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案例集锦

刘海明

【案例】

斯蒂格勒 | 论新冠病毒：不确定性和“休克主义”

2020.04.16
“人忘了行动。人只会反应了。”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什么是包扎地思想》第 1 卷（“解放的关系”出版社Liens quilibèrent）引了尼采（Frederic Nietzsche）这句话作为题词。

要是在新冠病毒后，我们又学会了行动呢？这，就是斯蒂格勒的提议。他是哲学家、研究和创新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所长，以及艺术-工业协会（association Ars Industrialis，一个以精神技术的工业政治为宗旨的国际协会）会长。

您会怎么分析这个病毒危机？

我们处于极端的不确定性中。所以，我是很慎重地谈论这个问题的。现在来自我定位，很冒险。这并非是没有考虑真正的新情况，就来老生常谈已有的观点。

首先，各号人物一本正经地对事态作出的各种矛盾的想象，多到令人难以置信。这使我极为震惊，也非常不安。我说的还不是假新闻（fake news）。所有这些，对范式打了一个真正的问号。

其次，这非常明显地质疑了全球化。事实上，近三十年中无比重要的交流方式的发展，在病毒传播的速度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商品的陆上流通、空运、海上交通......这一质疑有大倒退的风险：找一个新的替罪羊，退守自我，提防外国人。这令人担忧。何况，我们的“后真相时代”造成了几种形式的怨恨，这是由于直言（希腊语 parrêsia，法语 franc-parler）的缺失，由于体外化过程（exosomatisation）不同寻常的加速，也由于我们这个工业社会已经实现的虚无主义。我们看到了，比如围绕着《皮卡尔信使报》（Courrier Picard）题为《黄祸？》（Le péril jaune ?）的社论展开的笔战，再如社交网络上话题 #我不是病毒（JeNeSuisPasUnVirus）的出现，也显示了我们身边的种族主义。此外，维基百科创建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的页面《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相关排外及种族主义》（Xénophobie et racismeliés à la pandémie de Covid-19）显然也是症状。

意大利的“我不是病毒”主题的涂鸦

我们现在用了不少其他流行病案例来对比，比如香港 1968 年流感，在 1968~1970 年造成 100 多万人死亡，被认为是现代第一起大流行病。我想说的是，对这个故事我们并不陌生。然而，1968 年流感没有传播地如此之快，也没有新冠病毒指数级扩散这一数学特点。此外，许多人指出了野生动物和圈养动物之间、人类和我们称为“宿主的转移”（或者说，病毒从一个宿主迁移到另一宿主）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与此前是完全不同、全新的。对这一转移推波助澜的，是大规模的砍伐森林，是城市化现象带来的野生生物和人类之间最近才出现的密切接触。这个全新而重要的因素，在之前流行病现象中从未出现。

传染性疾病专家迪迪耶・斯卡尔（Didier Sicard）教授在“法国文化”电台的访谈中，就这个问题谈得很好，不但回到了研究起点的中立位置，同时呼吁紧急调查新冠病毒的动物起源。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危机揭示的，首先是全球系统的极端脆弱。借助数字化，我们意识到了全球化的“大功告成”这一特点。38 亿网民，事实上已占了地球居民的一半。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今天，我们看到了我们被这些网络在个体和经济上联系到了何种程度。同时，这一数字化之网（réticulationnumérique）的技术装置，也显示了深深的药性（pharmacologique，既是毒药，又是解药）的特点。一方面，如果说自然资本被技术（la Technique，技术被认为可以无限增长）替代，而驱动了经济（lʼÉconomie），使得按新自由主义的信念，一种全球经济得以维持，那么另一面，我们就看到了今日这一市场之间的互联导致了什么。

对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厄毗米修斯式（épiméthéenne）的过度，我们忽视了创立一种治疗术的重要性。同样，我们看到了信息疫情（法语 infodémie，英语 infodemic）、阴谋论、谣言的扩散，比如零对冲（ZeroHedge）——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阴谋论英语网站之一，在推特网断言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个科研人员或是新冠病毒传染的源头，接着就因为违反用户规则而被移除账号；还有谣言说，新冠病毒是中国当局秘密投放的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很快，我们就从生物性病毒转到了信息病毒。

这些现象的协同增效作用（potentialisation 原指药物作用）或者叠加作用（surimposition），在我们发现危机具有全体论的（holistique）特点时，使得徒留的只有恐慌的情绪：我们明白一切都相互关联，不能只局限于个体的、本地的观点。这个情绪，让人想到法语“恐惧”（panique）的词源——潘神。而我更想提及的是希腊语“整体”（hólos）。这一次真是摧枯拉朽的。一切都被重新质问：家庭生活的模式（modalité）、教育实践、工资等等。

柏林墙刚刚倒塌后，我在俄罗斯教书。而这次遭遇也让我想起，面对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套娃式的经历。我们一直以为，这种面对未知的创伤与我们无关。却才发现，这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您提到全球系统的极端脆弱，其实您很早就指出这一点了。前不久，您还和其他研究者，包括法兰西学院的阿兰・苏皮欧（Alain Supiot）教授（主讲“社会地位和全球化：对团结的法律分析”课程），数学家、逻辑学家、认识论专家乔塞佩・龙郭（Giuseppe Longo）和美国城市规划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一道，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上宣讲，认为必须建立新的愿景，因为现行的这些模式趋于崩溃。

现在，病毒的降临显示，它们确确实实在崩溃。而且，没有比病毒更小的活物了——约 250 纳米，而这正再次彰显了我们社会的极端脆弱。您能就这个脆弱展开讲讲吗：为什么会脆弱？这个脆弱是怎么形成的？

脆弱，与复杂的中心化系统中的去本地化有关。数据中心的例子很有代表性。计算力如此集中在单单一个地方，就是脆弱的明证。同样，要是你是工程师，你就知道电信网络是怎么运行的，诸如此类。你就知道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些系统没有难到哪儿去。

我们的技术装置的宏观手段为了网络和可扩展性（scalabilité）的效应，而强行废除了本地性，而且施行的简化论牺牲了对独特性的讨论。这也打开了对垄断的大门，比如 GAFA-BATX（谷歌Google、苹果 Apple、亚马逊 Amazon – 百度 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腾讯 Tencent、小米 Xiaomi）之垄断。问题在于，这一效果是在全球的尺度上直接可见的。要想不那么脆弱，就必须以极其去中心化的模式，逆转这一过程。这也是冷战时美国军方关于互联网的项目这一想法的起源。

GAFA和 BATX 对比图

一个分散式的互联网，点对点，对信息战、审查和自然灾害都更能抗冲击。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运动，特别是自区块链协议发展以来，比如 2016 年 6 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分散式网络（DWeb）首届峰会致力于万维网重新去中心化，以及为了回到 1990 年代的原初模式的斗争，都显示了这一点。不过，这样的装置不应该干扰监管的手段和机构：这就要重新全盘考虑与今日之技术息息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今天，我们系统的效能确实大，就像亚马逊以算法来最大程度地优化并运用概率计算而创造的奇迹，所证明的那样。但这个效率的代价，是我们系统整体的极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当下真正的发现。

