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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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图）


近十年，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舆论可谓不小，先后召开过多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甚至出版了多部专著。究竟什么是一流大学？如果按现行各种指标量化的排名方法，至今我国没有一所大学进入世界大学前100名；按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成果排名，我国大学的排名可能在200名以后。某些重点大学鼓噪不已，恨不得哪天早上就挤进世界一流大学的俱乐部。可惜，我国大学离一流水平的目标还很遥远，当下谈论世界一流大学不过是宣传秀。

一流大学：“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

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和目标认识不清，定位不准。不客气地说，关于一流大学，没哪个国家比在我国谈论得更多，但又被人们理解得那么少的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绝非是比学生的规模、教授与发表论文的数量、先进的仪器设备，也不是比校园的面积和豪华的大楼、经费投入的多少。最重要的标准应是：世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国际公认的学派，国际水平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获得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各学科领域里的世界级科学大奖，培育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顶尖人才等。没有这些，谈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只能是说梦。

世界一流大学需要独特的办学理念，追求学术的终极目标。理念是大学的灵魂，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康德是近现代哲学家第一人，他第一个回答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格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追求真理与学术自由，几乎是每一所精英大学的办学宗旨。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剑桥大学的校训是“此乃启蒙之地，智识之源”；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等。

世界大学起源于中世纪。于1087年创建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公认的第一所大学。西方大学是自发产生的，自发就意味着大学独立和自治，是一种自由的教育，即不是灌输特定宗教规则和正统的政治思想。自由教育就是自由探讨思想和自由表达思想的教育，目的旨在培养深谋远虑和对新事物反应敏锐的人，他们应当是对人类未来负责的人。实施这种教育，必须营造相应的环境，它就是超越功利的象牙之塔。

法国19世纪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浪漫主义诗人维尼是在象牙塔中从事脱离现实生活的创作。后来，象牙塔就成了一个贬义词，是脱离实际的代名词。但在早期的大学中，象牙塔并不是贬义词。直到18世纪末，大学一直与世隔绝，是某种意义上的象牙塔。经过几个世纪的沉淀，逐渐养成了人文主义的传统，形成了西方大学的精髓——独立、自治、民主、自由和批判精神。

二战后，特别是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部分大学逐渐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功利对大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于1984年出版了《走出象牙塔》一书，主张美国大学逐渐融入到社会中去。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商业社会对大学的冲击，使得某些大学变成了“服务站”。于是，他又不得不警告“醉心于追求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面对这种局面，他写了一本新书《回归大学之道——重塑大学教育的目标》，以挽回《走出象牙塔》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实，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某些精英大学，依然没有走出象牙塔，致力于高深学问仍是他们锲而不舍的追求。例如，耶鲁大学被称为“人文科学的殿堂”，一座真正的象牙塔，使得她成为美国人文科学研究的高地。哈佛大学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各界领袖，也是因为她是一座“人才的炼狱”。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虽然仅仅只是专科学校，但她却是“纯艺术的殿堂”，该校已有11人获得诺贝尔奖，8人获得了菲尔兹奖，4人获得沃尔夫奖。中国的专科学校和学院升格成了大学，但要达到巴黎高师那样的成就，即使所有升格为大学的学院加在一起，也可能永远没有希望。最根本的原因是，西方精英大学追求的是真理，而中国大学追求的是外包装。

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小而精的大学，没有最热门的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但她却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原因之一就是她是一所象牙塔式的大学。该校于1933年建立的高等研究所，曾经聚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纳什、杨振宁、安德鲁·怀尔斯、保罗·克鲁格曼等，她就犹如与世隔绝“闭关修养”的修道院。在这里，没有公司赞助，没有媒体骚扰，甚至连生活也不用发愁。对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颇有感慨地说：“研究所是成功的象牙塔，这17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在这座象牙塔里，他完成了两项重大的成果，一是与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物理学界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互相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从而两人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二是他与米尔斯合作，提出了规范场理论，这是人类迄今发现的三大场理论之一。

芝加哥大学被称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派的圣地，已获得了53个诺贝尔奖，获得了6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24个，几乎占了获奖人数的40%。原因何在？她被外界形容是“苦修学术的孤岛”。为了营造专心致志做学问的环境，学校把周边房产统统买下，使之与居住区隔开。在芝加哥大学附近没有商业街，没有酒吧、电影院，甚至没有快餐店。总之，凡是容易引起喧哗的场所，学校一律拒绝。

