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案例集锦

刘海明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生存环境、自身能力决定了其生态的质量。本案例关注当代中国新闻媒体的生存状况。
【案例】王克勤
【尴尬无奈的中国新闻人】只能如此自嘲了。
◆◆
@冷笑话
【媒体人的自嘲】上联：一名记者两部手机三餐不定月月四千工资累成五脏俱伤虽然六欲尽废还得七点起床八点上班找九个选题不敢说十分辛苦。下联：十年编辑九回肠断八方约稿周周七道禁令搅得六神无主即便五内如焚仍要四番检讨三番道歉临两头不是也只好一声叹息。特别横批：记如妓，编无鞭。【转】

收起|查看大圖|向左轉|向右轉

| 轉發(384) | 評論(53)
今天12:02來自皮皮时光机


| 轉發(157)| 收藏| 評論(28)
20分鐘前 來自新浪微博        

刘海明

【案例】

我看到了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原创呦呦鹿鸣的鹿鸣君[url=]呦呦鹿鸣 [/url]

2025年09月08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

文 / 呦呦鹿鸣

file:///C:\Users\Lenovo\AppData\Local\Temp\ksohtml60548\wps13.png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里流传一个“跨省抓捕的因言获罪案”消息：

湖南株洲一位自媒体人“笔耕下的阳光”（笔名）因为发表对邻省某个乡镇党委书记的批评文章而被带走。

我联系了代理律师，得到反馈说，“笔耕下的阳光”确实是在8月11日左右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那个外省县的公安局刑事拘留了，而他也确实是写文批评了那位乡镇党委书记。目前律师已在县看守所与他会见过了。

写几篇文章批评乡镇党委书记，就要《刑法》这种国家大法来伺候？法律何以至此？这类故事，处理链条每个环节上的人，都要经受人性、道德上的拷问，也都有载入史册的价值。

在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个最早传出的信息中，包含了这个冠名“法治在线人员查询系统”的截图，以证明“笔耕下的阳光”是“新闻部记者”的身份。许多写作者也不疑有它，纷纷转发。

但是，这种截图显然有问题。

上面的马赛克是我加的，原图并没有，有显示真名和照片

首先，国内目前叫“法治在线”的是中央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这个栏目不可能独立于央视之外自己建一个人员查询系统。其次，根据截图底部“京ICP备18057013号”，我到工信部ICP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核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这个备案号。

我没有找到原始网站，但这个截图上的“新闻部记者”的信息显然是水得很。这家网站甚至不敢用“记者证号”而用“小记者证号”，而且给当事人空着，没给号。

这个截图上真正有效的信息是“会员证号JTAQ302”，换言之，他通过某种渠道成为某个未经备案网站的会员，但他很希望拥有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也许，这家网站真正吸引人之处，是与央视栏目“同名”。

因此，严格来说，根据当前的新闻注册、审核机制，“笔耕下的阳光”是个“假记者”。

在这份截图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写作者的身份焦虑。

放在10年前，我对这类“假记者”很是反感，因为“假记者”往往举止不端。比如，一些年份的山西省，更是肆无忌惮。

可是，如今，我却对“笔耕下的阳光”多了一种理解之后的同情。

我略略看了他的过往文章，不少是为各地底层小老百姓呼吁的批评性稿件。

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写作领域。远的，比如鸿茅药酒事件里的谭秦东。在只有5个粉丝的帐号发了一篇短文却被跨省抓捕，出来后整个人就明显不好了，到现在，8年了，这位医生都还在困境中。近的，比如甘肃省的邓建国。2023年12月，他发布视频质疑孩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被县公安局以寻衅滋事为由行政拘留。然后，他有了“污点”，工作丢了，妻子跑了。在失业和离婚的的双重打击之下，最重要的是自己为孩子说了真话却被社会以极端方式否定（校服被证实确实存在质量问题），他得了抑郁症，今年9月1日才出院，其实就是前两天。在网友们的呼吁声中，9月2日，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他的行政处罚，道歉并赔偿3237.08元。我看今天（9月8日）有记者去采访邓建国，他说，他接受了道歉，希望能找一份工作，和妻子复婚，“自己已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也不关心官方如何处分该案相关人员。”如果他真的战胜了抑郁，会不关心如何处分相关人员吗？这件事，以邓建国这650天承受的代价，真的是三千来块赔偿所能平复的吗？

这个风险来自于4个方面：挖掘事实的能力、写作尺度的把控、利益相关方的打击、平台的规训。

这里，首先是一个以什么姿态写作的问题。弯腰割韭菜，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平平静静说人话、跪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其中，为底层民众发声、不平则鸣拍案而起，这种姿态最为大众所需要，但选择的人最少。因为风险高，人们自然会趋利避害。

在回答了姿态问题之后，那些还在以这种姿态写作的少数人，还面临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问题：以什么身份来写作？

按照当前规则，他们没有“新闻采访权”。他们也不在有主管单位的媒体机构工作。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这么质问：“谁让你写的？”

好像确实没有谁让我写，那么，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写的，行不行？一种说法是“写作是一种权利”，可是，这项权利又是谁赋予你的呢？特别是当这项“写作的权利”要对抗权力，甚至本身就是一项权力的时候。

这种权利能不能“自我赋权”？

在高风险的背景下，写作者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就会底气不足。

“笔耕下的眼光”的选择是：给自己找了一个“法治在线新闻部记者”的头衔，并在被刑拘的时候，亮出来，试图以此解释自己写作权利的来源。他想以此保护自己，至少，显得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即便这个记者身份破绽百出。

有几分尴尬，也有几分荒谬与悲哀。显然，这种回答并不理想，也不值得效仿。

因为没有合适的答案。大多数写作者，都会面临“怎么介绍自己”的困难。

说是“作家”吧，明显有狂妄自大的嫌疑，毕竟当前全国能称为“作家”的写作者，寥寥无几。（有一段时间我被称为“专栏作家”，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说是“公共知识分子”吧，大多数写作者的学识并没有这么深，文章达不到这个高度，即便有少数写作者达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往往也会遭到他们的天敌“公公知识分子”的围殴。

