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中国学术的两个神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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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中国的学术范围因政治的原因被空前地压缩，哲学社会学科唯马学的马首是瞻，人们几乎是为了批判的目的才能了解世界哲学社会学科的发展。当然，当时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它的研究方法和对象是被当时的政治所不允许的。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囿于文化体制和政权稳定的需要，政府垄断了一切文化、教育和科研资源，并实行了严格的管控，社会科学的使命变成了服从与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因此，我们看到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主导学术研究的往往是两个神秘的力量：政治与权术。当然，在其背后也时刻有资本的力量。

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间的关联非直接性，而社会科学却因其构成了政治话语体系而变得敏感，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方向性决定了它暂时的生命力和对资源的占有程度，尽管这是个不可持续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庙堂派，一类是殿堂派，前者以政治保持高度一致，后者严格从学术出发。而在社会的转型期，更多的是“骑墙派”，其功利色彩浓厚，左右逢源，官民通吃。因此，庙堂派尽管可以占有绝对的资源而不被民众所接受，在道义上颇受诟病；殿堂派因醉心学术而失宠，同时有“越界”之危，往往成为一个苦行僧，迂腐固执的性格让他们生活在一种狭小封闭的空间内；“骑墙派”承继了中庸的传统，但却抛弃了良知，时刻面对的责是良心的自责。

由上可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之所以如此，这是由于现实决定的，因为主导社会科学发展的这两个神秘力量使然。最近的一则报道，也验证了我的这个观点。《金陵晚报》2011年2月13日的一篇报道《SOS,一代宗师垂垂衰竭的史学生命》，讲述了史学泰斗刘起釪的凄凉晚年。文章说： “2011年古城南京，除夕之夜，爆竹与烟花齐飞，霓虹共灯影一色……而城郭东南隅挂着某康复中心招牌的‘托老所’104室内，一位耄耋老人却孑孓悬坐在单人床边。接近2000个日日夜夜屈居于此，从未走出过大院，他已经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肉片，提示着今天大概是个什么节日。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颤抖的左手碗中的水饺，慢慢吞吞地咀嚼着孤寂和辛酸…… ”盛大的节日、凄凉的晚景、学术的造诣、煽情的文字，所有这些无法不让人涕泗横流。刘起釪何许人也？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谭其骧先生称他为“顾（顾颉刚）门传人，兄为翘楚矣!”“刘先生毕生研究的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特别是他专攻的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早已成为‘绝学’!” 日本《尚书》学大师池田末利称赞刘先生的《尚书》研究为“通中、日、西，无逾先生之右者矣”。更有官方的网站称其为 “二十世纪史学界最后一位大师”。就是这位与于光远、资中筠、杨天石等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的史学家，至今还是社科院的“普通研究员”。

事实上，对于这位老专家的研究，2009年有人就曾向社科院提出给刘起釪配助手，为他整理相关资料，然而领导说：级别不够。殊不知有多少够级别的尸位素餐者，他们在挥霍公帑的同时，却抛出狗屁文章充数，极尽谄媚之能事，而真正的学术则束之高阁，让有志者望之兴叹，留下一生的追悔与绝望，这无法了却的心愿也让世人痛彻心痱，直入骨髓。对此，“红网”上的一篇文章确实搔到了体制和现实的痛处：那么多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饱占天下的名利，只为擅于“公关”人脉丰富正业不通世事“精通”，却不过是悠闲优雅地浪费着国家的钱财社会的资源，于世无益无补！又有多少勤勤恳恳目不窥园与世无争淡泊名利者于是果然失去了应得的“名利”！其言信矣。

刘先生的遗憾想必已经瓜落蒂熟，他的豪情壮志被现实击的粉碎，而这背后折射的却是中国学术的悲惨境况，是学术不独立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总是摆脱不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结果是权力的羁绊无所不在，让科研教育机构行政化趋势不断加强，殿堂与庙堂高度重合并趋于一致，其管理行政化的特征在扼杀学术自由的同时，也让学术腐败不绝如缕。当然，最致命的是，它扼杀了学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绝对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只会制造虚无飘渺的学术“泡沫”。

