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力丹：新闻传播学研究必须与互联网的传播环境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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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力丹

文章来源： 再建巴别塔

新闻传播学应能阐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现象

新闻学属于应用学科，基本理念就那么一些，至少目前不存在过时的问题，但需要依据传播环境的变化对原有理念做一些内涵和运用方式的调整。新闻学应能够阐释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传播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令人信服地予以阐释，那它存在的合法性（多年来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的质疑，其实就是对新闻学合法性的质疑）就会受到质疑。

因此，比如关于新闻、新闻价值、新闻真实等概念，客观性原则如何运用等问题，都需要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重新思考。例如“新闻”原来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新闻工作是从时间的河流里捞新闻。而现在的互联网是泛时空的信息海洋，仅以时间为标准的“新”，不能满足未来人们对新闻的需要，因为网民的接受行为不再受制于线性时间。对他们来说，新闻源从河流变成了海洋，新闻的提供者需要从这片无限的海洋里捞新闻。因为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选择，超越简单的“发生了什么事”的新闻知识类型，超越对线性时间的追逐，而现在的新闻提供者，也有能力通过处理更多的事实，提供关于事实的全新理解，即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知识”。

关于传播学，需要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互联网传播方面来，不能再把大众传播作为教学和研究的主体。例如原来阐释大众传播现象的“议程设置论”已经不能完全解释互联网传播现象，但“议程设置”的理念启发了新的研究，2014年发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论文《探索“外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景”：网络议程设置研究》（Exploring “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 A Network Agenda-Setting Study），作者就借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第三层议程设置模型。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很少有类似在中观以上层面对原来的传播学理论做出修正的成果，而多陷于对各种最新传播形态“特征”的描述上（数亿人在玩的东西，研究它的“特征”给谁看？），没有走出来。

我们无法完全看清未来，但大体趋势是可以感觉到的，即互联网已经颠覆并还在继续颠覆原有的社会结构。目前可以做的事情是：及时向社会提出关于互联网对工作环境、工作方式、消费方式、连接方式、商业模式重构（Re-Imaging）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别要研究互联网对人们观念的重构、消息传递的重构、内容生产的重构、人们日常生活中消费支出的重构，还有新一代（12-24岁）对互联网用途的重构，向社会各方面提出忠告、警告，让更多的人对未来有所把握，不能固守习惯了的工作模式和生活方式，要像习近平所引用的“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与时俱进。

新闻传播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现在新闻传播学教学中存在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即一讲课或写文章，满篇都是外国学者的理论。目前尚没有中国学者提出、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术假设、公式。学术研究要求运用学术理论来论证所要研究的问题，使用诸多来自外国的理论可以理解，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理论要根据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环境加以讲述，要用中国的实践来说明、发展，修正已有的理论假设或公式。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较差，生吞活剥的现象比较严重，但不能用“西化”来扣帽子。

马克思主义就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继承了西方最优秀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典型的西方思维的精神成果。我们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一种“西化”。负面使用“西化”概念是一种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思维判断。19世纪的全球精神与物质交往，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这样的认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共产党宣言》）现在全球信息传播已经同步，划清“东-西”的思维恰是马恩所批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什么叫“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其实在跨文化交流中不论“西化”还是“东化”，都是做不到的，因为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一种融通。传播学名著《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利贝斯、卡茨）已经用很多经典案例对此现象做了论证。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能力，几千年也未被其他文化“化”了什么，反而“化”了它们，习近平5.17讲话里就把西方来的佛学视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把“释”列为中国“各家学说”之一。

中国没有现代新闻学的历史基础，新闻业以及随后的新闻学都是从西方引入的。现在中国新闻学的基本结构，与世界各国的新闻学大同小异，因为它是应用学科，不多的理论均来自新闻传播的实践，而各国的新闻实践是差不多的。习近平要求记者“要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事实”，客观、真实、全面三个概念都是源自西方的。在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文献里就有一批介绍并应用西方新闻学理念论证问题的文献，例如《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从五个W说起》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传播学的概念进入党中央的文件，成为社会共有的理念。

