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康德批判哲学的隐性基石——作为认识论转向根据的设定论转向（之一）
【按】这篇文章还在继续码字中，不知何时才能“杀青”，先推出引言和概念史部分。被删的《为何康德说“设定”和“是”完全是一回事》那篇，略改了下，作为“1、是与设定等同的概念史”这小节。本来概念史几句话概括即可，尤其关于康德部分，把文章要呈现和论证的一些内容“预热”窜入了，成稿时必须调整以免重复。但既然梳理到这个程度（水平有限，1万多字仍是挂一漏万），可以独立成篇，就原样保留着。内容观点一己之见，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自康德宣布其“哥白尼式革命”以降，两个多世纪的哲学史研究已将其丰碑意义固化为一套标准叙事，即认识论的主体性转向，其核心成就在于颠倒了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论证了对象必须符合先天认识形式。这一诠释固然正确，却严重遮蔽了驱动这场革命的更为隐秘和根本的本原设定（Ur-Setzen）。我认为，康德批判哲学的革命具有双重性，其显性维度是认识论的，而其隐性并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维度，则是对传统“是论” [1] 或Ontology（存在论）的设定论转向。康德哲学的根本突破，在于将对“是者”（τὸ ὄν）静态属性的追问，彻底转换为对“是”（Sein）本身作为先验主体之动态设定行动（das Sein als Setzen/Position）的探究，由此形成的理论体系，既包含一个设定先天形式架构的、作为隐性维度的“本原设定论”，也系统地呈现为一个彰显主体能动性维度的“先验行动论”；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全面展开，其最终旨趣就在于回答“人【是】什么”。 然而这一作为康德哲学真正基石的设定论，虽被莱因霍尔德所阐释，被费希特、谢林等所运用和深化发展，被后人所研究，但在康德学界未被主题化为体系的诠释范式。中文康德学界虽常论及康德哲学的“存在论”转向，然而，康德的“存在论”（我称之为“是论”）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在批判哲学中扮演何种角色，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似乎并不明确，看法也不一致。我认为康德批判哲学的核心，就是“Ich bin/我是着”这一根命题及其展开，既分析又综合。《遗著》是直陈式的展开，三大批判则是演绎、阐明式的展开。由此主张，应将康德的“是论”界定为“本原设定论”，是一个由内嵌动力的“一多辩证统一结构”所驱动的严密体系。该结构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根本特征：第一，是“本原的一、分离的二、经验的多”的三重结构。[2] ‘一’即本原设定（Ur-Setzen），是Ich bin这一先天综合命题所标识的源初行动，既作为先验逻辑起点和大前提，蕴含了先验主体的全部逻辑必然性和可能性，也为主体行动颁布形式或原则的“宪法”；“分离的二”是主体为实现自身而必然进行的自我分化，生成诸形式（或原则）的对立性架构；“多”则是此架构在经验中的运用和成就。第二，是“非对称套嵌”的行动原则。三重结构在辩证张力中通过“非对称”划定理性界限，并通过“套嵌”实现有目的的统一，形成Setzen（设定）与Position（设置）的双重格局，以及以真善美为取向的感性知性理性、认识欲求判断、知情意、个人社会世界等多重对立统一运动。第三，是内蕴于形式架构本身的“先验动力学”。正是这一动力学，使整个体系成为一个自我立法、自我构成的活的理性生命系统。 本文的任务正是对上述隐性基石进行揭示、验证与体系化重构。第一步是设定这一核心概念的提取，以《遗著》为引导，提出设定论的解读范式；第二步是范式验证，以此范式对勘三大批判核心文本；第三步是体系重构，以设定论为范式，以“一多辩证统一结构”为框架，重构康德批判哲学体系。本文最终旨在表明，康德最具生命力的遗产，绝非静态的认识论形式体系，而正是这种在“一、二、多”辩证张力中永不停止的“先验设定行动”本身，这也是其哲学永恒的当代性魅力所在。 一、设定概念提取1、是与设定等同的概念史 为什么康德说“Position或Setzen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与Sein的概念完全是一回事”[3]？ 在康德哲学中，“设定”及其相关概念占据着核心地位。从1763年《证明》到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设定（Setzen）”和“设置（Position）”[4]、“悬设/公设（Postulat）”[5]、“综合（Synthesis）”[6]、“综设（Zusammensetzung/Compositio）”[7]。这一概念群贯穿了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然而，要真正理解康德使用这些术语的意涵，必须回溯到古希腊哲学的词源根基，并追踪其在拉丁传统中的演变。 （1）古希腊源头：τίθημι（放置）与 θέσις（命题/设定） 西方哲学关于“设定”的思考，始于古希腊动词τίθημι（放置、设立）。其名词形式θέσις（thesis）具有双重含义：既指被放置出来的“命题”[8]，也指设定这一动作本身。这一词源关联在古希腊语中是透明的。而关于ἔστιν（它是）的讨论，巴门尼德是源头。 a. 巴门尼德的著名“是论” 根据G.S.基尔克（Kirk,G.S.）等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我们来了解一下巴门尼德的三个残篇中的相关表述：[9]
