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案例二集锦

刘海明

【案例】
墨西哥女记者报道洪水怕湿鞋被抬着走:居民自愿
2016-7-7 17:50|  记者欧飒，编辑王申，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来自: 新华社


　　墨西哥一名女记者最近去洪水灾区报道时据说怕鞋被水浸湿而让两名居民抬着她走，事情曝光后舆论哗然，更刮起一股网络恶搞风。

　　名为莉迪娅·卡明的这名记者说，她在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报道洪灾时，两名居民提出带她去采访一名被困家中的老人并自愿抬着她去。

　　但“他们抬了我两秒，然后我就让他们把我放下来了，”卡明告诉《国家报》。


　　然而，卡明的解释为时已晚，她“作威作福”的一幕被另外一名记者拍了下来并发到网上，迅速引起“围观”和批评。照片上，两名居民蹚着水，一人抱住卡明的一条腿，将她架起。

　　首先发现这张照片并转发的网民何塞·丹尼尔·埃尔南德斯写道：“可耻，莉迪娅·卡明，阿兹特克电视台的记者，让人抬着以免弄湿（鞋）。”

很多网民评论或转发这张照片时打上颇具戏谑味道的标签“记者太太”。




　　一些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后“脑洞大开”，一通PS，把这张照片与《星球大战》《泰坦尼克号》《权力的游戏》等电影经典画面合成在一起，令人忍俊不禁。
　　卡明的老板胡安·卡洛斯·巴莱里奥可不觉得这事可笑，而是发推特说：“她昨天被解雇了，我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她的态度令人遗憾，为此我们解雇了她。”
http://news.sina.com.cn/s/wh/2016-07-07/doc-ifxtwihp9745665.shtml

万家凝

【案例】
抗洪前线的特殊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记者
2016年07月19日 10:01:56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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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而行的使命与责任



　　《湖北日报》记者周芳在洪湖金湾渔场采访抢险的渔民。李溪 摄

　　□《湖北日报》记者 周芳

　　入梅以来，湖北地区遭受连续强降雨，尤其是6月30日开始的第四轮强暴雨让不少地方成为一片泽国。湖北也因此打响了抗洪救灾的保卫战。

　　《湖北日报》编辑部紧急成立14个防汛抗洪报道小分队，记者们奔赴抗洪抢险一线。连日来，我所在的小分队辗转湖北监利、荆门城区、钟祥、京山、洪湖等地，奔波着，感悟着，也思考着。

　　感动：让铅字内化成温暖力量

　　报道，是在感动中开始的。

　　7月2日21时，小分队直奔抢险现场监利县毛市镇丁家村。

　　连续暴雨，全村3000多亩稻田化作一片汪洋，352户村民的农田被淹，最深处可达1米。排涝，刻不容缓！但全村上下，没有一台水泵。

　　共产党员挺身而出！余训志、宋爱成等4名村干部拿出自家积蓄、寻求亲戚帮忙，短短几小时内凑了7万元，购买3台水泵。马达声响起，村民燃起了希望。

　　在沙洋县沈集镇双堰水库的堤坝上，为迅速降低水库水位，该镇防汛办决定动用虹吸管导流，加大泄洪流量。然而，虹吸管安装在泄洪闸口，需要人工引水才能运行。安装过程中，巨大的吸引力能轻易吞噬掉一条生命。

　　谁去？生死面前，该镇自来水厂党支部副书记罗兵挺身而出，完成了任务。

　　这些，都是采访中的些许片段。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的担当与责任、老百姓对家园的眷念与热爱，都深深打动着小分队的每一位成员。

　　这些感动在每天的采访中持续着，这些感动在报端成为历史的叙述时，也内化为我们走过一村又一路的坚强力量。

　　责任：像战士那样逆水而行

　　作为一名记者，难以两全的时候很多，但报道一线是每个记者的使命和责任。

　　接到任务时，小分队记者赵峰已在外连续出差半个月，刚刚回到家的他，来不及陪儿子待一小会儿，同样也出发了。

　　在钟祥市采访天门河溃口时，晚上暴雨如注。得知救援队要夜探溃口、为抢救研判方案时，我和小分队记者杨富春立即争取跟随指挥长一起上船。

　　顶着大雨，我们在左右摇晃的小机动船上分工协作，我撑伞，杨富春借助微弱的照明灯记录采访内容。上岸时，他脚打滑，摔进了淤泥。

　　在洪湖围堤采访时，小分队记者张茜踩着稀泥查看险情，有时一天连续采访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我了解到，报社其他小组的同事，为记录一线抗洪，有的踩在半米深的水里采访，有的采访车还撞到了高架桥护栏上，有的饿了都来不及吃饭就啃几口饼干。但无论多艰苦，没有一人喊苦，反而很多同事主动请缨，要求到防汛一线战斗。

　　因为，走进一线，报道一线，永远是记者的责任。

　　思考：有思想才有生命力

　　灾难报道，如何选题？如何把握？

　　有媒体报道《都是湖，找不着北》，调侃中无视身处其中百姓的疾苦，无视干部群众的艰苦救援。

　　聚焦实际汛情，反映真实情感。在思考中，小分队采写的《砥柱中流》《冲不垮的党员精神》《请党组织在抗灾中考验我》等报道，全面描写共产党员在抗灾中发挥的模范带头作用，展现了新时期的干群关系和党员精神。

　　我们思考，为什么都是大雨，有的地方损失相对较小？《冲刷思想的行洪道》稿件，则对未雨绸缪防汛救灾提出呼吁。

　　我们思考，未来如何应对极端自然天气影响。暴雨洪灾虽是天灾，但通过采访了解到，有的湖泊水利基础设施投入少，有的已年久失修，亟待引起重视。

　　理性却不失温度、主流却不失特色、生动却不失厚实是我们的报道追求。如果说，责任可以让我们写出很多的稿件，但唯有思考才能让我们的报道有生命力。

齐心打赢报道战役

7月10日，《池州日报》记者江志（前排右一）、刘莹（前排中）在池州市贵池区江口街道办事处查村圩采访抗洪抢险情况。唐传信 摄

　　□本报记者 杜一娜

　　安徽池州的雨从6月18日入梅开始就下上了。这让很多人意识到，汛期开始了。直到6月30日晚，暴雨突然来临，侵袭长江所流经的大部分省份和城市，池州也没有幸免。池州日报社火速派出多路记者奔赴灾区一线采访，留守后方的编辑时刻关注前线灾情，前后方配合，齐心打赢了一场防汛抗灾的突发报道战役。

　　她是记者也是志愿者

　　在池州日报社紧急安排部署采访的记者中，陆寒芳是其中一员。她既是报社的一名记者，也是报社青年志愿者中的一员。7月5日，赶到安置点杨店村万成小学的时候，这里已经安置了200多个受灾村民，而且这里以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陆寒芳到达之前的一天，这里仅以矿泉水和面包充饥，她到的当天刚好这个安置点开火做饭。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人非常不安，情绪有些波动，也有些牢骚发出。“他们主要还是担心家里的房子，忧虑大水何时才能退去，可以尽早回去看看。不少老人都没有带任何东西，被转移时只有身上一套衣服。”陆寒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在电话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还是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她在惦记那些曾经采访过的安置点的村民。

　　在大灾大难面前，记者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也应当是一个疏导员。陆寒芳发挥了自己作为青年志愿者的作用，一边与安置点的老人们吃饭，一边安抚他们的情绪。同时，还给老人们讲解和传达一些市委、市政府防汛抗灾的最新部署、部队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救灾部门的物品发放等情况。她告诉老人们，政府以及不少爱心企业和人士已经紧急调配了棉被、食物、衣物、药品、蚊香等物资，陆续会运抵这里，灾后，政府也会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请老人们不要有过多担心，不要有后顾之忧。

　　“水灾面前，感同身受。我其实就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安慰他们，帮助他们。”陆寒芳说。

　　全家动员诠释坚守

　　吴津晶，是《池州日报》的一名编辑。因为父亲患肺癌，已经是晚期，需要药物控制病情以免恶化，7月2日当天，她正陪父亲去合肥市取特效药。途中，她接到报社要求全员回社、严阵以待的通知。“我在途中把这个情况和父亲说了，父亲很快就决定当晚不在合肥住宿，取上药马上就返回池州。”吴津晶告诉记者，自己与父亲感情很深，在父亲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的当下，她想多陪陪父亲。可是，在天灾面前，媒体人又有责任和义务坚守岗位，为受众报道真实信息、传播大爱。吴津晶感到左右为难。

　　“父亲1985年入党，已经30多年了。我虽然也是个党员，但是没有父亲那么高的境界。”关键时刻，老党员表现出的坚定意志感动并教育了年轻党员，吴津晶与父亲当晚一起返回池州，她也回归岗位。

　　更加凑巧的是，就在这场暴雨袭击安徽的当天，按照报社的统一安排，吴津晶第一次接手要闻版的编辑工作。与之前的版面相比，她感到很紧张，又遇上防汛抗灾的重大报道，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平时6点就能回家了，可是从7月2日开始，每天都在晚上11点半后结束，最晚还会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最开始的几天，我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可是看到报社在一线采访的记者都在拼着性命采访，采写的稿件又那么感人和鼓舞人，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努力工作都对不起大家。”吴津晶说。