社会上常用的一个称呼是“自媒体人”。但是，这个“自”是什么意思？是“自主”吗？在这个流量绑架一切的时代，平台算法、资本流量才是背后的真正推手，“自媒体”不可能“自主”。是“自由”吗？难道还有“不自由媒体人”？这在逻辑上不大对了。以公众号为例，全国有三千多万个微信公众号，难道有三千多万个“自媒体人”？肯定不是。MCN下的写作者和个体写作者很难放在一个圈子里，财经评论员和游戏主播不能说是一类人……“自媒体人”这个概念缺乏识别度，法律上也不承认。这四个字里，唯有“人”是准确的，在禽兽遍地的年代，成为一个“人”确实是很高的评价了，但也没有达到准确定位的效果。

就说我自己吧，我有在媒体单位工作十多年的经历，以“记者”“主笔”“主编”自称时，就比较自然。后来写公众号文章了，朋友们向第三者介绍起我来，就有点为难。用网络上用得最多的“小编”吧，又怕不礼貌。

有的朋友介绍说是“呦呦鹿鸣主理人”，有的朋友比较抬举我，介绍说是“社会观察家”。但都经不起推敲：

“主理人”是一个不错的称呼，但是它在职业上过于模糊。咖啡店蛋糕店老板可以叫主理人，理发店Tony老师也可以叫主理人，水浒里的郑屠也可以叫“镇关西”肉铺主理人。

“社会观察家”就更模糊了，每个人都可以是社会观察家，其中滔滔不绝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还是其中的佼佼者，我？显然不是。不合群。

因此，我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经常有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开头就开不好。

我比较幸运的是，读者朋友们比较赏脸，较早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比较多的关注者，有读者支持，我的身份焦虑就逐渐淡化了。再加上我本着一个自我流放的“野生”态度，就更容易自我调试。比如，不少朋友把“呦呦youyou”读成“aoao”，称呼我为“嗷嗷老师”，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毕竟，很多文章都是在打仗，刀光剑影的，可不是就要嗷嗷叫嘛，狭路相逢勇者胜。

可是，大多数写作者并不像我这么幸运，大多数人的身份焦虑是不断升级的，最后就干脆放弃最初的写作理念。

所以，这个问题很是需要解决。在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之前，我对“笔耕下的阳光”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行为，也就难以一棍子扫过去。

我看了“笔耕下的阳光”的一些文章，从我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不少语言过于激越，不管是从新闻，还是从文学角度，都还有很大的改进、提高空间。至少，如果是我当编辑，这样的来稿大概率是要返回重写的。

但是，我绝不能否定这类文章的价值，恰恰相反，这类文章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们需要的是时间，只要这类文章多起来，文章水平自然也会提高起来。

当前真正着急的是：当人们遭遇不公，很难找到帮助发声的人。选择太少了。比如，这几天，上海某区的一位政协委员就在和我反复沟通，讲述自己的遭遇。这位博士已经用尽了所有方法，也找了市面上所有媒体，但是，得到的只是不断的挫折。发声渠道还是太少了，或者渠道很多，但可以站出来发声的太少。这位委员和我认识有几年了，我也想帮他，但我自己精力很有限，自顾不暇，甚至可以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当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个有分量的渠道来帮他发声时，却发现并没有选择。

类似的情况非常多。这种时候，我往往是想：要是他们更多的、值得信任的发声渠道就好了。可是，这个愿望似乎有点奢侈。之前的许多调查记者同行们，已经纷纷转行，而一些有知名度的写作者，失联的失联、退隐的退隐。即便是我自己，号称“日拱一卒”，不也经常断更吗？

有几个人愿意冒着“寻衅滋事”的风险，呕心沥血地陷入这种“没名没分”的焦虑之中呢？

子曰，必也正名乎？如果社会确实需要这样的一种存在，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概念上、权利上、保障上，给与定义，给与解释，给与明确。然后，一切才会进入正确的轨道，而不是一会跨省一会失业一会离婚，一惊一乍的，不和谐。

今天，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

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百家争鸣，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才能得以释放。中国曾经有那样的时代，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时代。

来源：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CRZWKuQCQbCnmoUUMBz7A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一份报纸和戛然而止的舆论试验 | 深圳和它的 40 年

“要免除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

蛇口工业区在 1984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那年 1 月，邓小平来了蛇口，他对这里和中国其它地方的巨大差异表现出了简洁的认同，还颇有兴致地为一艘游轮改成的酒店题字“海上世界”。

这个小工业区的改革者因此把提着的心放下了一些。从 1979 年开始，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工厂和公司，工资制度不再像国内其它地方那样均一，管理者是通过工业区的所有人投票选举产生的，而非调任。社团也很多，它们被称为“压力公器”。

过去，这些改变被称为“冒险”，现在已经改口为“试验”。试验的意思通常是有人支持，代价不高，不妨试试。

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有了新的说法。这句话最初通过报纸传出蛇口，反对者不少。它怎么听都像是资本主义的金科律令，社会主义中国在当时不富有，也不看重钱。但出乎意料地，中央政府肯定了这句话。到了 1984 年，哪个城市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它。那年在北京的国庆典礼上，蛇口工业区有一辆自己的彩车，车身上就贴着这句话，字形巨大。

蛇口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是 67 岁的袁庚，他做过情报员、外交官、囚犯和破败时期香港招商局的主管。1984 年，他做了几件重要的事，包括签下了建造浮法玻璃厂的协议。另一件是，他打算在工业区内办一张报纸。

就在上一年，他还没有办报纸的想法，“压根就没提”，但“现在却到了蛇口必须办报的时候了”。

“蛇口通讯”——起初，这张报纸连“报”字都没有，1986 年 1 月才改名《蛇口通讯报》公开发行。它在一些方面野心勃勃，另一些方面却非常谨慎。它把自己称为企业小报，印得不多，开始一段时间，只在工业区内部发行。但没多久，因为《蛇口通讯》报道的内容、口吻在过去中国的报纸上闻所未闻，出于各种原因被大量转载，这份报纸就成了蛇口最成功的改革之一。

