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归来

刘海明

原创 2016-02-03 南风窗记者李少威 南风窗


人到中年，他回来了，因为现实而洗净叠好的理想主义旧马褂，再次翻出来穿在身上，依旧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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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之后再见秦朔，感觉他已经瘦了一圈。

从《第一财经日报》挂冠而去，创办“秦朔朋友圈”这个小微企业，变成了一个“基层媒体人”，采访、写作、编辑，日程紧密得几乎水泼不进，他的忙碌甚至让团队成员心疼。

但是，卸下了一身外加的荣衔，却也丢掉了一切让人瞻前顾后的枷锁，他又可以写一些“在位子上就写不出来”的好文章了。

那天是1月5日，我在他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和他对话，再次感受到他那自然而然的温润。



我一直在思考，作为一个中原汉子，他的这种温润来自何方？一度以为这是他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太长的结果—因为他话语末尾总带着“的呀”这种上海味道，可以软化语气。

在我的印象中，有修养的上海人是一种珍珠般的温润，是半天生的。但秦朔不是，他说话的内容常常电闪雷鸣，话语却还是和风细雨，这说明是某种磨合的结果。后来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个人职业历程以及心路变化，我才明白，不像珍珠，而更像和田玉籽料。前者在静如处子中天然生成，而后者则必须跟着玉龙喀什河的水流，一直翻滚碰撞，才把外表磨得细腻紧致，内心则变得更加强硬。

1月18日发表《致李彦宏书》之前，我看到了他在朋友圈的震怒：“看来不写点东西是不行了！”

发表之后，他又写道：“我不知不觉在第一财经覆盖的这些领域，越来越走回《南风窗》的立场和情怀……For the public good。这当然会使我和财经商业界拉开一定距离，so what？”

人到中年，他回来了，因为现实而洗净叠好的理想主义旧马褂，再次翻出来穿在身上，依旧熠熠生辉。

他们配不上
“是的，又回来了。”

他说，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一过”，“我现在就是在过一个省察的、创造性的人生，我觉得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太晚了一点，应该更早一些走这条路”。

2015年6月初，《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辞职。这是他在2004年一手创办的报纸，此时早已家大业大；在传统媒体的一片哀声之中，他还刚刚谈妥了阿里的12亿元注资。在这里待着，足以让他在一个很高的社会地位上体面地接续后半生。

但他选择了自媒体创业，辞职的时候，连自媒体的名称还没有着落。

很多人惋惜，那是一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位置。秦朔说，总编辑，本质不就是总是在编辑吗？没觉得有这个名头就怎么样。

“最重要的原因是，现实中很压抑，不快乐。”

一家财经媒体，主要报道的对象是投资和商业，日常接触很多企业家，很多富豪，从中窥见了一个阴影生态。

“我们接触的还是好的，因为第一财经毕竟是个品牌，一般的企业我们根本也不接触。”秦朔说，“但在接触的过程中我还是发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过去媒体的生存模式，很恶心嘛，整天给企业弄这个弄那个，今天要你写广告，明天要你写软文，后天要你搞这个公关那个线下服务，乱七八糟。”

“天天接触这些嘴脸，慢慢地就有些不舒服。”

秦朔觉得自己不是“正宗意义上的媒体人”，他偏好研究，研究企业家、商业行为，在表象的新闻报道背后，他掌握着更多的真相。“我就觉得你们配不上（让我去服务）嘛！”

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喜欢写文章，不受束缚地写文章。“在传统媒体，社论写多长，头条写多长，边栏写多长，故事写多长，全部条条框框，现在的写作是随心而动、随势而行，没有禁锢，但又尽在掌控之中。写1000字可以，写1万字也可以，只要言之有物、有料、有情、有义就行了，差别很大，现在是一种完全绽放自我的写作方法。”

他说，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时候就写不出现在的文章，所以走出来之后，就有一种“反戈一击”的快感，由于长期压抑，更显酣畅淋漓。

