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2018-2019年新闻传播学学科立项课题数量统计表
从2019年项目类别分布来看，一般项目仍为最多，为120项，占2019年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数的57.15%，其次为青年项目，占立项总数19.52%，两项合计共计161项，占总立项数76.67%。其余依次为后期资助项目、重点项目、西部项目及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共计49项，占总立项数23.33%。如表3及图1所示：
表3：2019年新闻与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各项目所占比重（重大项目除外）
图1 2019年新闻与传播学国家社科项目类别分布图
二、项目所属区域、机构和负责人
（一）立项区域分布
从区域分布来看，2019年北京、湖北、浙江、广东、江苏及上海立项总数达115项，合计占总立项数目的54.76%，属于第一梯队，相关数据参见表4，值得注意的是往年位于第二梯队的浙江在今年获得了更多资助（2018年为8项，2019年为19项）。河南、陕西、福建、湖南、四川、山东及广西位于第二梯队，共计立项54项，占总立项数25.71%。安徽、重庆、甘肃、江西、天津、黑龙江、辽宁、海南、河北、内蒙古、西藏、新疆及云南共立项39项，占立项总数的18.57%，属于第三梯队。贵州、宁夏共计立项2项，占总立项数0.95%，属于第四梯队。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获资助项目及图2所反映趋势来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仍存在区域聚集情况，如西藏、新疆、云南、宁夏等立项数依然较少，2019西部项目立项数较2018年相比略微减少。
表4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传播学立项课题区域分布统计表
（二）立项单位及其隶属系统
从立项单位来看，2019年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项目承担单位共有130家，其中高校承担项目数量为197个，占总立项项目数约93.81%，其他单位如社科院承担5个项目，机关承担3个项目，军队和各级党校承担2个项目，报社承担1个项目，合计13个项目，如表5所示。在高校立项课题中，“985”（含985平台）和“211”工程高校共立项105项，占比50.00%，一般高校承担项目92项，占立项总数43.81%。
表5：2019新闻与传播学国家社科各单位立项比重表
从各单位承担项目数量来看，中国传媒大学位列第一，立项项目为7项（重大项目除外），暨南大学立项5项，排在第二位，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主持4项，并列第三。另外有9个单位主持3项，32个单位主持2项，79个单位主持1项，如表6所示。
表6：2019年新闻与传播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立项单位排序表
（三）项目负责人情况
2019年，共有210位研究者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项目除外），其中，正高级职称86人，占比40.95%，副高级职称79人，占总人数的37.62%，中级职称44人，占比20.95%。较2018年相比，2019年有一位初级职称研究者获立了青年项目，如表7所示。综合近几年数据来看，中级职称研究人员逐渐增多，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基金项目研究队伍中的新增力量。由此可见，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学术研究队伍出现年轻化趋势，许多技术性较强的课题成为这些学者的主要研究内容。
表7：2019年新闻与传播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主持人职称分布表
三、重大项目立项情况
2019年新闻传播学学科重大项目共立项18项，其中影视传播类2项，新闻传播史类4项，媒介体制方面的研究2项，互联网传播4项，出版发行类3项，此外还有媒体融合、信息安全等相关课题。18个重大项目中，15项由正高级专家主持，三项由副高级专家主持，其中“985”（含985平台）和“211”工程高校专家共获立16项重大项目。从高校分布区域来看，北京仍排名第一，共有6项，上海、广东排名第二，各有3项，浙江排名第三，共有2项，福建、湖北、辽宁、广西各获1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各获得2项，如表8所示。
表8：2019年新闻与传播学重大项目立项情况
四、项目的主题内容
（一）关键词分析
为分析2019年新闻传播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我们先是通过人工切词的方法，将228个项目（含重大项目）中有一定含义及反映倾向的词归类，然后对这些关键词进行筛选，剔除一些不具有明确指向性词语，不计出现1次的词语后，最终保留了出现频次2次以上的42个有效关键词，参见表9。从表9中可以看出，2019年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词频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是各类传播问题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趋势，与2018年相比，研究者对于下列各类传播现象的关注热度不减，如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对外传播、广告传播、环境传播、环境传播等。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对于社交媒体传播类新型传播方式的研究；二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媒介融合”“智媒”等词语广受关注；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新中国”“形象构建”“文化构建”“文化竞争”“文化建设”“海外市场”“国际舆论”等政治传播方面的问题颇受重视，说明政治传播仍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类目中的重要特色；四是“乡村振兴”“县级融媒体”“农民”“劳工”等词突出研究的人文色彩，关注的重心由中心城市逐渐向边缘地区及平民转移。同时“青少年”词频的增加说明研究者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度越发提高。五是深入对各类媒体本身的研究，如“社交媒体”“传统媒体”“主流媒体”“全媒体”等。六是“新闻史”“传播史”“广告史”“摄影史”“播音”“电影文化”等词表明研究者在研究时下热点的同时，仍把史论作为关注的重点。七是关于新闻本体相关研究的新趋势，包括对“新闻伦理”“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生产”“社会信任”“新闻政策”的关注。以上内容说明，新闻学与传播学项目立项情况受到社会变革的影响，紧跟时代潮流，解决实事，敢于创新。
表9：2019年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
（二）项目的研究主题
对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度课题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及2019年新闻传播类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可发现，“指南”对学者们的立项课题题目有较强的指导作用，较多学者或是对“指南”条目表述做出修改或是根据“指南”提供的研究范围、方向自行设计题目展开研究，如“指南”第54条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学者们就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定位、市场布局、提升路径、生态重构等多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发现，项目的主题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媒介融合、新闻史学、舆情监管、新媒体传播、新闻算法等方面，既体现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特点，也呈现出国家政策与实际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科前沿与历史经验相结合的特征。