不应让苏联式的实用主义仍主导中国大学

象牙塔在我国一直受到批判，至少是忌讳的，与其说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毋宁说没有象牙塔式的大学。与西方精英大学相比，我国大学精神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还不敢坦诚面对，不少大学自我欣赏那些雷同的或政治口号式的校训。

我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起源不同，最早的西方大学都是自发诞生的，因此一直保持着大学独立、自治、自由、民主、质疑和批判精神。我国近代大学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从西方引进的，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实用主义深深的烙印。自1950年代初，在一边倒向苏联方针的指导下，前苏联专业化的实用主义，至今仍然是我国大学办学的主导思想。

本来，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应该是我国精英大学的明珠，理应成为象牙塔式的大学，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可惜，她没有继承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理念，反而曾贬斥他的理念只有“在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进步意义”。该校前校长甚至提出：“要从边缘走向中心”，要“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培养更多的蓝领人才”等；另一位大学校长也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对于办精英大学来说，这些口号是完全错误的，难怪出现了“破墙开店”、建五星级的大酒店、资源集团总裁巨贪潜逃案、特聘教授假引进、举办一系列创收的高价培训班和教授到处捞外快的现象了。

精英大学到底应当怎样办？德国一位著名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尖锐地指出：“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本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姑且不说普通大学，我国的重点大学也深深受产业化的影响，它们不都是在自杀吗！问题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病根所在。

我国高等教育问题丛生，原因就是两根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大学，即意识形态上的过于紧张和计划经济思维。因此，这就成了检验大学的重要标准，否则就会被戴上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大帽子。于是，象牙塔、天才、贵族精神、乌托邦、空想、纯理论、超越现实等，在中国都成了稀罕。试问：在中国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创办象牙塔式的大学？我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必须看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上，正是左倾思想在制约着我们。不肃清左倾思想，国外再好的经验也无法借鉴。我国是大国，社会需要是多方面的，无论是走出或是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有的大学是应用型的，有的是精英型的；有的是象牙塔，而有的是“服务站”；有的是造就大款，而有的是培养大师。在数千所大学中，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象牙塔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必要环境，如此方能耐住寂寞，拒绝铜臭和衙臭，做出旷世的学术成就。我们不能叶公好龙，一边高喊一流大学，又一边拒绝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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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高峰，教授的低谷
作者: 牟群
2010-04-28 20:59:39 来源:南方周末


丑陋的大学债务 大学债务全社会承担，凭什么？ 周其凤：大学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 “化解高校债务”首入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

前些天我所在的四川美术学院做东，召开艺术高校校长高峰会议，各大校长光临，不是春光，胜似春光。跟东道主一样，这些校长们都在中国艺术高校的神速扩建中身负数亿人民币银行债务，竞相扩建校园。
东道主新校园，占地1076亩，为全球最大面积艺术院校，巨木成荫，鲜花盛开，校舍宽阔，这些巨树每株数万元，一夜之间，平地拔起，形成人造森林，学校绿化花费数千万元，该校建设贷款3亿多人民币，每年需偿还银行利息两千多万，与该校年利润相当，钱都盖了楼种了树，真正用在教学上便捉襟见肘。利息将子子孙孙还下去，本金恐永难偿还，这种“百年大计”的扩建如在股份制大学绝难想象，充分体现出国营大学体制的“优越性”。
校长们身负永难偿还的巨额债务，不仅无责可咎，还可正大光明地花国家的钱，显摆风光于高峰会晤，无论峰会的内容和口号如何光鲜振奋，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不过给校长忽悠贴金而已。
高峰只属于校长，跟教授学生们并无关系，因为这些校长并非按师生们的意愿民选而任，他们的作为，自然也多与权力、官场业绩相关，与师生利益没啥关系，今年人大会议，总理动议大学校长应实行民选，但愿付诸实践，以绝弊端。
在中国艺术院校的鼎盛时代，学院的主体是教授，而非校长，学生们冲着有学问的教授而投考，而校长们考虑的是聘任大师而非盖楼种树。
在这所东道主学院，与校长的高峰相反，教授们正处于低谷。这所闻名海内外的艺术学府，尚有54名已具晋升教授资格而未获晋升的副教授，其中有35位77、78级的资深艺术家、教育家（众所周知77、78级人才的学术含金量），其中不乏当代艺术巨匠，这些艺术教育工作者是学院的教育主体、学术核心，他们才是真正的学术大树，而学院对他们的重视，哪怕只有对那些万元一株巨木的一半，则这所学院便可凝聚人心，真正雄起。
中国的艺术院校，其真正的振兴之路，乃在于削减校长的高峰，填平教授的低谷。
（作者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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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不能承受之“怪”？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秀丽 发自北京
2010-03-24 20:18:13  来源:南方周末