一直到 1989 年报纸停刊，《蛇口通讯报》都像一个舆论界的传说。过去没有先例，后来呢？总有人试图再现。在蛇口，1990 年新增的一份报纸叫《蛇口消息报》。

“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像一个西瓜那么大。”新报纸的编辑部主任李明说。

1
韩耀根在 1984 年冬天搬到了蛇口。尽管这里提供 5 倍于上海的工资，但他住得很糟糕，在一个小仓库里，有老鼠，地面大多数时候都淌着水。没人在意他过得是否舒适，蛇口取消了内地的分配制度，工作和房子是自己找的，就跟那些初到纽约的中国打工者一样的状况。韩耀根 44 岁了，想到“不当弄潮儿，白活一辈子”，觉得“哪怕搭个小草棚也很舒服”。

这位中年“仓库创业者”要做的新鲜事是策划一张新报纸，和中国既有的报纸全都不同。他已经拥有不错的报纸经验，知道如何搭建合适的编辑团队才能帮助报纸尽快获得公众认知。报纸请了黄宗英担任副刊编辑，黄宗英快 70 了，是个电影明星，还有文学才华，总有读者会慕名而来。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报纸的第一版。它决定这份新报纸到底想表达什么。

在蛇口之外的地方，当时大部分的报纸都是各地或者大企业的党报机关报。韩耀根在上海任职的《世界经济导报》不同，这是一份改革派报纸，它报道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战，也讨论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现代化。

关于蛇口的这份新报纸，工业区的最高管理者袁庚希望它“不要尽讲好话”，“要办一张敢于批评干部的报纸”。他和韩耀根谈了两次话。韩耀根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时，最讨厌“舆论一律”，他认为他们想得一样。

韩耀根到任后，他的职位是副总编辑，报社没有总编辑，加上他一共四人。报纸不是自负盈亏的，工业区提供资金支持。报纸在位于广州的《南方日报》大楼里印刊，使用的还是铅字印刷。第一期试刊在 1984 年的 12 月 30 日发出，每月一期。第二年 6 月，《蛇口通讯》向广东省申请公开发行的刊号，12 月获批。

这期间，《蛇口通讯》一篇报道公开了袁庚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对话，因为一些内容涉及深圳经济特区如何建设，没有经过审查，被卷入了“假新闻事件”。最后，袁庚出面证明了这些对话的真实性。对话中提及了中央是否应该继续给深圳提供财政支持，继续“输血”，还是“拔掉针头”。

因言获罪的危险还在，人们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那段时间，袁庚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如今看来不过是常识的话，“有恐惧心理的社会，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要免除匮乏的自由，免除恐惧的自由”。后一句引用自美国 32 任总统罗斯福的话，被刊登在 1985 年 9 月 24 日《蛇口通讯》头版。每次袁庚发表类似的发言都被视为一次值得报道的重大事件。毕竟，在蛇口工业区之外，很少有一个地区的最高领导会如此直接对“自由”发表评论。

但很快就有人指出，这位开明的管理者对自由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袁庚肯定一些人在公开场合质疑自己的做法，同时又以居高临下的领导口吻批评了那些在“阴暗角落”里的“三三两两议论”。陈难先是蛇口第一所学校育才学校的创始校长，他是 1983 年从杭州来的，他有不同看法。

“不怕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更不要提什么‘阴暗角落’之类。”陈难先说，意见总是从三三两两开始，可能就发源于某个角落。

韩耀根刊发了陈难先的异见，在 1985 年 11 月《蛇口通讯》上，文章取名为《袁庚此说，一半可取》。标题让陈难先非常不安，但作为报纸的负责人，韩耀根认为自己了解袁庚，他也有意让标题看起来更挑衅。这种做法让报纸上的蛇口常常比实际的蛇口更开放自由。

那时候来蛇口的短期访客都会有类似的印象。这里很新鲜，但新鲜感不是源于别的——除了为外商建造的住宅区碧涛苑，和那艘“海上世界”游轮，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草地。谭子青探访她的哥哥时住在美景阁，夜里出门“对面都是黑麻麻的，一片草”。

对谭子青来说，新鲜的是《蛇口通讯报》目录，手抄版的目录在一个小卖部挂着。这些标题过去从未在内地报纸上读到过。谭子青在 1988 年加入了《蛇口通讯报》，成为文艺版编辑。

2
整个 1984 年，韩耀根一直在找愿意主动在报纸上公开撰文批评的人，但很困难。“只能说说，不能见报。”韩耀根在日记里写，他碰了钉子。他有些焦虑，焦虑的原因还包括报纸尚未达到袁庚的预期。

韩耀根在乎袁庚的看法，他认为，要做点什么，必须有这位上级的支持。袁庚是蛇口工业区的党委书记，看起来，他很支持报纸批评监督。他对韩耀根说，舆论工作十分重要，就是要在蛇口宣传民主。要把蛇口的人事、财政情况公开，让蛇口人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促成了 1985 年一篇轰动的报道。2 月，《蛇口通讯》刊发了《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一篇批评袁庚在管理上缺乏经验，导致工业区出现不少问题的文章。作者匿名。报纸发行前，袁庚在一次会议上说，这期报纸要批评我，在座的干部都要好好看一看。发行后，库存很快就空了。

批评领导，而且是地区的最高级别领导，过去难以想象，韩耀根意识到这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不管这种兴趣源自什么。他敏锐地抓住了时机，记录了编辑部收到文章前后发生的事，在一个月后的报纸上刊发了《“进一言”发表的前前后后》。这份报纸加印到 8000 份。重要的是，两篇文章被大幅转载，转载的报纸包括广东省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也包括其它地方报纸，和《人民日报》。官方也认可了这篇报道的价值，颁给了 1985 年度全国好新闻特等奖。

