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糊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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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慎书室主人

　　读秦晖的东西，绝非愉快的思想旅行。考虑到他自命“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误导群猫，所以有必要批驳一番。
　　其实秦晖根本不懂何为自由，何为自由主义。在最近看到一个署名秦晖的帖子里读到以下文字：
其实“自由”这个褒义的说法从另一面说就是“由自”，就是承认人有自利的一面，有人贬义地称为自私。据说自由主义以“性恶论”为预设，我对此曾有辨析：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人必定自私，更不认为人应当自私，许多自由主义者本人的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不亚于其他“主义者”，他们提倡志愿者、慈善和义工精神也不遗余力。但是他们对人性的局限有深刻理解，明白慈善可遇不可求，利他精神可以自律而不能律人，人皆利他是不能指望的，强使人利他不仅做不到，而且是不该做的。因此制度安排必须“先小人后君子”，以人有可能自私作为预设，政治上强调制衡，尚贤但不迷信人贤，则非贤者亦不能害人；经济上肯定交换，慕义但不强求人义，则不义者亦无敢抢劫。这正是为了保护君子不受小人之害，真君子不受伪君子之害，乃至尽可能地使君子变得更多更真。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多少“不自由毋宁死”的崇高者，而在于上述的人性局限颠扑不破。爱自由之心人皆有之，但把自由当成最高价值为之可以牺牲一切的人，在哪个民族中也不会多。如果人们都“不自由毋宁死”，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都不会存在，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是，恰恰因为古今中外人性的局限都明摆着，连毛泽东都说人一辈子不做坏事是“最难最难的啊”，因此那种“先小人后君子”的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从来就有吸引力。


　　见：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20876030&id=6665367&skin=0&page=1
　　按：自由本是人言人殊的东西，但一般认为，自由可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消极自由何尝“由自”？积极自由也不能一味“由自”。用拆字手法解释这一概念是非常轻佻的。至于“不自由毋宁死”，云云，不知算不算秦晖的夫子自道？如果算，此时世间应无秦晖其人；如果不算，自由主义者的称谓岂非过于廉价？
　　秦晖不明白，自由只是个体实现需求的途径而非目的本身。他不明白，自由的外延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着的。人类总得结为“政治体系”才能存活，所以必须接受某些强制。一个浪迹于丛林中的个体看似潇洒，但却是原始人群惩罚同类的手段——遗弃——之结果。秦晖在《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中，居然称明治维新时缺乏自由所以才导致太平洋战争失败，全不顾正是由于明治维新整合了日本国民，日本才能击败清国与俄国，避免被西方奴役的命运。秦晖不懂得，一个“政治体系”总是变动不居的，明治维新不应为几十年後的太平洋战败负责。
　　已上驳秦晖之自由观。

　　秦晖的口头禅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对国有资产被私分痛心疾首，并且耽心会引来民众的暴力清算。可惜，秦晖过于落伍了，因为据信，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早已完成了十多年，近十年来，国有、私有、外国资产三分天下，其比重相对恒定。而且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必然是不公平的，明治维新不也把官办的模范企业廉价转让给大财阀吗？似乎秦晖幻想待“民主宪政”之後再来研究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问题，然而人寿几何？耽搁的机会成本未知秦晖考虑过没有？哪怕把国有资产全部作价後以证券形式平均分发给国民，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俄国经验表明，这一模式无助于实质公平。
　　有些猫趁机起哄，似乎要借机把国有资产全部瓜分。可是，即使他们心中最自由的若干国家，也仍然存在国有资产啊！
　　已上驳秦晖的分产公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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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自由总要受到禁止煽动和诽谤的一般法律、藐视议会和法庭法、《公务保密法》［the Official Secrets Act］以及战时临时特别审查制度的限制。但除了这些限制之外，出版编辑同意的任何东西一直是被允许的。工会方面目前对出版自由形成另一种威胁，它要求编辑加入一种工会，而且该工会可能只允许他们出版记者协会或出版商协会可能同意出版的书刊，拒绝印刷它不同意出版的书刊。1976年制定了有关出版自由的特权的规定，以处理在这一问题上的申诉。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对出版的最严格控制并不能阻止某些未经许可和起破坏作用的书刊出版。
　　从另一方面讲，出版自由可能会被滥用，如违法的调查、耸人听闻或不准确的报道、拒绝或没有作出说明，以及无视资料的公布。1953年，报纸行业成立了报业协会；该协会于1963年被重新组建，设立一个无党派的主席并接纳报纸行业以外的成员。该协会试图维持出版业的良好水准并准备考虑对付针对出版界的控诉。只有当控诉者的企图是从报纸编辑处获得赔偿以及当诉讼是非法时，才予以考虑。该协会没有惩戒的权力，而且，它的许多决定着来仅仅是为了粉饰报纸而已。
　　——出处同上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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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财产的自由［Freedomtoholdprivateproperty］公民自由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意味着承认个人有权取得并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保有土地和财物，除非具有公共事业方面的明显原因，不得对这些财产的使用和收益进行限制，亦不得非法剥夺这些财产。但财产所有者可以自由放弃其财产。但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不承认这种自由。自由民主国家虽然声称承认这种自由，但通过税收，限制使用，强制征用的义务等手段，对之加以种种限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自由成为一句空话。
戴维·Ｍ·洛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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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的文章看过一些，我所感觉到的是，楼主在研究历史上下了功夫，但是心态没有端正，看待问题应该客观，尽量排除自己的主观情绪，尤其是那种最自身，或者己方势力等的那种自然而然的维护。

