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从业者讣告案例集锦

殷玉鑫

刘海明

【案例】

痛悼！新华社记者张和平逝世，他与良知共白头

导读：

2月20日下午，新华社高级记者、温州支社原社长张和平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1岁。

张和平是谁？

他扎根温州新闻界三十余载，以超400万字的笔墨忠实记录温州改革开放的峥嵘历程，被誉为温州改革的“活史书”。

他始终坚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信条，毕生深耕新闻采访一线。他曾言：“记者的名字永远与新闻连在一起，如果为了升官就放弃我一辈子所热爱的新闻事业，得不偿失。”

他铁骨铮铮，亦怀柔肠万缕。为苍生社稷秉笔直言，为天下黎民扫尽不平。恨他的贪官劣绅对其恨之入骨，敬他的百姓为他立碑村口，感念其恩。

今天，让我们跟随文字，一起重温张和平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以下是新华社及新闻界几位同志于2017年撰写的有关张和平的文章。特此分享，以致怀念。
新华社记者张和平作者：商意盈
1992年12月，从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转入新华社温州记者站（后称温州支社）的他，带着满满的激动，第一次在稿子导语里写下了“新华社温州电”，开始踏上了他在国内最高新闻平台的征程。
他叫张和平。张和平是谁？
“疯子”一声吼：“谁敢拦我？！”
2011年5月，网上有爆料称，温州公路管理处存在“世袭招聘”，张和平与我前往采访。门口的保安拦住了去路。张和平跳下车，大吼一声：“我是新华社记者，谁敢拦我？！”保安吓得目瞪口呆，乖乖打开了大门。
若非亲眼所见，真的很难相信江湖竟真有“狮吼功”，而这大吼一声的底气背后，是对“新华社记者”这五个字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如果要在张和平身上贴一个标签，无疑是“新华社记者”。他对这五个字，无比珍惜和骄傲。在新华社从业23年，他一直用他的一支笔、满腔情，把这五个字擦得金光闪亮。
张和平说自己是个“疯子”，疯狂爱着新华社事业、疯狂投入新闻记者工作，而且这样的疯狂，在新华社他持续了23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经也有机会到行政岗位并获得更好的晋升，他虽有犹豫但还是谢绝了。
“‘记者的名字永远与新闻连在一起’，这是我的座右铭。如果为了升官就放弃我一辈子所热爱的新闻事业，得不偿失。特别是不能写稿，我为民说话、匡扶正义、安良除恶的优势就废了，很不值得。”
没有退出江湖的记者，只有铁肩担道义的战士。这种执着已经超越了职业生涯，而贯穿张和平的生命。
他以重要的新闻报道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催生者”。他更是“金改”全程见证者，随着“金改”进入“深水区”，外界的关注也逐步“下沉”。
“‘金改’是温州改革的一大亮点，2016年3月28日是‘金改’4周年，必须抓住这个时间节点及时反映‘金改’经验。我虽已退役，但关注、记录它的责任不舍。”张和平说。为此他主动采写了一篇发往新华社的“金改”要稿。今年他又深度调研，不惜耗时半个多月，苦心打磨合作采写了长篇“金改”成效稿。
张和平显现出的特质，除了执着，还有一个“正”字。他的父母都是军人，父亲是革命烈士。家庭、军营大院生活熏陶，以及6年的部队生涯让他“沾染”了一身正气。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写稿公正、做人正派、处事正当、思维正确、心存正气，传递正能量。
1999年，温州发生“2·24”空难，61人全部罹难，死难家属上街游行请愿，谴责航空公司赔偿过低，这实际上是投诉国家民航总局。按那时的国家标准，如果没买保险，空难死亡每人赔偿仅约两万元。
国家标准已经定了，民航总局是国务院正部级直属机构，航空公司又是国企，“政企合一”体制尚未破除。这“四座大山”让老百姓投诉无望。张和平了解到，国家的相关航空赔偿法规已严重滞后，是十多年前的“老黄历”，认为这不合理也不合情，显失公平公正。
他迅速采写，却被毙稿。张和平多次争取无果仍不死心，越级“请愿”。稿子刊发后，空难死亡人员赔偿金提高到5万元。
正气，不仅仅是在可能影响自身利益时勇敢站出来，也是在“千人诺诺”的时候敢于凛然无畏地成为那个“谔谔之士”。
2012年，温州大规模推行“农民上高楼”重大民生改革，在每个县市区开辟多个“农民新区”，收购农民土地，让他们迁入新区高楼。由于是一把手工程，又形成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众人响应、各地“高歌猛进”。张和平深入采访后发现这个改革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考虑好农民迁入新区后的就业以及自愿性、政府财力的可行性等，存在巨大风险和隐患。
在种种压力下，张和平还是大胆写了报道，他既肯定思路是好的，长远发展方向是对的，但是时机尚不成熟，必须循序渐进，不能长官意志、一刀切、一哄而上。稿子发后温州不少干部暗地叫好，工程最终不了了之。
有盔甲 有柔情
穿上盔甲，他是勇猛的新闻战士，为苍生社稷进言，为天下扫除不平。在张和平这里，没有所谓的对达官“网开一面”、对贵人“手下留情”，对他来说，一直都是原则优先、正义第一、公道首选。
上世纪80年代任温州市规划局长的杨秀珠，在温州已如日中天，这个敢指着市委书记鼻子叫骂的女贪官，独独害怕张和平，为了讨好他，总是违心地恭维、示好。
张和平早在1987年就采写了《杨秀珠以权谋私》的批评报道，首次对她产生舆论震慑。尽管面对软硬兼施，张和平对她的“关注”从没停息。对她任温州副市长时滥用职权、肆意贱卖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牟利、严重流失国有资产、损害国企及广大职工正当利益的恶劣行径，以新华社的“杀手锏”给予“猛力一击”，维护了后者的利益。在她出逃美国后，张和平也没放弃职责。
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投诉，深入采访大量的人与事，借助正直的口碑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也借助智慧有力突破“盲区”、获得杨秀珠经营腐败“后花园”及腐败根源的重要材料，积极履行了新华社记者的职责。
恨他的人恨得牙痒痒，爱他的人爱得很深沉，不了解他的人说他“软硬不吃”“不圆通”“拎不清”“不近人情”。了解他的人知道，他是个不能被收买的人，蒙受冤枉、遭遇不公，找他准没错。
脱下盔甲，他心里满满是对苦难者的同情和柔情。2000年，几个私人老板合股投资2000万元，在温州市永嘉县张溪村截流筑坝，建造一座私人小型水电站。投资者与个别乡领导暗地勾结、暗箱操作，搞来村民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假决议获得了批文。但是，水源断流对当地4个村数千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富民”工程遭民怨，当地群众强烈抵制，非但四处投诉无门，大批群众还惨遭公检法打击。背后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交集，要阻止已经板上钉钉的水电站建设谈何容易？
张和平历时5年，发出来的没发出来的稿子整整有12篇，硬生生把这个项目“拉下马”。
村里的老百姓在村口竖了一块碑，上面就刻着张和平的名字。从偏远山区来的村民在一次次找张和平倾诉冤屈的过程中，张和平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给他们开旅馆。贫穷的村民实在拿不出像样的礼物，给他带了一壶农家老酒和5张豆腐皮，张和平汇去100元钱。
这样的柔情，甚至超越了国界。张和平第一次去非洲肯尼亚，被当地人的贫苦所震撼。第二次去非洲乌干达、坦桑尼亚，他有备而来，特意带上一个20多斤的大纸箱，里面装满了文具、食品、巧克力、风油精等，送给沿途的孩子和部落学校的师生。后来不够分了，看到对方悬在空中的双手和眼巴巴期盼的目光，他满是揪心和内疚。
纵然已过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30年前的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祥地之一，以个体经济、民营企业、小商品市场等为标志的“温州模式”享誉海内外。如今的温州天翻地覆地发展进步，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种种矛盾和问题，在全国都有典型性，张和平将之视为“新闻富矿”，满腔热忱、锲而不舍地坚守它。
这片热土和这个时代成就了他。如火如荼的改革岁月让张和平新闻从业近40年总是“激情燃烧”，成为温州最忠实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在张和平身上，你看不到62岁“老人”的暮气，看上去是个“老顽童”。他始终以阳光朝气的、激情满怀的、活力四射的状态感染人，对新闻事业如此，生活也是亦然。
谢幕后，他对生活的热情丝毫无减。仍然常常工作到深夜，半夜赤脚踩着月光跑步，登海拔5600米珠峰大本营、钻非洲原始荒野丛林、勇漂惊险尼罗河、搏击畅游浩瀚印度洋、周游境外领略异国风土人情……
“新闻是我生活的一大乐趣和人生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一些长期关注的领域放不下来，我就给新华社当‘特别记者’。我不会种田打鱼，不会栽花养鸟，更不愿意为了五斗米折腰去企业给人家当顾问。”
他待人真诚客气，总社分社的领导、记者到温州采访，总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并热情款待。浙江分社一位年轻记者说过这样一个故事：2015年夏，在温州一家蒸汽海鲜饭店里，他打发走了服务员，喜滋滋从带来的塑料袋里倒出一堆鱼虾蟹。“刚从海鲜市场买的，饭店里吃不到这样的，别被他们发现了。”他的笑眼里竟透着一丝少年才有的狡黠。
他嫉恶如仇却又为人随和，虽然爱喝牛奶、吃牛肉，一身“牛脾气”，有时钻“牛角尖”，但在他身上没有架子，不摆谱。错了，他承认；不懂，他谦虚学。固执、偏激、性格火爆这些缺点他都直面正视。在他心里也没有那么多的羁绊，酒喝干，再斟满，是非荣辱都在谈笑间，功过毁誉不过是过眼云烟。
谈起永葆青春和激情的秘诀，他说是热爱，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他说退休后去旅行，一些景点60岁以上老人可免票或半票，但他不“领情”：“谁是老人？享受这个很丢人！我还年轻，不需要这种优待。”在职期间，他一直自愿坚持考核到退休，以此逞强表明年轻。
而对新华社的后辈们，他说，当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并且仍然热爱的时候，必须要心无旁骛。新华社是巨大的高端平台，个人的荣辱兴衰和团队的荣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遇到挫折的时候必须挺住，扛过去了眼前就是一片天。
正如新华社原副社长、现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为“张和平新闻作品业务交流座谈会”发来的贺词：“和平同志的执着精神和凛然正气，注定了他必然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新华社记者。在互联网迅猛发展、媒体人的职业精神有所褪色的今天，尤其需要弘扬和平同志的这种优秀品格。这种品格折射的也是新华社共同的软实力”。
张和平，俨然活成了我们希望的模样，不辜负每一份热情，不讨好每一份冷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爱憎分明、有勇有谋。他是一个新华社记者，更是一个大写的“人”。