但一些人认为，整件事是“安排好的”，他们中有的到现在还抱持着这个观点。韩耀根则在各种场合声明，没有人安排，批评文章确是有人主动寄到编辑部的。

他试图重现在刊发前的斟酌、试探，来证明这件事是自然发生的。他回忆说，他在当时其实拿不准袁庚的真实想法，还是决定把稿件送去给袁庚过目。袁庚只是把文章中“先生”的称谓改成了“同志”，两人进行了简短的对话：“今后一般不要送审稿件。”“许多情况还要你来把关。”韩耀根最后不忘回答说。

不过，这些场景和对话反倒验证了另一些人对“安排好”的理解。后来加入《蛇口通讯报》的郭建新在一篇回忆录里写，蛇口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革，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做法，“你提出口号，我只要维护你的口号”，“无非换了一套口号”。

韩耀根有类似的说法，他在今年 5 月对《好奇心日报》说：“当时编辑方针，明显是提倡改革，提倡民主的。袁庚说，这个方针不能违背，因为党委书记定的方针不能违背的。”“《蛇口通讯报》是对党的关系、报纸关系、读者关系处理得最好的。没有违背袁庚，自己搞一套。我毕竟是新闻系出来，党领导我我知道的，你无非给我有限的权力而已。”

“唐太宗式的开明”，“人治民主”，这在当时是一种批评，但韩耀根认为，这已经是进步。他的下属，那些年轻记者觉得，“他总是怕，我们总是不怕”。有时候韩耀根会惴惴不安，但大多数时候他认为自己对这些大胆激进的报道有把握。“我不是相信公正，说实话，我是相信袁庚的权威。”

袁庚在 1986 年宣布退出第二届管委会的竞选。韩耀根不久后从《蛇口通讯报》离职，离职前，他卷入了联合创办《亚太经济时报》的风波中。韩耀根在 1987 年 7 月 30 日辞去职务。这位早先练过体操的报人说，就像体操运动员失去了教练的保护，只剩下自我保护，那么他就不会再做高难度的动作。他很早就写好了辞职信，以随时应对弄潮儿难免遇到的风险。

不过，韩耀根依然认为， 1986 年是最宽松的一年。

3
尽管没那么理想主义，不相信民主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一蹴而就，但韩耀根已经意识到需要“尽量减少古代贤君色彩”，在他离任前，《蛇口通讯报》在 1986 年推出了新闻沙龙。1986 年 3 月 3 日晚上 7：30，蛇口培训中心八楼，有 45 个人参加了第一次新闻沙龙。“Salon”，黑板上写着。

新闻沙龙效仿《世界经济导报》早期的双周经济形势座谈会，但和学者经济学家不同，这里的参与者更多样，他们讨论的主题包括董事会选举改革、投资环境，也包括如何过好单身生活。

“我喜欢对话，对话才有民治，才有民主，才有民主集中，才有合理的方案。第二，对话才有新闻，对话才有读者思路，对话才有版面的填充。我就这么几个人，没有记者哪里采访啊。就把沙龙的话记下来。”

沙龙一直持续到了这份报纸 1989 年停刊。到第十期，参加人数有差不多 90 人。人们称八楼的房间就像议事厅，或者议会。培训中心孤零零的一栋楼，白色的，人们笑说，像白宫。不过，袁庚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在这间议事厅里。

在蛇口，类似的座谈不少。根据《蛇口通讯报》刊登的一份经理座谈会的记录，蛇口工业区的经理们在那些年关注的话题包括：应该将党政企分开，尝试把区管理局改为选举产生的管委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他们还讨论了董事会的选举参照政府的民主选举体制是否合适，即便在西方，商业世界和政治世界的规则也都不同。不过，后来人们通常都认为，当年的蛇口不应该被视为只是一个工业区，它更像一个有实验精神的小政府。

在深圳、北京，越来越多的沙龙也在那几年涌现。记录蛇口试验的《争议与启示》对比了北京的一场“青年体育理论沙龙”，并评价说，它在组织和议题的设定上都没有蛇口成熟。

没多久，议事厅就引来了巨大的争议。1988 年 1 月，几个当年风头正劲、以“德育教授”而闻名的青年教育专家在新闻沙龙里和蛇口的年轻人发生了争执，年轻人不满专家空洞的说教，他们以年轻人所有的那种反抗方式称，很多人来蛇口就是因为这里能赚到更多钱，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下班以后还去图书馆。专家也同样不满，他们回到北京在媒体上撰文批评这些不买账的年轻人，过于实用。后来在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中有类似的情景再现。

关于这场争执，并没有结论。《人民日报》在 1988 年 8 月 6 日发表了《蛇口风波答问录》后，每天都能收到一大堆读者来信，发表对事件的看法，“最后有好几麻袋”。不过，风靡全国到处演讲的“德育教授”因为《人民日报》这个报道，就此一蹶不振了。

《蛇口通讯报》没有在第一时间报道。直到编辑部接到了袁庚秘书王铿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问为什么不报道。王铿在后来回忆说，打电话是袁庚的意思，事情发生之后，他“站在年轻人一边”。1988 年 2 月 1 日《蛇口通讯报》刊发了《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袁庚事后对这起风波评价说。

张新民在海南读到这句话，觉得就应该这样，这样才是对的。他在 1988 年 11 月从海南搬到蛇口，开始在《蛇口通讯报》工作。

李明 1988 年去深圳出差时，他的行李里就带着刊发《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当天的报纸。他还拜访了《深圳青年报》已经解散的编辑部成员，这家报纸因为 1986 年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与微音同志商榷》被停刊。他得到的反馈不让人愉快。曾经的活跃分子不愿意发表看法，另一些人正积极和政府合作以换取新的工作机会。后来，李明和张新民成为一份新报纸的主力。

转眼到了 1980 年代最后的夏天，报纸停刊。郭建新在回忆录里写，报社集体去大梅沙游泳，回来喝多了，一路狂唱：最大的人民币是 10 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 1 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人民群众热爱的。