残篇2（第291条） “ἡ μὲν ὅπως ἔστιν τε καὶ ὡς οὐκ ἔστι μὴ εἶναι
πειθοῦς ἐστι κέλευθος (ἀληθείῃ γὰρ ὀπηδεῖ)
ἡ δ' ὡς οὐκ ἔστιν τε καὶ ὡς χρεών ἐστι μὴ εἶναι
τὴν δή τοι φράζω παναπευθέα ἔμμεν ἀταρπόν” “一条路是：它是（ἔστιν），且不可能不是；
这是说服的道路（因为它追随真）；
另一条路是：它不是（οὐκ ἔστιν），且必然不是；
我告诉你，这是一条完全不可言听的小径。” 残篇3（第292条） “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 “因为那同一个东西，它是（ἐστίν）思（νοεῖν）和是（εἶναι）。” 残篇6（第293条） “χρὴ τὸ λέγειν τε νοεῖν τ’ ἐὸν ἔμμεναι.” “必须<这样>说和思：是者（ἐὸν）是着（ἔμμεναι）。” 其中， ἔστιν（它是）是不定式的 εἶναι（是） 的第三人称单数直陈式，ἔστιν（它是）和 εἰμί（我是）是同一个动词εἶναι（是）的人称代词的分词形式。巴门尼德的核心思想是，“它是” 是唯一可言的、可思的；“它不是” 是不可言听、不可思议的。于是，这个 “ εἶναι（是）” 就被认为是西方哲学中“是（Sein/Being）论”的源头。 这里我们需要追问两个问题。 第一，θέσις（设定/命题） 的词源是τίθημι（放置、设立），它与巴门尼德的εἶναι（是）有什么关系？ 从词源上看，两者在印欧语系中没有直接同源关系。但在哲学概念上，它们有着深刻的逻辑结构关联。 在巴门尼德看来，“ εἶναι（是）”不是任何具体的事物，而是使一切事物可被“言说”的那个前提或本源。而且，“思”和“是”在本源上同一，都由“ εἶναι（是）”派生而来，无论言说或思维，必须采取“是者是着”这样的方式。换句话说，任何真正的“言说（θέσις，命题/设定）”都必须是“是者是着”的展开——即必须从 εἶναι（是） 这个本源出发说：“ ἐὸν ἔμμεναι（是者是）……”。换句话说，任何“言说（“θέσις）”必须经受“εἶναι（是）”这一本源的审判，才能称为适当的“θέσις（命题/设定）”。所谓“审判”是指，因为θέσις（命题/设定）是由εἶναι（是）动词所派生的具体放置谓词或对象的活动，那么，谓词是否是主词的恰当展开，或者言说出的东西（谓述）是否已经包含在主词之中作为主词的一种规定，必须通过“是”来检验，看谓词能否被正确地联结到主词上，从而说出主词之“真”。[10] 第二，为什么“那同一的东西”它就是“思”和“是”？ 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思维必须用“是”来言说，任何判断都隐含着“是（εἶναι）”这个系动词。这样，似乎巴门尼德是在语言逻辑上来谈论“是（εἶναι）”，虽然巴门尼德没有“A=A即同一律”这样的表述，但他的“是（εἶναι）论”是其源头，故他发现了语言逻辑的普遍性基石。 其实不仅仅如此。如前所述，巴门尼德从“它是（ἔστιν）”追溯那个本源之“是（εἶναι）”，这已然从语言逻辑层面跃进到了“是（εἶναι）之真”的层面，已经将“是（εἶναι）”绝对化、实体化为外在于言说者的一个超越的、唯一的、永恒的“它是（ἔστιν）”，这个“它是”不再是命题中的一个可变的系词，而成了一切命题之所以可能的绝对前提，求真之路的唯一对象，以及思想必须去“求索”而非去“使用”的本源。这才是巴门尼德“是论”的核心要旨。 然而必须指出，他通过“它是”，将这个本源神秘化了。 康德将巴门尼德那个外在的、被神秘化的“它是”，翻转成了内在于主体的“我设定”。即，在巴门尼德那里，“它是”是本源，所有命题（θέσις）都要接受它的审判；而在康德那里，“我思”（先验统觉） 成为了本源，一切范畴（包括作为模态可能性根据的“是”）都是这个本源自我“设定”出来的形式功能，并用这些功能去“设定”经验对象。康德将巴门尼德的语言逻辑之“是”和外在的本源之“它是”，彻底地主体化和功能化，拆解了“它是”的神秘外衣，将其还原为人类理性进行综合判断的先天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康德更像是返回巴门尼德。然而康德却完成了一个决定性的翻转，即保留了“本源”这一结构，但把本源从外部拉回到了主体本原设定这一环节。 总而言之，巴门尼德将 “是” 既作为思想的必然路径（真之路），也设定为一切可言说的根据。这是西方哲学中“是”与“设定”的源初统一。 b. 柏拉图作为中介 柏拉图对话不仅有《巴门尼德》篇，还在多篇对话中谈到了“是”与心灵“活动”或“设定”的关系。这里只举两处文本加以说明。 