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为什么“散布谣言”不能轻易入罪

殷玉鑫

2007年7月18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济南，造成34人死亡，6人失踪和171人受伤。在这场特大雨灾中，位于济南市中心泉城广场的巨型地下商场——银座超市因河水倒灌，半小时内变成了一个大水塘。此后，“银座超市有没有死人”，成为争议最大的话题之一，并导致一个女网友“红钻帝国”被警方治安拘留。

[size=1em]导 读

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律不可能对人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

在坐了很多观众的剧场里大叫“着火啦”，这样的言论不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其标准是，此言论是否会引起“清楚和现实的危险”。

传播一种消息是否合法，关键不在其内容是否“符合真实”，而是在于传播这种消息的后果，以及传播者的动机。

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减少不真实的谣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一个信息畅通的环境，尤其是政府机构有责任及时公告真实情况。

作者：林达

旅美学者，著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等多种

谁没有传播过不实消息？

一个网名叫“红钻帝国”的青年，因在网上传播济南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大雨导致某地下商场死了人的“不实消息”，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以“散布谣言”和“故意扰乱公共秩序”为由拘留。这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中十分罕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规定措辞不严，实际上很难统一执法。

所谓“谣言”，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不符合实际的传言”，可是将传播谣言写入刑事罪名，却会产生很多问题。人都在社会交流中，就必然传递消息，消息大多并非亲身经历，而是看来听来的二手三手消息。所以，保证自己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传播不实消息”的人，是不存在的。大多数人在向他人转述时，至多根据逻辑合理程度或现实可能程度作出经验性猜测判断，但是谁也做不到保证“真实”。你不可能在转述以前都去调查确证，事实上有很多事过境迁已经无法确证，但我们还是每天都在传播。这里面，无疑有很多转述消息是“不实”之词，是在“传播谣言”。如果如此“传播谣言”就能入罪，每个人都可以抓起来审一审，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所以，很难在其他法治国家的刑法里找到“传播谣言”的罪名。“谣言”作为一种言论，不能因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就能入罪。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因为法律不可能对人要求做不到的事情。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但是，这并不是说，任何言论都受法律保护，说话可以完全不负责任。有些发言者必须负刑事或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不属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围。那么，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呢？这是一个需要非常谨慎审视的问题。

什么样的言论可以入罪？

美国司法制度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探讨了很多年，可以给我们作一个参照。

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在判例中指出，公民的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有些言论不在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内。言论是否受法律保护，要看其“时间，地点，方式”。最高法院的经典例子是，在坐了很多观众的剧场里大叫“着火啦”，这样的言论不是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有可能被判为一种刑事犯罪，因为它会引起混乱，危及他人生命。那么，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不可以的呢，这很难预先一一列举，而必须就每个个案来考察判断，其标准是，此言论是否会引起“清楚和现实的危险”。

就以在剧场散布“着火”这个“谣言”来说，喊的人是不是犯下了刑事罪，要根据具体案情。在这个例子里，“真实”是一个重要考量，如果确实着火了，叫喊着火即使仍然会造成混乱，但显然不能作为刑事罪来处罚。可是在复杂的现实社会，“真实”不是唯一标准。比如说，有人看到了冒烟，闻到了烟味，因此判断失火的可能性很大，他告诉旁人着火，可是事后证明并没有失火，这是不是犯罪？如果他没有得到确证就不能判定失火，就不能告诉他人失火，也可能贻误了帮助他人逃出火灾的机会，等于是法律捆住了公民帮助他人的手脚。还有，如果他身旁的人告诉他着火了，他是不是应该转告他人，如果转告他人而事后被证明是“传播谣言”，是不是应该判他犯罪？

从这样简单分析就能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逐渐建立何种言论受法律保护的标准时，为什么要谨小慎微，斟字酌句。事实上，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标准以后，最高法院后来对这种危险进一步缩小范围，指出只有在言论可能引起“迫在眉睫”的“清楚和现实的危险”，法律才加以干预。也就是说，如果某言论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等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并不是紧迫的，而是有一段缓冲时间，那么这种言论仍然是合法的，因为危险既然不是“迫在眉睫”，就可以通过信息的公开和畅通，将危险降低甚至消解。

