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手记：一腔孤勇闯天下，半壶浊酒慰平生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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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周頔

文章来源：传媒新声养成计划

区块链虚拟币产业井喷式增长，背后隐现着投融界资本运作的影子。在这片虚拟空间的法外之地上，操盘大佬如同赌场庄家，收割着一波波进入币圈的韭菜。

■ 我国刑事冤假错案时有发生，国家暴力机器恣意而为，成千上万的公民及其家庭承受了无妄之灾。冤案既是制度问题，也是国情问题，其中还裹挟了人性的丑恶和权力的博弈。

■ 警方年年都在捣毁“贩婴”团伙，然而人口贩卖的生意场却并未就此绝迹。在贩婴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户籍制度弊端夹在部门利益争斗之间无人问津。

■ 5月6日，中国A股大盘集体跳水，千股跌停。第二天，美国对华贸易加征25%关税的消息才得披露。因为一道隐形的“高墙”，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目光被挡住了，也正是它，给予了资本巨鳄们在开盘时大幅减持抛货的时间差。

本文独家发布于“传媒新声养成计划”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民主与法制》社 调查记者 周頔

部分配图来自网络

写在前面的话

当你看见我时，我和我的报道在纸上

当你看不见我时，我和我的理想在路上

这大概是“传媒新声”有史以来最长的推文，但我相信你会读完，或许还不止一遍。

在过去两届“传媒新声”的课堂上，组委会邀请我给学员们分享了一些故事，一些我亲身经历、见证、报道过的深度新闻和事件，还有它们背后那些不为大众所知的“秘密”。

每当课程伊始，我都会跟学员们夸口：你们能够来到“传媒新声”、能来听我的课，都是极其幸运的！

为什么？

我所讲的，你们的父母不会告诉你。在他们眼中，你永远是孩子，好好学习才是正途，至于人性的阴暗面、社会的潜规则他们不舍得让你知道。

我所讲的，你们的老师不会告诉你。上有“七不讲”红线摆在这里，下有教学督导和学生举报，关于社会的反思和批判老师们不敢讲。

我所讲的，你们的领导、同事们也不会讲。一个透析世事、有权利意识的员工并不那么好管理，一个深谙权谋、精通诡计的同事也是职场路上的巨大威胁。为了自保，他们绝不会多言。

我所讲的，掌控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也不会讲。“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原理是什么，不必我再重复了吧？

两届课程已经结束，从我得到的反馈来看，“颠覆三观”的效果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走出象牙塔的孩子们来说，了解到社会复杂和人心叵测，或许能让他们在走入社会后，少交一点学费，少受一些痛苦。

当然，短短半天的课程，还要讲授新闻采访等业务技巧，不可能将社会问题的本质尽数透析，也不可能把人性丑恶和制度弊端列举穷尽。

我只能通过分析和引导，带着学员们掀开真实世界的面纱，至于往后领悟和运用，还要看个人造化了。

“传媒新声”组委会希望我能把那些震撼人心、触及人性的故事写下来，我原本也早有此意，于是也就有了这篇约稿。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反反复复地删改，拿捏着说真话的尺度。出于种种顾虑，我不得已一再地删去、略去了很多精彩劲爆的内容，只能等到下一期课程，在课上当面讲给大家听了。

   

尽管内容有所删减取舍，但我依然相信，这篇手记讲出了很多人不敢讲、不能讲的真实。

仅以此篇，向所有追踪真相、敢讲真话的业界前辈致敬，向在媒介寒冬中坚守调查报道的同行们点赞，还有那些为公民权利和公民社会努力着的启蒙者、奋斗者们，让我们一路同行！

为了记住而记录

故人、故事、故情，只落得一场空

回忆之前茫茫如梦醒，忘记之后方知梦中还有梦

——《回忆之前，忘记之后》· 汪峰

这是我来到报社的第六个年头，也是我在深度报道业务上最不努力的一年。

去年9月，我开始了在中国传媒大学为期两年的新闻业务进修，今年我又申请了北京大学财经法律奖学金，或将重回校园读书。

工作上不努力，闲暇自然也就多了起来，除了在校读书和在外访友，余下很多时间，还可以在家发呆。

人们常说，喜欢回头看的人是心态上老了。我不知道自己作为90后能否有说自己老了的权利？

闲下来的这半年多时间，我时常忍不住地回头，想起那些曾经镌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人和故事。

