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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的意识形态案例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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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发表于 2019-7-1 21:20:5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FT共进午餐:周濂
文章来源:FT中文网编辑 王昉
这位青年哲学学者走出书斋,与我们对话当下:如何在众声喧哗中坚持温和理性?LGBT问题对今日中国为何重要?大转型时代,个体应当如何自处?
周濂的另一位家人,在学界早就为人熟知。他的太太,执教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刘瑜,也是一位活跃多产的公共知识分子,两人被称作一对“势均力敌”的学术伉俪。几年前,我也曾与她共进午餐。
菜一一端上,很快摆满了我们之间的小桌子。隔壁桌子此刻迎来了几位女性客人,都在五六十岁上下,似是老友重逢,激动雀跃,餐厅一下子热闹起来。我们不得不抬高声调,甚至要稍稍侧耳倾听对方——我不无有趣地想,这对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似乎是个很好的隐喻。
我问周濂,他和太太,在家里会讨论政治吗?会发生争执吗?
周濂笑道:“我们俩在政治光谱上是有差异的,她偏中右,我偏中左。我觉得这个搭配非常好,互相有牵制,不会让我往激进左翼发展,也不会让她往极右翼发展。而且,我们有互相靠拢的意思。”
“靠拢”一词,勾出了我最大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见日益多元、对立、碎片化和极端化的时代,而我们面对的议题,又如此层出不穷,不容我们细想。大到国际关系、宏观政策,小到一场民间诉讼、一部电影,民意时常高度撕裂,不同观点间的“靠拢”正变得日益艰难。我们表达观点时往往仓促上阵,很多时候根本懒得探究真相、诉诸理性,急于按情绪站队、互贴标签。我问周濂,公共言说中的理性与共识,是否正变得越发不可能?
周濂承认,我们正面对“一场全方位的语言腐败”。除了官方对我们日常语言的侵蚀,比如随处可见的政治口号和军事化用语,网络语言更有着极强的腐化作用。“自媒体尤其如此。你看,他们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以拒绝沟通和理解作为代价,以求最大程度激发起具有同样情感波段的人的反应。”
他说,在这种“同声相求”中,人们生活在“一个个不自知的高墙内”,墙内都是趣味相投的人,隔墙就变成“鸡同鸭讲”。
“触网”很早的周濂,论坛时代就在新浪BBS“耕耘过一段时间”。在写于2002年的《BBS中的政治游戏》一文中,他就认定,看似高度互联的网络社会将被断裂成有着不同趣味、取向、话语习惯乃至行为规范的小社会,在这样的小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也就不是自由的表达或者表达的自由,而是趣味的投契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
作为一个哲学学者,周濂之所以对语言和表达抱有浓厚兴趣,首先是因为,语言是观念的载体,而且,借用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的“说话就是斗争”,在这个时代,言说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一种政治参与。所以,虽然认定经由互联网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是一种幻觉,但当时的他,仍对BBS寄予希望:“这些千差万别的、有着各自不同理念和旨趣的BBS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对更大的更具有压迫性和欺骗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动。”
然而到了今天,这种希望似乎变薄了许多。言论空间的缩小、意见领袖们的消失、人们从论坛微博退缩到更私密的朋友圈、自媒体日益被资本把持、娱乐至死加戾气横生,让中国的网络表达经历了周濂所说的,从“全民开讲”,到“全民乱讲”,再到今天的“乱民全讲”。于是,“你越来越看不到所谓集体智慧的那一面,更多看到的,是集体行动的不可能的那一面”。
我们还会在这条道上继续走到黑吗?我问。
他显得比较悲观:“传媒学大师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信息。媒介的特质决定了信息的传播方式。我认为无形的高墙会越来越深。”
在整个采访中,周濂的回答始终真诚坦然。他对问题的反应很快,但用词精到,对概念、比喻的选择透出严谨的斟酌与思考。他说,一位学员曾评价他的哲学课“不高冷,也不戏谑”,这个评价甚合他的心意。在严肃深度的讨论只能靠改头换面成“段子”才能流传的当下,他特别警惕自己也过度娱乐化。“我不希望学生是听我来讲单口相声的,我会把哲学的界面弄得亲和一些,但我不愿意向学生妥协,去谄媚他们。”
开放的心灵,严肃而真诚的对话,是他作为哲学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他给这个时代难题开出的药方——尽管悲观,但他不愿放弃打破高墙的努力。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对谈嘉宾蒋方舟认为,“温和的力量”在今天的公共讨论中已经失败了,周濂回应说,相比于“说服”,“理解”才是说理的终极理想。
“我们可以把道理设想成道路,我们在林间小道或通衢大道上行走,在这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你,在那个十字路口遇到了他,我们彼此之间以一种礼貌的正派的方式彼此问候,交换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从此我跟你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们互相的沟通,我们达成了一种理解,这已经是在这个意见纷纭的时代所能期望的最好的结局了,”他当时说。
回到我们的餐桌,我想请周濂用现实生活举个例子。我提起一年前他太太刘瑜卷入的一场舆论风暴——当时正值“Me Too”运动高潮,刘瑜对女权运动的一些行事方式提出了质疑,在网上招致激烈的口诛笔伐。我很好奇,他当时如何处理这场近身的舆论战?
他掏出手机,翻出刘瑜引爆舆论当日深夜,他发的一条200字的朋友圈。他先半开玩笑说,没想到太太会“以董存瑞炸碉堡”的方式“炸了朋友圈”,然后正色给出态度:“…… 走正步才要求‘步调高度一致’,讲政治才要求‘思想高度合拍’,爱一个朋友包括爱他/她与你的不同,否则你只是在爱自己。”
周濂说,其实他与刘瑜在对Me Too”运动的判断上,也存在“微小的色差”,这十分正常。他所反对的,是哪怕原则一致的人们,只因为“色差”而争吵到要划清界限。
他更担心的,是公共讨论中,一种常见的“社会运动的逻辑”——为了宏大目标而忽略事实与细节。比如,“刘强东案”在曝出了事件当晚餐厅内外的视频后,有女权运动者随即表示,不论事实怎样反转,将“无条件”支持受害女生。
周濂说:“这就是我所反对的。‘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而变’,凯恩斯的这句话,托尼•朱特也说过。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立场——你可以依然认为这是一个男权社会,是一个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但在新的事实出现后,你至少可以稍稍改变你的想法。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社会运动的逻辑,它考虑的是我这个运动所要达成的目标,它是不考虑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
顺着女权运动,我试着暂别“如何讲道理”这个话题,涉入一片更大的险滩——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讲哪些道理”。我提到中国一些自由民主派人士对于女权及LGBT等平权运动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些运动处理的是来自“后现代”的西方、在今日中国还较为“边缘”的社会议题,相比较之下,中国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告别专制走向宪政的“前现代”问题。他们担心,围绕前者的各种喧嚣,掩盖了围绕后者的集体失声。我问周濂,后者这头“房间里的大象”,不是更需要被正视吗?
“房间里的大象,毫无疑问我们要正视它,”周濂答。“但是我觉得,中国社会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撞车的社会。建立宪政民主国家,这在西方来说,是一个现代早期的、1718世纪重点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公正问题,是1920世纪欧美面临的核心问题;LGBT,是21世纪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是同时出现的。”
那么,不需要先解决17世纪的问题,再解决21世纪的问题吗?
