”，反映经济活动的“融资、合同制”等。具有包容性的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同语系的接触和融合，广泛吸纳了各类外来词，如英源外来词“血拼（shopping）”“欧佩克（OPEC）”“路演（road show）”等，又如日源外来词“泡沫经济、株式会社、日经指数”等。数学符号开始进入汉语词汇，如“互联网+、中文+、文化+”等新词语将数学符号“+”引入汉语词汇。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造词方式的创新与发展，拓展了词汇的内涵和外延；另一方面也因其特殊性受到一定的质疑，有专家呼吁将其纳入语言文字规范。

二是经济类新词逐渐从双音节向三音节转变。

据学者统计，1990年至2002年《新词语大辞典》和《新华新词语词典》共同收录的经济类汉语新词中，双音节词有764个，三音节词仅42个；而在2006年至2016年《新词语大辞典（1978—2018）》和《汉语新词语》共同收录的经济类新词中，双音节词206个，三音节词超过双音节词，达287个。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近年收录的年度媒体新词语中，三音节经济类词语数量也比双音节词语多。例如，“区块链、进博会、微税务、云零售、大金融”等均是三音节。由此可见，三音节经济类新词占比逐渐增加，数量增幅大。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双音节词已经无法满足经济社会生活的需求。相比于双音节词，三音节词更能表达丰富的语义内涵，令表意更加明晰，帮助人们从字面推断新事物的意义。

经济类新词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服务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语言和社会是一对共变关系。经济类新词来自现实的经济生活，其生成逻辑是认知思维作用于客观事实所产生的认知过程的语言外化形式。经济类新词帮助人们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对新生经济事物进行认知加工，明确其概念内涵，并将思维凝固下来，从而有效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举例来说，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为经济类新词的产生提供了丰厚土壤，新概念层出不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新型智慧城市”等经济新词准确、生动地反映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勾勒出中国数字经济的蓝图。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2017年到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元增至45.5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经济类新词提供的语言服务。经济类新词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数字经济的概念，从而拓展了相应的经济活动，直接贡献于数字经济发展。

综上，经济类新词具有其自身的独特特征、演变逻辑与社会功能。我们应加强对经济类新词的研究，尊重其发展规律，提升其应用价值，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媒体与语言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80v8R68IHSmYwcmD3vBv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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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字体使用原则与要求出版》标准研制工作启动

9月16日，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召开《汉字字体使用原则与要求出版》标准研制工作启动会。该标准已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年行业标准立项计划。

《汉字字体使用原则与要求 出版》标准起草组在会上成立。起草组组长单位为中国出版协会，副组长单位为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北京汉仪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委宣传部出版产品检测中心、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成员单位为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印刷行业协会、线装书局有限公司、四川日报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龙源创新数字传媒（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启动会上，全国新闻出版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介绍了标准编制流程、计划安排及标准研制思路。与会专家对标准的框架、内容和技术细节等进行认真研究与探讨，并就字体类型、字体要求、质量检查等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汉字字体使用原则与要求 出版》标准以导向性、合规性、艺术性、规范性、适用性为研制原则，规定了汉字字体在出版领域的使用原则、使用要求以及管理要求。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将有助于引导和规范出版业汉字字体的规范化、标准化使用，弘扬汉字的文化底蕴与审美价值。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SDTwvJ-M8ZbBpOyJ6jq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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