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记者该如何规划人生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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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老年记者该如何规划人生下半场    现年55岁的约翰·阿奇博尔德已经在阿拉巴马州媒体集团工作了三十多年，最近六年来，他正感到工作环境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2012年，集团将报纸与网站合并，三分之二的老员工被解雇，一批年轻的记者、编辑、制作人和数据专家填补了由老员工离开带来的空缺。 革新后的新闻编辑部每周只印刷三次报纸，转而加大了对在线新闻网站AL.com的投入，以沃尔特·惠特曼制作的视频新闻栏目The Song of Myself为代表，改版后的内容带来了用户数量的稳步增长，并赢得了公众对其新闻品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 今年，阿奇博尔德凭借关于批判腐败政治家、支持妇女权利和伪善虚伪方面的评论获得普利策评论奖，获奖后，他追溯了近年来工作的心路历程。他表示，在集团改革之初，自己也因担心失业或无法胜任新的工作而失眠，但最终还是决定将焦虑和恐惧暂时放在一边，专注于眼前的工作。 对于大多数步入职业生涯中后期的记者来说，焦虑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新闻业整体式微、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年轻记者的涌入……都让这些“老人”们在过去十年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本期文章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国外的中老年记者是如何不断攀登职业生涯的制高点的。 “我们所熟悉的新闻业已经结束了”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早在2006年，时任密苏里州大学教授、曾任《华盛顿邮报》观察员和《得梅因纪事报》编辑的Geneva Overholser便发表了《代表新闻：变革宣言》（On Behalf of Journalism: A Manifesto for Change）一文，鼓励记者跳出舒适圈，对新闻业进行自上而下的思考和变革。文中写道：“我们所熟悉的新闻业已经结束了”，这篇文章也被视作是在新闻业困难时期的“希望宣言”。 复盘新闻业的发展历程，从传统的董事会机制，到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再到专业媒体与社交平台的流量之争……纸媒时代的新闻生产周期不复存在，记者和编辑也不再是新闻编辑部的全部，多媒体新闻、付费订阅、平台推广等成为了编辑部更加关心的事项。总而言之，今时不同往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面对以上变化和挑战，记者们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行业环境。不过，情况也没有太糟，资深记者们并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为遥不可及的未来担忧。正如阿奇博尔德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作为专栏作家，专栏选题已经足够我担忧的了，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担心其他的事情。”当然，阿奇博尔德的底气来自于“我对每一件工作都不曾松懈”。 适应者 “让新闻更好地为公共服务” 阿奇博尔德的同事，现年54岁的卡罗尔·罗宾逊，也是在阿拉巴马州媒体集团改革中继续留任的前辈之一。入职三十年来，她大部分的报道都围绕着公共安全和公检法展开。阿奇博尔德对罗宾逊的工作给予盛赞，因为她的报道中总是有其他媒体未能捕捉到的新闻增量，这样详实的报道也为她积累了一批忠实读者。 “我每天至少报道五篇新闻。”罗宾逊表示，自己平均每天可以产出八篇新闻报道，最多时一天可以产出15篇新闻报道。高量产出让罗宾逊比大多数传统记者更欢迎数字新闻时代的到来，因为报纸并没有足够的版面将她所有的报道都发表出来，但是互联网可以。 此外，在内容上，在线新闻也更具灵活性和时效性。例如，编辑部不允许在报纸上报道有关失踪人口的新闻，除非警方认定该失踪事件中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但是，现在罗宾逊可以在网站上以快讯的形式发布这些失踪事件，这也大大减少了儿童、妇女等走失和被诱拐的概率。“这让新闻更好地为公共服务。”罗宾逊总结道。 对抗者 “这并不是记者，而是一个IT人员。” 在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有部分资深记者对以受众为导向的速食新闻感到尴尬和不悦，尤其是面对自己倾尽数月心血完成的深度调查报道往往不如数字编辑们对网络素材的“排列组合”更受欢迎时，这种情绪更加被放大了。 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助理教授帕特里克·费鲁奇近日完成了他对不同代际的媒体人的调研工作，调研结果显示，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的记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代际鸿沟，并且双方都对对方存在一定程度的“蔑视”。 “这些年轻人对Pro Tools（适用于Mac OS X和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的数字音频工作站平台）和Storify（一种社交网络服务，允许用户使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创建故事或时间表）的操作驾轻就熟，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去进行新闻采访和调查。”一位从业超过十年的记者表示：“这并不是记者，而是一个IT人员。” 另一边，涌入新闻编辑部的年轻人心中同样对资深记者们怀有不满，一位工作不到两年的记者在接受费鲁奇采访时表示：“他们总是不停地谈论着标准，标准……就好像他们懂得上帝的心意似的。”另一位在广播公司从事数字技术工作的年轻记者说道：“这些老人们总是喜欢一惊一乍，喜欢说新闻业濒临衰亡，喜欢通过削减预算的方式来维持运转，而不是去思考如何变通。说真的，这些抱怨一点都没有用，我们需要的是重塑新闻业。” 在日常工作中，两代人之间很难像这样将自己心中的意见一吐为快，也正是这样的沉默，让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特定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和不足，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正在不断扩大。 变革者 “勇于向经验不足的后辈学习” 现年42岁的Doris Truong已经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了近15年，现任周末版主编。近年来，她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数字新闻产品的设计和运营当中。“为了与团队保持一致，我必须了解行业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熟悉我们在工作当中使用的各种数字工具。” Truong这样说道。 作为美国新闻业龙头，《华盛顿邮报》既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推进新闻专业主义在数字时代的落实，捍卫其在调查性报道、新闻特稿等传统赛道的领先优势；同时也有足够的财力去拓展数字新闻方向和创新报道形式。在编辑部筹备与Snapchat的合作时，Truong主动加入了这一团队，在为期两个月的项目中，她学习到了如何借助社交软件吸引新的受众，并制作受年轻用户欢迎的多媒体新闻。此外，Truong也非常享受与年轻同事共事的经历，她表示，自己从这些年轻人身上学到了很多。勇于向经验不足的后辈学习，这是一项优秀且重要的品质，也是大多数资深记者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也不是每一个记者都能像Truong这样快速地适应环境变化，一部分记者已经熟悉并接纳了新媒体技术的普及，而另一部分记者则还在坚持传统的工作方式和习惯。同样地，也并非所有记者都很好地领会了数字时代“唯快不破”的新闻精神。“先发优势在数字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对于突发新闻来说，深度和详尽都不再是第一要务，重要的是将它尽快报道出去。”Truong解释道，这对于那些适应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重视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记者来说有些挑战。 坚守者 “记者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 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每一个个体都需要与时俱进。现年47岁的安德里亚·斯塔尔曼是家乡路易斯维尔赫斯特的WLKY-TV新闻主管。她从1993年开始工作，新闻业的一次次转型不仅对她的日常工作造成了切实影响，也让她意识到，作为记者必须不断与时俱进，进行自我调整。 记者本身具有较高的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但是重要的不是改变工作方式，而是从根本上转变自己的心态。 具体来看，未来记者需要更加主动地去进行自我提升，对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保持敏感，这些对年轻的记者来说并不困难，但是对资深记者来说，可能有一定困难。“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记者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斯塔尔曼表示：“如果你是一个热衷于追寻真相的专业记者，那么新技术和新平台只是你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必需的技能。” 回归到文章的第一位主人公，对于摘得普利策新闻评论奖的专栏作家阿奇博尔德来说，数字新闻的兴起并没有让他失去饭碗，反而为他带来了更多读者。“从事新闻业就如同乘坐过山车，高高低低总有轮回。更重要的是，对于乘坐过山车的人来说，永远都在期待更高点。”阿奇博尔德这样形容自己与新闻业之间的机缘，而将这样的比喻落到实处，便是“做好每一天的专栏”。无论是“前半生”还是“后半生”，专注做好眼前事，追寻报道的制高点，便也会顺其自然地攀登职业生涯的制高点。 编辑：冉玲琳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zroORW6O7xHOrRvo8WX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