他答:“我觉得这里没有一个排序的问题,它们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彼此之间可以形成呼应。如果你一门心思只想着1718世纪的问题,不考虑社会公正问题,你怎么去让底层人民支持你?你如果不回应LGBT问题,城市白领尤其青年人怎么会追随你?LGBT看似很边缘,但它可能作为一个突破口,席卷到其他所有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非京籍的孩子没法入学,这难道不是一个紧迫的时代问题吗?难道不会引发非常多人的共鸣吗?这种问题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推动那些所谓大是大非问题的解决,对吧?”
周濂说,他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做一个哲学学者是件幸事,正是因为不同层面、不同时代的冲突一股脑儿扑面而至,学者们要做的,是找出它们的关联性,给出哲学的解释。“赵汀阳先生有本书,叫《一个或所有问题》,这个书名太棒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或所有问题。”
我说,在我看来,把这些不同问题串联起来的那“一个问题”,是权力的失范与制衡,问他是否同意。
周濂答:“约束权力,是一个至始至终的问题,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美国也一样对吧?权力有各种表现形态,包括政治权力,资本的权力,微观社会生活当中的男权。我们需要全方位去应对它。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不同的问题有各自的敏感,那就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必要彼此否定,比如我做的牛逼,你做的不牛逼——这是中国知识人最常见的一种心态,但为什么不能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呢?”
三年记者生涯,或许再加上自BBS时代就在“板砖四起”中游走的经历,让周濂的哲学思考总是带着“烟火气”,时事热点,网络新词,随手拈来。比如,要举出一个善用个体权力来抗衡另一种——这里是资本的——权力的例子时,他提到了“坐在车盖上的奔驰女车主”:“哦,那真是一股清流。她的说理能力和她的行动能力以一种非常偶然的方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太厉害了。”
他强烈的现实感,背后是他对当代哲学家群体,乃至哲学这一学科的忧思。他说,由于专业分工过细,今天的哲学学者们,一不再构建体系,二很少对大众发声,只会用一套行业术语来“进行同行之间的窃窃私语”。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们,努力去解释世界,而今天的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在“解释过去的哲学家”。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他们都直面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同时回答永恒问题和时代的紧迫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哲学生,好像完全遗忘了当下的紧迫问题的这一个面向,”他说。
那么,他觉得当下的紧迫问题,究竟是什么?我问。
“仍然是,人应该怎么生活,”周濂答。“在转型时代,我们作为个体,应该怎么生活?我在课堂上会反复谈到integrity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没有能力去改变时代的走向,但你至少可以保持内心的一致性,或者人格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讲台上,你到底是不是在表达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在这个时代,这对教师或者学者来说,是一个极高的要求。”
这当然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当歌颂成为某种强制,当堂下可能坐着会举报你的学生时,你真的能够选择完全真实的表达吗?我问。
周濂答:“每次上课,我都尽可能地做到我口言我心,说那些我认为正确的而不是安全的话。”
他说自己是个“冲动型人格”,虽然课前会提醒自己有些话不要讲,但“到了那个时候,很自然还是要讲”。他在课堂上会讨论各种当下议题,既包括LGBT、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也包括香港“占中”、台湾大选、公民不服从背后的道理…… “对于我自己来说,‘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知识人,在这样的大时代,如何自处,如何做出判断和选择。”
说起知识分子在转型时代的选择,我提起三年前他写过的一篇长文《个人自由与大国崛起》。文章探究的是百年前一位成就非凡的德国知识分子马克斯•韦伯在关键时刻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如何一度将他的祖国助推上一段“现代性歧途”。自由主义者韦伯面对德国在世纪之交的深重危机,彷徨于无地时,放弃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转而拥抱民族主义以及克里斯玛型的政治领袖,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纳粹的兴起。
“你说的不错,我写那篇文章时,心心念念,想的都是中国问题,”周濂说。“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强的映射关系。种种原因,导致当时的韦伯一度向往一个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来拯救德国民族,这也是当时德国的一种普遍心态。而中国从来不乏这种土壤,对吧?于今尤胜。知识人在其中虽然能做的很有限,但是至少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是你要做一个判断和选择。”
在政治光谱上,周濂选择站在“中左”的位置,自称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左派。这个立场,用台湾学者钱永祥的话说,是“看到了社会底层”、强调社会福祉的自由主义。而周濂说,这个选择让他在今天的中国各处“不受待见”:“古典自由主义者一看你谈福利国家,就觉得你是不是要搞大政府;‘新左派’更像国家主义者,他们当然不认同你,但是在工人权益、‘低端人口’这类问题上从不见他们的身影;所谓‘毛左’倒是讨论贫富差距和底层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完全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那一套;激进左翼会说你眼光不够前瞻性,对女权和LGBT问题支援不够。所以你会发现,‘中左’在今天的中国很尴尬。”
但他却认为,“中左”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最具相关性:“一方面坚决要求约束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试图为社会公正发声,就是秦晖老师讲的‘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双管齐下,对政府的要求其实比右派更高。”
虽然“左右为难”,周濂一直在温和地坚持。他说,写作,就是他不断自我拷问、澄清想法、然后坚定自己价值取向的一种努力,“就像刘瑜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在雪山中爬行,你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过去。”
话到此时,我意识到,我们的午餐已经吃了近两小时。隔壁桌的朋友们不知何时已经离去,餐厅里已重归安静。我们桌上的菜没怎么动,因为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交谈上(事后周濂表示,他那天的确没吃饱)。我问周濂,新书之后,他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并且提到独立学者荣剑几年前写的《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荣剑将周濂列为这“第三波”中人,对他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上寄予厚望。
周濂说,自己接下来的确想在理论建构上花更多功夫,“老老实实退回书斋,写出一两本自己还满意的书。”
会从理论建构,进入到实际的制度建构吗?我问。
他诚恳回答:“实际制度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社会科学的训练和储备,要对经验世界非常了解,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自我预期。”
他的自我预期,始终是“培育公共政治文化心理”,就是培养公民一种“理性对话、宽容异己、据理力争,但是在道理面前也甘于认错”的能力。
“转型如何发生,在这个国家是不可预见的,完全是偶然的、低概率的事件。我觉得知识分子也好,或者说像你们媒体人也好,我们从来不可能为这一天做准备,我们是为第二天做准备的,”他说。
这句话,有如几年前那句“危险的语句”一样,霎时让我若有所思。带着对“第二天”的遐想,以及对自己的职业的又一层思考,我与周濂挥手道别。
编辑:高杰

