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新闻业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美编整理的AI使用指南

导读


当前融合传播中，“高颜值”的平面设计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AI工具近年来在平面设计中的辅助作用日渐凸显。
本文结合笔者近年在湖北日报从事美术编辑的工作实践，系统分析几款工作中常用的AI工具，探讨其在平面设计中的优点与不足，以及使用其辅助平面设计时需要避免的误区。

第一款工具：豆包

其最大特点为反应快，能较快地理解美术编辑的意图，并提供便捷的个性化服务。

如，笔者对豆包“说”：“豆包你好，请生成一个女足运动员，黄色球服在踢球，印象派风格。”豆包立刻生成四幅图，但未达到笔者所构思画面的基本条件。

对话继续，“帮我生成图片：图片风格为绘本，原比例。”豆包在原本的基础上，生成四幅卡通风格图片，笔者感觉有些生硬。对话继续，“帮我生成图片：图片风格为水墨，原比例。”

三次对话后，豆包所生成的图片满足了笔者设计用图需求，笔者感到，豆包的图片生成功能用时较短，指令表达简单直白，“简单上手”实至名归。

第二款工具：Midjourney

其最大特点是图片更精致，清晰度高，视觉表现风格更为丰富。笔者认为，MJ生成的图像色彩强烈、对比度高、视觉酷炫、油画感较强，艺术气息浓厚。

如笔者曾对MJ输入指令：“一个中国女人，正脸，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的大眼睛，眼部重点，直长发，微笑，坐在窗前，夜晚灯光打在蓝色的眼睛上，窗有梦幻世界，真人，肖像”，并继续输入指令，将所生成图片中的少女瞳孔的颜色变为蓝色，最终的生成图达到笔者所提出的每一项具体要求，包括光影和风格的体现。

第三款工具：DeepSeek

其最大特点为文字对图片生成的辅助作用。如：如笔者对DeepSeek输入指令“请生成一个女足运动员，穿黄色球服正在踢球，为印象派风格。请丰富这句话，更细致一点。”

DeepSeek丰富了这句话——“她像一束流动的日光在翡翠色草甸上燃烧——明黄色的战袍被汗水浸成深琥珀色斑块，绷紧的肌肉在纤薄布料下勾勒出山峦般的起伏线条。每一个奔跑都在空气中撕开金色残影，仿佛有十数个太阳同时在绿茵场上滚动。”然后，笔者将这句话导入其他AI工具，生成效果更优质的图片。

常用AI工具的长短板

以上所述三类AI工具各有区别，使用者尤其要注重扬长避短，发挥其优点，避免其不足。

一是豆包有手机端和电脑端，使用场景多元，方便高效，但所生成图片的细节处理仍有不足之处，AI回复质量稳定性不够，时有生活常识方面的小失误发生。

从笔者实践经验来看，在豆包生成图中，有时人物动作不规范，设计的独特性不够。有些图的布局较乱，缺乏整体感。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体育运动类的设计理解不够，当然也不排除设计者相关指令的表述不够准确完整。

二是MJ软件为国外专业性的AI工具，对使用浏览器有一定的要求，目前谷歌浏览器更为稳定，另外也没有官方中文版入口，存在中英文语境转换的问题，中文提示词响应率较低，使用者需具备一定的英语表述能力。

由于对图片细节处理更为精细，光影层次和材质纹理表现力强，也导致MJ生成图片的时间相对较长。

另外，MJ软件界面相对复杂，对于想要深入掌握其功能的用户来说，可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去熟悉操作流程。另外，MJ软件有一定的使用成本，需要付费使用。

三是DeepSeek擅长文本处理，支持文本生成高质量设计方案，如广告语和产品设计。目前不支持图片生成与处理，仅具有图片上传功能，用于识别图片中的文字。对于没有文字的图片，无法识别。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DeepSeek只能作为图片设计的辅助工具，扩展创作思路。据笔者了解，现在大多数平面设计者对其的依赖程度较高。

AI工具的使用误区及操作tips

使用误区——

一是过分迷信某些AI工具所宣传的“一键生成，一指搞定”高效快速功能，要想取得“高颜值”平面设计画面，更需要专业软件的操作处理，开展精细化修饰。

二是同质化严重，提示词模板大量雷同类似，导致生成的图片大同小异，缺少差异化。

三是对AI生成图片的正确性、合理性缺乏警惕，如：图片中远处人物的五官或四肢不全等。

四是对AI工具的依赖性过强。丧失独立思考，缺乏创新力。

五是对版权问题要注意。

美术编辑操作tips——

① 美术编辑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审美特长，善用AI工具创造更好的作品。美术编辑应当将AI视为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将其作为提升创作效率和拓展创意可能性的工具。

② 美术编辑需要不断学习，深入了解各种AI工具的功能特点，掌握使用方法技巧，加强与同行的经验分享，共同提高使用AI工具的能力。笔者认为最简单的学习方法是观看使用AI工具的经验分享视频。另外，现在有很多线上AI工具，无须下载安装，可免费试用。

③ 运用美术编辑的专业知识调整AI制图中出现的偏差，是确保作品质量的关键。AI生成的作品仍可能存在一些不符合设计理念或受众审美的细节。根据笔者实践来看，有些平面设计作品仍需要专业的设计软件进行制作，包括色彩搭配、构图比例、字体选择、文字处理等等，以达到最佳设计效果，使作品更符合品牌形象和目标受众的审美偏好。