新闻工匠张和平 作者：刘江
大概十年前，我认识了张和平。我知道他年长，一直唤他“张老师”，但从未想过，会有一天面对他退休，离开记者岗位。回望十年间对他的种种印象，感慨时间真是过得飞快，如梦似幻。
彼时，我在总社国内部社文专线当编辑。正值都市媒体发展的黄金期，此起彼伏的劲爆新闻，以及因轰动报道扬名立万的调查记者，让人眼花缭乱，内心躁动。我和当时的社文总监邬焕庆都是记者出身，深藏“新闻神圣”的情结，率专线七八位中老年妇女和一名男性编辑，每天忙忙碌碌挖新闻、找线索，一天不知给分社记者打多少个电话。
相较通稿，专线稿影响力次之。我们对分社记者的来稿悉心加工挖掘，慢慢地，聚拢了一批有热情的分社写手。张和平是其中业绩很突出的一位。
他是驻温州支社的记者。区区一个地级市，在新华社消息总汇的大盘子里，只是很小的一碟菜。不过，因为张和平，这碟菜量大、味儿足。发生在温州的新闻，但凡上升为全国性话题，几乎无一遗漏，都被他收入囊中，且每每有独家内容，常常令人惊喜。
偌大数万人的国社，很多同事常年彼此都是闻其名不见其人。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有两位分处江苏、天津的记者，常常联手写报道，结成了如今时髦的CP。但在很多年里，他们从未谋面，仅仅通过电话惺惺相惜。同事们打趣说，这俨然是一段高尚的精神恋爱。长时间坐编辑部，我喜欢暗自给熟悉而陌生的记者在心里画肖像。我心目中描摹的张和平，身材瘦小精悍，眼睛发光，总是一副全身的劲儿使不完、皱着眉头焦急奔走的模样。
首先，他反应非常快。头天电话，第二天稿子准来。
其次，稿子通常字数很多，有很多人物、场景、数字的细节，其他记者用三五百字消息搞完的报道，他最少1000多甚至2000字。虽然有的确属啰嗦，但是，料足、现场感鲜活。每次核对事实，他都滔滔不绝，从来问不倒。
最后，他语速快，话密，一个问题说起来前因后果面面俱到，如绵如缕。
多数记者，写完稿子发到编辑部就不再理会，杀伐决断任凭处置，但张和平不同。好几次，我编稿中能收到他好几通电话，多是修改描述性语言和补充事实。
曾为记者，我深知这些读者几乎毫无察觉的微妙调整，其实对于报道的最终效果，以及需要承担传播后果的记者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总是耐心聆听，一起斟酌。他是个敏感、不愿意麻烦他人的人，每次要求修改，都会显得很不好意思，自责、道歉，态度恭敬、语气严重，反倒让我局促。还有几次，他催着发稿，说批评监督的对象已经收到消息，各方压力很大，希望稿子快发。
他很能磨，也很耐磨。他发表出来的作品，其实只是他工作成果冰山的一角。大量猛料和逸事，都因各种人事、时机等原因，永远地隐匿在他个人的记忆中了。
很多年前，他采访一个民营建设水电站项目，环境的破坏导致附近4000多村民生产、生活无法正常用水。发稿过程异常艰难。他充分说明理由未果，但也不跟发稿人正面冲突，唯一采取的办法就是过一段时间补充新情况继续写、继续送。最终，“曲线救国”，两篇发出来的报道解决了此事。我问他一共写了多少？他答，十几篇吧。
他做了大量的舆论监督报道，为当地百姓和社会的发展贡献突出，但也一路伴随风险、压力以及失败。他写批评报道，有些人往往还在台上，有些事正在高潮。
很多年，他对追踪采访后来列入“一号红色通缉人员”的腐败分子杨秀珠，感慨良多。他的一些批评杨秀珠的报道虽遭受风险和压力，虽对杨秀珠的恶劣行径有所遏制、警示，但由于当时国家反腐的浪潮没像现在这样汹涌澎湃，以致效果不佳。他说最抱憾和失败的是，1987年，杨秀珠任温州规划局长时他写的首篇批评稿《杨秀珠以权谋私》因温州市高层“保护”而流产。他说如果当时这枚“重磅炸弹”打出去，杨秀珠也许不会有后来，也许还是救了她。
寻找光明的眼睛往往会看到黑暗。你会不会有无力感？我问他。“不会！”他总是阳光、乐观。他说，家庭出身于部队和6年从军生涯，令他坚信党和政府会为百姓做主、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多年编辑调查报道，我发现，新闻报道的监督效果往往有时差，当事人的态度每每也会发生反转。最开始，多数被批评对象往往不快甚至被激怒，于是对记者和机构进行各种发难。这让很多人畏惧、退缩。不过，只要是遵循“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报道宗旨，并且严格把握事实准确性，后来收获的往往是对方的敬意甚至友情。因为世界上多数人都是向善的，而推动社会走向文明，终究令多数人受益。
但是，现实中，很多人都难以忍受等待正义来临前的煎熬，人们往往期待付出与收获同步。对于张和平来说，这样的失落和纠结并不存在。多年来，他所做的就是勇往直前、认真履职，然后静候时间的检验。
电话了好几年，终于有一天我们见面了。在温州，我们见到张和平。迎面来的中年男人高大、儒雅，跟我的想象大不相同。不过，确实是眼睛亮、语速快、激情四溢。
与很多文字工作者一样，文字中透露的张和平与现实中的真人形成强烈反差，但也奇异地高度契合。他的报道大胆尖锐、理性十足，实际接触，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感性和单纯。他安静听我们回忆好友，竟眼含泪光，激动地举着茶杯大声敬我们：“你们这么远来主动看望她，有情义！我相信这位同学地下有知会感到欣慰”。
他在当地有“青天”的名号，人脉超广，听说很多人主动向他爆料。我猜这应该不仅仅是他的职业所致，更多的应该是缘于他的性情。对于一些没有任何利益的陌生人，他很容易动情，生出义气、侠气，从而能轻易地打开那些绝望、软弱和寂寞的人深锁的心扉。
当时，温州发生了一个全国瞩目的新闻。一名村干部的热门候选人突然非正常死亡，很多村民为他喊冤。事情很敏感，我问他内情。他侃侃而谈，来龙去脉，前台内幕不一而足。这名热门候选人的所作所为，以及温州各层领导对此事的看法，他都了然于胸，显然下了很大功夫。看到我们感兴趣，他的话匣子打开收不住，又讲了好几桩亲历的新闻，既有大势判断，更有突破路径的技术策略分析。
我的一位同学是某省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对他又佩服又惊诧，偷偷问：你们新华社的人都是这样吗？这么敬业、这么有料！不过，你们同事之间聊天怎么全都是工作？我反问：你们同事之间都谈些什么呢？她想了想：买车买房和办公室八卦吧。
我想起不少同事们常常自嘲，新华社的人都有“毛病”，吃个饭也不消停，聚在一起就谈稿子。一顿饭下来，指点江山、策划报道，当然还有吐槽考核。喝醉的时候，为理想和情怀纵情干杯，然后各自散去，继续埋头写稿。
吃饭的时候，张和平不停地出去接各种采访对象打来的电话。他的司机说，张社长是个工作狂，采访一结束就在车上写稿，每天忙到夜里，家里的事根本顾不上。司机感叹：“他是太喜欢这个工作了！”现在想来，那时他已经超过50岁，但每天仍在一线拼搏。
电影《霸王别姬》中，有一句话形容张国荣演的“戏痴”：不疯魔不成活。有人说，记者的职业也是一门手艺，我深以为然。对于所有珍重自己职业的“手艺人”来说，制造、打磨并深深地珍爱自己的作品，就是生活，也是乐趣。
除了激情与勤奋，张和平特别看重的记者素质是独立判断。他说，坚持独立性也是我们新华精神之一。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评判问题、辨别是非，会赢得社会的尊重、支持。
很多人给张和平打的标签是监督报道记者，而我翻看他的代表作，发现其中有很多主旋律的正面宣传报道。在他看来，新闻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表扬是推动，批评也是推动。他对此打过一个比喻：好像电池的正极与负极，两极相通。
在张和平讲述的新闻从业故事中，有两个给我印象很深，一反一正，恰恰说明了他的新闻观。
他曾有一次毫不留情地反映了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违规突击抢批一块土地的事。南存辉把他请到五星级宾馆里，希望高抬贵手。张和平说：“我今天要是答应你，出了这个门你在后面会窃笑：‘哼！看来张和平这个人也是可以搞定的。’我跟你说，张和平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搞定的。今后你要是碰到不公的事情，首先想到找张和平，因为他是永远不会被人搞定的。”听了他这句话，南存辉一拍桌子：“有你这句话，我服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完全相信你。”张和平自然写了，南存辉的几百亩土地被废掉，过了好几年才依规重启项目。
再后来，过了10多年，南存辉真的碰到相关人士冤枉的事，他想起张和平的话找过来。这一次，张和平真的说到做到，为伸张正义呼吁。
让批评对象服气、尊重甚至求助，我想，这是对一个记者职业操守和能力多么难得的褒奖。
另一个，2006年，张和平组织策划了独家报道：宁波市象山县基层女民警何利彩，6年中暗地救助一位重刑罪犯女儿的爱心事迹。这篇正面宣传报道非常敏感，考验记者的功力和勇气,长期从事调查性报道所积累的独立判断力和思想深度，在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和平的报道在社会产生强烈反响，中宣部将何利彩列为全国“时代先锋”典型，这个故事还被拍成电影。
即便在今天看来，选择这个人物进行宣传也是很有难度和风险的。不过，也正是因为复杂性，这个典型看起来非常独特、真实。事实上，人们不喜欢那些假大空、貌似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高大全”，真正能够拨动受众心弦的，往往是一个普通人如何进行自我超越的艰难过程。
张和平的朋友圈很杂，也很“豪华”。我翻看作品研讨会的记录，发现到会和祝贺的有很多社会名流。张和平曾与他们一起对酒当歌，一起艰苦奋战，一起辉煌荣耀。后来，他们风流云散，各自精彩。我问他，下海、当官其实都有机会，一直做记者是否心有不甘？他非常坦然、坚定地说，朋友们能走到今天是他们的才华，我做调查记者最合适，也最喜欢。他自我解剖：精炼不够真实凑，文采不够尖锐凑，视野不够挖掘凑。
其实，拥有漂亮的文笔固然好，但是，对于受众来说，独家的事实以及深刻的思想，才是新闻作品更关键的核心竞争力。
纵观张和平几十年的新闻作品，温州改革模式、“7·23”动车事故、杨秀珠案等几个关键词令人印象深刻，这些作品既是张和平新闻生涯的亮点，也串联了温州乃至中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编年史。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张和平也成为一座城市、一段历史的传奇。
回忆与张和平过从的点滴，总有另一个人的身影在我脑海重叠。他是江西景德镇的一位制作瓷胎的艺人，其制作的白胎薄如纸，轻弹发出的声音美妙如乐，被爱马仕收藏，知名音乐人窦唯专门跑去录制瓷胎敲击的声音。在他的工作室，我印象最深的是堆积如山的“废品”。制瓷靠功夫也靠运气，稍有差池便功亏一篑，而他不容忍任何瑕疵。年近60岁，这位工匠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孜孜不倦，乐在其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因痴迷而专业，成为制瓷行业标准制定的大家。
这几年一直提倡工匠精神，其实也是职业精神：恪守本分，精工细作。新闻从业数十年，张和平靠的是一个人一个人地采访，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都值得深深记住，细细揣摩。