102#
发表于 2019-7-11 21:56:08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103#
发表于 2019-8-11 18:51:3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104#
发表于 2019-10-23 20:09:2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香港传媒人士发声:促取缔香港电台煽暴乱港节目



资料图

海外网10月23日电22日,香港资深传媒人员联谊会获355位传媒界人士联署,去信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投诉香港电台制作的一些节目成为反中乱港平台,严正要求邱腾华下达指令,要广播处长执行职责,取缔以煽动暴乱、反对香港特区政府为目的的节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联谊会的成员皆为香港的资深传媒工作者。该会认为,香港电台作为特区政府全额拨款的公共媒体机构,假借“监督”香港特区政府的名义,在近月香港发生动乱之际,却公然为乱港分子张目。该会对这种传媒原则和良心尽失的歪风感到十分痛心,日前已经成立了“香港电台节目关注组”,以对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进行民间监察。
该会在给邱腾华的投诉信中,列举了香港电台近期在节目中多个歪曲事实的例子。该会强调,香港目前正处于止暴制乱的关键时刻,更不能让香港特区政府管辖下的香港电台制作的节目美化和纵容暴力,严正要求邱腾华下达指令,取缔此类煽动暴乱、反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节目。
近四个月以来,面对乱港分子的肆虐,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一直全力平乱,然而在止暴制乱的关键时刻,香港电台的部分节目不仅没有说句公道话,保持政治中立,甚至帮助“暴徒”煽风点火,在报道上大肆抹黑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
香港电台部分节目的煽暴行为更引发香港市民众怒。此前,爱港团体香港政研会就曾发起“万人包围香港电台”活动,抗议其纵容暴力、报道偏颇。上千名爱国群众挥舞国旗,高喊“垃圾电台”等口号,并在外墙贴上“支持警察,全赖有你”的标语。抗议者表示,香港电台作为政府全额拨款的公共媒体机构,在最近动乱中,部分节目对于非法示威和暴力活动报道极具倾向性,片面指责香港警察和政府的止暴制乱的合理合法行为,要求香港媒体“持公报道,保持政治中立,不得煽动暴乱”。

来源:网易新闻
原文链接:https://news.163.com/19/1023/08/ES5KGV5K0001875N.html

编辑:宋婷


105#
发表于 2019-10-26 18:28:14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日本NHK纪录片:中美贸易大战 区块链成主战场



日本NHK制作的有关中美为何激烈斗争的纪录片客观呈现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在中美贸易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每一部分内容都是精华:
1、阿里做的区块链,可以在0.1秒将港币汇往菲律宾;
2、太一云利用区块链技术与一带一路第一站哈萨克斯坦建立不经过美元结算的区块链交易体系,并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东欧国家前进;
3、滴滴的AI和大数据已经覆盖到日本小城市,今年将进入东京;
4、深圳研发自动驾驶的ROADSTAR.AI公司已经做出L4级别的无人驾驶系统,与谷歌、优步、苹果的水平相当;
5、中国的eID数字身份链以eID数字身份为统一的个人身份标识,结合eID电子签名和区块链技术,链接个人各维度数据的数据流通服务平台;
6、中国企业通过投资美国AI公司,将美国民间智慧到中国,美国政府的阻挡遭到美国民间的反对……

7、在全球金融由美元支撑的状态下,中国一直在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挑战了美国在全球金融方面的主导地位。
太一云董事长邓迪在纪录片中表示,美元一直以来靠它的金融体系实现全球经济霸权,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美国军情高级分析员认为,绕过美元霸权的交易将会把世界撕裂成两半,形成新冷战。区块链技术正在成为两个全球超级大国之间高科技战争的新战场。


日本NHK纪录片完整版: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8JOx7sU8W0bSvvSks3Qlg



来源:京链传媒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8JOx7sU8W0bSvvSks3Qlg

编辑:宋婷



106#
发表于 2019-11-3 19:02:3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外媒“热衷”报道中国负面新闻的真相


在很多人印象中,外媒热衷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但是大数据告诉你:你也许错了。

西方媒体真的是看不得中国好,专门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吗?

先问是不是,再问怎么看待可好?

