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案例二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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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日记者误传露鸟照引外交风波

凤凰网    2015-08-02 21:58:34

闹出大笑话的朝日新闻记者

事发时的群内发言截图

   日本《朝日新闻》驻泰国办公室主任森本尽日前在LINE(小编注：一种即时通讯APP，类似于微信)上误传讯息，将自己原本要传给女性友人的生殖器特写照片，发到泰国外交部官员、各国驻泰记者所组成的154人群组，引发群组成员哗然，大家纷纷传送表示呕吐、恶心的表情符号，让他最后遭到撤职处分。


　　根据《法新社》报道，森本尽年约40岁，2周前才刚到任，他在误传露鸟照后赶紧退出群组，但覆水难收，群里的泰国官员义正辞严发声：“容我们提醒，这个LINE群组是官方性质的，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必须为此负责。”
　　因为此事，《朝日新闻》收到了泰国外交部的正式抗议，只能严正道歉，强调该名员工的行为“极不恰当”，并已将他调离现职，要求他“深切反省”。


http://newsapp.gzdaily.com/jsp/share.jsp?code=NjczNzg=

殷玉鑫

【案例】
朱学东：报道真相，是媒体的职业责任

2015年8月12日午夜，天津滨海新区一处集装箱码头发生剧烈爆炸，造成严重生命财产的损害。 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牵动着全中国的心，人们迫切希望了解灾难发生的情况；这场灾难同样牵动着全国媒体记者的心，新京报和澎湃、界面等国内同行，不论前线后方，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努力呈现灾难的伤害及救援情况，向所有关切爆炸灾难的世人提供了第一手翔实的现场消息和图片，赢得了公众和同业的尊敬。 但是，如同过往重大社会事件发生时一样，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在负责任的媒体努力向公众传递信息的时候，同样都会遭遇各种非议和攻击： “你们不要添乱······” “你们为什么不去救，还有心思拍照······” “你们就是嗜血，什么地方乱就往什么地方钻······” 每次都会出现上述这种声音。这种对一线奔波媒体的“提醒”，甚至恶意的诋毁，总是如影相随，而且还颇多市场。 这一次，天津爆炸也不例外。 这样的“提醒”和诋毁，自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是一个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社会的余绪。 但是负责任的媒体，需要做的，就是在保护自身安全和遵循相关职业伦理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向关心事态的公众，提供一线的新闻信息。 这是媒体的职业责任。 现代媒体是基于现代社会分工而产生的职业，采集、传播新闻信息，报道事件真相，是媒体这个行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媒体人得以立身的基础。 所有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清楚，在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后，几乎整个世界都会把记者看做灾难事件的最先反应者，人们盼望着通过新闻媒体获得详尽的关于灾难的信息，所以。还原事件过程，追索事件真相，就成了媒体及从业者面对灾难发生时的职业选择。 但是，在中国，媒体正常履行自己职业责任，很难。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中国的新闻媒体接触核心信源并付诸公开报道、还原事件过程的努力，要远比国外同行艰难得多——他们不仅可能要面对各种现实的压力，同样还有一些人的不理解——一如前所述。因此，经常看到的是，一个突发性灾难事件发生后，所在地媒体集体噤声——此次天津一些媒体依然如此，即便有，也不外是领导重视、救援及时、群众情绪安定等程式化的报道。这是令人痛心却无奈的现实。 这个情况，导致公众无法得知真相，关切落于空疏；媒体丧失信任，越来越边缘化；而传言流播，陷社会心理于恐慌，加大救援难度。这才是媒体的缺位失职。 社会匮乏真相，并非媒体人不努力，而是因为政治挟强大的力量，无视现代社会的分工，把媒体当成仆从，肆意驱遣所致。 但是，即便如此，媒体这个行业，经过市场经济的熏染，也已经滋生出了职业精神和专业主义的要求，尽管，力量还很薄弱，也常遭挫折，但是，它们总是顽强地展现着自己的努力，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汶川到天津，所有负责任的媒体，都在顽强地以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向公众呈现他们所发现的真相，为这个行业，赢得了有限的职业尊严，也为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葆有了一些种子。 即如此次天津灾难，新京报等职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媒体，充分利用了新的传播技术，并以自己超越常人的努力，在第一时间向公众传输了大量关于灾难现场的信息，赢得了公众的尊敬。 媒体人这种职业责任，其实与其他行业并无二致——就像医护人员明知可能会有被传染的危险，依然要救助病人；就像消防人员，明知可能会有被陷于困境危险，也要奋力救援，都是殊途同归，理应得到尊敬。 因此，遇有事故或灾难，媒体人前往一线，努力呈现真相，是媒体人的职业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 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断然不会把没有经过职业训练的人派往危险的地方。对于从业者的职业训练，在日常的新闻报道采访写作过程中，在对引发争议的新闻报道的讨论反思中，在各种各样的讲座分析中，都会有贯穿，耳濡目染，职业媒体人就是这样一代代成长起来的。 具体到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对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么自我保护，怎么保护当事人，一系列的操作要求和职业伦理，对于严肃的负责任的媒体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内在的信条。 所以，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越高，媒体承担社会分工，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的能力就越强。 无限逼近真相，这是媒体的职业责任，也是媒体对社会的责任。把自己的职责做到位，就是媒体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因此，报道正在发生已经发生的事实，告诉公众真相，不是添乱，更不是嗜血。 本文为独家稿件，作者：朱学东，编辑：李晨、于陆、冯琪、柳仁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传媒研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g3MDczOA==&mid=207426820&idx=2&sn=b5b27158dd22ca0b3a4ee84c916df545&scene=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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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CNN前制片人黄天波：
强烈谴责深圳卫视无中生有 移花接木 在其2015年8月19日【关键洞察力】新闻节目中用我的头像 ，给我安上莫名其妙的头衔，引用我从未说过的话。深圳卫视从未联系过我，也未采访过我。自我2006年离开CNN总部以来，从未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对我的前雇主进行这样的评价。我认为CNN过去和现在都是最有品质的全球媒体品牌之一。CNN致力于打造the most trusted name in news, 新闻界最值得信赖的名字，这一直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不畏艰险 全情投入的目标和准则。世事沧桑 时光流转 却从未有须臾动摇。我在cnn总部的四年，是我新闻生涯最难忘的四年。我为曾经是一名CNN新闻人而自豪。我有微博，也有微信，最基本的采访核实都不做就信口雌黄。深圳卫视，别说行业底线了，你们还穿底裤吗？


