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级硕士金语垚学术日志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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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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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摘抄：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

2.3

摘抄：权力如何能够在不仅不阻碍进步，不用自己的种种规章制度来压迫进步，反而在实际上促进进步的情况下得到加强呢？什么样的权力增强器也能同时是生产增益器？权力如何能通过增强自身的力量来增加社会力量，而不是剥夺或阻碍社会力量？全景敞视建筑方案对这一问题做出的解答是，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保证权力的生产性扩充：一方面，权力得以在社会的基础中以尽可能微妙的方式不停地运作，另一方面，权力是在那些与君权的行使相联系的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形式之外运作。

思考：权力的强化不必再以压制社会力量为代价，而是可以通过培育、组织并导引这些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扩展。全景敞视模式正是通过持续而微妙的运作，将个体置于可见性网络、标准化训练与自我审查之中。将原本混乱的个体力量转化为可预测的社会生产力。权力不再以君主那种“突然、粗暴、不连贯”的干预方式出现，而隐秘于日常机制，在个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悄然运作。

2.4

摘抄：纪律的功能转换最初，纪律用于消除危险，束缚无用的或躁动的居民，避免大规模聚会造成的烦扰。现在它们则被要求起一种积极作用，因为它们正在变得胜任这种作用，能够强化对每个人的利用。军事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防止军队中出现抢劫、开小差和不执行命令现象的手段，而已变成一种使军队得以存在的基本技术。它使得军队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一个统一体，并因此而增强战斗力。

思考：纪律不再压制人，而是通过组织和优化人的力量，将其转化为可被高效利用的社会资源。规训权力由此从控制，转变为生产性的投资。它增强个体的可利用性，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力量的提升。

2.5

摘抄：规训机制的纷至沓来当规训设施愈益增多时，它们的机制有一种“非制度化”、从它们过去在其中进行运作的封闭堡垒脱颖而出、“自由”流通的倾向。沉重严密的纪律被分解，变成可转换、可调节的、灵活的控制方法。有时，封闭机构给自身内部的特定功能增添一种对外监视作用，在自身周围形成一个边缘控制地带。

2.6

摘抄：长期以来，细小的规训技术，规训所发明的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技巧乃至那些使规训披上体面外衣的“科学”，都受到了重视。因此，人们十分担心如果抛弃了它们，会找不到其他

替代物。因此，尽管它们是一系列使权力关系在一切地方都明显地不平衡的机制，人们都一再肯定它们是社会的基础、社会平衡的一个因素。因此，尽管它们是一组物理一政治技术，人们却执意视之为低级但具体的道德形式。

2.7

摘抄：“旧制度”下刑事司法的极端表现是将试君者碎尸万段。这是最强大的权力征服最严重的罪犯的肉体的表现。罪犯被彻底消灭就使得罪行彻底显示自己的真相。今天理想的刑罚目标应该是一种无限期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一种

能够同时建立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一种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一种既不停地根据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测量差距又竭力促成无限逼近该规范的运动的程序。

思考：刑罚的目标不再是毁灭，而是将个体纳入一个永恒的监测体系之中。通过持续审问、无限调查，权力得以对个体进行无休止的干预与重塑。惩罚由此变为一种监测技术，其“宽大”或“严厉”都经过精心计算，旨在驱动个体在一套规范标准下，进行无限的自我审查。这不仅是惩罚的延续，更是权力自身运作方式的无限延伸。

2.8

摘抄：监狱的“不言而喻”的性质，即我们发现很难割舍它，首先是由于它采用了“剥夺目由”的简单形式。在一个自由受到推崇、自由属于一切人、每个人都怀着一种“普遍而持久”的情感向往自由的社会里，监禁怎么会不成为典型的刑罚呢？这是因为失去自由对一切人都是同

样重要的。与罚款不同，这是一种“平等”的惩罚。监禁是最明晰、最简单、最公平的刑罚。此外，它能够用时间来量化刑罚。在工业社会里，有一种工资形式的监禁。这种形式构成了它在经济上的“自我证明”，能够使监禁显得是一种补偿。通过征用犯人的时间，监狱似乎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观念：罪行不仅伤害了受害者而且伤害了整个社会。按日、月和年头计算的，在罪行与时间之间定出量化等式的刑罚，有一种经济一道德的自我证明。于是，人们就经常听到这种与严格的刑法理论相反的却与惩罚的作用相一致的说法，即坐牢的人是在“还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用时间来衡量交换是“自然”的，监禁也同样是“自然”的。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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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摘抄：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

思考：检查通过将个人对象化，实现了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它不仅描述个体，更通过档案、评分与分类技术，将个体特征与能力转化为可比较的数据。个人发育与个人能力由此被纳入一套标准化的度量框架中，成为可追踪的数据。因此检查既服务于对个人的矫正与优化，也强化了规训机制本身的控制能力。