如果随机(选择性地)抽几条负面新闻或正面新闻来证明自己的看法,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还是用大量数据来解释吧,这样更有说服力。

先介绍数据:

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一个叫GDELT的项目,它全天候监控着全球各国、100多种语言的媒体,媒体类别涵盖印刷、广播、网络……

目前下载了两年多的数据,总共几千多万篇。

每一篇内容都被GDELT标记了各种metadata;包括新闻类别、出版社、记者名、详细时间地点等等。另外还标记了文章内几个主要对象,地名、人名、事件之类的。

最有趣的是他们还给每一篇文章标了一个sentiment index(褒贬指数,正负指数)。

这里的褒贬指数(负面:红色,正面:绿色),是该网站自己算的,好像在-2020之间。但是基本上大多都在-55之间。我是在这个基础统计计算了各国或地区的媒体态度平均正负值。

褒贬指数越小(少于-1),说明这个国家的媒体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负面报道越多(有偏见)。褒贬指数越大(大于1),说明这个国家的媒体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正面报道越多。


先看英国的情况:

(表格中的正负程度:深红→浅红→浅绿→深绿)



(图中 "。。。" 代表跳过了几个国家)

很明显英国媒体评价最高的国家:日本、中国、新加坡、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巴西、等等。

英国媒体评价最差的是:俄罗斯、法国、朝鲜、以色列、伊朗、南非、等等。

然后评价态度一般是:美国、德国、荷兰、巴西、西班牙、意大利、等等。

中国虽然不是在英国媒体中评价第一高的,但是排名还是已经很高很高了。英国媒体对其它国家的态度基本上都不如对中国好。英国媒体关于英国自己的报道,评价平均指数反而是在零下呢!


美国也差不多:



美国记者对美国自己的负面评价情况比英国还严重。但是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态度基本上跟英国一致。

美国媒体人简直是专职黑自己祖国!!

再调查一下其他国家媒体怎么看待中国,从小到大顺序排列。

韩国:-1.639  日本:-1.554
越南:-1.420  土耳其:-1.098
菲律宾:-0.892 印尼:-0.848  
泰国:-0.805  瑞典:-0.567  
挪威:-0.488
印度:0.068   美国:0.307   
新加坡:0.359  新西兰:0.557  
墨西哥:0.602  古巴:0.729  
加拿大:0.766  伊朗:0.845  
巴西:0.853   俄罗斯:1.119
西班牙:1.150   德国:1.186
法国:1.202  澳大利亚:1.256
英国:1.335   巴基斯坦:1.737
荷兰:1.814   爱尔兰:1.926
意大利:2.034   以色列:2.229
南非:2.301   芬兰:2.350
捷克:2.384    丹麦:2.756
波兰:3.285 匈牙利:3.460

之后更高的也都基本是东欧国家。

这些数据说明,欧美国家的媒体报道对中国的评价其实没有刻板印象中的那么负面,反而是总体正面的。真正对中国有严重偏见的大概只有:韩国、日本等等少数几个。


重点还要看中国媒体对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态度是什么情况:



中国媒体,只有对巴基斯坦、加拿大、意大利等少数几个国家才保持正面态度。对其它大多国家或地区譬如德国和法国的评价几乎都是零下负面?

中国记者对哪个国家评价最好?那就是中国自己。

中国媒体是唯一一个把自己评价得很高很正面的媒体。(算平均值的话,其它国家媒体对自己本国几乎都是负面评价和批判)。

中国媒体也是唯一一个把自己评价得比任何其它国家都高的。从表格数据中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其它是大于1.0的。

中国媒体对印度的态度:-1.124,对美国的态度:-2.091,等等。这都是平均来算的。但是这些国家很明显都在比较正面地报道中国的事,平均值都在零上。

或者说,中国媒体对X国的态度,“正负比”,永远少于X国媒体对中国的正负比。就算日本对中国有-1.554的偏见程度,中国还对日本有-2.257的更深偏见程度。

这次数据统计和分析小总结:

1.中国的媒体很爱国;欧美的媒体很喜欢黑自己的国家。

2.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都以赞赏的正面态度为主。

3.中国媒体对外国的报道都以批判的负面态度为主。

4.中国媒体对大部分外国的总体评价,都低于对方媒体对中国的总体评价。

如果你的直觉认为:西方国家媒体总是负面报道针对中国,对中国经常有恶意报道。大数据表示:这是有误会的刻板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误直觉,感觉外国新闻对中国报道更偏见更负面?

1.正如上面说的,中国媒体对自己的评价是最高的。因此哪怕别国媒体对中国也是正面态度,对比之下也会显得对方并没有很积极正面。

2.你接收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对等。你看到的是选择性的转载新闻,而这些在国内大量转载的新闻很多都是外媒对中国的-10负面报道。而那些对中国正面报道+10的外媒内容却没有被国内媒体发现或转载。

3.为什么中国媒体更倾向于选择转载外媒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报道?原因复杂,其中一点是负面的新闻内容更刺激,更有爆点更吸引眼球。媒体需要话题度需要流量。

4.负面报道更容易让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平淡温暖正能量的新闻内容因为不够劲爆,往往不如负面的刺激新闻让人留下长久的印象。

不管怎么样,最健康的媒体应该保持一种“对谁都是0.0”的客观态度。


编辑:张凉
107#
发表于 2020-1-10 20:33:50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编辑:冯梦玉
108#
发表于 2020-4-20 20:06:27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抗疫的“红与黑”

截至4月6日08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27万例。多国宣布撤侨、关闭机场,并限制疫情区国家人员入境。自3月16日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随之而来的是海外多地出现了针对华人甚至亚洲人的歧视性乃至殴打事件。

