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概念的峻岭中凿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文译本优劣详析

刘海明

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仅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一场彻底的“哥白尼式革命”，它重塑了人类对知识、理性与形而上学之界限的理解。将这样一部以艰涩、精密和新创术语著称的巨著翻译成中文，其难度不亚于在一次思想的攀登中，于无人之境凿出一条通路。自20世纪上半叶首个中文节译本出现以来，几代中国学人前赴后继，他们的译本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在不同的哲学理解、学术传统和时代精神下，与康德进行的一场场深度对话。审视这些译本，便是审视康德哲学在中国被接受、理解和消化的历史。以下将详细解析蓝公武、牟宗三、韦卓民、李秋零、邓晓芒等主要译本的优缺点，并兼及港台地区的其他译本。

一、 开山辟路之译：蓝公武译本的奠基之功与时代烙印
蓝公武先生于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长期再版）的译本，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其历史地位无可撼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是绝大多数中国学人接触康德的唯一通道，塑造了至少两代人对康德哲学的基本印象。
优点方面，蓝译本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语言的庄重典雅与气势恢宏。 蓝公武具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其译文采用略带文言色彩的语体文，用词考究，句式严整，尤其擅长处理康德那些结构复杂、气势磅礴的长句。康德原文本身具有一种建筑般的严谨性和雄辩的力量，蓝译本在相当程度上捕捉并再现了这种风格。例如，在对“先验辩证论”中理性与知性矛盾的揭示，或是对“二律背反”的阐述中，蓝译本的文字自带一种哲学的严肃性和思想的重量，这是后世一些白话译本难以企及的。此外，蓝译本在哲学术语的创制上具有开创性。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统觉”、“先验”、“范疇”、“图型”等核心概念，其定名均始于或成熟于蓝译。这些译名大多精准地传达了德文原意，并以其高度的概括性和哲学意蕴，成功地融入了中文哲学词汇库，奠定了中文学界康德研究的话语基础。
然而，蓝译本的缺点也同样源于其时代。 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并非直接译自德文原版，而是通过英译本（大概率是穆勒的译本）转译而来。这一“转译”的性质导致了诸多问题。首先，术语的准确性会因英文的“过滤”而出现偏差。英文哲学概念与德文概念并非一一对应，转译过程中难免产生意义的损耗或偏移。其次，英译本的句子结构与理解方式会影响中译文，使得译文有时与康德德文原意的精微之处存在隔阂。其次，蓝译本的语言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已显隔膜。 其文白夹杂的语体，以及一些如今已不常用的表达方式，在提高阅读的哲学庄严感的同时，也设置了较高的语言门槛，对于缺乏相应语言训练的青年读者，理解起来颇为吃力。最后，受制于当时的学术水平，蓝译本在部分细节的理解和注释方面有所欠缺。 译本几乎没有现代学术研究所期待的详尽注释、译者按语或概念索引，读者在遇到疑难时缺乏必要的辅助工具。因此，在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化的今天，蓝译本更多是作为一部“经典历史文献”被尊重和参考，其直接的学术使用价值已逐渐被后来的直译本所取代。
二、 心性儒者的义理融贯：牟宗三译注的独创与“格义”
牟宗三先生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注》极为特殊。它并非逐字逐句的完整翻译，而是“以注为主，以译为辅”，选择性地翻译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并附以大量长篇的、自成体系的“译注”。牟宗三的翻译工作，是其宏大的“康德学”研究乃至整个“良知自我坎陷”哲学体系建构的一部分。
牟译本的巨大优点在于其深刻的哲学洞见和强烈的解释力。 牟宗三并非一个被动的译者，而是一个与康德平等对话的哲学家。他带着深厚的中国哲学素养，特别是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和佛教唯识学的背景来解读康德。他的“译注”往往能切入康德哲学的核心难题，如“先验想象力”、“物自身”的不可知性、“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等，并试图用“智的直觉”、“良知”、“识心之执”等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疏通和转化。这种解读方式极具启发性，它打破了单纯以西释西的框架，为理解康德的深刻性提供了一个东方的视角。对于已经具备一定康德哲学基础，并希望探索中西哲学比较可能性的研究者来说，牟译本的“注”其价值甚至超过了“译”，是一座思想的富矿。
但其缺点也正源于此强烈的个人哲学取向，即所谓的“格义”化倾向。 牟宗三的解读带有明确的“判教”色彩，其最终目的是要证明康德哲学虽高明，但止于“现象界的存有论”，因其不承认“智的直觉”而无法通达“物自身”，而中国哲学正可补其不足。在这一目的驱动下，他对康德文本的解读有时会偏离康德的原意，而更倾向于服务其自身的哲学体系建构。例如，他将康德的“超越的”（transzendental）常常理解为具有形而上学实体意味的“超绝”，这与康德强调的“先于经验并使经验可能”的知识论含义存在张力。因此，对于希望精确把握康德本人思想的初学者而言，牟译本风险极高。它更像是一部以康德为引子的、牟宗三自己的哲学著作，而非一部忠实的翻译。若以此为入门阶梯，很容易被引向一个经过牟氏哲学滤镜处理的“康德”，而非写作《纯粹理性批判》的那个康德。