1.27

摘抄：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

思考：在传统社会中，被详细记录是君王的特权，是其历史地位的象征。而规训技术则将对个体的描述转变为一种日常化的监视工具。通过不间断的书写记录，普通人的个性、行为乃至生理指标被转化为档案。这种描述不再是为了颂扬或纪念，而是为了实时评估、分类与干预。每一个被记录的细节，都可能成为奖惩的支点。由此，个人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可见性的同时，也陷入了无处不在的监视之中。

1.28

摘抄：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

1.29

摘抄：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表象中的虚构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称之为“规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我们不应再从消极方面来描述权力的影响，如把它说成是“排斥”、“压制”、“审查”、“分离”、“掩饰”、“隐瞒”的。实际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个人及从他身上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生产。

思考：权力不仅是压抑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它并非简单地禁止或抹除，而是主动地塑造现实。个人并非先于社会存在，而是权力知识机制的产物。规训技术通过检查、分类、标准化，将生命加工成可管理的个体。这一过程同时生产了关于个人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反过来为权力的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权力与知识形成了一种循环，权力生产出符合其治理需求的个人，知识则赋予这种实体以合理的表象。个人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运作的载体。

1.30

阅读《规训与惩罚》——第三章 全景敞视主义

摘抄：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用以对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种混乱。

1.31

摘抄：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

思考：全景敞视主义的核心在于它创造了一种 不对称的可见性 ，从而将权力关系内化为被囚禁者的心理现实。囚禁者始终处于可能被观看的状态中，而监视者却隐匿于暗处。正是这种可见性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权力运作的自动化。其结果是一种 自我规训的机制。由于无法确认监视何时发生，个体不得不假定其始终存在，从而主动约束自身行为。

2.1

摘抄：“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

思考：规训是一组可组合的微观技术，它们能够被植入学校、工厂、军营、医院等各种机构，赋予这些机构相似的治理逻辑。规训关注的是权力如何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果。它通过对肉体精细解析，将个体塑造为兼具驯顺性与有用性的单位。因此，规训代表了权力形态的现代化转型。从依赖宏观的、戏剧性的暴力展示，转向依赖持续的、隐形的微观操作。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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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摘抄：通过这种支配技术，一种新的客体对象正在形成。它逐渐取代了机械物体——由固体组成的运动物体，后者的概念长期以来被那些追求完美秩序的人所迷恋。这种新的客体对象是自然的肉体，力的载体，时间的载体。这种肉体可以接纳特定的、具有特殊的秩序、步骤、内在条件和结构因素的操作。在成为新的权力机制的目标时，肉体也被呈献给新的知识形式。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

1.20

摘抄：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干预（区分、矫正、惩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而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一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1.21

摘抄：总之，个体一创生的小型时间连续统一体似乎像是个体一细胞或个体一有机体一样，是规训的后果和对象。而且，在这种时间系列化的中心，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对于这种系列化的意义，正如画制“图表”对于人员分配和单元分离的意义，或者正如“战术”对于活动经济学和有组织的控制的意义。这种程序就是“操练”。

思考：这种被系列化的个体时间构成了规训社会管理生命的基本元素。操练将时间分解为标准化片段，并通过反复制定规定动作，使身体逐渐内化时间的纪律节奏。它既是训练方法，更是一种时间政治学。通过控制时间的程序，权力实现了对个体效能与顺从性的双重塑造，最终使被规训者在时间的流逝中，无意识地遵守着秩序本身。

1.22

摘抄：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纪律不再仅仅是一种分散肉体，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艺术，而是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

思考：纪律不再满足于分割与榨取，而是致力于将经过标准化训练的个体力量，通过精密的空间排布与时间同步，组装成一个具有超个体效能的整体机制。因此，现代军队、工厂与学校都不仅是训练个体的场所，更是生产并放大力量的工具，纪律由此成为构建社会生产力的隐形推手。

1.23

阅读《规训与惩罚》—规训的手段

摘抄：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会答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

思考：规训权力的本质在于它并非简单地压制或消耗力量，而是通过系统化的训练、分类与优化，将个体塑造为更具效能且更易被征用的单位。通过对人员进行区分，规训将原本混沌的群体分解为一系列“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这些单位并非同质化，而是各具特长的功能组件。

1.24

摘抄：完美的规训机构应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点应该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应该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个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里的中心。

思考：规训社会的终极空间理想就是一个完全透明、以凝视为中心组织的权力场域。其核心是视觉的绝对掌控心点既是全知视角的源头。这种设计消除了阴影与盲区，使每个位置、每个身体、每个动作都暴露在光线下。它并非单向监视，而是通过让个体意识到自身始终可见，从而将外部凝视内化为自我审查。“全景敞视监狱”正是这一理念的凝结：权力无需时刻在场，只需可能存在的凝视，便足以生产出秩序与服从。