《纽约时报》报道：
天津爆炸再度拷问中国政府公信力 - 纽约时报报道。 北京——化学品发生巨大爆炸，火球划过天津的夜空，有如末日之灾来临。23岁周海森（音）当即开始准备离开此地。他的公寓与爆炸现场相距六英里，他害怕有毒有害气体会蔓延到家中，而中国社交媒体上帖子更是迅速加剧他的恐惧。于是，他和父母逃到了1小时车程之外的祖母家中。


上周三的这起原因有待解释的事件，已经造成至少114人丧生，700多人受伤。中国政府再三坚称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确保天津的空气质量仍然安全。但是，在本周二降雨的时候，天津的街道开始出现泡沫，民众说自己的嘴唇和手肘有烧灼感。

中国新闻媒体报道，环境监测官员否认这些现象与爆炸有关。即便如此，周海森短期内仍不打算回家。

“空气的事情，我们当然不相信政府，”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们总是不愿说真话。我才不想拿自己的命去赌他们的话。”

军方的清理人员尚未能扑灭在天津港口设施中闷烧的暗火，而在遏制公众越发高涨的愤怒和不信任感时，中国政府也有些力不从心。他们在2008年汶川地震灾害、2011年动车事故和今年6月长江游轮沉没事故发生后部署的信息控制系统，这一次似乎没有起到效果。

中国公众实时看到，政府审查机构删除了网上的调查报道和微博，突然中断了在电视上全国直播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因为当地官员似乎就连基本的问题不愿回答：爆炸区有哪些危险化学品，为什么它们存储在靠近居民区的地方。

“他们肯定是在试图掩盖真相，”30岁的电信工作人员袁苹（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她的公寓在爆炸中严重受损。袁苹表示，她和家人都非常失望，因为政府没有提供帮助，他们正在考虑起诉政府以及爆炸设施的所有者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我一个字不会相信他们，”她说。“政府完全是在做表面工作。”

上周末，天津爆发了抗议活动。被迫离家投奔亲戚的居民和失踪消防员的家属一起进行了抗议，要求获得赔偿，公布亲人的消息。

人们普遍怀疑政府在掩盖真相，以至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明确予以了否认，并承诺在调查中做到公开透明。“有什么必要对一起安全事故有所保留和隐瞒？”文章说。“又怎么可能‘官官相护’？”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本周二报道，该公司经营危险化学品的许可证于去年11月失效，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新的许可证。政府还确认了该公司10名高管的身份，包括董事长于学伟及副董事长董社轩。两人已经在本周四爆炸发生数小时后被拘留。

“瑞海公司的事情已经被最高层关注，所有人都不敢多说一句话，”一名警官告诉《财经》杂志。该杂志称，10名高管中有4名在医院。本周二晚些时候，中国反腐机构中纪委在官网上发布消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原天津市副市长杨栋梁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这是对腐败的常用委婉说法。

但《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对杨栋梁的调查已有半年之久，因此人们怀疑为何现在宣布相关消息。另外两名官员因为受贿接受调查。

很多中国人依靠的不是官方消息，而是社交媒体，民众和审查机构在那里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一方渴望答案，一方则急于删除任何不利于中央政府形象的内容。周海森表示，比起等着当局公开确认所有化学品，或列出每一个在爆炸中遇难的消防员的名字，还不如去看传闻。他提到这些官员时表示，“他们要么是傻，要么就是装傻。”

就像之前应对灾难的举措一样，中国当局设法封锁说明政府似乎有错的报道。在2008年四川省汶川发生地震后，中央宣传部禁止中国新闻媒体就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进行报道，此类建筑导致数以千计的学生死亡。2011年，一份被泄露的宣传指令要求媒体不要反思或评论导致40人死亡的火车相撞事件，称“不要调查事故原因”。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表示，对于执政党共产党来说，民众对人为悲剧的思考会带来政治风险。“党的领导层非常清楚，像这样的灾难的责任问题，很快就会转变成权力与合法性的根本问题，”他解释威权体制的情况时说，“你要负责任的。”