结语

通过人机协作，美术编辑专注于创意构思和艺术表达，而将技术实现交给AI工具处理，才能最终实现更高效、更优质的创作，也更容易打造“高颜值”的平面设计。此外，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美术编辑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机协作方式，充分发挥AI的优势，同时保持自身在创意和审美方面的主导地位。

来源：编采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gP2nVAqfeX_0OAIeDo-Lw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时代》2025年度人物：AI缔造者重现”摩天楼顶上的午餐”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小扎忍痛，亲口宣告了元宇宙的死亡

【新智元导读】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执念终于向现实低头，Meta计划削减该部门人力，将资源全面倾斜至销量意外火爆的AI智能眼镜。在Reality Labs四年烧掉700亿美元后，伴随着竞争对手的退潮，Meta决定不再死磕笨重的VR头显。为了打赢这场新的战役，扎克伯格甚至挖来了前苹果资深设计师，试图让可穿戴设备真正成为时尚单品。

扎克伯格宏大的「元宇宙」愿景，正式宣告大败局。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Meta正在酝酿对其Reality Labs（现实实验室）旗下的元宇宙相关部门进行裁员。

这把「手术刀」最早可能在下个月落下，预计将波及该部门10%到30%的员工。

该部门主要负责VR头显以及基于VR的社交网络开发。

尽管具体的裁员人数仍在变动中，但这无疑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需要厘清的是，Meta并没有打算彻底放弃建造元宇宙的梦想。

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一次战略资源的「乾坤大挪移」：高管们计划将节省下来的资金，从单纯的VR领域，转移到目前势头更猛的AR眼镜和可穿戴设备上。

从「头号玩家」到「时尚单品」

这一转变并非无迹可寻。

早在2021年，Meta就与雷朋（Ray-Ban）联手推出了一款内置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智能眼镜，用户可以用它接电话、听音乐。

而随着近期AI助手的加入，这款眼镜摇身一变，成了用户可以通过语音交互的智能终端。

出人意料的是，这款眼镜在市场上大获成功，销量远超内部预期。

相比之下，厚重的VR头显在消费者普及度上依然步履维艰。

Meta发言人Nissa Anklesaria在一份声明中证实了这一动向：

「鉴于目前的发展势头，我们正在调整Reality Labs的投资组合，将部分资源从元宇宙转向AI眼镜和可穿戴设备。」

她同时也强调，公司并没有计划进行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变革。

700亿美元的代价，与竞争的退潮

回溯到2021年，扎克伯格将公司从Facebook更名为Meta，以此宣示他致力于构建基于VR的下一代互联网（元宇宙）的决心。

自2014年收购Oculus以来，这始终是他眼中的「应许之地」。

然而，通往未来的路费极其昂贵。

Reality Labs作为承载这一愿景的硬件和软件核心部门，在过去四年里累计亏损超过700亿美元。

随着Meta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也在不断加码，预计未来将在数据中心和AI开发上烧掉数百亿美元，而投资者的耐心已被这一连串惊人的数字消磨殆尽。

此外，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了Meta「喘息」的机会。

知情人士指出，Meta之所以敢在此时考虑削减元宇宙投入，部分原因在于竞争压力的减弱。

2021年时，苹果和谷歌都在疯狂推进各自的VR设备，但在对手们的脚步逐渐放缓后，Meta的高管们认为，公司也可以适度调低在VR领域的冲刺速度。

设计为王的新篇章

Reality Labs由元宇宙部门和可穿戴设备部门组成。

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裁员的重灾区将集中在VR岗位。

与此同时，扎克伯格正在为智能眼镜注入更多的时尚与设计基因。

在今年的开发者大会上，Meta展示了三款新型智能眼镜，其中一款甚至在镜片内嵌入了微型屏幕。

而在本周三，扎克伯格宣布了一项重要任命：聘请曾在苹果任职多年的资深设计师Alan Dye，领导Reality Labs内部一个新的创意工作室，专注于设计、时尚与科技的融合。

Alan Dye将直接向Meta首席技术官Andrew Bosworth汇报。

扎克伯格在周三的Threads帖子中写道：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AI眼镜和其他设备将改变我们要技术以及彼此之间的连接方式。

有了这个新工作室，我们将专注于让每一次互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直观自然，并真正服务于人。

通往未来的最短路径，或许并不是构建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

参考资料：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eta-job-cuts-metaverse-reality-labs-ai-2025-12

来源：新智元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WUMVULC_wjndqAHhElJlA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这家媒体90%采编人员用AI

在10月29日举办的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第40届年会暨第八届理事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广西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南宁日报社社长吴海珍作交流发言时说，90%的采编人员已广泛使用AI工具。

下面是有关发言内容：

南宁市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副总编辑）、南宁日报社社长吴海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是“化学融合”，而非简单的“物理整合”。目前正策划组建成立南宁传媒集团，计划按照“中心+集团”模式，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中心负责新闻事业、集团负责传媒产业的“一体两翼”发展格局。打造由1个主要客户端“南宁云”、3个新媒体账号群（1个官方平台账号矩阵、1个《新闻夜班》新媒体账号矩阵、1个国际传播新媒体矩阵）和“N”个垂直类账号构成的“1+3+N”新媒体矩阵。