他们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还有的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关于他们的文字，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参呈报，还有的只能留在记忆深处，不足为外人道也。

作为一个记者，记录是我的职责和使命。

记录，是为了记住，记住他们的命运，还有戏弄他们命运的这个时代。

在过往的报道中，我选了4个事件，以记者手记的形式来记录我的观察，截取部分，以飨读者。

去年中旬，一个炎热的下午，报社来了一个衣着体面的中年人。他坐在会客室愁容不展，点名要找我求助。

我和这个人并没有深交，此前某次行业峰会，曾经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他还是站在峰会发言台前的F总，描绘着区块链金融浪潮带来财源滚滚。

提问环节，作为法治媒体，我询问了两个关于投资合规审查和区块链金融“庞氏骗局”的问题。彼时，F总在台上侃侃而谈：我们专业人士要做的就是避开法律风险和投资陷阱，到区块链金融这片新大陆捞金。

刚刚推开会客室的门，F总几乎是扑上来跪在我面前，央求我“救他一命”。

不久前，F总在区块链虚拟币的投资遭遇了平台跑路，数十亿资金被一卷而空，其中除了他的个人资产，还有他通过不同途径募集来的资金，以及他挪用的一部分公司资产。

除了涉嫌非法集资和挪用公款等刑事犯罪，投资者还威胁到F总和家人的人身安全。他希望通过媒体公开事实，督促国家监管追责。

区块链金融，这个词近年来频繁见诸报端，我们看着既熟悉，又陌生。

2008年，次贷风暴席卷全球，为了对抗这场金融危机，美国出台了救市法案，中国落地了“四万亿计划”，而互联网上一个自称“中本聪”的人，提出了一种新的虚拟货币建构——比特币。

或许连中本聪自己都没有想到，仅仅10年后，比特币成为了全世界争议最大也是最值钱的“货币”。

高点时，1单位比特币的市价几乎接近2万美元。近期，1单位比特币的市价又重回1万美元大关。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虚拟币抢占了新一片投资蓝海，然而剖析其实质，无非是一种变向传销卷钱的骗局罢了。

首先做一个简单科普，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区块链货币？

简单来说，区块链就是分布式加密记账技术，比特币则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字符串。这种字符串可以通过计算获得，且总量有限，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字符串可以视为一般等价物，并将其价值化。

区块链货币的核心是一种去中心化、多数民主的计算体系，计算能力相对越强的单位，越容易计算出字符串，当个体达到整体50%以上算力的时候，它就可以改写字符串。

由于区块链货币去中心化的特性，对目前由国家控制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系冲击极大，一旦有官方承认比特币合法，则会引发世界货币体系的崩塌，甚至会引起战争。

从理性角度分析，没有、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敢于、愿意承认比特币合法。

这个注定不会被政府承认的“货币”为什么会这么值钱？这些字符串究竟有什么价值？

一位币圈业内人士告诉我：“比特币的价值，信则有，不信则无。”而这也正是区块链骗局的真实写照。

近两年，一些打着区块链旗号发行的虚拟币，在发行后其价值马上成倍增长。投入区块链金融体系中的财富，其增值速度远超过其他任何投资理财，甚至比高利贷还要恐怖。

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同行，在某虚拟币刚发行期间投入了1万块钱，当天就翻倍了，大概3天后他将全部虚拟币抛出，换得了近40余万元，平均每天复利160%。

