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无畏：《我在伊拉克经历战火》

刘海明

　　仁者无畏

　　献给所有战地和非战地的优秀新闻工作者

　　文/ 喻国明

　　历史，尤其的中国新闻史注定要记住这一时刻：北京时间2003年3月20日10：35分，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爆发，仅仅6分钟后，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主持人徐俐，即在节目中播报战争爆发的消息，同时播出了CNN(美国有线电视网)来自巴格达现场的画面信号；两分钟后，作为中央电视台主频道的中央一套中断播出的正常节目，开始播出《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随后国内的报纸、广播、网站、杂志几乎在同一时间悉数动员起来，展开了一场关于战争报道的传媒大战。

　　终于，有了在第一时间来自战争最前沿的“现场直播”；终于，有了在国际事件的舞台上中国记者的身影、中国记者的发问、中国记者的报道和分析；终于，有了较为自由的采自国外电视台第一时间画面的“同声传译”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国际问题评论……这一切似乎来得过于“突然”，以至我们对于这早该到来的传媒表现显得有点“吃惊”。

　　有人说，海湾战争成就了CNN，“9·11”事件成就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凤凰卫视，而这次伊拉克战争则成就了包括CCTV、成就了象水均益、闾丘露蔚这样的战地记者。而我要说的却是，它成就的是中国传媒以及中国新闻人的专业主义理想和追求。

　　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用良知和勇气铸造的“大写的人”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唐代名医孙思邈将这篇《大医精诚》冠于中医巨著《备急千金要方》之首，提倡为医者必须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其实，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人呢？众所周知，新闻业是现代社会的神经和血液，新闻工作是一项需要新闻人付出满腔热忱、百倍艰辛直至热血和生命的事业。这一岗位要求新闻人对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及履行的历史使命要有一种充分的自觉。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说：“新闻记者是什么？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桥上的了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我国原新华社的社长郭超人指出：新闻工作者“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毁誉忠奸，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人命关天。”在现实生活中，新闻工作总是在各种利益角力的旋涡展开自己的舞台的，其中，既有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惑，也伴随着恐吓、打压、甚至生命的威胁。战争之下之于战地记者的只不过是将这后一个方面的恐怖发挥到了一种极致状态而已。

　　所谓新闻人的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是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是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是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新闻，对一个新闻工作者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用喜欢是远远不够，它要求任何一个希望卓越的从业者有一种为之献身勇气和决心。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对于这个职业的理解：“一段文字，一经出现在报纸上之后，如何神奇地在民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们确信它，甚至以它为行事的一个依据。新闻是这样一种东西，因为它‘以事实之名’而生，所以具有‘你们可以信赖我’的特权，这种特权同时也是一种责任――由它所服务的民众赋予――新闻记者必须说实话，除了事实，只有事实，强大的事实。它是新闻之所以存在而且有价值，是新闻记者存在而且有价值的唯一原因。……我认为自己在从事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事业，尽管有时候也有挫折感。但这更突显了它的弥足珍贵。因为我相信，我所热爱的这项事业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民主，最基本的是知道。人们只有知道真相，才能做出判断，才能为自己做主。新闻记者正用‘事实’捍卫人民的‘知情权’。”

　　从这一角度看，传媒的社会形象实际上是新闻人的人格化体现。因此，优秀新闻人的第一特质是境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追求。新闻业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地关注和记录社会上正在发生和形成的历史，正是基于这种关注和记录，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成果才能有效地融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潮流中去。显然，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好新闻永远是和时代发展的现实“问题单”联系在一起的。汤因比曾经说过：“一部人类文明史，不过是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而不断应战的历史。”事实上，一个优秀的新闻人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真实地记录这种“挑战—应战”的社会状态，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深刻地反映人类应对挑战的智慧及其成果。其实这也是一切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所应追求的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造就一篇好新闻的，绝不仅仅是漂亮的文字、敏锐的嗅觉和机巧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澈大悟的智慧。当这种境界、情怀和智慧面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问题单”时，一篇好新闻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闻人的专业自觉：“话语权”的使用

