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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2 这周除了在陪妈妈国庆度假,回来以后就开始紧张的准备新闻采写课程的采访任务,很希望能抽出时间来读书,但是实在没时间。不过看了条很深刻的的微信公众号推送: 新闻学,真的不值得学吗? 被断章取义的网红名师对于新传专业的点评,从去年火到今年。被不少人劝阻报考的新传专业,真的如此不堪吗? 01动辄“被点名” 新技术发展背景下,媒体环境日新月异,新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迭代加快,而公众对于新闻传播行业的认知速度更新有限,对新传专业的误解越发加深,张雪峰作为代表,成为了众多对“新传专业之用”“新传教育之责”抱有疑惑的人的传声筒。 “人人皆媒体”的今天,“新闻无学说”更加流行,以至于成为一种以偏概全却又被普遍认可的判断。 再加上被人诟病的标题党、唯流量,甚至假新闻,导致新闻行业、“新传专业”的口碑与风评也变得异常复杂。 02“学新闻”学什么 好在,质疑和唱衰并不会影响新闻传播作为一个学科的专业性,上大学“学新闻“也远非只学采、写、编、评、摄。 对于新传学子来说,“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新闻传播学课堂”。在这个课堂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观察、思考和实践来深化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解和认识。 作为国家一级学科,高校的新传专业一般包括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国际新闻等十个本科专业。在新高考地区,填报新传专业不受选课限制;在文理分科地区,新传同样文理兼收。 除了学科细分,新传专业以史论课与业务技术课为主的经典课程仍广泛受到重视,其中史论课平均占比44.16%。业务技术课则作为从业不可或缺的“谋生工具”,平均占比27.65%。 专业壁垒低、学术与实践结合性差是新传专业经常被舆论诟病的“短板”。和所有学科一样,面对巨变的技术环境,新传专业的培养路径也在随之调整。 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推出“人工智能+新闻”联合培养模式,探索新传教育创新;2022年,南开大学开设全国首个元宇宙新闻与传播学院;2024年,浙江传媒学院开设首个“AI+新闻”微专业;近期,中国传媒大学也开启“+AI”课程领航计划,旨在全方位培养学生人工智能素养。 在浙江传媒学院“AI+新闻”微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智能媒体人机协同综合实训”课程备受关注。 该课程通过师生与人工智能的协同作业,实现轻量化的人的智力参与、以人工智能为主的内容创作模式。数字新闻系主任焦俊波老师表示:“通过实训,学生将深入了解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提升人机协作能力,为未来的新闻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03“学新闻”只能“干新闻”? 传统媒体业务正在萎缩,新传专业就业前景也时常被“看空”。 类似的观点被拿来当作“新传无用论”的依据,反复提及。然而,“学新闻”只能“干新闻”?就业赛道真的窄成独木桥? 实际上,作为并不窄众的文科专业,新传的就业方向多元且广泛。除了传统的新闻媒体外,传媒公司、文化公司、互联网大厂,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以及新闻教育与研究机构都是不错的选择 “学新闻”只能“干新闻”的刻板印象早已成为过去,市场驱动下,互联网、新媒体行业对新传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除此以外,由于具有敏锐的时事热点观察力以及较强的文字理论功底,新传专业学子还广受“体制内”文职宣传岗位的青睐。 数据显示,2024年国家公考职位共18948个,在中央国家行政机关省级以下直属机构中,新传相关专业可报考的岗位数量约为2745个,占比将近15%。其中可选择的岗位包含了宣传、党务、材料撰写等多个领域。比起政治学、哲学与教育学分别提供的843、782、412个岗位,新传专业在公务员招聘中可谓“真香”。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新闻与传播专业“香不香”,其实并不需要“自证”,其专业价值、社会需求、个人兴趣与职业规划、就业前景与发展空间都在为其提供充分的证明。 走近一些,自然知晓。 10.13-10.18 这周除了上课还有一个重要的组会汇报,主要汇报这段时间看的书,我选择的是《社会契约论》。我一直说我很佩服卢梭,他能在忏悔录里把他的善与罪恶完完全全的摆在读者面前。这位身上充满矛盾的作者是我对他的社会契约论产生阅读兴趣的契机。另外,周天开了一场学术论坛(重庆市社科界第九届学术年活动重庆大学第二届智能传播与治理论坛)收获颇丰。本次论坛的讲座内容让我深受启发,不仅是对智能传播与治理领域的前沿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引发了我对智能传播与治理这一领域的诸多思考。智能技术不再是遥远的工具,而是已深度嵌入传播结构与社会肌理中的活跃变量,重构着信息流动的方式、知识生产的逻辑乃至公共治理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看到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与创新可能,也面临伦理、权力与认知层面的新挑战。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深刻意识到在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避免董教授提到的“悬浮式研究”现象的出现,要切实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从实践应用的角度来说,智能传播技术为社会治理、文化传播、城市推广等领域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创新动力。从舆情分析范式的重构到政策智能在网络极化测量中的应用,从知识传播学的转向到信息智能技术驱动的文化传播新形态,再到基于平台互动的城市运行新逻辑,这些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都展示了智能传播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前景和巨大潜力。作为一名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生,我深刻感受到智能传播技术对新闻传播行业的深刻变革,未来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和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智能传播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以适应新闻传播行业的发展需求,成为一名能够运用智能传播技术进行新闻报道、内容创作和传播推广的新型媒体人才。 此外,“跨学科融合”这个议题也让我感触颇深。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智能传播时代面临着许多不适配的问题,需要进行创新和变革。通过聆听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演讲,我深刻认识到智能传播研究需要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结合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深入探讨智能传播技术对信息传播、社会治理、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影响。从沈浩教授提出的“从计算传播到认知传播”,到张楠教授所探讨的“政策智能与网络极化”,再到锁利铭教授分析的“平台互动与城市运行逻辑”,这些议题在各个学科知识方面的融合不仅是方法的借用,还是问题意识与理论视野的重构。研究者需要具备开放的学术心态与综合、全面的知识结构。在未来,传播学研究也许会更加注重系统思维与协同创新。 最后,我也反思到,智能传播的治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或制度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人”的问题——包括人的认知、行为、价值观与社会关系。朱鸿军教授提出的“知识传播学”转向,是对于AI时代知识权力重构号召;丁新珂主任展示的文化传播新形态,也提示着我们技术也可以成为传承文化、沟通中外的柔性力量。多位学者在探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时,并未陷入技术决定论的叙事,而是始终强调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的重要性,李本乾教授指出大模型存在数据安全与算法偏见的风险,周勇教授也谈到生成式AI对舆情分析范式带来的不仅是方法升级,更是伦理与制度的考验。我们在推进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建立相应的治理框架与反思机制,防止工具理性凌驾于人的主体性之上。如何在智能时代保持人的判断力、创造力与联结能力,或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持续思考的命题。 这次论坛是一场学术盛宴,让我看到智能传播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让我对智能传播与治理领域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我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不断学习和探索,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实践能力,期待未来能继续参与这样的对话,并在自己的研究与实践中,不断探索技术、传播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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