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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部分市、县一级地方媒体的新媒体官方主页，无论是公众号菜单栏还是新闻APP首页，蓝底白字的各级官方通告几乎占据大半壁江山——小到道路临时管制通知、公交线路改变通知、小区停水停电通知、案情通告；大到政府政策实施细则、拟提拔人选公示、官员违纪违法公告，都是照搬官方机构公文，且是从官方机构网站或新媒体账号上直接搬来就用，连询问是否能够转发的环节都免了。
可公众真正关切的民生话题，如某小区物业费收费偏高、某菜市场物价波动、某社区养老服务现缺口、某地垃圾噪声扰民、某路段交通长期拥堵……等等，却难觅踪影。本应充当地方公共问题疏解者、民生监督者、社会瞭望者的地方媒体，在部分地方，如今已逐渐沦为“通告二道贩子”。
久而久之，群众们心中不禁思揣：要看公告，直接从官方机构网站或新媒体账号上就可以，何必非要多道程序登入地方媒体账号观看？地方干嘛要白白烧钱养着那些个吃干饭的媒体？
“紧箍咒”：部分地方政府闭环思维与认知偏差困住媒体手脚
部分市、县地方媒体沦为“通告二道贩子”、失去社会存在感、丧失自身价值，核心症结在于当地政府的治理认知与逻辑偏差，首当其冲的，是他们对“民生问题内部闭环解决”的路径依赖。
如今在一些地方，民生问题、公共事件出现后，政府并非不愿认真解决问题，但在他们看来，处理问题的最优模式却是“闭环路径”。他们认为，通过12345政务热线、人民调解机构、仲裁或诉讼程序等“内部方式”低调解决问题，能最大程度“掌控事态”，而一旦媒体介入其中，就会使信息公开范围扩大，甚至可能传向全省、全国、全球，引发更大规模的关注和讨论，超出“可控范围”。这种“不愿充分公开信息”的治理逻辑，让当地官媒逐渐失去了介入民生议题、开展深度调查、挖掘真实成因的核心契机。
部分地方政府对媒体的混淆认知，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媒体“以转发通告替代报道”的倾向。
这些地方政府将媒体全面、客观、严谨的调查报道，与自媒体的情绪煽动、假记者的恶意要挟混为一谈，简单将媒体介入等同于“放大矛盾”。在他们看来，问题若经媒体公开，不仅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应对舆论，还可能影响地方形象，代价远大于“内部化解”。即便负面舆情被动发生、不得不面对舆论压力时，它们也更愿意用蓝底白字的通告“一锤定音”，而不愿让包括当地官媒在内的一切媒体介入、“乱上添乱”。如此一来，当地官媒也自然失去了通过独立调查还原事件全貌、挖掘关键细节、回应公众疑问的机会。然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毕竟缺乏新闻专业素养，一纸简单通告，区区百数十字，往往根本无法清晰梳理事件责任链条，公众也很难通过它详细了解事件前因后果。于是在许多公共事件中都接连出现了：虽然通告已发出、但舆情仍一再发酵的尴尬情况。
对地方官媒的定位窄化，更给“二道贩子”困境雪上加霜。在部分地方政府眼中，当地官媒的核心作用就是“政绩宣传员”“政策传声筒”，是地方工作的“花瓶点缀”。深度调查、民生解读被视作“非必要操作”，甚至是“抹黑地方形象”之举。于是，“直接转发通告”成了当地媒体的“主要任务”、“正面宣传”成了唯一要求。其调查监督功能、细节披露功能、民生帮扶功能……被统统弱化，客户端自然难以吸引公众关注。
而过度行政干预则像一道枷锁，进一步限制了地方媒体的原创活力。在不少地方，新闻报道“多层审核、低风险导向”的机制普遍存在，当地官媒涉及民生领域的监督报道、深度调查，常以“可能引起争议”“极易引发舆情”为由被驳回。多次审核碰壁后，媒体逐渐形成“路径依赖”：与其花费巨大精力制作极有可能被否决的原创内容，不如转发毫无风险的官方通告，这既符合政府要求，又能避免麻烦。久而久之，这种“安全选择”慢慢成了行业常态。
“小辫子”：地方媒体的天然依附与能力短板导致“通告依赖”
除去外部管控，地方官媒对当地政府的天然依附性与现实生存需要，也让“通告依赖”成了难以打破的惯性。经济上，多数地方官媒依赖财政拨款维持运营；人事上，媒体核心领导岗位任免，都由地方政府做出；重要选题上，往往需要征求地方主管部门意见。在日常采访中，地方媒体也常常要顾及客户关系与人情关系——比如某乡镇企业因违规排污被群众反映至地方媒体时，媒体可能因企业是广告客户或熟人说情而不做调查报道，污染细节、监管漏洞等关键信息自然不会被曝光，群众也自然会对媒体心生不满。
部分地方政府本就不倾向于让地方媒体参与本地民生治理。加之存在上述天然多维依附，当地媒体自然不敢弗逆上意、主动触碰调查监督题材，于是只能聚焦“安全”的通告转发。
转发通告的“低成本优势”，也让地方媒体滋生了运营惰性。原创报道需要记者实地走访、核实细节、信息梳理、反复打磨，需要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成本。而转发蓝底白字通告只需轻松复制粘贴，十几秒、几十秒钟就能完成一条内容，投入人力、时间成本极低，更无舆情风险。对人力紧张、经费有限的地方官媒而言，这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久而久之，主动寻访民生题材、深挖细节、开展深度采访的动力便悉数消散。