当然，这种传统是有传承的，在此，我们有必要温习一下毛的“皮毛论”。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样，你知识分子的屁股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找不到你的椅子，你便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你也只能依附在其他种种阶级身上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老毛的思路没有错，但他一直把自己做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其话外之音不揭自明。而就目前的中国现实，聪明的知识分子也知道应该附在谁的身上，因为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政治体制决定了文化体制，尽管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赤裸裸的“站队”，但现实的驱动决定了人们行为方式。那么我们面对了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呢？这从“红学”的倍受推崇就可一叶知秋。王文元先生在《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指出：红学研究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不是学术，红学研究应纳入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诸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但靠政府养活的“红学会”却让红学研究风起云涌，红学大家风光八面，自80年代以来，投入到上面的研究资源不可估量。事实上，红学的研究涉及红楼梦的方方面面，如对作者曹雪芹的考证，对作品的考证，对文章内容的探讨等等。而80年代前的研究只是学者们的兴趣使然，属于民间的性质，而将它做为准国家行为，这与学者的推动、殿堂的认可、权力的允诺是分不开的，但就事论事，研究群体的非凡能量是不可否认的，这是取得殿堂和庙堂双重认证的前提。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刘老先生的绝世国学得不到重视的原因了。由此可以看出，“文化闲饭”并不是谁都能吃的。

从红学又联想到红歌和红色文化。因为他们的推动力量相同，而且都与文化有关。最近重庆又在网络上火了一把，起因是重庆卫视誓言把“红色”进行到底，打造成独一无二的红色频道，不再插播商业广告。有人提出质疑：“你是给官看还是给老百姓看”？，但质疑归质疑，重庆方面是铁了心了，当然，代价是政府每年要为它撒两个来亿的银子，羊毛出在羊身上，也不必与“羊”商量和质询。市长说：红歌“极具特点和穿透性，可以穿越时空，十年、五十年地传承下去，像“马赛曲’虽是法国的红歌，但它极有特点地反应出当时的社会形态，所以可以传唱至世界。” 红色文化“跟莎士比亚那些经典的作品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优秀传承。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除了要看欧洲的伟大作家们的著作，当然也要留意自己文化中各个时期所产生的文化产物，能结合这两者的，才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文化人。”诚然，世界上有“莎学”研究，但他与“红学”和“红歌”是否在一个数量级自然又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了。当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恕不赘述。

但窃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历史文化研正面临断代的局面，就像印度“梵文”一样，只能让中国学者来解读，而当我们把熟悉印度文化的人当“国宝”时，自己的文化研究都却视而不见，如果几年后要到日本去发现“国宝”，这将是一怎样的耻辱，想必不用我来点明了。而要改变这种现实，当初我们不过是举手之劳。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仅是一个口号。如果把它落实到实际中，则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作。当然，最根本的是为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这又必然涉及到体制问题。我们总是惊异于霍金的智商和毅力，却对大科学家的生长环境置若罔闻，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的发展已经今同昔比，但世界性的大师级人物却寥寥无几，这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有着必然的关系。事实上，有多少大师级的人物被扼杀在体制中，这是无法考证的东西。我们难以想象一个21岁就成为残疾人的霍金是如何有如此巨大的成就的，但一件小事往往可以让我们茅塞顿开： 2009年1月8日是霍金的生日，今年他满67岁。有传媒发布消息称：霍金即将退休。他的私人助理茱迪斯女士随即给我来信澄清。信中写道，按照剑桥的传统，他将不再担任卢卡斯数学教授，但其他一切不变，包括他的办公室、助手、机械师和护理团队。而在霍金患病期间，英国也有许多网友指责皇家为何不给霍金封爵，但霍金认为，许多被封爵的人中颇有不适当者，所以他耻于和这些不适当者为伍。但我们这个国宝级的“史学”泰斗，在孤寂困苦中却是社会、学界、有关部门的集体沉默。

现在的教育科研体制，不知戕害了多少不谋官俸的真正学者，同时也让学术腐败大行其道。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学术领域成了鱼龙混杂的是非之地，潜规则大行其道，学术败类必然风光无限。从权学一体发展到权学商一体，让教育和科研的功能尽失，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急需改变的现实。而它所仰赖的是一个变量——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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