4月2日,国际知名期刊《外交学人》刊发了100名中国学者联名《致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百名中国学者致信美国社会,提出政治化、污名化声音无助于遏制疫情蔓延。虽然这场中美舆论战直到特朗普划掉”中国病毒“的演讲稿才告一段落。但法国媒体指出,这种称呼”谬论“点燃了亚裔的怒火。
如果说政客的脸是善变的,那么一直自认为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国抗疫的时候,又是怎么叙事的呢?小编梳理了自疫情爆发以来,海外主流媒体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倾向。
选取的媒体包括美国CNN、《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全国邮报》;加拿大《环球邮报》;英国BBC;德国《明镜》周刊;法国《皮卡尔信使报》等共计7家媒体近60篇报道。选择这些媒体的主要是因为他们受众广、传播影响力大、知名度高,掌握着舆论主导权
中国疫情爆发期
负面报道占比大,充斥傲慢与偏见
通过整理119-25日疫情爆发初期,华尔街日报、CNN、纽约时报、全国邮报以及部分欧洲地区主流媒体的报道,其中,红色代表消极报道、绿色代表中立态度、蓝色代表积极报道。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19820/wps5.png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海外媒体在疫情初期的报道基本是负面为主,红色为负面报道,绿色为中立报道,蓝色为正面积极报道。媒体多将此次肺炎疫情与SARSMERS病毒联系起来,并多用“神秘”、“未知”等词来形容病毒。同时,质疑中国的早期预警系统并没有起到良好作用,在报道中,许多媒体都采用“China Virus””WuHan Virus”来进行污名化称呼。引发外国公众恐慌,以此煽动反华排华情绪。
关键词
词频
权重
coronavirus
10
1
China's virus
8
0.9265
outbreak
6
0.923
Wuhan virus
5
0.907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19820/wps8.png《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作为标题,并借疫情对中国进行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攻击,“唱衰”中国经济。

在欧洲主流媒体报道中,法国《皮卡尔信使报》发表了带有明显歧视性标题的文章——《黄色警告》和《黄祸?》;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时政类周刊《明镜》在新一期的封面写着“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危险(德语)”。
“Made in China”一行,特地加大字号,并用明黄色进行了大写加粗,与红底图片组合起来,视觉冲击强烈,煽动性大。

北欧国家中,丹麦主流媒体《日德兰邮报》刊载了博延森的辱华漫画,漫画将中国国旗上的五角星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性质丹麦总理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也为《日德兰邮报》的行为辩解,称“言论自由是丹麦传统”。
在部分媒体铺天盖地的污名化、抹黑报道之后,民调机构morning consult对美国人做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人认为,此次疫情爆发应该怪中国


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推特上,原来“东亚病夫”文章的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的个人账号,则遭到了来自众多华人网民的谴责,并要求该报道歉。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19820/wps12.png
全球战“疫”阶段
认可中国的努力,呼吁全球协同抗疫

国外疫情开始爆发后,海外主流媒体开始大规模进行新闻报道,对中国疫情报道的倾向也逐渐产生转变。

《华尔街日报》从一开始称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到3.16夸奖称“中国是新冠肺炎的避难天堂。”并在网站中称,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为全球提供了重要经验。

美国《纽约时报》在3月20、21日连续发文,称赞中国抗疫为西方赢得时间,西方浪费了它。并认为“中国承担了西方国家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占据的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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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11日报道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与中国政府合作获得关于冠状病毒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这最终将是获得疫苗和打击这一风险的解决方案”。

Mike Pompeo told CNBC last week that it had been "incredible" to work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obtain data on the coronavirus, "which will ultimately be the solution to both getting the vaccine and attacking this risk."

英国广播公司(BBC)评论,武汉用10天的时间建立了一家新医院,专门收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如此“超高速”不可想像。

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称“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行动迅速。中国关闭湖北省外出通道,严格管控人员流动,采取的防控措施史无前例。”

从疫情爆发之初的对立质疑,到2月的态度缓和,再到3月的呼吁全球协作,中国人以自己的行动,一步步让全球媒体报道从质疑指责逐步转向积极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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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海大数据:外国关于中国助力全球抗疫的报道在不断攀升)

西方媒体的涉华报道 为何时红时黑?

事出反常必有妖,红,也是有目的的“红”

1.党派之争影响媒体报道倾向
以美国为例,属于不同党派的媒体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会影响到它们的报道倾向。整体而言,FOX力挺共和党,《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也是偏右的;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在日常的报道和议题设置中大多站在民主党一边。在野党的一派总是保持并强调自己反对者的身份,强化与执政党理念不同的部分。

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播克里斯·科莫对特朗普把特朗普划掉”新冠病毒“改为“中国病毒”的操作也在节目中提出批评:此举对人们无益。“我们不需要敌人,我们已经有一个敌人了,它是病毒。”


2.“第四权力”的责任担当
媒体由于肩负着监督政治权力和启发民智的重任,自然拥有了一种“道德裁判”和“政治正确”的特殊身份。有时候,它不必顾及经济利益、权力交易和社会关联;它只需要揭露时弊,形成舆论,造成压强。在抨击本国政府或领导时,中国则作为正面示范进行展现。

《纽约时报》科学与健康记者Donald McNeil通过电视节目向主持人描述了中国目前所做的防疫工作,认为中国已经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时称,美国目前所做与中国差距还很大。在3月20日推文上,《纽约时报》直接夸赞中国在领导世界抗击疫情中展现的领导力量。越夸赞中国做的好,越凸显美国政府的糟糕。

西方为何又捧又踩?

1. 商业化追逐与新闻真实性的内在悖论
在商业化运作模式的驱动下,西方媒体需要以“戏剧性”刺激读者对媒介文化产品的消费欲望,而这种“戏剧性”与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存在矛盾。

2.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偏见
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

以美国为例,中国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形象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华定位契合。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媒体将中国描述为充满东方异域风情的国度。冷战后,中美关系也一直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特朗普上台后,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中国定位的变化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表现也最为直观。


3.国家利益驱使媒体为己方利益发声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解决贫困和历史文化底蕴方面大体客观,但当涉及到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矛盾、人权等方面时,负面文章的报道数量明显上升。

欧美媒体自然也会受到国家政府的态度而改变自己对中国的报道倾向。比如中国积极支援的几个处于疫情重灾区的欧美国家,他们媒体的对华报道态度的转变也影响着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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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
具体来说,我国在国际传播中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小