脆弱的另一面，已经被多次强调了——工业部门的瓦解。我们变得不独立了（dépendant）。然而，今天很多功能都是去疆域化的。所以重新审视生产的装置（appareils），是绝对必要的。这不是“重新工业化”的问题，而是对本地性和本地内部的协调在价值链的计算上重估——这就需要重新思考核算（comptabilités）。如此脆弱的事态，会发展成什么样呢？这件事向我提出的，是休克主义的问题。

你肯定听说了韩国首尔疫情期间，死亡和感染人数都很少。雅艾勒・阿祖莱（Yael Azoulay）的研究综述《新冠病毒：韩国的案例给法国和欧洲在脱离危机上的启示》（COVID-19 : S’inspirer de l’exemple de la Corée du Sud pour sortir dela crise en France et en Europe）指出了这一点。韩国政府使用个人数据跟踪感染者，而另一篇刊于澳大利亚报纸的文章则指出，上海施行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老大哥”式的系统。我提这个，是因为显然有很多人已经解释过：这个危机对那些要跨步向前地“综合”（totalisants，我不想用总体的/极权的 totalitaires 一词）使用网络和电子监控的人，是个好时机，但这些措施却挑战了个人自由和民主。

这里，我要援引加拿大记者娜奥米・克莱因（Noami Klein）《休克主义》一书的议题：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沿袭了 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之精神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们——人称“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是如何以一系列摧毁公共教育系统的极端自由主义措施而从这一冲击中受益的。卡特里娜危机被利用来压倒人们，来把某种对事物的愿景强加于他们。这个观点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川普、阿卜杜勒 - 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埃及总统）将军等领导者，新冠病毒的危机给中国式反民主的技术模式大大提了速，不过，也有人在完全相反的路上前进，也就是说一种反向“休克主义”。这场危机暴露了超级自动化的（ultra-automatisé）模式之局限，但也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从而走进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将调整我们和技术、交流、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关系。这个新关系，首先将关心本地性。事实上，按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甚至病毒学家的说法，这个传染病和生物多样性的问题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才能想象休克主义的反面。否则，我们当前见证的脆弱的系统，就将以新的方式愈演愈烈。

我们应该意识到数据经济、过分去疆域化、极端去心智化（dénotéisation，我们丧失的知识被完全基于计算的信息系统所代替）的局限。其实，我们正走向这两种休克主义之一：一方面是克莱因描述的经典策略，另一面，是在熵的问题上——对这个危机的根本问题能做什么，有清醒的认识。这种熵不但是热力学上的能量消耗，而且是生物学的——比如生物多样性的削弱，同时也是人为的——比如作为我们个人和集体的抗冲击力的基础的心智多样性（noodiversité）、我们的独特性被摧毁了。很明显，我反对的，就是克莱因描述的经典的休克主义，因为我们在熵的增加上走得太过头了。这更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模式建立于新自由主义之上，而这个教义又是被概率和完全按计算性作出的决定所规定的。这一规定武断地认为，市场更理性，因为市场是一种计算理性本身。

然而，把计算性当理想的标志，是大错特错。此外，这种武断的认为是建立在主观上对债的利用之上，因而就建立在总是日益加剧的经济的脆弱性之上。定义负熵的（néguentropiques）系统的，是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的未来正维系于几乎完全不可能从准则（norme）中分离出来的分枝（bifurcations），从而总是超越了所有计算；同时，也正是职业（emploi）通过自动化削减了的东西。

计算理性的统治增加了人类熵（anthropie），非常危险。也就是说，人类团体、个体、动物物种、栽培植物对抗熵的能力被削弱了。这削弱了各个系统的抗冲击力，也使我们走向一个可能来的未来（a-venir）的解体，而忙于包扎（panser）被技术圈（technosphère）窒息的生物圈。我之所以支持艺术-工业协会和互联国集体（Collectif Internation），就是因为重新思考经济来系统性地重估对熵的斗争，这是基础。互联国集体 5 月将发表集体著作《分枝：对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和格雷塔・通贝里的回应涉及的基础知识》（Bifurquer.Éléments deréponses à António Guterres et Greta Thunberg）。

技术圈

于是，这一斗争首先就是逆熵的。因为人类纪（Anthropocène），这个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质式分枝的时期，已然全面冲击了地球；而且其特征就是本地性遭到清算（liquidation）、知识沦陷、力学定律否定生命的独特性。在这个人类纪的时期，技术以算法消解了社会，把一切削减为可计算性，维持着一种虚幻的资本主义金融，同时贬损公民-劳动者的权利，比如零工阶级（gig-working class）的产生。我们艺术-工业协会支持的经济模式，是在“逆熵纪”（Néguantropocène）的蜕变。这要求我们创造比如说一种贡献式收入，让我们从逆熵价值的创造中取得收入。这条危机的出路是隐约可见的。这也是我称为一种由超人（德语 Ubermensch）进行的、在超人中完成的分枝（走向超人性，参见尼采），也就是包扎社会伤口的逆熵人（néganthropos）。

所以在新冠病毒的危机中，要真正清醒地认识到在熵的问题上，应该做什么。此时此刻发生的，就取决于这个问题。但我们也观察到，有些人反而竭力增加熵的风险，要把一切都用计算管起来，来继续做“进步的白日梦”。这个休克主义可能有效，正如我们在韩国看到的那样。但如果不将其纳入对本地的抗冲击力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思考（penser）和治疗（panser）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大难就将临头。这种情况，我称为是夹在休克主义的两种可能之间。

对这个隔离的经历，您感觉如何？

这个危机让我觉得最奇特的，是未来绝对不可预见。这以前没有过。应该在这个背景中做文章，变得更警觉。我们看了对氯奎（chloroquine，抗疟药）的争论，但很难得出自己的意见。而在读了哈乌勒（Raoul）教授的文章和反对他的文章后，找个自己的位置反而更难了。于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把这种不确定性变成思考的经验。

媒体经常强调思考的孤独。要走向“明天的世界”（monde dʼaprès），那么这个危机给我们好好上的一课，而且我们也在其中所实践的，就是要敢于对人们反思的能力有信心。所以问题来了：会有人在回味这个疑问之中，看到其后果吗？此时此刻，这个疑问让您思考什么呢？

在研究和创新研究所和互联国集体里，我们正和物理学家、数学家联手重启一套信息理论，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当今发展的信息模式和网络是有毒的。这些模式基于算法，而非个体，从而短路（court-circuiter）了我们作为个体和藉由数字假肢形成的团体而作的思考。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熵性（entropique）的现象，所以也是危险的。

我想明天要问的问题，就是欧洲能否从这个经验中得到勇气，来对信息理论进行基础研究，从而发展新的模式。这很重要，因为二十年来经济领域所有的进展，都基于数字化，所以工业模式规定了其余一切，包括在今日医疗界大量涌现的数据医疗（data médecine），就是概率规定了人群。这还是一个极为药学的问题。

