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白雪

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

李钟琴

一

中国人对凑成整数的纪念日都特别看重，我本俗人，亦难免俗。值武昌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借送女儿到武汉上学之机，我特意去瞻仰了湖北新军工程营旧址和首义广场，回顾先贤之壮举，聊发思古之幽情。

工程营旧址早已被湖北省总工会所占。步入其院内，只见右侧立有一座三枝步枪构成的纪念碑，碑后是古色古香的廊亭，当年的工程营住房等遗迹已荡然无存。

首义广场倒是建设得气势恢弘、花团锦簇，广场南边的阅马场，是当年黎元洪设坛拜将的地方，此时正在整修。北边的鄂军都督府（武汉人称之为“红楼”）还保留原貌，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人家不对外开放。都督府大门前的广场上，立着一个身着长袍马褂、手柱拐杖的小老头的铜像——不用看底座上的说明，大家也能猜得出，这个小老头就是孙中山先生。

武昌起义胜利之时，孙中山先生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打工。他是在武昌起义三天后才从当地一家报纸上看到消息的，不禁叹道：“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两个多月后，也就是辛亥年的年底，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此时清政府已经离垮台不远了。人们常说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那是由于不明真相！

辛亥革命，是经社会精英启蒙、由底层小人物率先发难、社会各阶层人士继之而起，最终全国上下合力推翻帝制、创立共和的划时代事件。中山先生固然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在鄂军都督府前立他的像，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合适，起码对一个人有失公允。这个人，说出来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他便是在历史上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时任鄂军都督府大都督的黎元洪。

既来之，便想写点什么。孙中山、袁世凯、黄兴，以及武昌首义的小将们，已经有不少人写过了。于是我想写写黎元洪，以此纪念武昌起义一百周年。

工程营发难处遗址



鄂军都督府门前的孙中山先生塑像





花团锦簇的首义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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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自从答应就任军政府大都督起，就不是傀儡。

无论是阳夏保卫战，还是之后与袁世凯的代表谈判，黎元洪都是主导者。

南方各省群起响应湖北，亟需一个统一的政府来领导对清作战，各省都认为武汉是首义之都，应该作为民国首都。只因当时武昌是清军的重点进攻之地，非常危险，各省代表才决定定都南京。本来，个别代表推举黄兴任临时政府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黎元洪为副元帅。但由于黎元洪威望在黄兴之上，各省代表最后决定由黎元洪担任临时政府大元帅。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实际上的第一个临时元首，不是孙中山，而是黎元洪。

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四督全部下野流亡，袁世凯这时顾忌的只有两个人，一是黎元洪，二是云南都督蔡锷。所以，袁世凯强令黎蔡到北京任职，黎元洪的军权遂遭剥夺。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副总统没有实权，只是备位而已。黎元洪有职无权，形同囚徒，无所谓傀儡不傀儡。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就因为黎元洪不愿做段老虎的傀儡，所以二人才闹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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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黎元洪不是革命党，只是一个旧官僚。

但是，从上面这两幅老照片中，我读出了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黎元洪。

作为晚辈的蒋介石还喜欢穿长袍马褂，但黎元洪却是西装革履。史载黎元洪信仰基督教，喜欢西方人的生活。在政治理念方面，自然也崇尚欧美的民主政治。他决定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后，立即招见驻武汉的外国领事，宣布起义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设民主共和制度。这一声明，立即得到了列强的好感。于是，列强几乎一致决定保持中立。清政府向列强借钱，竟没借到一分一文。

旧式官僚在家中都以“家长”、“老爷”自居，拍照片时当然要端坐在前排正中。但照片中的黎元洪，只让太太坐在前面，他与儿子却站在后排。在那个年代却有如此的“绅士风度”，应当是不多见的吧！

