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孟波：什么是评论人的正确姿态

刘海明

作为写作者，孟波横跨杂文和评论两个文体时代，皆有佳作。

作为媒体人，孟波横跨南方和北方两大评论高地，曾主持南方都市报评论，又创办新京报评论。

作为新闻人，孟波横跨报纸和网络两种传媒载体，先后担任多家报社、门户网站的主要负责人。

作为老朋友，在二十多年的交往史中，我们多次探讨交流何为评论，评论何为。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著名评论人孟波先生，谈谈什么是评论人的正确姿态。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孟波，著名评论人。《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评论版创始人，推动了“公民写作”。曾担任多家网站主要负责人。评论代表作《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等，杂文代表作《寂寞的“左拉”》《“烧包”思想家》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凤凰网政能亮总编辑

（上）评论观察：现在是一个评论繁而不荣的时代

高明勇：今天我们谈论的“评论”，多是新闻评论，也包括时评、政论等，其实眼光更长远一点来看，二十多年前，不少评论作者都是从杂文家转为评论家的，包括您在内，还有鄢烈山、吴非、徐迅雷、西风、潘多拉等朋友。最早知道您的杂文，是《寂寞的“左拉”》等文章，您如何看待这种从“杂文写作”转向“评论写作”的趋势？

孟波：简而言之，杂文属于文学体裁，评论（时评、新闻评论）属于新闻体裁。从“杂文写作”转向“评论写作”，表面看是两种文体之间的转圜，实有一个特殊的时代大背景在。这一转向肇始于21世纪00年代初，彼时话语环境开阔，都市报风起云涌，评论版遍地开花，时评写作霎那间接续了上世纪初的高光，一时间乱花渐欲迷人眼。大家舍“杂文”而从“时评”，只是因应了时代的需求罢了。受众需要公共话题的深入解读，知识分子需要对公共话题发声，媒体需要对公共话题设置，政府需要对公共政策的推动，时代形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共识。

这一转向除了大背景，还有若干技术原因。诸如，时评对于杂文而言，不讲求起承与文韵，就像《革命军》的“径直易知”，更有瞬间爆发力、传播到达率；稿费，时评远高于杂文，不要小看这一点。我在主持《南方都市报》评论部时（2002-2003年），千字时评稿费400元，算是某种程度地恢复了对时评写作者应有的体面和尊重，除了荟聚一批资深论者，像杨耕身、于平、曹林、周智琛一批新锐作者也成了生力军。后来主持《新京报》评论部时也大体如此。时评版面体量和节奏也远胜于杂文版面体量。我在《南方都市报》设计推出了国内媒体第一个“社论对页版”，每天出版两个评论版，内容吞吐量大、出版节奏快，远非杂文版面所能比拟。主持《新京报》评论部不久又创办“评论对话版”，之后我的搭档王爱军先生又推出《评论周刊》（这个周刊你本人也曾参与运营），所谓“大需求创造大消费”。

当然，这个“转向”不等于杂文的式微，不等于杂文的衰落。那一时期，对杂文和时评来说是“双赢”时期。《杂文报》《杂文选刊》《杂文月刊》以及林林总总的杂文专版、专栏，也都在巅峰。只不过，离市场和社会距离更近的时评，近水楼台，人多势众，声量更大一些，影响更大一些而已。

回过头来再看，这个所谓趋势也就是各领风骚两三年。只有时代趋势，没有文体趋势。时代选择文体，而非文体选择时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高明勇：2010年的时候，《新周刊》曾预测“88个中国小趋势”，其中提到10年后报纸都是评论版，如今15年过去，无论是自媒体还是短视频，到处都是“观点”，您认为这是一个“评论的时代”吗，为什么？

孟波：《新周刊》之令人尊重，是它一直以来都很有趣，很大胆，从来都不是因为它很准确。

现在不是一个“评论的时代”。担当起“时代”一说，仅仅靠评论数量是支撑不起来的，靠体裁的创新也是支撑不起来的。“评论的时代”，要有若干标志。诸如一代有担当有识见的媒体评论员，一辈走出书斋积极论政的知识分子，一众跨越圈层影响巨大的评论作品，一批有口皆碑的评论栏目和版面，一群忠实、挑剔而专业的读者，一个相对开阔的话语环境。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生态体系，而不是只有评论员和媒体在那里自娱自乐、自嗨自潮。现在只能说是一个评论众声喧哗的时代，是一个评论繁而不荣的时代。不管怎么说，现在大家都有了麦克风，平权是可喜的事情。