班志远指出，审查机构难以完全控制有关天津事故的报道，因为一些中国记者自己推动报道。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况，对于中国媒体来说，混乱意味着机会。”

即便如此，一项被泄露的指令显示，天津发生爆炸事故的一天之后，审查机构禁止新闻媒体私自搜集有关该事故的信息，或对官方消息加以个人解读。官方媒体主要集中发表有关救援行动的感人文章，比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天津港爆炸事故核心区防化团战士救出幸存小狗》的报道。

对于设法了解事故的中国人来说，看到大量获得官方认可的纪念活动和救援故事，而没有任何有关事故原因的有力报道，令人感到沮丧。

中国记者、博客作者贾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点蜡烛就成为一种廉价且善意的表达感情的方式。”

贾葭在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在一个社交媒体网站上发表长文，呼吁同胞们问责，不要只是感动。“不要再点蜡烛了，”他写道，“请拿起皮鞭，鞭笞那些草菅人命的渎职的人。要是再不拿起皮鞭，只能等别人给你点蜡烛了。”

审查机构迅速将这篇文章及贾葭的全部公开简介从网站删除。

殷玉鑫

【案例】《关键洞察力》栏目组致歉声明

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栏目组注意到，黄天波先生在午后发表涉及19日晚播出栏目相关内容的声明。

经内部查核，《关键洞察力》栏目当晚播出相关内容，系编导根据早前媒体公开的报道整合而成，其中引述的“黄天波先生观点”，确实有违其本意。内部调查还发现，撰稿人引述相关媒体报道黄天波先生观点之后，未对报道进行进一步的核实，亦未主动与黄天波先生沟通确认，并误置了黄天波先生的相关职衔。

在此谨向黄天波先生真诚致歉，也向观众真诚道歉。

栏目组已经跟黄天波先生本人取得联系，说明了情况，并诚挚道歉。正如黄天波先生声明所言：“人都会犯错，年轻媒体从业者应该有更宽容和严谨兼备的成长空间。”我们非常感谢黄天波先生的及时提醒，更感激黄天波先生的包容与宽厚，也将按照黄天波先生希望的那样，今后加强培训，吸取教训，以更严谨的态度，更专业的手法做好节目。

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栏目长期关注、报道国内外重大时政消息，深知新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乃栏目生命线。栏目将以此为戒，强化采编流程管理。也诚恳接受各界对栏目的批评与监督。


来源：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的微博
http://card.weibo.com/article/h5/s?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cid=1001603877985508831583&from=&wm=&ip=10.13.11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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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记者同志，你的车马费掉了


文丨Judy   来源丨微信新媒体：赤潮AKASHIO（ID：AKASHIO）-此言此思若潮水，不沾红粉自风流。

【摘要】做媒体时间长的，总会被人问「你是不是拿了XXX的钱」。其实是的，几乎每篇外场稿和专访都会拿钱，但因为谁的钱都能拿到，所以根本不会因为拿了钱而往偏了写。黑还是捧，主要还是看记者心情。

杨杨在科技媒体实习了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得到允许独立去参加发布会。然后这个第一次出来工作、还没正式毕业的姑娘受到了点三观上的冲击。

「昨天我拿到了传说中的『车马费』！他们当时给了我好几个信封，有邀请函、流程、还有品牌会员和资料，我以为都是一样的东西，差点就扔了！然后看到一个装钱的，数了数，800 块——这，回去交给老大不会被以为自己昧了 200 吧！特紧张……

然后回忆了下，在我签到的时候，他们特意确认了下我是不是 XX 媒体的，应该数额是有约定俗成的吧。」

杨杨认为这个信封要给主编上交的，所以拿到车马费的当时并不觉得什么，结果「老大跟我说你自己拿着！！！」，她开始觉得不安——钱来得是不是太容易了点……

阿方不知道以一个怎样的「小前辈」的姿态去跟杨杨解释，或者宽慰，或者告诫。

两年前阿方一毕业到北京，在一家杂志社工作，那本杂志的性质决定了这种「活动报道」的时候比较少。入职小半年时，他跟同事一起去参加一个魔术大赛的报道，一人拿到一个小袋子，里面有些资料和一个装着钱的小信封，阿方很惊讶：「我感受到一种奇怪的受宠若惊——我一个小记者来『捧场』来一下活动，写篇小报道就值得他们给我五百块吗？」同事妹子说：「啊，不是吧，你没拿过？上次你联系的那个活动，咱一块去的，就给了一盒小破礼品，我还以为主办方就只给了你车马，我们都没有呢！」

呃，阿方感到尴尬，其实他也只有一盒「小破礼品」：「那时候没多想，赞助商给参会者的小礼品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实没有所谓的车马费。」

我还记得那时的他表现出的不安。「我感觉我那谈不上『新闻理想』的理想被玷污了——我的名字被记在了某个人的小本本上：『呦，你可是在我这儿收过钱的哦！』」他在社交网络更新：「我不再是一个清白无愧的人。」朋友们觉得出什么大事了啊……

「那，拒收呢？」阿方很难为情。后来我想了想，对于企业来说这笔发布会上的车马费本来是预留出来的，邀请了记者，记者不拿钱，那可能就被中间那层私留了，也没有谁会记得你的清明伟大。何况，对于刚工作的一个小编辑来说，每月工资确实会显得捉襟见肘，五百块的车马费还是很实在的一笔补贴的。