1.25

摘抄：在此之前，政治仪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过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权力表现。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庆祝胜利相联系。君主的庄严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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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阅读《规训与惩罚》驯顺的肉体

摘抄：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我们不难发现当时对人体密切关注的迹象。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

思考：从古典时代开始，权力运作的焦点已不再是仅仅通过消灭或展示来惩戒肉体，而是转向了一种更精细的干预。人体不再仅仅是惩罚的被动承受者，更是权力积极塑造和投资的对象，目的是将其转化为一种高效、驯服且有用的力量。

1.13

摘抄：首先是控制的范围。它们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是“零敲碎打”地分别处理，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从机制上——运动、姿势、态度、速度——来掌握它。这是一种支配活动人体的微分权力。其次是控制的对象。这种对象不是或不再是行为的能指因素或人体语言，而是机制、运动效能、运动的内在组织。被强制的不是符号，而是各种力量。唯一真正重要的仪式是操练。最后是控制的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一功利关系。

1.14

摘抄：总之，“细节”早就是神学和禁欲主义的一个范畴。任何细节都是重要的，因为在上帝眼中，再大的东西也大不过一个细节，再小的东西也要受到他的某种意愿的支配。在这种尊崇细节的重要传统中，基督教教育、学校教育和军事训练的一切细节，各种“训练”方式，都很容易各得其所。对于已被规训的人，正如对于真正的信徒，任何细节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但是这与其说是由于它本身所隐含的意义，不如说是由于它提供了权力所要获取的支点。

思考：在神学中，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上帝意旨的体现；而在规训中，细节之所以被严密管控，是因为它构成了权力得以切入并改造个体的微观支点。一个军人的步伐、一个学生的手势、一个工人的动作节奏，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不再是单纯的行为片段，而是权力铭刻自身、进行持续性微调的切入点。

1.15

摘抄：为了控制和使用人，经过古典时代，对细节的仔细观察和对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时出现了，与之伴随的是一整套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产生了现代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们’。

思考：现代人道主义并非权力的对立面，而恰恰是这种新型权力技术所催生的认识论产物。它在关怀“人”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的更深入、更系统的定义与掌控。

1.16

摘抄：在18世纪末出现的工厂里，个人化分割原则变得更加复杂。这涉及到如何将人员分配在一个既能隔离又能组合的空间中，而且还涉及到如何根据具有独特要求的生产机制进行这种分配。必须把人员的分配、生产机制的空；旬安排以及“岗位”分配中的各种活动结合在一起。

思考：每个工人的身体都成为生产流程中的一个“节点”，其活动被预先编码，其时间被生产节拍所切割。规训的权力通过对空间、时间和动作的微观管理，不仅确保了秩序，更直接转化为了生产效率。

1.17

摘抄：这种系列空间的组织，是基础教育的重要技术变动之一。它使得传统体制（每个学生受到几分钟教师的指导，而其他程度不一的学生无事可做、无人照顾）能够被取代。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组织了一种新的学徒时间体制。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

思考：教育空间转变为一部精密的机器，它同时生产着知识、纪律与社会分层。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教学效率，更在无形中培育了对标准化、同步化与持续评估的服从。这正是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主体特质。

1.18

摘抄：在组织建立‘件人密室”、“场所”、“座次”时，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实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这种空间既提供了固定的位置，又允许循环流动。它们划分出各个部分，建立起运作联系。它们标示出场所（位置）和价值。它们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时间和姿态的更佳使用。它们是现实和理念的混合空间。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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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阅读《规训与惩罚》

摘抄：这种形象易懂的教训，这种仪式化的符码灌输，应该尽可能地经常重复。惩罚应该成为一个学校而不是一个节日，成为一本永远打开的书而不是一种仪式。时间的持续能使惩罚对犯人生效，也对观众有教益。后者应该能够随时查阅这本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永久性词典。

思考：现代惩罚机制的从短暂的仪式表演转向了持续的规训教育。惩罚不再追求轰动效果，而是通过反复、持久且易于查阅的方式，将“犯罪—惩罚”的对应关系刻入社会集体的意识深处。惩罚的效力不仅在于施加于犯人的持续性影响，更在于它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的无休止警示与教化。监狱成为一所“学校”，而刑法典则是一本“永远打开的书”。

1.6

摘抄：因此，人们应该设想一个惩罚之城。十字路口、公园、正在修缮的道路或桥梁两侧，将会有数以百计的小型惩罚剧场。每一种罪行都有针锋相对的法律，每一个罪犯都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惩罚将是公之于众的，具有解释、自我证明和昭示罪行的作用。告示、有标记的各 种颜色的帽子、标语、象征物、文字读物等，不断地重复着有关的符码。背景、立体性、视觉效果、逼真图像有时放大了这种场面，使之比真实情况显得更可怕，但也更清晰。