三、 严谨求信的学院典范：韦卓民与李秋零的直译之功
韦卓民和李秋零的译本代表了德语哲学专业训练背景下，追求准确、忠实的翻译路线，是目前大学哲学系教学和研究中最常使用和引用的版本。
韦卓民译本是第一个从德文原版直接译出的完整中译本（于1962年完成，但至1991年才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最大优点在于“信”。韦卓民先生有深厚的德语和西方哲学功底，其译文力求紧贴德文句法结构和术语脉络，准确性极高。他对关键术语的翻译深思熟虑，并且在书后附有详细的德、英、中术语对照表，极大方便了学术研究。与蓝译本相比，韦译本的语体是完全的现代汉语，清晰直白，减少了因语言风格带来的理解障碍。然而，韦译本的缺点在于，为了追求与德文句法的高度对应，其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拗口，长句处理不及蓝译本流畅，文采上也稍逊。它是一部优秀的“研究型”译本，但在“达”和“雅”的方面有所牺牲，阅读体验可能略显枯燥。
李秋零译本（收录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康德著作全集》）是近年来影响最广的译本之一。它集前人之大成，在“信”、“达”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李秋零同样直接德文原版，且充分吸收了国际康德研究的新成果，其术语翻译在继承传统（如蓝译）的基础上，更加精细和统一。例如，他明确区分了“Idee”和“Vorstellung”等易混概念。李译本的巨大优势在于语言的清晰流畅和可读性。他成功地将康德的复杂长句拆解为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句式，同时又不损害其哲学含义的精确性。此外，译本附有必要的注释和索引，学术规范性极强。因此，对于当代的哲学专业学生和研究者，李秋零译本通常被认为是最可靠、最适用的入门和研究版本。如果要说其缺点，或许是其“学院派”的清晰和规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康德原文可能具有的那种凝重感和思辨张力，但这是任何追求准确性的现代翻译都难以避免的“代价”。
四、 珠联璧合的注疏体尝试：邓晓芒的“句读”与译释
邓晓芒教授的贡献是独特的。他不仅重新翻译了《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更开创了“句读”这一精研形式。他的翻译工作与其宏大的“句读”系列讲座和出版物紧密相连。
邓译本的优点在于其极强的解释性和引导性。 邓晓芒的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哲学诠释。他特别注重康德概念体系的整体关联和辩证发展，在术语选择上（如将“Urteil”译为“判断”而非“判断力”以区别于“Urteilskraft”）有其一贯的哲学考量。他的译文在准确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语调和句式的细微处理，揭示出康德概念自身的能动性和推演逻辑。然而，邓译本的最大价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句读”相结合。 在“句读”中，他几乎逐字逐句地讲解，辨析概念，梳理论证，并广泛征引西方康德研究文献，回应各种解读。这使得他的译本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哲学研究工程的组成部分。对于深入研读康德的学生来说，邓晓芒的译本和句读是无价的指南。
其潜在的缺点可能在于，他的个人诠释风格非常强烈，读者在追随其解读时，需要保持一定的批判性思维，避免完全被其观点所笼罩。此外，脱离“句读”单独阅读邓译本，其优势可能不如与李秋零译本对比时那么明显。可以说，邓译是专为“精读”和“研究”而准备的，而非快速的“通读”。
五、 港台译本的别样风采
在港台地区，较早的胡仁源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响有限。而李明辉译本（联经出版，2010年补译版）则至关重要。作为牟宗三的弟子，李明辉的翻译兼具两大优点：一是继承了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精深理解，尤其在义理把握上非常到位；二是他采取了最严格的直译标准，语言清晰准确，避免了牟先生那种过度“格义”的倾向。 李明辉译本在术语的精确性和句子的流畅性上都非常出色，在港台学界享有很高声誉。其风格与李秋零译本在大陆的地位相当，是学术研究的上佳选择。
总结与选择建议
纵观《纯粹理性批判》的中文翻译史，是一个从转译到直译，从文雅到精确，从单一文本到注疏并举，不断走向专业、精细和深入的过程。
对于当代初学者而言，李秋零译本无疑是最佳起点。它准确、流畅、规范，能帮助读者建立对康德思想最直接、最可靠的初步印象。
对于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比较阅读是必须的。以李秋零或韦卓民译本为基准，参考蓝公武译本体会语言的力度，对照李明辉译本获取港台学界的视角，并深入研读邓晓芒的句读和牟宗三的译注以激发思考，将是最为稳妥和富有成效的方法。
对于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牟宗三译本是无法绕过的思想资源，但必须带着批判的眼光，警惕其创造性误读的部分。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如同一座蕴藏无尽的矿山，每一位译者都是手持不同工具的矿工，从不同的角度开凿，照亮了不同的矿脉。没有哪个译本是完美的“定本”，它们的并置与竞争本身，就是中文哲学界活力与深度的体现。选择译本，实质上是选择一位引路人，而最终的目标，是透过所有译本的帮助，亲自去面对康德那伟大而艰深的思想本身。





来源：哲学地带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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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泓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