一旦看问题情绪化，就很容易有失公允，当楼主为义和团（这个问题楼主没有从文化渊源上看，只是直线的看历史行为）辩护时，当楼主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内战而援引近乎是不存在的日本历史（日本历史上的内战估计楼主不怎么了解）并一口一个倭奴的时候，我就感到已经没必要多说了，因为已经情绪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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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上小堂你谈自由谈了半天，总得给出一点理论渊源吧！或者你说说：凭什么你的见解就一定正确，我的见解就一定不正确啊？真理被你们小资右幼垄断了？你要知道，美国是有个反托拉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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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秦晖论雍正

　肃慎书室主人

　　第一，就雍正即位疑案妄加评论是不智的。①历史上的诸多疑云，业已成为永远的谜团，真假史料层见迭出，后人完全无法判定真伪，由此进行逻辑推导，当然也同样是荒唐可笑的。②秦晖并非清史专家，其妄论雍正即位纯属学术过界，他无法在短期内在这一问题上建立权威，人们当然宁愿听百家讲坛上的阎崇年先生或纪大白话说说，也多不愿贸然相信秦的浅尝辄止、蜻蜒点水。③皇权的交替从来自有其伦理规矩，只要没有扩大政治动员酿成西晋之八王之乱，都是可以接受的。唐太宗弑兄诛帝逼迫父皇，宋太宗斧声烛影，都未引起史界的一概贬抑，盖宫禁森森，玄微奥妙，非世人所能妄议。④雍正岂不闻“越描越黑”之理？然而不计可能招致的妄加揣测，仍然纡天子之尊，与罪人辩驳，如此胸襟，千古一帝而已。这种敢于辩论，敢于触发天下臣民恶意猜想的勇气，值得肯定。至于乾隆，其行事多有悖谬，不能因为其收回觉迷录，即论证雍正行为之不妥当。

　　第二，秦至称雍正为“文革皇帝”，可笑殊甚。泽东同志之文革，源于失权夺权。雍正之权，由帝制礼法赋予，宫中未有强悍胁君之臣，何来打碎旧章率由新造之动机？泽东同志是砸烂旧制度，雍正皇帝是完善新体系。雍正建立的一整套信息采集、接收、优先级分类、决策流程、保密制度，既远结朱元璋，又结合了满洲的政治思想精粹，为第三帝国（元明清）立法，可与汉武帝、隋文帝并美。

　　第三，秦批评雍正对准噶尔汗国用兵不利，尤属书生浅薄之见。准部乃西方大国，其势与大清相颉颃，岂易灭哉？正如满洲之灭明国，必筹谋久远，经数代君主之手，方可建功。兵凶战危，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经过试错，怎能发现准部实情？打西部的关键在物资补给，正是雍正皇帝，建立了流畅的运输线。康熙时代，大清是战略防御，雍正时，是相持，到乾隆，可以说平白收获胜利果实了，当然由于乾隆举措未当，准部余孽复叛，致又多有杀伤。

