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与新中国伴生的人民日报首届编委（一）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由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范长江和邓拓领导人民日报，很快组成了首届编委会，这在《人民日报》史上有重要意义。
建国时期的毛泽东与胡乔木
人民日报主要领导人选
胡乔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时间很短暂，从1949年8月起，止于当年12月底。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出任人民日报社长，亦表明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工作的重视。《人民日报》对全党思想和国内舆论的引领由此进一步加强。
出版大型日报的工作十分繁重，以胡乔木当时承担的多项工作，难以处处兼顾。因此，选定负责人民日报日常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实际上在中共中央进入北平之前，已在考虑之中了。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激战正酣之间，中共中央领导人着手筹划建立新中国的新闻管理机构，确定由胡乔木总负责。
1948年6月毛泽东手书人民日报报头原件
中宣部于1948年12月10日向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提出占领北平、天津后组建“报纸、通讯社、广播和国际新闻宣传”这4个领导机构的设想草案。从字迹上判断，报告由胡乔木起草。
1948年，胡乔木在西北坡
报告提出，占领平津后该区域的报纸负责人，在章汉夫、张友渔、钱俊瑞3人中择其一主持。通讯社（应指进入首都之后的国家通讯社即新华社）由胡愈之任社长、兼任国际新闻编辑部主任；陈克寒（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担任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范长江（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担任秘书长。但这份报告还提出，如果陈克寒和范长江合作不好，则考虑范长江“参加报纸报工作”。
报告提议，廖承志负责广播事务，由徐迈进、梅益、温济泽为主要助手；国际新闻主要分英文和俄文两部分，如章汉夫不参加报纸领导，则担任国际新闻宣传总负责人，兼任英文部主任；吴敏（即杨放之）为俄文部主任。如果章汉夫将来负责香港事务，则换成当时正在香港的乔冠华（也称“乔木”）来担任初议中由章汉夫所任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中宣部仍在考虑，解放北平后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而现在河北石家庄的华北《人民日报》可迁入天津，成为河北省委机关报。
1950年代胡乔木与夫人谷雨
胡乔木起草的这份报告特意指出，如果进入北平办《解放日报》，除暂提上述3个人选作为主要负责人之外，副总编辑一级的“主要编辑人员”应包括邓拓，另从华北《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各调一人担任。
由此判断，此时的范长江是中央机关报3人候选名单之外的第四候选人。
中宣部这份报告是作为草案供书记处参考的。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在收阅报告后即用毛笔批示：“廖承志应抽出做青年工作。广播管理处可以范长江或其他人任。”刘少奇的批示未见签署日期，但他的意见是决定性的，此后廖承志即转而负责中央青委，为成立团中央进行准备。而在刘少奇的批示中，可见范长江又被当作负责广播事务的领导候选人。
胡乔木起草的中宣部1948年12月10日报告内容并未实现，即因情况发生很大变化而不再提起。 （二） 胡乔木的作用
1950年6月29日，毛泽东主席与胡乔木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
对于新闻宣传工作，中共中央从来是高度重视的。 进入1949年后的新华社仍然承担发布“新华社社论”的任务，胡乔木继续担任新华社社长，社论主要由胡乔木撰写。新华社日常事务由副总编辑陈克寒负责。
原先担负新华社编辑业务的副总编辑范长江转而负责报纸事务，于1948年12月担任“新闻先遣队”负责人，进入北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随后担任1949年2月2日创刊的《人民日报·北平版》总编辑（社长是新成立的北平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
1949年春，邓拓（右，时任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在北平.