要认真对待系统的缺陷，以及关于电脑、网络的构想的缺陷这一概念，就必须对系统或基础设施去中心化。事实上，这些系统、电脑、网络正是建立在无视本地性和本地动态的计算性模式上。人类行为、社会规则的这些标准化模式的发展，正削弱了心智多样性。真正降低了抗冲击力，从而造成了我们整体上很大的脆弱。我们不得不要在信息论中把逆熵当真了，而这正是信息理论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欧洲走出数字殖民的活路。

您对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我这么问，是因为您在新作中就此写了很多，比如《在扰乱之中：如何才能不变疯？》（Dans la disruption : Comment ne pas devenir fou ?. Editions Babel）或者《什么是包扎地思想？卷二：格雷塔・通贝里给我们上的课》（Qu'appelle-t-onpanser? 2. La leçon de Greta Thunberg, Paris, Les Liens qui libèrent, 2020）

您最近还创立了协会“通贝里一代人的朋友”（Les Amis delagénération Thunberg）。这个协会也是回应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C40 世界市长峰会上对气候问题的呼吁。您强调这代人的不幸是当代无法形成一个时代（époque）——您把这一事实命名为“扰乱”，也就是数字化社会的支配。没有梦想，也没有此在（Dasein，海德格尔式的个体）构成的共同前景。您还指出在深深的代沟中，不再有知识的传播，代际关系也荡然无存。

让我引一段《在扰乱之中：如何才能不变疯？》，其中引了集体著作《不可想象的事（卷 1）：时间的崩塌》（LʼImpensable 1. Lʼeffondrement du temps）对一个 15 岁的年轻人弗洛西安（Florian）的研究：“对一个时代、一代人的共同期待的视野，是弗洛西安这代人缺失的。空白（blank），正如庞克们（punks）所说，代表了空白的一代。”您对空白的一代想说些什么？

我确实是和尚-马利・勒・克雷奇奥（Jean-Marie Le Clézio）创建了这个“通贝里一代人的朋友”协会，因为我觉得今天几代人一起工作、发明新的团结方式，很有必要，这样才能建立全新的代际契约（contrat intergénérationnel）。只有通过研究性和试验性的实验室，让科学家、年轻人和已有的人群在我们扎根的领土上一起参与，我们才是认真对待了通贝里的呼吁。要好好听听这位年轻女士，陪她一起思考、行动。我们要以更尊敬环境的方式，来关心本地多样性，以便一种现实原则最终出现。

世界戏院的广告牌上写着：“‘世界’暂时关闭”

附：从记忆的角度领悟新冠病毒（2020.04.10）

记住一次公共卫生危机
对大流行病的记忆，在我们的各种再现（representations）中并不突出。人类有种很不幸的趋势，灾难疼过就忘，尽管他们的野心是要一切安稳。

如果我们还记得 1918 年西班牙流感——5000万人死亡，谁还记得香港 1969 年的大流行病呢？这次危机包含了很多引人注意的事。接下来的好几年里，我们都将会谈论这次大流行病的情境，和与之俱来的全球性隔离。这个隔离的经验确实触发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对于记忆的经验，虽然它也能走向反面。这取决于事态发展。

这次病毒危机区别于香港流感、西班牙流感之处，是病毒前进的速度。同时，至少在过去二十年里，温和版本的流行病危机越来越快地重复出现，其背景则是公共卫生投入不断削减。而今我们看到，这很可能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毁了全球经济。病毒不但极其快速和大量地在全世界流传，而且还有高度传染性。这就在“后真相”世界产生了恐慌，没人相信任何人了。

我们现行的经济模式的命脉，是全世界几乎所有角落之间的物理的和象征的超-传播（hyper-communication），而这极大地增加了危险。这个以“数据经济”为中心的经济模型，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消灭了抗冲击力的条件——多样性。

由着以算法优化万物的欲望驱使，我们的抗冲击力下降了，与此同时，生活却以实时管理（just-in-time，其基本原理是以需定供）为基础，于是我们在多处的短缺中看到了这种效应。我们使得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脆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必须停止！


隔离，重生了过去生活方式的记忆和意义
目前我正和护理人员的团队合作，致力于关系到几个社会领域（socialterritories）的社会实验和贡献式项目，内容是关于智能手机对亲子的影响。尽管仍在危机中，我们仍决定保持联络，来努力回答这个问题：此时此刻，隔离生活意味着什么？

隔离中有很多可能的情况，但很明显，不论如何，许多事都中断了，而这个时刻刚好创造了思考的机会，不管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如果有人陪同的话。这可以带我们回到曾经做的事的记忆和意义上，包括一度失落了的家庭活动（family practices）——同时也是教育活动，比如下厨房。从这些问题出发，我们可以思考一起做事意味着什么，思考智能手机对年轻和年老的人一样提出的挑战——致使我们遗忘之危险。我们可以从这里扪心自问，不管是个体地还是集体地：为什么我们不能和这些以前 20 世纪的生活方式重新发生关系？这样，隔离有时就可以让我们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从中学到更多普遍性的东西。

我得说我们正在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归功于数字技术，也在用新方法构想城市及其居民，并致力于探索烹饪、城市建筑、能源和流动性（mobility）。这都是在一个贡献式经济的实验性的背景之中进行的，基于对知识和本地性的重估，并且与当地居民保持了紧密联系。

经验和心理记忆（psychicmemories）不应屈从机器记忆（machinic memories）
今天的经济建立在信息上，而信息取代了知识；信息本身是完全可计算的，于是把我们也变成了可计算的、拟态的（mimetic，或译模仿性的）和被远程控制的存在。

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信息理论的新模式，可以运用计算，但要赋予不可计算的东西以价值。以音乐为例，一方面，音乐基于计算，但另一面，音乐基于的是超越计算。我们必须通过赋予本地的多样性（diversity of localities）以价值，重新思考信息技术和计算（computing），停止对算法的依赖，重建医生之间、银行家之间、总体上各领土居民之间的协商（deliberative）机制，等等。

现行的系统完全依赖自动化的平均数，从而消灭了不可计算的东西。而一旦面临不可计算的东西，系统就受到了危机的威胁。在目前口罩短缺一事上，风险就被低估了。用平均数计算，从未发现有风险，于是人们就忘了这一点。对我来说，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无疑是对人类的重大警告。而核心问题正在于重估这个土地上的知识、本地性、多样性和深思熟虑，这将规定其他一切。

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我们并没有汲取教训。最大的问题于是成了：人类是否能从新冠病毒的危机中学到点什么。学习，意味着质问自己。如果我们必须在一次紧急事件中这么做，就算这不是思考的理想条件，也让我们好好利用隔离的机会来思考、工作，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做。


相关资料
采访斯蒂格勒：如何避免世界灭亡？
观看采访视频点此链接：https://v.qq.com/x/page/b09589lnpxt.html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0ydXgOr61JFdA3mHBXlNLQ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拜托，事故报道，别再用家属“情绪稳定”这个词了