柏拉图在《理想国》“线喻”那结尾处有这样一段对话： “因此，虽然这种形式的东西我曾经将之说成是可思的（νοητά），但是，灵魂不仅在对它的探究中被迫使用一些假设（ὑπόθεσις），不能够前往本源（ἀρχή）那里......<代表>可思的另一部分，我说的是言说本身凭借对话的力量而抵达的那一部分；<在那儿>它不把那些前提（ὑποθέσεσιν）当作本源，而是在是的方式上（τῷ ὄντι）将之作为前提，......一直走向那无前提的东西而抵达所有一切之本源;当它触碰到了这个本源之后，它复又反过来把握那些同该本源有关的东西，就这样一直向下走到终点，绝不另外使用任何可感觉的东西，而是仅仅使用诸形式本身，通过它们走向它们，并结束于诸形式那里。（εἴδεσιν αὐτοῖς δι’ αὐτῶν εἰς αὐτά, καὶ τελευτᾷ εἰς εἴδη."[11] 511b-c这段话中没有直接出现 θέσις（放置/设定），但通过 ὑπόθεσις（假定）这个词，θέσις 已经被“带进来”了，因为任何古希腊人读到 ὑπόθεσις一词，都知道它是 ὑπό（在......下）和θεσις（设定）的组合，θέσις（设定/命题）是ὑπόθεσις（假设）的词源。所以，511a-511c 虽然没有 θέσις 这个词本身，但整个讨论都建立在“设定”这个基础概念之上。假设（ὑπόθεσις）是“放在下面的设定”，就是要超越这些前提之“设定”，走向无前提的本源，然后从本源出发，不借助可感的东西而重新把握那些设定（形式本身）。这可以称这为辩证法。
另外，《智者》篇中，“客人”说： “我其实在说那已经拥有有某种能力的东西——它要么生来就<能>对某一别的东西有所行动，要么<能>有所遭受，甚至从最微不足道的东西那里遭受最小的事情，即使仅仅一次——所有这种东西都是以是的方式（ὄντως）是<着>（εἶναι）。也就是说，我现在提出（τίθεμαι/我设定）一个界定来规定诸是者（τὰ ὄντα）：它们不是任何别的，除了是一种能力（δύναμις）。”[12] 在这段话中，柏拉图借“客人”之言，表明了这样的观点：“诸是者（τὰ ὄντα）”绝非某种静态的东西，而是以“能起作用或被起作用”（即“是的方式”）为其“是着（εἶναι）”的标志，即将“是（εἶναι）”定义为“活动”（我设定或我提出）之能力。这意味着，是（εἶναι）并非孤立的属性，而是与“活动”（能力）、“关系”（τίθεμαι/我设定）相关的，即这种“关系”（我设定）正是“是”与“活动”（能力）的关联。换言之，“我设定”在这里，正是作为哲学家的理性活动，去界定和揭示那个作为能力的“是”本身；或者也可以说，这个“我设定”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客人”在对话中进行的哲学活动（“我提出一个界定”）；另一方面，它揭示了“是”本身的结构就是一种能动的 “设定-关系”，即“是”就是能起作用或被起作用的“能力”。 这种双重性，似乎恰好呼应了康德的观点：“是”既是主体认识的“设定”活动，又是使对象得以显现的主体之“是”的方式。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柏拉图和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按照“线喻”文本，柏拉图的“是”只是形式，形式之上还有“本源”，这种“本源”是超越的、外在于主体的。[13] 而康德的“是”在于主体自我的“设定”本身，“是”即主体的“本原”设定。而这何以可能？在康德看来，问这样的问题是白费力气，因为“是/本原设定”仅属于理念，只是可思的“理知者”。 说一句或许并非题外的话。图宾根学派依据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认为柏拉图的形式（不定的二）之上还有一个“本原”之“一”，[14] 而从柏拉图《理想国》511a3-511c2“线喻”这段对话中，我们似乎能够读出“一和不定的二”这一结构了，那么，图宾根学派的解读似乎不无根据。 由以上两处文本可知，在柏拉图那里，“在是的方式上”（τῷ ὄντι）就是形式的“是”之方式，而这种“是”是通过“设定”（θέσις）之活动被辩证地揭示出来的。这正是从巴门尼德到康德的那条线索的中介环节。 c.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化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051b2-5）处阐述了“真”与“综合”（synthesis）的关系： “真与假涉及结合与分离……真，是肯定那在现实中结合的东西，或否定那在现实中分离的东西。”[15] 这里的“结合”（σύνθεσις/synthesis）正是思想通过命题将不同要素“放置在一起”的活动。命题（thesis）的本质，就是将谓词“放置”于主词之上，这一“放置”动作，构成了西方逻辑学的原点。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027b20-25）处又明确指出： “……在结合中真得到肯定，在分离中得到否定……真与假并不在事物之中……而是在思想中。但对于单纯的东西和‘是什么’，甚至也不在思想中。”[16] 这里的关键在于：判断活动在思想中进行，但判断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事物本身而非判断者：“因为你白，我们这样说才是真的”（1051b2-5）。 