进入1949年，中央领导人最后确定，华北《人民日报》将迁入北平。由于将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机关报即是顺理成章的。《人民日报·北平版》则在华北《人民日报》社迁入北平后转为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已在1947年3月胡宗南军进攻陕北时停刊，现在，中央决定将《解放日报》的名称交第三野战军，由他们在解放上海后创办《解放日报》，由范长江负责。
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时期的范长江
范长江主持上海《解放日报》
1949年3月8日，新华社总社电告北平市委和范长江本人：“中央决定长江同志担任新华社第二副社长，并拟要他参加（南）京、沪接收工作，请令范即脱离（《人民日报·北平版》）报社，专心布置新华总社迁（北）平的准备事宜，并于本月内回总社一行。”
华北《人民日报》编辑部由社长张磐石率领，于3月上中旬陆续来到北平，3月15日在北平出版《人民日报》。范长江先回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新华总社，随后去了太原前线，以取得接收大城市的经验。他于1949年6月初到上海，全面负责《解放日报》社的工作。（2011年10月16日在北京访问吴象的记录。吴象在1948年秋作为《人民日报》前线记者赴太原前线，报道太原战役。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担任《山西日报》采访科科长，他接待了前来考察工作的范长江。后来，吴象担任《山西日报》总编辑等职）。
1949年5月，解放军主力已在长江以南追歼国民党军，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摆上议事日程。胡乔木有了新的新闻组织领导工作设想，遂于5月1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送交报告。
报告说，为了使胡乔木本人集中力量于主要事务，拟由陈克寒担负新华社全面工作，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胡乔木建议：为管理报纸、通讯社和广播事务，即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由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周扬、陈克寒、廖承志、张磐石、范长江，加上“工、青、妇”方面各一人组成，由刘少奇任书记、胡乔木为副书记。
对这个报告，毛、刘、周、朱均圈阅。圈阅后的文件上，刘少奇的名字被圈去了，确定胡乔木为委员会的书记。周恩来于5月3日在文件上批示，将原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改为“中央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并同意成立这个委员会。
笔者在研究中翻阅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正式机构名单上并没有发现周恩来批示的“中央新闻工作指导委员会”这个机构。那么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如何组织实施的呢？ （三） 山头摆不平，空降范长江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胡乔木任国家新闻总署署长，兼任新华社总编辑和人民日报社长。但是情况很快变化了。
胡乔木在众多职务间难以分身，新闻总署日常工作主要由助手完成，当时为胡乔木署长配了两名副署长：范长江和萨空了。
1949年夏，在新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和范长江交谈。这是1949年以后毛泽东和新闻工作者并坐在一起的唯一照片。
1949年10月10日，中宣部和中组部联名致电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通知说，中央决定调范长江到北京工作，请他在接替人恽逸群到达上海后即行交接，返回北京。
范长江的回京使命是出任新闻总署副署长。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包括胡乔木在内，新闻总署总共有32个工作人员。
范长江返京主持人民日报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1版。
此时的人民日报经历了对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报道，在报纸编辑业务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版面错别字差错频出，工作程序不严密，管理粗放，人员变动非常大。其中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战争年代长期领导人民日报工作的张磐石调任华北局宣传部长，从此离开了报业新闻工作岗位。
参与创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的张磐石（1905 -2000），他在1949年8月1日《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他担任胡乔木的副手——人民日报副社长。
在20世纪中共报业史上，张磐石（1905—2000）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字。1931年秋，他毅然中断在日本的留学，归国投身于抗日斗争，抗战全面爆发后到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新闻出版工作。1946年5月，他主持创办晋冀鲁豫《人民日报》；1948年6月，主持创办华北《人民日报》；1949年夏，在他主持下，《人民日报》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日报》经历了三次发展阶段，张磐石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
张磐石离开人民日报之后，编辑部业务协调上出现一些矛盾——与“两报团结”的问题相关联。
太行山南北两端两"山头"
原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是由原先邓拓领导的《晋察冀日报》和张磐石领导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使用了后者的报名。邓拓和张磐石都在土地革命时期入党；他们领导的两家报社的骨干编辑、记者和管理人员，大都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投身革命的“三八式”干部，资历相当。新的华北局成立时，原先主持晋冀鲁豫中央局的薄一波主持华北局的日常工作，他熟悉张磐石领导的《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队伍，因此任命张磐石担任新的华北局《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即为形势发展所致，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8年5月26日的《晋察冀日报》，对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做了报道。