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很艰难，因为缺少甘坐十年板凳冷的工作环境和心态；研究者与新闻传播实践的距离较大，也是难以出现新学理的原因之一。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学科，不能像哲学那样埋头于发明玄虚的概念，即使有人发明了，也不可能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认可。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必须实在，并给人以释怀的感觉，才可能得到中国和世界同行的认可。

当前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

目前应该在中观以上的领域多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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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对社会传播结构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该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可能带来的种种悖论以及对悖论的解读。

2.互联网发展趋势和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各方面的应对。

3.对互联网的批判性认识。网络发展的任何一种趋势都是双刃剑，指出可能的负面影响，比点赞正面影响更重要，纠正不科学的偏见则更为可贵。

关于当前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我在教学中陆续组织研究生写了一批文章。这些文章较早地提出了问题，但囿于当时的认识局限，水平并不高。希望有更多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

1.《以互联网思维看互联网和关于互联网的研究》（陈力丹，《新闻界》2015年第20期），背景：人们习惯于从自身的逻辑出发，把互联网视为延伸价值观和影响力的平台或工具。事实上，互联网更是一种重新构造世界的结构性力量，它重新聚合了社会资源、市场资源（包括整个社会传播形态和路径）。社会不知不觉中呈现着与传统社会的不同。“传统媒介一直是作为少数人的传播工具而存在于社会里，而很少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用并自由地进行分享。而互联网恰恰激活了比机构更为基本的社会基本单位——个人，使每个个人都成为这个传播系统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基本单位。”（喻国明）

2.《从4G、5G到未来的光子计算机》（陈力丹、陈少娜、高璐，《新闻爱好者》2016年12期），背景：201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在圣迭戈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公布了5G技术标准化的时间表，2020年制定完成。我们还需要继续向前看，提出这样的问题：计算机可不可以是超常的？让人们彻底甩掉电子计算机带来的种种烦恼？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光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3.《关系：移动互联时代传统媒体转型的逻辑起点》（陈力丹、费杨生，《编辑之友》2016年7期），背景：传播也是一种关系，在传播学视角下的人际传播、小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大类分析中，任何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的。移动互联网的交互、实时、便携，更将传播深深地打上了“关系”的烙印，并产生了颠覆性的重构效应，促进新型关系的形成。这种重构效应已经从理论思辨走进了现实的实践，并引发对互联网属性的重新思考。一切皆可全时空连接，个体甚至是某些智能化的物成为连接的重要节点。

4.《互联网重新定义了媒体》（陈力丹、费杨生，《青年记者》2016年5月上），背景：新的移动设备＋互联＋用户界面＋沟通方式+美观……重新定义了人类的生活和习惯。移动化、社交化、视觉化的背后是互联网的重构力量。互联网重构的是整个社会生活环境、产业逻辑。对传媒业而言，移动互联网并不是简单的渠道转移、产品更新，而是信息采集环境的裂变，新闻信息获取、传播和解读的渠道或方式的重构，以及对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盈利模式、内容生产方式和组织架构体系的颠覆。

5.《沉浸传播：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陈力丹、丁文凤、胡天圆，《新闻爱好者》2015年1期），背景：沉浸传播反映了人对媒介的深度依赖，以及充分媒介化的生活环境，目前已经变成一种现实。互联网建构的这个世界，让人们“沉浸”在其中，满足需求和提升自我。传播无所不能：娱乐、工作和生活边界消失。未来社会利用云技术，把过去分布在各个角落里的内容聚合成一个统一的网络。未来的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形态。

6.《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陈力丹、谭思宇、宋佳益，《编辑之友》2015年5期），背景：“沉默螺旋”假设的核心问题是民意。在社交媒体上，有大量的态度表达，形成了意见气候。在意见气候的无形压力下，普通用户感知自己的观点与被感知的多数意见一致时，倾向于表达，保持沉默，甚至妥协向相反观点。这些现象我们在日常社交媒体的使用中会有所感觉，只是没有认真想过而已。