近日，一篇文章刷了屏。

4月21日，在原阳县4名儿童因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身亡3天后，有自称媒体记者报警称“被殴打”。这些天，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媒体记者专访了新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新乡市调查督导组负责人王拥军，发表了一篇《原阳县涉媒体从业人员报警称“被殴打”——新乡市调查督导组负责人接受专访》。

细读之后，我觉得这篇文章发的很好啊，很及时。最近一段时间，新乡原阳因为挖掘机埋杀儿童案被媒体翻了个底朝天，当地政府公信力出现严重危机，舆论基本上是一边倒地严厉批评当地政府，基本上没有发声的机会，说了也没人听，听了也没人信。这时候有媒体对之进行专访，让他们也有公开说话的机会，从新闻的平衡性角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而且，河南新乡原阳四名儿童被埋杀，已经作为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正在调查处理中，让法律的归法律。

眼看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在4名儿童被下葬的当天，又出现了严重的舆情“次生灾害”，有记者报警称在试图进入墓地的过程中，遭到当地政府街道工作人员推搡、殴打，手机被抢走，后来手机虽然归还，但被刷了机，就是手机里存储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包括这次现场被打的视频。

媒体专访新乡政法委副书记、市调查督导组负责人王拥军的文章发出后，舆论场一片哗然，媒体和媒体人对这篇文章大多持批评的态度，包括“洗地”“利益勾兑”等猜测。

但在咖叔看来，如果不从诛心角度出发，这篇文章从新闻业务上来说，能够被批评的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记者问答式采访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新乡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新乡市调查督导组负责人王拥军回答的第一句话：

问1：在原阳盛和府工地“4·18”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中，4名儿童不幸身亡，社会公众深感痛惜。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具体情况？

答：该起事故的发生，非常令人痛惜！这是因为重型自卸货车倾倒土方时，4名儿童在工地玩耍被压埋窒息，致其不幸死亡。4月21日下午，4名不幸身亡的儿童均已安葬。目前，家属情绪稳定。

看了这句话，不知道多少人会有不适的感觉，我反正有。

不知道这个采访，是新乡政法委副书记王拥军的原话，还是媒体加上去的。

这句话错在什么地方？

第一、错在媒体作风。从全文看，媒体根本就没有采访家属，直接是王拥军转述的话，连个基本的核实都没有，咋就知道家属“情绪稳定”？

第二、错在理念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事故报道的新闻业务不断进行理论、理念上的梳理、反思，从全球看，社会进入高风险阶段，事故频发，但在事故的新闻采访与报道中，包括“家属情绪稳定”、“不明真相的群众”都是被多次辨析而唾弃的用语，为何媒体现在还用这个词语？

第三、错在缺少“共情”。“共情”这个词是由人本主义创始人罗杰斯提出的概念,和“同感”、“同理心”、“投情”是同义词，指的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体验他人处境，从而达到感受和理解他人情感的能力。

四名儿童被违规作业的挖掘机活埋而死，其中有两名儿童是亲兄弟，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在如今中国环境下，给父母、亲属带来多大心理伤害？搁在谁身上，作为人之父母，能活下去？

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出现这样事故的家庭，根本就不像其他损失一样可以弥补，谁会相信父母亲属“情绪稳定”呢？

然而，官员还真敢这样说，媒体还真就发出来了。

呜呼！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qhhG8RE3LT4rc_vOFhhzg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在武汉的小巷，他们扔掉了价值几百万的鲜花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

赔也继续，赚也继续




武汉单洞花市，一位店主在检查花束的凋零程度。

——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能否劫后余生？



45岁的侯穗坐在店里，盯着桌上的计算器，陷入了沉思。这是她在武汉单洞花市开店的第二十个年头，她试图猜想，如果真的关掉店面，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单洞花市一角。



1月23日，武汉封城。车辆禁行，花市关闭，价值几百万元的鲜花被锁进一家家毫无保鲜措施的店铺。到了3月店主们来清理时，所有鲜花都已枯死，干花一碰掉渣，特殊品种生了虫。



店铺和仓库里的货一扎不剩。




一家仍未复工的店铺门前，用于装饰的鲜花已经枯死。

2020年，停滞

4月2日恢复营业却仍然死气沉沉的市场。



侯穗开业十几天，店内最大一笔订单只有几百元，还是老客户在线上订购的。



作为花市最先开店的两位店主之一，梁宜表示自己从没有遇见过如此大的亏损。她展示着店里的黄玫瑰——有人买的时候她没有，他进货了又没人买。



“现在货都不敢进，全亏死了。”她说，“有个鬼的行情。”




梁宜和丈夫在核对订单。

未来的抉择

经济形势不好，房租却越涨越高。王炬：在单洞花市，20年前1000元/月的房租如今涨幅达到500-100元/月，而他自己约30平方米的小店店租马上就要涨到6000元了。“他们抓住了你的心理，你都做20多年了，就算我涨2000，你也要在这做，不做就滚蛋。”



樊羽拥有整个花市面积最大的店铺，100多平方米的店面需要价值20万元的鲜花才能铺满。疫情期间，他仅在货物上就损失了近30万元，加上店租和十几名员工的工资，恢复元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被扔掉的鲜花，根部已经烂掉。





与樊羽不同，王炬已认定自己的店撑不过今年了：“他们（年轻人）是有上进心的，我们是破罐子破摔的。做不了就待在家里呗，吃清淡一点。”



侯穗表示，自己不会关店。赔也继续，赚也继续，做下去就会有饭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HqjnMVyiQC-stn86fZ0gQ

编辑：张凉

刘海明

【案例】

面对“水深火热”的国际疫情，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国际疫情坏消息频传。中国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出现了很多让人不安的言论，不乏嘲笑、讽刺甚至幸灾乐祸。其实这很傻。

那些人并不清楚现代世界的运作规则，不知道国外疫情的“水深火热”，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将是一个什么世界。

01—
首先需要说的是：我们看到的坏消息并非全部的事实。

就传播规律而言，坏消息传播速度永远比好消息传得快且广泛。举个例子，韩国、日本疫情刚爆发时，中国好多自媒体都是极力渲染他们的“愚蠢的应对策略”“慌乱的民众”以及“混乱的秩序”。
但仅仅两周之后，我们就发现韩国和日本的疫情其实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那么现在又有多少媒体在报道韩国、日本的情况呢？几乎没有，因为井然有序不是新闻，没有传播度，拿不到10万+阅读。
没错，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意大利、美国、英国的疫情惨状大多属实。但请注意，他们所传播的却又并非全部事实。
人家好的方面，我们的媒体和自媒体往往会选择性忽视，因为那些情况缺乏可读性，太普通，太常见，算不上新闻。
不要以为你看到的就是真相，真相永远比你看到的要复杂。来看看下面这张图的三个断面吧。

还有下面这张图的左右两个视角。

02—
    当有人在为各国疫情惨重、美股暴跌幸灾乐祸的时候，或许我们并不知道接下来的世界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隔岸观火时，那火很可能很快就要烧着你的眉毛。就算你没有亲戚同学在美国，你没有购买美股，但美国的疫情仍然与你相关。美股大跌，在美股上市的中国公司毫无疑问也损失惨重。那些中国公司或多或少都跟你的生活直接或间接关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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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多月，中国平安下跌13%，微博下跌19%，阿里巴巴下跌10%，百度下跌21%……股价下跌公司都需要改善其财报来继续维持股价。