　　这些天，陪吴津晶加班的还有她的宝贝，一个还不到两周岁的小女孩。孩子还没有断奶，睡觉前需要妈妈的陪伴，于是每天晚上10点多时，丈夫带着宝贝女儿到报社找她。给孩子喂奶、哄孩子入睡，直到吴津晶把工作做完，三人才一起往家走。

　　遇见典型就兴奋

　　7月4日，池州日报社安排一路记者4人去池州市石台县矶摊乡、大寅乡采访，可是进入石台县没多久，前方记者就与后方失联。这可急坏了后方负责的同志们。所幸，当晚，前去采访的记者们克服万难回到了报社。

　　江志是前去采访这条线的记者之一。他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7月4日当天，大水已经把石台县所有的移动、联通建立的基站冲毁了。他们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直深入石台县的山区，因为那里是池州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他们想看个究竟。在离大寅乡政府大约200米处，出现了一段公路塌方，这里是省道，大寅乡六七万人通过这条道路出行，而且采访时听说在前方还有五六辆旅游大巴被困，救援部队已经开始抢修道路了。经过了解他们得知，有一个当地人，退伍军人，在部队时是工程兵，回乡后仍然热爱并一直从事自己的专业，这次救援，这个复员军人自发地开展救援，为当地的抢险做了不少工作。这个典型让他们感到很兴奋，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7月4日晚7点，江志一组4人回到池州市。第二天他们得知，他们回程所走的那条公路7月4日晚8点塌方，石台县成了四面都不通车的孤岛。

　　记者问江志，“你害怕吗？”他在电话中很淡定地说：“不怕，我们还是很熟悉情况的。我们没什么，就是做好自己的采访而已。”

　　因为江志他们的采访和见闻，读者了解到当地受灾和救援的真实情况，也为防汛指挥部门提供了更加有利的依据。7月8日，当记者联系江志时，他说，石台县已经恢复通车，电力、通讯等各方面设施已经抢修成功并恢复。

沉到“水里” 才能捉到“活鱼”

　　□《湖南日报》常德分社社长 周勇军

　　进入主汛期以来，作为《湖南日报》的派驻记者，我们聚焦和关注的焦点是常德的沅水、澧水两条河流域和江河众多的安乡县。7月4日下午，我在一则综合新闻里看到7月2日石门县出现第三次强降雨，导致该县维新镇中渡水村响水洞地灾点发生严重山体滑坡。虽然新闻发生的时间已过了两天，但我想到这炎热的天气加上时而飘落的大雨，转移户安置得怎样？村民的人心稳不稳定？这里面肯定有“活鱼”。于是，我们连夜驱车赶到160多公里外的中渡水村采访。

　　进入该村采访，回到镇政府写稿。为了能及时赶上第二天见报，容不得多想，一篇900多字的见闻，不到半个小时就传回了报社。这篇《山体滑了坡 人心比山稳》的现场见闻刊发后，社会反响大，读者评价好，还被多家媒体转载。一篇小见闻，为何反响好？回过头来看，有些感受和体会。

　　用脚丈量，才能感受危情。那天夜晚，当我打着手电筒，在村民带领下，踏着泥泞的路来到滑坡点时，那段路平时只需要十几分钟，而我们却走了半个多小时。听着村民们的介绍，仿佛镇村干部冒死转移群众的画面展现在了眼前。这处滑坡点，有五层断裂处，长度有200多米，,险点内居住着25户80多人。若不是镇村干部巡山时及时报警，转移这些群众，后果不堪设想。在滑坡现场听村民讲述时，我对“党员干部过得硬”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用眼观察，才能抓住细节。在采访时，我看到镇党委书记夏永新右腿膝盖处缠着纱布，在和群众交谈时，一旁还放着一根拐杖。这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好奇，我问了几次，他都避而不谈。还是镇干部告诉我，夏永新6月下旬右腿患急性滑膜炎，本在医院住院。进入主汛期后，他强行回到镇里，平时就在办公室打点滴。哪里出现险情，哪里的村民有需求，他就拄着拐杖出现在哪里。怪不得乡亲们发出感叹：“只要干部在，俺们就不慌。”党员干部的闪光点，经过百姓朴素语言的表达，为文章增添了不少色彩。

　　用心倾听，才能写出有温度的新闻。山体滑坡后，转移户安置得怎样？这个村的禾坪里，都搭有1—2顶救灾帐篷，大多数都空着。采访时记者看到，转移户大都被村民迎进了自己的家门。原来中渡水村是个土家族村，村民们素来就乐善好施，不管哪家有了难，都会帮衬一下。当村支书看到天气热，又下雨、蚊虫多，一时半会儿转移户不能搬回原处，就号召各家各户把受灾的村民接进了各自家门。在一些村民的家里，无论是接纳转移户的群众还是转移户，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感谢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爱，以及镇村干部扎实的工作作风。

　　在村民盛星星家里，转移户盛开喜一家三口就住在他家的正房里。盛开喜一说到这家人对他家的照料，眼里就噙满了泪水。而盛星星却认为，这是应该的，无非就是多添了3双筷子和3只碗。从党员干部的担当，到乡亲们对转移户的帮衬，到处都是浓浓的人间真情。

　　这篇见闻的采写，给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作为一名党报记者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坐在办公室找新闻。更重要的是“坐等新闻”会失去党报的公信力和感召力。因此，记者必须沉到“水里”，才能捕到“活鱼”。

“很累很痛 但很快乐很充实”

　　□《黄石日报》记者 左聪

　　6月29日中午，我当时正在铁山区采访专栏稿件，接到新闻中心主任的电话时他告诉我要去驰援阳新。两点半左右，天下起暴雨，我来不及收拾行囊，便与同事一起赶赴阳新与驻站记者田城会合。

　　3点10分左右，我赶到阳新白沙镇汪颈武村潘新组李连家，与田城一起采访李连事迹。然后赶赴阳新县城去阳新县民政局、水利局采访阳新全县灾情和防汛情况。当晚，我们在阳新新阳网办公地点连夜写稿，第二天，《永不凋零的“白莲花”》《阳新玉湖溃口昨凌晨成功封堵》两篇文章见报，在阳新引起强烈反响。

　　而那天晚上，在阳新的兄弟们给我过了一个简单的生日。

　　6月30日，我与田城穿梭在多个抗洪现场挖掘新闻线索，而下午的采访又碰到“坨子雨”，铲车师傅周师、邢际芳，浮屠镇副镇长石燕青正在港堤铺设防水布，眼看乌云压顶，为了抓住勇士们抗洪的瞬间，我与田城心有灵犀，决定在现场帮忙、记录。

　　当晚，我们虽然很累很困，但真的是咬牙写完了《玉湖抗洪抢险七壮士》《社会各界点赞李连》等新闻稿。

　　7月1日凌晨2点，我刚在宾馆躺下不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妻子从黄石打来电话，大哭着说：“儿子高烧抽搐，有生命危险。”接完电话，我穿上衣服，连夜赶回黄石。

　　阳新到黄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尽管车子一路奔驰，但我还是感觉太慢。车子直接到医院，看到儿子病情有所好转，但还是昏迷不醒，我坚强的心顿时崩溃，整个人都在发颤。

　　而一天之后，2日下午，报社新闻中心群通知要开紧急防汛报道会，我没有犹豫赶到报社去领任务。次日，我便赶赴下陆区开防汛新闻报道会，并到牛角山、发展大道、伍家洪大道3个现场实地查看，随后的几天里，每天白天就去不同的灾区现场，晚上抓紧时间赶稿子，即便是7月7日黄石天晴了，但灾情形势依然严峻，我们的工作态度依然没有一点放松。

　　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永生难忘，其间，我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儿子的危急病情也让我着实惊吓。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累很痛但很充实，每天8点出发，晚上12点回家，与抗洪勇士们一起吃一起排险，被爱心人士、群众的大义深深感动。

　　集团领导靠前指挥，亲临一线采访报道的敬业精神让我不断增强决心和信心。

　　同时，新闻中心的同仁们也让我非常感动，患高位肠梗阻刚出院的记者董浩来不及休息，毅然投入到抗洪一线；刘佳爬上开裂山体查看现场；徐洁身怀六甲毅然奋战在一线；新闻中心组建党员突击队，主任亲自领衔，海涛、肖琼、杜鹏积极响应深入阳新、大冶一线采访，驻阳新记者田城已经连续奋战了10个日夜……他们的名字可能对于你是那么的陌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记者。

　　而无论是现场看到的，还是我们设身处地感受到的，最深的感触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越在危难时刻，越能显示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是灾难深重，越能挺起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6-07/19/c_135523861.htm

万家凝

【案例】
前新华社记者揭露造假被判刑打伤致残 申诉18年
时政新闻界面2016-07-27 23:12我要分享 18


如今的高勤荣。


出狱当天，高满强被打成重伤致残。


今天仍残存在山西运城乡间的假渗灌池。



晋中监狱。资料图

在过去10多年里，对自己的案件能够出现另一种可能性，高勤荣从没像现在这样自信过。

曾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观察》杂志社做记者的高勤荣，因揭露出曾经轰动全国的山西运城“假渗灌”之后，在1998年12月被逮捕，1999年4月被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罪名是受贿、介绍卖淫和诈骗。高勤荣失去自由长达8年零4天时间，直到2006年12月7日才出狱。