高明勇：记得您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10万+层出不穷，但我们找不到真相和事实”，一方面“10万+”让评论的影响力“看得见”，可以量化体现，另一方面，又招致很多人的声讨，您认为“10万+”对评论有哪些影响？

孟波：10万+，不是微信的错。相反，微信搭建了一个优秀的传播和展示平台。至于有没有好的评论产生，真相和事实是否缺失，微信本身并不负有多大的责任。

我当时关注的是，一面是10万+层出不穷，一面是真相和事实的缺失。真相和事实的缺失，是媒体责任的缺失。媒体不能为了10万+，去和自媒体争风吃醋争奇斗艳，放弃自己的舆论监督和批评责任。这样的10万+没有任何意义。媒体不提供最基本的新闻报道，评论家就会失业，评论业就会衰败。可以设想，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了，以事实为根据的评论何从谈起，“评论的时代”何从谈起。

事实和评论从来都共生共荣、生死与共。一个只有事实而没有评论的媒体时代，无趣而浅薄。一个只有评论和没有事实的媒体时代，虚无和愚昧。

高明勇：您曾长期在报社做评论，又在互联网工作多年，兼具“报人”和“互联网人”，如何看待报纸评论和网络评论的异同？

孟波：报纸评论和网络评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有若干技术差别。通常报纸评论的门槛会高一些；网络评论的尺度更大一些；网络评论及时性更强一些，它不受报纸出版周期的束缚；网络评论由于介质的不同，有更强的互动性，即转评赞，这些是报纸评论所不具备的。

高明勇：现在纸媒、网媒、自媒体等多种媒介并存，对评论来说，是否需要重新评估评论的价值？

孟波：纸媒、网媒、自媒体都是评论的载体和形式，这些不会带来评论价值的根本变化，“能指”变化不会根本影响“所指”变化，因此无需重估评论价值。网媒和自媒体评论，只是更注重标题、文本的吸引力，更注重文风、表达的传播力，而这些变化，可谓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不能提供评论真正的核心价值——深度、角度、力度、锐度、广度，一样没有多大意义。

高明勇：如今是算法大行其道，您如何看待“算法”与“评论”的关系？

孟波：算法与内容推荐关系很大。算法可以让不同的读者看到不同的评论，解决了评论个性化推荐的难题。不过，同样要注意“评论茧房”的问题。

高明勇：不少人开始使用AI写评论，而AI写的评论至少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这种背景和趋势下，如何看待AI时代的评论写作，对评论写作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孟波：“AI评论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让那些平庸的评论员下岗，去让他做他更适合做的事情吧；“AI评论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是一件可喜的事情。AI还没有达到很高的评论写作水平，说明他还不能完全替代人类。那些高水平的评论员暂时可高枕无忧；“AI评论已经超过评论作者的平均水平”，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它告诉评论员，如果裹足不前，就可能要被AI取代。评论员们因此获得意外的动力，向前辈学习，向AI学习。

AI可以替代90%甚至以上的评论写作者，它比人类评论员更加思路敏捷、博览群书乃至文采飞扬，这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AI永远无法达到100%的人类。AI富有灵感、灵气、灵动、灵慧，但永远不会有灵魂。这是AI挑战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是AI最大的“阿喀琉斯之踵”。

从技术角度讲，AI不仅替代了人类，而且全面超越了人类。但从灵魂和情感讲，他无法替代人类。它只能模仿李白的飘逸，复制杜甫的雄浑，但永远无法企及李白的自由，共情杜甫的悲愤。

AI可以学习任何只要可以描述的东西，唯独无法学习的就是人类的灵魂。人类也无法把灵魂输入系统，让AI去学习。上帝早在创造人类灵魂时，就加了密，上了锁。

但是“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评论员可以利用AI做很多事情。诸如查找资料、勘定谬误、初搭框架、润色整理等等。AI这些功能远非普通引擎、常规辞典堪比。在进行这篇对话时，我就反复利用了AI。

目前，不少媒体和自媒体已经利用AI写作评论。受众也完全可以接受AI评论，但前提是，你要明示这是AI评论。就像大家可以接受预制菜，但前提是，你要明示这是预制菜。简而言之，只要鸡蛋好吃，管你是哪只鸡下的，管你是不是真鸡下的，但我要保留吃鸡的知情权。

高明勇：我记得十几年前开始研究评论史的时候，曾和您探讨过，您当时对大公报、独立评论的评论作品都很关注，作为资深评论人，如何看待近百年前的评论？

孟波：总体而言，《大公报》和《独立评论》的评论是一种典型的“文人论政”。这两份报刊代表着近现代“文人论政”的巅峰。两份报刊的作者队伍均以欧美留学派为主，兼具中西学养，思想光谱以自由主义为主，兼左中右。其论政水平，令人仰之弥高。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的启示，或许可以给大学生和评论写作者如下镜鉴。