如何在报道第一线 30年坚守良知、传播真理  ——我眼中的张和平  作者：屈凌燕   2017年3月24日，在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何玲玲的主持下，浙江分社和浙江省记协举行了以张和平命名的“好记者讲好故事”新闻业务交流座谈会，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慎海雄等领导致信祝贺，前新华社资深记者如胡宏伟、吴晓波当场回忆了和他战斗过的故事，座谈气氛热烈。第二天，“老战友”张奇志的发言稿《他的所作所为，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奇迹》出现在微信公众号上，引发了大量转载、点赞。
听了座谈以及看了转载的同事、同行，尤其是一些年轻记者纷纷议论，张和平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市场活力发源地——温州30余年，作为一名驻地记者，是如何抵制住各种诱惑，经受住考验，是如何做到“坚守良知，传播真理”的？
我跟和平老师认识10余年，有过多次合作机会，多次承蒙传授报道业务和个人生活经验。我个人认为，能做到30年“坚守良知，传播真理”，首先是因为张和平热爱新闻事业，爱惜新华社记者光荣的闪光的身份。
30多年的记者生涯如同“激情燃烧的岁月”，其间他首发了“7·23”动车事故，他报道了像永嘉村支书郑九万这样的优秀党支书，“诚信老爹”这样的典型，也顶住压力，如实报道了那些给温州抹黑的贪官污吏如杨秀珠，挖出了“地下组织部部长”，打破了子虚乌有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的“林春平神话”，更有对西班牙版“火烧武林门”的反思，温州打火机遭遇“CR”贸易壁垒等深度调研。
他对新闻真相、新闻现场的追索和探究的热情，正如我第一次和张和平合作报道，当时温州要用定向爆破的方式拆除一座被称为“腐败楼”的烂尾楼，因其建成后长达6年无法投入使用。
计划拆除当天清晨天未亮，张和平就带着我们到达“视野最佳”观察点埋伏，原来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多处踩点，最后选择了将要爆破的“腐败楼”对面一幢高楼上。“如此重大现场，我怎么能不亲眼所见！”
其次，张和平自身的性格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1996年至1998年间，温州相继出现两个反面典型：一是某县组织部部长“卖官大户”；一是瑞安“地下组织部部长”阿太。对此，有人希望张和平最好装聋作哑，别将这些事捅到上面让温州难堪。特别是后者事发后，中纪委主要领导刚到温州考察。张和平当然知道，如果“参”上去，对温州意味着什么，但出于记者的神圣职责，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写了。在反映“卖官大户”的报道中，他意味深长地反映一些干部群众的看法：作为一个组织部部长，直接卖官的能量是有限的，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还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原副市长杨秀珠正得势之时，张和平就根据群众投诉，写了篇题为《杨秀珠以权谋私》的公开报道。杨通过各种关系，最后直接找到张和平，千方百计想阻拦此稿，但张和平并不买账。
正如温州一些官员说：“我们对张和平又爱又恨。恨的是他经常写批评报道导致中央、省领导批示，引来社会舆论谴责，倒了温州的霉，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和难堪，常常把我们搞死了。爱的是他写了很多宣传温州、赞美温州的正面报道，树立了温州的好形象，许多报道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效果，给温州带来很大的好处，为温州添光增彩。”
最后，张和平为何能够抵制住各种诱惑，经受住考验，我认为是因为他识美丑、辨忠奸，这是一种能够去伪存真、能够在复杂情况中一针见血认识本质问题的能力。
他自身热爱自然、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吃健康食品，坚持几十年健身不停歇，经常工作一天后，大家都累得瘫软，他还能穿上跑鞋跑上10公里。从相貌上看张和平永远神采奕奕，眼睛清亮有神，身材更是一贯保持“男神”的形象，不容赘肉上身。“为革命健康工作30年”，我也是到了这两年才悟到了其中的道理。
他对熟不熟的人都爱说自己军人家庭出身，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小时候杨梅天，家里晒钱的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这是先提醒诸位，“我见过钱，我不稀罕钱”。言下之意，“不要想着可以用钱来收买我”。
他经常告诉年轻记者，虽然这件事情你的报道得到了地方领导肯定，但是不能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放松警惕，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为了官帽，有的人会明着阻挠你的采访和报道，有的人会暗地给你使绊子。表面上我们可以和官员和和气气，但是骨子里作为记者一定要抱着怀疑一切的精神……
以上，就是我眼中的张和平，但是，我总觉得现在就给和平老师写总结太早，他的心态还很年轻，他还能继续为新闻事业作贡献，还能继续给我们后辈作指引。
江湖侠骨待后人——张和平新闻作品阅读笔记刘万永
几天前，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张奇志的一篇文章《比起张和平，我们缺少的是勇气》。我不了解张和平，但让我感慨的是，甬温动车追尾事故发生时，张和平已经56岁，却依旧在新闻现场奔跑。我开始心生敬仰，转发在自己的朋友圈时写了一句话：56岁还在一线，确实令人敬佩。

没想到，转发后，有两位浙江、上海的同行打来电话，跟我讲了很多张和平的传奇故事，既有张奇志文中所说向某些官员发最后通牒，也有如何协助到温州采访“坏事”的同行突破重重封锁。在朋友的描述中，一个喜欢熬夜、性情豪爽、激情满怀的记者形象在我脑海中慢慢清晰起来。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拜读张和平的作品，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入，透过文字，仿佛能看到一山东大汉，白马长枪，能在万人之中取敌将首级；也能侠骨柔情，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张和平的报道，忠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报道客观、真实、及时，后人看到的就是信史；报道虚假、片面，后人看到的就是伪史。
温州，曾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涌现出大量的新鲜事物。对记者来说，置身其中，无疑是幸运的，如果能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来，更是幸福的。
张和平的报道，准确把握住了温州城市的脉动，真实记录了风起云涌的30年。

他的新闻作品共计30多万字，对前10万字进行简单的词频分析可以发现，占据前几位的分别是：企业，290次；市场，166次；改革，149，这一结果，应该说是与历史进程高度吻合的。