吴海珍认为，优质内容是融合发展的“生命线”。立足南宁“本土服务+东盟窗口”的双重定位，分维度打造针对性内容体系，既守好本土舆论阵地，又擦亮国际传播品牌。

此外，着力深化“AI+场景”，激活内容生产效能。构建流程化AI辅助内容生产模式，将人工智能嵌入重大主题报道、融媒精品创作、城市形象宣传等场景。自主研发的交互式数字人“春夏”，以流利的中英双语赋能南宁两会采访报道；另一数字人“爱宁”，在品牌相亲节目“爱在南宁”脱单音乐会上，化身成受欢迎的“AI丘比特”。90%的采编人员已广泛使用AI工具，手绘海报制作时间从1天缩短至20分钟，采编全流程效率有效提升。

大会交流环节，还有4家媒体领导围绕媒体融合纵深发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重庆晚报总编辑杨飞：“厢遇”未来，有点甜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已连续几年实现盈利！”重庆晚报总编辑杨飞说，重庆晚报全面融入了重庆轨道交通体系；依托重庆晚报的公信力，以“服务青年需求”为导向，打造社交平台“厢遇”。

“厢遇”是一款应用小程序，包括了“厢遇耍市”和“单身交友”两个核心板块。采用手机定位与社交功能的创新结合，“厢遇”让有缘人相识相知，平台上线后迅速获得市民认可。

“厢遇”聚焦“年轻人不恋、不婚、不育的社会痛点”，把工会、团委、妇联、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串联起来，通过嫁接资源撬动市场。

“主流媒体仅有传播力是不够的。”他强调说，“还要打造更多具有特色的线下场景，推动流量转化。”依托“厢遇”这一社交平台，重庆晚报打造了三个集线上线下于一体的场景平台。

今年4月，重庆晚报提出“厢遇中国”计划，通过提供厢遇的源代码，邀请全国主流媒体共建共享。目前，广西日报传媒集团的《南国早报》、贵州日报集团的《天眼传媒》已成为第一批共建伙伴。

“我们期待与更多的伙伴携手，实现品牌共建价值共享。”他说。

山东数字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传强：传媒集团变身数字文化集团

从传媒集团“变身”数字文化集团！山东数字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总经理魏传强，分享了变换赛道的成功案例。

2024年，山东省委对齐鲁传媒集团实施战略重组，改建为山东数字文化集团，全面统筹传媒和文化两条主线。

魏传强表示，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全媒体总覆盖人群超1.86亿。平台各账号中，“果然视频”抖音号在中宣部主流媒体传播效果评价中，一直位居全国省级媒体排行榜前十。数字文化板块方面开展数字空间运营、数字演艺、数字会展等业务；数字经济板块方面建好用好“齐鲁农超”“少年强”“齐鲁党建云”“车行齐鲁”等行业大平台；数字科技板块方面加强文化场馆数字化、文旅景区数字化、商业街区数字化等整体解决方案。

不断创新产品应用，丰富数字文化消费场景。研发推出了繁星•智能体开发平台、天成•数字人开发平台等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和典型应用案例。

“必须打破壁垒，促进要素流动，实现价值共生。”他表示，站在数字文化的时代潮头，新闻媒体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应该是未来的创造者。

“齐鲁壹点介入全新数字大模型这个赛道，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分享环节主持人、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刘海陵说。

《山西晚报》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子平：以文化报道为引擎，构建新时代主流舆论阵地

《山西晚报》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子平分享的主题是“以文化报道为引擎构建新时代主流舆论阵地”。

刘子平说，山西晚报以文化报道为战略突破口，深耕内容、平台、融合三大维度，立足文化、文旅、文博领域，实现从“信息提供者”到“文化价值发现者与建构者”的升级。

举办“寻访山西文化新名片”大型融媒体采访活动，通过对近80个县区的风景名胜文化遗存的寻访，立体地梳理和推介了山西厚重的文化图谱。

2024年《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网，山西晚报深度挖掘游戏取景地，推出了“何以山西——跟着悟空游山西”文创特刊，并登上“进博会”舞台，成为山西招商引资、文旅推介的重要礼品。

另外，还自主设计研发了“古韵三晋”文创卡牌，系统呈现山西古建筑与文物精华。“山晚铺子”已在多个城市落地开花。未来，计划开发生产大量山西特色文创产品，布局覆盖全省的线下门店及自助售卖终端。

山西晚报以报纸平台和“山河+”客户端为两翼，持续深化“文化深耕”战略，将文化底蕴转化为传播优势和发展优势努力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发挥“定盘星”作用。

嘉兴市新闻传播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副总编辑朱升伟：从2000人到近5万人，小记者打出大品牌

嘉兴市新闻传媒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副总编辑朱升伟，就小记者项目如何构建组织机构，如何规范化、项目化运营等几方面，分享了南湖晚报小记者项目的经验。

朱升伟认为，通过建立小记者协会进行规范化、项目化运营，是南湖晚报小记者项目成功运行的关键。南湖晚报小记者协会自1999年成立以来，规模从最初的2000余名，发展到如今的近5万名。