4
李明一直遗憾没赶上《蛇口通讯报》。他在 1993 年来到蛇口，加入一份新创办的《蛇口消息报》时，蛇口“压抑”，“看不出浪漫的气质”。没有高楼，有些破旧，道路都是以“工业几路”命名的。除此之外，它还像“一个遗老聚集的地方，这些遗老都是曾经的改革者。”但现在，他们也无能为力。

李明是《蛇口消息报》的编辑部负责人，这张蛇口工业区的新报纸有 12 人，是《蛇口通讯》创刊时的 3 倍。但报纸的影响力不大，编辑部有时候会拿着报纸去深圳火车站分发。

张新民参与了《蛇口消息报》最早的创刊，他和主编奚尚仁讨论了一个下午。他们在新报纸的名字上很快达成共识，“消息报”，“消息”和“通讯”的英文单词都是 news，他们希望新报纸能延续过去的一些东西。

不过，蛇口的气氛变了，准确地说，整个国家的气氛都发生了变化。 1992 年，邓小平南巡重提了改革。但人们都知道，这和过去的改革不同。蛇口的口号不再只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现在，它需要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张新民在 1992 年因为一张摄影照片一夜成名，照片拍的是一个股票发售点，一个男人攥着捆好的钞票，浑身是汗，满眼绝望。他排了两天的长队，但在发售抽签表前的半小时，被请出列。

李明希望“利用各种新闻由头强化改革旧梦”。“本来是个红枣那么大的一条改革信息，实质上，我们努力把它放大成像一个苹果，像一个西瓜那么大。”“我们做的其实更像鼓动，更像怀旧。从专业精神上来说，那个不是新闻。”他在今年 4 月对《好奇心日报》说。但编辑部并不全都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不认同过于激烈的变革，也不希望承担过大的责任和风险，“几乎每个周一的编前会都有争论，激烈的时候甚至互有中伤。”

主编奚尚仁大多数时候都支持李明的做法，让《蛇口消息报》成为一个真正的舆论监督平台，并制造影响力。李明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公开检讨蛇口的自大、麻木、沉沦；连续报道四海公园公共空间被占用、派出所门口立狮子雕塑、免税店消费争端；采访烧死 87 个女工的葵涌大火。

在 1994 年 1 月 26 日，邓小平时隔 10 年又来到蛇口，李明决定在第一版整版刊发一张邓小平的照片。奚尚仁同意，张新民找到了合适的照片。在《深圳特区报》大楼排版印刷时，有人问，你们怎么敢发那么大的照片？谁批准过吗？

李明是在 1995 年离开《蛇口消息报》的，他回到青岛，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同时为《街道》《中华工商时报》《万科周刊》撰写新闻评论。他在《蛇口消息报》上的专栏《新闻快餐》持续到 2004 年。现在他是一位记录青岛历史的作家，也参与先锋艺术的策展。

奚尚仁在 2000 年后试图对《蛇口消息报》进行市场化改革，失败后，他移民新西兰。

张新民在 1993 年前后参与讨论了另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刊物《街道》的创刊。实际创刊者中有因为拍摄《我们这一代》而出名的肖全。肖全拥有全国最好的资源，他找来很多业内资深人士为这本杂志撰稿，尽管它只是一本挂靠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的杂志。出版 54 期之后，《街道》因为一张照片而停刊。肖全回到四川。张新民拍摄了大量关于城市变迁和改革故事的照片，他把它们集结成书《包围城市》，并举办了几次大型展览。他始终看起来像个不合作者，但他在《蛇口消息报》的身份没有变过，并且从那里退休。

韩耀根在 1989 年 6 月 30 日创办了另一份报纸《海南太平洋邮报》，就在停刊的《蛇口通讯报》楼下。韩耀根一共创办过 14 份报纸，但时常被人谈起“还会像你这样来采访的”，就只有《蛇口通讯报》。 他住在上海一间宽敞的、艺术装饰风格的房子里，每年都会去蛇口。

来源：今日头条

链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 ... p;wid=1757515085007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被骂到删帖，官媒其实也很难啊！

原创写字的木白[url=]木白文笔平平 [/url]

2025年09月09日

文｜木白在北边工作十几年的老记者朋友现在几乎不发友圈了，日常的闲聊中也几乎不再谈论工作，两年前到苏州找我的时候应该是最后一次关于文字上的交流。说，其实蛮羡慕你们这些自由职业者的，虽然也是写的煎熬，但起码这种煎熬之外还是有着一些表达的缝隙。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写作算是低谷期，比较倒霉的时候。他是和一位老师到上海玩，顺道到苏州找我，也有着一些安慰我的意思。但说着说着成了我是安慰者了！到最后得出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概念，那就是如果你的内心足够强大，那么才可以去阅读，去深入的理解这个人间，若不，就稀里糊涂过一辈子就好。大象新闻今天被骂的很惨。看完下面这些帖子和评论，想起的便是上面那番话，以及和两位老师落座的场景画面都是清晰的，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读友，现实中并没有多少交际，但见面却像是老友一样。

大象新闻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近些年来算是为数不多敢于触碰敏感的媒体了，一些个体陷入艰难的求助，有好几起是大象媒体首发后才引起重视的，诸如罗某宇举报医疗腐败离奇死亡的事件，没有大象新闻报道之前，这个事在网络上属于敏感地带，在譬如湖北重点养老项目非法吸储的事件，数百名老人的上亿积蓄被卷走，普通人维权艰难的时候，大象新闻报道的。这个报道很多恶人不知道的是，记者在调查的时候遭遇到的困难，并不比普通人少，因为相关部门压根不搭理。但就是这样一个帮助个体，对公众还算负责的媒体，因为一篇张雪峰的文章，瞬间就沦为汉奸，7个记者也成为了太君！翻看一下这篇评论文章，无非是批评了几句考研名师张雪峰的言论，珍惜和平，不要动辄叫嚣战争论。 我个人的理解，和平不易。战乱的时候，最受折磨的便是普通人，兰兰们永远不会上战场，不仅不会，再残酷的时候，都不会影响她们这些少爷小姐们在国外的豪宅内享受生活，而普通人，你辛苦积累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现实就是如此。也所以，我不理解为何网络的群魔们对战争如此的痴狂，真的发生了，张雪峰有钱给女儿和妻子以及自己买一张出去的票，在外买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新家，网络上骂别人是反贼的人们，你们有这个能力吗？现在最受欢迎的是什么样的媒体，那就是一切顺着网络情绪，变着花样让群盲们开心的那类，诸如这两天顺着情绪大喊一声“三问”的大河报。他们这家媒体就很机智，一句三问下，收获了大把的赞誉！唯一可惜的，便是节操碎了一地。有时候我在想，当媒体被群盲攻击到删文，负责人被扒出来围攻的这一刻，代表着的是未来媒体愈发的不敢触碰敏感。