日息复利160%，这个复利有多高呢？

简单说，第5天翻百倍，第10天翻万倍！

如果按这个复利投入1块钱，20天能赚1.99亿，轻松实现两个“小目标”。而第25天的时候，能得到91万亿的利息收入，相当于超过了2018年中国的GDP总额。

虚拟币交易没有涨停，160%的日息并不是天花板，日翻4、5倍的状况时有发生。

如此挣钱的买卖，引发了无数热钱涌入了互联网金融，但大家真的挣到钱了么？

呵呵！

今天我且不谈那些纯粹以骗钱为目的的互联网金融诈骗、传销，就目前我看到的所谓区块链技术虚拟币，绝大部分也都是策划好的骗局。

我就来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骗局是怎么发生的。

虚拟币骗局的参与者一共有5类人：发币程序员、投资方、媒体、交易所、玩家。

这个骗局的原理像极了传销，就是前四类联合起来，骗玩家相信虚拟币会持续升值，不断注资，然后收割韭菜。

在这5类人中，幕后推手就是掌握资本的投资方，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的投资方大多以基金为主，以下简称投资方为基金大佬。

基金大佬找到程序员，设计并发布一种虚拟币，当然这套虚拟币是正经按照区块链规则进行运作的。

基金大佬会组织人手开始算这个虚拟币，由于虚拟币开始期间只有内部人士在算，基金大佬很容易掌握50%以上算力，可以积累大量原始虚拟币。

随后，基金大佬还要再海外设立一个虚拟的交易所，方便虚拟币与现实货币兑换。

在虚拟币体系和交易所都做好了之后，基金大佬就要找到媒体、自媒体，开始对这个虚拟币进行舆论炒作，吸引玩家韭菜们进入。

敏感的媒体、自媒体也会在此时购买或者参与计算一些虚拟币，等待高价抛售。

在韭菜们陆续进入，用户数量增多，计算出虚拟币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的时候，虚拟币的价值仍然在高速增长，甚至是翻倍增长。

基金大佬和媒体控制的账户，会推动交易所中虚拟币与现实货币对价交易，造成一种虚假繁荣的景象，让韭菜们看到自己投入少量钱，很快就能换来高倍增长，而且还能换出钱来。

交易平台自称只收一些手续费，韭菜们看到其盈利模式只是居间中介，但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交易所与发币机构、基金大佬都沆瀣一气。

贪婪的韭菜们自然会投更多的钱进来，与其耗费算力时间换来一点点虚拟币的可能，直接买已经有的虚拟币显得更加方便。

于是，基金大佬和媒体将此前积累的大量原始虚拟币兜售给新进来的韭菜们套现。

当存量的虚拟币出售完后，基金大佬和媒体就会抽身撤离这个虚拟币体系，剩下群里的韭菜们呢？多半只能在这个体系里自娱自乐罢了，或者想办法把自己手里的字符串卖给后来人。

由于资金撤离，甚至交易所都会关闭，韭菜们花了很多钱，买来了一些看不到、摸不着的字符串，还妄图等待着哪天这些字符串能带来巨额财富。

用不了多久，基金大佬们又会筹划发行一个新的虚拟币，行业媒体照样敲锣打鼓热捧，不明真相的韭菜们，依然还会捧着热钱满怀期待地进来，等待暴富的明天……

由于虚拟币并不被国家承认合法，所以参与虚拟币交易的行为也并不为法律所保护。

更何况虚拟币的价值本身也是无法衡量，所有的交易也不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犯罪要件，很难定义为经济犯罪。

目前虚拟币金融骗局虽屡有发生，但官方无法明确介入管控。深陷虚拟币骗局的韭菜们也没有公力救济的方式，被割掉的韭菜，只能成为了自己的智商税。

F总在报社编辑部和我聊了很久，但是我能帮他做的实在有限，最后他带着失望和无奈离开了。

站在窗口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街角，我有些疑惑，究竟为什么专业人士也在这个领域栽了跟头？

是风险意识的淡薄？是自大盲从的无知？是利欲熏心的贪婪？亦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总归应该是关乎人性的，这让我难以概言。

从事了近6年的法治记者工作，我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追踪报道刑事冤错案件上面。

我参与了洗冤行动、无辜者计划、蒙冤者援助计划等公益项目，目前已经采访撰写的冤案有二十多个，还有多个准备报道或者内参呈报。

在报道冤错案件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想要申诉平反一起冤假错案，可能要耗费一个家庭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全部心血。