在需求抑制的情况下，裁员成为缩减成本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计算一下你的公司股价在疫情期间的跌幅，或许失业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
一个简单的逻辑——国际疫情水深火热，国际消费者就会减少消费，而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中国工厂的订单就会被取消，大量工人就会失业回家或在城市流浪。
与上年同期相比，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出口下降了17％，订单退回、工厂倒闭正在真实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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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一季度电子产品出货量

全球产业链可分为三个层次：
美欧英是以服务业为主要输出的经济体——更多输出技术、品牌。
中日德意是以中高端制造业为主要输出的经济体——更多输出产品、实物。
而其他国家则主要输出上游产品——更多输出石油、原材料。
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全球供应链是一副多米罗骨牌，任何一块倒掉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就连Netflix在疫情期间都要减小码率，我们看的美剧都不会那么清晰了。

03—
全球经济早就是一个整体了。

今年2月，韩国大邱市成为此次疫情重灾区。大邱的沦陷立马影响到了全球智能手机的生产，因为占全球OLED屏幕94%市场份额的三星和LG工厂，就在距离大邱20分钟车程的龟尾工业园。
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让世界消费电子产业也跟着发生”地震”。当年日本芯片产业收入633亿美元，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20.8%，飞思卡尔、富士通、东芝、索尼等无数品牌的工厂都在震中附近。
2013年，韩国第二大芯片厂商海力士位于无锡的晶圆厂发生爆炸，全球存储芯片价格瞬间跳涨了25％。
2015年，台湾高雄地震，台积电中科、南科厂停产，导致全球逻辑芯片价格上涨10％～20％。
世界是一个整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位外地农民工失业后，不得不坐火车回到了自己的湖南老家。他压根没想到自己的失业，是由底特律无钱买房但依然可以从贪婪的银行申请到贷款的汽车工人所导致的。

04—
当下，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严重。

联合国秘书长指出，从目前看，全球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新冠疫情可能导致2500万人失业。
国际劳工组织则表示，这次全球大流行不仅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而且是严峻的就业危机和经济危机。其所预测的最坏情况是，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8%。
中金公司将2020年中国实际GDP增速，从之前预测的6.1%下调至2.6%，2.6%是什么概念呢？它是自1977年以来中国过去43年中最低的增速。
“2020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它一定会成为最真切的现实。
当Sars在2003年爆发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4％，而今天这个数字是16％。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似乎要停下来了。
或许你现在还感受不到，是因为国外的疫情还没到高峰。想一想，中国采取空前严厉的防控措施，也用了两个多月才将疫情控制下来；而以国外目前的策略，时间很可能会比我们更长，影响范围也会更广。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可能还会不断听到坏消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金刻羽小姐悲观地预测：
我们面临的有可能是经济大萧条，而不是经济衰退，是1931年的情况，而不是2009年的情况。
危机和萧条区别很大，一个是crisis，一个是depression。一个是丧失GDP的5%，一个是丧失GDP的50%。这次疫情所带来的萧条，其严重程度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10倍左右。

1930年美国大萧条时的情形

据航空咨询公司亚太航空中心（CAPA）称，如果不能有效遏制COVID-19疫情的传播，航空继续管制的话，全球全部航空公司将在今年5月破产。

05—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在国内，在国外也有着众多国人关切的直接利益。
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1100亿美元。

中国在全世界建高铁、运河、港口。总长度超过巴拿马运河的尼加拉瓜大运河是中国公司在承建。
中国租下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投资逾10亿美元开发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承建俄罗斯的莫斯科-喀山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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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疫情大爆发，上述超级工程也毫无疑问会受到直接影响。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海外留学生，他们在北美、欧洲、澳洲......在众多疫情爆发国家的中心，他们在海外的生存和安危也直接受到冲击。美国一些华人已经在购买枪支以防止意外......
中国还有众多公司不仅出口产品，而且还直接在海外经营业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活跃的身影。2018年，中国人进行了1.49亿次海外旅行。
中国早已融入了这个复杂的世界体系。中国人、中国公司、中国商品早已成为海外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和这个世界一荣皆荣，一损皆损。

06—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戴尔理论”，即当两个国家通过广泛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国家就不会发生战争。

戴尔电脑生产的供应链横跨多个国家和地区——处理器来自英特尔在菲律宾、马来西亚或中国的工厂；内存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的车间；主板由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中国大陆的工厂生产；电池来自日本设在墨西哥或马来西亚的工厂；电脑包则由东莞的某个工厂出品；而戴尔的客服团队有一部分在印度.......
今天，或许这个理论可以修改成“iPhone理论”，《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这台全世界最畅销的手机，是如何将多个国家的供应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戴尔理论”认为，处在供应链上的国家会在任何可能的战争潜在因素前，都会三思而行——而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朝鲜……这些国家并不是全球任何供应链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世界的供应链网络因此次疫情而遭到严重破坏，那么这个世界的危险程度，无疑会大大增加。

07—
中国过去40年的飞速发展，从国际上说，主要是因为柏林墙倒塌、911恐袭等等大事件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进而带给了我们一个和平、稳定、温和的外部环境。

如今，这个外部环境在起变化。而这种微妙的变化并非自这次疫情爆发后才启动的，疫情爆发只是加剧了世界的割裂程度。
美国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欧洲出现了英国脱欧的黑天鹅，甚至这次意大利疫情告急向欧盟求援27国竟不理会，德国扣押了瑞士的口罩，欧洲的团结变成一个童话。
如今，疫情的爆发让各国某些政治势力都在呼吁“供应链回流“，似乎决意要和整个世界脱钩。
著名智库Chatham House的首席执行官尼布利特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世界变得越来越撕裂，没有一个国家能从一个撕裂的世界中受益。

08—
一名学生曾经问了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标志？
很多学生的答案是：鱼钩、石器、火……

然而米德的回答却超乎了所有人的猜想。她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我们发现的“一块折断之后又愈合的肱骨”。

米德进一步解释道：

在动物界，大腿骨如果被折断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动物摔断大腿，其实意味着死亡，因为它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食物，它很快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
而上面那个愈合的肱骨，则表明当时有人花了很长时间去照顾受伤的人——处理伤口、提供食物、保护他不受攻击。
米德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从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面对国外疫情的各种惨烈，不要忘了人类文明是从互相帮助开始的。
结束本文前，让我们来重温一下那首著名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一座庄园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本文由“闻道不分朝夕”整理精编自佚名网帖

来源：微信公众号 闻道不分朝夕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kTBWctqzajoVItDSgQEcg

刘海明

【案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战疫情武汉报道团队返京

4月2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赴武汉前方报道团队，完成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任务后，返回北京。