在1948年6月新任命的3位副总编辑中，安岗、袁勃 2人来自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王亢之来自《晋察冀日报》。但王亢之在当年12月即调往天津前线，随后担任新创办的《天津日报》总编辑。
在重新编组华北《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时候，中央组织部长彭真支持薄一波的工作，明确要求，配备新的《人民日报》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时候，“南边（即晋冀鲁豫的）干部为正职，北边（即晋察冀的）干部为副职”。创办新的华北《人民日报》时，大部分部门领导干部是这样安排的。
可是这样一来，由于两边干部的资历相仿，“北边”的干部认为如此“一刀切”的办法好像是“南边”的“吃”了“北边”，心里不服气；另一方面，来自太行山两端“山头”的两支办报队伍在工作方式、编辑程序上也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到一起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些不适应，产生过一些矛盾。这是可以想见的。
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号1版
平津战役之后，接收新的大城市需要大批干部。《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后储备了一批干部，这时纷纷派出接收城市。相比而言，从华北《人民日报》调出的原晋察冀的干部就多得多，因此到1949年8月邓拓回到报社领导岗位上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部中原先晋察冀的干部明显减少了。原先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对邓拓这位新任总编辑，需要一个彼此适应的过程。
这个过程难免会有一些磕碰和矛盾。1949年12月初，邓拓致信毛泽东，说明办《人民日报》遇到了不少困难，希望调配得力干部，和他一起工作。
谁来接替张磐石主持人民日报？中央领导肯定考虑过邓拓。邓拓是党内出色的办报人才，优点非常突出。然而，自投身革命以来，他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和华北根据地办报，没有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与中央领导人彼此并不熟悉，尤其是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不熟悉。从垂直领导关系来说，由于没到过延安，邓拓和胡乔木也不熟悉。
1948年夏，张磐石在河北平山
还有一个需要考虑的层面，升格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大部分编辑、记者来自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邓拓对他们不熟悉。这些干部党内资历也很长，同样也不熟悉邓拓。这给邓拓的组织协调带来一定压力。张磐石离开人民日报之后，编辑部业务协调上出现一些问题与此有关。
1949年12月初，邓拓致信毛泽东，说明办《人民日报》遇到了不少困难，希望调配得力干部，和他一起工作。
12月4日，毛泽东批示胡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
毛泽东瞩目范长江
毛泽东早就有瞩意范长江领导中国报业的考虑。在抗日战争中的延安，毛泽东曾当着兼任《解放日报》社长的秦邦宪、还有在场记者莫艾的面提到范长江说，党的新闻工作将来还是需要他办的。（齐志文编《记者莫艾》，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第186页）
1946年夏，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范长江（左）与廖承志在南京
范长江早年是《大公报》记者，连续实地报道长征中的红军引起世人瞩目，成为著名记者。他的相关报道汇集出版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引起轰动，广为传播。他后来进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深受影响并在重庆加入中共。抗日战争前期，他先在大后方，后到新四军根据地办报，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范长江是驻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解放战争爆发后，范长江到延安，不久后率领新华社小分队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又到西柏坡，是毛泽东熟悉的新华社重要领导者。胡乔木也在转战陕北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范长江。
范长江1950-1951年任人民日报社长时的工作照片
平津战役中，范长江是接收北平新闻业的“联合编辑部”负责人，进北平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任总编辑；南下参加上海战役后领导《解放日报》，任社长，是党内国内新闻界享有盛誉的知名记者，有组织领导能力，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当《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分别兼新华社分社的时候，范长江已经是新华社副总编辑，是两社的领导。这样，遴选范长江主持人民日报，就在领袖首肯的范围之中了。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落实。1950年1月起，胡乔木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受中央委托继续分管人民日报。同月，胡乔木在新闻总署的副手——副署长范长江接任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为副社长兼总编辑。
范长江和邓拓，是党内两位新闻大家，在中国新闻史上都有重要地位。他们和璧领导《人民日报》，恰如双星闪烁，将《人民日报》带入了新中国成立之际的辉煌发展时期。 （四）邓拓传奇
20世纪50年代，邓拓（右1）陪同周恩来会见外宾
1950年2月，胡乔木参加由范长江主持的讨论人民日报“大转变”座谈会，在会议上首先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报皆可以为《真理》”。他说，有些同志认为《人民日报》不像《真理报》那样，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在报社任领导工作，或者说，缺少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帮助，所以办不好，这种观点是不对的，要自己提高自己。
胡乔木这样说，是对范长江的积极支持。
人民日报的范、邓“双星合璧”年代
与范长江合作领导人民日报的是总编辑邓拓。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邓拓和夫人丁一岚