我只能安慰：「这是行业的潜规则，并不是你的问题，做好自己就好。」

「他不收？啊，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看法吧！？」

我的朋友 Nana，毕业后就进了公关公司，能卖萌也能雷厉风行，摸爬滚打三年了，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公关。说起车马费的话题，她心直口快：

「车马费的多少最早是按照媒体类型分的。早一些的时候网媒比平媒少，因为那时候网媒的影响力还没上来。现在的话，基本一样了，一般都是五百块，但视频网站有时还是会多一些。做特稿专访的话，毕竟也是为了你们企业专门来的——很贵啦，都是记者漫天要价的，一般几千、几万的都有，特别是自媒体。

（那你们会请怎样的自媒体人？）客户认可的，就是极好的——你懂得。因为微信的封闭性所以自媒体粉丝数量别人是看不到的，一般人可以吹嘛，造假嘛，阅读量也可以低价刷的，所有就只能看名气了，大家转的多了，就觉得他是好的。我知道某汽车媒体大佬的自媒体就是两万一篇。哎，其实就是甲方乙方的自我狂欢——总之，媒体已经不是我当初想的那个样子了。

车马费已经不单纯指『车马费』了，其实给记者报销交通费还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车马费成为了一种买版面、买报道的一种变相的形式。总体上，感觉就是厂商和媒体默契的自娱自乐吧。

在中国媒体车马费在一个媒体市场化的情况下，都是比较正常的吧。但是时间长默认了，反到惯坏了一些媒体人，一些人完全可以靠跑会来生存——拿了钱只能写一些企业好的事情，但是对企业的了解其实不多，就很难出现真的好内容。这种情况在媒体很常见。

每次给人家钱的时候，就怕人家收车马费但是不给写稿，这不好给公司交代。中国大地上很多这种事情，也很平常，觉得……很习惯了……我有朋友就遇到过（对方）拿了钱但是不承认，当然也不给发稿的，这种媒体很可怕。

有些媒体或媒体人比较『有节操』，有时候会拒收。其实我一方面会想：他是不是对我们有什么看法？另一方面也是会比较尊敬，比如我遇到一个华夏时报的记者，纯粹是为了新闻理想，就是不会收钱。」

「值得尊敬的媒体人跟收车马关系并不大」

大彭在一家业内知名公关公司工作，他是很多媒体人转型 PR 中的一个：「其实每次活动给参会记者一些有特色的定制手办和礼物都不错啊，还有纪念意义。不过这么多记者众口难调，给钱多实在啊，所以就成现在这样了……给的多了，也习惯了……」

在他看来，是否收车马费，跟一个记者是否是好记者，是否值得尊重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记者的专业度等等才是重要因素。在职业操守这方面，大彭觉得：「深度调查或者负责揭露社会问题或阴暗面的记者收取好处显然不会被大众接受，但一般的跑会记者拿笔车马真的就还好，这也看媒体属性和具体事件。」

另外一位从业三年的 PR 蓝先生同样认为：一个媒体人是否值得尊重更取决于他是否有专业主义、有价值观点产出，能够保持客观中立的人，在现在的环境下，是否收车马费不是评判的标准。

不过话说回来，他表示个人觉得车马费这个潜规则的存在不是很合理：「媒体现在养成了收车马的习惯之后，就会有人『来参会就是拿钱来了』，不关心发布会内容本身。如果说看媒体记者出稿的质量，不错的我们给一些感谢费，一方面可以促进内容的优质一方面企业也得到满足。但是这个想法也比较幼稚。毕竟媒体不是企业的枪手。」

蓝先生跟大彭一样，对于有些媒体人爱端着所谓「无冕之王」架子、耍态度有点意见：「公关这行门槛确实不高，但有些媒体人真没必要自我感觉良好，同样是一份职业，照样有不少公关人做得非常到位和出色，自身价值也不比某些媒体人低。」

（有些媒体会规定自家记者不可以收车马费，你们怎么看？）

「会觉得有操行，不过至今没见过坚决不收的。有一些标榜自己不收车马的媒体，总是有个别记者会收。」蓝先生说。

另外，「有签到吗」、「给你信封了吗」、「有红包」，甚至「有没有资料？」在媒体人和公关之间都是「你懂得」的车马费的相关用词。想起我曾经在一个公益组织协助邀请记者参加活动时，有个记者问我：「有签到吗？」作为一个完全的外行，我热情地回答：「有啊！」——来了肯定会安排签到下统计嘛！第二天看到该记者朋友一直像是提醒我是不是有什么忘记给她的状态，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当时觉得自己不小心撒了个谎，还蛮对不起人家的……

记者：「这是潜规则，没什么忌讳的」

陈拙是一家都市报的记者，从业已有九年，现在月薪在七八千之间。单位会要求记者将收到的车马费按照一定比例上交。他得到的那部分车马费是算在了月收入中，父母对这个是知情的。

第一次收到车马费的场景陈拙已经记不起来，或许实在久远。他说自己单次收到过最多的一次是 2000 块。他会跟朋友聊这个话题，在他看来这是行业的潜规则，也没什么忌讳的。

