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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此时此刻，不由得想起了12年前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时的情景，心中强烈地升起对当年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空降兵官兵的思念之情——当时那刻，我就是和他们在一起。 “5·12”地震发生当天几十分钟内，我的同事苏海涛、舒均，就已经出发前往成都。因双流机场临时关闭，他们取道重庆，当天晚上即赶到了都江堰，在截稿之前发回了首篇报道：《本报记者已进入都江堰灾区——亲眼目睹一幢5层楼房倒塌》。 第二天，我和摄影部主任拟赶往成都支援。但这时，已有通知：各媒不再派记者到震区，已经派出的要召回。 这时，我和时任《楚天都市报》常务总编辑王溥达成默契：报社不指派，我也不汇报，按自己心里所思去执行。就这样，我和摄影部主任陈建刚，在次日下午“擅自”飞往重庆。新华社重庆分社一辆越野车已在机场等候我们。我们当即直奔成都。 这是5月13日。 5月14日，通往都江堰、汶川的道路因为塌方，不得而入，我们北上剑阁，拟绕道松潘进入震中。路上我们听着广播，才发现，这条道路多么遥远！而且路上也有多处塌方，部队正在抢修。我们中途返回绵阳，直取北川。 当时四川的反应非常迅速，高速公路已经取消收费，一些油站可以免费加油。我们通过北川的人工卡口，再经过一段步行到达北川中学。这所学校损失惨重，有栋教学楼整体塌陷，四楼、五楼成了一楼。我们看见不时有遇难者从废墟中挖出，也有生还者被及时营救。 四川方面在救灾中是高效的。那天，他绵阳市体育馆已经开辟给转移的民众，并在露天做饭，免费提供给群众及各路救援者。 同时，绵阳宾馆安排给医疗等救护人员，绵竹宾馆专门接待各地记者。其他宾馆多已成危楼，被临时封闭。 绵阳宾馆大厅已接上了无线网络，记者多席地而坐写稿。尽管当时还不能署名发稿，但大家仍然尽职尽责，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在绵阳宾馆写完稿，赶到绵竹宾馆，才发现主楼到处是裂纹，被封闭，仅保留后院附楼供记者住宿。 那些日子，不时有余震袭来，大家写完稿，就在楼前的花坛边上，围着圈，谈论这场地震。不知哪位记者发现附近还有一家小商店开着门，有人买来啤酒，我们就着瓶子以酒当茶。当晚，我抱着一床被子，在花坛上睡了一夜。 5月15日，我们赶到绵阳长虹电视机厂。长虹已将北川中学幸存的学生和教师接到这里，提供食宿。 这以后的一天，各报可以署自己的名发稿了。那天，都市报后方编辑综合前方记者的报道，编辑了一条本报记者的见报稿。王溥特意安排署了我的名字。我明白他的用意，是告诉读者，都市报已尽遣精锐之师在震区前方。 为了发挥各人最大战斗力，我和陈建刚也要分手了。这时我得到一条线索，驻鄂空降兵在什邡市参与救援，总部就在什邡郊外的工地上。 我决定试闯军营。 然而，汶川大地震之前，都市报没有和空降兵发生过任何交集，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电话打给当时还是少校的政治部干事赵启洪，他谢绝了，劝我不要来。 “照片拍的好不好，看你离现场够不够近。”我决定去了再说。 什邡市，位于地震灾区的几何中心，南近成都、都江堰，东临德阳，北向北川、绵竹，西北是汶川、茂县和理县，交通便利。 空降兵前线军指挥部，设在什邡市城郊一处建筑工地上，四处是刚刚打了地基的待建楼房，堆建材的空地搭着很多顶帐蓬，一排低矮的平房被用作办公和食堂。最大的那顶军中帐，用于开会，小帐蓬则用来住宿。 见到赵启洪，他说我最终能不能留下来，得由上校处长孙旭决定。 当时，空降兵的各师团都在基层乡镇抢险，天不亮孙旭就到乡镇去了，开始几天我面都没见着。好在赵启洪十分地友善和宽容，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他还是给了我应有的关照，我暂时在帷帐里住了下来。 这个过程中，我听到最多的名字是“政委”。空降兵政委赵少将，每天都在险情最艰险的地方，那些日子，他吃住都在乡下。我到空降兵军营几天，根本就没见过他的面。但很多事都得向他汇报，因此总是听到他们说“政委”。 5月19日，全国哀悼日那天下午近两点时分，我忽然听到大家说“政委来了”，“政委就要走了”。还没见过政委呢，我赶紧钻出帐蓬，只见路边停了两辆“勇士”，几个威武的军人，正从那排平房的办公区出来，准备乘车去下一站。 我对空降兵的一位军官说，马上就要进行全国哀悼活动，能不能让政委参加完哀悼活动后再走？ 没有人没有搭理我的建议，我有些奇怪。径直走到政委身边说：将军，马上就是全国哀悼活动，时间不多了，到下一站可能就赶不上时间了，能不能就在这里参加完再走？ 政委看看表，见离全国统一鸣笛哀悼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就停了下来。