他没有说明“反戈一击”所指是哪些文章，但对应这些话语内容，自然会联想到《反思中国富豪十大错》。

那天刚好他的一个朋友过来看望他，朋友说，现在的秦朔不是以前总编辑室里的秦朔了，那时候能感觉到他有很多话憋着想说又不好说，现在，多畅快。

秦朔说，有些人感觉压抑就算了，但我不行，有机会我就要说话。

他说这不是离开的原因，而是离开后的自我觉醒。但我觉得，如果相信冥冥中有某种力量推动着人生，那毋宁承认前者，也许更加准确。



安静的书桌
我和秦朔的助理Molly说到秦朔“瘦了”的问题，Molly说，这么辛苦，能不瘦吗？

前一天，1月4日，秦朔去了北京，当天晚上又回来了，这一天的日程可以代表他现在的日常工作状态。

早晨5点半起床，6点出门赶赴机场，7点50坐上飞机，抵达北京后马上前往一家餐厅，跟一个金融机构负责人“交流一些看法”。到得比较早，他打开电脑开始写文章，写的是“宝万之争”的第二篇，因为头一天刚发表了第一篇。下午参加搜狐的年度传媒盛典，集中见到一批朋友，向陈朝华、何力等人约了几篇文章。传媒盛典结束，大概16时，他去了宜信财富，采访创始人唐宁。离开宜信的时候已经快19时，宜信的司机把他送到了首都机场，进到贵宾室大概是19时40分，他又打开电脑写文章，但此时文章已经换了题目，因为新年开市第一天的股市“熔断”成了最新热点。21时15分左右写完，用时1.5小时，中间因为肚子饿还去吃了一碗炸酱面。

他说这是“回到了一个最原始的媒体人的工作状态”，但上面的日程，会让每一个媒体人都深表“同情”。

马化腾却在秦朔的微信朋友圈回复说：相信你喜欢现在的工作状态。

“我当然喜欢了，我就是很享受这种状态。”秦朔说，“一个医生一天要开几台手术，如果内心是抵触的，他不可能坚持很久。我喜欢这种生命利用方式，生命就是时间跟空间，让所有的时间空间都得到有效利用，在所有的时间空间都不放弃观察、思考、阅读、接触、交流和写作，这种状态特别适合我这种人。”

有了便捷的互联网，随时随地都可以工作和阅读，对秦朔而言，每一天里会有很多碎片时间，但从来没有被浪费的时间。

他出门总要拎一个袋子，里面带着他要读的书和报刊。这天因为打算继续写作“宝万之争”，准备的是3本金融类书籍。一本汇丰前主席葛林写的《金融的王道》，一本席勒写的《金融与好的社会》，最后一本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布的《2015全球金融报告》，那是他去乌镇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拿回来的。

如果在家里写文章，他会在书桌旁边放一张椅子，上面堆上二三十本书。“脑子里本身有个书架，遇到一些问题就会想到某本书，顺手就要能抽出来，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又不喜欢书桌上堆很多东西，一多脑子就胀，所以需要一张放书的椅子。”

多年前秦朔已经说过，他的理想状态是“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结合起他出走的目的，我就问，你离这张书桌更近了吗？

他说，现在拥有的是“一张安静而流动的书桌”，可能今天在这，明天在那，但它已是完全按照自己的真性情来写作。“安静的书桌不是有闲的书桌，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己掌控的东西。”

他说自己“本质上是比较宅的”，但如今的忙碌让他只能给这张书桌加上一些注解。“毕竟企业刚起来，队伍还需要培养，我个人的压力比较大。（2015年）12月份他们统计工作量，我给整了20篇，写得太多了，这样我用在做研究的时间就少了。不过比在报社还是好多了，不用今天被叫去开个会，明天被叫去参加个活动，活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要求和约束里面。”

Molly说，看到老板这么努力，自己也很感动。

这就是创业的样子。1990年大学毕业后，秦朔就开始了“和田玉”在玉龙喀什河里“滚”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精神层面，丰富而漫长，但如果写简历，却出奇的简单：《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秦朔朋友圈”。到目前为止，他只经历过3个单位，而且每一个要么在创办不久后加入，要么自己亲手创办，他似乎总是“无福消受”成熟期的成果。

秦朔说，他很喜欢梁启超，喜欢他的那句话：但开风气不为师。



“Nice的人”和批评者
他给自己的自媒体选了“秦朔朋友圈”的名字，是源自同学吴晓波的推荐。吴晓波说他人比较Nice，朋友多，大家都买他的面子。

的确，在中国，可能很难找出另一个像秦朔这样被广泛认可的非商业界人士。去年10月16日“秦朔朋友圈”上线的时候，临时决定要搞一个活动，秦朔作为公司“老板”亲自上马邀请宾朋，5天时间就在黄晓明和Angelababy结婚的地方张罗起一个在商业界可谓“明星璀璨”的派对，中国10大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都给他发来了贺信。