高勤荣声称自己是“被打击报复”，即便服刑期间，也从没放弃过申诉。算起来，他的申诉至今已长达18年，但一直未获回应。

直至2015年10月，他与律师去法院复制出了全套案卷，律师阅卷后发现，“该案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特别是有的询问笔录“存在伪造可能”。

2016年2月，律师向运城中院提交了关于高勤荣一案“应予再审的律师意见”。目前。其再审意见书已被中院受理，高勤荣说，“会上审委会研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

尽管是否能够立案再审尚有诸多不确定性，但这仍旧是该案在申诉18年之后，再次进入法院的司法程序，这已经足够使高勤荣感到振奋了。

“以前我只是一天天喊冤，说是被打击报复，”高勤荣说，“第一次从案卷本身去研究，通过阅卷，就发现问题了。”

高勤荣申诉阶段的辩护律师王大瑞也说：“如果再审申请理由充分，法院是应该启动再审程序的。”

往事：揭开运城“假渗灌”

在决定揭露山西运城的“假渗灌”之前，高勤荣已做记者14年了。

高勤荣是运城万荣县人，其母是个基层老干部，干了一辈子妇女工作，当过万荣县妇联主任，其父当过万荣县民政局长。1984年，高勤荣自山西文学院毕业，进入《山西青年报》工作，1991年，广东深圳要新办一张《开放日报》，高勤荣便到了这家报社，但该报在创刊不久即因故停办，高勤荣返回山西，1993年到新华社山西分社主办的《记者观察》杂志社任政法部主任。

早在《山西青年报》工作时，高勤荣就已开始写有关地方官场的监督报道，其中典型的一例，是原太原市委副书记仝某之子仝晓某强奸妇女案。线索是从太原市公安局一位局长处得到的，高勤荣被告知，他们抓了仝某的儿子仝晓某，仝晓某当时是北城分局刑警，涉嫌强奸多名妇女，但是，“人家老子分管政法，抓了三次，仝某打电话来，都只能放人。”高勤荣着手采访，关于此事的报道后来以《逮捕令发出之后》为题刊登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署名之一就有高勤荣。在山西政界，仝某资历非常深厚，高勤荣的报道获中纪委重视，仝某旋被开除出党，仝晓某也获刑14年。

由于出身运城，信息资源多，题中应有之义，运城也就成了高勤荣的“主战场”。1997年，他发现运城在搞“假渗灌”。

高勤荣向界面新闻介绍，他是在某次去运城的火车上，听到来自运城的乘客在谈论当地大兴渗灌工程的事。“他们编了顺口溜：美国卫星在侦探，发现运城在备战；日本走了五十年，运城炮楼又出现。‘炮楼’就是说的渗灌池，那些池子修得像炮楼一样，都立在地头。”高勤荣回忆，乘客说修的渗灌池子是造假，是劳民伤财的东西。

查询公开资料可知，渗灌技术是农田灌溉中的一种节水技术，它最早起于国外，通常做法是修建一个蓄水池，从池中引管道到农作物的根部，管道有细孔，水从细孔中渗到农作物根部，从而起到节水省工之效。但是，细孔极易被堵塞，这是世界性难题，因此无论国内国外，此项技术一直没有大面积推广开。

在1995年前，运城万荣县的一个果农无师自通地在自家果园里使用了这种灌溉方法，效果良好。情况汇报到当时的运城地委和行署，1995年7月，运城地委和行署提出在1995年内，投资2.8亿元，以这种方法完成100万亩的渗灌面积。运城地区迅速刮起一场大兴大建渗灌池子的“龙卷风”。

一位来自芮城县的农民于2016年6月26日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回忆：“那一年，我们每家都要求修一个‘炮楼’，是我们自己拉砖来修的。‘炮楼’两米多高，全修在地头，而且要修在马路边。”

为什么运城地区要“大跃进”式地大举修建渗灌工程，并且一定要把渗灌池修在马路边呢？原来，山西省已决定当年的全省农业节水现场会在运城召开，在太原召开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会的代表也要安排到运城参观节水渗灌工程。这被运城地区的某些主政官员视为一个“政治利好”。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级政府层层下压，运城各地的渗灌池迅速地修建起来。高勤荣回忆，这些渗灌池“假得不能再假了”：修在马路边，在马路上坐车经过，看上去矗立在地头上的是一个完整的圆池子，其实有的只是修了半边，背向马路的那边根本就没有修；有的池子修起来了，没有什么用，里面种着向日葵。

因为渗灌工程的这种弄虚作假，提起来，当地人都称之为“假渗灌”。高勤荣说：“这么搞，是有人想升官，把这当成政绩。”

1998年5月，高勤荣署名的一篇题为《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

高勤荣除了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人民日报》社反映外，还曾向中央各部门举报，其中一份材料获得时任运城地区行署驻京联络处副主任的高满强的帮助，得以递送到中纪委一位副书记手中，这位副书记做出批示：山西省纪委先行查处！

从被调查到被抓

1998年4月5日，因为母亲去世，正在运城奔丧的高勤荣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山西省纪委的工作人员燕某打来的，问他在哪里，要找他谈一谈。

高勤荣回忆，中纪委副书记是在1998年3月做的批示，他被省纪委谈话，距此还不到一个月。

很快，山西省纪委的燕某与孔某乘火车到了运城，他们住在运城纪检委下属的一个宾馆里。此前高勤荣已获知中纪委领导批示的事，知道省纪委的人来了，很高兴，便兴冲冲地找过去。高勤荣回忆，当时他坐在燕某他们所住房间的床上，等着他们收拾行李。

收拾完行李，燕某说：“高勤荣，咱们谈吧。”

“行啊。”高勤荣说。

“你在运城有什么违法乱纪的问题吗？”燕某问。

“听他这么问，我一下子就懵了。”高勤荣回忆说，“我原以为他们是来查假渗灌，没想到是来调查我。我说没有。他说你要老实交待，他们可是代表组织来的。”

高勤荣仍说没有。燕某让他好好想想。高勤荣在他们的房间停留三四十分钟后就回去了。五六天没有动静。之后又被找去，高勤荣回忆，这一次，他被问他的BB机与手机是哪里来的，高勤荣说是他自己买的，而且有发票。

到了那一年的7月份，在太原，燕某与孔某又找到高勤荣，问了几个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以及是什么人提供的线索。高勤荣说他写那篇文章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是为了反腐败。

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在这次谈话中，高勤荣曾提及时任运城地区行署驻京联络处副主任的高满强。

同年9月16日，高勤荣被叫到省纪委，燕某、孔某又问了三个问题：1、到运城采访，住在运城大酒店，为何不掏房钱？2、运城煤运公司副总经理孙太平说给了你四条烟，是不是真的？3、你作为党员，是不是在运城大酒店的歌厅唱过歌？高勤荣一一回答。他被要求写一份书面材料。高写好后，于次日送了过去。

高勤荣以为此事到此就结束了，并没有。1998年12月4日，正在北京反映问题的高勤荣在如约去探访一个住在某酒店的朋友时，在楼道里被突然而至的三个陌生人扑倒。后来他才知道，此三人是来自山西运城的警察。高勤荣先被带到北京六里桥，租车连夜拉到太原，在山西省公安厅门口转坐警方的车，又连夜被带往运城。到运城时，已是次日上午九时了。

原来，对高勤荣的调查非但没有停止，而且突然升级，后来高勤荣了解到，省纪委工作人员曾长期包住在运城的建设宾馆里，对他再次展开调查，而且这次调查“由公开转入地下”。高勤荣判断，这和1998年9月18日《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报道“假渗灌”有关，高勤荣配合了该报的采访，并且该报同时披露了山西省纪委对高勤荣的调查。

紧接着，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与《焦点访谈》节目对运城“假渗灌”一事联动播出。

在高勤荣被抓前，运城“假渗灌”事件已轰动全国。

“同伙”高满强

早于高勤荣，1998年9月29日，原运城地区行署驻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就被刑拘了。对高满强的处理很迅速。同年11月3日，他被逮捕。同年12月15日，运城市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印章罪判处高满强有期徒刑九年，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今年66岁的高满强现在生活在运城的永济市，界面新闻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是个残疾人。2003年4月18日，他刑满释放，刚走出晋中监狱大门，即遭三个蒙面人的致命痛殴。

那是个上午，高满强记得，他走出监狱大门不到100米，三个人蒙着面持钢管扑过来，其中一人把他抱住，另两人挥钢管朝他头部猛击。高先是下意识地用右手护住头部，打来的钢管落在他的右手上，致使右手重伤；再一钢管打来，重击右颅，高满强倒地，卧于血泊之中。行凶者匆忙离去。此凶案至今未破。

“他们是想置我于死地！”2016年7月15日，当高满强在山西运城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回忆起当时仍心有余悸，“他们知道我知道很多事情，而且在北京有门路。”

被打后，昏迷不醒的高满强先是被送往邻近的祁县医院，“右颅的骨头被击碎了，取出的骨头渣装满了一小碗，”后来，他又被送到河南治疗，2005年前后在北京做了颅部修复手术。由于右颅严重受伤，导致他左胳膊与左腿都失去了正常功能，他坐了多年轮椅，现在虽然不坐轮椅了，但走路仍需要人来搀扶，生活不能自理，即便是穿衣服也得要人帮忙。