我一直把他当着空降兵政委和他谈着这次灾情。因为还有点时间，我就拿出傻瓜相机，递给随行的一位军官说，麻烦给我和政委照个相。这位军官按过去按了一下，就把相机还给我。我心中想，怎么只按一下，我们平时请人拍照，别人都是连按好几张呢。 全国统一鸣笛时间到了，政委和军部的官兵们列队肃立，向遇难者志哀。 那天，我写下了这样一篇报道：《那一刻，我看到了将军眼角的泪花》： 将军像一尊雕像伫立着，俯首的刹那间，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泪花。这里是驻湖北空降兵某部什邡抗震前线总指挥所的野外军营。这里没有广播、没有音乐，只有越野汽车喇叭的嘶鸣声，与公路、广场上的传来的汽笛声和成一片，连绵不绝。那一刻，将军和他的士兵们眼中噙满泪水…… 然后是空降兵抗震抢险的背景。 当天夜里十二点多，突然接到报社的电话，说我的稿子是不是写错了。后方校对说，配图中的将军怎么是三颗星？那应该是上将。 当时，军营临时停电了。而那时的通讯条件不像今天有微博、有微信。那时还是模拟手机，也不能拍发照片。 因为停电，无线网络也没有了。但还好，电脑还能打开。我就把文字找出来，给空降兵的一位军官看：报社说，怎么照片中是三颗星？问题出在哪里？ 这位军官看了文字，文中说的赵政委就是少将，是一颗星，怎么会是三颗星？会不会把领章的稻穗当成了星呢？ 总而言，统而言，文字的表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哀悼日当天有很多个版，我这篇报道只算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忙到后来，也没人再追问，报道就这样见报了。 哪知第二天，麻烦大了！一大早，报社就打来电话说，很多读者指出，配图错了，明明是三颗星的上将，报道怎么说是少将？而且有人认出来，这位上将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空军的政委！ 这时我也才知道，昨天来军营的是抵达灾区指导抗震的空军上将邓政委，赵政委陪同。 没想到，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首长如此低调，就像一个普通军官一样，轻车简行。而帮我拍照的那位军官，原来也是位将军，帮我按下快门已经是给了我很大支持，我心中当时还想人家怎么就给按了一下？ 但是，这个配图与文字不符，于我感觉却是一件相当大的事。我心中忐忑着。 孙旭处长知道后，立即首先主动向军部作了汇报。 好在文字本身没有问题，而配图本来是张远景的合影照，没想到放大了邓政委。而军方也宽怀大度，没有作任何追究。 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对我，却是我铭记一生的教训。 现在看来，这事若追究起来，我也应该和职业说再见了。再后来，赵政委调任沈阳军区，升为中将。而我和孙旭、赵启洪也成共同经历过生死的终身朋友。 和孙旭上校，我们算是一见如故。他文字功夫了得，就在今天这个清明节，他还写了一首诗。他经常帮我改稿，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联系了几个不同部队的师长，助我登上了在松潘上空空投物资的飞机。赵启洪几年前上校正团职转业到省直机关。我们现在还经常相约，一起郊游。 在灾区半个月后，报社安排我回到武汉，而空降兵的战士们一直持续一个多月，直到抗震救灾的全面结束。 那天离别时，孙旭正在乡下参与抢险，听说我要回武汉了，上校托人执意要将他的行军靴和背包送我。 登机前，我给孙旭发了一则短信。时隔一年多有了微博后，我将这条短信记载在了（《欧亚采访中国:一个记者的忏悔》·连载2）中： 有份情，从汶川出发。成都双流机场，我在当时每条只能容纳70字短信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行军靴背囊，我已尽纳，一个谢字何堪。当我再背起行囊踏访四方，便会记起这份生死情谊。这情谊从汶川出发，没有终点…… （注：《欧亚忏悔录》除早几期外，其他篇目是直接发在朋友圈中，尚未整理入号。而这个系列，多是遇事据即时情景随性而写。本篇亦权做“庚子札记⑩”） 编辑/高霜木 来源：欧亚地理札志（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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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5 17: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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