邓拓（1912—1966），少年时名子健，1912年2月26日生于福州。父亲邓鸥予是清朝最后一代举人，曾在广西当过县知事，辛亥革命后辞官回福州，当了一名中学国文教师。由于家学渊源，邓子健从小学习经史诗画，古典诗词和书法相当出色。在今天，邓拓祖居已经成为福建福州的代表性民居，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坐落在福州的邓拓故居
邓子健的小学和中学都在福州度过。他在少年时代研习书法，能诗词。1929年夏，他考取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一年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插班进入上海法政学院政治经济系，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法南区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中共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1932年12月11日，在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一次活动中，邓子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遭受了酷刑。行刑者用烧红的铁钳烙他的腿和脚，在他的腿部留下了多处伤痕。邓子健有一首《入狱》诗抒发情怀：“去矣勿彷徨，人生几战场？廿年浮沧海，正气寄玄黄。”
几个月后，由父亲托人，邓子健被保释出狱，写下《出狱》诗明志：“只身天地余残泪，一眼河山尽断鸿。莫道群生都懵懵，明朝四野又烟烽。”
出狱后，邓子健回到福州，在父母身边生活了一年，其间坚持自学，读了很多书。他于1934年春再次来到上海，到城郊一个中学任教。秋天，大哥自开封来信，要弟弟到那里读书。他应招而往，进入河南大学经济系学习。
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邓子健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史，撰写了多篇论文，并在1935年完成了20余万字的专著《中国救荒史》。进入21世纪后，这部书仍然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在河南，他和中共北方局干部刘子厚等建立了联系，成为开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的负责人之一。
1937年春，邓子健在一次民先活动中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逮捕。被关押一个月后，由于全国各地抗战运动风起云涌，当局迫于形势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即有邓子健。
邓拓手书签名，时间应在1958年以后。 下端的闲章文字为 “书生习气未能无” ，是邓拓对自己心境的表述。这两枚印章篆刻得很有功力。
不久，“7·7”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邓子健作为“战地服务团”成员到河北束鹿一带前线慰劳抗战的军队。在那里，他决定到延安去。
西行途中，邓子健于9月来到太原，与地下党负责人黄敬取得联系。经黄的介绍，邓子健改变了主意，决心直接投身抗战部队。他回身东去，于10月到达五台山。这时，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一部也刚刚来到这座佛教名山。来到八路军中，邓子健更名邓拓，从此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1954年邓拓与《真理报》副总编辑合影。 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军区成立后，聂荣臻与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商议，创办根据地的党报。这时，日军发起了对晋察冀部队的第一次围攻。即使军情紧急，晋察冀军区领导也没有拖延党报创建。1937年12月11日，晋察冀军区机关报《抗敌报》在河北阜平县城创刊，舒同兼任报社主任，著名摄影家沙飞和洪水（越南籍中共党员，时任中共晋东北特委宣传部长）先后任副主任。首印报纸为3日刊，石印8开2版，印行1500份，向军内外免费赠阅。
当时，邓拓任晋察冀省委刊物《战线》编辑。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彭真前来晋察冀主持党的代表大会，将《抗敌报》改为晋察冀区党委机关报，调26岁的邓拓担任报社编辑部主任，负责编务，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新闻生涯。邓拓来到《抗敌报》后，增调编辑，征召印刷工人，采购印刷物资、机械，于当年8月16日将报纸改为铅印双日刊，发行量明显增加。
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成《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主持全面工作。此时报纸印数有2万余份。 （五）事有疑难，邓拓上书毛泽东 邓拓领导《晋察冀日报》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报社成员经受了多次反扫荡战斗，全报社先后有56人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1940年以后，《晋察冀日报》编辑部主要活动在河北省阜平和平山两县的崇山峻岭之间，即使在战斗中，也保持不间断地出报。
抗日战争中的邓拓
在战争环境里，编辑部经常转移。为了减少携带铅字的数量，邓拓提出，编辑、记者要“在三千字里做文章”，尽可能使用常用字，语言要通俗易懂。另一方面，他鼓励印厂职工革新器材，使全部印刷用机械和工具，用8匹骡子就可以全部装驮。
在战争中，邓拓锻炼文思，成为文章高手。他常常于行军时骑在马上构思，下马即成文排版。评论和社论多而及时，是《晋察冀日报》的一大特色，邓拓本人就是这些评论和社论的主要作者。
邓拓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记者和作家，他们写下的优秀报道在太行山内外的农村中、部队里广泛传阅，在抗日军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邓拓率领《晋察冀日报》编辑部于9月进入河北重镇张家口，他还担任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拓于1946年10月率领《晋察冀日报》编辑部撤出张家口，回到河北阜平办报，他曾亲率记者团到大同战役前线采访。
1954邓拓在办公
《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创建新的《人民日报》后，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总编辑张磐石已确定担任新的华北《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从1948年10月起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成为彭真的重要助手。1949年2月进入北平以后，邓拓担任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在市委宣传部长赵毅敏南下武汉以后，于5月接替赵毅敏担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兼任《北平解放报》社社长。