疫情发生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实际行动践行新闻舆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先后共派出200多人的报道团队千里驰援湖北及武汉报道前线，以真情实感记录抗疫一线一个个瞬间，回应社会关切，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闫乃之

在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当中，全社会都在全力应答这次“大考”，我们新闻工作者所做的事情就是像总书记所说的：不畏艰险，深入一线。虽然病毒是把大家隔离在不同的物理空间，但是我们希望用镜头给大家打开一扇窗，让世界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医护人员在同时间赛跑、同病魔作战的努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郑连凯

当历史重要的时刻、重大的历史事件、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冲在一线，记录这段历史，记录中华民族内在的强大的凝聚力。到红区去，一次次的进出，我们也更多的被医护人员被他们所感动，被英雄的武汉人民所感动。

总台抗击疫情前方报道团队在湖北和武汉的90多天里，以英雄品质报道英雄事迹，以战斗姿态展现战士担当，先后1100多次深入“红区”一线采访报道。在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和新媒体平台发稿11000多篇，用一幅幅画面、一篇篇报道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得到社会各界和全球舆论高度评价。

来源：搜狐网

链接：https://www.sohu.com/a/391191597_362042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方方日记》问卷调查研究报告

作者

陈新宇，清华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卓增华，清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助教徐逸尘，清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吴志航，清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

目次一、调查的背景二、调查结果的基本情况三、不同群体对《方方日记》观点的差异四、对《方方日记》态度的变化

调查的背景

本学期开设《法律基础》课程，我希望能伴随知识传授，培养学生们形成一种法律上客观理性的态度。所谓客观理性，个人的浅见就是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在特殊状态下采取网络授课的过程中，我结合防疫时期一些焦点事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聆听反馈，展开讨论。

光阴如梭，迄今已经授课八周，共有三次调查，分别是黄某英离汉入京事件、李文亮医生事件和本次关于舆论热点的《方方日记》。

相比于前两次，这次关于《方方日记》的调查在准备上更加充分，一是请学生们提前阅读材料（但调查结果显示，仍有部分学生没有阅读），二是在调查问卷上进行更加精心的设计，其过程是我和助教们先分别提出题目，然后进行整合归类，再请社会学的学者审阅提出意见建议，修订完善后形成最终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25题，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个人情况、对日记的了解情况、对日记的态度和看法。

需要指出，本次组织问卷调查和对结果进行初步研究乃出于师生交流互动和课程小结的教学需要，希望达到“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问卷调查采取自愿原则，从2020年4月9日课后得到的结果显示：共有109位同学参与；从性别比例看，男生60人，占55.05%；女生49人，占44.95%。从专业背景上看，文科生28人，占25.69%；理科生21人，占19.27%；工科生60人，占55.05%。从学历构成上看，本科生91人，占83.49%；硕士生9人，占 8.26%；博士生9人，占8.26%。

调查结果的基本情况

（一）对《方方日记》的关注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的反馈，绝大部分同学（87人，79.82%）对《方方日记》只是偶有关注，持续关注的仅有12人（12.84%），另有8人（7.34%）表示没有关注。除此之外，问卷还设计了“你觉得身边关注和讨论《方方日记》的人多吗？”这一问题，以此来了解同学们的社交圈中关注《方方日记》的情况。

结果显示，大部分同学都认为关注《方方日记》的人并不太多，44人（40.37%）选择“比较少”，59人选择“有一些”（54.13%），只有6人（5.5%）认为有非常多的人在关注。总体而言，同学们及其身边人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度有限。

问卷以多选题形式对获知《方方日记》的渠道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微信、微博是最主要的渠道来源（均超过50%）。这似乎反映出，现在大部分学生是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来获取信息。而且由于疫情影响，同学们相互之间很难在现实世界沟通交流，也加剧了对社交平台的依赖。此外，课堂也比较重要，43人（39.45%）表示课堂是其了解《方方日记》的渠道，这可能是因为问卷调查前我们已在网络学堂上发布阅读《方方日记》的公告。

在《方方日记》的阅读比例方面，大部分同学（74人，67.89%）都表示读过其中的一小部分。19位同学表示阅读了一半以上，其中4位同学表示全部读完。当然，达到这一比例并不完全是因为《方方日记》的影响力，也与本课程要求有关。不过，即使有课程要求，仍有16位同学（14.68%）表示完全没有读过。

对于方方其人，大部分学生都表示不甚了解。54位同学（49.54%）选择“不了解”，47位同学（43.12%）选择“听说过”，只有8位同学（7.34%）选择“比较了解”，无人选择“非常熟悉”。被调查学生中绝大部分是“九零后”，可见方方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中影响力并不大，若无此次事件，可能很多人都未曾听说过她。

（二）对《方方日记》的态度

关于对《方方日记》的态度，38人（34.86%）表示一直反对，18人（16.51%）表示从支持变成反对，22人（20.18%）表示一直支持，2人（1.83%）表示从反对变成支持，另有29人（26.61%）表示无所谓。除此之外，针对问卷中“你觉得一般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51人（46.79%）认为反对者更多，28人（25.69%）认为支持者更多。针对问卷中“你觉得主流媒体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什么”这一问题，66人（60.55%）认为主流媒体持反对态度，11人（10.09%）认为主流媒体持支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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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方方日记》持反对态度的同学更多，一直反对者和从支持变为反对者共有56人（约51%），一直支持者和从反对变为支持者仅24人（约22%）。

具体原因，从以下几个问题的回答中可窥知一二。

首先，较多同学认为，个人言论应该肩负某种义务。由于方方日记迅速在海外准备出版，并且海外的版本有很多不当的表述，很多人指责方方是在给海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因此就会产生一个争论，即在特殊时期写这种日记是否不合时宜？在问卷中，对于“在特殊时期（言论）要顾全大局”这一观点，65人（约60%）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28人（约26%）表示完全不同意或不太同意，另有16人（14.68%）表示不知道。

其次，《方方日记》遭受质疑的是其批评的客观性。对于“方方缺乏现实经验或专业知识，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这一观点，67人（约61%）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仅24人（约22%）表示完全不同意或不太同意，另有18人（16.51%）表示不知道。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反对《方方日记》的同学很多，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方方的言论自由。大多数同学依然赞同较大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对于“任何时候都有描述见闻和表达看法的自由”这一观点，86人（约79%）表示非常同意或比较同意，14人（12.84%）表示不太同意，仅4人（3.67%）表示完全不同意，另有5人（4.59%）表示不知道。对于“作者本身是享受特权的人，其写作属于‘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这一观点，63人（57.8%）表示不合理，32人（29.36%）表示合理，14人（12.84%）有其他看法。

另外，关于《方方日记》的一个重要争议在于内容是否真实。对于这一问题，54人（49.54%）认为日记的描述“有点片面夸张”，但是认为“总体比较客观”的也不在少数，有45人（41.28%）。此外，还有10人（9.17%）给出非常明确的判断，认为日记“是在造谣”，不过无人认为日记的描述“完全属于事实”。在对《方方日记》写作动机的揣测方面，也出现了两极分化。47人（约43%）相信方方是在提出善意的批评，43人（约40%）不相信方方是在提出善意的批评；33人（约30%）相信方方是在恶意抹黑、制造对立，47人（约43%）不相信方方是在恶意抹黑、制造对立。至于方方是否是为了赚取个人名声，47人（约43%）表示相信，32人（约29%）表示不相信。