但是那种渺茫的可能，却常常让蒙冤者和家属感到无助和绝望。

在所有我参与申诉过的冤案中，像海南陈满案、福建许金龙案、河北聂树斌案等十多起案件已经得到了平反，还有像辛集赵海军赵晓丽案、宁德李承春案等还在坚持申诉之中。这其中，最让我不能释怀的，当属河北承德的陈国清案。

2017年3月，“洗冤行动”办公室。墙上是“洗冤行动”帮助的冤案当事人，白底照片是已经成功平反的，黑底照片是尚未平反的，近两年来金哲宏案、李锦莲案相继平反，但是尚有很多当事人仍然还处于冤狱之中。（周頔/摄）

1994年，河北承德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被劫杀案，承德郊区农民陈国清、杨士亮等4人被警方认定为嫌疑人，一审判处四人死刑后，河北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先后4次发回重审，最终以“留有余地”判处4人死缓、无期。

20多年来，4人在狱中拒绝以认罪换减刑，坚持伸冤，至今仍在押于河北承德监狱。

中国法学界数十位泰斗、专家论证过该案，认为明显存在程序错误和实体错误，全口供定案，有明显刑讯逼供的迹象，蒙冤者的不在场证明被隐匿导致丢失，曾经出现过的真凶线索没有人追踪，是“典型的冤案”。

该案也曾得到媒体广泛关注，包括我在内，《民主与法制》社先后有4位记者撰写过该案报道。《南方周末》、《法制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北京青年报》等数十家媒体都多次报道过该案。

2004年报道陈国清案的我社记者黎伟华，目前已经出任报社副总编辑（副厅级）。但是陈国清等4位蒙冤者至今却还在狱中苦等着申诉改判。

2016年夏天，我和伍雷、任星辉、杜程华等律师来到最高院申诉中心，询问陈国清案再审立案情况。一位佩戴二级警督肩章的法警走过来，问我们申诉什么案子。我们答，河北承德陈国清案。

法警愕然：“十多年前在警校时，就看过《民主与法制》和《南方周末》的报道，就知道这是冤案，怎么至今还没平反？”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很久……

2016年6月29日，陈国清案家属在承德中院听取河北省高院对陈国清案申诉意见，河北高院口头通知不予立案再审。（周頔/摄）

在接触过大量刑事冤案后，我发现了一些规律。这些冤案大多发生在90年代或2000年初，大多是以杀人、纵火、强奸杀人等为主的恶性暴力犯罪，案件大多是全口供定案，没有物证或伪造物证，法院检察院系统大多发现了案件存在问题而多次退回补充侦查、发回重审。

我曾经检索过关于刑事冤案发生的学界理论探索，很遗憾并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所以姑且呈现一些个人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刑事冤案的发生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行，剖开现象级的外表，能够看到一些更为深层次的共性问题。

1、法治环境：严打遗风尚存，运动式执法的思维定式至今仍然没有破除，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办案，对于工作错误无人指出更无人负责。对公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并不完善，特别是对司法机关的约束更是可怜。保障个体权利的律师、监督制约机制在权力面前，往往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2、工作方法：自上而下地违背刑事科学规律搞“限期破案，命案必破”，一些地方搞破案率评比和奖惩，破案率与奖金工资挂钩、与职务晋升挂钩。

3、人员素质：军人退伍转业在公检法工作，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刑侦培训，没有科学的工作方法，主观臆断。刑讯逼供、全口供定案的案件比比皆是。

4、畸形心理：公检法作为国家暴力机器，对个人有着天然的地位不平等。一些人还没有彻底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式，畸形的施虐心理被激发，从刑讯逼供到制造假证据，一手造就了很多冤案。

2016年3月16日下午，福建莆田冤案当事人许金龙等4人及家属向福建高院送来金色牌匾，感谢司法机关推动再审案件平反。（许金龙家属供图）

两三年前，我曾经听前律师李庄亲口说过自己的经历，在重庆打黑期间他因伪证罪被捕入狱，成为了全国都知道的冤案典型。当时在侦查阶段，有侦查人员审讯他的时候说道：“和平年代立功不容易，我不干，也会有人干的。”