不巧，就在邓拓将到《人民日报》任职前的这年初夏，他在家中查阅书籍时，腰部被翻倒的书柜压伤。正在治疗中的邓拓，曾忍着伤痛，于7月（一说8月初）到人民日报社看望了编辑部的战友。解放战争时期活动在晋冀豫根据地的军事记者、华北《人民日报》创刊后转为《人民日报》记者的纪希晨一直记得，那天邓拓是由两位年轻人架着走下汽车，走进《人民日报》大门的。 纪希晨是本文作者的老领导，多次向本文作者回忆邓拓。 纪老前辈于2016年7月18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4岁。
人民日报社王府井旧址20世纪60年代
邓拓全面负责人民日报的编辑事务，是从1949年8月报道新政协会议开始的。新政协会议则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奏，确立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人选、确定了著名的《共同纲领》，还确定了国家首都——北京，以及新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
邓拓铜像
邓拓以极大的努力调配力量，完成了对新政协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报道。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是也暴露出人民日报刚刚从农村编辑转为国家首都的大城市编辑部种种不适应，其中包括人员调动频繁、规章制度缺失，结果造成报道差错频出等等问题。这使邓拓深感压力。
为此，邓拓于1949年12月1日向中宣部长陆定一、常务副部长胡乔木递送了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报告，并请将报告报送毛泽东、刘少奇。邓拓在报告中提出了人民日报工作存在的问题是解决的办法。
邓拓说，人民日报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二、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三、干部量多质低，而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四、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工作配合不好，为了使人民日报担负起全国性报纸的任务，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邓拓提出如下建议，一，增调懂业务的领导骨干，加强领导。二、改组编辑部，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制度，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三、由副社长或正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工作，按领导意图主动组织思想性、政治性较强的综合新闻和评论，并轮流组织各部门专门问题的通讯报道和论文。四、选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五、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1956年9月邓拓当选中共八大代表
目前未见陆定一、胡乔木和刘少奇的批复，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已经公布，是1949年12月4日写给胡乔木的：“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77-17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
毛泽东批示的结果，就是范长江随即调任人民日报社长，他与邓拓的合作就此开始。这段时期，也是《人民日报》发展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
留别人民日报诗手迹
有办报行家范长江统一协调报社日常工作，总编辑邓拓主要负责编辑业务。经过一年的熟悉与适应，从1951年起，邓拓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人民日报社论的撰写和组织撰写，胡乔木撰写社论的担子就大大减轻了。邓拓也在人民日报社论的撰写进程中展现了才华，为他此后全面承担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打下了基础。 （六）安岗：人称点子多 就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的领导层而言，仅说范长江、邓拓“双星闪烁”还不够，要加上安岗——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刊之日就担任副总编辑的安岗，经历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和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3个发展时期，均任副总编辑。1949年进城之年，30岁的安岗风华正茂，睿智而勤奋，已有多年主持《人民日报》编辑业务的经历。他精力充沛，点子多，思想火花飞溅，大量日常采访由他组织，稿件由他审定刊发。
范长江、邓拓“双星闪烁”，再加上安岗的重要辅助，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最高领导层——范、邓、安“三套马车”格局就此形成并稳定下来，他们一起工作到1952年6月，将《人民日报》带入新中国开国年月的辉煌时期。
范、邓、安组成领导核心期间，工作关系融洽，相互支持。通常情况下，他们三人轮流上夜班。相对而言，年轻的安岗上夜班的时间更多一些。
1950年，安岗（左1）访问苏联时的照片
作为党的新闻工作领导人胡乔木在这一时期写给人民日报的许多指示信件，总是在台头上写明写给“范、邓、安”。这样的信件，在日后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有16封。实际上他们之间的通信和便条往来更多。
安岗（1918—2013）天津人，原名安正元，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按他青年时代的自述，他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不外乎子曰诗云、四书五经。但他的心中却始终跃动着对新生活的探求和希望。15岁时，他下决心考上现代式的中学，于是苦读数学、英语，当年就考入一家普通高中，不久考入著名的天津汇文中学。到他高三的时候，他有了明确的理想，高中毕业后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将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安岗原名安正元