不过，在一些问题上，同学们的共识较多。《方方日记》最值得肯定的地方，63人（57.8%）认为是“披露事实和舆论监督”，认为是“深刻反思深层的问题”的人数位列第二，却只有21人（19.27%）。《方方日记》最值得否定的地方，64人（58.72%）认为是“片面夸张”，认为是“用语过激”“不合时宜”的分别只有14人（12.84%），6人（5.5%）。

不同群体对《方方日记》观点的差异

（一）基于性别的差异

调查显示，男、女生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度基本持平，偶有关注的占到绝大多数（80%，79.59%）。男、女生阅读《方方日记》（60篇）的比例在一半以下的均占多数且差别不大（70%，65.31%）。但是，相比而言，男生“完全没有读过”的比例较女生高出8个百分点，而女生“读过一半以上”的比例则较男生高出12个百分点。在针对《一位高中生致方方阿姨的信》的调查中，没读过这封信的比例，男生也比女生高出10个百分点（36.67%，26.53%）。在获取《方方日记》的渠道上，男女生从各个渠道（如微信、网站、电视、熟人、课堂等）获取信息的比例差不多，但有趣的是，女生通过微博关注《方方日记》的比例比男生高出了24个百分点。

在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方面，一直持支持态度的女生较男生稍多（24.49%，16.67%），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女生则远少于男生（20.41%，46.67%）。总体上，男生的态度并未随着局势变化有所改变，一直持反对态度的占多数，几乎是一直持支持态度的3倍（46.67%，16.67%）；相较之下，女生则是“善变的”，选择“从支持变为反对”的比例达到28.57%。在判断一般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方面，男女生分歧也较大。男生中选择“反对的更多”的占一半以上，比女生高出将近20个百分点（55%，36.73%）；相应地，女生中选择“支持的更多”的比例高于男生（34.69%，18.33%）。

关于作者的写作动机，男生同意 “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的比例较同意“善意批评”的比例稍高（38.34%，35%），女生中同意“善意批评”的比例则远高于同意“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的比例（53.06%，20.41%）。

总体而言，女生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和阅读较之男生更高；女生对日记持支持态度的比例较男生更高，但随着局势的变化，约三成女生的态度由支持转为反对；女生认为身边人对日记持支持态度的比例也比男生高；女生更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善意批评”，而男生更倾向于认为是“恶意抹黑、制造对立”。

（二）基于学科背景的差异

文科生借助微信、微博去了解《方方日记》的比例均在75%以上，而理科生只有40%左右。工科生借助微信的比例较高，达到70%，借助微博的比例却不到50%。

工科生持续关注日记的比例较文科生和理科生高，三者依次为16.67%，10.71%，4.76%。

理科生无人对作者方方达到“比较了解”程度，也无人全部读完日记，文科生相应的数据是14.29%和7.14%，工科生则是6.67%和3.33%。理科生没读过《一位高中生致方方阿姨的信》的比例也超过文科生和工科生。

理工科生的社交圈比文科生的社交圈更少关注《方方日记》。10.71%的文科生认为身边的人较少关注该日记，而理工科生中认为身边关注和讨论该日记较少的人均达到50%。

工科生中认为日记内容“总体比较客观”的人只有30%，更多人认为日记内容“有点片面夸张”。相比之下，一半以上的文科生和理科生认为日记内容“总体比较客观”（57.14%，52.38%）。与此对应，当前有一半以上的工科生（56.66%）对日记持反对态度，且48.33%的态度是一直反对，比例超过文科生和理科生。

更多的文科生相信方方写作日记的主要动机是“善意批评”（67.86%），只有17.85%相信是“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相比之下，38.34%的工科生相信其动机是“恶意抹黑、制造对立”，比例是文科生的两倍。理科生的态度则介于二者之间。

理工科学生认为《方方日记》“片面夸张”的比例约为文科生的2倍；相应地，理工科学生认为方方属于“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比例也约为文科生的2倍。

文科生与工科生中均有七成以上的人认为“任何时候都有描述见闻和表达看法的自由”，均有六成以上的人认为“在特殊时期要顾全大局”。这两个数据在理科生中有所不同，九成理科生同意“任何时候都有描述见闻和表达看法的自由”，但仅有三成理科生认为“在特殊时期要顾全大局”。

总体而言，文科生和工科生较理科生对日记的关注和阅读更多，文科生身边的人对日记的关注远高于理工科生身边的人；工科生更倾向于认为日记的内容较为片面夸张，也更倾向于对日记持反对态度；文科生更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善意批评，而工科生则倾向于认为作者有恶意抹黑、制造对立的嫌疑，理科生的态度介乎二者之间。

（三）六份湖北答卷概述

在本次接受调查的全部109名同学中，共有9名同学籍贯在湖北，疫情中有6名同学身处湖北（其中有4人身处武汉）。虽然来自湖北的答卷只有六份，很难用以推衍湖北同学的普遍看法，但这六份答卷至少可以反映这六位同学的看法，这些来自疫情“震中”的观点，即使是“沧海一粟”也有着“一粟”的观察角度和启示意义。通过分析这六份问卷，我们发现：

一方面，身处湖北的同学对《方方日记》的关注度确实更高，6名同学对日记均有所关注，身处武汉的4名同学均认为身边关注和讨论日记的人“有一些”甚至“非常多”。

另一方面，虽然湖北同学的关注度相对较高，但是这种关注度就个体而言并非绝对。例如，虽然湖北同学对日记均有所了解，但“持续关注”的只有1人。身处武汉的4名同学对日记都有所阅读，但无人全部读完，阅读一半以下的有3人。湖北其他城市的2名同学，虽然对日记有所了解，但其中有1人完全未读过任何一篇的日记的内容。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湖北地区同学必然对日记有所关注和阅读的想法也是一厢情愿的。

身处湖北的同学对日记态度出现变化的较多，6名同学中有2名同学的态度从支持变为反对。对于身边人对日记的态度观察，3名湖北同学认为一般人持“无所谓”态度的更多。武汉的4名同学认为支持日记的人数要比反对日记的更多，湖北其他城市的2名同学均认为“无所谓的更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受调查的同学中，即使同在湖北，身处武汉市的同学与在湖北其他城市的同学的看法也存在差异。这一点在对日记内容是否准确的判断上也得到了体现，身处武汉的同学，有3人认为总体比较客观，而湖北其他城市的同学均认为内容有点片面夸张。

在对作者写作动机的判断上，湖北同学与其他省份同学差异不大。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写作动机是“善意批评”而非“恶意抹黑、制造对立”（但二者相差并不大）。

总体而言，身处湖北的6名同学对日记的关注度较高，但个体差异性较大，关注度并不等于熟悉度和认识深度；湖北同学对日记态度从支持到反对的变化比率较高；在写作动机的判断上，湖北同学和其他省份差异不大。