大学教师萧瀚的师道尊严 大学自治还需“贵人”相助 社会行动者的素养：澄澈之心与智慧之脑 教授共同体的前景

法学教师萧瀚被停课，引发关于学术自由的讨论风波。一方说，教学自主是世界通则；另一方说，人性可以洒脱，教学应有规矩。如何面对大学里的“异类”，似乎真的成了高校领导的难题。

法学院院长薛刚凌选择了沉默

萧瀚问薛刚凌：能否拿出正当的合乎学术规范的程序来告知我，为什么停我的课？为什么侵犯我上课工作的权利？为什么侵犯学生听我的课的权利？
大学教授有没有教学自主权？3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因“不明原因”被停课，发出公开信矛头直指学院院长薛刚凌。萧瀚认为，法学院的行为侵犯了教授自由。
继前年“杨帆门”事件后，萧瀚有点被迫地再次站在了舆论前沿。巧合的是，去年被停课的政法大学讲师滕彪今年刚刚复课。有人因此戏称，学校专门安排两人“轮流倒班”。
3月23日，法学院会议正式宣布萧瀚停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教师资格证”。
悄无声息停课
早在2009年底，萧瀚的学生告诉他，下学期不能选他的课了，课表里没有排他的课。萧瀚到教务部门询问，“证实不是系统出了纰漏”。按原计划，萧瀚将在2010年继续教授本科生“宪法学案例”，恢复以往的“中国宪政史”，以及研究生课程“经典著作导读”。
今年40岁的萧瀚6年前以北大法学院硕士的身份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担任教师，几年来，萧瀚在社会事件上的犀利言辞令他进入公共视野。2008年初，萧瀚和同校教授杨帆因师道尊严发生冲突，成为公共人物。
萧瀚被停课的信息是从去年底院务会上流传出来的。据参加过院务会的教师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院领导称是学校的意思，但没有给出停课理由，“稀里糊涂的”。“遗憾的是，我们都是通过非正常途经了解到的。”同事王建勋说。
是因为讲课不好吗？多数师生认为不太可能。据萧瀚自己介绍，在学生对老师授课的评价中，他的评分一直高于学院平均分。
更多的人猜测停课可能与萧瀚在公共话题上的表现有关。“邓玉娇事件”中，萧瀚连写27篇博文，呼吁程序正义，痛陈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对律师辩护权利的侵害。“不明真相之际，鸡蛋和石头较量中，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句签名在网络上得到迅速流传。
在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中，萧瀚似乎从不沉默。然而，即使是学院较为保守低调的学者，也认为他的文章“总体上比较理性。这些言论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萧瀚所在的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何兵，为恢复萧瀚的课做了很多努力。有教师甚至拿出民国时北大校长保护教授做例子，“保护自己的老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事情似乎曾有过转机。“听说给我安排了研究生的课，同事们希望我忍一忍，我答应了。”萧瀚说。然而新学期已开学3个星期，仍然没有他的课，也没有等到薛刚凌院长的解释。萧瀚最终决定以公开信的方式维权——“就教授自由问题请教薛刚凌院长”。
公开信的发出，让协调此事的同事们明白“工作没有做成功”。他们理解萧瀚的行为，“这种事不可能有正常的、平等的渠道沟通”。
“基本原则”
萧瀚记得，薛刚凌曾找过他谈过一两次话，要求他上课遵循四个“基本原则”。
47岁的薛刚凌是行政法领域的知名学者，连续担任法学院两任院长。在公开信中，萧瀚称薛刚凌为“处长教授”。《中国宪政史》是本科生的选修课，这堂需要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课程，萧瀚将全部课时用完，据说还讲不完“先秦”。这个特立独行的讲课方式很多老师确实不能认同。但萧瀚的看法是在课程上已经安排了通史性专题，他说，对学者来讲，重要的是将他思考的内容和方法呈现给学生，而不是死搬教学大纲。
这门课最终还是在2009年下半学期被停掉了。萧瀚说，没有给出理由。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贺卫方对萧瀚表示支持。他拿陈寅恪做例子，陈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讲授唐代历史时，光《长恨歌》的前四个字就讲了六七节课。
年终申报学术成果时，萧瀚几乎不填表，只填过一次，上面还写着：“大学不是养鸡场，不要以为给了饲料就得下蛋，那是鸡的事业，不是学者的事业。”
萧瀚也基本不参加院里的各种会议，仅有的几次，“还公开让领导下不来台。”据一位老师介绍，有一次院里开总结会，前面的人发言都是表扬肯定之词。萧要求发言，开口却是：“这都是废话，这样的会没必要开。”
一位法大的老师说，他对萧瀚的这些做法并不认可。他认为，高校的行政化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机构成员，还是要遵守基本必要的机构伦理和规则。
法学院的教师对萧瀚的授课风格也分为两派意见。宪法研究所副教授张吕好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说，一方认为教学自主是世界通行的教师与学术伦理。另一方认为，讲课不能过于随便化，还是要有一定范围，“人性可以洒脱，教学应有规矩”。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讲课内容出格或者作风自由散漫就停课，“太过激烈”。
天天讲“为权利而斗争”
萧瀚被停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事发后一天，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和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都未就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作出回应。
就在公开信发出第三天，媒体陆续报道后，3月23日下午，法学院召开院务委员会议，正式宣布了“停课原因”——萧瀚没有教师资格证。