在他的笔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温州公车改革、从民营企业中遴选政府中层干部等改革创举，也可以看到民告官、政府发放见义勇为资金等新生事物，还有对民间借贷危机高利贷崩盘、企业应对跨国贸易诉讼等值得全国关注的新问题。
可以说，如果要写温州当代历史，张和平的报道，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你无法绕过。
张和平的新闻作品，也体现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政治意识。
张和平的好报道很多，我以为，1994年“7·10海难”的报道，是他新闻敏感、敬业精神和政治意识的集中体现。

强台风袭击台湾，12名大陆渔业劳务合作工人，在台湾宜兰船上因台方未予及时抢救而遇难。这是一场悲剧，但因事发地点、当事人身份而变得敏感。
记者得知情况，距事发已经十天。在“社会不知晓、媒体无报道、上级没布置”的情况下，记者的反应是“急奔海岛洞头县采访，一夜之间曝出这一惊天大事件”。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记者应该做的呀。但是，如果1994年稍早前发生的“千岛湖事件”的舆论应对，就会知道记者“急奔采访”的背后，不仅仅有新闻敏感，更需要有政治勇气。
从文本上看，这一独家新闻，采访很细致，行文很克制，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很多描述至今读起来都惊心动魄。
全国230多家媒体转载，中央领导连夜对参考报道作出重要批示，即刻引起大陆高层高度关注和海峡两岸强烈反响……无疑，这篇独家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
应该说，每一个记者都希望自己能有独家新闻，但如何才能得到独家仿佛变得越来越困难。张和平给我们的启示是：职业意识、职业敏感、判断力、行动力，缺一不可。
张和平的新闻作品，体现了对真相的追求。
张和平笔下的新闻，题材广泛，内容多样。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舆论监督类的报道。
从收录书中的报道看，张和平早期的舆论监督类报道可以上溯到1997的《温州挖出“卖官大户”董根顺》，监督对象是某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最后一篇是2015年的《“百名红通人员”首次被从美国遣返——起底“中国第一女贪官”杨秀珠胞弟杨进军》。

这些年中，他的笔下既有引起全国关注的“地下组织部部长老太”“纪委干部双规期间非正常死亡”，也有对安置房被村干部瓜分、某部门世袭招聘问题的监督。这些报道涉及的问题，都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报道后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舆论监督，从来没人否认它的意义和作用，但真正用行动支持的似乎越来越少。也因此，几乎每一篇成功的舆论监督报道，从选题到刊发，都会经历百千劫难，能与读者见面的都是“幸运儿”，不见天日的则各有“难以描述”的原因。
对记者来说，能写出优秀的调查性报道，无疑需要较高的业务能力。比如，张和平采写《“林春平神话”（二）温州商人林春平被网上追捕  曾吹嘘收购美国银行》时，温州市公安局封锁消息，记者就要利用人脉资源优势和法律专业知识，并侧面“迂回”到税务部门采访，最终确认事实。
业务能力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记者的韧性和执著。知易行难，尤其对长期在一地生活的记者来说更难，时间长了熟人朋友自然会多，公关说项的也会很多，往往稿子还没开始写，就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你别写了。想完全公私分开，确实很难。我不知道30多年来张和平面对过多少说情的人，但我估计肯定会很多。
张奇志说：“比起张和平，我们缺少的是勇气。（他的报道）显然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漂亮的文字。但是，这里有对正义的呼唤，对公平的维护，对黑暗的抨击。这里没有技巧，唯有朴素的情感，常识和勇气。”
法制日报驻浙江记者站站长、长江韬奋奖获得者陈东升说：“张和平的荣休，标志着温州舆论监督的张和平时代，落下了帷幕。”
我不知道，陈东升说的“张和平时代”具体含义，但我以为应该包括以下特征：
一是记者始终保有独立的人格、质疑的精神。记者的报道理应客观真实，但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缺少质疑的精神，就会失去判断力，无法写出真实的报道。
二是记者要和采访对象保持心理上的平等。必须承认的是，与以往相比，今天记者与权力机关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的政治地位显著下降，重要性也在降低。舆论监督的对象，集中在公权力的滥用上，记者是否能和采访对象平视，尤其重要。张和平的很多故事表明，面对官员，他可以尊重，但从来不会仰视，甚至可以和位高权重的人“叫板”——不以粉丝心态采访明星，不以下属心态采访官员，这不仅是勇气，更是职业要求。
三是记者要沉得下去、跳得出来。张和平的报道，三言两语就能看出他对温州人和事的熟悉程度，同时他又能从全国的视角挖出新闻，这是能力。反之，不愿下功夫了解社会、研究现实，新闻跑到眼前也发现不了。
张和平老师光荣退休了，张和平式的记者能不能更好更多的成长，不仅仅需要记者个人的努力，更需要所在媒体对宽容的大环境的营造。
“拼命三郎”救稿作者：陈晓波
时至今日，我作为分社当前跑温州的B角，每到一个部门采访，仍时常会被当地的官员问起：“你们的张和平老师呢？他退休了？”在他们印象中，这位正直的记者永远激情四射，那些令人拍案的报道似在昨日。在温州，他被媒体同行称作是“拼命三郎”。
英雄纵有“长技”，但亦有“气短”之时，其中之一，便是稿子发不出来的时候。而对以舆论监督见长的张和平来说，稿子“难产”的事情并不少见。
张和平的不同之处在于，每次他的稿子在分社、编辑或签发人处被“卡”时，他表现出了十足的韧劲——“我使出浑身解数，苦苦向报社编辑、领导一个个来回‘说情’（说情况、说情理、说情面）”。即便一时受阻，他也未曾放弃，而是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我不气馁，近一年之中，前后11次反复改稿、一而再再而三‘盯’着要求发稿”。
回过头来看，这些一时被“卡”的稿子，有的一经刊登就被中央领导批示，有的播发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直接推动了问题的解决；有的“磨破嘴皮”“想尽办法”终究无果。

上文所述的“一年内先后11次修改”的稿子，最终被《瞭望》周刊以《“富民”工程为何遭民怨？——温州永嘉县小电站搅起大风波》为题刊登，并专门配发了“编后语”。张和平说：“每当回忆此事，内心总是充满雪中送炭的感激之情。”
当读到这句话，一时百感交集。对记者而言，一篇用心写作的稿件，尤其是舆论监督稿，就如同自己的一个孩子，极为珍视，甚至不容说“不”——不仅是稿件背后所倾注的心血，还有其所承载的对良知的追求和群众的信任。
张和平无疑十分看重舆论监督。一个细节是，在这本内部参阅的《张和平新闻作品集》中，每篇舆论监督报道后面，都附了一则报道后续。或许在张和平看来，若舆论监督无效果，则舆论监督无意义。
在对张和平的专题记叙中，写下他稿子“难产”及如何“救稿”的往事，并不是为了让他难堪，而是为了反映一个更加真实的张和平。如同我们看一位英雄，不仅要看到他所向披靡时的英勇和智慧，还要看到他身陷重围时的蛰伏和突破。
也因此，在我看来，从“拼命三郎”救稿的往事中，可以看到张和平一种可贵的精神——执着。而执着的背后，则是他坚定的信念、过硬的业务和不懈的努力。
之所以提“执着”，与分社副社长张奇志在张和平作品研讨会上的精彩发言有密切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尝试回应他的问题。
在会上，他说，张和平的作品集中，“没有高深的理论，也没有漂亮的文字。但是，这里有对正义的呼唤，对公平的维护，对黑暗的抨击。这里，没有技巧。唯有朴素的情感，唯有常识，唯有勇气”。他接着问道：“我们也有朴素的情感，也有起码的常识，或许我们比和平更多一些技巧，但我们有他这样的勇气吗？”
我扪心自问，没有。这让我感到低落，但又不得不面对。我同时在想，如果没有张和平老师的勇气，我们从他身上学习什么？由此我想到了“执着”——如果没有短跑的爆发力，那就换个跑道，锻炼长跑的耐力。只要肯坚持、不放弃、勤练习，终将有收获。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在张和平之后接棒跑温州的晚辈的自我期许。
规则模糊、非黑即白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做舆论监督报道，不得不面对问题更加复杂多变、官媒关系更加敏感、职业情怀日趋消退的新环境，更加需要记者秉持执着的精神。时至今日，我仍坚信，那些用心写作的稿件，自带光芒，打动人心。

简介：

张和平，山东安邱县人。1955年7月出生，1970年12月入伍，197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84—1992年浙江日报温州记者站主持工作副站长、站长，1992年12月—1994年5月新华社温州记者站站长。1994年5月—2015年7月新华社温州支社社长（其间2006—2008年先后任新华社现代金报常务副总编、新华社浙江分社编委）。1998年评为高级记者。   

新闻从业近40年，一些新闻作品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100多篇参考报道获中央领导批示，多篇作品推动或促成党和国家出台相关重大政策。

3件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5篇作品获新华社社级好稿。新闻作品《政府不管事  也要吃官司》，入选新华社建社70年（1931—2001）《优秀新闻作品选集》，浙江分社唯一入选。新闻作品《台方抢救不力造成大陆渔工遇难》入选《中国优秀编辑记者获奖作品选》。新闻论文《论新闻角度与事实本质》入选国家核心期刊《新闻战线》40年论文精品集（1957—1997）。著有新闻作品集《温州万花筒》《张和平新闻作品选》，主编《一代风流》等4部反映温州人民改革业绩的纪实专著。

1995—1997年，连续3年被评为浙江分社先进工作者。

1998年，入选“温州十大改革风云人物”候选人。

2011、2012年，分别获浙江分社党组嘉奖令。

2009—2012年，连续4年获浙江分社先进工作者。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kdtVkriNxwqYh6r-Nc-tw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又一名媒体人离世，年仅31岁