近两年，我开始接触了一些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的案件，发现其中的刑事冤案也相当不少。用刑事司法程序干预经济纠纷，已经成为了很多权力和资本铲除异己、打击对手、明抢豪夺的手段。

一份错误的司法判决，特别是刑事判决，可以轻易地毁掉一个人的一生，乃至他的整个家庭都要承受不能承受之痛。

有人说，发生冤案是历史必然，冤案发生的原因是体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这样说听起来挺刺耳的，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才要不断进行司法体制和机制的改革。

浙江张氏叔侄案的蒙冤者张高平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农民，十年冤狱后，在为他再审平反的法庭上，他对着在场所有人说到：“今天你们是法官、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法官、检察官。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我无意去鼓吹或者比较什么样的制度构架能够防止冤案发生。迄今为止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没有过冤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是知道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有限，当然人也是复杂的社会动物，受社会性牵制。

无论是客观认知不足，还是主观刻意为之，冤案一直都有，我们报道并且通过内参形式上报，就是希望能够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

当然，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平反冤案的难度也很大，面临着官员追责、国家赔偿、政府公信力受损、国外人权政治攻击等诸多难题。

每一个平反的冤案背后，也有政治关系在其中运作。聂树斌案中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呼格吉勒图案后呼和浩特公安局副局长落马，陈满案中最高检履行抗诉职能得到外界一致好评……

这其中背后的原因，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独自在家的夜里，面对墙角堆放着的、摞起来被我还高的冤案卷宗，我时常问自己：个案平反真的能够推动法治进程么？冤案报道、个案平反真的能够从机制体制、权力制度上预防冤假错案发生么？

窗外不远处，“扫黑除恶”的宣传标语在路灯下显得格外刺眼。我把重庆时代的申诉卷宗推到了床底下，给书架腾出了地方。

明天，或许还有新的冤案卷宗寄到。

2019年初，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联名发布了《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累计患者人数超过6000万。

中国古语有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刚性需求与不孕不育的现实矛盾，催生了一条条贩婴产业链。

我无意间触碰到了这个领域，顺藤摸瓜，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目前，全国范围内贩婴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网络，各地都有，需求与供给屡禁不绝。一些年轻的情侣、夫妻为了获得报酬，主动为贩婴组织生孩子，一些医务工作者成为了人贩子的耳目和帮凶，为贩婴组织介绍客源、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和免疫预防接种证。

而现行户籍制度的缺陷，让被贩卖的孩子只要拿到假的出生医学证明，就能在全国各地的派出所上户籍，也就是洗白身份，成为购婴者合法的孩子。一旦孩子上了户籍，想要追踪被卖掉的孩子流向也就再也不可能了。

每年两会结束之后，我都会跑出北京走一走。今年4月，我接到了山东警方朋友的爆料，他们破获了一伙贩婴团伙，团伙的主犯都是90后，有的案犯就是孩子的父母。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无奈，将亲生骨肉卖掉换钱，这都是人伦悲剧。在山东政法委朋友的协调下，我赶赴山东潍坊，在看守所里见到了贩婴团伙的主谋L。

这个年龄与我相仿的青年已为人父，但他并没有卖自己的孩子，而是通过网络联系、劝说年轻的父母从他这里将孩子卖掉。

L体格并不健壮，甚至有些瘦弱，隔着审讯室的铁窗，他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神情凝重，目光呆滞，被铐在椅子上的手略微有些颤抖，手铐与铁凳微微碰撞，发出有规律的低频响声。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基本上是我在引导铺垫，他偶尔回应一两句话，并没有给出比审讯笔录更多的信息。

我和他都明白，更多的信息，也就可能意味着更重的罪责。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卖掉自己的孩子？

L猛地抬起头愤怒地看着我，咬着牙将字从嘴里喷出来：“我怎么能卖自己的孩子？”

我迎着他的目光，接续问道：那你是怎么劝那些卖孩子的父母呢？

L的回答让我感到吃惊，他告诉我，各地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巨大的贩婴地下网络，很多缺钱花的夫妻、情侣找到借贷公司，借贷公司就会向他们推销生孩子换钱的“生意经”。