因为代价太大了，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不好吗？没必要为了良知，为了自己看到的，让自己和家人陷入艰难。如是之，那么这些攻击者们，你的生活有一天也会陷入失声的境地，当你遭遇到的苦难无有声音，一片寂静的时刻，要回头想一下今日的愚昧。我阵子写的很煎熬，一些老友私信也没有回，其原因便是私信充斥着谩骂，侮辱，甚至个人微信里也会收到一些谩骂，而这些谩骂的人在几年前因为我帮助他们所在的城市发过声，都是要称呼我一声老师的，而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了他们嘴里的傻X！谢谢

来源： 木白文笔平平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Un9eCde2gX7zO3kAi-pwA

编辑：梅镕缨

刘海明

【案例】

川普新时代的美国文革：川普明天要去看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各媒体接到通知，不能播出川普被观众嘘的场景。播出了是不是要被吊销营业执照？

2015年，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现场观看美国公开赛（美网），结果遭到了观众巨大的嘘声，甚至当时的多家媒体都批评了人群的反应。本周日下午，特朗普又一次来到现场，要观看美网男单决赛。网球协会给出场的媒体一个建议，希望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球场上，而不要去关注观众对特朗普的反应。

编辑：梅镕缨

来源：美国头条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fcS1aJucW4da4foSfQhMw

刘海明

【案例】

从业快20年，目睹不少同行转身离去，为什么我还在做新闻？

在新闻这行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勉强混了个“资深”头衔，听起来唬人，实则冷暖自知。这些年，亲眼见证行业的潮起潮落，也目睹不少同行转身离去——有的跳槽、有的转行、有的创业、有的考公，还有的，渐渐就消失在人海。

作者：石闯

其中有一位老大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业务能力强，为人也算厚道，好不容易爬到了中层，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突然转行去做厨师了。没错，就是从抓笔杆子变成掂饭勺子，从撰写美文到烹饪美食，力度真是够大的，让人瞠目结舌。

如今在某些直播平台上，还能看见他熟练地卤猪肉、做烧鸡、煮鸭血，一副专业大厨的派头。那画面太有冲击力，每次刷到，我都忍不住笑，又忍不住佩服。

伙伴们的转身，不管熟悉或陌生，我大多默默祝福，也偶尔关注他们的去向。有的人风生水起，有的人一塌糊涂。

于是，身边就总有人跑来问我，半好奇半调侃：“大家都动来动去，挪了几次窝了，你怎么还待得住，不跳槽、不转行、不创业？还没干够吗？”

是啊，为什么我没走？

有时候也觉得奇怪。但想来想去，大概只是因为：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跳槽、要转行、要创业呀？鞋子有千万种，而脚只有一双，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我天生不是个聪明人，却格外珍惜新闻给我的一切。想起几年前带队采访邓亚萍时，她说过一段话，让我豁然开朗。

邓亚萍说，“我是一个体育人，一个运动员，这些年，我从体育当中得到了非常多的好处或者叫益处，我是当之无愧地体育运动的受益者。”

她告诉我，体育带给她的远不止奥运冠军的光环，更是健康的体魄、坚定的品质，比如有梦想、重过程、善合作、守规则、知传承、不服输等——她希望能够把自己得到的这些东西分享出去，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到。

我顿时心有戚戚。把“体育”换成“新闻”，就是我全部的答案。

这些年来，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一个命运的宠儿——新闻这份职业，给予我的远不止安身立命的饭碗、亦或旁人看来那层浮于表面的光环。

它真正慷慨赠予我的，是作为新闻行业的记录者、参与者、受益者，新闻带我看见的整个世界。

若真要问其中最打动我的是什么？那便是日复一日的“新鲜感”：马不停蹄地奔赴一场场山海之约，毫无预兆地撞见一个个滚烫的灵魂。

做新闻，恐怕是天底下最容易交朋友的职业了。不管对方是声名显赫的大家，还是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只要你需要、你愿意都可以交往，没有年龄、行业、尊卑、地域的界限。

我采访过不少功成名就的大家，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得主等在内的顶尖作家，也接触过很多寂寂无闻却充满故事的人。

每一次面对面地对话，都像推开一扇新世界的窗。他们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有时真能点亮你很久的迷惘，给身心带来的震撼比只是读一下他们的作品更巨大、更强烈。

我常想，若不是这个职业，我怎么可能有机会走近这些人？他们那么忙，凭什么抽时间给我？是新闻给了我这张“通行证”，让我得以靠近光芒，也让自己被照亮。

这是新闻的魅力，也是新闻的福利。新闻这一行，最奢侈的福利就是：再厉害的人，都可能和你有交集。你采访他们，也感受他们，最终有些人会成为你人生中的宝贵坐标。

正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安教授所说：“记者这个职业最大的魅力就是，你可以通过采访和观察去感受各行各业不同的人性，从而形成自己饱满丰厚的人生体验和生命记忆。这种体验和记忆是这个职业所带来的名利之外的回报。”

这么多年来，我采访过的人早已成千上万。绝大多数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但总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彼此支撑的力量。你靠近优秀的人，走着走着，自己也会变得更从容、更开阔。