刚刚把企业办起来的时候，他的微信通讯录里只有一两百个朋友，现在已经增加到四五千个。自媒体叫“秦朔朋友圈”，还真不是幌子，朋友资源是相当重要的内容来源，那些有名的外稿作者是他的朋友，那些“跺一跺脚抖三抖”的访谈对象也是他的朋友。第二天要写篇文章，而他还没有想好题目，他就会在微信朋友圈让朋友们提建议，再把这个建议往几个专业群里一丢，文章思路便基本成型了。

他跟许多知名企业负责人联系频繁，也是通过微信。“企业家是一种什么动物？一种没有时间的动物，你跟他约访问，大多数时候根本不行，你就单刀直入想问什么问什么，如果你问的问题很蠢，他没有兴趣，那他就不回答，就结束了。”

秦朔说，朋友圈这种社交属性，使得一个人可以连接一切，四海之内皆兄弟，无穷无尽无边无界，他认为朋友圈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抬起头，他捶了捶脖子说：“如果真要找一害，就是天天低头，颈椎出了问题。”

在一般认识里，这种社会关系是值得炫耀的，但我无意为秦朔炫耀，而只是一种铺垫，因为他同时必须面对一种矛盾：跟这些企业家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一个理想主义者要怎么去开展批评？

虽说“但开风气不为师”，今天的秦朔恐怕再难避开“为师”的位置。他带着对中国富豪的不屑离开《第一财经日报》，追寻一种批评的自由度和开阔度，但要实现这种精神愿景，就不能选择性地批评。

所以，就像对李彦宏的批评一样，他必定会“和财经商业界拉开一定的距离”，还要对着自己的内心说一声：“So what？”


批评只是手段，就像卢梭憧憬“德性的统治”一样，他的理想主义在更宏大的层面上是要给商业灌注伦理和德性。

“在国内，过去这些年经济增长了N倍，但人们的快乐指数、幸福指数增长很少，带血的GDP、高碳的GDP、雾霾、三聚氰胺等等，人们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应有的快乐，说明我们本身就要反省这样一种商业实践背后它自身的问题。”

“在海外，中国商业走出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给人家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比如西班牙人为什么会烧中国人的鞋子？用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教授的话说，中国的企业就像是‘不披羊皮的狼’。商业竞争当然是免不了价格战的，但是它没有一点点的遮掩，赤裸裸地就把价格打到最低，就把人家给搞死，那人家怎么受得了？人家就会质疑，你凭什么能压到最低？你的血汗工厂怎么来的？你的原材料怎么来的？你的税务处理怎么来的？这么一算，到底是一种文明的生产还是一种野蛮蒙昧的生产导致你有更低的成本，可以去把人家整个产业给颠覆掉？”

“商业不是唯一的社会价值，只是诸多价值中的一个维度。”

正因如此，秦朔认识到了商业文明在中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一切忙碌的背后，他的终极目的，就是通过思想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商业文明。

秦朔归来了，“秦朔朋友圈”才刚来，路漫漫其修远。


对话秦朔
15年后看美国，往事并不如烟



《南风窗》：你在2001年第4期的《南风窗》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和你的恋爱刚刚开始》，那是你2000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从杂志发展的角度感知了中美差距，从而坚定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今天我想问问，现在对比两国的文化产业，你是怎样一种心情？

秦朔：这分两个角度。第一个，中国市场本身特有的规模带来的机会，把整个文化产业跟美国之间的距离大大压缩了。

美国《财富》杂志薄得不能看了，《新闻周刊》已经停刊了，《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都N年没什么变化，只有《纽约客》、《哈佛商业评论》这一类传媒才基本保持了原貌。我们在新媒体上的尝试，比如罗辑思维、吴晓波频道，在美国也没法用这么短的时间做出这么大的成绩。互联网应用上，像微信这样的，不仅仅是中国最佳，还是全球最佳，广义的内容产业正处在一个欣欣向荣的蓬勃期，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比美国有更大的活力。



第二个，就想象力、多元化、原创性来讲，特别是传媒产业的体制机制上，我们跟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打个比方，中国整体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但在传媒领域非市场化程度也很高。我去乌镇采访，是以互联网公司的名义被邀请去的，不是作为一个媒体，我写的几篇报道影响都蛮大，蛮好的嘛，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证呢？