在从业生涯中，他也有很多次主动拒绝过厂商给的「红包」——「觉得不合适就不拿。」

我把这个话题丢在一个有五百人的记者群里时，记者们这么说：

就职业道德而论，没有车马还是合理的。

车马费应该从潜规则转化为明规则。

不给车马费，就不用发稿吧。

有时候吧，给了不收，人家还会怀疑你的立场。

当记者为职业，该报道的没车马费也要写；当记者为工作，再去想回报的事情——完全看自己心态。国外记者采访过你，还会给被采访者红包的，因为你配合了他的事业。到中国就反过来了。

现在很多的客户不愿意给单位投广告，只愿意用车马费把记者堵住，花小钱省大钱。

你们说的那种理想环境得等记者是个高薪职业了才行。

只是个人觉得，这大热天的跑半个北京城，打车钱还得自掏腰包，然后写完了对方自己都不转发，这样的节操有必要吗？

会不会存在「都有这笔预算，但是你不主动要就不给你了」这种情况？预算绝对都有……你不要最后怎么处理的就不知道咯。

能做到不主动要车马，如果没有也一样的采写就算不错了。

都是上班时间出来跑会，有当然最好，没有也无所谓……对主办会议的公司来说，花点小钱能在各大平台曝光还是值得的。

出钱的企业主怎么看待「车马费」？

Jessie 刚刚做了自家产品的首次公开发布会，在「宣传推广」方面花费了大约三万元。她觉得车马费这个事情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认识不少做媒体的朋友，很清楚他们的辛苦。作为文字工作者，工作并不易。车马费，我个人觉得是有合理性的。车马费从字面里面，就是媒体朋友出席活动现场，可能涉及到很多成本——交通、就餐等。这些成本，很合理地，应该由活动主办方来承担。」

小波是一家垂直类电商平台的联合创始人，公司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大范围做过传播工作，所以暂时也没有这方面的预算和支出。小波说：「我觉得车马费能够诞生和存在，本身有有合理性的，是一种资源的自我分配和调节。但是，这是由于本身公关和传播的薪酬制度不健全导致的，所以会有滥用的状况发生。」

去年九月，海尔发出了一封《没有车马费的媒体邀请函》，表示「这次活动海尔将不发放任何形式的车马费。不仅如此，此后海尔新媒体组织的任何对外活动，我们都将取消车马费。」但会根据记者文章的阅读量付稿费。消息一出，多数媒体人或者前媒体人表示感受到了侮辱：海尔不会真的以为很多媒体就冲着车马费去参会的吧？你看看百度 big talk 的嘉宾重量级，没车马费也照样很多人去。

海尔的那封邀请函写得很卖力，却遭到一番冷嘲热讽。也许它想改变这种「潜规则」和「陋习」，但并没有玩好。也许，等它强大到如苹果、如 BAT 了，本身的大事小情就是读者所追随的，不给车马费媒体人也是抢着去——但是 BAT 也不敢明着说：我就不给你们车马费，你爱来不来！

「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太低，所以记者自身就必需要市场化了。」

阿方经常给我吐槽那些浪费时间、主办方自 high、纯讲故事的千篇一律的发布会：

它们往往在一个「高大上」的星级酒店，晃着耀眼的夜店风灯光，产品创始人开始讲故事，并沉醉在自家全球最 xx、中国第一款 xx 的产品中，自己人狂欢着，记者们却板着扑克脸——哦，什么时候结束。两个小时散场后，没什么职业操守的记者们带着主办方那份填满了洋洋得意形容词的新闻通稿，复制粘贴发布；另一类记者逃离这狂躁，继续板着扑克脸写下见闻和评测。

大树一开始对给车马费这事儿有些情愿，而他在创业之前恰好做过媒体，也收过车马。轮到他想做产品发布传播的时候，他跟我说：「现在微博、微信随便搞个什么漫画、段子，大家不都转的挺疯狂的么，找几个 KOL，搞几次营销，我不信用户数上不来。」然而折腾了两个月后，大树还是没招到一个能写出「刷爆朋友圈的文章」的文案：「太 tm 难了……节操都甩没了，还是没人看啊！」

上礼拜，他乖乖的在 798 租了场子、请了几十家媒体，热热闹闹就完成了一次面向上千万受众的传播：「还是借用媒体公信力的传播——这样一算，比起烧钱打广告划算的不是一丢丢啊！」

多年前，大树也思考过车马费这事儿，怎么也想不通。从媒体人转出去自己创业后，他好像理出了车马费存在的道理：

「从企业角度讲，车马费是最简单、低成本的一种维持与媒体关系的形式，采用其他的如社会化营销、真做了超级牛逼的产品（多数中小企业总会高估自己产品的价值，看自己儿子都最棒）往往传播成本更高或可能性太低。有些企业还没有认识到这点。

从媒体角度讲，其实收车马费不是说一定要写软文，专业公关行业人士都认为『能产生自己有价值的观点的』才是值得尊重的媒体人。参加了一场发布会，得到信息源，独立写作自己观点，甚至提出质疑都是 ok 的。媒体产出内容吸引受众，媒体产生影响力和市场，企业邀请媒体关注并传达信息给受众。至于，记者是复制粘贴通稿还是产出观点，各家媒体的读者也不傻，对你『果取关』的成本只是点个叉。车马费？可以当做市场对媒体的认可和补贴么。」