专门有人贩子常年盯住各地医院的不孕不育专科，一些医院的医护人员也从中牟利，向人贩子们提供一些病人的信息，甚至直接介绍想买孩子的患者与人贩子对接。

L告诉我，仅他知道的山东境内的贩婴交流QQ群就有30多个。经过严格筛查、交了订金的买家可以进群，里面有人贩子不定期发布涉及孩子信息的暗语，如果有买家有意，则与人贩子私聊。

据L及同伙交代，他们卖男婴的价格在7、8万左右，女婴在5、6万左右。人贩子从中抽2万，剩下的交给孩子父母。2万抽成中有几千块钱是用于办出生证和户籍。

通过警方朋友的帮助，我联系上了一个刚把自己孩子卖掉的女孩W。这是一个95后的姑娘，脸上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两个孩子都被她先后卖给了贩婴组织。

W告诉我，她15岁离开家到县城的KTV工作，16岁成为出台的陪酒公主，并开始从事有偿的性服务。

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却无从得知。为了去做人流，她四处借钱，最后遇到了小贷公司的业务员，劝她把孩子生下来卖了，换一笔不菲的报酬。

做人流手术，花费5000余元，还要休息1个月不能上班。生孩子卖掉，前期不影响上班，孕期后三个月贩婴组织管吃管住，还能换2~3万块钱。在利益的诱惑面前，W选择了后者。

卖掉第一个孩子之后，W换了一个工作，交了一个男朋友。相处两年后，19岁的W再次怀孕，产检过程中男友发现W有过生育记录，便无情地离她而去，还带走了W存放在他这的所有积蓄。

W没有了男友，没有了积蓄，只能再次联系了人贩子，卖掉了自己第二个孩子。

她向人贩子打听过自己孩子的下落，人贩子回答，被买家带走后，孩子在哪里上户口都是买家自己决定操作，而且贩婴全程，买家卖家都没有透露任何真实身份信息，孩子的去向，人贩子自己也无从寻找。

为了进一步探求贩婴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我以买家身份联系到了一个人贩子，并交了保证金，进入到了一个发布贩婴信息的QQ群。

这个名叫“水果批发16群”的QQ群，有50多个成员，其中群主是唯一在群里有发言记录的成员，其余成员并不说话，大多都是等待孩子信息的买家。

在交流群中，香蕉和苹果分别代表男婴和女婴的暗语。群主发布信息的内容，像极了群名水果批发。

“新到香蕉7斤8两，5月8日采摘，已送到济南，还没过百天保质期。”

在群主发送的信息中，包含了孩子的性别、生日、位置，如果群内买家有意，则私敲群主单独联系。

在混入买家群之后，我跟群主详细咨询了买孩子上户口的事情。人贩子告诉我，他们在民营医院有“过硬的关系”，可以为每个孩子出具出生医学证明和免疫预防接种证。至于准生证等材料，需要买家自己准备，或者也可另付费由人贩子办理。

出生医学证明上有父母姓名，身份证号，民族，婴儿姓名，婴儿申报户口地址，母亲居住地址，床位号等信息。这个证明由医院出具，但是没有和公安户籍信息、民政部门信息系统联网。而且各地的出生证明并不统一，难辨真假。

只要拿到出生医学证明，买家可以在全国任意省市的公安机关光明正大的为孩子上户口，这时候孩子也就成为了买家合法的孩子了。

我问过公安系统的朋友，为什么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不能和公安、民政等部门的信息网络互联互通，朋友笑笑没有给我回答。

在他无奈的笑容中，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在有关部门之间，还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鸿沟和壁垒，而在鸿沟壁垒背后，还有那些难以言表的部门利益。

制度的弊端并不是没有人看得到，但是要想破旧革新，则阻力重重。或许有一天，会有一种强势的力量重构部门利益分配平衡与权责边界，到时候也许这些问题，会得到调整和解决。

几天前，我收到朋友寄来的VIP邀请函，邀请我参加每年都在浙江乌镇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