这个被萧瀚称为“被逼到墙角才拿出的理由”，他并不认可。萧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初，他进入政法大学的时候，曾在张树义、何兵等6位教授面前当面试讲，证明他的授课能力得到了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认同。6年来，关于这个问题也从未受到质疑。
按照现行规定，高校教师入校后必须参加由教育部主导的教师认证考试，考试通过方可获得教师资格证。萧瀚一直拒绝参加这个考试，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审查教师资格。
这些年频频发生的教师停课、解聘事件也颇令学界担忧。比如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讲课内容涉及右派人物，被学生告发后停课。一些大学老师开始担心自己言论不小心“越界”，或者不再敢就公共问题发言。
“学院的这种行为不仅伤害了教授的学术自由，也是对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方向的打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说。
王建勋的另一层担忧则是这类停课没有正式发文，也不通知被停课者，让类似萧瀚这样的人没有救济途径。“我们在课堂上天天讲‘为权利而斗争’（指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著《为权利而斗争》，记者注），呼吁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无论是我，还是萧瀚、薛刚凌，我们讲的都是一样的。然而现实生活却是这样一个悲哀。”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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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大学债务
作者: 郑也夫
2010-03-24 22:59:25
大学不该重物轻人。我不在乎桌椅板凳的质量，在乎的是不愿和平庸者共事
很多高校负巨额债务，有破产之虞，正在出卖自己的地皮来还债——这是时下的新闻。
破产我不相信，有政府保驾和背书呢。卖地皮我持异议，你没这个权利，这是违法。不是很多公司通过倒卖地皮来发财吗？那不是学校该做的勾当，也不是一件事情做的人多了就变得正当了。学校不该有多余的地皮，除了极少数的老牌大学。多数大学现在的地皮是地方政府近期批给的。如果你今天能卖地皮，说明昨天的规划做大了，校方有欺诈之嫌，审批方有渎职之过。卖地皮还债是最聪明、最狡诈、皆大欢喜的手法，此前的双方勾当和失误都洗刷得一干二净，黑道上最简捷的洗钱莫过于此。不卖地皮，还不起债怎么办？很简单，注销，只好如此，只能如此。但是银行的贷款员和主管经理将因此背负不良贷款记录，是要降职、离职的。非如此不能杜绝今后面向大学的胡乱贷款。
大学不是钱财大进大出的公司、工厂，它怎么就欠下巨额债务？这绝对是中国特色。财政不透明，是中国各部门通病，大学岂能豁免。此症须从各级人大那里开始治疗，那里解决了，大学焉敢例外。这病此处不论。
大学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借这么多款？
六年前北大改革，电视台配合一台节目。到场的统统是北大领导和教授，除了南开的校长和鄙人（当时我还是人大教师）受电视台特邀。当时一名北大教授发牢骚说北大教师的办公条件太差，改善乃当务之急。我听后愤然反驳说：“物质条件实在无所谓，我在人大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和学生谈话经常在户外石凳上，不耽误什么，且并无不快。我不在乎桌椅板凳的质量，在乎的是不愿和平庸者共事。”一个月内我调到北大，时间的巧合令一些人大同仁对号入座，认为我说他们平庸。这里正言：我说的平庸不能说人大豁免，但绝非特指人大。我工作过多个研究所、大学，所到之处平庸者都非一两人，此系制度和领导使然。我发此言，意在强调，大学不该重物轻人。继我发言的是林毅夫，他认同我且含蓄指责前面的发言人：“这是我们自己的家啊，穷些是不该发牢骚的。”
不幸六年来中国大学的历程，是循着那位牢骚者的愿望发展的。我听到传达校方的建设目标是：几年后保证每个教师有多么大 （我没记住，因为不介意）的单独的办公室。我们现在的办公楼临近奥运的乒乓球馆，为了观瞻，奥运前就搞了一次外装修。现在又要装修，原因是年底剩余了一笔资金，不花白不花。我对扩大办公条件的宏愿大不以为然，对突击花钱的做法嗤之以鼻。多数教师每星期滞留办公室不过两次，增加一个办公室要多少投资，有多大收益？两三人合用一个办公室，空间冲突极少，见面其实还促进交流。我校的情况绝对是中国高校的常态。高校欠款的主因是大兴土木。
大兴土木的一个更大的缘由是高校一窝蜂地建设新校区。万幸的是，北大、清华、人大免于此举。清华得天独厚，不需如此。北大和人大校园不大，但都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完整一体的校园文化得以延续。我看到无数大学在兴建新校区，从此学校分成两个校园。新校园多在市郊，宽阔、铺张、豪华，如不告知，很难想象那是校园。那里必然花费了天文巨资。但是师生都颇有怨言。教师不满：家在市里，校在郊区，往返耗时太多。学生愤怒：与教师的接触少了，校区分割导致校园文化衰落。世间的事情真是吊诡：非但不是有钱就能办好事，有时甚至有了钱方可坏事。巨资修建新校区是此命题最生动、最出色、最鲜活的例证。我不知道遭到分裂的这些大学何年何月方能恢复昔日的元气。
其实大学从内部开拓空间并非无术，建几座高大楼房，不惜重金购置校园周边的住房，将住在校内的教师置换出去——人民大学堪称这一模式之典范。这些都不成，还可以恪守“小的是美好的”之信条（鬼才舒马赫的招牌语）。但我一点都不奇怪新校区工程蜂拥而上之必然。原因之二是它不需要广大教授点头；原因之一则是工程的后面总是有无数的人头，无穷的动力，要推动此举。因为有大订单、大利益、大勾当。金钱是极其可怕的，如果没了制衡。
（作者为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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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靠教育部门自己完成改革，不可能！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印青
2010-03-10 16:28:06