　　第四，假如没有雍正帝，绝对没有大清斯后近二百年的统治。何以言之？康熙晚年，与人为善，政纲废驰，亏空公行。如织造曹寅一家，康熙皇帝对其挥霍、不法已有责难，终究姑息而已。语曰：一张一驰，文武之道；亮云：不审时则宽严皆误。雍正之猛，正为适应时势之需。假如嘉庆帝有乃祖魄力，必不致国势隳颓若此。谓愚不信，可方今日。

　　第五点，也是最难让汉人理解之点，即大清所谓的“拒谏”。清帝拒谏，是完全正确的。①汉文典籍的政治智慧已经彻底耗竭，只能重拾古人牙慧，如黄宗羲辈，把元璋久已取缔之丞相，强行向大清推销。②汉人朋黨罔顾事实，激于名利，辩讦不休，导致明宋亡国，必须加以制约。③清帝曾经强化御史，效果恶劣，也是经过试错，才发现新的决策修正机制。④其修正机制是什么？即“督抚联席会议”。朝廷每有大事，必商咨督抚，其效验如何，也由密折奏闻。⑤“北阙上书”从来都是不正常的乖戾取动，洪迈已有议论。西方政治家亦言，“未被咨询勿发意见”，徒乱人耳。画策最忌“位卑言高”，盖卑者不明干系，可能有害故。故满洲议论，尤重机密：野外画灰，卑者先言。
　　当然，拒谏的后果是高层政治智慧的枯竭，然而“筑室道旁三年不成”，听任士子乱谈也不是办法。解决办法当然只能是“市镇直选，唯一消劫之道”，然而要求雍正同志搞民主，终究有点勉强些。

　　（20090809）

　　附秦晖文章：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id=1&id=2957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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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对自由的理解和表述很清楚。楼主这种一脑子糨糊的人来反驳秦晖，真是蚍蜉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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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有两句似是而非的话，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一、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
　　殊不知制度即为文化之组成部分。一个制度能够较为恒久，必然是适应文化的。
　　二、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
　　可见秦把“民主”的理解民粹化了。对“己域”，只能是自主，而谈不上什么自由，即使自主，也不是绝对。秦晖把私有产权过得过于僵死。

　　秦晖对儒学也一知半解，《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中，秦晖写道：
　　……”，不吃你这一套，干脆就把谶纬给禁了，而且禁得似乎比“暴秦”焚书还彻底，如今我们已经根本无缘见识那些图谶纬书。同时东汉又发展了“尊周不尊孔(实际是尊官不尊士)，传经不传道(实际是从君不从道)”的古文经学，对董子用心良苦的“微言大义”嗤之以鼻。
　　“同时”二字，说明秦晖认为禁谶纬之学是在东汉。考诸史实，刘秀尤好谶讳。禁谶纬已经是在第二帝国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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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甚至荒唐到把“不自由”制度的出现归因于若干人的道德：

那么为何自由制度又从来难产（即使在所谓崇尚自由的西方，自由制度也不是容易建立的）呢？那恰恰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权力无限就可以把天下人改造成君子。有时人们会轻信这种自诩，但更多情况下这种自诩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信，仅仅由于人们害怕他的淫威，由于人们并非“不自由毋宁死”，非自由的制度才经常存在。但那些自诩从来无法实现而且不断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寻求到“自由之路”的。


　　见：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 ... p;skin=0&page=1
　　按：一个制度的出现，总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制度之间也是存在着竞争的，给失败者谥以君子，辱幸存者为小人，是轻佻而于事无补的。既然是一个国家，必须要求一个绝对权威对民众进行整合，对内开发，对外御侮。如果民众不能被有效动员，不但自然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看不见的手是常常失败的，而且外部敌人可以对这个涣散的人群进行蚕食或鲸吞。比较一下儿晚清时，清军统师叶志超畏敌如虎，一触即溃，以及日军在二〇三高地上的人海牺牲，就知道一个国家的富强不是仅凭“自由主义”就可以实现的。今天很多国人羡慕日本的富裕，却看不见一百年前日本先民的流血奋争。
　　已上驳秦晖的制度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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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是个希特勒的崇拜者,你说的这一切希特勒都作到了.
但是更强大的是贯彻了自由主义的美国.这又作何解释,在当今时代,走希特勒的道路,绝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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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什么？不是什么？





在论坛的交流中，我发现人们对自由理解的难易大不相同。对于一些人来说，自由是一个很好理解的东西，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但另一些人不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对自由感到很费解，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自由对他们犹如“夏虫不可语冰”。所以，不避烦复，写写我对自由的理解。