1.跨文化传播:文化竞争力与国家形象构建
当前，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相互激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翻开崭新篇章。对于中国而言，正是构建新型国际形象及建设文化软实力的最好时机。这些在2019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便有所体现，学者们将视线集中在国际传播，通过提升跨文化传播效率、增强文化竞争力以及构建新型国家、塑造国人形象来体现大国风范，同时体现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项目研究以重大现实问题为研究方向，并为其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措施，现实指导性较强。
2019年，中国建国70周年，是新时代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年。从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可看出，当下，构建新型对外话语、提升跨文化传播效率、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和对外传播的主要议题。
2019年国家基金项目立项课题在跨文化传播议题上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重要特点：一是以增强自身文化竞争力为策略，提升海外传播影响力，如：“中国电影文化竞争力与海外市场动态数据库建设”、“新时代中国动画学派的重建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文化认同视阈下形象宣传片中的国家形象自塑策略研究”、“国产动画的价值观认同与传播策略研究”等课题就是从认同、重构等方面谈及文化竞争力的。二是注重对国家形象提升的建设性研究，国家形象是在传媒国际化大背景中外部公众对某一国家的认识和把握，即该国国家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抽象反映和公众对该国的总体评价和判断。通过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找到自身定位，构建合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制定适当的策略来构建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三是关于中国出版、中国品牌“走出去”的市场推进情况，中国想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必须要实现“文化输出”而不仅仅是接受“文化输入”，在提升文化品质的同时，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四是注重多民族国家形象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降低文化折扣，塑造大国形象。
2.政治传播：“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政治传播是2019年的一个重要议题，在此方面，学者们就“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了重点观察，共计立项数16项，其中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项目共10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立项主题的共计6项。这反映了目前学界对政治传播和国际形势的关注，也体现着我国新闻传播学学者们的使命。
在“一带一路”课题中，学者们主要关注这些问题：第一，以媒介为载体的跨国传播，如对出版物、微电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关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供需错配与平台协同机制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定位、市场布局与推进机制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微电影对外传播模式与保障机制研究”等课题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注重媒介技术与新闻热点、舆情舆论的结合，如“基于大数据及遥感的‘一带一路’新闻热点及争议事件研究”、“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中亚国家‘一带一路’网络舆情研究”等课题就是将大数据同舆情相结合的体现。第三，重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传播策略，尤其是差异化传播，如“东盟各国传播‘一带一路’差异化研究及启示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东盟地区主流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在美国的传播与认知研究”等课题就是如此。
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切入点的课题中，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注重共同体体系的建设，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共同体传播研究”等课题就反映了学者们对“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秩序体系建设以及整个传播体系的思考。二是做到了以史为鉴，通过对百年中国国家形象建设的梳理，来为当下共同体的传播提供策略，可以说这样的梳理是重大且有意义的，单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这一主题就获立两项重大项目。
3.智媒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网络
在新时代，媒介技术变革极大的丰富了媒介形态，以互联网为基点的新型媒体不断涌现，改变了传媒生态格局。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网络等互联网词语与传播学与新闻学学科联系越发紧密，传统媒体面临重大威胁的同时，也迎来新的机遇，媒介融合成为传统媒体转型的必经之路，因此，相关方面的研究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