而康德则认为，真（客观实在性）不源于事物本身，而来自于判断主体的先天形式的经验运用，其客观普遍性保证了判断的真。 亚里士多德认为，“是”与人类活动“相关”，在伦理生活中被实现、被感知，但并非“出于”人类活动；事物自身的属性（如“白”）先于人的认识。比如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72a1-3）说： “无论一个人把什么当作他的是着（τὸ εἶναι）或使他的是着（τὸ εἶναι）值得欲求，他都希望与他的朋友共享。”[17] 亚里士多德有两种用法：τὸ εἶναι是动词εἶναι（是）的不定式+冠词=动词名词化，意为“是着”，表示活动本身，是动态、过程；他在伦理学、物理学讨论中使用该词。τὸ ὄν是分词 ὤν（是着的）+ 冠词=分词名词化，意为“是着的东西”，表示静态、结果、实体，比如“作为是的是”（τὸ ὂν ᾗ ὄν），研究“是者作为是者”的普遍规定；τὸ ὄν适用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论题篇》讨论的特殊“论题”(θέσις/thesis)，如前所说，其字面意思就是被“设定”起来的“命题（thesis）”，这恰恰揭示了西方逻辑学中“命题”与“设定”的原始关联。比如《论题篇》（104b19-20）说： “θέσις δ'ἐστὶν ὑπόληψις παράδοξος τῶν γνωρίμων τινὸς κατὰ φιλοσοφίαν...”（“论题是一种与普通见解相悖谬的、出自哲学家的假设……” [18] 这里θέσις（thesis/论题），就是“放置”或“设置”，ὑπόληψις（假设）是ὑπό（在下）+ληψις（拿取）的组合，即“预先拿取的见解或意见”。于是，θέσις（thesis/论题）明确指被“设立”起来的命题，虽然没直接说它与“是着”（τὸ εἶναι）和“是者”（τὸ ὄν）的关系，但是，如前所说，命题的本质就是通过“是”把谓词“设定”到主词上，这个逻辑在希腊语中是透明的。
（2）拉丁传承（ponere、positio） 在公元前后的希腊化时代，拉丁世界继承古希腊哲学，以ponere（放置）对译τίθημι，以positio（设定、位置）对译θέσις。中世纪经院哲学进一步衍生出 compositio（综合放置，即 σύνθεσις，通常被汉译为“组合”）与postulare（强烈要求放置，源自 ponere的频繁式，被汉译为“悬设、公设”）。至此，拉丁语的pos-词族已成为西方“存在论（ontology）”与逻辑学的核心术语群。 根据扎卡里·卡尔霍恩（Zachary Calhoun）的看法，[19] 鲍姆加登在其《形而上学》中大量使用拉丁术语positio，posito，positionis，但将其局限于“分析性的设定”，即逻辑同一性原则的表达。这正是康德后来批评的“不确定的设定”。 （3）康德的改造：Setzen与Position 康德从1763年的《证明》到1804年去世前的《遗著》手稿，同时使用德语词Setzen（设定）与拉丁借词Position（设置），构建起一套复杂的概念体系。这一双重策略用意深远：用德语词setzen与经院哲学的拉丁传统“切割”，同时又保留拉丁词Position以提示概念史的连续性。 a. Setzen或Position与Sein是一回事 康德在1763年《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AK 2:73）处说： “Position或Setzen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与Sein的概念完全是一回事。”[20] 在此，康德只不过使用了谁都理解的日常用语，Sein就是拉丁的Position或德语的Setzen，“不外乎就是一个判断中的联结概念”（AK 2:73）。但是，康德认为，在哲学讨论时，需要注意其含义，不要将“事物”及其“标志”搞混了，即Sein不是事物，而仅仅是事物的逻辑标识，它只是逻辑谓词，而非实在的谓词，没有给主词添加任何东西（属性）。（AK 2:73～74） b. Setzen是主体能动的综合活动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 ‘是/Sein’显然不是任何实在谓词……它仅仅是对一个事物或者说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设定/Position。”（A598/B626，韩林合译）与1763年的观点一致，即，“是”不是实在的谓词，而只是一个“放置”谓词的动作。具体来说，是意识的一个动作，是意识主体将一个概念放置到直观杂多对象（主词）之上，以便规定或设定主词。在康德看来，这是一种“综合”的认识活动，与鲍姆加登的“分析性设定”不同，康德的设定是综合的，它超出了概念自身的同一性，主词表示的对象需要直观给予其杂多，否则就是概念空转（同义反复）。[21] c. 在Ich bin命题中，主体进行自我设定的本源行动 在《遗著》中，康德区分了设定自身的双重行动，即自我意识这一统觉的表象是设定自我的双重行动： “使自身成为一个直观对象之统觉的表象，包含双重行动：首先，是设定自身（自发性的行动）；接着[其次]，是被对象所刺激并联结表象中的杂多达到先天统一（接受性的行动）。”