《东方体育日报》记者龚哲汇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2月4日中午在上海不幸离世，享年31岁。

公开信息显示，龚哲汇长期从事体育新闻采编工作，生前供职于《东方体育日报》。其亲友发布的讣告称，龚哲汇一生开朗积极、热爱生活，患病期间始终保持坚韧乐观，与人为善，其英年早逝令人更觉悲痛。

来源：新传学苑（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U0yNOXo9PnJI1_HBCXvKA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华夏时报》记者王潇雨离世，2月7日仍有作品发表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cmYSQKCGhvLUucIQMBnZw

编辑：张席睿

刘海明

【案例】

讣闻｜《东方体育日报》记者龚哲汇因病离世，年仅31岁

传媒见闻获悉，《东方体育日报》记者龚哲汇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2月4日中午在上海不幸离世，享年31岁。

公开信息显示，龚哲汇长期从事体育新闻采编工作，生前供职于《东方体育日报》。其亲友发布的讣告称，龚哲汇一生开朗积极、热爱生活，患病期间始终保持坚韧乐观，与人为善，其英年早逝令人更觉悲痛。

讣告显示，龚哲汇的告别仪式将于本周六下午1时30分，在上海市奉贤区殡仪馆厚德堂举行；当日上午11时，将在奉贤区南亭公路372号举行丧宴。其家属诚邀生前好友、同事前往送别。

近年来，媒体行业从业者的健康状况持续受到关注。龚哲汇的离世，也再度引发同行对媒体从业者工作压力与身心健康问题的讨论。

传媒见闻对龚哲汇的不幸离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同事和亲友致以诚挚慰问。

愿逝者安息。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J-v-DUAV_WOxWuIcz6A8Q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中国媒体：翁永曦去世 与王岐山等并称“改革四君子”

中国媒体报道，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逝世，享年78岁。图为翁永曦2018年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身份，主持一场讲座。（北京大学官网）

中国媒体报道，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翁永曦逝世，享年78岁。他曾在三年内从见习记者升任中国当时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与中国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人并称“改革四君子”。

综合财新网和香港《明报》报道，翁永曦在星期二（1月27日）傍晚去世。

翁永曦因与王岐山、经济学家朱嘉明、黄江南并称“改革四君子”而知名。他早年下乡做知青，获推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当过记者，任职过副部级干部、县委书记，后又下海经商，晚年以农民企业家联谊会顾问、中国投资协会数字资产研究中心总顾问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的身份活动。

翁永曦1979年参加工作后，曾担任《中国农民报》见习记者，后获得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赏识，短短三年内便晋升为副部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和黄江南当时常就中国的改革议题发表看法，并被请入中南海与中共高层交流，四人后来被誉为“改革四君子”。

官媒曾报道，四人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年，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1989年之后，翁永曦选择下海经商，朱嘉明选择出国，黄江南也离开官场。

来源：联合早报

链接：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60128-8205460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送别！电视湘军开创者魏文彬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十届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原局长，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原董事长魏文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28日19时36分在长沙逝世，享年76岁。

魏文彬（1950年1月31日—2026年1月28日），男，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第十届湖南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
魏文彬同志长期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为湖南广播影视事业产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的“导向金不换”理念，至今是湖南广电工作者的座右铭；他在省级广电传媒领域率先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和传媒影视事业产业化改革，湖南电视台发展成中国最有影响的省级电视台，“广电湘军”成为湖南的亮眼“名片”。
中国新闻社主办的《新闻周刊》将魏文彬评为全球2000年新闻人物，称其为中国媒体产业化的先驱；2001年被评为第二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2007年荣获第八届长江韬奋奖；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报社、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等六家机构评选的“改革之星——影响和推动中国改革30年30人”；2011年荣获“2001—2010中国传媒十大贡献人物”称号。

曾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党委书记欧阳常林当日撰挽联：

敬挽文彬主席仙逝：

上联，

相识相知兴广电，湘军神话昆仑魏；

下联，

立功立德慰平生，芒果传奇文彬恩！

欧阳常林于2026年1月28日22时

同时，不少湖南广电员工也纷纷发朋友圈悼念。

在湖南广电，无论辈分高低，职位高下，大家都尊称一声＂老魏＂，有些人甚至未曾谋面，也由此两字透出了一份没来由的熟稔，因为正是他在那个历史窗口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都有幸拥有了一段不一样的职业经历和人生经历。我1997年大学毕业，恰逢湖南台上星，以每月500元薪酬社招入台，成为湖南卫视的一名台聘员工，至今29年，从动物园到马栏山，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白，＂老魏＂两个字指代的初心与使命，至今未敢或忘。遵循规律，遵守常识，遵从人性，老魏之风，山高水长。

从小时候住的德雅村到后来工作的马栏山，“魏老板”三个字从每一个人口中说出时都别具分量，饱含崇敬！永远怀念和感恩我们电视湘军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一路走好������

书柜有一套书，讲的湖南广电的岁月和记忆。

分享老台长写的封底。

每当心有纠结无法安枕的时候，我会步出家门，仰望金鹰城广电大楼的灯火。我想，一栋楼，一座城，四十年后，或若干个四十年后，可能会破旧，但我们几代人建成的这座城，将永远矗立在我们心里，历久弥新。

一魏文彬

致敬电视湘军的开创者！感恩成为电视湘军的一员！

缅怀魏公������他提出的“导向金不换”理念，至今是湖南广电工作者的座右铭。

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专访魏文彬，传媒茶话会转发此文，送别电视湘军的开创者魏文彬先生。

《十周年回访》|魏文彬 峥嵘过后，无怨无悔

这位电视湘军的开创者、“中国电视巨人”，已迈入平静、恬淡的人生阶段。对于逝去的光阴，他觉得“无怨无悔”，“不管做对的事情，做错的事情，都无怨无悔。”

车子停在了一幢小洋楼前。

一进门，魏文彬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角，悠然地抽着烟。相比8年前采访时，他显得精神、轻盈，似乎越发年轻了。这是运动锻炼的成果——现在的他，每天7点左右起床，锻炼身体，看看书，写写字，遛遛狗，有时会会客。

客厅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孩子们的可爱照片。屋后的小院子里，有秋千、滑滑梯，还有一只体型巨大、热情到随时可以把人扑倒的狗，名叫“刀刀”。

这位电视湘军的开创者、“中国电视巨人”（外媒语），已迈入平静、恬淡的人生阶段。自2008年从湖南广电一把手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他在省委的安排下到湖南省政协当副主席。不久后，他也将正式卸去这一“过渡性官职”。

年轻的秘书称他为“魏主席”。在不远处那幢H型的湖南广电大楼里，员工们一提起他，仍然习惯叫“老板”。

“放得下”和“放不下”

一个轰轰烈烈数十载、习惯浓墨重彩书写人生的事业强人，能安于这样平淡的小日子么？

“需要调整。”魏文彬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坦率，不讳言最初的“不适”。2008年离开后，他用了一年多时间来调适。“现在让我回到当年的状态，我已经回不去了。”

已过耳顺之年，他说自己看待世界和社会淡然多了——“即使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去做，或者没有做到，也不会有太大的遗憾。上了年纪后，最大的不同就是很淡然，很坦然，不会纠结于个人的一些什么事情上。”

“这就是规律。人类社会就是一茬又一茬、一代又一代地新陈代谢。我过去在广电里经常会说这句话——‘年轻人容易相信假的，老年人容易怀疑真的。’”

“当然，这份激情还在，忧思还在。”他的语气忽然加重，慢慢地，又缓了下来。“到我这个年纪，会想得更深一些、更透一些。但你要少说。（心）还是会挂着，但一般不说，你要相信人类是进化的，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到了该放手的时候了。”

在湖南广电大楼的大厅里，任何一个外来者都会感受到“老魏”的气息。在近距离研究“电视湘军”的著作里，从黄晓阳到杨晓凌，都写下类似感受的句子。

作为打下江山的“开山鼻祖”，魏文彬很清楚自己在湖南广电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这种“话语影响力”可能会给他的继任者带来或正或负的效应。

湖南卫视主持人汪涵曾和他打趣：“老板，你实际上是广电的‘爷爷’了，现在已是儿孙满堂了。”

“放是一种境界。”魏文彬停顿了片刻，又重复这6个字。“你老是絮絮叨叨地讲，让后来人怎么放手去干呢？”

2008年，原湖南广电“二号人物”欧阳常林接替魏文彬的位置。2013年1月，同样到了“60岁大限”的欧阳常林卸任，吕焕斌接棒。两任“接班人”，都是他在当厅长时从普通科级干部一手提拔和带教出来的得力干将。

魏文彬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我对他们的了解，一点不亚于对我自己儿子的了解”。他做了一个类比：1993年他刚当上厅长时，他的大儿子才十几岁，“现在，他都是35岁的人了。所以，我现在有第三代了。”

2013年，湖南卫视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全年广告创收突破60亿关口，甩开其他地方卫视“第二梯队”足有二十多个亿。其中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成为大江南北的热议话题。到年底，台里举办年度庆功大会。作为老领导，魏文彬照例被邀请出席，并事先答应做公开讲话。

在表彰大会上，一线员工、各部门代表、台里领导轮番发言。等到最后，魏文彬也没有开口。他的“沉默”引发了许多议论——大家用手机发微信，猜测、分析“为什么老板今天不讲话”。

会后，他对台里一位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不讲话。“我不讲，是因为你们会开得很好，我非常放心。”话毕，两人哈哈一笑。