南湖晚报小记者协会借助“红船少年说”和“小记者团”等项目化的运营模式，成功搭建了教育与新闻之间的桥梁，并打造了“党建高地引领下的红船少年嘉兴品牌”。

联合有关部门和单位成立了科学小记者团、嘉警小记者团、共富小记者团、嘉慈小记者团、法治小记者团、儿童友好小记者团等多个小记者团。小记者团用心用情观察和记录城市的变化发展，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小记者是架构教育和新闻的一座桥梁，小记者工作不仅助推了《南湖晚报》的发行，助力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媒体参与教育，为教育发声，扩大教育品牌影响力的有力抓手。”朱升伟说。

听了分享后，刘海陵表示，南湖晚报的小记者不但搞活动，还做成了协会，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非常厉害！“你们做得这么活，非常有启发。”

本次活动由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报业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春晚传媒有限公司（春城晚报社）承办。

来源丨中国晚协公众号  

作者丨开屏新闻记者 杨质高 罗宗伟 张勇 文 龙宇丹 周明佳 高伟 摄

原标题丨全国各地晚报社长、总编辑齐聚春城，共话媒体融合新趋势（附视频）

来源：中国晚协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TZ7MVmj5vGimOfjuqWXfA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AI只是可控工具： AI伦理学者乔安娜·布赖森谈AGI神话与未来治理

被访谈人：Joanna Bryson  柏林赫尔蒂学院伦理与技术教授

整理：曹建峰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根据柏林赫尔蒂学院伦理与技术教授乔安娜·布赖森（Joanna Bryson）在腾讯研究院 AI&Society 海外专家面对面系列对话中的分享整理而成，分享主题为“AI只是可控工具”。本文为腾讯研究院 AI&society 海外名家对话系列第三篇

问：自ChatGPT发布以来，生成式AI技术发展迅速。这些技术对社会、经济和科学研究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Joanna Bryson：对于科学研究，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科研进程，但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工具。换句话说，它和我们做其他工作的工具没有太大区别，不必过于强调它的特殊性。在社会层面，经济和政治是两大重要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引入自动化可能带来两种效应：一种是替代效应，即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种是增强效应，即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创造更多就业。我认为关于这个主题最好的论文来自詹姆斯·贝森 （James Bessen）。Oxford的研究显示，英国目前并未显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反而在高生产力领域看到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考虑到创建大型语言模型的高成本，其经济效益是否能覆盖这些投入仍然不明确。在政治方面，经济衰退及其引发的不安全感可能导致政治极化，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作用下，针对性信息传播成为可能。经济安全感的丧失，尤其是意外的经济下滑（如失业、负债），常常会导致个体的身份认同危机，进而引发群体认同需求，甚至有可能转向极端行为。在经济不稳定时期，这种易受操控的心理容易通过社交媒体被进一步放大。

问：如何看待AGI？你认为AGI的发展是否会因大模型而加速，或者目前对AI的热情可能存在泡沫化风险？

Joanna Bryson：我认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概念在将政府和公司视为一种形式的人工智能上有意义。政府和公司都是极为复杂的组织，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理解和掌控其中所有的操作和决策，它们通过技术和合作等方式放大了人类的智能。从这个角度来看，AGI是一个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和政府的透明度非常相似，人工智能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和监管这些系统，确保它们的透明度和可问责。然而，我注意到一些科技公司对员工的激励政策建立在AI成果上，而不是建立在理解AI系统上，它们声称不可能知道人工智能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只是关注AI的成果或结果，而不去探讨它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如何保持对这些技术的控制，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从这个角度来看，AGI叙事实际上是在将责任推给一个无法被问责的存在，而不是让人类或组织承担责任。此外，AGI与权力和市场竞争紧密相关。一些科技公司为了成为行业的“第一”，正在削弱可能阻止市场集中的因素。用电影《高地人》（Highlander）的比喻来说，这些科技公司不想让旅程结束，因为害怕自己的公司不是最终成功的那一个。这种推动AGI叙事的行为，可能正是市场过热的一个信号。所以需要关注潜在的市场控制问题。此外，AI泡沫也是一个问题，只有通过良好的投资监管，才能避免这一泡沫。对于AGI的加速发展，我认为我们更多的是在讨论可控的AI与不可控的AI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设计选择。透明度和问责制是AI发展的关键，而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就很好地回应了这一点，它明确要求所有使用和部署AI的机构必须对技术负责，并且确保这些技术能够被有效控制。总之，我们需要确保AI产品不仅能够正常工作，而且要有一个清晰的责任链条，确保产品背后有明确的控制者。

问：人工智能的发展显著影响着各个领域的就业，你如何看待AI对人类工作的影响，是会取代更多基础性工作，还是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系统应该做出哪些调整？

Joanna Bryson：当人们讨论AI可能导致失业时，往往存在误解，认为工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关系。但实际上，工作的本质在于权力的集中。随着自动化的普及，虽然一些工作会被替代，但工作本身代表了生产力、资源和权力的控制。企业通过自动化能够用更少的人完成更多的工作，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在集中权力，试图通过雇佣更多高生产力的员工来提升自己的控制力。此外，经济转型过程中，技能的重新估值是一个大问题。一些人可能会花费几十年时间学习某种技能，但随着技术进步，这些技能的价值会大大降低。同时，新的技术也会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都可能要求掌握新的技能，我们需要帮助那些能适应新技术的人得到更好的支持。因此，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需要进行改革，以应对AI带来的这些变革。尤其是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必须帮助人们找到新的工作方向，并帮助他们获得新技能。一些北欧国家已经成功实施了这种政策，政府选择未来产业的方向，并通过劳动力再培训帮助人们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针对失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确保不让那些因为失业而感到极度不安的人变得极端化或暴力，失去身份认同对于个体来说是毁灭性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每个人都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问：如果未来大部分工作都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人类应该如何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并在这样的时代找到生存的价值？