「那，读者呢？」

「你认可谁家的内容就去 follow 谁嘛！因为车马费而折腰、只会唱赞歌的媒体总是会黄的。」

（文中所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2F0QRPd81mc8Zj7CYH

张译允

【案例】
如果造谣怎么办

张译允

【案例】
让悲剧被更多人看见：镜头背后与伦理之间

最近，一张儿童照片流传遍了各新闻网站和朋友圈。这个孩子身穿亮红色衬衫、蓝色小短裤和运动鞋，但是脸朝下趴在土耳其海滩上，已无生命气息。他是叙利亚难民，跟随家人在逃亡的过程中遭遇了翻船事故，小小遗体被潮水冲至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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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令人惊愕、痛惜的影像立刻在世界范围引起反响，并成为了叙利亚危机中流亡难民的象征形象。儿童遭遇伤害、虐待或被忽视的话题面前，人们产生痛惜和愤慨是不分民族和地域的。在关于此事件的媒体报道中，综合了文字、图像和音频等形式。在生命的消亡面前，文字不及影像本身对读者的触动更深。这背后，关于新闻伦理的思考从未间断。对于记者和媒体，作为人类的怜悯和出于职业要求对事件进行的残酷记录及公开，更像是一种恒常的矛盾，贯穿职业始终。从苏丹女童与秃鹫，到埃博拉的非洲爆发，无一不是对新闻从业者的煎熬——他们既要忠于职业，又可能背负道德枷锁。新京报传媒研究（xjbcmyj）小编梳理了历史上引起争议的关于儿童的新闻摄影，它们往往都摄于冲突激烈、发生生命伤亡的事件现场。一起回顾。

部分照片较敏感，易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

1955年9月15日埃米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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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芝加哥的14岁非裔美国少年，在去密西西比州探亲时，因涉嫌四天前与一个白人女子调情，被残忍地谋杀了。袭击者是白人女子的丈夫和哥哥。埃米案使得美国南部残忍的黑人种族隔离暴露，引起争议和关注。

1972年6月8日
战火中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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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越南小女孩在遭遇凝固汽油弹袭击后背部燃烧、赤身裸体奔逃的照片，在越南战争结束整整40年后，依然是人们对这场战争印象最为深刻的画面之一。这幅摄于1972年、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照片，把战争对无辜平民的残酷伤害直呈在世人面前，在美国激起规模巨大的反战浪潮，加快了越南战争结束。1993年3月26日
饥饿的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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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苏丹战乱频繁的同时发生了大饥荒，南非的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来到战乱、贫穷、饥饿的苏丹采访，抢拍下这一镜头。1993年3月26日，美国著名权威大报《纽约时报》首家刊登了凯文•卡特的这幅照片。接着，其他媒体很快将其传遍世界，在各国人民中激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大奖的那幅照片。
就在普利策颁奖仪式结束2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凯文卡特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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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上，消防员Chris Fields抱着Baylee Almon那瘦小的、血淋淋的身体。该照片捕捉到的瞬间，正是美国最大的悲剧之一：1995年4月19日的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这张照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

2008年9月7日海地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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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阿密先驱报摄影记者帕特里克·法雷尔记录了这个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中人们在生活中的挣扎。他目睹了当地的人们在2008年无情的飓风季时的残酷中的挣扎。这个岛国被四次连续的风暴袭击，灾害给他们留下的是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和对本已经脆弱的生活的大规模破坏。
2008年9月7日，在海地的Cabaret，5岁Tamasha Jean，Frantz Samedi的女儿的尸体被装上一辆卡车，在她尸体的周围，是其他被飓风Ike引起的洪水淹死的孩子们。

2011年12月6日阿富汗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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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的正在举行什叶派穆斯林宗教仪式的神庙发生爆炸，造成了超过80人丧生。这张照片表现了一个女孩在事故发生后尖叫着。
2012年11月20日加沙城，巴基斯坦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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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片拍摄于2012年11月20日，表现的是一个两岁儿童Suhaib Hijazi和他的哥哥Muhammad，兄弟俩在家中被以色列的导弹袭击炸死，照片中他们被叔叔抱着，去清真寺进行安葬仪式。这张照片获得了一个很有声望的新闻摄影奖
。2014年11月21日埃博拉在非洲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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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11月21日，Isatu Sesay，16岁，正在被埃博拉病毒所折磨。她神志不清，备受痛苦，当时躺在泡沫床垫上，3小时之后，她死在了塞拉利昂的Leone 。供职于《纽约时报》的Daniel Berehulak是世界上最早在这次疫情爆发中，拍摄照片、进行报道的三个摄影记者之一。

2015年9月2日阿兰 库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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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拍摄的是一个叙利亚三岁男童的尸体，阿兰·库尔迪，他的家庭试图从土耳其偷渡到希腊。
拍摄者Nilüfer Demir（尼呂費）说：“這是我唯一能做的，讓悲劇被更多人看見。”
“有时，媒体没有理由刊登反映死亡的照片”，网站Poynter's的工作人员Kelly McBride说：“然而，有时候这却是一个记者义不容辞的事情，欧洲正处于在剧烈的、历史性的、改变其未来的时刻之中，来自中东的难民迁徙将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张叙利亚儿童的照片，意味着很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zg3MDczOA==&mid=207854594&idx=1&sn=3a9edd03244aae8b0e9b222b414119ba&scene=1&srcid=IHdVWmahHhu9BMBTKGBx&key=dffc561732c2265150a2ad3a8c4f6fbc99f84c6393ee353a69ad8fb87fc2c029a14d2dab7adadcdb1a577cf6d84373e2&ascene=1&uin=Mjk2NDAyMjQyMw%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70000001&pass_ticket=9kEYOI08phhdDMqClIVCm%2Bc9yQqUzkTj9s0zrKEU4wbXCXCg9%2Fp8vSb9y7VqG1K3