　　人和人之间在生理“音量”方面，虽有差异，但毕竟不大；但是人们在社会话语的表达“音量”方面，却往往有天壤之别：有的人，一句话便可地动山摇；有的人，即使是拼死的呐喊，也显得悄无声息。这便是传播学中所谓的“社会话语权”的概念。对于新闻人而言，既然我们有幸由于职业和岗位的关系相对地有更多的社会表达的机会，我们的一项特别重要的自觉就是，如何用好我们所拥有的“话语权”。

　　读书有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通过阅读知晓了一个道理，了解了一则知识，感受了一篇故事，等等，这是任何一个有着基础文化知识的人都可以做到的；第二境界则是“内行看门道”：弄清了一篇故事是运用什么手法编织起来的，一个道理的叙述逻辑是怎样的，一则知识的结构性特征是什么，等等；第三种境界便是摸到了这个道理、这则知识、这篇故事的“价值底牌”，即文章的要旨和作者的终极关怀是什么。所谓把一本厚书读“薄”，读成“一张纸”、“一句话”，往往意味着你抓住了它的“价值底牌”。自觉的社会话语的表达则是一个逆序的过程：无论你要讲什么具体的事件和道理，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你到底要为谁说，到底想说什么。几十年前，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极其睿智的话：“屁股坐在哪儿决定脑袋如何想。”在社会话语权的自觉使用方面，立场和价值归依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有自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总是把他所面对的人物、事件、现象当成一个“载体”，在这个载体之上他总是要装载上最为智慧的大脑对于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思考和判断，用他的知识、智慧和价值关怀说出他应该说的话，以支持和滋养那些处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的挑战不断“应战”状态中的“社会动力层”的人们。不然的话，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机巧的文字匠。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政府行政体系与市场体系已经成为控制社会、影响社会的最大的两股力量。在这两股力量之间，传媒的专业主义的力量日益彰显出来。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始终拒绝平庸。为中国的发展廓清视野，在终极目标的关怀下提供建构式前进的选择，这便是我们这一代新闻人的宿命。它需要我们有真知灼见，更需要我们有冲破利益羁绊的勇气。吴敬链之所以被人们两度选为经济界年度风云人物，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什么骇世惊俗的大道理，而在于他的真诚和勇气。其实，作为一个对于社会有着深刻关怀的新闻人不象普通人一样可以自由地将灵魂与肉体分开，更不能自由地将灵魂与思想分开。新闻人不是信息处理的机器，不是有着冷酷内脏的观察和记录装置。我们必须不断地从痛苦中分娩我们的思想，慈母般地给社会以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激情、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不幸乃至我们的生命。生命对于我们意味着，将我们的全部，不断地化为光明和烈火，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至少，我们应该和经济学家西蒙所要求的那样：“让世界不要比没有我们时更糟”。这是一种底线。

　　《纽约时报》在创办伊始，其主要创办者雷蒙德就享有“客观编辑”的声誉。要知道，当时美国报刊史上面向大众的便士报正在迅速发展（一如我国九十年代“都市报”的崛起），一些报纸用耸人听闻的煽情新闻来吸引读者，而另一些报纸则用充满热情的“激进主义”来鼓动读者。但是，《纽约时报》却与众不同，它在创刊号中就明确宣称：“我们决不打算感情冲动地来写文章——除非某些事实确实使我们冲动起来。我们将尽量不冲动。”

　　其实，这正是有责任感的新闻人应持当有的基本风格：理性观察、建设性的出发点。它意味着不冲动、不破坏、不媚俗、不虚伪、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不骄傲，以务实、开放、求证的心态冷静观察社会走势，以建设性的视角来报道“一切值得报道的新闻”（《纽约时报》刊首语）。一个优秀的船媒人负有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因此，它必须选择立场，不能因为有可能得罪谁而试图去左右逢源。一个新闻对于新闻原则的执着态度就是它的公信力，也将是它在传播市场上最大的“卖点”。

　　作为深刻记录历史的传媒有一个近似的特点，就是它的深层价值关怀。譬如，被引为西方传媒经典的《纽约时报》就将其绝大多数精力专注于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不是那些人们所惯常认为最为“火暴”的政治领域。其实，这对于一张立志要做最好的主流报纸的《纽约时报》而言是很可以理解的：经济和科技（第一生产力）是推动和导致这个社会发展变化最为深刻的原动性因素，只有对这种原动因素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现实才有足够的把握力和解释力、预测力。而政治，究其实质不过是这些深层的原动因素所泛起的“泡沫”而已。这便是主流传媒的深层关怀。