此外，类似全国两会这样的场合，更是少数官方媒体的专利。官方媒体就一定能证明自己是最好质量的代表者吗？很多时候不也就是刚毕业几年的人在写吗？要讲舆论导向，我们这样的媒体难道就不讲舆论导向吗？我们自己做其实更加慎重，如果一不小心封号了或者暂停了，等于一切付诸东流。我们肯定会有自审、自省的意识，不会去触碰底线。而且我发自内心地也认为，触碰底线并不是中国媒体发展的正途，更加主流的方向还是在我们这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去寻求最大程度的共识，去推动历史的前进。

当然，自媒体的蓬勃发展本身也意味着更加开放宽松。当年我在美国写中美杂志比较研究的时候，我的老师是美联社的。我就问他在美国做杂志要具备什么条件，他反过来问我在中国要什么，我说按照新闻出版规定有6个条件。他说在美国“If you have an idea，if you have money，you can launch a magazine（有创意，有钱，你就可以办一本杂志）”。这在今天的中国传统媒体领域还是很难想象，但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的的确确也做到了这一点。

《南风窗》：能够感觉到你跟很多从美国回来的人不一样，没有一种“什么都是对岸好”的崇拜。

秦朔：我们80年代接受启蒙教育的、有情怀的人，在去美国之前肯定都认为那是一个寄托了我们很多美好理念的地方，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但到了之后会发现这些理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比如美国的黑人普选权，美国的妇女地位，也是靠争取而来。

所以作为一种理想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现实它不应该是先验的，不是说现实中没有达到某某标准就是不民主、没人权的。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也会发现，在细节上他们对你有很大的误解，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远远少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程度。很多人都没有到过中国，带着大量的偏见，今天更加如此。

人的思想是信息的产物，中国人接触很多的信息，不断学习，自然中国人就比较聪明，所以很多中国人走出去，发现现在很多方面美国已经不比中国强，甚至很多方面比中国落后了。

当然，它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不能说中国就了不起了。反过来讲，中国现在经济上这么强，但近一两百年来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太大。中国当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和稳定有很大贡献，但文明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脱胎于人家创立的基础。过去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哪有什么科学性？它有合理性，但不是用科学方法做的。



《南风窗》：在美国的所见所感，什么方面给你的触动最大？

秦朔：美国的教育。

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让孩子们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是由无穷无尽的多样化构成的，没有尊卑贵贱，全部是天然的，你们在一起就是从多样性角度去体会尊重、关怀、爱与平等。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价值，超级大国、霸权、经济实力、创新固然都存在，特别是创新能力很强，但真正的价值是，好比造物主在这个星球上找到很多各色背景、各色条件都不一样的充满了差异的人，在美国这块地方给他们一个避难所。

真正的平等，这个东西在美国的社会结构上是优先的。有了这样一个平等的民主主义的文化，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尊严，每一个人都愿意按照自己想象的路去走，所以美国人在商业上出现了很多奇才。或者说，美国的创新其实只是它的平等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副产品。

就这一点说，人家还是很强的，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就很了不起。

《南风窗》：都说秦朔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具体来说你怎么理解“情怀”这个词？

秦朔：不同的阶段理解不一样。

在《南风窗》的时候是深刻塑造我的精神生命的阶段，对情怀的理解就是责任感，我提出来“做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这就是当时情怀的体现。

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时候，这种情怀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程提出“商业改变世界”，后半程我越来越意识到单靠商业本身还是存在很多问题，又提出“对时代负责”。所谓“对时代负责”，具体来说就是“让市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对称，让商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长久，让社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公平”。

而在今天，这种情怀更多地表现为带着一种谦卑的心情，去追求一些更长久的价值。做了这么多年的媒体，我发现一个人如果为了追求更大的名、更大的利、更大的欲望，他就会很扩张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两件事情，会让你觉得自己非常渺小，必须非常谦卑。一件是宗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唯物主义国家，像我这样一个人，去信一个实体意义上的宗教比较困难，我更多地把宗教作为一种情怀，让我们意识到我们都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应该拥有反躬自省的能力。第二件就是读书，包括读人，人也是书的一种载体。多读书你就会觉得自己没那么了不起，稍微跨一个界，你就无知了，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养成了一种学习态度，可以说无一日不读书，每天晚上都是看书看论文到十分疲倦了才睡觉，真正觉得“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所以，我今天的情怀就是用谦卑的态度追寻一些自己认定的比较长远的价值，简单来说，就是从商业文明的角度，对我所经历的中国这几十年给出自己的观察和判断，然后做一些中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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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南风窗》2016年3期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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