张译允

【案例】
匈牙利女摄像师故意绊难民 已遭解雇

        据新华社电 匈牙利一名女摄像师在匈牙利与塞尔维亚边境地带拍摄叙利亚难民时，竟然故意伸腿绊倒一名抱着孩子奔跑的难民，这一行为刚好被别的摄像机拍到，引起广泛愤怒。
　　这名女摄像师名为彼得拉·拉斯洛，就职于匈牙利N1TV电视台。多个视频显示，拉斯洛当地时间8日不但踢了一名女难民，而且故意伸腿绊倒一名手抱啼哭孩子的男难民，导致那名男子跌倒，孩子被他压在身下，那名男子随后冲拉斯洛生气吼叫。这些视频传开后，不少民众表示愤怒，纷纷谴责拉斯洛“可耻”“冷漠”。N1TV电视台当晚发表声明，宣布立即解雇拉斯洛。据了解，N1TV电视台由匈牙利极右翼政党“为了更好的匈牙利运动”运营，而该政党反对难民涌入匈牙利、寻求收紧移民政策。匈牙利多个政党表示，将寻求对拉斯洛提起刑事指控，拉斯洛可能会因暴力罪名面临最多5年监禁。




  一批难民越境进入，匈牙利警方进行追捕，N1TV的记者在现场报道。令人意料不及的是，其中一名女摄像师，在一名抱着孩子的难民逃过身边的时候，显然易见地故意将其绊倒，随后视频显示出难民和孩子重重摔在地的响声。

http://news.sina.com.cn/o/2015-09-10/doc-ifxhupkn4765466.shtml?qq-pf-to=pcqq.c2c

殷玉鑫

【案例】
董卿节目中向狗下跪称被催眠 网友质疑是托儿

董卿被狐狸狗催眠 竟在央视一套公然向狗下跪

自打各种真人秀活动走红后，此类节目的节操值越来越低。央视近日推出一个名为《挑战不可能》的节目，在节目中董卿被狐狸狗催眠，她为了与狗的视线平行，竟在节目中向狗下跪。另一位主持撒贝宁为了节目效果，也是假装摔倒。众所周知，催眠术是神乎其神的技巧，狗会催眠简直是在侮辱公众智商，董卿被狐狸狗催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少网友提出批评，董卿被狐狸狗催眠，在春晚当“托”还不够，这次竟然在节目中向狗下跪，真是醉了。

据媒体报道，在《挑战不可能》第六期节目中，“狐狸狗催眠”尤为震撼，董卿为了与狗狗视线平行，跪地凝视狗狗，数分钟后她开始眨眼睛，产生些许疲态。董卿事后回想起这个挑战项目时，她表示“会让自己不寒而栗，感到害怕”。同时作为这场催眠之旅的见证人，董卿也坦言“当催眠的时候，狗狗和她的主人也是有感受的”只有产生心灵感应时才会被催眠。另一位主持撒贝宁看到狐狸狗“公主”后，竟突然倒地，立即引起全场哗然，不过随后便又站起身来。

催眠术是运用暗示等手段让受术者进入催眠状态并能够产生神奇效应，以便达到某种目的的方法。催眠是以人为诱导（如放松、单调刺激、集中注意、想象等）引起的一种特殊的类似睡眠又非睡眠的意识恍惚心理状态。其特点是被催眠者自主判断、自主意愿行动减弱或丧失，感觉、知觉发生歪曲或丧失。在催眠过程中，被催眠者遵从催眠师的暗示或指示，并做出反应。催眠的深度因个体的催眠感受性、催眠师的威信与技巧等的差异而不同。董卿被狐狸狗催眠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来源：观察者网

http://news.163.com/15/0927/17/B4HL513E00011229.html

殷玉鑫

【案例】
山西日报批医院拒收患者 "患者"被指系报社职工

微博截图

据称是当事人的评论

报社对医院评论的回应

医院称已整改

这两天，一家省级报纸突然成为了互联网上的医生群体集中抨击的对象。这是为何呢？

原来，这家报纸刊登了一篇报道，说的是家住山西太原的“宋女士”突发急症，被120送到山西省人民医院后，医院医生却因“床位已满”拒绝接收她，只好转院，之后记者采访也受阻。

这篇对医院充满谴责之情的报道发出后，网上舆论很快对医院展开了潮水般的抨击。然而，这家医院的一位医生，却在事情发生三天后站了出来，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首先，这位宋女士，其实是这家省级报纸的职工。可这些记者却只字未提…

其次，当时医院确实床位已满，而且躺在这些床位上的，也都为患急症的病人，甚至连平车都没有，设备也都在用。难道为了给报社职工看病，就要把这些病人赶走吗？这不是在索要特权么？可这些记者却只字未提…

