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蔼可亲的学界长辈李瞻先生

刘海明

【案例】

和蔼可亲的学界长辈李瞻先生

和蔼可亲的学界长辈李瞻先生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段京肃

李瞻先生辞世的噩耗传来，不胜悲痛，先生那挂满如春风般和蔼微笑的、典型的山东大汉的面庞马上浮现在脑海中。说实话，用“学界泰斗”、“高山仰止”、“学富五车”这些褒扬之词评价先生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是在我心中先生始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谦逊长者。最早知道先生是1983年至198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看到了先生的大作《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细读之后为那广博的学识、丰富的积累、严密的逻辑和精彩的论述所折服，我新闻学入门的许多知识就来自于先生的这两部书。对于我这样的新闻学菜鸟而言，先生的学识和人品都是高山仰止式的存在，很有不能拜入先生门下的遗憾。可是那时两岸隔绝，心中连面见先生的奢望都不敢有。

走上新闻教育工作岗位以后，却不断得到先生的各种信息和实质性的帮助。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给大陆多所大学新闻学院（新闻系）的赠书。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83年以后兴办的一批新闻院系存在着两大困难，一是缺师资，二是缺图书资料。师资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而图书资料则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的，有些院系的图书资料基本上是空白，尤其是海外最新的图书资料连一本也没有。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众多新闻院系的正常教学活动，更别说满足初步科学研究的需要了。忽然有一天从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台湾政治大学著名教授李瞻先生将向大陆多所大学新闻系赠送一批新闻传播学的专著和教材，兰州大学新闻系名列其中。我们感到了意外和惊喜，于是天天盼着这一批宝贵图书的到来。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这些图书的入关颇费了一番周折，复旦大学的陈桂兰院长等领导找关系跑路子，费了好大劲才完成了通关手续，这批书顺利地进入了这些学校。在我们那儿这批图书便成了系图书资料室的“镇馆之宝”，为充分发挥其作用，曾规定老师们只能在资料室阅读不得借出带回家中。几乎所有教师早期对国外和台港地区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的了解和认识都来自这些图书，对开阔大家的学术视野、充实教学内容、了解现代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对地处偏远落后地区学校的师生而言，简之就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的感觉。后来在交流中得知，先后有30多所大学的新闻院系得到了李瞻先生的赠书，为新时期大陆新闻传播学的教育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

90年代初，随着两岸关系逐步改善，先是台湾的学者可以访问大陆了，李先生便多次来大陆进行访问和学术交流，于是我在许多场学术会议上见到了先生。但先生是著名学者，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讲师，和先生无法在一个层面上交流，每次见面只是上前尊敬的问好握手，坐在台下聆听先生的高论，当然每有心得，对先生越发尊敬。可是先生却始终牵挂着我们这个边远地区的新闻系，每次都要问到他所认识的老师，关心我们的办学情况，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做些什么等。我也曾多次邀请先生有机会到兰州访问，先生表示有十分的兴趣。

到了2001年先生的兰州之行终于实现了。2001年8月由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承办的“世界华文媒体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和敦煌举行。（关于这次会议我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上已有专文介绍，此处不赘。）来自海内外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李瞻先生和师母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嘉宾，安排会务时也确定为重点接待对象，指定了专人负责对接。开始我们的心态是小心翼翼的，对李瞻先生、方汉奇先生等上年纪的老先生格外客气，生怕招待不周引起他们的不高兴，我甚至要求参加接待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必须时刻面带笑容。可是很快发现老先生们是那么和蔼可亲，不但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反而十分关心我们这些小年轻，叮嘱大家不要太累，好好吃饭，大家感觉像自己家爷爷一样。其实限于条件和办会经验不足（那时兰州没有什么会务公司服务外包之类的社会服务机构），我们在会议服务和接待方面肯定有许多不到之处，会议中也有一些代表有不同的挑剔与不满，有人也公开地发牢骚，可是李瞻先生方汉奇先生等老先生们却从来没有任何抱怨与不满，相反给予我们的总是不断的表扬和鼓励，令我们感动。这次会议从兰州开到敦煌，中间是为期三天行程1200多公里的拉练式文化考察。说实话作为会议的主办者我是很担心的，会议代表中有一批年龄超过60岁的老先生，特别是像李先生方先生这样快80高龄的老人是否能承受这样长时间长距离的跋涉，我心中无底。尽管我们专门请了随行医生，但仍有朋友私下说我“贼大胆”。可是令我意外的是，几位老先生一路上精神十足，毫无疲惫之意，对西北大漠戈壁、对古代文化遗存等都是兴致勃勃，倒是有相对年轻的老师用到了医生。特别是在敦煌鸣沙山游览时，李先生和方先生等老先生们硬是和许多小年轻一样一步步的登上了沙山的顶峰。李先生可能是看我前前后后地招呼大家，怕我累着，总是劝我抓紧时间多歇一会儿，他还总是邀我在经典景点拍照留念，令我心中暖暖的。会议在敦煌结束，分别时先生紧握我的手反复表达感谢之意，并邀请我有机会再访台湾。

过了一个多月，我收到来自台湾的信件，是先生寄来的。他除了寄来在他的相机里拍摄洗印的照片，还亲笔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对我们举办的会议进行了表扬，反复地表达了谢意。令我汗颜的是，在信的开头先生居然称我为“京肃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何德何能敢受先生如此厚爱。那年会后不久我便离开了兰州大学，可是在兰州和先生相处的一个星期留下的美好记忆却是永久永久的。

后来，先生每逢节假日总会不定时的给我寄来一张贺卡，总是他亲笔书写，抬头上又总是熟悉的“京肃兄”。先生还先后寄来几本他的大作，扉页上的题赠也总是先生亲笔书写。每当此时，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庞。

来源：镜鉴工作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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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邓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