思考：惩罚的目的并非隐蔽，而是通过可见的符号系统，将权力铭刻在社会的日常景观之中。它试图通过帽子、标语、象征物等重复性符号，使法律不再是抽象条文，而成为视觉环境中不断重现的常识。这种设计超越了单纯的威慑，旨在构建一种集体认知框架，让市民在无意识中内化“犯罪—惩罚”的直接关联。

1.7

摘抄：这种高墙不再是保护性的围墙，不再是象征着权力和财富的高墙，而是被仔细地打上封印记号的，无懈可击，无缝可钻的高墙，是由当时相当神秘的惩罚工程所封闭起来的。它将变成处于19世纪城市边缘甚至中心的、惩罚权力的单一形象。这种形象既是物质的又是象征性的。

思考：现代监狱建筑的象征性革命从彰显地位与安全的防御壁垒，转变为纯粹展示隔离与控制功能的封闭空间。高墙的“无懈可击”不仅指向物理上的不可突破，更象征着一种试图彻底消除例外的权力意志。它作为惩罚权力的单一形象，矗立于城市之中，成为一种秩序符号。这种形象同时具备物质性与象征性。既是实实在在的隔离设施，又持续向社会传递着关于规范、监视与矫正的无声训诫。

1.8

修改完善开题报告。

1.9

摘抄：隔离是一种“可怕的休克”，它既能使犯人免受坏影响，又能使之反省自己，在自己内心深处重新发现良心的呼唤; 单独劳动将不仅是一种学艺，而且也是一种思想改造的活动;它不仅重建了“经济人”特有的利益情结，而且也整顿了道德主体的责任。

思考：现代刑罚中隔离技术的精妙设计在于它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封闭，更是一套旨在重塑个体的心理。“休克”通过切断旧有社会联系，迫使犯人向内转，将外在约束转化为自我审视。而“单独劳动”则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训练出可被经济体系吸纳的职业技能，又通过持续、孤独的操作流程，将纪律、责任与时间感内化为道德秩序。

1.10

摘抄而教养机构则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活动。刑罚的作用点不是表象，而是肉体、时间、日常行为态度。刑罚也施于灵魂，但仅仅是由于习惯寓于灵魂。作为行为的基础，肉体与灵魂构成了此时被建议实施惩罚干预的因素。

思考：惩罚的焦点从制造公开的威慑性表象，转移至对个体维度的持续性改造。其不再是面向观众的戏剧化符号，而是深入肉体的时间安排、行为节奏与日常姿态之中。灵魂在此并非作为玄学的对象，而是被视为习惯的载体。教养技术通过精确管理身体活动、强制重复规范化动作，重塑人的习惯结构。这种机制使得权力能够绕过表面的服从，直接塑造个体的生存常态，从而达成更为彻底且内在化的治理效果。

1.11

摘抄：惩罚不应使用标志，而应使用符号，即一系列被编码的表象。这些表象应能得到迅速的传播，并能最普遍地被目睹了惩罚场面的公民所接受。

思考：惩罚不再是君主权力通过残酷仪式施加的标志，而转化为一套可被社会普遍理解和内化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化的核心在于效率与内化：通过表象，比如如囚服、镣铐，将惩罚的意义被提炼为一系列可快速传播的认知符号。它们不再需要血腥场面来震慑，而是通过持续、重复的日常呈现，将“罪与罚”的对应关系植入公民的常识中。惩罚从而从一种外部的、令人恐惧的暴力，转变为一种内部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规则，在无形中规训着每个人的行为边界。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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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阅读《规训与惩罚》第二部分：惩罚

摘抄：经过一个周期性过程，通向暴力犯罪的起点提高了，对经济犯罪的不宽容增强了，各种控制变得更加彻底了，刑法干预不仅变得更超前了，而且更繁复了。

思考：犯罪门槛的看似提高，并非暴力的消失，而是其形态与经济结构捆绑起来。对经济犯罪趋来越严厉的制裁，暴露了现代社会的核心脆弱性，即不再畏惧公开的反叛，但是极度恐惧对信用体系与资本流动规则的破坏。因此，惩罚从事后报复日益转向预先管理。刑法因而变得繁复起来，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

12.23

摘抄：人们所批判的不是或不仅是司法特权、司法的专横、年深日久的傲慢及其不受控制的权利，而是或更主要的是，司法集软弱和暴虐于一身，既耀武扬威又漏洞百出。批判的矛头尤其指向这种混合体的本原，即君主的“至上权力”。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即使是在最一般的表述中，与其说是确立一种以更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惩罚权利，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分布得更加合理，既不过分集中于若干有特权的点上，又不要过分地分散成相互对立的机构。

思考：18世纪刑罚改革的本质并非单纯追求更公正的司法原则，而是一场权力配置与运行效率的重构。改革者所批判的是旧制度下君主权力在司法领域的矛盾体现。它既是高度集中的、暴虐的，又是任意的和低效的。因此，改革削弱了君主个人意志的任意性，但让权力本身变得更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12.24