高满强回忆，他与高勤荣认识就是在高勤荣揭露“假渗灌”期间，那时高勤荣正在北京往各部门送材料，住在团中央招待所，距离运城行署驻京联络处很近。经人介绍，二人结识。高满强在京多年，跟很多部门的人都熟络，据高满强回忆，正是他把高勤荣所写材料送到了中纪委办公厅一位他认识的主要负责人手中，这才有了后来中纪委副书记批示山西省“先行查处”的事。

“假渗灌”一事被揭发时期的运城官场，据高满强回忆，由于正处于大换届前后，波谲云诡，情形复杂。这当中还有一个情节。高满强回忆，当时他手中有运城行署某高官写的一张便条，是写给高满强与当时的驻京联络处主任屈某的，内容是：请给xxx 5万元甲鱼款、10万元零花钱。xxx是山西省里的一位高官，当时正在北京治病。据高满强说，这张便条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高勤荣看到了，拿去复印了几十份，之后在每份上送的关于假渗灌的材料中都附上这张便条，“这就惹怒了那些人，声称挖地三尺也要找到高勤荣这帮人。”

高满强认为他是由这些事情惹祸上身。1998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北京丽泽桥被运城警方抓获，带回运城。

被判刑后，高满强不服，一直申诉。2002年7月，山西省高院再审高满强一案，2003年12月，判决高满强不构成伪造印章罪，“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免于刑事处分。”

“巧妙设计”的庭审

1998年12月5日，高勤荣被运城公安带回运城，先是在夏县看守所关了一晚，次日就被关到了芮城看守所。同年12月26日，高勤荣被逮捕。运城市检察院指控高勤荣犯了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受贿罪。1999年4月29日、30日，运城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同年5月4日宣判，以前述三项罪名判决对高勤荣执行有期徒刑12年。

高勤荣的辩护律师是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李肖霖、尹正友。2016年7月4日，李肖霖律师在北京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回忆说，印象深刻的还是“假渗灌”，他说，“当时开车在公路上走，公路两边全都是渗灌池，跟炮楼子似的，没多远就有一个，但这些东西没有用，全是假的。”

因为高勤荣被指控犯了介绍卖淫罪，法院以可能涉及个人的隐私权为由，决定不公开审理。高勤荣回忆，当时法庭上没有任何旁听者，连直系亲属都不得入内，赶去声援的报社同事也都只能站在院子里，他当时带着手铐，透过玻璃窗看到他们，打了个招呼。

直到开庭的当天上午，李肖霖看到围观者与记者被拒之庭外时，才知道本案是不公开审理，开庭前虽然与经办法官谈过话，他从未被告知这一情况。李肖霖认为这是有关机关的“巧妙设计”。随即他表示抗议，提出对另外两项指控罪行的审理实行公开审理，但被法院拒绝。

选择的开庭时间，李肖霖也认为“是精心设计”，他说，“4月29日与30日开庭，之后马上是’五一’小长假，有些记者就不来了。”

李肖霖在法庭上说，“本案中所指控的问题都是几年前所发生的，没有任何人主动报案的一些不构成犯罪的事情，但为什么几年后却又都被翻了出来呢？这是因为被告人曾揭露了一起本地发生的重大丑闻。”

李肖霖说：“本案的立案不能排除打击报复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告人是揭发和首先报道本地区的一个经众多媒体曝光的耗资2.7亿元的虚假工程的人。”

而在当年的庭审中，高勤荣只要说到“假渗灌”一事，就被审判长制止。

三宗罪之“介绍卖淫”

律师给高勤荣做的是无罪辩护，最后法院还是“照单全收”地确认了对高勤荣的所有指控。

关于介绍卖淫罪，起诉书的指控涉及两个行为：其一，1996年6月，高勤荣到太原市河东大酒店看望在太原联系业务的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肖xx、总经理张xx时，提出为他二人找一个卖淫女，高通过电话联系到一叫明生（基本情况不详）的人找来一个卖淫女（基本情况不详），肖、张二人用其所带的摄像机录制了其二人嫖娼的全部过程。

其二，1996年7月20日，高勤荣在运城行署国税局职教中心向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经理张xx介绍了该职教中心招待所卖淫女王某某，在运城鑫源歌厅向肖xx介绍了该歌厅卖淫女杨某。张xx、肖xx分别带王某某、杨某先后两次在运城华厦大酒店嫖宿。同年7月30日凌晨被运城市公安局巡警队查获。

高勤荣向界面新闻回忆，他在深圳短暂工作期间，认识了做酒店一次性小牙膏、小牙刷生意的张xx，1996年的一天，张与其生意同伴肖xx到太原联系生意，跟他联系，次日上午九时前后，他带着他的九岁小女儿到他们所住酒店拜访，敲了一会儿门门才开，他走进去才发现，“张与肖正在嫖娼，床头还摆着一个摄像机，自拍自录。”高勤荣赶紧把女儿往门外推，他不知道的是，他与女儿的身影被拍进了摄像机镜头里，高勤荣判断，这应该是当时房间里的女性匆忙往卫生间跑时碰到了摄像机，才拍到了他们父女。后来，经高勤荣介绍，张、肖二人又到运城联系生意，就在运城期间，他们因再次嫖娼被抓。

在庭审中，就第一个行为，高勤荣否认是其给肖、张介绍卖淫女，辩解他们嫖娼时是被其碰见。

“我带着我女儿过去，而且都被拍到了镜头里，如果像他们说的那种情况，不合常理。”高勤荣告诉界面新闻。

其辩护律师也认为仅凭肖、张的证言，不能证明高勤荣实施了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但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勤荣在张xx与卖淫女赤身裸体时进入房间，足以印证证人肖xx、张xx证明被告人为其介绍该卖淫女的证言的真实性”，因此“被告人与辩护人的辩护、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行为，高勤荣回忆：“1996年他们嫖娼被抓时，警方做了笔录，卖淫女王某某当时在笔录上说他与张xx是在运城大酒店经理办公室通过经理介绍后认识的，杨某则说是在唱歌时跟他们认识的，张、肖也是这么说，到了1998年我被抓后，又找张、肖和卖淫女王某某做笔录，他们就都说是我介绍的了。”

李肖霖在法庭上辩护说，这两项指控的证言都仅是出自这三个“人格有问题的人”，而且他们都在庭审中没有到场，他怀疑这些证言是否真的就是出自他们之口。

诈骗和受贿罪

起诉书对高勤荣涉诈骗罪的指控，亦有两个行为，其中一个是：

1996年3月，高勤荣向运城大酒店介绍了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推销的一次性客房卫生用品，同年6月，意盛实业有限公司给运城大酒店发了价值122877元的货物，运城大酒店付货款50486.8元，尚欠72390.2元。1997年5月20日，高勤荣到运城大酒店见到总经理王志刚，谎称意盛实业有限公司欠他个人的钱，从剩余的货款中给其2万元，骗得王志刚信任，从运城大酒店提走现金2万元。

就这一情节，据高勤荣回忆，1996年，山西青年报社集资建房，他没有钱，便在其母亲处拿了4万元，回太原途中住在运城大酒店，房间失盗，这笔钱被盗，他还报了案，但此案未破。高勤荣与酒店总经理王志刚是老乡，他告诉王没钱给单位集资，向王借2万元。王同意，让高勤荣打个条，“他说你深圳那两个朋友在我账上还有7万货款呢，就从那里拿吧。”高勤荣就打了个借条，写的是“高勤荣代领”，王志刚也签了字：“同意”。

李肖霖在法庭上就此辩护说：“当时被告人必须交单位买房子的定金，情急之下，和王志刚商定使用该方法临时解决，王志刚无法使用酒店的款项，只好使用被告朋友在深圳公司的货款，这样既解决朋友的困难，又不让酒店受损失，为了符合财务的规定，出师有名，使用了借条的形式。这是一起明显的、双方都知晓的民事行为。”李肖霖不认为这是诈骗。

高勤荣是在1998年12月4日被抓的，界面新闻了解到，就在其被抓前6天，1998年11月28日，运城大酒店向警方报了案。李肖霖在法庭上就此辩说：“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在深圳公司没有催要款项和大酒店没有向被告人追要的情况下，直接向运城市公安局报案，不合逻辑。”

关于受贿罪，也是涉及两个行为，其中包括：1996年7月，高勤荣受运城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队长程建国之托，为其表弟王军学违法运输红塔山卷烟被河津市烟草公司扣押一事说情，在运城大酒店719房间收受王军学玉溪牌卷烟两条，价值720元，现金2.5万元。

高勤荣告诉界面新闻，程建国跟他是“拜把子兄弟”，高不在老家，程经常帮他的父母买煤买粮，关系很好。1996年盖房热，程向高母借过3万元。同年，程的表弟王军学往西安贩烟，在河津被该市烟草公司的人扣住，而这批香烟贩运“手续齐全”，他便带着程去找了运城市烟草局局长董某，让董某“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给予关照”，后来这批香烟被放行。后来，程建国他们给他送了2.5万元。高勤荣回忆：“当时我说不能收，但程建国说还欠咱娘3万块呢，等于还你了，还欠5000元，我这才收下了。”

在申诉阶段，高的律师王大瑞就当年对高的这一指控说，王学军并没有通过高勤荣谋取不正当利益，因为按照当年的烟草管理规定，有证据证明王运输卷烟的手续齐全，不需要被处罚。