1、西方世界凭借“原生”优势在世界话语格局中占据“天时地利”
从国际话语格局的宏观层面来看,“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西方仍然把持着国际话语霸权,目前中国在国际上客观、正确、充分阐述中国道路的话语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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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微博发文痛斥 《纽约时报》无所顾虑的驰名双标)

2、缺乏整体规划布局,片段化传播强化国际的偏见
中国的对外传播地域的分布一定程度上多聚焦与“西方路灯影”下的世界。除了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外,中国的对外传播也呈现“集中化”与“片段化”的双重特征,而非更具稳定性的“常态化”特征,往往表现为以重大会议或新重大概念为中心的相对集中的宣传。

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传播为例,此次疫情爆发后,我国的外宣媒体掀起了报道高峰,重点侧重于阐述我国的防疫的路线方针,强调医护人员、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民众的居家隔离对抗及疫情的成效,故事化、英雄化的报道不少。这种集中式、片段化的传播有可能引发国外的受众反感,产生传播的逆反效果。

3、传播流程相对滞后,习惯以 “地方性语言”阐释“世界性意义”的误区
西方媒体针对中国此次疫情的负面报道一出,国内主流媒体哗然,推出相关的报道、评论来回应西方媒体的攻击。但大部分的报道文本,多以“怒斥”、“别有用心”、“落井下石”的单方面反击上。总体而言深度不够,多局限于西方的一味反击上,并不足以让海外受众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以至于《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的作者沃尔特.米的德在推特上说,“如果标题有争议,烦请找编辑理论。”
从话语结构的微观层面来看,目前,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描述还缺乏与世界的有效对接。

如何把握国际传播话语权?
通过此次疫情,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想要完全依靠外媒来对中国疫情进行正确解读的可行性很低。中国要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拥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渠道至关重要。
我们的主流媒体与外宣工作者要怎么做呢?

1.紧扣热点选题 实现议题设置精准化
重大事件因其强大的影响力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开展国际传播、塑造国家形象的最佳契机。近年来,中国国际传播媒体在社论文章中,通过对议题的主动设置,实现和形成了较为广泛的世界影响。人们对新冠病毒的预防、治疗知识的不足,会加剧污名化。而中国的外宣工作者和主流媒体可以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报道方案,对重大事件进行精准化引导,确保宣传材料客观且不影射任意一个群体,真正实现对目标群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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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海大数据图:外媒呼吁加强疫情防控和支持中国做法的十大热文)

2.加强联系 寻找中国声音与国际语录契合点
随着中国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利益正在不断外溢,中国对待国际热点事件的态度必将经历一个调整、转变和发展的过程。一旦缺位国际议题,不仅给部分西方媒体以“国际社会”的名义对世界一些热点问题指手画脚提供了机会,而且也不利于建立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的国际公信力。富相关报道章的国际化视角,寻找中国声音与国际议题的契合点,有利于确立中国国际传播媒体的公信力,事半功倍地撬动世界舆论的天平。

3. 增强传播针对性 贴合国外受众心理
目前,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通过有效引导互联网广泛而多样的参与主体,将对外渠道进行完善,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内容,使国际传播本土化,这样能够增强传播的贴近性,并且增强传播的针对性,接近对象国家和地区受众的民族文化,符合他们的接受习惯,针对不同国家使用本不同的语言,内容上增加当地居民较为关心的问题,在节目上增加一下当地活动,节目形式改为当地民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可以使用当地居民喜欢的主持人,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信息,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