摘抄：改革者们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当权者的缺点或残忍，不如说是针对一种糟糕的权力体制......司法的瘫痪状态与其说是司法被削弱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于权力分布杂乱无章，权力集中于若干点上，造成了冲突和断裂。

思考：改革的矛头并非指向道德缺陷，而是权力结构的失调。旧制度的惩罚之所以显得既残酷又无效，根源在于其权力运作的逻辑是中心化且间断性的。高度依附于君主的个人意志与特权，导致惩罚具有偶然性，而非一种稳定的社会治理技术。瘫痪源于权力分布的不合理集中与由此产生的内部冲突。改革者追求的，正是对这种杂乱的权力结构重新规划。

12.25

摘抄：新的刑法理论实际上是与一种关于惩罚权力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相呼应的。这就是为什么“改革”的根源并不是单一的原因。改革并不源于那些将自己视为专制之敌和人类之友的开明人士或哲学家，更不源于那些反对鼓动改革的法院人士的社会集团。更准确地说，并不仅仅源于他们。在这个重新分配惩罚权力及其效果的全面规划中，聚集着各种不同的利益。改革不是在法律机制外面酝酿的，也不是反对该机制的一切代表。它的准备工作大部分是在该机制内由许多司法官员完成的，他们之间既有共同目标，又有权力角逐。

思考：刑罚改革的动力不是单一的。它不只是启蒙思想的外在推动，更是源自司法体系内部对效率的追求以及社会治理需求的变化。新的刑法理论对应着一种更注重规则与效果的逻辑。改革是多种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变革是在一种复杂互动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互动既包含了司法机制内外各种力量的共同目标，也伴随着它们之间的权力博弈。

12.26

摘抄：无论是法学理论中提出的“改革”，还是 各种方案中规划的“改革”，都是这种策略在政治上或在哲学上的体 现，其首要目标是：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 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要惩罚得更少些，而是要惩罚得更有效 些；或许应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 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

思考：这段话揭示了刑罚改革的核心逻辑并非单纯的“人道化”，而是一次惩罚技术的战略性升级与重新部署。其根本目的不是减少惩罚，而是通过规则化、常态化与精密化，使惩罚变得更高效、更无处不在，从而更深刻地嵌入社会机体，成为一种维护秩序的持续性生产机制。

12.27

摘抄：在旧制度下，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各自被容忍 的非法活动的余地：有法不依，有令不从，这乃是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运作的一个条件。这个特征或许不是旧制度特有的。但是，在旧制度下，非法活动根深蒂固，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就具有了自己的系统性和结构。有时，它采取完全合法的形式，如某些个人或集团享有的特权，这就使它不再成为一种非法活动，而是成为一种正式的豁免权。

思考：非法活动并非单纯的失序，而是一种被容忍的社会润滑剂。每个阶层都有其被默许的例外空间，这并非法律失效，而是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分配方式。它使得刚性的法律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具有了弹性，降低了统治成本。当这种非法固化为特权时，它便从对规则的破坏，转而成为了规则本身的一部分，成为维护阶层差异与社会平衡的一套影隐蔽体系。

12.28

观看《西方哲学史》课程：希腊哲学发展的梗概

思考：希腊哲学的发展展现了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进阶：从自然哲学对本原的具象探寻，到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再到伦理学对人的关注，思维从外在自然转向内在理性。泰勒斯的“水本原”打破了神话的局限，阿纳克西曼德的“阿派朗”以否定性概念拓展了本原的维度，哲学对世界的探索需不断突破固有认知，从具象到抽象、从客观到主体持续追问。

刘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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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观看《西方哲学史》课程

思考：研究任何思想应首先分析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结构、文化生态，才能把握思想生成的逻辑，从而避免将思想抽象为脱离现实的概念。古希腊哲学起源于爱琴海周边区域，其发展脉络与雅典城邦的崛起紧密关联。城邦制度所确立的公民主体地位与权责意识，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的思想实践提供了政治支撑，可见哲学思想并非孤立的精神产物，而是植根于具体社会结构的文化形态。

12.16

观看《西方哲学史》课程

思考：从不同维度审视古希腊哲学，可以看到其更深层的精神价值。它跳出神话的拟人化叙事，以理性追问世界本原，是人类首次以人的主体性理性替代神的意志建构认知框架，奠定了西方思辨传统的逻辑底色。从文明互鉴来看，其与中国古代大一统集权思想的差异，并非优劣之别，而是人类应对秩序与自由的不同文明方案，为当代跨文明对话提供了思想参照。