狱中之囚

一审判决后，高勤荣不服，上诉至运城地区中院，1999年8月，其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同年9月9日，高勤荣离开看守所，开始了漫长的监狱服刑。

第一站是永济监狱，这是一个分流监狱，高勤荣呆了一个多月，每天走队列，背监规，监狱里蚊子凶猛，“一群一群的，咬得受不了。”就在永济监狱，高勤荣遇见了比他先关进来的高满强。

“我进去后，看见高满强就在那里猫着呢，”高勤荣回忆。他找机会跟高满强聊了聊，高满强告诉他，在京被抓后，他被人拉着腿，倒拖到吉普车上，被拉到运城行署驻京联络处，“蒙着被子打，门牙都打掉了。”

接下来的分流，高勤荣去了晋城监狱，高满强去了晋中监狱。晋城监狱以前是个煤矿，家人担心高勤荣的安危，约一个月，就想办法把他也转到了晋中监狱。

晋中监狱是山西省第一监狱，这是一座国内为数不多的“百年监狱”。关押的主要是重刑犯，它也是座开放监狱，“允许外国人参观。”高勤荣说，这儿离太原也近，方便家人探视。

高勤荣回忆，在晋城监狱那一个月，狱方见其是记者，已准备分配他到监狱小报做编辑工作，转到晋中监狱后，他与新入狱的犯人一起先集训三个月，然后分到了监狱教育科直属队，负责编辑监狱小报。

在晋中监狱，高勤荣一直负责编辑《晋中监狱报》。小报每周一期，四个版，头版是监狱系统的新闻，二、三版是犯人的服刑与改造体会，最后一版发表犯人写的散文或诗歌。负责编辑工作的共有六七个犯人，由高勤荣统管。

编辑小报的时间是在每个周一至周五。每天晨六七点，高勤荣就跟其他犯人一起集体起床了，洗脸，刷牙，吃饭。早饭是馒头、稀饭与咸菜。饭后，犯人们拿个小板凳，坐在“号子”里等干警过来，报数，点名，排整齐队伍，由干警领着去各劳动岗位。高勤荣他们被带进“编辑室”，开始工作。

中午12点，干警再过来，点名，报数，排好队伍，高勤荣他们再被领回“号子”里吃午饭。午饭一般是大米、面条与大烩菜。下午重复上午的工作，五六点钟回“号子”。晚饭后是学习时间，写日记，写劳改心得，看新闻联播，22时前后集体熄灯睡觉。

监狱里没有周末。周六、周日不编小报了，高勤荣还要做其他劳动。晋中监狱有个铝制品厂，生产铝壶、铝锅等，高勤荣还做过制作铝器的活，后来铝产品生意不景气，监狱就在周边农村揽来一些活，让犯人摘辣椒，捡豆子，捣核桃。

高勤荣回忆说：“拉来的辣椒是从地里连根砍下的，犯人负责摘下上头零星的辣椒；收割机收上来的豆子，里面有土有石头，犯人就扒拉着把泥土和石头挑出去；有时候还要把核桃仁捣出来。”劳动有定量规定，如每人一天要捡豆子200斤，高勤荣也要完成这个定量。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回忆起来，高勤荣还会笑称他在监狱的这几年“新闻业务没有丢”。有一年全国监狱系统写作评比，高勤荣的两篇文章得了一等奖，一篇是报告文学，另一篇是评论，“等于给山西扛回两枚金牌。”

但刚进监狱的日子让高勤荣适应不了，剃光头，穿囚服，戴囚帽，约20个人挤在同一间“号子”里，“光管教那眼神就让你受不了。”高勤荣说刚进去那一两年“想死的心都有，”过了两年就“麻木”了。

监狱每年底都要填表，犯人要写对犯罪的认识和态度。高勤荣回忆，在监狱那几年，填表时他从没认过罪，都是写被人打击报复。教育科长与他关系不错，曾对他说：勤荣，你得认罪，不认罪不能给你减刑。虽然高勤荣一直没有认罪，但由于他在监狱里表现很好，最终仍被减刑四年。

在“狱友”张栋（化名）的记忆里，在晋中监狱服刑期间的高勤荣算得上是个“特殊”犯人。在高勤荣进晋中监狱时，张栋就已入监，张栋的刑期长，他陪着高勤荣度过了在晋中监狱的所有那几年。他们是老乡，都在教育科直属队服刑，张栋在篮球队打篮球。

2016年6月24日，张栋在运城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回忆，由于高勤荣是“名人”，被广为报道过，服刑期间，“吃住都一样，但对他的限制就多一些，比我们要严，怕他往外送信，比如在会见家人时，都是隔着玻璃打电话，对于我们的电话，管教听不听都无所谓，他与家人打电话，就被监控得严。”

也在晋中监狱服刑的高满强跟他们都不在同一个队，被抓前，高满强是高级厨师，他就在监狱食堂服刑。高勤荣回忆，他到各队去收集稿件，有时也能遇见高满强，“好家伙，他不服，天天写申诉，把手腕的骨头都写变形了。”

高满强出狱即遭致命殴打的事件风闻全监狱。张栋回忆说，“当时高满强是和一个姓曹的犯人一起出狱，刚出门口，就被几铁棍打烂了脑壳。在里面我们也都知道。”

在高勤荣出狱前夕，由于有了高满强的“前车之鉴”，他写了遗书和血书，还写信给山西省司法厅厅长和监狱管理局局长，要求狱方用车把他送回家，以保证安全。他的要求获准。

2006年12月7日下午，等同批出狱的犯人都走完了，高勤荣在监狱第二道门口坐上狱方安排的车辆，由狱政科的两位副科长陪同，回到了太原家中。

高勤荣回到家时，太原的夜灯已经亮起，由于离开多年，他都找不见自己的家门了。

渗灌“遗址”今犹在

在运城的某些地区，十多年前修建的渗灌池仍坚固地残存着。2016年6月底的一天下午，界面新闻记者从运城市区乘车出发，沿公路往东行驶约30里，即在路边见到两座渗灌池。

这里是夏县的裴介村。公路两边是农田，种着葡萄与向日葵。两座池子都在路边地头上，相隔约30米。走近看，池子高约2米，是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圆形建筑物，虽然都已垮塌了半边，残存的部分看上去仍然很坚固。

一个背着农药桶的农妇说，这两个渗灌池已在这里很多年了，“说是要埋个管管，地就不旱了，但都没用过。”

一位时任运城地委常委的政界人士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介绍，在“假渗灌”于1998年被揭露后，当年山西省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由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带队。处理的结果是，运城搞“假渗灌”期间的地委书记与一位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受到处分，而时任节水渗灌工程总指挥的行署专员却没受到任何处理。

高满强告诉界面新闻，在处理时，当时的地委书记已退休，他只是丢掉了省人大常委的位子，待遇降了一级。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受到的是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

而高勤荣一案，自发生至今，在运城官场一直都是经常被议论的话题之一。“到现在还都在议论呢。”前述不愿具名的政界人士说。这位人士后来分管运城市的政法工作，在高勤荣被判刑后，他曾把该案案卷要来看。

“我一看，明显有问题。”他说，“说高勤荣是诈骗，但案卷里还有借条呢，有借条怎么是诈骗呢？说他介绍卖淫，也都是那女的一面之词。”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案卷里“介绍卖淫罪”部分在录像带里截取的照片，“高勤荣和他女儿去看那两个人，都在那站着。”

新的希望

高勤荣自出狱后，慢慢融入他已陌生的社会，又曾经短暂做过一段时间记者，现在在太原一家软件公司任监事。他仍旧通过自媒体不断揭露山西特别是运城市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对自己案件的申诉，也一直没有放弃过。

这宗案件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在200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杨伟光、高占祥等人在提案中就曾指出：“这是一起明显的打击报复、有罪推定，甚至是涉嫌栽赃罪名的恶性枉法。”

从案卷中去找问题，这是高勤荣直到2015年才注意到的方向。他受到了朋友刘海勤的启发。刘海勤也是运城官场人士，曾任运城煤运公司经理、运城行署体委主任、劳动局局长，1999年以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刘海勤声称自己是遭到政敌构陷，不停申诉。经立案再审，2010年，运城中院宣告刘海勤无罪，刘随后获国家赔偿及恢复待遇。

在申诉过程中，刘海勤曾复制出自己的案卷，“发现案卷中33-39编号的材料都不见了。”刘海勤告诉界面新闻，正是基于自己的经验，他一再提醒高勤荣说：“你必须在案卷里找问题。”

2015年10月，高勤荣与律师到法院复制出整套案卷材料。他的律师王大瑞通过阅卷，发现“该案据以定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

王大瑞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以“介绍卖淫罪”部分举例称，深圳商人张xx、肖xx在太原自己录制的录像带，并未经过庭审质证，根据法律相关规定，不能作为定案证据；检方在起诉书中已表明卖淫女“基本情况不详”，所谓由高勤荣联系的找卖淫女的叫明生的人也是“基本情况不详”，在卖淫女和中间介绍人都找不到的情况下，仅凭肖xx、张xx的证言认定高勤荣介绍他人卖淫，明显是定罪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特别是，王大瑞通过阅卷发现，运城市公安局于1999年4月15日对卖淫女王某某所做的讯问笔录上王的签名与1996年7月30日运城市公安局巡警机动队给王所做的讯问笔录上王某某的签名有明显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就不是同一个人所写。”王大瑞认为，因为“不能排除该询问笔录存在伪造可能的合理怀疑，该笔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而且，有新的证据证明，当年指证高勤荣诈骗运城大酒店两万元的关键证人王志刚做了假证。2009年4月，运城大酒店副总经理吴强前往海南探望总经理王志刚，高勤荣知道后，与吴一同前往。当着吴强的面，王志刚向高勤荣道歉，表示他作了假证。当时王已病重，不想留下遗憾，愿意重新给高勤荣作证。遗憾的是，王志刚不久即病逝。对这一情况，王大瑞取得了吴强的书证。