如果说四十岁左右的黎元洪穿着军装还有几分军阀霸气的话，晚年的他，面目相当和善，而且透着富态。他的两个儿子看面相即非常有教养，非纨绔子弟可比。黎元洪去世前曾嘱子女远离政治，可从事教育和实业。其子女皆遵父训，无人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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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博物馆内陈列的黎元洪手书对联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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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与夫人的合影



黎元洪夫妇与子女们在一起（左一次女、左二长女、右一长媳、右二次子、右三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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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10)

李钟琴

十

黎元洪的历史使命，在张勋复辟之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他毅然离开北京搬到天津做寓公，投资实业，也算是明智选择。

谁知时过五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把徐世昌大总统赶下台，执意要请黎元洪“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黎元洪深感军阀混战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觉得还能东山再起做点事情，便向曹、吴提出“废督裁兵”的条件，声明不答应不出山。曹锟闻报，大骂黎元洪不识抬举，说：“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骂归骂，他还是听从了他的子玉老弟的意见，请黎元洪出来充充门面，等局势稳定，再取而代之。

没有掌握枪杆子的黎元洪，有什么资本对军阀们“杯酒释兵权”呢？其共和宪政理想注定是场白日梦。甫过一年，黎元洪便被曹锟赶下了台，又回天津做寓公了。在被逼交印的时刻，黎元洪愤而举枪自杀，幸亏侍从上前夺枪，子弹射偏，仅伤其耳。

经历此劫，黎元洪回天津后专心致力于实业，遂成巨富。他热心教育，多次慷慨捐资办学。据说蒋介石北伐时打到山东，要没收中兴煤矿，但听说这个煤矿的大股东是黎元洪时，便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的我不能没收。”但蒋的部下仍胁迫黎元洪赞助军饷100万元。

每逢双十节，黎元洪都要在府中张灯结彩，说，我作为民国的一个平民也应该庆祝。可见他对共和的感情之深。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

次日举行公祭，社会各界人士前往黎宅告别这位首义元勋，蒋介石也亲往吊唁。黎元洪当年的老冤家、已下野闲居的段祺瑞前来祭奠，“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虽曾为政敌，但二人犹惺惺相惜，也没有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互相诽谤、暗杀，历史课本上的“反面人物”，有时比某些“正面人物”更加堂堂正正、襟怀磊落，更值得后人感念。

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的灵柩迁葬到他的发迹地武昌，南京政府专门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全国下半旗志哀，参加公祭者达五万余人。

黎元洪的灵柩被安葬于武汉市洪山区土公山南坡，墓前建有高大牌坊，牌坊正面刻有四个大字“共和磐石”，背面正中刻着“乾坤正气”，可谓盖棺定论。可叹的是，文革期间，黎元洪墓被红卫兵掘开，墓园被毁，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1981年，武汉市政府根据全国政协的意见，投资约2万元在原墓后侧重建一座简易新墓，墓碑上刻“大总统黎元洪之墓”。

晚年沦为帝制余孽的严复认为黎元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但是“才不胜德”。而对政治家来说，我宁愿他们“才不胜德”，不也要他们“德不胜才”。其实黎元洪并非无才，只是不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罢了。他坐镇武汉时即首倡“军民分治”，率先实行“省长制”。他主张以法治国，禁止武人干政，毕生捍卫共和，都展现了他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其书法刚柔相济，功力深厚；其所作对联用词典雅，对仗工整，文气十足。

人无完人。在有着源远流长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往往都显得力不从心，没有人能做到完美谢幕。而中国人喜欢以成败论英雄，崇拜的往往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强势人物。哪怕此类人物折腾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仍能高居神坛接受膜拜。对像黎元洪这样的曾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厚道人，国人的评价却极为吝啬，甚至歪曲之、污蔑之、丑化之，最终淡忘之。这在其个人固为遗憾，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的悲哀？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的挽联，可谓持平之论。联曰：

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
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

武昌首义一百周年了，我想，我们也应该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评价“共和磐石”黎元洪，“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据相关史料撰写，考虑到篇幅及行文流畅，恕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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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