视野开阔。这批时评作者大多是留学欧美或者国内知名学者，可以想见其评论视野之广、格局之高。

学理支撑。每位学者都有极强的专业背景。胡适、梁漱溟，哲学家；丁文江、翁文灏，地质学家；傅斯年、蒋廷黻，历史学家；竺可桢，气象学家；费孝通、吴景超，社会学家；杨振声，教育学家；张希若，政治学家；伍启元、杨西孟，经济学家；钱端升、周炳琳，法学家；任鸿隽，化学家……

公共关怀。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秉持文章报国，议题涵盖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教育……担当满满。

辩论风度。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这两份报刊展开了多场著名的论战，诸如“民主与独裁”“民族自信力”“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等。每一场论战都是风度、气度、态度的淋漓展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高明勇：结合评论史，如果给在校大学生讲“评论课”，您会怎么讲？

孟波：怎么讲评论课，是个大而开放的题目。除了以上几点，我还想说的是，评论从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读出来的。所谓“三多”问题。

多读书。无阅读，不写作。无阅读，不评论。

多读报。所谓多看报，就是要关注时事和当下。

多巴胺。一个成功的评论员身上要比其他写作者有更多的“多巴胺”。胡适评论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这个“感情”就是“多巴胺”，是一种表达欲望，一种不平则鸣的冲动，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没有这种欲望、冲动和态度，很难做一个成功评论员。

高明勇：以前评论作者开会也会探讨，评论该如何影响生活，该如何呼应时代，今天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孟波：评论来自生活，因此它第一任务是关注生活。关注生活，就是呼应时代。时代就是由你我他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组成。

评论的第二任务，才是影响生活，干预生活，改变生活。评论员努力写好评论，交卷之后，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关注生活、参与生活的评论员是幸福的，影响时代、推动时代的评论员是幸运的。

或许在这个时代，评论人的正确姿态应该是，不轻漫，不自大。不自贱，不高估。不掉队，不盲从。

高明勇：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评论”与“地域”的关系，有时大家私下会开玩笑说，“河南是出评论家的地方”，“一个评论圈，一半河南人”。事实上，在学术层面，无论梁启超先生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还是钱基博先生的《近百年湖南学风》(1943)，都严肃探讨了“学人”与“地域”的关系，文学创作层面，也有所谓的“文学豫军”“文学苏军”“文学陕军”等现象。您如何看待“评论/”“评论人”与“地域”的关系，为何评论人会扎推在河南出现？

孟波：与文学“文学豫军”“新闻豫军”的地位相比，“杂文豫军”“评论豫军”差可比拟。“文学豫军”揽得最多的茅盾文学奖杯；“新闻豫军”群英荟萃，任白涛、穆青、丁希凌、马云龙等；“杂文豫军”大家络绎不绝，南丁、柏杨、王大海等。水涨船高，近些年“评论豫军”异军突起，虽不见高峰，但不少高原。想来有以下原因：历史的基因，中原自古出辩才。老子，庄子，韩非，贾谊，韩愈，莫不是哲思和论证的模范；中原文明发源地，自古有不平则鸣、文以载道、关怀现实的道统。中原之地，农业和人口大省，曾遭逢太多苦难、转型和变革，确是观察社会、文化冲突和人性变迁的天然富矿和母体，哺育和淬炼了善于自我反思、互相学习、共同成就的一代杂文及评论创作群体。

（下）评论写作：评论史上的大师技艺可谓真正“非遗”

高明勇：您的评论代表作《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已经成为很多大学评论教学和评论研究的重要案例，作为当事人，时隔22年，您如何看待这篇评论的影响与价值？

孟波：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开新闻报道，评论无法独行。

这篇拙作之所以尚有人关注，主要拜“孙志刚事件”巨大影响力所赐。整个事件，新闻当事人、媒体话事人、相关负责人均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从而换来了中国人跨区域的自由行走，对中国人来说、对中国媒体业来说，焉能不刻骨铭心。

这篇评论如果说还有一丝价值，无外乎两点。

从技术角度而言，一个是追问谁为孙志刚之死负责？一个是把大学生孙志刚还原为普通公民，追问在国家机器面前明显弱势的普通公民的权利如何不被践踏。这两个追问，是以挖掘呈现事实为主要任务的新闻报道所无法和不便提出的，而这恰恰是评论的天职所在。这就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这对互为犄角的黄金搭档的意义所在。胡适先生总结《大公报》成功之处提到两点：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正是新闻与评论的双赢关系。“孙志刚报道”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个规律而已。