7.《互联网条件下“新闻”的延展》，（陈力丹、胡杨、刘晓阳，《新闻与写作》2016年5期），背景：互联网条件下新闻对线性时间的超越以及新闻形态的变化，带来了对未来新闻生产方式的想象，从提供“关于事实的知识”，转变到还必须提供“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知识”。

8.《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新闻与写作》2016年3期），背景：新闻传播学界需要在复杂而陌生的网络传播环境中，多向公众和官员们提供关于互联网条件下新闻传播的比较科学、理性的认识——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就现实人类新闻活动来看，新闻真实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过程真实，特别是越来越表现为多元传播主体共同再现、塑造的真实。”（杨保军）

9.《从嗡嗡喂看新闻聚合网站的新闻价值运作路径》（陈力丹、何健、马骏，《当代传播》2016年第6期），背景：新闻聚合网站的运行软件，每天对成千上万个与之合作新闻社交媒体的数据进行扫描，这类运行建立在众人新闻选择的基础上，比记者根据新闻价值的经验判断选择新闻精准得多。于是，关于对“新闻价值”的经验判断，现在遇到了软件判断的挑战。

10.《原生广告及对传统广告的挑战》（陈力丹、李维嘉、万紫千，《新闻记者》2016年12期），背景：什么是广告？广告即“展示”；什么是广告学？即千方百计设想如何“展示”以吸引公众的眼球。然而，广告多以生硬地打断观看的线性秩序为前提。网络原生广告（Native Advertising）打破了广告传播“展示”特征，实现了有价值的内容与广告的无缝融合。如果未来的媒体广告和广告学理论不能跟进这样的变化，媒体无法生存，广告学也会被其他的“学”替代。

11.《“用户体验”的新型媒体生存模式》（陈力丹、王之月、王娟，《新闻爱好者》2015年5期），背景：如果说传统媒体曾以“为读者服务”作为一种职业理念的话，那么互联网时代新兴媒体的职业理念就是“用户体验”。设计的每个创新点，或技术，或内容，或服务或其他，都应该围绕用户需求、服务于用户体验展开，才能够引发用户共鸣，从而有可能获得成功。成功给予用户满意的体验就是商机。

12.《重构媒体与用户关系》（陈力丹、史一棋，《新闻界》2014年24期），背景：用互联网思维考量媒体，媒体与受众的地位将反转过来，受众变成了提出各种信息要求的用户，包括新闻，但绝不仅仅是新闻。媒体必须重构与用户而不是受众的关系，主动寻找自己的用户，稳定用户和不断拓展新用户。时兴的对话新闻学便奉以参与和互动为本质特征的互联网思维为圭臬，借助技术实现了用户深度参与新闻内容的生产，重构媒体与用户的关系。

13.《看客心理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延展》（陈力丹、李志敏，《法治新闻传播》2014年第6辑），背景：现代传播技术，潜在或直接地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一旦人们接受一种传播技术，也就无意中接受了其行为逻辑乃至价值。现在人们无聊的时候争分夺秒地刷“朋友圈”，便是新传播技术造成的一种新型围观的方式。

14.《互联网语境下的新闻误读》（陈力丹、李林燕，《新闻与写作》2016年9期），背景：互联网下的新闻误读情形有了更为复杂的表现。专业新闻传播者和用户传播者都在造成更多的误读，网络新闻传播的互动造成更多的误读。新闻误读并不全是对于新闻的错误理解，可以视为一种对事实的不一样的理解。互联网语境中的新闻误读，如果已经形成一种显在的误读，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误读一定意义上是对新闻的一种创造性生产，具有创造性价值。

15.《大数据与新闻报道》（陈力丹、李熠祺、娜佳，《新闻记者》2015年第2期），背景：大数据不等于全数据、真数据。数据自己不能说话，记者需要借助一系列算法在数据中挖掘出意义。算法不等于判断，从数据世界进入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稍有不慎就可能做出错误的报道。照相术刚发明之时，人们普遍认为它能够担当起真实再现客观世界的任务。但后来人们发现，照片说谎的技巧比文字更加高超。如今人们对大数据的期待，类似于当初对照相术的期待。