大数据、人工智能、社交媒体不仅是信息社会的标志，对于媒体变革也起着关键新的作用。媒体变革、媒介融合、媒体创新都需要以上技术的发展。我国学者立足于这一现实，开展相关研究。经过对2019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社科基金项目的整理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关于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体制变革方面的问题。包括：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媒介体制中的版权问题以及媒介体制变革与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二是在新技术的驱动下，传播方式及传播效果、应用状况发生的改变，包括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新闻算法等新型互联网技术。三是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及公民隐私等问题。四是媒体融合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包括政务新媒体的服务及治理作用及针对性较强高的县级融媒体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部分研究以青少年、妇女、流动老人、退休老人等群体为主体，研究其社交媒体中的传播作用以及对其所产生的传播效果。与之前相比，此类研究不再停于表面，而是深入实际，解决现实问题。
4. 舆论：监管、引导及纠正
新闻舆论引导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这既是基本的新闻传播理论问题，也是新闻传播实践中重点关注的话题，因此，相关舆论舆情方面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的重点。每当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生大事时，大众媒体就会通过新闻报道来引导舆论。如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新媒体中的舆论引导更成为关注的重点。1991-2018年，全国共有32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聚焦于新闻舆论理论与现实的问题，主动探讨新闻信息传播，为舆论引导提供理论支持。2019年该类课题共立项10余项，研究者从舆情监管、舆论引导及纠正等方面研究舆论的形成、问题及解决方案。
2019年新闻舆情监管、舆论引导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大数据技术下网络舆情治理、舆论生成机制、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创新、政务媒体舆论引导、突发事件舆情监管等。
随着科技的进步，民间舆论场扩大，事件的发展透明化、公开化，网络成为舆论形成的重要基地，网络舆论治理也成为重中之重，网络舆论机制的形成也成为关注的重点，基于网络舆论的关注，有学者进行网络舆论引导仿真推演与建模，以此来找到好的应对之策。此外，学者们不仅单单分析舆论引导、舆情形成，而且结合“一带一路”政策，紧跟国际舆论走向，站在国家的宏观角度解决相关问题。另外，学者对于中国近代舆论监督史也进行研究，探索百年来中国舆论监督的演变，为当代提供经验。
5.新闻传播史：清代时期、抗战时期、改革开放、新中国70年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离不开历史，新闻传播学更是如此。新闻史、传播史一直属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1991-2017年，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有220项。自1991年新闻传播学类国家社科项目立项以来，平均每年有7个新闻传播史方面项目，而2018-2019年，该学科历史类研究项目每年高达20余项，实现大幅度跨越。经分析，2019年相关项目所研究的时间主体大致可分为：清代时期、抗战时期、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70年。
2019年新闻学与传播学社科基金项目中新闻与传播史相关研究主要有：新闻传播史、摄影史、媒介体制发展史、新闻实务史等。新闻传播史主要包括：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清代新闻传播史、日本的中国新闻史、中国电视剧对外传播史、改革开放40年藏族文化变迁史、新中国体育公共传播史、延安时期新闻传播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等10余项。媒介体制发展史包括：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史、中国广告产业制度史、中国古代媒介制度史等。新闻实务史主要包括：出版及广告史的研究。其中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百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演变过程以及在对外传播中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变迁。
总之，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学与传播学类别项目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外传播、跨文化传播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尤为重要。因此关于对外传播方面研究较多，且不仅立足于本国内，而是站在全球的角度，着力解决本国的国际问题，并基于“一带一路”政策，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二是技术的进步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冲击较大，且新闻与传播为交叉学科较为大的学科，涉及信息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者们多以此为基点，对传播模式、传播过程进行新的研究，且着重分析传播效果。三是立项项目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而是多样化、科学化的结合研究，包括实证研究、口述史研究、建模等多种方法。四是立项项目人文关怀色彩较为浓厚，重点落在藏区、新疆、内蒙古、县级的研究不在少数，且一部分研究集中于青少年、妇女、退休老人及流动老人，将研究落在实处，确实解决现实问题。四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新闻算法流行起来，新闻发布的门槛降低导致新闻伦理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新趋势。
相对于西方，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发展起步较晚，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稍作调整。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多关注于现实问题，可以在做现实问题研究的时候，增加理论阐释，或者专门做一些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建构强大的学科基础理论，有助于开展跨学科对话、跨国对话。二是要挖掘新的研究课题，目前的课题申报主要集中于年度项目，还有其他类型的项目也值得争取，如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文库、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这样既可以拓展项目类型，又可以开拓研究领域，也可能产出新的、高层次的研究成果。三是研究者要主动控制重复研究的问题，力争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依托，推出价值高、分量重的成果，为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来源： 镜鉴工作室
编辑：马皖雪
发表于 2020-11-15 22: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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