　　其次，新闻传媒每日每时都正面临着两种判断：一是事实判断；二是价值判断。事实判断的结果是将新闻事件写清楚、写准确、写全面、写系统。而价值判断的结果则是将各种相关的资讯实现深度的分析、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意见、解释、见解和见识。如果说前一点是所有新闻人都应具备的基本功，而这后一点则是优秀新闻人的特质所在。特别是在传播市场所提供的资讯量已经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优秀新闻人的价值就在于为受众整合、梳理看似杂乱无章的资讯，为人们提供有序而冷静观察与分析。信息时代人们需要新闻，但更需要对新闻的解读。而专业的视角、专业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将帮助受众更加真切地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所谓强势传媒社会影响力的大小已经不再是看谁拥有更多勤奋的编辑记者，而是看谁对于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对于资讯的分析整合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及传媒影响力。

　　战争报道背后的主题词

　　①坏消息·好新闻

　　用“幸灾乐祸”、“发战争财”之类的词汇去形容任何一个人或机构都具有极大的贬义，但是，有一个职业以及和这个职业相关联的机构是例外的，这就是新闻工作及传播媒介。

　　细心的人常常奇怪，为什么对于人类而言越是坏事出现的时候，新闻媒介就越是表现得益发的兴奋？这要从媒介的性质谈起。加拿大的传播学者麦克鲁汉为媒介下的定义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具体地说，是人体感觉器官的延伸——它的人类社会的眼睛、鼻子、耳朵、皮肤……。作为人体的感觉器官，它是一个报信者，用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的话来讲,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这条大船的了望者，他要随时注意海面上的暗礁、冰山、旋涡、台风，等等，为社会提供环境的守望。因此，它的眼睛总是倾向于盯着种种负面的情况的。及至面对良辰美景之时，它反而要怠惰和松弛下来，变得庸懒。

　　社会学有一条原理：“正常的东西支撑社会的运作，反常的东西导致社会的变化。”比如，太阳对于人类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当它按照自己的正常轨迹运作的时候，并不需要我们给予它多少关注——如果有哪一家传媒兴奋地报告大家：“今天早上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来了！”那么，人们就会判定，它不是在开笨拙的愚人节玩笑，就是这个传媒主管的脑袋里进水了。而只有当反常的、即打破常态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譬如，当太阳出现大量的黑子、耀斑，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时候，或者更恐怖地说，当今天的太阳从地平线落下去以后明天再也不会升起来的时候，那才是大大的新闻，需要传媒大报特报，以引起人们的关注，来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天下太平，莺歌燕舞，也许就没有新闻媒介什么事情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纽约太阳报》19世纪70年代的编辑主任约翰·博加特才说出了那条关于新闻的著名定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战争、地震、罢工、腐败这些负面事件本身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大大的坏事，是人类竭力想要避免的；但是，关于这些“坏事”的及时、客观、清晰、全面的报道却是人类绝对需要的。于是，当负面事件出现的时候，譬如，当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战争机器开始运转的时候，作为人类社会“感官”的新闻媒介自然就随之亢奋起来……。

　　②战争·罗马角斗场

　　伊拉克战争的电视直播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版的战争场面和两军对垒。其中的刺激、悬念、冲突及蕴涵在冲突之下的智慧，都让人有一种比看好莱坞大片还要“过瘾”的刺激。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人类在面对一场冲突的时候，本能地会首先分出一个正反方来，就象孩子看电影，先要有一个概念，分出好人坏人，然后带着感情和倾向去继续下面的观看。

　　但是，这次的伊拉克战争完全打破了人们的这种思维定式。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英雄与小丑被这场现实的战争完全搅乱了，搅成了一锅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面疙瘩汤”，电视机前的人们有时甚至不知道应该同情谁和谴责谁。

　　于是，人们反而轻松了：管它娘的，看热闹是真的。这其中，当然有真情的眼泪，也有理性的分析，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远离自身利害的“罗马角斗场”心理。因为，凭人们的普通智慧，人们分不清其中太多太多的玄机。而当人们遇到极为复杂的事物时，人们的大脑倾向于躲避和简化。