Joanna Bryson：什么是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事实上，COVID期间，很多人因为疫情无法工作，但他们的生活依然能正常运转。所以，如果我们设想一个未来，在这个世界里，很多工作消失了，仅有相对少数的人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和系统支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性，那么工作本身的定义可能会发生变化。届时，工作将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更多的是为了社会联系、个人认同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例如，餐饮业、美容理发、艺术创作等行业不仅仅为生存提供支持，更为人们提供情感交流和自我表达的空间。比如，听音乐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仅仅是娱乐，它还帮助人们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与他们分享兴趣和想法，形成身份认同。尽管科技进步可能会改变一些传统工作岗位，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对彼此福祉的关心将是未来工作的核心。此外，某些工作涉及到社会生存的核心功能，比如保卫国家的边界、应对气候危机、处理自然灾害等，这些是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的责任。

问：当前，AI风险备受关注，包括AI产生自主意识的风险、AI失控的风险等，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你是否认为AI会像人类一样具有自主意识？

Joanna Bryson：我认为当前AI不会具备“意识”。很多人错误地将“意识”仅仅理解为自主记忆的能力，这一点AI已经可以轻易做到，但实际上，当我们讨论“意识”时，更多的是在谈论道德主体（Moral Agency）或道德受体（Moral Patient）的问题。在我的文章《Do We Collaborate With What We Design》中，我观察到“协作”和“同事”等词汇常被用来描述人机互动，但是这种类人化（拟人化）隐喻是不恰当的，机器与人类之间存在异质性关系，即AI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目标本身始终由人类主体选择。真正的协作涉及互补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规划、决策和行动，以及共同创造原始框架。尽管AI可以为人类提供帮助，但其与人类之间的互动缺乏真正的共同规划和决策。因此，AGI永远不会是一个完全自主决策的系统，它始终是由人类设计和控制的工具，即使AGI可能超过人类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计算器等工具做到了超越人类的计算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计算器拥有决策权，而是背后的人或机构在做决策。又比如，当国王抛硬币决定某个问题时，虽然硬币决定了结果，但决策的责任依然在国王。同样，AI做出的决策也始终由人类设定和控制。换句话说，AGI的本质仍然是工具，决策权始终在人类手中。我们真正要担心的是AI系统是否能够保持透明和可控。如果一个系统没有明确的控制和责任，那么它就不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系统进入市场。因此必须确保AI系统可以追溯和监管。

问：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责任问题？AI治理的重点是什么？

Joanna Bryson：人工智能的产品责任链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正如欧盟AI法案所指出的，必须明确谁对AI产品负有责任。我们需要确保，一旦发生问题，能够清楚地知道责任所在。责任模糊化现象与美国的诉讼文化相关，一些技术公司可能通过避免明确责任链条的方式来减少被追责的风险。但对于开发者来说，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控技术，才能维护和改进系统。而如果一个AI系统没有清晰的责任链条，它不仅会难以得到维护和持续改进，还可能变成类似空壳公司一样的灾难，没有人能阻止其做错事，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尽管可以想象某些系统可能失控，但没有责任追溯的AGI系统是无法被接受的。因此，对于AI产品，需要确保在欧盟市场销售的AI产品能够清晰追溯其运作，特别是涉及数据使用和商业盈利时。AI和相关技术完全可以用来提高透明度。就像人类通过语言和大脑来理解世界一样，我们可以利用AI来提高系统的可理解性，使其更加透明和可控。这并不是要求完美的理解。就像你不会要求银行告诉你某个员工脑海里在想什么，你应该要求银行提供谁在什么时间访问了某个账户的信息。同样，我们需要了解的是AI系统的开发者是谁，谁对某个AI产品的发布签字确认，尤其当出现问题时，我们需要知道AI产品背后的责任人，而不是去理解神经网络中某个神经元或权重的运作，这样我们才能发现问题并加以修复。在AI的治理中，监管不仅仅是关于如何让AI系统自身变得透明，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创建一个监管框架，确保产品开发者能够对其技术负责，并对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有清晰的理解。我认为如果前沿AI实验室真的开发出AGI，政府确实有可能通过类似“防火墙”的措施进行监管，以控制技术的过度集中和滥用。更紧迫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开始对其国内的拥有过多权力的公司施加有效的监管。如果美国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他国家能做些什么呢？这也是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提出的重要问题，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更多国家之间的合作。

问：你如何看待“全民基本收入（UBI）”的理念？这是AI时代的可行方案吗？

Joanna Bryson：我曾是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支持者，但我开始对这个概念持保留态度。在美国，很多提倡UBI的人持有自由主义立场，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过高，干脆将钱直接发给每个人。我认为某种形式的收入再分配很重要。实际上，很多实验表明，当人们获得足够的资金时，他们确实会偿还债务，很多人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也有一些人仍然面临种种问题。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面临困境，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变化时，这种困境可能会加剧。但是，单纯给予每个人相同数量的金钱可能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确实看到了在COVID期间，直接发放现金帮助人们解决了一些问题，这在短期内是可行的，但长期来说，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更需要结构性支持。因此，我倾向于认为UBI只是一个过于简化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更系统的措施来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例如，公共教育可以平衡社会差距，减少家庭背景对个人发展的影响。除了直接的现金补助，我们还需要设立一些激励机制，确保人们有动力工作，并且不让社会经济变得过于平等，因为过度平等会导致经济的衰退。根据经济学研究，最理想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适度的基尼系数，通常在0.27左右，过多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但也不能实现极端的均等分配。适度的财富差距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但当差距过大时，社会就会陷入暴力和混乱。