12.17

阅读《技术善用的尺度：智能传播实践中AI算力浪费的功利论阐释》

笔记：文章分析了智能传播中存在的AI算力浪费现象，指出无目的的“闲聊式对话”消耗大量能源却产生极低社会价值，导致成本与效益的结构性失衡。通过对比“启发式对话”的认知价值与“闲聊式对话”的意义沉沦，揭示算力浪费背后存在多重伦理失范。文章倡导以“最大可持续善”为准则，推动构建人机高效协作的技术文明，使AI真正服务于知识增进与公共福祉，迈向人机共生、自然和谐的可持续未来。同时也在老师的批注中学习到论文用词的严谨与规范性，不要使用主观性强的词语，不要过多使用关联词，同时尽量避免词汇的冗余。

12.18

阅读《规训与惩罚》第二部分：惩罚

摘抄：与此不同的惩罚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君主与犯人之间的实力较量应该终止了，君主的报复与民众被遏止的愤怒通过受刑者与刽子手的中介而展开的短兵相接的战斗应该结束了。公开处决很快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了。就权力方面而言，公开处决暴露了它的专横、暴虐、报复心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因此它在颠覆权力。

思考：公开处决本意是一场权力的展示仪式，却在实践中常沦为权力失序的剧场。它非但未能驯服民众，反而可能激发共情、骚乱乃至对受刑者的英雄化想象。民众的愤怒从对犯罪的谴责，可能转向对刑罚残酷性的震惊，最终使权力的残忍成为被集体谴责的对象。因此，惩罚形式的现代化转型是权力为维持自身稳定而进行的一次转变，从喧嚣而危险的公开奇观，转向隐蔽而高效的规训。

12.19

摘抄：君主权力在这种残暴竞赛中似乎没有看到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是它本身发出的，总有一天得由它自己来应付。它似乎已经习惯于“看着鲜血流淌”，而民众很快就会学会“血债只能用血来还”。在这些成为许多相反力量的介入对象的仪式中，人们可以看到，武装的司法淫威与受威胁的民众的愤怒是相互交织的。

思考：公开处决作为一种权力仪式蕴含着危险教育功能。君主权力沉浸于暴力展示所带来的即时威慑效果，却忽视了这种长期、反复的残酷景观对民众意识的塑造。当暴力被确立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权力实际上在无形中向民众传授了一种思想，最终教会了被统治者以同样残暴的原则进行思考与回应。

12.20

摘抄：在他们看来，暴政面对着叛乱，二者互为因果。这是一种双重的危险。因此，刑事司法不应该报复，而只应该给予惩罚。排除酷刑的惩罚，这种要求最先被提出来，因为它是出自内心的或者说是出于义愤的呼喊。即使是在惩罚最卑劣的凶手时，他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应该受到尊重，亦即他的“人性”。在19世纪，这个在罪犯身上发现的“人”将成为刑法干预的目标、改造的对象以及一系列“犯罪科学”和奇特的“教养”实践的领域。

思考：惩罚的焦点从报复外在行为，转向了干预和重塑内在的人性。这一转变表面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进步，即承认罪犯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但更深层地看，它标志着司法机制的一次扩张，惩罚的合法性不再仅仅源于罪行本身，更源于对罪犯灵魂或人性进行矫正与管理的责任。

12.21

摘抄：实际上，从流血的犯罪转向诈骗犯罪，是完整复杂的机制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包括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财产关系在司法和道德方面获得越来越高的评价，更严格的监视手段，居民的划分愈益精细，寻找和获得信息的技术愈益有效因此，非法活动中的变化是与惩罚活动的扩展和改进相互关联的。

思考：惩罚机制的演变与社会形态的转型是同步的。犯罪从对人身的直接暴力转向对财产与信用的操控和，标志着社会核心从维护肉体安全转向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诈骗犯罪冲击了契约与信用的基础，因此社会必须发展出更精细的监控网络、档案系统和识别技术来应对。惩罚机制也随之升级，从公开的暴力震慑转向持续、隐秘的数据收集、身份追踪与风险预防。

刘海明

学术日志

12.8

摘抄：很显然，惩罚大展示是冒着被民众拒斥的风险的。事实上，公开处决的恐怖造成许多非法活动的中心。在处决日，工作停顿，酒馆爆满，当局受到谩骂，刽子手、警卫和士兵受到侮辱和石块的袭击。最重要的，也是这些不利之处为何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原因是，民众在展示罪恶的恐怖和无敌的权力的仪式中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些受到刑罚的人，而且与那些人一样，民众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

思考：权力试图以暴力场面确立权威，却产生了对立作用。惩罚的大展示非但未能威慑民众，反而让民众在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面前，与罪犯产生了深刻的共情。这种共情并非源于对犯罪的认同，而是对权威的集体恐惧，民众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罪犯身处同一暴力威胁之下。

12.9

摘抄：这些处决仪式本来只应展示君主的威慑力量，但却有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英雄，荣辱颠倒。