（Ak22:31）[22] 而这种双重行动的根据就在于Ich bin这一根命题： “认识的首次行动在于动词：我是着（I am/Ich bin），——自我意识，因为我[作为]主词，是我自身的一个对象。然而在这当中，便存在一种关系，该关系先于主词的一切规定，即直观与概念的关系，在此关系中，在我设定我自身的范围内，这个“我”被双重对待（即在一种双重意义上）：也就是，一方面作为物自身（ens per se/通过自身而是），另一方面又作为直观的对象；确切地说，要么客观地作为显象，要么先天地将自身构建为一个物（即作为对象物[Sache]自身）。”（Ak22:413） Ich bin命题就是自我设定命题，“我思着”以“我是着”为前提： “我思着则是对我的存有（Dasein）进行规定的动作。所以存有/Dasein由此已经被给予了。”（KrV B158注）[23] 一方面，从存有或活动的角度看，“我是着”是本源行动。要么将“我”作为物自身；要么作为显象，即直观形式及统觉本身，也就是心灵刺激自身产生的意识显象。 另一方面，即从认识的角度看，我是思着的，“‘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KrV B132）。由此，“我思着”与“我是着”是同一性命题，即根据同一律，“我自身的意识（sum/我是着），这是逻辑上的（cogito/我思着）”，也就是“我是思维着的（sum cogitans）”，而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是（cogito ergo sum）”的推论性命题（Ak22:83）。因此： “在这一表象即思维行动中，还没有遇到直观杂多的综合；它只包含一个分析的判断。表象能力（facultas repraesentativa）最初的进展是从根本上的纯粹思维到纯粹直观：空间和时间，这包含着先天综合认识。它们并非诸对象（entia/诸是者）而仅仅是先天直观形式。”（Ak22:83） 这指的是，最初的思的行动，是设定直观形式。
不仅如此，在自我设定理论中，康德亮明了自己先验哲学的任务： “（1）先天综合原则出自诸直观是如何可能的？（2）先天综合原则出自诸概念是如何可能的？”（Ak22:77） 这两个任务都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完成的，先验感性论通过反思性先验方法，论证了任务（1）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第（2）个任务通过展开反思性的先验分析论，论证了其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先验哲学的出发点是： “[在先验哲学中]，人们并非从诸客体出发，而是从构建自己思维主体的可能性之体系出发，且人自身即是其思维能力的创始者。”（Ak 22:79） 他通过这样几个步骤，完成了自我设定： “1、设定自我。2、为自我设定一个直观对象，不是经验性的感官-直观的对象，而是就其形式而言的先天对象，即空间与时间。3、在一切知觉之前主观地作为显象。4、先天综合命题（先验哲学）在一个原则之下包含经验的可能性。”（Ak22:421） 而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部分，康德将主体对自身的设定（可称为“本原设定”）与反思性的先验演绎、形而上学阐明相结合，先验地论证了设定先行于经验的先验自我之形式、原则的必然性。例如： “我们设定/setzen这些表象的那个时间，那个本身在经验中先行于这些表象的意识，并作为形式条件而为我们在心中设定/setzen这些表象的方式奠定基础的时间，……”（B67，邓晓芒译，setzen译法有改动） 在此，康德将时间形式与自我意识（纯粹统觉）相联系，作为先行于经验的前提条件。对时间这种直观形式的意识是什么？就在于下面这句引文，这句非常重要，也是经常被误读误译的一句： “就直观形式来说，除非某种东西被设定于心灵之中了，否则，它不表象任何东西，因此它只可能是心灵受到自己的活动——即直观的表象的这种设定——刺激方式，进而它只可能是心灵受到它自身自己的方式，也即从其形式来看的内感官。”（B67～68，韩林合译，“直观的”依据康德原文所译）
其中“直观的表象的这种设定”，康德原文是“dieses SetzenihrerVorstellung”，科学院版依据Kehrbach意见将“ihrer”修改为“seiner”，这样，按照就近指代原则，seiner只能指代“心灵”，韩林合译本据此译出。但韩教授给出的译注说，若不改动，按照指代原则，“ihrer”就可指代更前面的“直观（Anschung）”一词。[24] 而核对迈纳1956年版，其保持康德原版“ihrer”未改动。
