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芬,79岁的新华社退休新闻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三次驻蒙古国,承担报道任务,感受“外交风云”。退休后,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作为“奶奶级”的“编外校对”,同年轻人一起月出而作、月落而息,为稿件“零差错”而努力。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 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编辑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汇集到这里筛选、编辑和排版。不管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欢引人注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白天在家里,她最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浇水施肥。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眷恋。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在陈素芬的世界里,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工作中她极少闲聊,只和编辑沟通稿件中的问题,多余的话不多说一句,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 报社夜班编辑的工作特点,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标配”。几年坚持下来,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会有熬不动的疲惫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记者发问,“校对陈老师快八十岁了,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年轻的编辑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奶奶级”的“编外校对”,似乎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她肯定有什么强大的动力支撑着,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大家越想越好奇。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 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 1979年,她和丈夫巴塔尔仓第二次去蒙古国。儿子就留在国内,由姥姥姥爷看管。 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丈夫是首席记者。她除了收稿、译电、发稿等,还承担起所有一切杂务。 1998年,刚退休没几天的老巴,一天大清早突然吐血。 老巴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午就走了。 老巴走后,面对众人的担心,陈素芬不愿过分悲悲切切,说“不行也得行”。 她一边上着班,一边调整着心情,撕心裂肺的痛慢慢消散,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关于校对工作,有人戏称,这个岗位是“隐形”的,工作也是“隐形”的——做了很多别人却不知道,这又是一门“玄学”,似乎不管看多少遍,都会发现有错误。所以现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错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陈素芬眼里,工作质量不能因为年龄而有丝毫折扣。她觉得,校对人员不能给自己“允错率”。稿子在陈素芬手里,向来是用点校法,即用笔点着字一个一个过。她看过的稿子草样,都画满了红道道。 她校对的文章有一段王阳明原句的引用,“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错将“扳”写为“板”。古文本就拗口,而且二字差别甚小,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注意到。 陈素芬看到这句,虽未读过王阳明原文,但有着几十年的文字功底,她凭语感意识到有问题,经过核查,果然是部首错了。这类错误,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注意,但陈素芬有一种执着,坚持自己手里出来的活,不能有问题。 由于截稿时间不确定,报纸夜班编辑要熬的夜,似乎没有尽头。到后半夜,人会抵挡不住困倦,头晕脑胀、两眼发花,还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证不出错,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抗,一般人真的撑不住。 尤其是后半夜等待发稿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机、看小说,试着用各种办法打发这漫漫长夜。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只要稿子一到手,就开始弯着腰,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公分的地方,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 缺钱吗?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儿子就不建议她上班了,“是自己闲不住,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 目前,她是国社退休返聘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报社年轻编辑记者都尊称她“陈老师”。说起陈老师,大家最多的评价,“有她在,放心。” 每当遇到战役性报道,大家都熬得很晚,迎着第二天的朝阳回家,是常有的事儿。陈素芬也和年轻人一样,什么时候在最终版样签上自己的名,什么时候结束,只要没有签,就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这是我们老一辈新华人的优点,我是向老前辈们学习。” 当年19岁开始的夜班,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与各种错误较劲,也折腾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赞美,她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问“这样的夜班准备上到什么时候”,她回答:“只要单位需要,我能干得动,就一直干下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有删减) 文章来源:长江传媒研究 编辑: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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