来源:微信公众号 小强传播
编辑:贾梦琪
案例舆论战:盘点疫情期间种种对中国的抹黑
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可以说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些压力,有来自于外部,也有来自于内部。先聊聊来自于外部的,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从今年元月起,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武汉开始迅速向全国蔓延。当时谁也说不准这种病毒究竟从何而来,也不知道病毒的中间宿主是哪种动物。但当疫情开始扩散的时候,就有来自于国外各种各样的负面舆论铺天盖地,将中国描绘成人间地狱,将政府污蔑成罪魁祸首。
一是通过网络舆论将中国污名化。这方面,最来劲的当数那个无所不能、没人比他更懂病毒的推特外交者特朗普。此人从上台到现在谋求连任,最神奇的就是他那张大嘴,功能最齐全的就是他的推特。在他的推动和长时间的忽悠下,加下中国媒体的疲软甚至有人背后捅刀子,至少现在在西方的主流认知中,很多人都持有与美国相同或相似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有罪的,或者说中国原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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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污名化的舆论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媒体甚至公然打出亚洲-病夫这一极端词语,其中,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德国的明镜最为典型。
二是各种谣言围攻正在全力抗疫中的中国。造谣抹黑,一直是西方媒体对中国开展舆论战的主要手法,这一点,从中国国内一些主流媒体的表现就能看得出来。
3月2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的主持人杰西·沃特斯提出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公然要求中国人为新冠肺炎疫情“正式道歉”。而在此之前的2月24日,中国一名知名的前央视主持人阿丘就已经公然提出相同的论调,难道这只是巧合?
如果说这个特朗普的铁杆媒体的主持人要中国道歉,只是一种狂妄无知和政治上的需要,那么,阿丘的言论又是什么呢?
类似的事并不是孤立的。3月25日左右,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3频道在2015年11月16日播出的一个视频中曾提及“中国科学家在实验室内成功利用蝙蝠和老鼠制造出一种肺部超级病毒,该病毒可能会影响到人类”的节目被翻出,并由阴谋论者联系到新冠病毒是由中国实验室制造。
而就在这档节目播出前不久的3月1日,中国网络著名公知人物曹某人通过自己个的帐号发表了一篇题为《停止妖魔化外国抗疫,国人世界观别被营销号毁了》的帖文,并于当天被其所在的中国青年报全文转发。难道这也只是个巧合?西方对中国各种妖魔化的报道,各种抹黑的舆论围攻,怎么没见他们有什么反驳的?
三是渲染死亡夸大阴暗,双标手法围攻中国。西方媒体一直以理性、客观自我标榜,然而,同样的疫情防治,在中国就是打压人权剥夺自由,在外国就是措施果断、拯救民众。无双标不新闻,早已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标签,而这一点同样也在国内的一些媒体及公知大V、名人教授、记者作家的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纽约时报的无耻双标嘴脸
1月22日武汉封城之后,世界知名的老牌报纸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和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在其独家报道中多次使用“鬼城”“地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武汉。极力夸大和渲染恐怖气氛。
无独有偶,目前在国内外风头正劲的某厅级作家,采取的方法居然如出一辙,有重点有选择地将武汉发生的阴暗面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甚至还出现不少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记录,而作者本人也被中国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据说,其所发表的日记已经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境外销售,可谓名利双收。难道,这也只是一种巧合?有网友问,美国以及美国纽约近日出现大量的确诊与死亡数,为什么不写写美国呢?
上图右为德文版
玩双标,是西方主流媒体通行的做法,有选择性地批评,才能让他们想表达的观点得到推广。然而这种做法也经常会被抽脸。比如无人机报道。疫情防控初始阶段,西方媒体嘲讽中国用无人机对居民喊话,称“中国使用特殊的手段来抗击疫情”。而当全球疫情暴发之时,西班牙警方同样也使用了无人机,而西方媒体却噤声了……
四是贼喊捉贼甩锅中国,转移矛盾与公众注意力。西方主流媒体在疫情期间,从未间断过对中国的甩锅,贼喊捉贼。
3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题为《中国的秘密和谎言使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性威胁》的文章,就直接把疫情的产生与蔓延归罪与中国,这与特朗普的论调完全一致,认为中国隐瞒了疫情。
3月29日,英国内阁大臣迈克尔·戈夫也在“甩锅”。他在电视采访时,回应英国对新冠肺炎病例的检测为什么如此少,直接把中国“报告迟缓”“信息不明确”当成原因。
然而,事实真相只有一个。整个疫情期间,中国每天坚持发布翔实、即时的数据,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从1月21日开始每日更新前一天情况,并于2月3日起英文网站同步发布。其中在2月21日针对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数据严谨认真,发现失误后立马订正并对全过程进行公布。
反观美国的数据则令人感到不安。罗斯福航母舰长克罗泽尔为何被解除职务?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擅自向外透露了航母上水兵感染的情况, 这令白宫和国防部大为恼火,甚至在老克被解职后还在劈头盖脸大骂一通,这还不够,特朗普还亲自公开点名批判老克。至于么?人家只不过是个上校,而且说得还是实话,尤其是他还是忠实执行到中国南海寻衅滋事命令、只是为了挽救几个航母水兵性命的一个上校。
一方面指责中国隐瞒疫情,隐瞒死亡数据,一方面又无良策控制本国疫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脸皮到处截胡甚至向中国、俄罗斯伸手请求援助。而在中国援助世界各国的同时,又要指责中国物资标准不符合要求,质量不符合要求,指责中国企图通过援助别国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来赚取别国的钱,将自己打扮成乐善好施的形象,来转移疫情初期抗疫不力的批评。这也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做得出来的事儿。
与国外媒体拼命抹黑指责中国隐瞒疫情的情况相对比的是,武汉李医生不幸确诊后病逝。国内有官方新媒体居然发出天日昭昭的帖文。难道,这也只是一种巧合?
目前病毒源自何处,尚无定论。3月27日,路透社报道,意大利米兰大学流行病专家和医学统计学教授迪卡里表示,早在2019年10月到12月之间,米兰和洛迪这两个城市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新冠肺炎症状的住院患者,而且当时出现该症状的患者数量要比平常多出好几倍,其中还有多人因病死亡。因此意大利政府授权迪卡里教授团队调查此事,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开棺验尸。
而就在意大利传出调查此事之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31日报道,特朗普已经向意大利总理孔特承诺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医疗援助,用于抗击新冠疫情。特朗普为什么会如此好心,实在是让人不解。意大利宣布开棺验尸后,美国承诺捐赠1亿美元,难道,这是封口费?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_BaQWiZrS6FJHGw_axUvw
反观中国能在较短时间内遏制疫情发展,避免出现众多人员感染和死亡,是因为中国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抗击疫情战略的首位,不惜让经济停止下来,损失高达数万亿人民币的GDP,投入价值数千亿人民币的资源,集中全国力量支援武汉、支援湖北才取得的,并始终坚持工作信息公开透明化,让民众焦虑中反映的期待得到回应。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民众守规矩,知进退,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千多万人口的武汉说封城就封城,十几亿的国家民众说不出门就都宅在家里,外国人能做到么?
面对各种抹黑,我们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外交部自始至终都在努力回应,有网友说,他们干了媒体应该干却没干好的活儿,在这场舆论战中,外交部多少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视频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_BaQWiZrS6FJHGw_axUvw
华春莹犀利反击5连问,火力全开
当然,并不只是外交部在战斗。还有很多网络上爱国自媒体,以及国际上的有识之士。
《科学》杂志刊登了英国、美国科研人员的共同报告,认为中国的防控举措成功地打破了病毒传播链,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中国强有力的举措既控制了疫情在中国境内扩散,也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树立了新标杆。因为说了几句公正话,结果招来台湾的一帮美狗的集体围攻和人身攻击。对此,谭塞德不为所动:我知道,骂我的来自于台湾。
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BBC一档节目上猛批英国防疫措施是“国家丑闻”。他指出英国早在1月底就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却白白浪费了时间,“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就知道疫情会到来,中国疫情所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清楚,可是我们浪费了整个二月份。”
共青团中央评论
中国人民不欢迎也无需理会这些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中华民族不惧风雨、不畏险阻,虽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但我们自信满满,我们将继续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展现中国担当,赢得这场战疫的最终胜利。疫情之后,相信这些外媒对中国的抹黑污蔑依然不会停止,只会更加五花八门。但这些胡言乱语仅仅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小小尘埃,只要我们自信从容,没有谁能阻挡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来源:微信公众号 黔线
编辑:贾梦琪

109#
发表于 2020-4-28 22:18:13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110#
发表于 2020-6-2 16:13:22 | 只看该作者
案例
不看《人民日报》,好意思说你懂人工智能?