这一年是湖南广电这艘大船驶过“险滩”后一次力量的迸发。

2012年年初，在“限娱令”和对策失误等多重因素的打击，常年居地方卫视榜首的湖南卫视突然收视率连续下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到4月份，江苏卫视开始接手领跑。5月底，芒果台只能排在东方、山东卫视之后，以第6名垫底。

广电大楼里，恐慌情绪开始滋长，蔓延。人心开始浮动，一些业务骨干已另做打算，私下在寻找新的去处。

魏文彬也很焦虑。尽管人不在广电大楼里，他对一楼大厅里那块滚动播出全国电视节目收视率排名的大屏幕了如指掌。到5月中旬，领导班子成员欧阳常林、张华立都坐不住了。他们一边研究、调整原本针对广电总局“限娱令”的策略，一边请出老领导，希望他能给员工们讲两句话。

“我一般不说。你说到这种情况，我说不说呢？”魏文彬反问我。

2012年6月4日，在这次名为“湖南卫视品牌创新研讨会”的会议上，魏文彬面对几百名中层以上业务骨干做了一次讲话。和过去一样，他没有稿子，即兴说了一个多小时。

这位擅长画面语言的老电视人给我再现了当时场景。他眼光一扫，底下都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些人还在，没有走。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到精气神还在，心就放下来了。”

“我说没关系，我相信可以拉回来，允许你们下滑一个月、两个月，3个月都没关系，但不能超过半年。如果超过半年了，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千帆’就从我们面前过去了。”随后，他分析了这场危机的根源、湖南广电的现状和出路。

当天晚上，台里许多人向参加会议的业务骨干们打听——老板到底讲了什么？

迷信个人魔力的人也许会说，“老板”在这幢大楼里确实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他这番讲话后，湖南卫视的收视率开始回升，一周后又杀回全国地方卫视台收视排名第一第二的位置。

当年7月，湖南卫视推出新的改版方案，包括取消晚“双剧场”策略，把金鹰剧场时间前移至黄金档，重新打造晚间档的娱乐节目。为了止住人才流失，他们又推出一项市场化的新举措：允许优秀的制片人和节目制作团队成立工作室，可以为其他电视台或者视频网站策划制作节目。

经历上半年两个多月的低谷，湖南卫视在2012年仍然保住了“江湖老大”的地位，如他们对外宣称的那样——“连续11年保持省级卫视收视和创收第一”。

他深深吐了一口烟，如此总结自己的拿捏：“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去讲，到了非常重要的情况，我可能会去讲。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你不叫我讲，我也会去讲。”

一定要讲

客厅里，有一台近60寸的大屏幕液晶电视。正对电视墙的长沙发上，男主人有一个自己感觉最舒坦的“角落”。每天，他都要坐在那里，花上一两个小时来研究电视节目，从湖南卫视、央视，到江浙沪等省级卫视。

在厅长任上，魏文彬忙于推动一轮又一轮的体制改革，处心积虑地谋求可能的突破路径，并无多少精力来关注这些微观层面的节目策划与制作。“现在，我就是一个电视观众，当然比过去更超脱、更客观一点了。”

2013年，湖南卫视先后推出两档收视大热的节目——《我是歌手》和《爸爸去哪儿》。两档节目的策划制作团队，都被魏文彬叫到家里开过研讨会。

看完头两期《爸爸去哪儿》后，魏文彬把制片人、导演谢涤葵和电视剧频道总监潘礼平叫到家中，因为“我一辈子就搞这个事，一看就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谢涤葵曾担任过《晚间新闻》《变形计》的制片和导演，算是正宗的“湘军子弟”。他母亲是湖南电视台的老员工，已退休，曾和魏文彬共事多年。两家曾住同一幢家属楼的上下层。儿时，谢涤葵迎面碰到魏文彬，会叫一声“魏叔叔”，再后来就成了“魏台长”。

在谢涤葵的记忆中，一年前的那次客厅研讨会探讨得很深入。

“他（魏文彬）说了他的担心：节目过了几期后，大家会不会感到审美疲劳？里头没有比赛设置，光靠几个萌娃、明星爸爸是不是能撑得起来？他提了很多建议，包括节目走向，去哪儿也是个问题。他也帮我们总结了前两期的经验——譬如为什么要选4到6岁之间的小孩子。也提出了很多深入的探讨。”

谢涤葵说，这些“担心”和制作团队的忧虑不谋而合。“当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节目的最大亮点不是明星爸爸，而是小孩子。他特别提醒我们，要让这些萌娃在节目中逐渐塑造起自己独特的性格和特点。”之后，制片团队在设计情节时，都尽量让孩子们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后来，我们就把节目的重心慢慢转向人物关系的递进、性格的展开，或是比较大的悬念，让观众关注到每一个人的个性，喜欢上这5对父子（女）。让这10个人成为收视的关键。”

谢涤葵很谦虚地表示：节目后来一期比一期好，“和魏主席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一谈起节目的策划和制作，魏文彬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从立意、主旨、走向和环节设计、镜头表现，他都有许多想法和意见。末了，他特别补上一句：“我把他们这么叫过来，可不是行政干预，就是以一个电视观众的身份、一个老电视人的身份，和他们纯粹地进行业务探讨。”

2014年初到春节前后，湖南广电人借势追击，推出电影版的《爸爸去哪儿》，创下7个亿的票房收入。这被魏文彬喜滋滋地称为“奇迹”。

关于电影版，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后悔”。

在拍摄基地长隆野生动物园里，明星爸爸们的挑战任务之一，是把放在蟒蛇窝里的食材盒取出来。拍这一环节里，节目组把爸爸和孩子们分开拍摄：一边是爸爸们提心吊胆、轻手轻脚地靠近蟒蛇，一边是孩子们去别处喂其他的小动物。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把孩子们放进来呢？本来可拍5组镜头，譬如把5个孩子放到一个装有透明玻璃的装置，让他们看爸爸们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他们自己又是什么反应……”

“我当时应该说出来的！”他叹了口气，带着几许遗憾。

“滴答滴”一声打断了叹息声。搁在沙发一旁的iPhone5s提醒有新信息。这是秘书送他的生日礼物，还为他申请了一个名为“老虎”的微信账号。秘书在一旁悄悄告诉我：“（因为）我们都怕他。”

“老虎”的微信好友大部分是他的老部下、如今湖南广电中高层的中坚，其中有张华立、张丹丹、李炜……6月21日，拿到最新收视数据后，他立马“要求”谢涤葵加他的微信。

这成了他和这些老部下们探讨节目产品的一个渠道。他时常抒发自己对各类节目的观感以及思考，褒贬分明。譬如，他不具名地批评某些节目“肤浅、明目张胆地卖弄、作假做秀”，一一分析“根源”，包括“来自管理者那张善变的脸”。

在这条评论底下，他又紧接着发了一条，@了一位湖南广电的管理层：“你不是那张善变的脸”。

“他还是会去操各种心，怎么可能完全放得下呢？”一位接近他的人士私下对记者说。台里每次为重要节目开研讨会，他都必定到会“参与指导”。

娱乐之外，电视湘军始终鲜有影响力。对有着文人情怀的魏文彬来说，这始终是一个“隐痛”。为这个矛盾重重的大变革时代提供有分量、有思考的东西，是这位主管过意识形态的官员的夙愿。

2006年我采访他时，他曾提出湖南广电的下一步战略是拍大片。然而，这也没有成为气候。卸任后，他仍在湖南广电内部的各种场合里推销他的理念——呼吁加大对纪录片和“真正能关照现实”的影视剧作品的投入。

“为什么就觉得大众不喜欢高端的呢？《舌尖上的中国》为什么收视率这么高、反响这么大？如果《舌尖》还是搞一些娱乐元素在里头，那就不伦不类，没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曾给几位相熟的纪录片导演出过一个题材——《最后的乡村》，建议他们用影像记录那些在三十多年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消逝的美丽村庄。“可以拍一个系列，引发社会对我们生存环境的应有关注”。

魏文彬的内心深处萦绕着一个作家梦。青年时，他曾在湖南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并在湖南省作协举办的一次青年文学大赛中获过奖。进入电视行业以及后来走上仕途，被他视为命运的意外安排。

他悄悄透露自己正在进行一次创作尝试，“已进行了大半年了”，主题和题材暂不方便公布，不过，“这会是一个反映三代人历史命运的故事。”

忧乐江湖

未能在任上启动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是魏文彬的一大遗憾。

早在2006年秋，他就在湖南广电确立了第三轮改革的目标——“两个走出去，一个立起来”，即“从行政体制内走出去，从国内走出去，把市场主体立起来”。

虽然在湖南广电系统里集大权于一身，他殚精竭虑，也只能在机制上想办法，“可以说我是把机制做到极限，再往前走一步，我是做不到了。”在现有体制的禁锢下，他无法解决产权问题、权力分配问题，譬如，他不能对欧阳常林、吕焕斌这些中高层骨干进行股权激励，“我自己可以不要。但这是市场规律性的东西，违背不了。”

2010年，继任者欧阳常林开始着手推动以“管办分开，政企分开”为目标的第三轮改革。为此，他主动请辞了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的行政“官职”，态度和决心可谓坚决。

当年6月28日，被寄予改制厚望的“芒果传媒有限公司”挂牌。欧阳常林兼任董事长，张华立出任总裁，包括龙丹妮等在内的一批业务骨干出任董事。然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人事制度的变革，触痛了相关的利益方，在内部遭遇到来自各方面、尤其是中高层的顽强抵制。