1935年12月，寒假即将来临，17岁的安岗给天津《益世报》编辑写信，要求在寒假中到报社做一名不要任何报酬的实习记者。他给编辑部的信在一开头这样写道：“寒假做点什么？这个问题在我的脑中已经起伏了许多次。尽念学校所规定的书本，也是个好办法。因为这样可以使我的学习分数增高，可以教我记住许多的‘公式’。不过，想来思去，总觉得对一个明年便要迈进‘最高学府’、特别是新闻系的‘我’有些不适宜。现在，我感到，我急切需要的，不是死的‘公式’、死的书本（虽然开学以后我仍要抱着它去啃的），而是‘看看社会’‘与发现社会上各种人物的不同的生活、经验即见解。”
编辑部受到安岗的信，即予答复，欢迎前来实习，并且承诺：“你采访来的稿子，本版可以尽量给你发表的机会。”他们还将安岗的信发表在《益世报》上。
短暂的寒假生活，是安岗记者生涯的第一个高潮，他的人物专访接二连三发表在颇有影响的《益世报》上，其中包括对刚刚完成著名剧作《雷雨》的年轻作者曹禺（万家宝）的访问记。这些报道的顺利刊登，极大地坚定了安岗的信念——当一名记录时代风云的新闻记者。年轻的安岗充满信心。
1948年时的安岗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发生深刻转变的一年。美国记者斯诺冒险进入陕北，成为系统报道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位西方记者。这年夏天，天津有一家英文报纸《North China》（中文名《华北明星报》，长时间连载了斯诺发自延安的通讯。这些英文通讯，深深吸引了好学的安岗。他将这些通讯与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报道向比较，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危亡中的中国。他要到陕北去，投身革命。
他对父亲说，他要到北平去，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说得父亲满心欢喜。其实，安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是将北平做跳板，接着就到山西去，然后在去陕北。
1936年12月，安正元辗转来到山西太原，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进入“民众训练团”一队（这个团共5个队）。这个队的成员都是平津来的学生，其中又分“民先队”和“蓝衣社”两个对立面。由于生活很苦，“蓝衣社”中的公子哥儿多，他们支持不住，大部分人很快就走了。这样很快就形成了中共和民先队的优势。一队的指导员是老共产党员刘有光，还有王鹤峰、严佑民等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和安士元的关系很好。
有一天晚上，刘有光告诉安士元说：宋哲元逮捕你的通缉令已到了太原。薄一波同志要我转告你，山西会保护你的，你知道就是了。
安士元听了很感动。这时，他已经改名为“安钢”，决心开始崭新的生活。
1937年4月，安钢得到机会，和战友纪雨秀一起去见薄一波，地点在他的办公室里。
安岗和夫人樊亢1949在北京煤渣胡同宿舍前
见面以后，薄一波第一句话就问安钢：“你是CP（即共产党）还是CY（共青团）？”
这时的安钢，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入团，而是中党外围组织“民先队”的成员。他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是相信真理，愿意为真理奋斗的人。”
听到这个回答，薄一波笑了起来，然后谈起了“安钢”这个名字说：你的名字“安”字是原来，“钢”是后来改的，原名叫什么？
面前的年轻人回答：叫安士元。
薄一波说，你的名字“钢”对山西的上层人物有刺激。
安钢承认说，他确实是看了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才将名字改成“安钢”的。
薄一波说：这个“钢”，俄语叫“斯大林”。“斯大林”就是“钢’。有的人知道你的名字的背景，会引起他们对你的不必要的注意，这样不利。
于是，薄一波建议，将“钢”字改为“岗”。面前的年轻人欣然同意，从此将“安岗“这个名字使用了一生。他和薄一波的密切关系也保持了一生。
（七）安岗：人民日报三朝元老 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最高领导层——范长江、邓拓、安岗“三套马车”格局中，安岗最年轻，而且非常活跃，写文章飞快。
安岗是学生出身，1936年12月辗转来到山西太原，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众训练团”一队学习期间，见到了山西的中共领导人薄一波。
安岗问薄一波：阎锡山能不能抗战到底？
薄一波说：听其言，观其行。从现在看，出于各种利害的考虑，他愿意抗日，我们跟他合作抗日。但不能保证他能和我们合作多久，时间是算不出来的。
这时，与安岗同去的纪雨秀问，既然抗战是持久战，大概能战到什么时候？
薄一波笑道：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我们能够算到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但是不能算到什么时候战争能够结束。（见《安岗新闻工作6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59-360页）
2003年，安岗（右一）重返武安河西村，照片中央的农村妇女是当年安岗的房东杨淑婷，前排左二是安岗的夫人樊亢。
见过薄一波以后，安岗奉命到山西和顺县开辟工作，任晋东南战地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同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岗入党后一个月，1937年12月，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率军来到和顺。
那天，安岗和战友冒着凛冽寒风，爬上山头去迎接朱总司令。谁知上得山来，第一个见到的却是一身戎装的外国女人——原来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安岗毫不胆怯地上去打招呼，他说：“我是一个战士，也是一个Journalist （新闻工作者）。”
史沫特莱一听，觉得有意思，就问：“你们有报纸吗？”
安岗用英语回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报纸。等到建立好根据地以后，我们就要办正式的报纸。”
史沫特莱又问：“什么样的报纸？在战争环境里怎么办报纸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接见非洲记者代表团。安岗（左1）陪同会见。
安岗说：“只要我们打了胜仗，我们就有办法办正式的报纸。现在我们没有印刷机器，没有纸张。但是，只要打了胜仗，就有战利品，就可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设法到民间去、或到敌占区去购买机器。现在我们队伍里有很好的技术工人，他们都是印报的好手。实在没办法，我们还可以请苏联的印刷工人来帮忙。现在的困难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办过正式的报纸，这不要紧，我相信，战争胜利后，我们会把报纸办好的。”
第二天，在和顺县的史拐镇，朱德总司令会见当地党的干部，安岗也在座中。在介绍干部的时候，朱德听说安岗是宣传干部，就说：“打仗是主要的战场，宣传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战线，我们还要用笔去打仗。”他问安岗：“你会不会办报？”