康德使用“ihrer”一词，有其深刻的哲学含义。若我们阅读恢复康德原版文本，并联系着setzen和Ich bin命题的关系，就不难发现，这段话就是康德用以说明直观形式如何被主体设定的重要文本。 康德此处讲的就是直观形式，即内感官的形式，直观形式必须被设定在心灵之中，否则心灵就无法刺激自身。而心灵的自我刺激活动产生/设定的内直观这种表象，就是从形式来看的内感官。换言之，心灵自我刺激产生对“时间形式”的意识，由此自我设定了自身这种源生的直观形式之表象。不拥有时间直观形式的心灵会有自我意识（本源的统觉统一性），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将“ihrer”校改为“seiner”，那么“心灵的表象这种设定”究竟设定了什么，势必语焉不详。设定心灵活动？它就是自我的本源行动，根本无法被自身设定；设定心灵自身？心灵自身是物自身，根本不能被主体所设定，否则就是“理智性的”了（KrV B68）。是故，“我”在主观上只能设定观念性的直观形式或表象世界的方式。这种直观是“派生的直观（intuitus deriveativus）”，而非“本源的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KrV B72）。所谓派生的，即由心灵自我刺激而产生的，例如，如果不借助中介，“眼睛看到了眼睛自身”，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所有人类心灵都是如此，这种派生的直观就具有了普遍性，每个人的直观形式都一样；而本源的直观因为是理智性的，无需心灵刺激自身，就会直接或完全自由地给出有关心灵的一切表象，谁想要什么样的就会有什么样的直观，这样的“智性直观”就失去了普遍性。 因此，可以说，科学院版的轻轻改动，彻底遮蔽了康德“自我设定自身直观形式”这一重要思想。（有关康德贯穿三大批判的其他设定论述，后文将进一步展示。） d. Position（设置）是理性必然要求的前提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使用Postulat（源自拉丁词 postulatum）指称实践理性的“悬设”——如上帝是、灵魂不朽，表达的是“悬而未决”（理论无法证明），却又“必须设定”（实践必然要求）。换言之，这些命题，是纯粹理性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但理论理性无法证明其客观实在性，在实践领域则获得合法性依据。
而postulat是从positio（康德用词position/设置）演变而来。而Positio就是本源的设置动作或逻辑起点，它是未定式，只是一种可能性，并未确定任何东西，与不定的Sein是一回事，并未给主词添加任何属性。（KrV B627～629） e. Synthesis（综合）是综合活动的本质 康德的Synthesis（综合）与拉丁词compositio一脉相承，都是将不同要素“放置在一起”的活动。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称综合是“将不同表象相互归并，并在一个认识中把握其杂多的活动”。（A77/B103） 于是，compositio/composition就是将不同表象“综合-设置”在一个直观或概念中，可简称“综设”，它不是简单的拼凑“组合”，而是有序组合（显象）或概念化联结的“综合”（概念对象）。 (4)确定“设置”、“设定”、“悬设”、“综设”译名 由以上关于词源谱系的辨析，可以将康德“Setzen”概念群的翻译列表如下： 康德德语词 | | | | | | | | | | | | | | τίθημι (希腊语动词) → ponere (拉丁语动词) → positio (拉丁语名词) | | | | | | | | | | | | | | | | | | 希腊σύνθεσις，拉丁译为compositio(com+position) | | | | | | 古日耳曼（zusammen+setzen），与拉丁compositio概念对应 | | | |
从古希腊的τίθημι，到拉丁的ponere，再到康德的setzen与Position；从εἶναι到康德的Sein再到positio到Setzen；这条概念史线索绵延了两千余年。康德的创见，在于将“设定”从逻辑同一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先验综合的全新内涵。“是”不再是事物自身的抽象属性，而是主体本源行动中“设定”出来的东西；“真”不再是思想符合事物，而是现象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不是事物规定认识，而是认识的形式规定事物如何向我们显现。而这场革命的“代码“，就藏在“设定”（Setzen）这个词里：不是主体的本源行动之形式和原则被别的什么更高主体设定，而是，自我的本原设定来设定自我本身的形式和原则，这也就是康德的“Sein论”转向或“设定论”革命。 （待续——初稿之二：【2、《遗著》中的“自我设定理论”】） 注释： [1]本文采用陈康、王太庆、王路等主张的译法，以“是”翻译“τὸ εἶναι (Sein)”等，以“是论”翻译“Ontologia”。此译法旨在回归并凸显巴门尼德对“是（τὸ εἶναι）”进行哲学追问的核心线索。本文一个重要论点在于，康德先验哲学是对此传统的始源性回归，在其批判哲学中，“是”（Sein）的哲学意义，既非亚里士多德式多重含义的“是者”（τὸ ὄν），也非笛卡尔的“在”（suis/sum），而是批判地返回巴门尼德源头并重建的先验逻辑中的“设定”（setzen）或“设置”（Position，即由主体出发对最高关系项或无条件项的假设），