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要改革高校体制、中小学体制，更重要的是要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居于上位的政府首先要放权

关系中国教育未来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公开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纲要》）已于日前公布。

本刊特此专访了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他认为《纲要》在教育去行政化、选拔人才、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很多颇为重要的改革目标，但还缺乏具体的实施路径。

1 此次《纲要》有哪些调整？

杨东平：《纲要》提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012年要达到GDP的4%；针对高校行政化严重的现象，明确指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对于高考改革问题，提出要向招生选拔多元化方向发展。

2 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能实现吗？

杨东平：我认为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其实集中在2020年，因为《纲要》需要回答到2020年的教育问题。大多数教育界人士主张2020年教育经费应占到GDP的5%，但财政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不切实际。

3 他们如何解释“不切实际”？

杨东平：按照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的说法，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还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这制约了教育经费比例的提高，不能用西方标准衡量我国的情况。

4 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杨东平：这就是我们需要跟政府部门讨论的。一方面，经济学者指出，国家公布的财政收入是指计划内的收入，但政府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计划外收入，如果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把计划外收入纳入公共财政，财政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西方高福利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较高；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又比中国多，公民社保也放在政府支出里面，而中国还不是这样。所以问题并不像他们解释的那样简单。

5 高校行政化有哪些不利影响？

杨东平：高校行政化是高校现存问题的主要源头，像教育质量低下、缺乏活力、效率不高、教育腐败，是影响高校学术水平、教学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

6 此次《纲要》开始触及到高校的“去行政化”问题，您怎么看？

杨东平：作为中央纲领性的文件，这还是第一次提出“去行政化”，过去对此一直回避。在经济领域，我们的体制改革在大踏步地往前走，但在教育领域，我们还没动。

7 为什么一直没有根本改变？

杨东平：有关方面一直只在教学层面上谈改革，不谈体制问题，而中国教育的主要弊端就是计划体制。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要改革高校体制、中小学体制，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居于上位的政府首先要放权。

8 我国现存的教育行政状态是怎样的？

杨东平：公众现在的说法就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是“教育部办学”，或者是“教育局办学”，而不是“教育家办学”。大学全部归教育部直接发号施令，大学的整个发展、规划、考绩、评价，全都是教育部说了算；中小学的校长由教育局委派，校长只要照章办事就可以了。这就是行政化，校长就成为一个没有头脑、上通下达的行政官员，他当然就不可能成为教育家，不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9 要教育部门对自己改革，不容易呢。