16.《时空紧张感：新媒体影响生活的另一种后果》（陈力丹、毛湛文，《新闻记者》2014年1期），背景：信息社会的知识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传统的印刷媒介时代，当信息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无形中增加了人们信息处理的负担。新的网络应用软件被不断研发出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提升速度却赶不上渠道的更新速度。时空压缩的感觉，使文化从永恒和经典中跳脱出来，转而更关注当下的流行和变化的未来，加速整个社会运转脚步。

17.《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陈力丹、金灿，《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7期），背景：数字鸿沟作为一个伴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发展而继生的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现象，其产生受到各项社会本身存在的不平等指标和因素的影响，在信息技术接入前，经济基础、教育程度和接入意愿的差异，以及信息接收时网络技术水平、信息使用模式和网络媒介素养的差异都会造成并扩大数字鸿沟。

18．《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出路》（陈力丹、宋晓雯、邵楠，《新闻记者》2016年第8期），背景：传播学产生于社会工业化的背景，因而是大众传播的阐释者，即使是技术学派，研究的大多是适于大众传播的技术，批判学派批判的，也是基于大众传播的各种现象。传播学未来发展如何走？目前可以想到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某些理论，综合起来解释互联网传播现象。还有就是在互联网条件下发展那些并非完全限于大众传播的理论假设，或受原来适于说明大众传播的理论假设的启发，在互联网传播里发现新的传播规律。

19.《新传播形态对传播顺序的改变与挑战》（王艺焜、张晨，未定稿），背景：新传播形态下的信息传播，呈现非线性、圈层、超链接的方式，改变了以往的信息发出和接受的线性顺序。在新传播形态的传导和转译下，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图景被肢解，“强力浏览”和秒杀式的跳跃阅读，替代了逻辑化、有条理的信息接收。

20.《互联网传播形态下人的记忆方式和内容偏向的变化》（赵睿楠、李京婧，未定稿），背景：人类记忆与动物记忆的区别在于，人类创造了完善的记忆媒介系统，实现了记忆的外化，从而突破了个体记忆的时空限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媒体，正在改变人类的记忆模式。更多的选择性记忆在于重要的信息点和信息的获取路径，而不是具体的知识要素（具体时间、地点、观点的原文原话、情景等）。但在信息搜索极为便捷和快速的条件下，基于知识积累的理解力显得更为重要，知识的记忆对理解的本来作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基于知识积累的理解力仍然需要良好的记忆，否则，面对丰富的材料和精确的数据群，没有思想的白痴会多起来。

21.社交媒体下的群体性孤独（Together Alone）。背景：虚拟社交让用户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不断切换，联系越来越多。但人们因此开始丧失独处的能力，一旦出现独处的情况，就会变得焦虑、恐慌，然后拿出手机，打开社交媒体，尝试用联系他人的方式解决孤独的恐慌。

22.社交媒体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叠加现象。背景：随着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崛起，民众对社会公共议题的关注总体在下降，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活和境况，私人领域议题越来越公共领域化，购物、娱乐等以往事关自己的事情越来被放在公共领域讨论，情感在公共传播中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具有私人属性。

（本文摘自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9期）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  新闻记者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A0ODcyNw==&mid=2459969098&idx=1&sn=364dfb6e46a0e220ab797c15eb1bb56c&chksm=ff22e9f2c85560e45589baf03c82b74a9213754c53155ad30b8fad9c58ed8c3669f502fe7e09&mpshare=1&scene=1&srcid=&from=singlemessage&ascene=1&devicetype=android-26&version=2700033c&nettype=cmnet&abtest_cookie=BAABAAoACwASABMABQAjlx4AVpkeAMeZHgDTmR4A3JkeAAAA&lang=zh_CN&pass_ticket=PVAonfKVFRczRtBWsZuNxI%2FNR%2FHT3Uo%2Fyoz2Hj0AUc%2FT9X7x9LpkIVUJaOULjIjs&wx_header=1

编辑：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