第三，医护人员是在综合考虑后，才决定给这名病人转院，而这其实才是对她负责，并且当时医护人员还在积极协调目标医院的床位和抢救设备。可这些记者却只字未提…

至此，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自己又被记者偏颇的报道耍了。于是，舆论转而开始抨击报社记者无良。

令人震惊的是，这家省级报纸方面并没有就医生提出的这些质疑给出解释，反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名为《医生的谩骂与省委书记的整改》的稿子，宣称记者合理的舆论监督遭到了医生无理的谩骂，要求医院学习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面对央视的批评时，所表现出的谦虚。

但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山西省人民医院的领导不但没有要求报社澄清误报的事实，反而专门给报社发去公函，表示自己错了。

根据这家报纸的报道，医院的领导们表示，虽然医院确实没有床位了，但护士与120和患者家属沟通的语言不恰当，沟通能力差，沟通方式简单，所以决定调离当班护士，并对科主任进行了诫勉谈话。院方还表示，他们尊重媒体监督，而且决不允许发表一切“不和谐的攻击性言论”。

更重要的是，那名报社的职工，最终还是住进了这家医院。

当然，医院这样的态度自然是“火上浇油”，甚至还“引火烧身”了。许多网友就开始抨击院方的处理方式太软弱，认为医院领导是在牺牲一线员工的权利，息事宁人，不敢得罪犯错的媒体。 更有其他医院的医护人员表示，这家医院领导的做法太令人寒心，更是对闹事者的纵容。

笔者也认为医院的处理不妥。

首先，医院道歉的内容，是医护人员与家属沟通有问题。可报纸批判医院的，却是“因为床位满了就不收人”。——显然，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而且从医院的说明来看，床位满是事实，也确实无法收人，转院更没问题，而不是报道中所宣称的“医院不负责任”。

所以，医院方面至少也应该要求报社方面纠正错误的报道。否则，以后其他病人也效仿这位省级报纸的员工，因为医院没有床位就闹事耍赖，拒绝服从医生的专业安排，那医院还怎么正常运行，而这对其他病人又是否公平？

其次，医院最终接纳了那名省级报纸的职工的做法，其实也等于是在变相鼓励其他人，只要你有背景、敢闹事，就可以最终迫使医院让步。如果我们要建设法治社会，规范医院的运行，那么当医院没有床位时，就应该将病人转院救治，而不是动用“特权”逼医院收人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起事件中这家省级报纸曾在报道中提到，医护人员在起初看到病人被送抵医院后，曾表示“不是告诉你们床位已满吗？怎么还往这儿送！”。有其他医生分析说，这是因为120在送人前，通常会先和医院确认是否有床位，所以从报道中的这个细节来看，医院肯定是提前就告知120医院没床位了。那么，为何120最终还是送人来了这家医院，是120的问题，还是病人一方不服从安排，才是这起事件中引发矛盾的最主要问题。

可这个问题，不论是这家省级报纸的报道，还是医院发给报社的公函，都没有说明。

目前，这家省级报纸方面已经删除了那篇错误的报道和之后激化矛盾的稿子，但至今再没有就报道中的争议问题给出任何回复。可这种做法显然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于报社“心虚”的负面猜测，并坚定了大家认为报社“公器私用”的看法。

当然，有人也反问说，难道报社职工就不能用报社维权吗？凭什么就说人家是公器私用呢？这话问得其实有道理。可是，当报社在报道中避而不谈当事人的身份与报道中的事实争议，面对质疑又宣称那是“对记者的谩骂”，之后医院领导又第一时间就组织调查、第二天就把公函送到报社，并最终接纳那名病人…这种种的一切，都令人难以不去联想。

而最终的结果是，虽然表面上看报社是“赢”了医院，但实际上报社却成了舆论场上最大的输家，两篇不负责任的报道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不仅坑了报馆和当事人，还把医院的一线人员和领导都卷入了舆论的漩涡中。

这样的教训，值得所有媒体人都引以为戒。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新闻媒体在医护人员眼中，已经几乎就快没公信力了。

因为像山西这件事，其实在我们的舆论场上并不罕见。过去数年，耿直哥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记者写出来的关于医患问题的报道，遭到医生方面的强烈抗议，而最终的事实也证明记者的稿子存在较大的偏差。这对于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打击颇大。

其中的根源问题，则往往是医生很忙没时间接受采访，于是想抢新闻的记者，便仅仅采访了家属一方，就发出了报道。这样的报道，又怎能不造成误导？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记者或编辑为了骗取点击率，于是故意在微博上传播新闻时，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挑拨矛盾。

不过，这次那家省级报纸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因为其中还涉及了“公器私用”的嫌疑。这显然比一篇为抢新闻而出现的失实报道，在感官上更为严重和恶劣。

因此，笔者呼吁这家省级报纸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出来回应舆论对报社的质疑，有错的地方就诚恳道歉反思；若真有被误解的地方，也应好好说明。现在这样闭门不回应，不仅对报纸，对记者，对当事人都没有好处，更无益于修复这篇报道对媒体整体公信力的损害。

更重要的是，我们媒体难道不是应该报道真相，并传播对事件科学的认知么？

来源：观察者网

http://news.163.com/15/1005/09/B55EPQOF00011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