杨东平：所以我们强调教育行政改革，强调问责制。不建立健全的问责制和社会参与的制度，只靠教育职能部门自己完成这项变革，不可能，也不现实。

10 您对《纲要》整体作何评价？

杨东平：一个是有改革色彩，改革性比之前的版本有所增强；再就是覆盖面比较广，学前教育、民族教育都有所涉及。能将 “去行政化”写入文本中，是一个进步。但对于建立问责制，只是一笔带过，没有可操作性。我们希望能制定一个时间表， 3年、5年、8年、10年，分别要达到什么程度？必须是可以考核、评价及问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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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的自主招生
作者: 郑也夫
2010-02-10 13:39:02

将一套考题变为两套，一次考试变为两次，丝毫无改单纯依赖试卷的思路。不仅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某电视台的谈话节目请我去聊聊大学自主招生。主持人一上来就要我评价自主招生中的某个考题。我拒绝，理由是我一张口就误导了观众。我若说这题目出得好，观众会以为我赞同自主招生；我若说这题目出得不好，观众会以为我反对自主招生。但其实二者没有关系，题目出得坏可以改进，有出题的好点子也可以贡献给高考出题组，而非独享和自主。
关键是自主招生的思路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猜想目的之一是怀疑高考，想另辟蹊径。不错，我也不觉得高考忠实地反映了学生的能力。但我仍然不能认同现在的自主招生。其一，术有专攻，难道在出题上高考出题组还不如初学乍练的几个大学教师？一所高校在考题上充其量有一得之见，所以他们的自主招生断然不敢不要高考成绩。其二，高考的问题说到底不在于考题本身，而在于评判和筛选学生单纯依赖试卷。将一套考题变为两套，一次考试变为两次，丝毫无改单纯依赖试卷的思路。不仅是叠床架屋，多此一举，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国外的高校大多是自主招生。但是人家的自主招生，不增加学生的考试负担，没有任何科目的考试是重复进行的。美国大学都是自主招生，但是大学不单独设立考试。考生参加全国统一的SAT考试，那考试随时举行，考生可以参加多次，选取成绩最好的一次，但是这成绩来自第几次考试是记录在案的，校方对复考的成绩会打点折扣。俄罗斯也实行自主招生，全国统一的高考只有两门课程，各大学自设一些笔试，但与统一高考科目上无重合，不增加学生负担。美国大学的录取要比照三项指标：其一，刚刚提到的SAT考试；其二，中学的成绩单和推荐信；其三，面谈，这是名校不可或缺的。以耶鲁为例，校方派出一名长者和考生谈话，起码一小时，多的能谈到三小时。你想，一个长者和17岁孩子谈上一小时，还能拎不清他的斤两？换言之，面试必须是有深度的，其基础是时间的长度。而时间和交通的成本都是高昂的，耶鲁的办法是请各地的校友以志愿者的方式为母校代劳。校方综合上述三者，做出筛选。
反观我们的自主招生，也搞面试。但因为我们的考生太多，我们不可能在考场上为每个考生留出一小时的时间。托付给校友们，以中国现今的道德水准，是难于保证处以公心的，更难于被社会认可。中学的推荐信同样存疑。
我们所谓的自主招生倚重的还是笔试独木桥，不过是走两次。因此它与国外行之有效的自主招生貌合神离。
我们的自主招生还有一个目的，为本校开拓优秀生源。对某校自主招生过程中胜出的考生，该校在高考成绩录取线上为该考生降低20分，但前提是他必须第一志愿报考这所大学。吸引优秀考生无可非议，这是任何一个优秀教师、一所优秀院校当然的追求。但是我们不可以限制了考生的选择空间，这样的制度是自私和双输的——学生不用说了，顶级大学因此丢失了不敢报名者，次好的大学因此得不到顶级大学的落榜者。美国大学一直是自主招生，很多优秀的中学生，同时被多所著名高校录取，选择权完全在学生手中。美国高校从来没有我们自主招生中的这种诱惑配枷锁。我们的统一高考制度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考生报名面临极大风险，我不觉得这是技术上不可解决的难题。我们尝试中的自主招生，依然不想解决这一问题。
国外的高校大多自主招生，中国1949年以前的高校也行自主招生。统一招生从来不是主流。但是尝试改革的前提是认识自身此前的问题，为着解决那些难题而踏上新路。我们时下的自主招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老问题它一点都不触及。这也可以叫作改革？
（作者为社会学教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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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授的出版量
作者: 白谦慎
2009-12-16 21:28:32