经济、人才的双重短板，更让市、县级地方媒体“想做原创不容易”。不少地方官媒经费紧张，仅能覆盖基础运营开支，无力承担深度调查所需的差旅、设备、风险成本。人才流失问题同样突出——优秀记者因薪资待遇低、发展空间有限，纷纷流向省级、央级媒体或民营头部新媒体平台；新人能力不足，难以独立挖掘细节、完成调查报道。这一切，都使地方官媒民生新闻原创能力持续弱化。
“连环套”：长期“通告依赖”将带来负面连锁反应
部分地方媒体长期沦为“通告二道贩子”，给当地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远比想象中严重。对当地公众而言，其虽能通过通告获取信息，但因通告表达简略、缺乏细节，知情权难以被充分保障；对当地政府而言，信息公开不充分、关键细节缺失，十分容易滋生谣言、损害自身公信力；对当地媒体而言，由于缺乏原创民生调查报道、监督报道，内容吸引力与品牌公信力将持续下降，致使用户流失、广告收入减少，陷入“经费不足→依赖通告→关注度下滑→经费更紧张”的恶性循环。
更严重的是，当地地方治理若失去媒体这一“社会瞭望者”，部门推诿扯皮、民生工程滞后等问题的关键细节就难以被及时发现，小隐患可能演变为大风险。
“连心桥”：地方政府应率先主动打破官与媒的壁垒
要让部分地方官媒摆脱“通告二道贩子”的标签，关键在于当地政府率先主动打破官与媒的壁垒——毕竟媒体要做原创、挖细节、做服务、搞调查，离不开顶层的支持与信任。
当地政府首先要转变认知，承认地方官媒既是“政策传播者”，也是“民生服务者”“社会监督者”，摒弃“唯正面宣传”的单一思维取向，摒弃“监督就是抹黑”的固有思维。其次要搭建“主动沟通机制”，比如定期召开媒体选题对接会，把民生领域的重点工作，如老旧小区改造、医保新政落地……的核心细节提前同步给当地媒体，明确哪些内容可以深入报道、哪些需要协同配合，避免媒体“摸黑选题”。还要优化审核机制，建立“容错沟通”制度——对媒体的监督报道，只要内容客观真实、细节准确，即便存在表述偏差，也可通过补充报道完善，而非直接驳回。
近期，浙江某县的实践就很有借鉴意义：当地政府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时，主动邀请当地媒体全程参与，让记者跟着“居民意见征集会”记录诉求细节，跟着“施工队”拍摄进度细节，跟着“验收组”核实质量细节……最终媒体推出的系列报道既有政策解读，又有民生细节和居民故事；既没引发舆情，还提升了居民满意度，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这正是“政府搭台、媒体唱戏”的双赢。
“不躺平”：地方媒体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通告“活起来”
有了政府的支持，地方官媒就得主动“找事做”，不能一味停留在“等通告、转通告”的被动状态。最直接的就是“给通告做加法”：针对转发的蓝底白字通告，补充公众最关心的“落地细节”——比如转发“医保新政通告”时，记者不用跑远，就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拍一条“参保老人怎么用手机缴医保”的短视频，详细呈现操作细节，再采访工作人员解答“异地看病怎么报销”的流程细节；转发“公交线路调整通告”时，坐一趟新路线，记录下“哪个站点离学校近”“末班车几点”“换乘是否方便”等实用细节，再收集乘客建议反馈给交通部门。如何一来，原本冷冰冰的通告，将变成老百姓喜爱的“生活指南”。
也可以聚焦群众衣食住行等等“身边小事”做报道——比如去菜市场看看“平价菜够不够”“海鲜称准不准”“价格波动原因是什么”，去小区问问“充电桩安装难在哪”“申请流程有哪些”，去老年食堂尝尝“饭菜热不热、贵不贵”“菜品是否符合老人需求”，去文旅景区看看“服务态度好不好”“游客满意度高不高”。这类内容既贴近生活，还能通过“发现细节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跟踪解决结果”的闭环，让公众觉得“媒体真能帮上忙、真能挖细节”，慢慢重建信任。
归根结底，地方官媒不该是蓝底白字通告的“搬运工”，而应是地方政府的好助手、民众的“贴心人”——既能把政府的好政策说清楚、讲透细节，也能把老百姓的心里话传上去、把民生细节挖出来。唯有政府多给些信任与空间，媒体多添些主动与用心，地方媒体才能真正走进公众心里，也才能在当地社会治理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来源：壶天阁（微信公众号） 编辑：何璇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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