其实，更值得一说的是，《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作为“孙志刚事件”一个小小的因子，和新闻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起、和大批跟进报道的媒体一起、和众多体质内外的参与者一起，推动了中国收容制度的废止，给了评论人一点点鼓励和期许。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补充个“彩蛋”。当晚，这篇评论大概只有40分钟的创作时间，时不我待，容不得也来不及润色雕琢，这篇评论只好披头散发素面朝天地径直刊出。本来，评论原文有一段特意论述“四大自由”中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显然这对孙志刚事件而言颇有针对性，但由于激烈犀利被值班领导删除。不得不说，评论有时也是遗憾的艺术。

再多说一句，遥想当年，梁启超纵横捭阖一日之内万言论政；罗家伦15分钟起草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张季鸾倚马可待写社评。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大师级“多快好省”的传统技艺，可谓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久矣，令人唏嘘。

高明勇：记得您曾提出过“捍卫人的价值”等，您的评论写作有具体的方法论吗？

孟波：2004年元旦，我执笔《新京报》新年献词《永远坚守人的价值》。其实是提前呼应了当年即将实现的“人权入宪”“私产入宪”。这对中国而言，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般的进步。因此，坚守人的价值，并非独创的评论创作理念。

具体的评论写作方法论，上面已多有谈及。这里补充一点。即，无冲动，不发声。

新京报评论部每天下午的例会，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尽快找到那个对当天社评的主题有创作冲动的人，不论其是本报评论员还是外部特约评论员。

高明勇：关于评论写作，业内一直都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关系探讨，您如何看？

孟波：这场媒体“批判性”与“建设性”的争论，缘起于2001年创刊的《经济观察报》所标举的“理性，建设性”理念。一时起，新闻学者陈力丹、展江等，媒体《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等，研究媒体《新闻战线》《新闻与传播研究》等进行了关注和论战。批评派主张，媒体的首要职责是揭露真相、批判不公，“建设性”可能模糊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使命，弱化监督锋芒，替既得利益者出谋划策，忽视为弱势群体发声。建设派即《经济观察报》，主张“不冲动、不破坏、不媚俗、不偏激、不炒作，不盲从、不骄傲”，克制平衡，反对极端，坚守市场经济和法治理念，更符合转型期需求。

显然，评论写作的“批判性”与“建设性”之争，只是上述主战场的“分论坛”。我是这么看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并行不悖。有的媒体以批判为主，有的媒体以建设为主；媒体今天可以批判为主，明天可以建设为主；一个事件，可以批判，也可以建设；如此这般，媒体生态就会更多元更丰富，既有建设性，又有批判性。

批判和建设，并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与阈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批判常常是建设的前提，建设常常是批评的结果。没有批判，建设就不会取得更大空间。没有建设，批判则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不仅要看其说什么，关键是看其做什么。公允地说，《经济观察报》的批评报道比大多数媒体都要更多，《经济观察报》社评犀利程度，业界名列前茅。但是，这丝毫不能抹杀这场争论的意义所在。这场争论再次提醒和敦促了，媒体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这才是各方都必须守住的共同底线。

高明勇：您理想中的好评论是什么样，有没有具体的“画像”？

孟波：为了偷巧，我想打一个比方。众所周知，书法一般分为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四个等级。王羲之《兰亭序》为神品，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物我两忘；颜真卿《祭侄文稿》为妙品，匠心独运，技道相生，无意于佳乃佳；赵孟頫《胆巴碑》为能品，法度精严，功力深厚，戴着镣铐跳舞；徐渭《青天歌卷》为逸品，超然物外，天趣自成，宁拙勿巧，宁丑毋媚。

我也想把评论分类四类：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四个等级。

神品：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可谓时代黄钟大吕，重塑了国家未来之理想；

妙品：张季鸾、王芸生《我们在割稻子》，可称理性稳健典范。妙在稳健的理性，深厚的学养和精巧的布局。举重若轻，于细微处见精神，定人心，振民气；

能品：陈独秀《偶像破坏论》，靶子明确，锋芒毕露。犀利激昂，毫不妥协；

逸品：傅斯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针见血，不留情面，深入人心，过目难忘。

最好的评论，是没有技巧的厚重，不讲技巧的深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也；优秀的评论，即使有精致技巧，也无故意讨巧。《莫把开头当“过头”》是也；优良的评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是也；优质的评论，富有胆识，见人未见。《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是也。