基于这些情况，2016年2月18日，王大瑞向运城市中院提交了关于对高勤荣一案的《应予再审的律师意见》。此前，高勤荣也再一次提交了申诉。很快传来“好消息”：运城中院受理了这些材料，表示会提交给审委会讨论是否立案。

出狱之后的这些年，高勤荣不知道有多少次为申诉的事到过运城中院了，2016年6月27日，界面新闻记者和他一起再次来到这里。立案庭庭长杨军表示，材料已“报上去了，在排队，等着研究”。分管立案庭的副院长王拂晓表示，“要上审判委员会，再看最后怎么定，现在案子非常多，还轮不上。”分管审委会的常务副院长董朝科也表示，是启动再审还是驳回，要提交审委会来讨论。

运城中院院长高文君是2016年初才从山西忻州调来任职的，他表示，现在市里正忙着换届，对高勤荣案的再审申请，要等到换届工作完成以后再来决定。

“法院是讲程序和实体的地方，会按程序办！”高文君对界面新闻说。
http://news.qq.com/a/20160727/057383.htm

刘海明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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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悟道】不要以为挤垮谁、超越谁、整死谁，就是成功！真正的成功者，不是看他摆平了多少人，而是看他帮助了多少人、服务了多少人、凝聚了多少人、影响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人！ 未来世界，不会属于一群尔虞我诈的人，而是属于善良，共享，快乐，帮助别人，以诚相待,  懂得感恩的人！@任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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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凝

【案例】

反思恐袭报道 法国媒体不帮极端分子扬名立万

2016年08月01日 08:46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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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反思恐袭报道 法国媒体不帮极端分子扬名立万

新华网巴黎8月1日电 自2015年1月《查理周刊》杂志社遭遇恐怖袭击以来，法国各地频频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2016年7月14日的南部城市尼斯、7月26日北部城市鲁昂附近的一座教堂相继遭袭。

一次次流血见证了极端分子的残忍、反恐斗争形势的严峻、社会对立情绪的加剧和民众安全感的缺失。法国新闻媒体对不断发生的恐袭给予了高度关注。最初，它们只是报道袭击事件，组织专家分析反恐形势及法国政策得失，而最近，它们已开始对自身在反恐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反思。

7月20日，在法国尼斯，人们摆放鲜花、卡片和蜡烛，悼念恐袭遇难者。

【不充当帮凶】

7月27日，法国《世界报》、BFM新闻电视台、法国电视24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广播电台欧洲一台等多家法国媒体宣布，今后不再刊登制造恐怖袭击的极端分子照片或播放他们的画面。欧洲一台甚至宣布，不在报道中提及他们的全名，而只用首字母缩写代替。

这样做的目的是不给这些极端分子“露脸”或“出名”的机会。因为，制造轰动效应、成为所谓“圣战英雄”往往是这些人追求的目标。

为此，不少极端分子故意在犯罪现场留下自己的证件或可以追查到他们身份的“蛛丝马迹”。尼斯恐袭案凶手在屠杀前还在租来行凶的货车里自拍，鲁昂教堂恐袭案制造者竟然将杀人过程拍摄下来。

正如法国反恐问题专家、心理分析师费迪·本斯拉马所说，恐怖袭击的凶手原本大多是默默无闻之辈，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他们梦想“成功”和“荣耀”，希望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成为其他极端分子眼中的“英雄”。

本斯拉马认为，不能忽视“成名”对这些情绪不稳、精神彷徨的年轻人的吸引力，他们可以为获得震惊世界的“成就感”铤而走险、滥杀无辜。

法国一些媒体现在决定不再给极端分子满足这种畸形心理需求的机会，不再做客观上替恐怖组织宣传的帮凶，以免刺激更多极端分子去效仿。

《世界报》社长费诺利奥在一篇社论中说，该报决定不再刊登恐怖袭击凶手的照片，尤其是恐怖组织宣传材料中的照片，以免让他们死后“成名”。BFM新闻电视台编辑部主任贝鲁也表示，不想把极端分子摆在与恐袭受害者同等的位置，不想在他们滥杀无辜后还把他们生前微笑的照片拿来展示。

7月15日，在法国尼斯，人们在远处看着袭击事件现场的卡车。

http://news.ifeng.com/a/20160801/49696586_0.shtml

张熹

【案例】
《真相至上》|看新闻职业道德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2016-08-01 曾宪旭 南方传媒书院

真相至上还是权力至上？

南方传媒书院
南方传媒书院学员 曾宪旭

在众多新闻学子必看电影的清单中，有一部电影似乎从不会缺席，它没有电影《水门事件》那么赫赫有名的故事背景，也没有电影《聚焦》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光环。但其对真相的执著和深刻的思考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真相至上》


这部09年上映的美国影片讲述了太阳报知名专栏记者瑞秋•阿姆斯特朗一日在该报上揭露了美国政府在总统被刺杀之后，在无确切依据的情况下，对委内瑞拉展开了一次报复军事行动，同时曝光了相关人员艾丽卡的中情局特工身份。

该新闻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政府立即派出特别检察官帕顿着手调查此事，其目的是要找出泄露国家机密给瑞秋的线人，而这个线人只有瑞秋一个人知道。瑞秋始终不愿透露线人的姓名，帕顿说服了法官将其羁押直至其开口。突然陷入牢狱之灾的瑞秋在检察官、法官、丈夫雷·阿姆斯特朗甚至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重重重压之下守口如瓶，而其被羁押时间竟长达一年。

这一年中，艾丽卡被刺杀、太阳报被处以每日万元的罚款、丈夫有了外遇、自己在拘留所中遭到非人的待遇，并且将面临失去孩子监护权......唯一不变的是瑞秋始终未透露出线人的任何信息，最终在检察官的控诉下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判决瑞秋入狱2年，因为她心中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真相至上。

本片主要展现的矛盾基本都发生在瑞秋、律师、检察官、法官的对薄公堂上，瑞秋是人权，律师代表民主，检察官代表国家利益，法官则代表司法机构，而整个案件的申述其实一直围绕在美国第一修正案与国家安全法案之争上，即片中所说，是rights and power，权利与权力的争斗。多少年以来，自由和权力的界限在哪里？这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正如影片中女主人公瑞秋的辩护律师所言：“在1972年的“布莱兹伯格诉海斯案”中，本法庭违背了记者在大陪审团面前有拒绝透露其情报人姓名的应有权利，反而赋予政府权力，监禁了所有这些不肯透露信息的记者，裁决结果是以5：4的微弱优势得出。

在“布莱兹伯格案”中 Stewart法官曾说：“随着时光流逝，政府手中的权利会渗透到了各个角落。这些当权者，不管用什么政策手段，只想永久地存在，而人民才是最终受害者。”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权利继续存在着。

瑞秋•阿姆斯特朗女士与政府做出了斗争，她本可以放弃她所做出的承诺，本可以简简单单地回家跟家人团聚，但是如果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给她提供任何情报，没有人会给她的报社提供情报，然后明天，我们逮捕了其他报社的记者时，我们会让这些报社最后也毫无来源，那就等于我们无视了第一修正案的存在，我们要如何知道，总统是否隐瞒了自己的罪行，或者一名军队军官是否进行了虐囚行为。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再有能力约束当权者手中的权力的时候，当国家政府不再害怕任何责任的时候，他的本质成了何种国家，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监禁记者？那是针对别国的，是针对那些害怕受到指责的国家，不是那些愿意接受指责的国家所为。”

在美国，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力曾被誉为国家“第四权力”，新闻界也有过诸如“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泄密事件、揭露教会丑闻”等挑战政府权力和宗教势力的成功案例，他们曾为新闻工作者带来无上荣光。然而，新闻媒体并不是每一次都那么走运，就像本片中的故事一样。

其实《真相至上》的剧情并非空穴来风，在影片的开头写道：“本片灵感取材于真实事件，但故事纯属虚构。”而这一真实事件，就是当年美国轰动一时的“特工门”
2005年的美国，前驻伊拉克大使夫人的特工身份遭暴露，布什因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开战的决策遭质疑，而报道这一事件的《纽约时报》女记者米勒因为拒绝透露消息来源，被以藐视法庭罪，判入狱18个月。2005年9月底，因为消息来源愿意公开身份，米勒入狱3个月后被释放。消息来源是副总统切尼的助手刘易斯·利比。

米勒的案子在美国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引用匿名消息源，美国一直争论不断。新闻界认为，在传达某些特殊信息时，应该对消息源身份保密，但这样的权利却始终没有得到联邦法律的认可。记者为了保护消息源而坐牢的事在美国经常发生，但米勒的案子是近年来少见的。