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坚守，只是因为我从这里获得了滋养。我在意每一次陌生的相遇，珍惜每一句真诚的交流，也骄傲于能以新闻为媒，与这个时代真正出色而有趣的人们，并肩同行。

所以，你问我还准备干多久？

我的答案是：只要还能被故事打动，只要还有人愿意讲述。

我就还在。

来源：金石絮语（微信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FVVhORmGUx77LmjOch_oQ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传媒大佬转型自媒体，英雄黄昏下的一场自渡救赎

接连几个秋雨夜，成都竟开始有些凉意。本是睡觉好时候，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这世上很多不靠谱的人与事，唯有这睡眠生物钟离奇地准时准点。

索性起来在手机上看文章，写点东西。有些不能如愿甚至逼着自己都不能实现的事，干脆换成别的，也不白白浪费一两个钟头——比如这很多次的深夜不成眠。

手机屏幕上闪现出秦朔、邱兵及团队推出的好文章，我基本都会一口气读完，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这两位老兄都是我的前辈、中国著名媒体人。

秦朔大学毕业后仗剑南下，在《南方窗》一直干到总编辑；后边回到大学母校所在地上海，担任《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直到2015年从体制內离职，转战自媒体发起“秦朔的朋友圈”，这年他还不到47岁。

邱兵早年进入《文汇报》工作，直到2003年创办《东方早报》，2014年转型孵化创立新媒体澎湃新闻，并发表那篇著名的发刊辞《我心澎湃如昨》；后来他一手创办短视频平台梨视频，去年创办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

秦朔、邱兵是大学同学，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他俩有一个同班同学——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吴晓波早年在新华社就职，20多年前就辞职出来单干，成为了一名财经作家和出版人，出版了《大败局》《跌荡一百年》等一系列财经丛书，这些代表作在中国企业界、财经领域反响很大；2014年，老吴又开始运营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创业很顺利，转型很成功。

如果说邱兵专攻擅长文化时政领域，而秦朔、吴晓波则在财经领域可谓长袖善舞。二人都很有商业头脑，这些年为不少大企业大老板出书立著，将中国传媒人和知道分子的才华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从媒体到创业，从传媒到商业，完美实现华丽转身，一直玩得很牛逼。

顺便提及，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同样才华出众的同班同学，那就是从媒体转入仕途、如今跻身副省级高官的胡劲军。胡早年在解放日报工作，“少壮派”的他在上海党媒和宣传系统深耕多年，2023年北上到总台担任副台长官至副部，两年后空降南下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秦朔、邱兵和吴晓波都是复旦新闻系的高才生，科班出身，才华横溢。资深的他们在传媒界策马驰骋很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就参加工作进入媒体，赶上了中国媒体的黄金时期，成为“上海系”媒体的杰出代表。

前不久出差，碰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位媒体朋友，他是沈灏的老部下。聊起沈老师的近况，据说现在云南丽江还是大理开了一家小客栈，也主要在做自媒体。关注其公众号，发现里面所写文章几乎是云淡风轻、高山流水的文学作品。老沈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当年也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才华横溢的他曾在《南方周末》工作多年，新世纪之初领衔创办了“南方系”之一的财经大报《21世纪经济报道》。10年前，对于他命运之神突然坠落逆转，原因众说不一，其实你懂我懂，实为痛惜。

如今的沈灏，不问当今时局，远离尘世喧嚣，居江湖之远，潜淡泊之心，沽酒当歌笑看过往沉浮，怀揣一个诗意翩翩的盛唐宋朝。其实这样也挺好。

说起沈灏，不得不说南周辉煌时期那一批优秀的媒体人：张平、孙保罗、郭国松、迟宇宙、方三文、余刘文、李玉霄、程菊红、南香红等等。我所知道的，当年在腾讯、网易、新浪等五大门户网站的鼎盛时期，他们有的受邀加盟执掌内容生产；有的近些年早已转型做自媒体，不管是为养家糊口还是写着玩，倒也有了自己一方小小的平台和阵地；有的不知如今身在何处，在哪个城市以何种方式安身立命？

近些年，由于你懂我懂的原因，体制内的机构媒体基本上已经集体失声，只留一些过剩的情怀还在假装娇喘——有时隔着屏幕，仿佛就可看见他们一张张红扑扑、很乖听话的脸。真正的新闻已死，当年那些用文字鞭挞丑恶、伸张正义的真正媒体人早已远去，也正在慢慢变老，那个“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时代一去不返。侠客迟暮，英雄黄昏，只留下一个个无奈而隐痛的背影……

有时值得欣慰的是，面对一些荒唐怪诞的社会丑恶或丑闻事件，在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变傻装哑的姿态下，反而是一些自媒体自告奋勇、前仆后继地去逼近真相发出声音，形成汹涌舆情后有关部门终于“坐不住”，最后促成问题得以解决，至少有些许真相开始水落石出。

还有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从核心官媒退休的老媒体人，在所做的公众号等自媒体上敢于说真话、说人话，针砭时弊，犀利痛快，嬉笑怒骂，快意文章，真乃宝刀不老、情怀依旧的一大难得气象。

民生艰虞，精神逼仄。面对纷扰混沌的现实生活，我们有时处于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困顿之中。但作为一个媒体人和写作者，总不能丢失良知与文字，总得有个自言自语的精神寄托吧。

我想，那些转战自媒体的传媒大佬应该也一样，面对请喝茶或被封号的种种风险，写写东西，杂言杂语，也算是逼仄之下的一场内心自渡和精神救赎。

来源：老杜的白纸黑字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RJEmXC2ocr2l5xccvy-pw

编辑：何璇祺

刘海明

【案例】

致梁文道先生

听到《八分半》开始退款的消息，意识到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思绪回到2007年，那时初到广州，还寄居在番禺的挚友家。总是先看完《锵锵三人行》去洗漱，然后回到客厅，再看完《开卷八分钟》后入睡。
短短八分钟，先从一个有趣的问题或者知识点切入，引出书籍，简介、展开、收回、总结，并与开头的切入点首尾呼应。相比自己那些废话连篇、言之无物的读书笔记，深知要做到那种提纲挈领、去繁就简的同时，还能保持客观中立，并且让观者产生浓厚的兴趣地去介绍一本书，是极为不易的。