采访中，魏文彬没有提及他退下来后的一次重要讲话。那是2011年7月4日，为启动芒果传媒运作，湖南广电召开过“改革动员大会”。老领导再次为改革“站台”，慷慨激昂地做了动员讲话，重申改革的迫切性、目标和所遇的阻力。他特别要求一些中高层领导“必须在个人得失和企业改革中做出选择”。

至今，湖南广电的第三轮改革仍处于“胶着、折腾”的状态。魏文彬承认，“改得很艰难”，“但这不能怪罪谁，这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气候问题。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

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如此评价欧阳常林：异常勤奋，执行能力强，短板是“从政时间太短”。

2012年，跟随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外调”新疆两年的吕焕斌归来，两人有过几次就湖南广电未来的谈话。

在第一次交谈中，魏文彬就嘱咐吕焕斌两件事：一是抓好宣传、管好队伍；二是要把市场做起来。“（市场）做起来了，你吕焕斌有出息；没做起来，你就没出息。因为宣传做得再好，功劳不会记在你一个人头上；如果把市场主体做起来，就是你一个人做起来的，我们前面的人都是打基础的。”

他向这位第三代掌门提了一个目标——在任期内，把湖南广电的资产做到1000亿，一年纯利润达几十亿美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声音。”

2014年，传媒界最重大的震动来自上海滩——“少帅”黎瑞刚重返上海文广，对上海文广进行大动作的体制改革。

“听说上海这回力度很大。”魏文彬说自己还没有去调研过。“如果真如宣传上讲的那样，能把上海媒体都转成一个市场性质的企业集团。那么，媒体市场化程度越高，发展得越快，才真有可能做大做强。”

这两位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的传媒改革者曾有过几次“交锋”。

2008年，有“娱乐教母”之称的湖南节目制作人龙丹妮被黎瑞刚“挖角”到上海。魏文彬得知后，要求欧阳常林、吕焕斌两人立刻去上海，把她带回长沙。在他的苦心挽留下，龙丹妮最终留在了湖南广电。

当时，有媒体报道说：在龙丹妮走前，黎瑞刚托人给魏文彬带去一封短信——大意是你不应该把我当作竞争对手云云。

魏文彬笑称“细节失实”，并回顾了“挖角”事件的始末。当时，他正好出差外地做调研，欧阳常林、吕焕斌因而没能第一时间把信交到他手里。

“其实，我和黎瑞刚是很要好的‘忘年交’。我每次去上海，他见到我都是很客气地称呼。我也很喜欢他，觉得他是个能干大事的人。”关于龙丹妮事件，他说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我说，瑞刚，你这盘棋其实不在一两个龙丹妮上，而是在整个体制和机制上。他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谈到中国传媒放开和市场化的话题，他所有的立足、出发点都是和“大国崛起”、“民族复兴”这样的词汇紧密关联在一起，如今又和新一代国家领导人所宣扬的“中国梦”勾连。

一位曾在湖南广电局工作的人士评价说：魏文彬对主流意识形态有着“绝对忠诚”，“这种忠诚发自于内心。”

不能老是让话语权掌握在几个说英语的国家手里。中国的媒体要做大，要走出去，要有国际影响，适应世界的变化。要从这个大局来着眼，这里有一个责任心、自尊心的问题。

中国的媒体要放开，把它捆绑在行政体制内，这是做不大的。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媒体仍然处在行政切割中，就是神仙也做不大，只有放开。

其实，把它变成市场体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国家）可以控股么，如果谁犯规，就关掉它。谁能迈出这一步，谁就能做大，否则，神仙也做不大。

和他的乡人前辈们一样，在湖南人魏文彬身上，“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是天然地交织在一起。

看到新疆发生的骚乱、民族冲突，他会“心里很痛”；看到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摩擦，他忿忿不平，甚至时常有非常古怪和荒唐的冲动——想去当兵，“我去当兵，估计还会是一个好兵。”

年过六旬后，他时不时沉浸在往日的记忆片段里。“经常想起来的，还是我们国家很贫穷的年代，那时我还在读初中，饭也吃不饱，但特别怀念那个有理想、有激情的年代，物质上一无所有，感觉精神上非常富有。”

对于逝去的光阴，他觉得“无怨无悔”，“不管做对的事情，做错的事情，都无怨无悔。”

到了摄影师拍照时间，我们走进他在二楼的小书房。一卷长长的宣纸摊在书桌上，上面是抄写了一半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魏文彬最喜欢的古文篇章之一，他曾抄写过不下一百遍。

摄影师示意他在书桌前摆个pose。他走到这幅字前，停了一下，忽然提起毛笔，蘸了笔墨，自行写了起来，默然不言，完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来源：传媒茶话会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Tg6jpO-XNBWNSwhC3jXYwA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电视湘军缔造者魏文彬不幸辞世，享年76岁！

1月28日晚上，传媒圈获悉，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电视湘军的缔造者魏文彬因病不幸离世，享年76岁。
作为当年的亲密战友，欧阳常林撰挽联，

敬挽文彬主席仙逝：

上联，

相识相知兴广电，湘军神话昆仑魏；

下联，

立功立德慰平生，芒果传奇文彬恩！

欧阳常林于2026年1月28日22时

红网总编辑肖世锋在朋友圈发文缅怀，“缔造‘电视湘军’辉煌的领军人物辞世，一个时代正在远去，另一个时代早已开始！”

湖南广电的多名员工也纷纷表示哀悼！

2026年1月1日，是湖南经济电视台开播30周年，也是“电视湘军”改革的起点，魏文彬特地撰文回忆当年往事（以下为该文章的第三人称转述）：

1993年，魏文彬接手湖南广电时，面临的是一幅窘迫景象：山东、浙江、上海等地电视台已实现上星覆盖，湖南电视台节目却仅局限于省内，屏幕上充斥着“吹猪不吹牛”的饲料广告，汉寿县某武馆竟成核心客户，土气又憋气。而动物园隔壁的办公院里，数百名员工安于舒适区，虽落后却自满自负，老思维、老机制、老系统下，无人思变。

老电视人刘学稼是魏文彬思想上的至交，二人曾通宵达旦探讨节目创作。魏文彬任厅长后，刘学稼筹备纪录片时，因摄像、司机、差旅费等事宜屡屡碰壁，心力交瘁之下竟在其办公室哽咽痛哭。后来，刘学稼在新疆拍片时牺牲，将毕生精力献给了电视事业。这份悲情与无奈深深触动了魏文彬，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解放刘学稼，解放千百个刘学稼，否则湖南广电没有出路。”

彼时虽无“内容为王”的提法，但魏文彬深知人才为王的硬道理。他明白，解放单个刘学稼易，解放千百个刘学稼难，必须搭建一个有新理念、新规矩的新局——湖南经视应运而生。1995年，欧阳常林通过竞聘出任经视创始台长，魏文彬仅给予一纸任命与一腔信任，未提供资金、物资与场地支持。第一代经视人在欧阳常林带领下，凭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意气奋勇前行，发展成效远超预期。

“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怕，就怕尊重；什么都不要，就要理解。”魏文彬坦言，经视的成功印证了这一点。而经视的特区效应与鲇鱼效应，更成为湖南卫视、芒果TV后续崛起的重要根基。

回望30年历程，魏文彬坦言经视如今既有历史荣光，也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困境。他向经视团队送出两句寄语：对作战团队，他直言“经视已无舒适区可言，赶紧调整状态”。

他回忆，第一代经视人无一人追求舒适，欧阳常林这位“湖南骡子”带着团队甘当“电视民工”，毫无怨言；而经视发达后，舒适区悄然滋生，面对网红自媒体冲击，部分人依赖主流媒体身份，不愿走进学习区、恐慌区，忽视网感与流量的核心价值，如今收视率已渐成历史名词。

对决策者，他强调“‘魏厅长做的那个局’已然是个年代剧，要做一个新局”。他坚信经视能绝处逢生，“如今的经视，至少队伍还在、房子还在，远比当年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处境要好”。他呼吁湖南广电警惕守成意识，多些主动与创新，为新一代“常林团队”创造条件，多放手、多信任，少些“爹味”与怀疑，“年轻人不会辜负我们”。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如今腿脚渐缓、视力衰微的魏文彬，对经视岁月记忆犹新，对湖南广电未来依旧思绪万千。他表示，所有的怀念，都是为了重新出发。

来源：传媒圈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rMuI2XpyFQaTae_D7f4fg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钱江电视台首任台长白智勇辞世！25岁已出任省电台副台长   

据悉，1993年元旦开播的钱江电视台首任台长白智勇先生，于2026年1月17日因病辞世，享年66岁。

白智勇曾以25岁出任省电台副台长驰名业界，后历任浙江电视台新闻部、社教部、钱江台负责人，他在广电领域的耕耘与探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原创价值，让业界同仁满含追思与惋惜。

图为正在拍照的白智勇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白智勇的老部下、浙江广电集团原党委副书记陈立波特别撰文《白智勇走了，带走了我的1993》，文中回忆道：“他是一个思如泉涌的高手，有许多神来之笔……他对同事的全心付出，不会流于表面的拍肩称颂，而会为大家默默地尽力争取。”

“大家都在惋惜他走得太早，但我想，他来过，这个世界已留下他深深的足迹，正如他当年轻轻地挥手，作别我们视之为辉煌的事业，奔向他的下一个彼岸。”

也正如陈立波在文末所述，白智勇在青春鼎盛之年，倾注心血于初创的广播电视事业，以拓路者的姿态，在浙派广电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一笔。即便后来挥手作别曾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他的专业精神、处事品格，仍深深影响着很多广电人。