问：欧盟在AI治理方面走在前列，特别是欧盟的AI法案，您认为它对AI领域的影响如何？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挑战？

Joanna Bryson：欧盟的AI法案对AI领域的影响是深远且具有开创性的。根据我的文章《Human Experience and AI Regulation: What European Union Law Brings to Digital Technology Ethics》，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AI作为产品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企业需要进行尽职调查，避免不良实践，并采用最佳实践。对于“高风险”AI系统，例如那些可能用于教育、医疗或金融服务决策的系统，需要严格的记录保存。其次，AI法案明确禁止某些与欧盟隐私和基本权利不兼容的AI服务，例如禁止建立记录每个人位置的数据库或“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最后，明确了所有AI系统必须清晰标识其AI性质，防止用户误以为与人类交互。我认为AI法案主要的挑战是执行，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下。AI法案本身很强大，尤其是考虑到它对AI技术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强调。尽管如此，执行和监管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在跨国监管和全球统一标准方面。

问：您认为未来AI发展的核心原则和价值观应该是什么？

Joanna Bryson：AI发展的核心原则应包括产品责任、透明度以及持续改进的能力。我们需要认识到，AI作为一个产品，必须遵循责任链条，开发者必须对其设计和部署负责。此外，AI的透明度至关重要，以便于其能够被监督和改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监管大型AI平台，特别是在市场集中度问题上。我们需要确保AI像全球定位系统（GPS）那样得到合理监管，避免技术过度集中，以便保持公平竞争。

问：除了上述提到的问题，您认为AI领域还有哪些被忽视的重要话题或潜在风险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Joanna Bryson：我认为目前被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跨国科技公司的跨国监管。美国作为反垄断法的发源地，如今却放松了对本国科技巨头的监管。与此同时，欧盟通过跨国合作和共同的监管框架，成功推动了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我认为，这种合作的动力部分源于它们是邻国，没有人希望法国和德国再次发生战争。这种避免冲突、通过谈判解决经济和权力再分配问题的机制，正是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此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需要更多关注，尤其是在数据使用和广告行业中。比如，谷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搜索公司，它更像是一家全球广告公司，主导了全球广告市场。这不仅对新闻业等传统公共利益领域造成了冲击，也对社会的透明度和问责制造成了威胁。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广告作为一种公用事业的角色，确保它能够支持公共利益，而不是仅仅为少数公司带来巨额利润。如何将这些科技巨头纳入合适的监管框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最后，人工智能的监管不应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应像核技术一样，被视为一种可控的工程产品。我们需要明确的监督机制和再分配视角，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真正符合人类的利益！

来源：腾讯研究院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Za1KGpj7xkCEeRbqLIqqA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DeepSeek模仿鲁迅锐评南京博物院事件，非常犀利精彩

我本是不大愿谈这些“雅事”的，然而见得报章上纷纷扰扰，竟将古人的笔墨官司打到今人的厅堂上来，倒觉得有几分可叹了。

说是南京那边，为着一卷仇英的《江南春》，生出许多曲折来。这画卷，我虽未曾亲见，但想来无非是些青山绿水，亭台楼榭，间或点缀几个宽袍大袖的人物，在一片柔媚的烟水里，做着千年的梦。

这梦，原是属于古人的。仇英辈的画家，将身子伏在绢素上，耗尽了心血，描摹出一个精致却已失了气血的江南。那笔触越是工细，设色越是鲜丽，便越像一座没有虫鸣的园子，静是极静的，却也叫人闷得慌。

如今的人，偏又为了这梦的“真身”，争得面红耳赤，仿佛那画里藏的已不是笔墨，倒是黄白的物事了。可见时移世易，人们心头的算盘声，终究是比画上的流水声响亮得多。

我于是想起幼时在故乡，也见过些破落的旧家，子弟们为争几件祖传的瓷器字画，能将平日的体面撕扯得干干净净。那东西本身的好歹，艺术的高低，原是没人细究的；大家眼巴巴望着的，是它身上贴着的那张价值的符咒。

今日这《江南春》的纠纷，怕也是这般光景。各方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背后怕都藏着一本自家的账目。

所谓“学术公器”、“文化传承”，喊得震天响，但在这喧嚷的缝隙里，我仿佛又听见那熟悉的、锱铢必较的嗡嗡声了。

自然，话也说回来，珍重古物，辨明源流，本也是正经事。中国的好东西，失散的、毁掉的已经太多。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呜呼，我的话又说多了。秋夜正长，油灯将尽，窗外是看不见江南的。只有北风刮着枯枝，呼呼的响，像是在替谁叹着一口无声的气。

来源：ds迅哥还在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sga7YVcXWdzxutJIKLXug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AI魔改”视频专项治理