作为《锵锵三人行》的常驻嘉宾，总是温和、谦逊地表达观点，或者负责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偶尔也会揶揄两句一副小市民嘴脸的窦文涛，揭发他“猥琐阴暗”的内心（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个人非常喜欢窦文涛，他其实是一个努力装“真小人”的真君子）。

后面是更为大手笔、制作更为精美的走读节目《一千零一夜》：在京都的街头聊《金阁寺》，在敦煌的戈壁谈《大唐西域记》，在北京的午夜朗诵《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而我对于佛教的了解，就是从那四集讲《心经》的节目开始的。

再往后是《八分》，一个单口音频节目。内容广泛，时事，人物，书籍，影视，听众留言回应，最后是听歌节目。在疫情初期，从一周两更变成日更，陪伴许多人熬过那段最艰难的时光，留言板也成了好多人的树洞。

最后，就是《八分半》，这个类似《八分》的节目。因为越来越少去听音频节目，所以也没有付费购买，只是偶尔听过几期免费的番外。不曾想的是，那一直有所担心，但又因几乎卑微的隐忍态度，所以觉得不会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转眼间，与您初识至今已经十八年了。潜移默化之中，影响至深：很多观点令我启发良多，始终保持自省与自制也常让我反思自己。您的所言所行，正是您所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体现，或者说，在您所做的事情上，您正如一位宗教信徒般地修行着。

如果没记错的话，下面这段话应该是疫情期间，您在《八分》节目里所讲的。从其他的地方搬运而来，不确定是否为原文。但以我的印象，意思大致就是如此。
把它放在这里，在一个时代落幕、不得不和您说再见之际，向您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并以此与您共勉，梁文道先生！
“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都会重新再来一次。我会常常提醒自己做好准备，我这辈子不可能都是这么太平，一定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我要做好各种最坏的打算，并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逃离那种最坏的情况，或者有先知的能力预判并制止它的到来，而是到了最不堪、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任何变化的时候，能不能保住自己相信的某些东西，自己的一致性，自己的尊严和正直，能不能不做一个盲从的人，能不能不做一个参与各种各样的战队和谩骂的人，能不能不做一些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能不能不做对不住他人和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和建设。”






来源：蒸水云山（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11jgxOtnQedAlv0QllFT3A
编辑：杨泓艳

刘海明

【案例】

香港拒绝续签一名彭博社驻港记者签证

香港外国记者会星期五（22日）表示，对事件“深感关切”，并称据了解，香港当局没有给出拒绝为钟碧琪续签的理由。香港外国记者会也说，官方的这项决定以及欠缺解释，强化了外界对香港新闻自由受侵蚀的广泛关切。

来源：幽默哲学（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_jmg7bB2sfIQxqR6zWY3A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泰禾集团董事长黄其森被留置

来源：微信分享

编辑：张家乐

刘海明

【案例】

记者采访被打伤，动手男子被拘留10天！

电视台女记者采访中被打伤

据媒体报道，8月18日下午，昆明市民吉先生向昆明广播电视台8099999热线求助称，自己与云南梵高之光软装设计有限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后屡遭拖延工期，多次沟通催促无果，希望记者帮忙协调。昆明广播电视台记者在业主家实地了解情况并采访业主时，突遇施工方三名男子粗暴阻挠，辱骂、推搡，拍打拍摄设备。

现场，面对记者表明身份并强调记者拥有正当采访权利时，一名施工方男子说：“你再拍，我把机器给你摔了啊”“你凭什么拍我，你是什么东西”“滚，不准拍，出去出去”“我不准你拍我，我就是这么牛X”……在推搡过程中，记者后脑勺被设备砸中，手腕扭伤，拍摄设备受损。记者报警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

被损坏的摄像机

中国记协发文表示，记者开展正当采访，报道事实真相，回应热点关切，是守望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利。中国记协已第一时间联系记者表示问候，责成云南记协进一步了解情况，坚决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利，并表示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

官方通报：夏某某被拘留10日

罚款200元，赔偿超20000元

8月20日，昆明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发布消息称，针对网传“昆明广播电视台记者采访被打受伤”一事，昆明市新闻工作者协会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了解核查相关情况。目前，涉事人夏某某因阻挠推搡昆明台记者采访被行政拘留10日。

通报称，8月18日下午，昆明市民吉先生通过昆明市融媒体中心“8099999”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称自己与云南梵高之光软装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梵高公司”）签订装修合同后，对方屡次拖延工期，经多次沟通催促仍无果，希望8099999栏目出面协调解决。

8月19日上午，昆明市融媒体中心所属昆明广播电视台派出记者一行3人在吉先生家中采访时，梵高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夏某某突然情绪激动拍打摄像机。在此过程中，记者一直保持冷静，并主动表明身份，向夏某某说明新闻采访的正常流程。但夏某某仍多次拍打摄像机，致使摄像机遮光盖掉落，为此，记者拨打电话报警。在报警过程中，夏某某持续推搡动手致使摄像机撞击到记者赵某某头部，赵某某手腕也在拉扯过程中受伤。

随后，接到报警的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黑林铺派出所民警将现场所有人员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经调查，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夏某某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处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200元。同时，经调解协商，梵高公司同意承担赔付摄像机遮光盖更换费用850元，赔付受伤记者在医院治疗期间费用及伤情鉴定费（依据发票据实结算），另赔偿记者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20000元。经伤情鉴定，记者赵某某伤势为轻微伤。

昆明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表示，将坚决维护记者的正当采访权利，坚决防止威胁记者人身安全等阻挠干扰新闻媒体正当采访活动的情况再次发生。

来源：传媒见闻（公众号）

原网址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I6QOKWzciY5AOHqfybf_Q

编辑：张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