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红卫兵”大潮涌起的1966年9月1日至3日，《人民日报》“改版”，从日出6个版改为日出4个版的“改版”（缩版），结果昙花一现，3天就结束了。
3天改版之所以停止，唐平铸传记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看了两天，觉得没有什么内容，又说还是6版好。又据文献记载，“改版”第二天，即9月2日，周恩来打电话来，“批评人民日报擅自改出4版”。
1966年8-9月间，周恩来（右）和陶铸在天安门城楼上
“九月改版”之时调整人民日报领导层
“九月缩版”在已经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没有提及，依据唐平铸记录，由于周恩来和陶铸发出的指示，从9月4日起，《人民日报》恢复出6个版。
在中共党史上，《人民日报》改版从来都是一件大事，有详尽的请示和备案，有领导人的明确批示。以目前所知，这个为期3天的“九月改版”，都是口头说起，未见文字依据，是此次“改版”的协调程序明显失漏。
但是，舞台剧般的“九月缩版”给人民日报带来了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地产生了人民日报领导构成的重大变化——调整人民日报领导。
唐平铸继续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不变，要增配他的主要副手——副总编辑。这件事在“九月改版”之后迅速落子布局，原因之一在于，陈伯达前来“夺权”之后，人民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纷纷落马，无一幸免。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工作，却是无一天可以停摆的。
陈伯达“夺权”后的权力运作线路
陈伯达“夺权”后的人民日报领导结构，在100余天之间，已有几次变化。
1966年5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率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随后的6月2日，人民日报党委会就运动领导问题向陈伯达请示。
陈伯达的意见是，赶快成立“领导小组”，成员不一定是总编辑、副总编辑，要赶紧提出名单，由工作组批准。二是下一步的运动怎么进行，“工作组”要研究，报社领导也要提出意见，由工作组批准。也就是说，待新的“领导小组”出现，原有的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使命可能结束。
经陈伯达批准，人民日报“文革小组”于6月9日成立，首次会议确定凌建华为组长，李希凡、姚炜、李思恭、王保生为副组长。有文献记载，党委书记王泽民主持会议，在6月4日曾提出一个供“工作组”定夺的候选名单，胡绩伟和王泽民本人也在其中。结果被否定了。
担任报社“文革小组”组长的凌建华是报社老资格部主任，是抗日战争中参加新四军的老资格记者、编辑，行政11级。
李希凡是被毛泽东称道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在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中大红大紫，随即和另一“小人物”蓝翎一起调入人民日报，成为编辑部有名的编辑。
姚炜时任人民日报图书馆主任，是1939年入党的老资格干部。
李思恭是6月5日派驻人民日报的记者团团长，时任总政治部干部调配处处长。
王保生则是来自报社印刷厂的管理干部，作为“工人代表”参加“文革小组”。
这样一来，“中央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在人民日报形成了两个新的领导机构，编辑部夜班仍然保持原有工作程序，在其上多加了一层“中央工作组”，以完成对社论等重要言论稿的最后审阅。新成立起来的“文革小组”，主要负责“运动”。
随即发生了6月11日戏剧性的所谓“黑画事件”，当班签字付印的副总编辑胡绩伟承担责任，停职检查。同时停职检查的还有副总编辑陈浚、党委书记王泽民。这样一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中就有一半人放下工作，写检查去了。
为了弥补主持者的不足，工作组起用了5月中旬因所谓“删节军报社论”承担责任，“调离编辑部”写检查的副总编辑李庄，由他负责夜班事务，版面确定后向工作组成员朱悦鹏、尚力科汇报。
6月16日，中央工作组宣布总编辑吴冷西停职反省。从这天起来，原人民日报编委会再也没有一起开会。
6月19日，中央工作组宣布：唐平铸亲任报社“文革小组”组长，钱抵千（随陈伯达进驻报社的工作组成员，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副部长）、何匡（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1938年到延安，进入抗大第五期学习，行政10级）为副组长。凌建华只担任了40天“组长”，改任副组长。
6月20日，陈伯达宣布唐平铸担任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但是一直没有任命新的副总编辑。
与此同时，新华社的领导相对稳定下来了。