为整治“AI魔改”视频传播乱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部分网络账号滥用AI工具，对经典影视、动画片等内容进行颠覆性篡改、魔性解构与低俗化改编，这些内容严重背离经典作品精神内核，扰乱网络传播秩序，助长侵权行为，危害行业发展，干扰未成年人形成正确文化认知和现实感知。

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AI魔改”的下列视频：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专项治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

专项治理要求网络视听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内容审核把关，坚决清理违规内容，处置乱象突出的账号，扭转“AI魔改”视频蔓延的不良态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网络空间。

专项治理后，广电总局将认真总结，进一步研究制定综合治理举措，健全工作机制，保持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

来源：山城视听（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Yu8uf6NfDzG-tZLhl2P3g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2026年1月1日起，整治AI魔改乱象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AI魔改”的下列视频：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部分网络账号滥用AI工具，对经典影视、动画片等内容进行颠覆性篡改、魔性解构与低俗化改编，这些内容严重背离经典作品精神内核，扰乱网络传播秩序，助长侵权行为，危害行业发展，干扰未成年人形成正确文化认知和现实感知。

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AI魔改”的下列视频：

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

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

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

专项治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

专项治理要求网络视听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内容审核把关，坚决清理违规内容，处置乱象突出的账号，扭转“AI魔改”视频蔓延的不良态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网络空间。

这些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乱象特征：在内容层面，或背离原作精神内核，将《甄嬛传》改编为枪战片、《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台词篡改为"结交地痞流氓"；或渲染血腥暴力，放大历史人物受刑场景、制作"小猪佩奇打骷髅"等邪典内容；或扭曲文化认知，让马家窑文化图腾沦为怪异符号，使历史时空与文明标识产生严重错位。

这类视频精准拿捏"猎奇引流"的流量密码，通过强烈的认知反差制造传播爆点。某短视频平台博主发布的唐僧唱歌AI视频获近200万转赞评，粉丝量迅速突破32万。

从技术层面看，生成式AI的工具属性被恶意滥用，其快速生成、精准换脸、语音合成等功能，让篡改内容变得低成本、高效率，且难以识别。

市面上的AI生成软件只需几十元会员费即可解锁全部功能，一百余万次的下载量背后，是海量潜在的违规创作者。更严重的是，AI大模型本身存在的"幻觉"问题，导致历史事实错乱、情节逻辑拼接等错误在生成内容中被放大，进一步加剧了认知误导。

AI魔改绝非简单的"娱乐创新"，其危害已渗透到文化传承、法律秩序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在文化层面，经典作品作为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其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

当四大名著被解构为低俗爽片、革命先烈被恶搞为荒诞角色、历史事件被扭曲为猎奇剧情，本质上是对文化敬畏心的摧毁，对集体记忆的污染，长此以往将导致文化根脉的断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奥特曼形象AI生成侵权案"二审中指出，过度魔改可能扭曲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冲击社会共识，浙江高院于2025年4月将该案纳入典型案例发布，这一裁判精准点出了乱象的文化危害 。

专项治理后，广电总局将认真总结，进一步研究制定综合治理举措，健全工作机制，保持治理的常态化、长效化。

早在去年12月7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 AI魔改)》（下称《管理提示》）指出，近期，AI“魔改”视频以假乱真、“魔改”经典现象频发。

《管理提示》认为，这些视频为博流量，毫无边界亵渎经典IP，冲击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且涉嫌构成侵权行为。《管理提示》提出具体管理要求：

首先，各相关省局督促辖区内短视频平台排查清理AI“魔改”影视剧的短视频，并于12月10日反馈工作情况；第二，严格落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审核要求，举一反三，对各自平台开发的大模型或AI特效功能等进行自查，对在平台上使用、传播的各类相关技术产品严格准入和监看，对AI生成内容做出显著提示。

来源：传媒大咖（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TjSqWsBzZEdmwDBlYTFwg?scene=1&click_id=2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AI大潮下，学术专著已进ICU

曾几何时，学术专著是最权威的知识生产方式之一。它历经印刷术的诞生、大学的产业化、期刊的兴起、图书馆的数字化，依然屹立不倒。它缓慢、昂贵、精英化——且刻意如此。书籍为思想制造了阻力。它需要时间、论证、修订，更需要编辑与审稿人严苛的把关——他们横亘在作者的野心与公开记录之间。

人工智能或许终将终结这漫长的统治——不是以轰然巨响，而是以汹涌洪流。

我们所见证的，不仅是又一场出版危机或对同行评审的周期性抱怨，而是知识生产、传播与合法化方式的结构性变革。在人工智能催生的信息洪流压力下，学术专著出版正逐渐褪去其作为学术基石的光环，愈发显露出过时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新模式正在形成：未完成、临时性、可无限修订的文稿将成为学术交流的主要载体。

这场变革已然启动。问题不在于它是否会发生，而在于学术界是否准备好迎接其带来的变革。

从稀缺到过载

学术专著的权威性建立在稀缺性之上。撰写耗时数年，出版耗时更久。图书馆能收藏的书目有限。同行评审因时间充裕而缓慢。正是由于产出有限，学术声望得以积累。

人工智能摧毁了这种稀缺经济。

如今，掌握大型语言模型的学者数周内就能完成昔日耗时数月的创作。草稿大量涌现，变体层出不穷。整部文献可被工业化规模地概括、改写与重组。结果不仅是更多文字，更是更多“可投稿”的文字——那些看似足够精良以至于能淹没编辑系统的文本。