白智勇走了，带走了我的1993

文/陈立波

白智勇走了，在他66岁这一年，公元2026年元月。

为什么把他的享年记得这么清晰，因为1993年他成为我的台长，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知道他生于1959年，在他34岁这个风华正茂的年纪，出任浙江电视台全新创办的一家副台——钱江电视台的台长，副台长是老刘、老李。

白智勇只有34岁，比他年龄大的同事，叫他小白。我比他小5岁，不能叫小白。叫老白吧？又把他叫老了，就含糊地叫他全名白智勇。放到现在看来，是对领导很不妥当的称呼。但在当年，大家也不以为怪。我在好些年以后，才领悟到只有亲密无间的兄弟，才适合叫全名。而我与我的台长白智勇，相处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并没有发展出兄弟情谊。

1993年的上一年，有一句不见经传的唐诗迅疾传遍大江南北，叫“东方风来满眼春”。按真实方位讲，应该是南方风来，1992年的初春时节，小平南巡，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狂涛。

1992年的年末，当时我还是浙江台文艺部的一个普通编导，工作已经三年多了，在一档叫《调色板》的每周二三十分钟的文艺栏目，一个半月左右会轮到交一期节目，日子过得安适平淡。

这时，有位文艺部的同事找到我，说台里正在谋划办一个新台，定位正如上述，邀请你加盟，去不去？我一听，没有多大犹豫，去！于是，同事带路，去见筹办负责人白智勇。

白智勇曾以25岁出任省电台副台长驰名业界，后任省电视台新闻部、社教部负责人。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但见他肤白鼻挺，语调温和，用词简洁，没有煽动性，三言两语就敲定了我的工作。去办一档新闻节目，不跑政府机关，不报道工农业生产，镜头对准老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人手呢？暂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新台在1993年的元旦这天正式开播。开播前几天，白智勇把我们主创人员拉到电视台附近的之江饭店，全体入住，主要任务是在房间收看只有涉外宾馆才能开通的境外电视。

我记得大家主要盯着凤凰卫视，给我们的正统电视观念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两个，一是姿态亲和不搞说教，二是节奏很快，特别是片头和预告飞进飞出，非常吊胃口。看片之余，大家就聚在房间里海阔天空畅想我们的节目。

开播当天，以连续4场现场直播拉开序幕。前面三场都在市区各处。第一场是西湖边少年宫广场的升旗仪式，后面两场的主题我已记忆不清，第四场是在台里演播厅，由我负责。

现在，直播已经是每个普通网民都唾手可得的寻常事，在当年，技术门槛极高，对内容把控也要求甚严。整个浙江电视台只有一台转播车，转换场地连续直播，几乎是挑战极限。我想，白智勇就是要用这种“自杀式”的亮相方式，把新台的业务标杆拉到天花板，强势切入观众视野，也让后来者难以企及。

新台开播了，节目要创新，电视剧要吸引人，广告要有起色，更难的是，体制机制上要突破许多固有做法。我不在台决策层，只是间或会听到一鳞半爪，但出现在员工面前的白智勇，喜怒不形于色。

留在我印象中的他，穿一条牛仔裤，背个双肩包，骑自行车上下班。台里有辆白色的标致轿车，几乎不见他动用。遇到很多火烧眉毛的急事大事，很少见他上火，也许心里已经翻江倒海，面上仍然稳如泰山。白智勇是个能做大事的人，这是我对他的一个直观判断。

我的新闻栏目叫《新闻速写》，这个栏目名好像也是他命名的（我不确定）。开播的第一条新闻现在记忆犹新，是元旦这天，杭州老城区屏风街一处木结构老房子起火，创台元老计伟强老师举着话筒在冒烟的现场作报道。后来，也是创台元老的许姗姗老师说，报道中采访的受灾居民老太太是她老母亲，这也是普通老百姓第一次不是作为英雄或劳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觉得，这条报道应该记入历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电视民生新闻大潮起来之初，这条报道很可能是第一条，这条报道的主创名单上，应该写上白智勇、计伟强。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呢？当天我在忙第四场直播——开播晚会，要到第二天才正式开始经营我的《新闻速写》，元旦这天，计老师是友情客串。

这样的新闻定位，体现了白智勇的新闻理念。他担任过浙江台的新闻部主任，知道传统新闻观念的弊端，也了解老百姓对新闻的喜好。他对民生新闻的思路定位，我心领神会。我们在业务上没有丝毫争执，他出上联，我都能对出下联。

他是一个思如泉涌的业务高手，甚至可以说是神手，有许多神来之笔，好在我一般都能接住。有的时候，他想法太多，毕竟我只有一个人，带着两个实习生和一个“泡病号”，落实不了太多。到后期，他看我基本合格，兼之要操心的事太多，就由着我去折腾了。

那段日子，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30岁还没出头，精力体力正值高峰，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但关注市井世情的习性和平常积累的文史哲知识，也够我在“通俗文学”的道路上挥洒。

讲两件与白智勇有关的往事吧。开播不久，有线报说，杭州某小区有位老大爷跳楼了。线报人是拍纪录片的夏燕平老师，我剪片子走不开，请夏老师代为采访。当晚，新闻以“某老汉跳楼”为题，重磅播出，采访显示家人不够善待，老人对生活无望而弃世。此等选题，必然是舆论的强力催化剂，一经播出全省哗然。白智勇是何等高手，一看阵势，已经下班的他骑车赶回台里，指挥我们连续跟踪报道，跟进一条，就中断其他节目插播一条。到后来，开通热线电话，整理观众激愤之语，摘录播出。再叫我当场写出几页纸的评论（标题已忘，是否有天理难容之类狠话），节目没有主持人，就由我坐在办公桌后把评论念一遍，录制播出。93年初的那个冬天，因陋就简的草台班子，忙乎了一天一夜，把一件不会超出社区的百姓家事，传播到了电视信号所及的全省各地，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传播生态，那一晚，很可能是这一传播生态的开篇之作。

另一件事，开天窗。事出某一日，两位同事扛着摄像机外出采访，情况有变，要的内容没有采访到手，时值饭口，又在对方单位吃了饭，可能还喝了点酒。等下午他们回来，我才知道当天的新闻要泡汤了。作为负责人，此时我本应想方设法去补拍一两条应景的新闻，但彼时年轻气盛，处事毛躁，恼怒中竟打出一版字幕，上书“本台今日无新闻”，在节目时间就此播出。放到今天，那是大事，即便当时也甚为不妥。白智勇知悉此事，并无责怪，也许已是强忍怒火了，但他是做大事的人，不乱大谋，这就是我跟他的天渊之别。

之后，有一天闲聊。其实我们很少闲聊，那一天的闲聊我记忆深刻。他说，我们有一点很相像。我问哪一点，他说我们都是喜欢自作主张的人，因此我们的搭档最好要找服从性强的，这样才好相处，少矛盾。听了此话，我还挺得意，被白大帅引为同类。如今想来，莫非他是在敲打我，要戒急用忍。

今天，当我坐下来，细细回想我与台长白智勇之间的过往种种，是他，还有他的上级和他的同僚，给了我一次难得的人生机遇，在那个最好的年代，做了一回最好的自己，发出了自己最强的光热。对我们的全心付出，他不会流于表面的拍肩称颂，而会为我们默默地尽力争取。

我上班路远，早出晚归很辛苦，他先是向大台申请公房，未果的情况下，又找来了出租房房源，并说服大台每个月出50元房租，我自己再贴30元，在西湖边一处石库门安家，有了我们家与西子湖相邻厮守大半年的难得幸遇。1993年年底，他克服重重困难，争取政策购得5套位于长板巷的福利公房，我和4位同事的家庭从此住上了自己的房子。

1993年春节放假，我带自己的小团队东奔西跑苦撑每天的新闻，他看在眼里，在初三这天，赶到单位，带我们在台旁阿丽廊饭店吃点好的，慰劳大家，而以我当年的情商，肯定也不懂说点感谢的话。往事历历，思之泫然，当时只道是寻常。

白智勇，在1994年，中国的电视业即将进入波澜壮阔的高潮之际，潇洒地挥手离开，去追求他新的事业。我常在想，如果他还在，江湖地位应在湖南的魏文彬和欧阳常林之间，还会演绎出电视江湖的更多鸿篇巨制、精彩大戏。

如今，他已撒手人间，去往天国。大家都在惋惜他走得太早，但我想，他来过，这个世界已留下他深深的足迹，正如他当年轻轻地挥手，作别我们视之为辉煌的事业，奔向他的下一个彼岸。这次，应亦如此。

来源：传媒见闻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2WoLHl8VsPl5T8ynmk51Q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清华大学发布讣告：刘惠芬副教授，因病逝世

1月26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讣告：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师刘惠芬副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25日逝世，享年65岁。

刘惠芬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民建会员，自198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教，先后执教于电子工程系、中文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三十余载育人生涯中，她工作勤勉、治学严谨，为人师表，甘于奉献，为学院发展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老师长期主讲《现代生活美学与实践》《数字媒体设计》等课程。她的课堂生动而深刻，善于将理性知识与生活之美相融合，深受学生敬爱。她曾担任新闻五班主任，悉心关怀学生成长，为新闻人才培养倾注满腔热忱。她曾长期担任学院工会领导工作，为人热情亲切，关爱每一位师生的成长。她还担任清华大学工会插花协会会长，以插花艺术连接师生，是师生心目中美的使者，为校园文化带来更多的温暖。

根据刘老师遗愿，丧事从简。
蕙兰清芬，教泽绵长。沉痛悼念刘惠芬老师！

来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官网、光明日报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Ow4fhElDy1CeAJOyYZQUQ

编辑：梅镕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