安岗回答：“我相信能办报，干一干就学会了。”
朱德听到这句话很满意，说：“根据地建立起来以后，就出咱们自己的报。”他指出，目前，群众对抗战能不能取胜还有疑虑，我们办的报应该叫《胜利报》。”朱德一言定音，即将出版的报纸将叫《胜利报》
当时，中共晋冀特委书记陶西晋对办报很有积极性，他看准是安岗是一个办报人才，就委托他把报纸办起来。
1938年4月下旬，中共晋冀特委抽调了10多人，在和顺县园街村组建了《胜利报》编辑部，安岗任编辑部主任，朱德为报纸题写报头。5月1日，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创刊了。这年，安岗刚刚20岁。
2003年，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为安岗颁发“中国公共关系协会终身奖·”。
《胜利报》创刊时是4开2版单面印刷的隔日刊。
1941年3月，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提出成立晋冀豫边区参议会，并将鲁西的33个县划归晋冀豫边区。随着晋冀豫边区政府的成立，《胜利报》相应地更名为《晋冀豫日报》，刊期增加为4版隔日刊。
从创刊到1941年改名为《晋冀豫日报》，再到同年底并入《新华日报》华北版，历时3年7个月，出版了390余期。
1946年参加《人民日报》工作的女编辑宋琤回忆说：“在解放区的农村中，既没电影、戏剧可看，也没大街公开可逛。下班后，同志们都很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老安常找我们新到解放区的同志问这问那。他的问题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从国统区产的“玻璃”皮带、到奶粉等等，简直像是向我们做社会调查。有不少事物是我不大留意的，甚至是从来不予重视的。我不懂得关心这些事物对革命工作有什么意义，也不懂得博闻广识对新工作的必要性。当时以为，老安要问这些，也不过是兴之所至、觉得有趣而已。”（宋琤《处处留心皆学问》，见《安岗新闻工作60年》，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20页。
（八）萧风、李庄、杜波
与新中国同期诞生的人民日报首届编委，都是党内资深新闻干部。他们是：范长江、邓拓、安岗，萧风、李庄、杜波、林淡秋、黎澍。他们奠定了执政党党报的最初板报风格。他们的故事个个精彩。

萧风（1919-2004），人民日报编委兼总编室主任
人民日报首届编委兼总编室主任肖风（1909-2004）是江苏苏州吴县人，原名王兆平。
肖风出生一个生活还宽裕的家庭，幼年时在家中读私塾9年。1923年至于1927年2月在上海当学徒，1927年开始为苏州各报撰写文章。后来店家倒闭，他返回苏州当学徒店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因宣传抗日被当局逮捕。后到上海从事文化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流亡武汉，于1938年1月到山西进入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一个月后，来到陕北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在这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萧风”。
“萧”几乎是地名人名专用字，在有些时候用为形声字，形容风声雨声等。但在1956年汉字简化进程中，在大部分用“萧”的地方，都改做为“肖”。萧风本人也随从了，此后大都称姓名为“肖风”。

进入北平后，萧风和家人合影，后排为保姆。
他从陕北公学结业后到安塞边区中学任教。1939年，他前往太行山根据地，参加《胜利报》编辑工作，后调往《冀鲁豫日报》任研究员、编辑室代理主任，1942年入党，并于1942年1月任太行区党委研究室研究员，1944年任太行《新华日报》担任编辑、副总编辑，1947年2月，任邯郸广播电台总编辑，兼台长。
1949进入北平后，肖风担任人民日报编辑部主任、人民日报编委委员，总编室副主任、主任和读者来信部、政治文化部主任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后恢复工作。1980年离休，2004年6月逝世。
本文作者21世纪初负责摄制人民日报创建史电视专题片时，拍摄了对肖风前辈的访谈镜头。

一肩行李下太行，李庄和夫人赵培蓝“进京赶考”。
新中国成立之初任人民日报编委的李庄（1918-2006），出生在河北徐水县一户富裕人家，当时有“徐水首富”之称。他少年时在家乡求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救亡运动，1938年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1939年成为《民族革命》通讯社记者。次年4月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革命，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共。学习结束后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编辑，他采写过一系列著名报道，成为知名记者。1946年5月，他参加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创办，1948年6月参加华北《人民日报》创刊，任采访科科长。1948年12月作为人民日报先遣队成员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接收国民党通讯社。新中国成立时，李庄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参加开国大典的一系列重要报道，写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等著名报道。
李庄担任人民日报编委时，兼任总编室副主任。他的一生都在人民日报度过。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由于他的一生经历十分丰富，这里只做简述。

杜波，新中国成立之初任人民日报编委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编委杜波（1917—1985）原名谢杜波，湖南宁乡人。抗日战争爆发时是一个失学学生，1938年2月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11月入党，12月参加八路军政治部战地记者团，到敌后太行山采访。先后任延安八路军总政冶部战地记者团记者、八路军115 师334旅战地小报记者，《新华日报·太南版》记者，《太南日报》编辑，华北《新华日报》编辑，1946年5月进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工作，任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时事版主编，华北《人民日报》创刊后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

1938年5月，杜波（前左1）于陕西延安陕北公学
新中国成立后，杜波担任人民日报国际组组长，人民日报编委会编委，长期领导国际组工作。并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苏联东欧部、东方部主任、编委，以及国际部副主任。