编辑们已报告投稿量翻倍甚至三倍增长，其中大量作品显露出算法生成的特征：行文流畅、论证浅薄、引用杜撰。长期依赖无偿学术劳动的同行评审体系正因负荷过重而崩溃。本就利润微薄的大学出版社面临两难抉择：要么收紧把关标准直至失去意义，要么放松标准而削弱公信力。

在此环境下，学术专著竟成了奇特而脆弱的产物。其制作成本居高不下，受众规模依然有限，而当读者越来越多地通过PDF、资料库和社交媒体讨论首次接触（甚至唯一接触）学术思想时，专著的象征性权威正不断消蚀。

手稿的反击

早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学者们就已开始背离传统出版体系。物理学家更信赖arXiv而非期刊；生物学家在疫情期间争相将成果投至bioRxiv；经济学家们在论文被期刊接受前，就通过工作论文的传播影响政策制定。手稿——这个曾经的预备步骤——悄然成为学术活动的核心。

人工智能将这一逻辑推向极致。

当思想能被即时起草、修订、翻译与重构，等待数年书约的价值便土崩瓦解。优先权、可见度与影响力如今属于那些频繁提前发布者。开放、带时间戳、可引用的手稿，提供了书籍无法企及的速度与灵活性。

更重要的是，手稿契合了当下认知氛围。在技术飞速变革的时代，学者不再相信结论的终极性。知识显得临时性、可修正、永无止境地修订。专著承诺终结；手稿承认不确定性。这种坦诚日益被视为美德。

取代书籍的未必是混乱，而是另一种秩序：它不再由出版商主导，而是由平台、数据指标和关注社群所统治。

编辑权威的消解

当然，危险在于过程中可能丧失某些关键要素。

学术著作不仅传播思想，更承担着过滤功能。编辑确保逻辑连贯，审稿人要求思想深度。缓慢的出版流程迫使作者不仅思考“能说什么”，更思考“值得说什么”。

人工智能正威胁着彻底绕过这些约束。

现已频现书籍或章节刊载虚构参考文献、无法追溯的论断——这些错误之所以得以溜过审核，正是因为人工审阅已难及应对。当对正式审核的信任瓦解，读者转而追随声誉信号：引用量、下载量、推荐背书、网络讨论。质量成为网络自发形成的属性，而非机构授予的保证。

这映射着其他领域的变革。出版免费化后，新闻业丧失了垄断地位；软件放弃专有发布周期，转向开放仓库；音乐消融于流媒体与歌单。学术界只是迟到了这场熟悉的清算。

然而学术研究不同于新闻或代码。其合法性根植于真理、责任与问责的规范体系，这些难以被算法或人气指标所量化。在无尽手稿充斥的世界里，可见性极易被误认为有效性。

重返手稿共和国——机器版？

这一切蕴含着历史的反讽。在期刊与印刷术出现前，学者们通过书信、草稿与流传手稿进行交流。知识在个人网络中传递，经公开辩论，不断修订完善。权威的形成缓慢而社会化。

矛盾的是，人工智能或许正将学术界推回这种前现代模式——只不过如今由机器赋能。手稿数秒内全球流通，评论即时涌现，修订永无止境。差异在于规模：昔日依靠信任与声誉维系的体系，如今在浩瀚文本海洋中展开，无人能完全驾驭。

在这样的世界里，学术著作的功能正在转变。它或许不会作为主要传播媒介存续，而将成为次级载体：在手稿风暴平息后，作为整合、反思与综合的载体。书籍将更少像新闻报道，而更像纪念碑——数量更少，制作更慢，追求持久性而非即时性。

大学出版社若能存续，或许将从守门人转型为策展人：从浩瀚手稿中甄选出值得以严谨形式呈现的珍稀之作。

“崩溃”一词虽不精确——却非全然失当

称学术专著出版业“崩溃”既言过其实又轻描淡写。言过其实在于机构鲜有彻底消亡；轻描淡写在于当前变革远比市场衰退更具深远意义。

真正崩塌的并非书籍实体，而是书籍对合法性的垄断。

人工智能揭露了学术界长期回避的真相：出版业的本质功能并非传播知识，而是分配声望。当文字变得泛滥，声望必须重新分配——或通过日益脆弱的机制加以捍卫。

以手稿为先的未来迫使我们面对棘手问题：当人人都能即时出版，如何判断作品价值？当人工智能能无限生成文本，思考与打字有何区别？当同行评审无法规模化，何种机制能替代判断？

没有简单答案。但将专著奉为神圣形式无法拯救它。

每场技术革命都是伦理道德上的革命。人工智能在学术界的崛起亦不例外。选择并非在于书籍与手稿、人类与机器之间，而在于继续假装旧秩序依然有效，还是主动设计新秩序。

学术专著或许会延续——但不再是学术重心的存在。手稿，这个曾经卑微的中介，正成为学术生活的主动脉。这究竟会带来思想的复兴还是认知疲劳，关键不在于人工智能，而在于学者们能否在写作不再稀缺的世界里，重新定义关怀、责任与深度的规范。

书籍的时代并未终结。但书籍作为知识唯一守护者的时代，几乎可以肯定已经结束。

来源：科技世代千高原（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y0EXQStoAugz9Rr28Hbtw

编辑：张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