对《方方日记》态度的变化

对于《方方日记》，部分读者的态度从支持变成反对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趋向。问卷中，表示态度发生变化的同学（总共20人，从支持变成反对 18人，从反对变成支持的2人），皆被要求提供理由，从中可以归纳出《方方日记》渐渐遭受质疑的主要原因。

第一，《方方日记》未能及时反映时局的变化。一些同学承认，早期的《方方日记》在告知真实情况、反映群众呼声方面做得不错，《方方日记》契合当时的恐慌情绪，借助《方方日记》可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但是，后来中国的抗疫取得成效而国外疫情爆发，《方方日记》却未能及时反映这种时局的变化，因此丧失了部分支持者。比如有同学批评说“武汉变好了也要渲染悲惨气氛”、“光讲伤痛没有写众人的努力”、“不能一味批判政府”。

第二，《方方日记》的内容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动机、立场渐渐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一些同学反感其内容，认为内容夸张或真实性可疑，表达的情绪偏向负面；一些同学不满其“博取眼球”“舆论造势”“带节奏”的动机；一些同学不满其“为黑而黑”“言必称追责”的立场，认为《方方日记》给了外国媒体抹黑中国的工具。

第三，方方本人对批评的回应也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怒，从而影响到他们对于《方方日记》的态度。两位同学明确表示不满意作者对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一位同学认为方方“将异见者全部打成极左人士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同学们反对《方方日记》并不意味着他们支持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位高中生写给方方阿姨的信》。一直反对《方方日记》的38人中，有25人读过那封信，12人对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方方日记》从支持到反对的18人中，15人读过那封信，8人对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从收到的20份评价来看，多数人对那封信表达了批评。具体原因如下：（1）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厌恶这种冒名写作的现象，批评的用词包括“群众对这种炮制已经看透了”“自知丢脸、不敢署名”“矫揉造作”“阴阳怪气”“油腻”“炒作”等；（2）认为信的水平太差，比如“急于定性”“言语过激”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份教师和助教们共同完成的“《方方日记》问卷调查研究报告”只是一个初步性的成果，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国法律评论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jdF-3og5wi2nTovbGZ3v_w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冯梦玉

刘海明

【案例】

梅毒是怎么传染到全世界的？哥伦布要背这个锅！

但凡发生于1500年前后数十年间的每一桩重大事件、人物、流行、愚事、圣战、不幸，文艺复兴大哲伊拉斯谟笔下几乎都曾提及。而当他在世之日，临到欧洲头上的所有不幸事件之中，伊拉斯谟认为，最恐怖者莫过于那个法国佬病，或称梅毒。

梅毒，是艾滋病之前最可怕的传染病之一。根据科学研究，梅毒发源于美洲，但其之所以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就必须“归功于”著名的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

1492年，哥伦布奉西班牙国王之命，向西航行，试图找到印度。谁知阴差阳错之间，哥伦布却发现了美洲，并在西印度群岛登陆。在那里，哥伦布发现了一批印第安原住民。

当时，哥伦布的手下才100多人，因此不敢当地土著有什么越轨行为。因此，他们只是邀请了几位印第安男子和他们一同返回西班牙。经过两个月的航行，哥伦布到达了巴塞罗那。

对于他所带回来的印第安人，西班牙民族均表示十分好奇。而一些西班牙贵妇出于对印第安男子的好奇，与他们进行了亲密接触。而一次次亲密接触，最终解锁了一个恐怖的疾病——梅毒。

根据科学研究，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患者轻者病痛，中者残疾，重者丧生。但对于印第安原住民来说，梅毒算不上什么严重的疾病。这是因为，印第安人长期与梅毒相处，已经有了抗体。

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苍白螺旋体还是个新生事物，因此毫无抵抗力。然而，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并未将梅毒彻底传开。但在第二次航行中，欧洲殖民者终于打开了梅毒这个潘多拉的魔匣。

在第二次航行中，哥伦布足足带上了1500人，均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以及最坚固的钢铁兵器。到了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便强迫印第安人充当欧洲的奴隶，并且逼迫他们交出黄金。

不仅如此，哥伦布还纵兵抢掠，其中的好色之徒、亡命之徒更是四处抢掠、奸污印第安少女。最终，这些强盗得到了他们的惩罚，梅毒苍白螺旋体在他们毫无抵抗力的身体里肆意的分裂和繁殖。

哥伦布等人返航后，感染梅毒的强盗们又将自己的疾病传染给了西班牙的妓女。1494年秋冬，法国和西班牙就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统治权，进行了激烈的争夺。那些感染了梅毒的妓女，纷纷应征，充作了西班牙远征军的随营妇女。

在中世纪，这是一种惯例。这是因为这些妓女除了可以给士兵们提供性服务，还可以充当伤兵的护士，为士兵们洗衣做饭。

到达那不勒斯后，这些军妓便在当地招揽生意，并将梅毒传染给热情似火的意大利人。1495年，法兰西大军攻陷那不勒斯，而感染了梅毒的意大利妓女又将疾病传染给了法国人。半年后，梅毒严重削弱了法军的战斗力。

迫不得已，法军只好撤回国内，而梅毒很快便在法国肆意蔓延。短短3年时间，梅毒便一路向西，一直传播到俄罗斯。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梅毒不再仅限于欧洲，苍白螺旋体伴随着商船、战船以及十字军，传播到印度、中国、日本、北非、西亚，最终传遍了整个世界。

1530年，梅毒第一次到达中国，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此病而死亡，受尽了折磨。梅毒甚至还杀了一个中国皇帝，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同治皇帝（野史）。

由于梅毒可以母婴传播，因此许多人天生患有梅毒，其中著名的有音乐家贝多芬以及我们熟知的列宁。更为可笑的是，梅毒明明是西方人带来的，负有主要责任的他们，却十分热衷于将锅甩给其他民族的人。

意大利人、土耳其人、英格兰人怪罪法兰西人，将之命名为“法国佬病”；法兰西人则怪罪意大利人，唤作“那不勒斯病”，波兰人将之称作“日耳曼病”， 俄罗斯人将之称作“波兰病”，土耳其和阿拉伯人将之称为“基督徒病”，印度人叫他“葡萄牙病”，而日本人则将之称为“唐疮”，也就是怪罪我们中国人。

就这样，整个欧洲都吵成一团。其中，作为始作俑者的西班牙更是饱受质疑。为此，西班牙人更是倒打一耙，将所有的罪过都推给了印第安人，说是印第安人不信上帝，才导致了天罚。

不得不说，西方人在甩锅方面，真是具有祖传天赋。明明是他们侵略成性、作风放荡，却将罪过归咎于受害者，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要我说如此能甩锅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信仰上。人家信仰的是基督，是神，是上帝。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呢，只要去上帝那忏悔就能得到原谅，甚至还要说一番，什么什么，都是撒旦来诱惑我，让我犯下了错，请神饶恕我。

来源：微信公众号：商政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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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冯梦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