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自媒体人彭远文发了篇文章《像做媒体一样做自媒体》。通过近期央视批评电动车厂家、湖南农民不种水稻的报道，他发现了央视的问题： 一个媒体，如果只是不做公共价值的事情，那我可以理解，生存压力嘛。但当它反过来，用它手里的话筒，去维护那些本来就不合理的制度，去为那些限制性政策背书，在我看来，它已经不只是缺席了，它变成了打手。 其实就是，机构媒体毫无羞耻地成为宣传工具。 彭远文以前也在央视工作过，现在做自媒体。他的自媒体风格是像传统媒体一样，写有公共责任的话题，认真做调查研究，言必有据，相信长期主义，相信未来，而不是蹭热点，只提供情绪。 我觉得这种精神，很像宋襄公。世界已经行进到春秋，越是没有底线的做法越能获得利益之时，宋襄公依然坚持仁义，坚持规矩，“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 这不是过时与迂腐，而是还有一些理想能够残存的年代，留下来的一点微光。 1 这两天，还有另外两篇关于媒体、宣传的文章：“水瓶纪元”的《离开报社的年轻人》、“浙江宣传”的《宣传干部要吃压力》。 这3篇文章呈现出当前媒体生态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水瓶纪元讲的是媒体如何转变到现在的青铜时代，浙江宣传呈现的是从现在发展到未来黑铁时代的趋势，彭远文写的是，那个黄金时代（如果存在的话）可以保存在时空胶囊里。 这3篇文章互相印证。有意思的是，它们分别在5、6、7号发布。 《离开报社的年轻人》，写的是几个抱持着新闻理想进⼊新闻单位的年轻记者，理想碎裂而离开的故事。文章信息量很大，对当前媒体行业做了生动细致的刻画。 总结起来就是，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政府机构的宣传供应商，想方设法从政府机构拿到预算并竭诚为之服务，是记者们的主要任务。 比如南方某报社记者站一个新记者接到的任务是和一位资深记者完成一个项目：为期⼀年50万元的新闻服务，包括近40篇稿⼦、若⼲条短视频和⼀个版⾯，由街道出钱，宣传当地营商环境与⽼牌制造业的转型成绩。 这个项目是由资深记者谈来的，能拿到6%的分成，而执行的记者只有“稿分”——可以换算成收入。 报社的考核、晋升机制围绕着拿下商业项目而展开，能谈项目的记者得到金钱回报和晋升机会，谈不了项目的记者则连尊严都没有。记者们为了拿到政府部门的项目，和领导喝酒、给领导送礼。 媒体为某个街道、某个县市、某个省厅提供付费服务，已经不能叫新闻，只能叫“宣传”。这两者的区别是，新闻的要义是给读者提供事实，宣传的要义则是说服读者——可能是用事实，可能是用逻辑，可能是用口号，可能是用情绪，或者是用“辩证法”。新闻不设立场，而宣传服务立场。读者会为新闻买单，但不会为宣传买单。 2 “在国际舆论场上，讲好中国故事，也面临着话语体系差异、信息壁垒等现实挑战。面对复杂敏感的议题，既要敢于发声亮剑，又要善于精准引导。” “浙江宣传”7号发布的文章《宣传干部要吃压力》不讳言宣传的目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肩负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既要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敲好“定音鼓”，也要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当好“守门人”。 简单说来就是，一个新闻，一个舆论，怎么定调、怎么讲、怎么描述，要由宣传部门来确定。 以前的模式是，宣传部门提出指导意见，让报社、电视台等媒体机构去执行。2022年，浙江省委宣传部有一个很有想法的领导，心想不如我们自己上场，于是有了“浙江宣传”。 每天要更新一两篇评论高质量的文章，需要一个成熟的团队。从浙江宣传的署名来看，应该是浙江各地市的宣传部都参与了写作，或者说领了任务。 比如，“之江轩”说明稿子来自于浙江省委宣传部，“杭轩”则来自杭州市委宣传部，“甬轩”来自宁波，“金轩”来自金华。浙江宣传的绝大多数的稿子，来自“之江轩”。 《宣传干部要吃压力》是一篇加油鼓劲的文章，说宣传干部要直面压力、承受压力、转化压力，要练就“火眼金睛”、敢于跳起“摸高”、勇于走出“舒适区”。 这是为自己鼓劲，也可以说是鼓励其他宣传部一起来当“定音鼓”。 从上面两篇文章可以看清当前的状况：媒体机构积极转型为宣传服务，宣传机构积极加入舆论战场。 新闻越来越稀少，宣传越来越稠密。 这称得上是“礼崩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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