但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以上类比，或许有些拟于不伦。

高明勇：如果从文体层面对杂文与评论进行比较，您如何给二者定义？如何看待二者的异同？好像当时包括新京报评论在内，声称“拒绝杂文”，为什么？

孟波：关于杂文与评论的问题，刚才已经做了简要回答，在此不赘。

2003年11月，新京报评论版创刊伊始，我草拟了一个征稿启事，具体内容已模糊，但的确提出了“拒绝杂文”。新京报评论部的理念之一是“积极稳健有见地”，与杂文讽刺、幽默的文风明显迥异。因此，该提法并非刻意针对和排斥杂文，其实新京报的副刊也间有杂文随笔刊登，只是新京报评论的理念定位于杂文不同而已。但是，这么一个简单化的表述，的确开罪甚至激怒了一众杂文界的师友和媒体。这一提法，的确有些矫枉过正。但正如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坚决主张对反白话文者的批评要矫枉过正一样，“拒绝杂文”这一矫枉过正，的确给新京报评论部狠狠打了一个成功的征稿广告。

犹记新京报出街不久，《杂文选刊》主编刘成信先生北京公干，特地邀作者一聚。席间，于我杂文创作有栽培和奖掖之恩的刘先生“质问”我，新京报为何拒绝杂文？当时弄我了一个大红脸，我慌忙如上解释，大家一笑了之，但不知刘先生释怀否。后来，大度能容的刘先生一如既往地在《选刊》选编我的杂文和时评，并安排做了我的专访和专辑。

高明勇：记得您写杂文的时候用的是笔名“孟德死鸠”，写评论的时候用的笔名是“子曰”，这些笔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为什么会区分使用不同的笔名？

孟波：并没有特殊意义，只是随便取名字而已。用笔名的好处是，一个评论部主编没有必要天天在自己的评论版上亮相，避免瓜田李下。“孟德死鸠”也好，“子曰”也罢，都与所谓的“孟氏”有关而已。

高明勇：对于评论写作者来说，很多时候的评论作品都是“速朽”，只有很少成为“经典”，但不少人还是希望在“速朽”中成为“经典”，就像梁启超提出的“觉世”与“传世”，您如何看待这种心理？

孟波：“觉世”与“传世”的确是一个矛盾。关键是，不同的创作职业，不同的创作场景，决定着不同的“觉世”与“传世”的取舍与选择。

这种两难，有时是一种宿命。伟大如梁启超先生者，“每数月前之文，越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再阅读旧作也屡“欲有所更端”“欲作呕”的情况。伟大如章太炎先生者，晚年编辑文集时曾特意删除当年的政论文章。

如果你是一位职业的媒体评论员，你必须以“觉世”为首选。媒体评论作为一种遗憾和瞬间的艺术，这是职业场景所决定的，往往很难“传世”。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创作，固然可以“传世”，但是，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媒体评论快节奏、高速率的创作场景。

作为评论员，我们必须始终抱持以“传世”的态度去创作“觉世”的作品。台上一分钟，台下三年功。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谈到“无阅读，不评论”的厚积薄发问题。其实，你看，即使在梁启超先生眼里“觉世”的作品，在我们眼里依然是“传世”的作品。为什么？梁启超先生作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胸中何止弱水三千，起笔每次只取一瓢，不“传世”也很难。章太炎先生的政论，也可作如是观，至今光芒万丈。李普曼、克鲁格曼的政论，也可作如是观，一个写出了舆论学大师，一个写出了诺贝尔奖。

我辈的学养、底蕴可能永远难以企及前辈。我们可以以更加职业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速朽”的事情也总有人去做，也可以尽力做到最好，一样有“渺小的意义”。

我每每为胡适先生笔下北平街上的清道夫感怀：那水洒过的地方，一会儿便晒干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或汽车走过去，那迷漫扑人的尘土又飞扬起来了。洒的尽管洒，晒的尽管晒……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

这种 “清道夫”精神，是很值得评论员学习的。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

高明勇：以前写评论，更注重文本和作品，写作者往往隐身文本背后，很多使用笔名，现在在自媒体和短视频方面，有不少“网红评论员”“明星评论员”，如何看待写作者的“名”与“隐”？

孟波：“名”与“隐”都是一种选择。自媒体创作者追求名气、名分，无可厚非。宏观可以推动时代进步，中观可以变现可以盈利，微观可以活跃网络气氛。

隐，也是一个选择。有时身在事中、局中，可以隐身发声，这样更安全、更便捷、更合规。可以自由选择，是好事情。

来源：凤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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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