这一引人注目的案件被视为对美国新闻自由的重要考验。对这位尽其职责并恪守基本职业道德准则的记者，报社编辑以及新闻组织说，法官判处朱迪思·米勒入狱，标志着新闻自由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对正义的歪曲，并发出了令人寒心的信号。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深有感触地说：“如果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一个国家对自身言论的束缚，其实就是国家法律对政府监督权力的贫乏。媒体，政府的“话音筒”，公民的“意见薄”，应该是一种相互监督、互利共生的关系，否则再弘扬民主与自由的政府也是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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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凝

【案例】
登特朗普妻子裸照 美国一报纸惹争议

2016年08月03日 01:56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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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登特朗普妻子裸照 美国一报纸惹争议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大选可以说是正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最近两天，《纽约邮报》连续两天刊登特朗普妻子梅拉尼亚年轻时的裸照，在网上引发热议，招致不少网友的批评。不过，特朗普本人倒对此很看得开，称梅拉尼亚是当时最成功的模特儿之一，拍这样的照片非常时髦也很常见。

除开演讲被指抄袭“第一夫人”米歇尔，特朗普的名模老婆——梅拉尼亚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可圈可点，仍给特朗普增添不少支持者。

作为可能的未来美国“第一夫人”的人选，美国《纽约邮报》连续两天刊登其年轻时的裸照。这两幅梅拉尼娅的裸照分别于7月31日和8月1日刊登在《纽约邮报》头版位置。据介绍，这两幅照片均拍摄于1995年，当时梅拉尼亚是一名模特，还没有与特朗普相遇。

不过，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对此似乎并不太介意。特朗普的顾问米勒说，没必要对这些照片“感到羞耻”，“她是一名美丽的女性”。

特朗普本人在接受《纽约邮报》的采访时也称，在当时，梅拉尼亚是最成功的模特儿之一，为许多著名杂志拍摄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是在我认识梅拉尼亚之前，她替法国一本杂志拍摄的。在欧洲，这类照片非常时髦，也很常见。”特朗普说。

据拍摄这组照片的摄影师介绍，照片想传达的是美而不是色情。据他回忆，梅拉尼亚在拍摄期间“表现得非常棒，有个性，也很有教养”。

不过，《纽约邮报》的做法在互联网上引发争议，不少网友对此持批评态度。有网友在“推特”留言道，丑化梅拉尼亚的形象“是《纽约邮报》的耻辱，这场选举已够令人丢脸了，美国人无需再做出这类原始人似的举动”。还有人写道，《纽约邮报》的做法令他感到“惊讶与气愤”，这是彻头彻尾的“厌女症”。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梅拉尼亚第一次因裸照“招黑”了。梅拉尼亚出生于斯洛文尼亚，16岁就出来做模特儿了，给不少杂志拍过裸照。今年3月的预选期间，一张梅拉尼亚2000年为男性杂志《GQ》拍摄的封面被曝光。一个反特朗普的组织翻出这张照片，制作成反对特朗普的竞选广告发布在社交媒体“脸书”上，称“如果不想让这样的人做未来的美国第一夫人的话，周二就投票给克鲁兹（特朗普当时在党内的最大对手）吧。”

《纽约邮报》转变立场反对特朗普？

《纽约邮报》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创办于1801年，最高日发行量曾达到70万份，是纽约市最重要的报纸之一。

1977年，新闻大亨默多克买下《纽约邮报》，开始增加暴力和性有关的新闻，将其打造成以八卦、煽情闻名的报纸。

跟英国脱欧公投期间，各大报纸纷纷“站队”一样，美国的报纸在大选中也有各自倾向支持的人选。如《纽约时报》就持“反特朗普、挺希拉里”的立场。

今年4月中旬，《纽约邮报》曾公开支持特朗普，形容这名候选人“是有光明前景的潜在超级巨星，却总犯下新手错误”。

此外，特朗普和默多克相识数十年，两人一直保持着不错的私人关系。不过自从去年特朗普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并屡屡曝出惊人言论后，默多克曾公开批评过他。特朗普也曾多次炮轰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和福克斯新闻，认为这些媒体对他的报道“不公正”。

有意思的是，今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第二天，特朗普抵达苏格兰为自己在当地的一个投资项目造势，还与默多克夫妇在当地一座别墅共进晚餐。据称特朗普在离开时，特意叮嘱自己的发言人，要向媒体强调自己与默多克共进晚餐这一事实。

此次《纽约邮报》刊登梅拉尼亚的裸照，有媒体猜测，可能是因为特朗普的言论惹到了默多克，导致《纽约邮报》转变立场。

http://news.ifeng.com/a/20160803/49707335_0.shtml

万家凝

【案例】

胡泳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播伦理原创 2016-08-04 胡泳 胡泳

题图/岳敏君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信息源到信息接收者的线性传播模式曾被视为唯一的传播模式。今天，理想的传播更像是参与的、对话的、横向的和富于创意的。它弥漫在此前充满板结的各种机构中：从学校，到家庭，到人们从属的非正式团体，乃至向以严厉规训著称的工作场所。

这种新的传播风尚也在影响大众媒体的公共传播。所有传统的公共媒体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公众”，如果说它们面临危机，那部分地也是由于公共传播仍然遵循着线性的“国家建构”伦理，而不是新型传播的社群主义伦理，以亚文化和寻找认同为中心。

过去300年的核心社会文化经验是，有着自己的方言、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的村庄和地区被逐渐卷入国家构建之中。现代化过程的第一个伟大的观察者涂尔干指出，人们从小的、相对自主的村庄和地区的社会性组织转入一个大的有机体，在其中，每一部分都会在敌对环境下为国家的生存发挥作用。国家生存的挑战在于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被紧密地楔入预定角色中，并对国家目标保持忠诚。

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很少使用蛮力建构国族文化的一致性。早期，专制政府钟情于公开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的说服，但这很容易招致人们的反感。今天，公众可以对国家的努力加以自由的回应，媒体成为国家劝服话语的主要渠道。媒体起着解释和传达民族国家之行动的作用，也即帮助建构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公众的认同被霸权所压制。

社群主义的伦理的核心是，不同文化认同的存在权利得到确认，这些不同的认同按其所自认为的那样得到描述，并彼此展开对话。职业的公共传播者的技能在于，发掘不同公众对认同的追求，形成文本，让这些公众能够识别、肯定自己的认同，并依此展开行动。

公共传播者的原材料包括：公众的口头表述，他们喜爱的修辞形式，他们关心的话题，他们喜欢讲述的故事的叙事结构，他们所认定的英雄和恶霸，他们如何表达政治见解，他们使用的批评形式的力量，以及其他话语特性。

纽约时代广场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从国家建构的伦理到社群主义的伦理，体现在对内传播上，意味着新闻不再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实证调查，而是民族志与文化阐释的一种，假定专业人士能够进入不同的亚文化群体的主观认知当中，像他们那样感受世界。在此意义上，公共领域说穿了就意味着拥有不同认同的人之间的对话，它会导致真正的合作以及共同价值和共同道德前提的共享。在此，传播的核心不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而是要做好大众文化的语境衔接，让公众可以在其中辨识认同。

从国家建构的伦理到社群主义的伦理，体现在对外传播上，就是要认识到，国家是一种依契约关系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合，因而，基于共同体“完整”的理念，不能在建构对外传播软实力的过程中，仅仅想着传递国家意志，而应更多着眼于共同体内部的人们的公共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在具体操作中，表现为扫除“官气”，不是处处表现出“官方”的观点，而是更多注重民众的观点和感受。

beingdigita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1MTQ4MQ==&mid=2650142893&idx=1&sn=8ed241e6c9e0f3e60db7b578e870e4d3&scene=5&srcid=08045PUydIx9CzeQ2ie9Lykl#rd

刘海明

【案例】

韩国记者协会伦理准则及实务守则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   牛静  译

第一部分：韩国记者伦理准则
记者受公众委托从来新闻报道活动、有满足公众知情权、并告知真相的义务、负有公正报道的使命。
作为舆论首选核心者应满足国民的知情权并具备告知真实性的义务，负有实施公正报导的使命。通过这些，公民具有委托舆论编辑编成的权利。记者通过自由地发表言论而促进国家的民主化、促进国家的发展、与国民一起创造统一和平、民族和谐的价值观。与其他职业人员相比，记者应当更有责任感和使命感。韩国记者协会出台该伦理准则和实务守则用以指导记者的行为，记者应当遵循该准则。
1.捍卫新闻自由。
坚决反对新闻业内外部的个人或集体以权力和金钱等威胁新闻自由的这种不当干涉和压力。
2.公正报道。
在报道新闻时尊重事实，只选择准确的信息，保持严格的客观性。
3.维持尊严。
在素材的过程中不能利用记者的身份获取不当的利益，拒绝利用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而获得私利和好处。
4.正当的信息收集。
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要使用正当的方法，不得伪造记录和资料。
5.正确使用信息。
获得的信息只能使用在新闻报道中。
6.保护隐私。
拒绝报道损害个人名誉的、没有事实依据的新闻，保护报道对象的隐私。
7.保护消息来源。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护消息来源。
8.修正错误报道。
坦率承认错误报道并迅速改正。
9禁止歧视
收集、报道的新闻不得有基于区域、层级、宗教、性别、阶层等的歧视性内容、或不得促进冲突。
10限制广告
我们应当维护个人和所在组织的尊严，不从事销售和与广告相关的行为。