学术著作，应注重“质”而不是“量”
这里说的出版量，有两层意思。其一，当一个教授被评终身职时，所在学校对出版量的期待。其二，终身教授们的出版量。
美国的大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教学为主，那些只招本科生、学制为4年的学校，都是教学型的学院（teaching colege）。有些综合性大学，也以教学为主。这类学校也要求教授们发表著作，但通常量不会很多。另一类是研究型的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对出版量的要求比教学型的学校要多。由于性质有所不同，两类学校在教学量上也有所区别。一级研究型大学，一个教授通常每学期教2门课，一年教4门课。在以教学为主的学校，通常每学期要教3门课，甚至更多。有些教学型的学校，财政情况很好，也减少教授的教学量，鼓励他们多研究发表。总之，教学和研究的比例都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艺术史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大的人文学科。在那些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一位艺术史教授如果能在好的学术刊物发表2-4篇论文，就能达到取得终身教职所需出版量的要求了。这个量，谈不上很大。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学校工作的教授的研究能力就一定比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差。波士顿地区有一个威斯利学院，是美国最好的女子学院（冰心和宋美龄毕业于此），虽是一个只有本科生的学院，但该院的艺术史研究很有传统，在领域内有很好的口碑。
我所任教的波士顿大学是研究型大学，一位资浅的艺术史教授要获得终身教职，需要在6年内完成一本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教科书、博物馆展览图录不算）和发表2-4篇的论文，这只是最低的量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并不见得就能得到终身职，还要取决于外校教授对著作的评价。这本书通常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发表的论文，也可以和在博士阶段做的研究相关。如果说，博士论文的准备和写作需要4年的话，那么加上任教的6年，一共10年，如果还做过1-2年的博士后的话，加起来就是在11-12年内出1本书和2-3篇论文。对学校来说，定出这个标准，当然是认为一个教授应该在这段时间内完成这个数量。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因为在美国发表著作，不但审核严，出版周期也相当长。有时，初审不能顺利过关，被退稿，修改后重新送审，或是投其他出版社和刊物，几个来回，一两年就过去了。
那么，终身教授们的出版量又如何呢?因人而异。我所在的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有10个终身教授。如果一位终身教授平均每年能发表一篇论文，就算不错了，超过这个量，大概就能算是多产的了。总之，以中国大陆的标准而论，美国的艺术史教授们的出版量是不大的。我想，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也基本如此。
教授如此，遑论研究生。近年来，作为本系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的成员，我每年春季要审阅200份左右申请到我系读博士或硕士的材料。申请人的简历告诉我，90%以上的申请人是没有任何出版物的。上了研究生后，系里对他们也没有发表的要求。这和国内的情况大不一样。罗志田先生曾撰文呼吁“救救博士生”（见7月16日南方周末自由谈版面），对此我深表同意。我把美国大学教授的出版量拿来说事，当然是希望管理教育的部门和人士，在制定相关政策和规定时，注重学术著作的质而不是量。
（作者为艺术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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