第一届编委会在人民日报史上有重要意义。《人民日报》从此构建现代报业组织架构，迈出了现代报业重要一步。
（待续）
（九）林淡秋、黎澍
林淡秋（1906-1981）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知名文学家和翻译家，浙江省三门县小蒲村人。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攻读英文，在“大革命”时期接受进步思想，热爱文学创作和翻译。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攻读英文。“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闭，他与早期共产党人柔石等在宁海中学义务教书。1928年初南下广州，以中山大学旁听生名义学习，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阅读五四以来新文学著作。半年后返回上海，进入上海艺术大学英文系。当年冬，因支持德租界电车工人罢工，他被当局羁押周余。获释后，他到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兼该校图书部主任。1930年春回上海，与柔石等为革命奔波，从事文学活动。先后翻译出版 《列宁在一九一八》、《丹麦短篇小说集》(与柔石合译)、 《中国的新生》，以及《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与他人合译)等。他在1933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与评论。同年，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者联盟。1934年夏，化名林彬，经“社联”介绍从沪到浙江镇海县蔚斗小学任教。1935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3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林淡秋在1954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柳乃夫、江峰带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前往江、浙、皖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之后，在夏衍创办的《译报》做编译工作，创办《新中国文艺》、《奔流》等刊物，与于伶、满涛等主编《文学与戏剧》。
1942年春，他奉命转移至新四军根据地与游击区，先后任《知识青年》主编、《滨海报》社长与《苏中报》、《抗敌报》总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时代日报》任主编，兼管副刊《新文学》。解放战争开始后，发表延安电台广播的新华社电讯与民国政府管辖区各界人民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等真实消息，1948年8月报社被查封。他转入党的地下工作。随后改办《时代半月刊》。
上海解放后，历任《解放日报》编委兼驻京办事处主任，1950年初到人民日报工作，任副总编辑，分管文艺报道及相关事务。

1958年林淡秋全家福。
他是勤奋的作家和翻译家，出版小说集《散荒》、随笔集《业余漫笔》。1958年后，他担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身患重病。1978年末，平反并恢复职务，当选为第五届浙江省人大常务委员。1979年出席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并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1980年当选为浙江省文联主席。

黎澍，1950年在人民日报
黎澍（1912-1988）是从新闻编辑记者逐渐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他是湖南醴陵人。1936年初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党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在长沙创办抗日刊物《火线下》(三月刊)，年底参加创办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任总编辑。1940年～1941年间先后在桂林、香港任国新通讯社经理。1943年～1945年9月任成都《华西晚报》主笔。1946年任上海《文萃》周刊主编。1947年～1948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到北京担任新闻总署研究室主任，随即调入人民日报，主管理论研究事务，参与撰写了不少重要社论。
1950年～195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任秘书室主任、报纸处处长、出版处处长、党史资料室主任等职。在这段时期，他主要在中宣部办公。

黎澍和夫人徐滨1950年在人民日报
1955年～1960年，他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组长。1961年以后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黎澍是一位见解深刻，著作宏富的思想家。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黎澍受到残酷迫害，8年没有安排工作。1975年恢复工作，仍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兼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他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先行者。早在1977年第6期《历史研究》杂志上，他发表《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一文，深刻地指出，”四人帮“一伙在‘‘文革” 中“ 颂扬的暴政，就是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残酷统治，不许人民有任何民主权利，也不许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强迫人民充当供养他们穷奢极欲生活的驯服工具。‘’
他在 198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辑。晚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等职。

黎澍晚年在工作中。
人民日报第一届编委会成员为《人民日报》构建现代报业组织架构奠定了基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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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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