第二部分：韩国记者协会实务守则
该守则由韩国记者协会出台的具体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与韩国记者协会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准则一起发挥作用，记者应当遵守。
1.新闻自由。
1)协会成员不能屈服于那些任何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侵蚀新闻自由的压力、不能屈服于那些压制打击新闻自由的力量。
2)如果有侵犯新闻自由的情况出现时，各成员立即报告。
3)各成员应当维护媒体所享有的信息获取自由、评论与批评的权利。
2.新闻和报道。
1）会员要将记者的第一使命是客观地报道铭记于心，为了深入客观、真实地报道而竭尽全力
2）会员应当在收集、报道新闻时保持平等与公正。
3）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进行采集、报道活动是不可以的:
4）会员不能在报道中使用不准确的、猜测性的信息。
5）会员不能利用诡计或强迫的方法获得信息。
6）会员不能人为更改收集到的记者和资料。
7）会员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否故意与否，要都不能他人的名誉。
8）除非有关公共利益，否则会员要尽全力不侵害采访对象的隐私。
9）会员通过匿名消息来源获得信息时，一定要保护匿名消息来源。
10）会员发布了错误报道时，一定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能的话要立刻进行更正。
11）会员在处理涉及到地域、阶层、宗教、性别、阶级等问题时，一定要慎重，注意不要诱发它们之间的矛盾，也不要造成歧视。
3.维持品行。
1）会员不能从采访对象等那里接受任何奖品、优惠待遇、免费旅游、高尔夫接待等。
2）会员在自己收集信息过程当中遭受非难责骂的情况下，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3）要确保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进行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或机构的私利。
4）会员不能为了采访的便利而与他人进行合谋勾结。
5）会员不得将收集来的新闻信息用来追求个人的或者特定集团的利益。
6）会员不得强迫出版物或胁迫广告用以吹捧自己，也不得以报道的形式吹捧自己。

第三部分 新闻记者协会伦理委员会运营规则
1.名称
委员会名称为韩国记者协会伦理委员会（简称：记协伦理委）
2.目的
委员会目的是切实执行韩国记者协会伦理守则。
3.构成
构成委员是由会长唐年直委员长和会长从委员会成员中任命的15名以内的委员构成的。
4.机能
本委员会的机能如以下：1）寻求记协伦理准则的实践方案。2）对违反伦理准则和实务守则的行为进行审议决议。
5.运营
1）定期举行会议，由委员长指定日期开会，并讨论可行的措施，包括讨论伦理准则的实施。2）在有要审议的案件时，根据委员长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委员提议召开临时会议。3）临时会议可以由书面会议代替。4）伦理委为了审议案件可以制定内部规定。
6.附则
1）委员会对违反该伦理准则和实务守则的行为裁决之后的处罚由执行委员会执行。
2）本合同没有规定的其他事项，应当按照通常的做法。
（制定于1994年3月29日，修订于2006年5月15日）

华中科技大学牛静老师翻译

张熹

【案例】
为何道德规训显得苍白无力?

李江
2016-08-28  
墨者李江

本文于2015-01-11在共识网发表
为何道德规训显得苍白无力?
——对《查理周刊》事件的思考   
       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的背后往往有极其复杂的现实纠葛，现实诱发族群和宗教自觉，因为人总有找到直接因果联系的冲动。族群与宗教多大程度上被视为某种事件的“因由”，取决于社会的族群观念和宗教观念有多强大。因此，一名维吾尔人与一名汉人发生现实冲突时，很容易被双方甚至舆论延伸为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冲突。这样的荒谬联系，是缺乏审慎推理(reason)的理性缺位，在一个不理性的社会这样的荒谬现象尤其普遍。现象与观念互动的另一方面，是观念塑造对现象的认知。观念的形成源于观念主体与地缘环境、历史变迁互动中的建构与自我建构，对现象(现实)的认知则是这种建构“影像”的投影。因此，历史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才会为耶路撒冷争得你死我活。理解观念对现象认知的作用有利于建立规范性框架，这为解决争端提供方向指引、伦理原则。
　　在分析《查理周刊》事件时，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将恐怖分子与穆斯林群体联系起来，并将其强化为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社会的挑战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抗。这种关联联想之所以如此强大，当然首先是因为恐怖分子确实是个别穆斯林为了捍卫伊斯兰宗教“荣誉”和“价值”而作出的行为，其次在于西方人预设偏见影响了许多西方人对该事件的认知。对恐怖分子的谴责以及追究其法律责任是必要的，但将该事件上升到宗教、族群和文明冲突的高度，究竟有多大必要性和现实性，则是值得追问的。因为不得不说，这样的联系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高，值得怀疑。赞成这种极端杀戮行为的穆斯林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恐怖分子的这种阴暗心理或仇恨心理又具有多大代表性?在法国，至少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同样谴责这种行为，却缺乏让他们发出声音的足够机会，结果就是个体话语遭到主流舆论的裹挟和压制。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在遇到看似族群冲突和宗教冲突时，我们应该克制自己贸然进行规范分析的冲动，不仅因为我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容易受到情绪的左右，也是因为我们对冲突原因复杂程度的估计可能远远不足。规范分析的结果常常是无休止的道德规训，然而这对于解决现实困境多少显得苍白无力，原因在于规范分析的前提是现实状况符合规范框架以及主体之间具有价值共识的基础。
　　如果这次事件确实反映出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冲突或者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我们也应该避免将这次事件简单定性为穆斯林群体的“恐怖主义倾向”或“反民主自由运动”，毫无疑问这种二元道德叙事将会模糊事件背后纠缠不清的现实纠纷。现实困境无法解决，悲剧也会再次上演。因为对“恐怖分子”来说，这些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道德规训(或价值审判)。何况穆斯林一向视这类规训为西方的“独断道德”。“恐怖分子”作出恐怖行为既可能出于他们所理解的“道德原因”，也可能是源自某种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却以宗教或族群冲突的面貌出现。
　　在法国这样的成熟民主社会，群体冲突本来可以通过民主机制进行调节和缓和，但这次暴力事件显然意味着民主机制的暂时失效，而一旦该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上演，那么意味着民主机制确实出现危机。在这次事件当中，“反民主”的标签显得各位刺眼。回到民主的定义本身，笔者认为，民主既是一种协调机制，也是一种价值理念。作为一种协调机制，它的前提就是默许内部多元化的异质单元的存在，即便是具有反民主倾向的“异端”，也被允许在这个协调机制内合法地参与博弈。而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民主本身就是多元的。民主不存在统一的定义，多元的民主价值需要它作为一种协调机制来自我修正与调节。某种观点或许正确，即不管伊斯兰文明是否有民主理念，也不管他们对民主的理念如何定义，这次事件的问题不在于“反民主”本身，而在于他们身处民主社会却没有遵循民主原则——采用暴力手段。然而，这种观点忽略了一种前提，即这种作为协调机制的民主制度具有多大合法性?如果“这些恐怖分子的态度在穆斯林团体中具有很高代表性”的前提成立，那么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法国现存民主制度有多大合法性而非穆斯林群体是否应该遵循民主制度的问题。如果民主制度不具备足够的合法性，那么用暴力手段反对这种民主与用暴力手段反对专制本质并无区别(这里的“反对”是指纯粹意义上的否定)。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不在于民主制度，而在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穆斯林多大程度上认可民主价值或者说由西方建构的民主价值。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引发众怒的关键在于暴力——这总能挑动舆论的情绪，尤其这种舆论情势所营造的充满暴力意味的“伊斯兰形象”总能增强法国人的国家认同和西方人命运共同体的自觉。西方舆论对恐怖暴力的谴责多多少少是基于西方文明的道德叙述，而部分舆论甚至也违反了西方本身的道德原则。毫无疑问，后者已构成舆论暴力，而前者所反映的道德规训无力的原因在于生活在西方社会的穆斯林群体有其独特的道德原则、价值体系甚至世俗传统而拒绝融入当地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恐怖分子”杀死《查理周刊》编辑后会声称“替真主报仇了”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却是一种道德救赎。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问题根本在于，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是否适用于单一的制度、道德、法律原则?制度、道德与法律的设计又如何协调多元价值?外来移民对本地社会文化、制度等带来的冲击和造成的冲突长期以来困扰着西方社会尤其是殖民国家，因为两套异质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使得原来建立在单一价值体系上的规范性框架面临着巨大的真空和遭受了强大的挑战。在这个事件上，道德规训的无力，在于异质文明族群的对“价值独断”下道德原则的反感以及现实困境为破坏道德规训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何况，许多看似大义凛然的“道德规训”本身就违反了道德原则。譬如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的妖魔化。如果说恐怖分子的暴力应该遭到谴责，那么那些对穆斯林充满敌意的舆论暴力同样应遭到挞伐。很多人没意识到，缺乏理解和宽容的道德规训也是一种暴力，只不过它被群体无意识的道义激愤所掩盖。整个社会的不理性，模糊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界限。
　　如果恐怖分子所反映的消极态度确实具有代表性，那么意味着法国应该审视自己的民主制度和传统，以及从调和两种价值体系入手。在笔者看来，民主危机及两种异质价值体系冲突确实早已存在于法国及西方社会，这次事件不过是这些危机的外在表现。但无论如何，这次事件背后复杂的现实困境和观念冲突足以使我们认识到道德规训应该是审慎的，否则它只会激化矛盾而不能弥合分裂。对中国来说，亦应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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