宋教仁遗体照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发动“二次革命”。图为孙中山（前中）、黄兴（前排左二）同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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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备受歪曲的共和元勋（9）




李钟琴



九



黎元洪帮助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杀了不少国民党人，这是国民党得势后对黎元洪的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次革命”的导火索，缘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案。三天后，此案便告破获，嫌犯应夔丞、武士英落网。据从应夔丞家中搜出大量文件、电报，又牵出了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各种证据链条显示，枪杀宋教仁的凶手是武士英，武士英的指使者是应夔丞，应夔丞的指使者是洪述祖。而洪述祖与宋教仁无怨无仇，缺乏杀人动机。至此，人们以常理推断即可明白，刺宋案的幕后黑手是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而指使赵秉钧的，只有袁世凯。



因为，宋教仁雄心勃勃要在中国推行内阁制，以便架空袁世凯。在一个月前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议会中获胜，下届国务总理已非宋教仁莫属。这不仅令嗜权如命的袁世凯感到了威胁，更让即将丢掉总理宝座的赵秉钧坐卧不安。所以说，干掉宋教仁，符合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利益。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暗杀宋教仁，这个观点，几乎成了历史定论。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从案发后袁世凯的表现来看，尚不能证明袁是刺宋案的指使者。案件牵连出洪述祖后，袁世凯立即下令抓捕，并让赵秉钧请病假以待案件水落石出，由段祺瑞代理总理职务。如果不是孙中山一意孤行要武装讨袁，刺宋案似可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



近百年来，也一直有人怀疑刺宋案的主谋是孙中山。因为应夔丞不仅与洪述祖有联系，也与孙中山的心腹陈其美联系密切，而且，此人曾担任过孙中山南京临时总统府的庶务长。



随着宋教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孙中山渐被架空。更重要的是，宋教仁的政见与孙中山分歧日深。如果除掉宋教仁，孙中山既可以重掌国民党大权，又可以嫁祸于袁世凯，乘机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臆测之词，属于“有罪推定”，不足为凭。



按照由洪述祖而赵秉钧而袁世凯的推论，那么，国民党人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暗杀立宪派领袖汤化龙，也可以把账算到孙中山先生头上。在没有发现新的确凿证据之前，实不能将推论作为历史定论也。



1915年12月27日，被誉为“报界奇才”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在美国被暗杀，凶手逃脱，这在当时成为一桩悬案。直到六十年后，凶手刘北海在台湾临死前道出了真相，他说，刺杀黄远庸的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孙中山，因为黄远庸曾在报上骂过孙中山。



如果后人能够发现像刺黄案这样的人证或物证，或可使刺宋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否则，我们与其相信推论，不如仍将它当作一起迷案。



就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第五天，正值案件通过法律途径顺利审理之际，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抵达上海，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武力讨袁。黄兴则表示反对，主张在法律轨道内解决。次日，恰闻袁世凯未经国会批准，欲向五国银行大借款，被议会和舆论视为非法，于是，孙中山即以宋案和非法大借款案为由，积极部署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可惜的是，这次革命由于得不到社会各界的理解，甚至许多国民党人也不支持，所以，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失败，本由国民党人占据的四个省被袁世凯的势力占领，孙中山和黄兴等国民党要员不得不亡命海外。



在“二次革命”风波中，黎元洪审时度势，站到了袁世凯一边。他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省都督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他与当时许多人士都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法律解决的案件，没有必要借助一党控制的武装力量与中央政府叫板，这实与叛乱无异。此风一开，神州战乱则不知将伊于胡底。



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还有时任云南都督、后来反对袁世凯称帝、首揭“护国战争”义旗的蔡锷将军。



“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使国民党受到重大损失，袁世凯的势力深入到长江以南，其野心大为膨胀，以至于做起皇帝美梦来。本来在古老中国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共和气象，就因为“刺宋案”和之后的“二次革命”，遂陷入了帝制和军阀混战的泥潭，实堪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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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