谈起这个大会，我不由得想到了一个人——原中央网信办主任鲁炜。

这个万国来朝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同时鲁炜也有“网络沙皇”的绰号，对于网络舆论管控的手腕非常人能及。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网络从来都是讲政治的，所以很多外国网站我们不能上，就连政府官员、高校学者有正当需求要上外网，都要经过严格审批，或者自己想办法找VPN“翻墙”。

在一个网络环境相对封闭的国家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多少会闹出一些笑话，在鲁炜落马后，有媒体曝光乌镇大会的外国代表团都是花钱请来的“演员”。业界也戏称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应该改为“世界局域网大会”更为贴切。

鲁炜落马后，我们一群被网信办删过稿子的记者们都在欢呼，期待下一个网信办领导能够开明豁达，给舆论一些自由的空间。

然而事实证明，互联网的无影墙不仅不能倒，反而要越筑越高。

这样的高墙，不仅防住了境外“亡我之心不死”的颜色革命势力，防住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思想，同时也防住了普通百姓随时了解世界格局变化、经济形势异动，为官僚资本的运作赢得了时间。

5月6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Twitter账户上连续发布了两条消息，表明要在5月10日开始前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税率由此前的10%提高到25%。

特朗普还表示，将在未来很快时间里对中国剩余价值3200多亿元的商品也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5月6日，中国股市集体跳水，截止至当日收盘，A股的三大股全线暴跌，千股跌停。上证退守2900点，深证1500点失守，沪深两市共有3466只股票下跌。

这还是在央行紧急降准2800亿、国家队资金跑步入场救市的情况下，维系成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局面呢？

特朗普两条推特不到200个字，但是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杀伤却是巨大的。

稍微关注新闻的朋友都知道，中美贸易中，2018年中国对美国有3233亿美元（美方称超过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总额只占中国总贸易额的20%， 但是就是这20%的贸易额，产生的贸易顺差额占中国贸易总顺差额的98%！也就是说中国出口赚到的98%的钱，来自美国。

而一旦对中国加征高额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商品的成本必然上涨，随即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再明显，在美国的销售情况会受到影响，外加上美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手段打压中国商品，中国对外出口行业必然受到不小的冲击。

此前，国内报道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大部分股民都对未来持利好期待。

特朗普发布消息是在5月6日凌晨，由于国内网络限制的原因，绝大多数的股民无法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只能等待“能翻墙”的媒体、有关部门转述。

而那些有能力翻墙、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的权贵、官僚资本、国家机构、消息人士，看到这个消息，必然知道贸易战的局势发生变化，股市必然会产生恐慌性抛售。所以消息人士在5月6日一开盘，就大举抛货、紧急避险，他们抛售的时候还能维持一个相对高的价位。

而尚不知情的中小股民，则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手中持有的股票已经跌停。

业内有玩笑说，5月6日，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股市要跌停，只有两个国家的人民不知道，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朝鲜。

对于特朗普扬言加征关税的事情，第二天部分财经媒体才获准进行了披露，而披露的角度也是以央行2800亿降准救市的角度进行报道的，丝毫没有提及中小股民在这灾难性的一天蒙受了多少损失。

25年前，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有官员要求汇报演出的孩子们不动，“让领导先走”。如今，面对国际经济市场的动荡，网络的无形高墙也客串了这个角色——中小股民不要动，让权贵资本先走。

网络无形的高墙和审查机制，让无数真相被阻挡、被淹没、被删除，这些屏蔽机制成为了维系政权稳定性的重要工具，也成为了权贵资本获取信息不对等剪刀差的保障。

随着网络监管越发严格，很多传统好用的VPN纷纷失效，甚至有架设VPN的单位也被以违法甚至犯罪进行了处罚。

我不由得想起了百年前闭关锁国的那个时代，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青年人特别是媒体人越需要开眼看世界的能力。

如果有人问我，新时代的记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想，会“科学上网”一定是必须的一条。

后记：

四个故事，近万余字，能坚持看到这里的读者，兴许还会有些意犹未尽。这些都是新闻背后真实的故事，也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

关于那些“暗箱操作”、“桌下交易”、“幕后协定”的故事，我还有很多、很多。我无法把它们写在纸上、发在网上，但是我可以面对面地将它们烙印在你的心里。

编辑：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