思考：这种反转本质是民众对“合法暴力”的审视。当权力借正义之名行使暴力，民众便会爆发出集体的反抗。也即是说权威展演如果没有边界，是否仍会催生类似反转？而权力真正的稳固靠的是压制性威慑，还是对自身暴力的约束与对民众情感的敬畏？

12.10

摘抄：犯人发现，由于对他的罪行的广泛宣传，有时由于对他事后悔罪的认可，他变成一个英雄。在反对法律，反对富人、权势者、官吏，在抗交捐税等方面，他似乎是在从事着人们很容易认同的斗争。公布罪行的做法将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的微小抗争变成了英雄史诗。

思考：权力本欲通过曝光罪行塑造反面典型，却意外将犯人推向英雄的神坛。核心在于，犯人对抗的对象，正是民众日常隐忍的微小抗争的集合。当这些分散在日常生活中的隐性不满，通过一个具体的罪犯和他的罪行被集中呈现时，民众便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将个体的无力反抗投射为一场英雄史诗。

12.11

摘抄：这些报道之所以被允许刊印和流传，那是因为希望它们能具有一种思想控制的效果。这些历书、传单的印刷和散发原则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但是，这些关于常人历史的真实故事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它们之所以成为下层阶级基本读物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民众在这些故事中不仅发现了往事，而且找到了先例。这种“好奇心”也是一种政治兴趣。因此，这些文本可以被当作双关话语来读解，不论是它们所叙述的事实，还是它们赋予这些事实的效果。思考：权力将犯罪报道当作思想控制的工具，试图通过严格管控的印刷品规训民众认知，但是这些文本最终沦为民众解读自身处境的先例库。民众对犯罪历史的热烈追捧，本质不是猎奇，而是将他人的抗争转化为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政治兴趣是民众在权力压制下寻找共鸣、凝聚诉求的隐性方式。

12.12

摘抄：当新的犯罪文学发展起来后，它们就消失了。在新的文学中，犯罪受到赞美。犯罪文学的发展是因为它们是一种艺术，因为它们完全是特殊性质的作品，因为他们揭露了强者和权势者的狰狞面目，因为邪恶也成为一种特权方式。由于一种犯罪文学的诞生，不仅那种警世宣传品消失了，而且那种山林盗匪的光荣及其经受酷刑和处决的磨难而变成英雄的荣耀也随之消失了。此时，普通人已不可能成为复杂案情的主角。在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中，不再有民间英雄，也不再有盛大的处决场面。虽然他受到惩罚，但他不必受苦。犯罪文学把以罪犯为中心的奇观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身上。与此同时，报纸承担起详细描述日常犯罪和惩罚的毫无光彩的细节的任务。分裂完成了，民众被剥夺了往昔因犯罪而产生的自豪，重大凶杀案变成了举止高雅者不动声色的游戏。

第二章：断头台的场面整体思考

整个第二章阐述了关于断头台场面引发的关乎权力的多对悖论。这些悖论的核心在于，君主试图通过断头台的公开处决展演绝对权威，却在每一个环节都遭遇反向消解。新犯罪文学的兴起，正是这些悖论走向终结的标志，也预示着权力规训模式的根本转型。当犯罪文学将焦点从下层罪犯转移到上层阶级，把犯罪塑造成“特权方式”而非“抗争行为”时，断头台所承载的英雄叙事便失去了民众的注意力。

12.13

观看《西方哲学史》课程

思考：人类在面对生存、死亡、伦理等问题时，有着共通的追问冲动。然而，各文明回应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大相径庭：西方走向理性与神学的交织，中国则形成以伦理实践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中西方完全不同的走向可以看出文明的发展既有相似性，也会被不同因素影响走向不同的方向，而早期选择可能深刻影响其后千年的走向。

12.14

观看《西方哲学史》课程

思考：西方并非单一地理概念，而是多元文化、宗教与制度长期碰撞融合的产物。希腊的城邦民主、罗马的帝国法治、希伯来的宗教信仰，乃至后来日耳曼的传统，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混合基因。这种多元性使得西方文明内部充满张力，成为其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而中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的重要体现在中国文明以“我”为中心，通过文化包容与同化实现连续性发展。西方则更倾向于对外探索、对抗与自我否定，形成断裂重建的演进模式。

刘海明

12.1

阅读《规训与惩罚》

摘抄：从司法拷问到处决执行，肉体一再产生或复制犯罪的真相。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整个仪式和审问中的一个因素：供认罪行，承认被告的确犯有这种罪行，显示被告是用自己的人身来承担这种罪行，支撑惩罚的运作并用最醒目的方式展现惩罚的效果。肉体受到多次折磨，从而成为一个承担着行现实和调查结果、诉讼文件和罪犯陈述、犯罪和惩罚的综合体。因此，它在神圣的刑罚程序中是一个基本因素。它必须是一个以君主的可怕权利，即原告和保密权利为中心安排的程序的合作者。