“设定”（Setzen）是主体源生性的、前“直观-概念”关系之中的本原设定/Ur-Setzen，是先验主体的直接自我确定。因此，本文所言的康德对传统“是论”的转向，特指以“本原设定（Ur-Setzen）”为核心、以“先验设定论”或“先验行动论”为特征的“是论”转向。 [2]这一结构区别于柏拉图本原学说。请参考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024）。 [3]康德，《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载《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I（1757-1777）》，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AK 2: 73）。笔者保留了康德三个词原文。 [4]“‘是’显然不是任何实在谓词，......它仅仅是对一个事物或者说某些规定本身的设定（Position）。......“是”这个小词......仅仅是那种联系着该主词设定（setzt）该谓词的东西。”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626~7/A598~9，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667页。括弧和康德原文用词为笔者所加。 [5]参见B267/A220～B268/A221关于事物可能性的悬设与综合的关系。同上，第309页（2022年）或第312页（2025年）。另见上帝、自由和不朽三大理念悬设相关文本。 [6]参见B103。同上，第141页。 [7]参见B201注，其中compositio改译为“综设”。同上，第253页（2022年）或第256页（2025年）。另参见Kant I.Opus postumum,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ckart Förster, translated by Eckart Förster and Michael Ros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170（Ak 22:11），p190（Ak 22:84）等。 [8]θέσις /thesis的“命题、论点、主张”这种最基本的修辞学和逻辑学含义，普遍存在于古希腊哲学文本之中，指放在众人面前需要被论证的主张，或要求被接受的观点。除基本含义，柏拉图也指需要论证的设定、假设。自新柏拉图主义始，一直到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还指一个过程的“开端”（逻辑起点）。当然，基本含义最重要，如黑格尔的正题（Thesis）、反题（Antithesis）、合题（Synthesis）用的就是源自古希腊语的拉丁语的thesis及其组合词。指“放置”这一动作时，含义就是“设定、设立、提出、主张”。参考后文引用的柏拉图《智者》篇“客人”的话，其中θέσις一词，溥林译为“我提出”（“我……提出一个界定以规定……“）。 [9]以下译文有较大改动，其中“存在”译为“是”，乃参考王太庆的“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载《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2022年重印），第648-649页。巴门尼德引文见G.S.基尔克（Kirk,G.S.）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375～380页。 [10]但巴门尼德追溯本源之“是”，并非返回本源的循环，即不是从本源出发将一切（包括不是）涵盖在内地又返回本源，因为巴门尼德拒绝赫拉克利特式的“对立统一”，“是者”只能“是着”，不能混入“不是”。 [11]柏拉图，《理想国（政制）》溥林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521页（511a3-511c2）。为便于讨论，笔者加粗，并在括弧中保留了词句的古希腊语。下同。 [12]柏拉图，《智者》，溥林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03页（247e3-4）。 [13]参考《理想国（政制）》中“洞喻”段落中太阳的隐喻。同上引著作。 [14]参考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1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1页。译文有改动，下同。 [16]同上，第125页。译文有改动。 [1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3页。译文有改动。 [18]据 David Ross英译文“A ‘thesis’ is a supposition of some eminent philosopher that conflicts with the general opinion…”译出。见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五篇英文），罗斯（David Ross）主编，崇文书局，2024年。 [19]Calhoun, Z. Kant on Positing: Being as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73, No. 1, 2019, pp.77-108. [20]康德，《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载《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I（1757-1777）》，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0页。保留了康德三个词原文。 [21]Zachary Calhoun, Kant on Positing: Being as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73, no.1 (2019): 77-108. [22]Kant, I. Opus postumum,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ckart Förster, translated by Eckart Förster and Michael Ros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pp.173. 引文皆为笔者依据该版译出。以下只标注科学院版标准页码（剑桥版《遗著》边码），略去引注。 [2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1页。以下引邓晓芒译本，直接标注科学院版页码，即邓译本边码。 [2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09页。而核对迈纳1956年德文版，其保持康德原版“ihrer”未动，不过注释说Kehrbach建议改为“seiner”。
概念史部分参考文献: 1.G.S.基尔克（Kirk,G.S.）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聂敏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柏拉图，《理想国》，溥林译，商务印书馆，2024。 3.柏拉图《智者》，溥林译，商务印书馆，2022。 4.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商务印书馆，2020年（2022年重印）。 5.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三联书店，2014年。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7.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 8.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五篇英文），罗斯（David Ross）主编，崇文书局，2024年。 9.Kant, I.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elix Meiner, 1956. 10.康德，《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载《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前批判时期著作II（1757-1777）》，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韩林合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2025年。 13.Kant, I.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Greg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4.Kant, I. Opus postumum,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ckart Förster, translated by Eckart Förster and Michael Ros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5.Calhoun, Z. Kant on Positing: Being as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73, No. 1, 2019, pp.77-108.
来源：祖龙阁读书 编辑：赵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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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8 00: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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