　　英美联军自有英美联军的说法，伊拉克也自有伊拉克的逻辑，而当这种说法和逻辑遇到有着巨大商业压力和逐利本能的现代传媒产业的时候，双方便“合谋”演出了这场现代版本的“罗马角斗场”的大戏。

　　于是，在电视荧屏上，人类原本应有的情感因素在褪去，代之以纯技术性的战况解读——就象看世界杯一样；而许多蕴涵其中的、对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的议题被淡化了，代之以幽默调侃的“电视秀”——当人们津津有味地看完一场场“秀”之后，人们紧张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也麻痹了。

　　问题在于，媒体的根本责任不在于、或者主要不在于让人们看得好看、精彩和过瘾，而在于环境守望，真正成为人们的“信息管家”、“时事顾问”和“意见领袖”。如果商业化的压力和诱惑使媒体偏离了它的使命和原本的轨道，它是会受到报应的。

　　一般地说，短视的传媒会纵容人们的情绪：煽风点火、火上加油；而负责的传媒则永远以一种冷峻的理性和社会情绪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哭的时候，不要哭出沮丧；笑的时候，不要笑出狂妄。”它要平衡社会情绪，提示社会最重要的东西，它和受众之间是“诤友”、“益友”和“挚友”，而不是“酒友”、“腻友”和“狎友”。

　　人类有看热闹的心理本能，传媒不要助长这种本能。这样，才会使人远离动物性，以一个大写的人那样观察和思考。

　　③改革·赢家

　　战争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为传媒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它往往能够成就一个传媒：第一次海湾战争成就了CNN，阿富汗战争成就了半岛电视台。这次伊拉克战争成就了谁呢？世界太大，我们不好说；但是，至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它成就了中国传媒和中国传媒人的专业主义理想与追求。

　　CCTV-4在开战后的6天时间里，收视率从0.4%迅速翻了28倍，创下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播10年以来收视的最高值。海外中心新闻部主任杨刚毅转述海外观众评价说，“这次直播，给我们国家的媒体争了光。”美国《纽约时报》也对央视这次迅速大胆的反应表示赞赏。调查数据还显示，中央电视台在平常收视较弱的广州地区，收视份额提升了14倍，达到了20.50%，超过了竞争对手凤凰卫视。而一向默默无闻的央视国际网站也因为直播了中央电视台信号，其点击量创下日点击率达3.85亿次的最高纪录，而此前这个数字仅为1700万。据美国亚马逊网站旗下的Alexa.com网站统计，CCTV.com在3月21日全球网站中的排名上升至75位，在国内媒体网站中排在第一位，远远甩下包括新浪在内的其他中文网站，而帮助它蹿至高位的正是央视网站独有的“视频”和“直播”。

　　相比照“911事件”时的中央电视台，人们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只有两个字：改革。而改革的方向是以现代传播的国际惯例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正是这一改革，使中央电视台成为此次报道中的赢家。有心人注意到，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中国传媒此次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开创了一系列新闻报道的先例，在报道的规模、时段和时效性方面远远超过以往。报道呈现出“及时报、客观报、充分报”的特点。譬如，在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过程中，直接导入CNN新闻和FOX新闻的画面，然后进行同声传译，让受众第一时间了解到战争实况，军事评论也带有个人色彩，而不象从前那样“一律”、“统一”。。这在以往的国内传媒类似的突发性新闻报道中是不曾有过的。

　　体制是一种资源。一项好的政策，可以使我们的媒介不增加一分钱的投入而取得出乎意料的大收益——无论是媒介的品牌、信誉，还是它的收视率和广告。这次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就是明证。

　　附录：喻国明简历

　　喻国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传播学理论、新闻体制改革和新闻传播效果理论、中国民意测验的理论与方法。 著有：《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1993）、《中国民意研究》（1993）、《嬗变的轨迹：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和新闻理论》（1996）、《媒介的市场定位:一个传播学者的实证研究》（2000）、《解构民意:一个舆论学者的实证研究》（2001）、《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2002）。另有2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

http://media.news.sohu.com/02/43/news2123243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