去年,有两位华裔工程师,开发了一款人工智能程序,对《人民日报》过去200万篇头版文章进行了解读。
一年后,他们将研究成果写成了论文,发布在了美国一家智库网站。他们发现,《人民日报》的头版报道,往往会呈现出对政策变动的趋势预期。
在许多中国人来看,这可能是一份大惊小怪的研究。
《人民日报》早已是解读中国的一座风向标。据说,三菱重工曾通过分析《人民日报》,推测出了大庆油田的产量规模;刚刚退休的柳传志,也曾在早年通过解读《人民日报》,断定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类似的神话,大概还有一箩筐。
如果有一份报纸,可以让你读懂中国,那一定是《人民日报》。过去七十多年,每一个时代的主旋律,都可以在这份报纸的头版,找到破译的密码。
时值2019年年底。
AIPharos月光社梳理了过去五年间,《人民日报》头版对于人工智能的报道,试图呈现出这个领域在官方语境中的变化。
2015年到2019年,五年时间,“人工智能”这个词,一共登上人民日报头版198次。作为对比,“区块链”的次数是15次,而“大数据”是378次。
人工智能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是在2015年3月10日。
当天,该报头版报道了政协举行的一场会议。会上,李彦宏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
他说,人工智能是具有显著产业溢出效应的基础性技术。为推进我国人工智能跨越发展,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投入专项资金,主导设立“中国大脑”计划。
三个月后,政协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闭幕。当天下午,政协举办了一场学习讲座。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给常委和政协委员们做了一场讲座:《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及展望》。《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头版报道了此事。
又过了一星期,人工智能再次登上《人民日报》头版。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了一场国务会议讨论中。数日后,讨论结果出来了,人工智能正式被列入《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第一个被《人民日报》头版提及的人工智能案例是“微软小冰”。
当年九月,一篇关于对外开放的报道,采访了微软中国的研发团队。这个团队研发的伴侣机器人“微软小冰”,被特意提及。它被视作中国市场鼓励创新创业的案例。
微软成为了《人民日报》头版上,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个样板。
就在“微软小冰”被报道的半年后,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洪小文,再一次登上了《人民日报》。他受邀参加了一场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座谈会。会上,他着重强调了微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
这场会议结束后,最高领导人赴合肥,考察了中国科技大学。在该校近代物理系,调研者见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实践。这是《人民日报》记录的,关于人工智能的第一场调研。
2016年9月,一家中国企业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表扬中。
这是一家名为准星云学的人工智能教育公司。它在2014年落户成都高新区,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从此开始,依托人工智能拉动创新,成为了一座城市可被称道的亮点之一。
梳理《人民日报》头版,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人工智能的报道,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数量上来看,2015年,人工智能第一次出现在版面上,当年该报头版,一共有5条,关于这一概念的报道。2016年,该报头版刊发了6条关于人工智能的报道。2017年,报道数量增至39条。此后的2018和2019两年,相关报道更是达到了69条和79条。
这意味着,在过去一年中,《人民日报》头版,每五天就会有一天提及人工智能。
是什么让人工智能火了起来?
2017年是关键的一年。当年初,人工智能正式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被官方视作“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关键一环。
同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也将人工智能列入其中,提出: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科技成果,催生新型文化业态。
201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报道。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转化,正式进入了官方视野。
经过两年的政策游说和调研,人们终于发现,人工智能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当年底,一份统计被《人民日报》引用:近两年我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是此前十年之和,去年我国数字经济约占GDP总量的30%。
也正是在2017年,“人工智能”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中。这篇报道刊发于2017年11月24日,标题名为:《我国人工智能越来越“能”》。
时间进入到2018年。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官方开始对人工智能的落地提出要求: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相关的峰会,开始多了起来。
2018年5月,《人民日报》即在头版援引了一则人工智能相关峰会上的发言,预测到: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AI)核心产业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
对于经济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外交。
201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总理等人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新闻。其中提及,双方要继续办好“中韩创新创业园”,扩大金融合作,拓展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合作,为彼此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这是“人工智能”首次进入外事报道。而在过去两年的《人民日报》上,中国官方分别与韩国、法国、英国、德国、阿联酋、新加坡、俄罗斯、南非,进行过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
“人工智能”还出现在了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而在今年刚结束的会议上,“人工智能”这个词虽未出现,但官方首次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说法。在后续的解读中,人工智能被视作其中重要的一环。
其中变化是,与2018年提出的“人工智能推进互联网+”不同,今年官方的落脚点在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谁在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官方语境?
据《人民日报》头版梳理,过去五年,官方关于人工智能的相关学习和座谈一共进行了五次。
除上面提到的,2015年6月政协闭幕会后的讲座。在2017年6月22日、2018年4月20日、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0月31日,还分别进行了四次学习与讲座。
其中,规格最高的发生2018年10月31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就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习。给常委们做报告的人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
来自科学界的智力是人工智能向前的重要推手之一。
过去五年,在《人民日报》头版为人工智能发言的专家,主要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浙江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陈云霁。
讨论课题从最早的人工智能普及,一直延伸至宏观态势、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以及法规伦理和社会关切。
企业界是人工智能的另一重要推手。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五年,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有27家,分别是:微软、阿里、腾讯、百度、华为、海尔、小米、京东、格兰仕、碧桂园、科大讯飞、旷世、商汤、寒武纪、西门子、尼玛克、ATI、阿斯利康、西奥电梯、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天泽智云、零氪科技、小i机器人、咪鼠科技、晓多科技、广州明珞。
其中,百度李彦宏、美团王兴、小米雷军、腾讯刘胜义、旷视印奇和京东周伯文等人的发言曾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在人工智能成为中国故事的语境下,他们率先站上了舞台。
所以,广大AI从业者们,要想深入了解自己的行业,请先订阅《人民日报》吧。


来源:微信公众号:AIPharos月光社(ID:AI-Pharos),作者:赵家鹏


编辑:贾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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