先从自由不是什么说起。

1、自由不是为所欲为
相当多的人将自由理解为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干什么，不受任何限制。这是最不可理喻的。持这种认识的人，多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已被多年的一元化教育所默化。在他们的认识中，个人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要有外在的强权管制，才能遵纪守法。否则就会乱来，无恶不作。其实，他们的认识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品德高尚的领袖身上，要由品德高尚的领袖来强制约束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它人如果不受强权管制，就会为所欲为。那么，如何保证领袖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呢？

2、自由不是“自然”
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很自由。这非常地似是而非。例如，孙中人就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中国人本来就不缺自由，农民纳完粮，就和朝廷再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中国人向来不缺自由。其实，传统中国社会中，中国人尚保留的一些自然权利或者说自主行为，并非是建立在人人平等，人人都具有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之上的。那只不过是“山高皇帝远”，是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共识下，皇权由于技术与组织手段匮乏而不得不留给民众的一些自主性行为，是皇权至上与至远下，社会低组织化的产物，是“自然”，而非自由。自主性行为一定要建立在具有自由的价值观念上才能称之为自由。

再说什么是自由
3、自由的定义
这个分私域和公共领域来说，比较好理解。对应私域的自由称为消极的自由，对应公域的自由称之为积极的自由。在私域内，自由的意思是个人单方面的行为或者是多方自愿互动的行为，只要不损害第三者的利益，公共权力就不得干涉。比如说，夫妻的生育权就不应当受到公权力的干涉，但堕胎权因为涉及到胎儿，就不能单由父母来决定，公权力就有理由介入，父母不得擅自堕胎。成人之间在私秘空间的性行为，也不应当受到公共权力的干涉；在公共领域，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无论他的姓别、财产，民族、职业等所外在的身分差别，只要他具有责任能力，都应当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具有选举公职人员和竞选公职人员的权利等。

4、自由是人的本质
为何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呢？因为只有人这种高级动物才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加谬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自杀，而动物却不可能摆脱求生的本能。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在于有决定自己和选择自己命运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天赋的，也是人基本的权利。动物则不具备这种能力。萨特则说，“人的本质是自己作出选择，选择以自由为前提，人被判定为自由，必须独自承担选择的后果。” 正因为人具有超越动物本能的选择能力，人才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人的创造性活动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

5、自由同时意味着责任
自由总是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一个自由的人，他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也得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一点，可以从民事权利上来理解。未成年人因为不完全具备责任能力，所以不能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要受到他的监护人的限制。一旦成年，他完全具有了责任能力，就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在政治权利上，同样如此。所有公民都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不需要他人未经授权地代表。认为民众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将民众视为未成年人，视为低能儿，并蓄意限制民众的发展，千方百计将民众塑造为低能儿。

6、自由是一切价值的价值
自由是其它一切价值的价值，是元价值。其它的价值，平等、民主都源自于自由或者必须要以自由为根基。所谓人是平等的，是指人具有同等的自由权利，具有平等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不是指智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平等。而民主正是公民自由参预公共事务的体现。

7、自由是价值，也是人格
说自由是一种人格的时候，意思是自由才能带来快乐。
具有自由人格的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感到快乐，而极权不能给他带来快乐，不论他处于极权体制的哪一层阶梯，最低层也好，最高层也好。　　　　
　　
而具有极权人格的人，他在自由中也无法得到快乐。当他与人平等相处时，不受约束或不能强制他人时，他就感受不到快乐。一般而言，具有极权人格的人的快乐来自于对他人行为的操纵，来自于对他人意志的控制。另一方面极权人格的人也乐于接受强有力者的操控，如果失去了强者的操控，他就会感到不安，感到惶恐。他们的快乐来自于强者的赏识与恩赐。
　　
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对自由的接受与拒绝很大程度上与人格呈高相关性。一些人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一些人不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

大致说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反之，人云亦云的人难以接受自由价值观；依附性强的人难以接受自由价值观；独立性强者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权力欲强的人不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反之，性格散淡的人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在工作和生活中对人际关系投入更甚于对事物本身者不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反之，对事物本身投入更甚于共际关系者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专断者难以接受自由价值观；自治者容易接受自由价值观；具有施虐和受虐双重倾向的人难以接受自由价值观；而具有健康人格者更容易接受自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