新华社领导企稳对人民日报的影响
对新华社，陈伯达原本是有意图的。6月2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全体人员大会上宣布他已经“夺权”的时候，特意召来新华社17级以上干部与会。
被“夺权”的吴冷西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共同的领导，正式职务是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现在，吴的总编辑之权被陈伯达夺走了，那么新华社社长之职呢？没有人提及。
1966年8月，人民日报印刷的传单式单页通报
陈伯达倒是明明白白地想到了，他要新华社同样接受他这个“中央工作组”领导人的领导。
6月8日下午，陈伯达亲自来到新华社，直接到小灶食堂看那里的“小字报”，而且拒绝新华社领导的求见。
看大字报的时候，陈伯达对围拢到自己身边的人讲话说，新华社编委会、党委不能领导运动，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则”选举运动的领导者。
这天，实际上也是陈伯达来到新华社夺权的日子。从这天起，新华社领导层凡事都向陈伯达的“中央工作组”请示。
陈伯达仿照请来“记者团”入驻人民日报的办法，与总政联系调人。6月11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新华社发出公函：“根据陈伯达同志指示”，向新华社派出6人工作组。他们于6月13日正式进入新华社。
陈伯达要求成立“文革小组”的事也在新华社贯彻了。6月11日，新华社“文革小组”名单产生。12日，经陈伯达同意由19人组成的新华社“文革小组”。
照此趋势，陈伯达是要在新华社掀起大风浪的。没有想到，6月1日调任中宣部长的陶铸来京后熟悉了情况，制约了陈伯达权力的扩张。1966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的中央工作组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即日起，新华社的“文革”归陶铸、张平化领导的新中宣部领导，不再向陈伯达直接汇报。
7月6日下午，陶铸到新华社讲话指出，一、编委会要搞三结合，即上级委任、原编委中留用和提拔新干部。二、运动要严格地置于党委领导之下。三、新华社的“大民主”要收缩一些，可以多开小会，少开大会。运动不能影响业务，稿子一条也不能少。
7月14日，张平化通知新华社，中央决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熊复担任新华社社长兼党组第一书记，朱穆之任副社长兼党组第二书记。新华社编委会由熊复、朱穆之、王敏昭、张海涛、王唯真组成。无形之中，吴冷西在新华社的职务就免去了。
熊复（1915-1995）
熊复很快来到新华社，于7月28日召开大会，宣布新华社的文革小组由熊复本人担任组长，张海涛任副组长。
8月6日，熊复宣布：“中央工作组”撤出新华社，中央宣传部派人到新华社担任联络员。
新华社领导层的这个稳定是极短暂的，连一个月也难维持。到8月中旬，随着8届11届全会公布了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0日晚，除了新任领导熊复以外，朱穆之、缪海稜、邓岗、穆青、石少华等社领导均被赶出办公室，受到揪斗。新华社出现了混乱局面。但是，那些被揪斗的干部，只要还有可能，他们还在尽力工作，保持新华社低限度运转。
选拔何人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在人民日报，7-8月里，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均在停职状态中接受批判，批判趋势向副总编辑王揖、安岗、李庄、潘非等人延伸，还有若干编委、部主任也挨了批判。如果这些人全部停职，人民日报原有的领导层就空了。
以“九月改版”为契机，人民日报的顶层调整在9月初开始了。
代总编辑唐平铸维持不动，谁来当副总编辑，他有自己的想法。
唐平铸传记中有记载，这时，“报社有人向唐平待提出，是不是向中央请求，调姚文元同志来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就不要他回上海了。”
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前，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从行政角度看去，其职级可能比处级稍高一点。然而他执笔写的《评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此时已是炙手可热、大红大紫人物了。
文革初期的姚文元
唐平铸说：“这个人太骄傲了。”（唐炎明、唐亚明著《唐平铸文革实录》第 308~309页）
其实，那时的姚文元倒未必在唐平铸面前“骄傲”，但是唐平铸不喜欢姚文元，已经表达得清清楚楚。
选谁来当自己的主要助手，唐平铸自有主见。
（本文待续）
2017年6月22日于北京，2026年7月8日再次修订
来源：钱江说当代史
编辑：金语垚
发表于 
QQ好友和群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收藏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