思考：当肉体成为罪行、供认与惩罚的综合体，司法便不再是单纯的正义裁决，而是通过折磨与展演，将君主权力强行镌刻在个体身上。但是当肉体不再是惩罚的直接舞台，现代社会的权力又以何种隐蔽方式，继续塑造着我们的身体与行为？

12.2

摘抄：公开处决是展现武装的法律的一种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君主显示出自己既是司法首领又是军事首领的一身二职的形象。因此公开处决既表现胜利，又表现斗争。它庄严地结束罪犯与君主之间胜负早已决定的战争。它必须显示君主对被他打得一败涂地的人所行使的优势权力。双方力量的悬殊和不可逆转的倾斜，是公开处决的一个基本要素。被君主的无限权力所抹掉而灰飞烟灭的肉体，被一点一点地消灭的肉体，不仅是惩罚的理论界限，也是其实际界线。

思考：君主通过公开消灭罪犯肉体，不仅宣告司法胜利，更将自身“司法首领与军事首领”的双重权威具象化。这种仪式化的暴力，本质是通过悬殊力量对比的展演，将权力的绝对支配性刻入公众意识。

12.3

摘抄：毫无疑问，公开的酷刑和处决所以存在，是和某种与这种内部结构无关的东西相联系的。鲁舍和基希海默尔正确地看到，这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后果。在这种生产制度中，劳动力乃至人的肉体没有在工业经济中所赋子的那种效用和商业价值。此外，这种对肉体的“轻视”当然是与某种对死亡的普遍态度有关。我们在这种态度里不仅可以发现基督教的价值观，而且还能窥见一种人口学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生物学上的形势：疾病猖獗、饿莩遍野，瘟疫周期性地横扫人世，婴儿死亡率骇人听闻，生态一经济平衡极不稳定—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人们对死亡司空见惯，而且产生了包容死亡的仪式，以使死亡变得为人们所接受，并赋予步步紧逼的死亡现象以某种意义。

思考：公开酷刑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及集体心理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惩罚的残酷形式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劳动力价值低下的生产制度。当肉体不被视为需要长期投资的“人力资本”时，对其直接施加暴力便成为经济上可接受的选择。

12.4

摘抄：残暴是犯罪的组成部分，而惩罚则用酷刑来回击，目的在于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因残暴是一种机制的固有现象，这种机制能在惩罚本身的中枢产生可见的犯罪真相。

思考：残暴并非犯罪的附加属性，而是司法机制自身运作的产物。酷刑以暴制暴，实则是为了从肉体痛苦中生产出可见的犯罪真相。这种以残暴揭露残暴的逻辑，让惩罚沦为一场暴力的自我复制。

12.5

摘抄：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并非某种被心照不宣地公认的报复法则的产物，而是某种权力机制在惩罚仪式中的效应。这种权力不仅毫不犹豫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上，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

思考：犯罪的残暴被司法的残暴所回应，并非源于报复的本能，而是权力通过酷刑直接作用于肉体，将罪行与惩罚在暴力中强行绑定。这种绑定让权力以有形的暴力形式显现，既通过折磨肉体确认罪行，又借公开的残暴展演彰显自身权威，进而在公众心中强化权力的绝对支配地位。其深层影响在于，司法沦为权力暴力的工具，正义被暴力逻辑扭曲，而个体肉体则成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最终巩固了君主专制下的统治秩序。

12.6

摘抄：公布罪行的做法将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目的微小抗争变成了英雄史诗。如果犯人公开悔罪，承认指控和判决，要求上帝和世人原谅他的罪过，那么他就好像是经历了一种涤罪程序，以独特的方式，像圣徒一般死去。英勇不屈则是获得荣耀的另一种方式。如果他在酷刑之下毫不屈服，他就证明了自己具有任何权力都无法征服的力量。

思考：这是公开处决仪式中一个悖论：权力本想通过惩罚摧毁罪犯，却反而为其提供了获得荣耀的舞台。无论是公开悔罪后的“圣徒式”死亡，还是英勇不屈所彰显的“不可征服”力量，罪犯的肉体都从一个被动的惩罚对象，转变为一个反抗意义的象征。这种转变消解了权力的绝对权威，将一场旨在彰显统治的暴力仪式，转化为对权力本身的潜在挑战。

12.7

摘抄：民众不仅是处决的目击者、参与者，而且可能是间接的受害者。在一次不能充分体现 力图仪式化的权力关系的仪式后，会出现一大批继续这种冲突的话语。

思考：民众并非单纯的旁观者，而是被卷入权力游戏的参与者，甚至是间接的受害者。当仪式未能有效展演权力的绝对支配。无论是因罪犯的反抗、民众的同情，还是执行的混乱，都会让权力的合法性便会受到质疑。此时，民众的议论会颠覆官方叙事，把罪犯塑造成英雄或殉道者，从而延续甚至激化权力与民众之间的潜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