美国最高法院发现，仅仅考察可能的后果，建立“清楚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还不够。有些言论涉及公众利益，必须给这种言论以最大保护，有尽可能宽敞的空间。如果用“可能引起社会不安的后果”来约束它，就可能堵住了事关公众的有益信息的流通。在著名的沙利文一案中，黑人民权运动在报纸上散布的关于警方的信息是“不真实”的，但是最高法院认为，判决这种言论违法必须证明言论者一方的动机有“明显的恶意”。如果不能证明有明显恶意，这种言论即使不符合实际，也因为事关公众利益，必须允许表达，是合法的。

如果言论对他人造成伤害，言论者有可能要负民事责任。在2001年的Amwey公司对P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拒绝复审，维护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Amwey公司在竞争中恶意散布谣言伤害同行公司，有明显的经济利益动机，这种造谣竞争不能要求宪法和法律对言论自由的保护。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最高法院对于法律保护的言论范围之鉴定，至少是可以操作，可以统一执法的。传播一种消息是否合法，关键不在其内容是否“符合真实”，而是在于传播这种消息的后果，以及传播者的动机。如果传播不会引起立即的危险，没有造成对社会和他人的伤害，如果不能证明传播者有恶意诽谤诋毁他人的动机，那么，传播这样的消息就是合法的，就是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在这样的标准下，即使传播的消息内容不符合真实，或者不完全真实，或者真实性无法确定，传播仍然是合法的，不必担心警察来拘留你。

该怎样尽可能减少谣言？

现在再看“红钻帝国”的“散布谣言”案，此案暴露了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是，“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依法惩处。问题就在于，将“谣言”和“谎报”一词写入法律，这个门槛太低。如果你听说本地发生了矿难，你不可能下矿井核实以后才去请求救援。听到火灾矿难消息不确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第一时间做的，是赶紧传递这个消息，抓紧每一秒钟救火救灾。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保证自己从来没有传播过“谣言”。既然人人都可能传播谣言，却不可能人人被拘留，于是放过谁拘留谁就成了警方手里的处置权。这种模糊的法律，给了警方过于宽泛的处置权，属于“有毛病的法律”。

如果我们有法律应该保障公民言论空间的观念，可以公正地说，“红钻帝国”在网上发帖，并没有形成犯罪，还不到需要政府来加以阻止和惩罚的地步。现在已经公开宣布，地下商场在大雨灾害中没有死人，可这是我们事后才“听说”的，我们采信了没有死人的消息。而“红钻帝国”在事件进行之中，听说了死人的消息，她采信了这一消息。她在网上传播这一消息，和我们此刻传播没有死人的消息，都没有造成对他人的实质性伤害，没有引起社会不安的立即危险，也不能证明有恶意的动机，那就都属于公民行使正当的言论权利。在这里，消息是否“符合真实”无关合法还是非法。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喜欢打听消息，喜欢传播消息，因为社会生活有这个需要。人不仅需要吃穿住，而且结成社会，需要信息。我们需要听和说，不让听不让说，即使吃得饱饱的，也会憋死。

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是，如果你想要尽可能减少不真实的谣言，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一个信息畅通的环境，尤其是政府机构有责任及时公告真实情况。记得在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电视中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如警方、消防队这样救险指挥不间断地发布公告和回答记者提问。而且他们发布信息的诚信历经过长期考验，能够取信于民。同时，新闻台除了新闻主播现场报道，也不断插入从民间收集到的各类信息，如录像、目击者描述等等。因此，在如此重大灾难前，没有“谣言满天飞”的现象。假如济南在突发灾害面前普遍出现不实信息流传，需要检讨的是，政府是否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而不是去处罚在灾难临头的刺激下传递消息的民众。

来源：微信公众号法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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