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少华：人大新闻系初办那些年

刘海明

我在前几天写完了《我读人大新闻学院的“编年纪事”》之后，早晚继续翻阅《木铎日新——人大新闻学院纪事（1955-2010）》——主要关注人大新闻系创办初年那些事。

人大新闻系创办于1955年。

中国人民大学则创办于1950年，早于前者5年。

《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1937年7月-1992年2月）》是作为校庆55周年的献礼而在原《中国人民大学大事年表》的基础上“补充、修订和改写”的。（本文以下简称为《人民大学大事记》）

（这一本我是多年前在旧书店买到的。）

而《木铎日新——人大新闻学院纪事（1955-2010》则是为纪念新闻学院（原新闻系）创办55周年而编写的。（本文以下简称为《新闻学院纪事》）

我手里只有这两本编年体例的非正式出版物，信息并不丰富。但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人大新闻系最初那些年的一些办学特点。

我取两书时间和记事重合的部分，相互参照，也对它们的编写水平略作评价。

虽然人大新闻系创办于1955年，但《人民大学大事记》在1955年并无一语写到新闻系的创建。首次提到“新闻系”，是在1958年10月12日：“新闻系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合办《汉语拼音报》创刊。”

——这个信息也见于《新闻学院纪事》，内容更详。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那一年新闻系创办了好几份报纸。

但《人民大学大事记》总体上构成理解人大新闻系最初那些年的背景。

《人民大学大事记》并没有对创办之初的学科体系做专门的介绍。人大最早设立的系仅从1950年的一些动态信息可以看到：计划经济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等等。

“合作系”是学什么的？从1954年5月18日全国高等院系调整一则通知中可以看到：

中国人民大学增设农业经济。合作系取消，其供销与消费合作社专业设在贸易经济系内。

显然，“供销与消费合作社专业”及原来所属的“合作系”都是划分得很细，差不多与一线机构“直接对口”的。

1953年10月4日，在建校3周年庆祝大会条下写道：

当时，我校本科有经济计划、财政、贸易、合作社、统计、外交、法律、俄文、工业经济9个系。（121页）

而根据高教部颁发的《1954年院系调整后全国高等财经院系专业设置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设置：经济计划系，其专业为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计划；工业经济系，其专业为工业经济、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经济系，其专业为农业经济；统计系，其专业为统计学；财政信用系，其专业为财政学、货币与信贷；贸易经济系，其专业为贸易经济、供销与消费合作社。（125页）

“农业经济系”在1960年改为“人民公社经济系”。

由此可见，创办之初的人民大学，在学科设置上直接服务生产和经济的倾向比较明显。这其实是当年计划经济体制在高校的投影。

这也许可以解释人大创办之初为什么没有新闻系。因为后者对于建国初年紧迫的建设需求来说似是“不急之务”。

另外，当时北京的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都已经有新闻专业和新闻系了。中央党校还有一个新闻班。胡乔木给那个班讲过社论写作。

1955年人大开设新闻系的时候，调动的师资力量，就有北大和复旦这两个来源。而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并入人大新闻系和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后）人大新闻系成建制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也可以在上述背景中理解。

此外，“文学、汉语和外语三个教研室划归新闻系”——《新闻学院纪事》1955年综述中这一句话有点令人费解。这三个在一般综合大学往往单独成系或作为专业的学科只作为人大新闻系下的教研室，可能同样反映了人民大学创建初年倾向于经济建设实务的特点。因为文学、汉语和外语至少在人大设置的学科体系中是比“新闻”距离生产建设更远的学科。尽管人大在创办之初就有俄文系。

【少华按：《人民大学大事记》1950年1月记“1949年12月由华北大学转入的俄文专修班改成俄文系”。而在1953年10月又记“成立 直属俄文教研室”。两者似乎矛盾。或是考订之疏。】

据《新闻学院纪事》中的“院史概述”：

1960年，文学、汉语、外语教研室脱离新闻系，文学与汉语教研室组建成立了语言文学系，外语教研室成立了外语系。（4页）

【少华按：“俄文”是一种外语。“俄文系”或者“俄文教研室”竟在“外语教研室”之外，这一点也令人费解。】

再看新闻系创办之初的师资来源和培养目标。

1955年，在从中央党校、《人民日报》、辽宁省委宣传部、《河北日报》及人大外交系调入人大新闻系筹备外的师资之外，暑假里还有北大新闻专业的几位毕业生被分配到人大新闻系。

1956年的综述中写道：

本年，蓝鸿文、玛希、王肖山由新闻系学生抽调为教员；余致浚、华青禾从中央党校新闻班调入……胡文龙、徐国兴、汤世恩、王泰玄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页）

其中，蓝鸿文、胡文龙、王泰玄三位老师，是我有幸亲眼见到并且相识的最早的新闻系前辈。

关于蓝鸿文老师，我在前一篇《我读人大新闻学院的“编年纪事”》中讲过，他是在《新闻学院纪事》中被冠名为“新闻教育家”的。上文说他“由新闻系学生抽调为教员”，可能让人有点疑惑。其实，他早在建国前就曾读过重庆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并且留校任教。后来还做过《新华日报》和《西康日报》记者。他其实是以《西康日报》记者身份来人大新闻系带薪深造。所以刚当了一个月“学生”，就成了老师。戏剧性地反映了人大新闻系初创时的师资特点。

胡文龙老师是我入职试讲时在教室考察我的老师之一，也讲评论课，在我入职两年前的1999年退休。至于王泰玄老师，我还真和他在一个办公室休息过。二十多年前的新闻学院，每个教研室或者相近教研室的老师共用一个办公室。王泰玄老师虽已经退休，但仍然带一门课。中午休息时就拿一件衣物垫着头，躺在办公室桌上。

《新闻学院纪事》在1955年的本年综述中写道：

本年度，按照高教部和学校对教学的统一要求和规定，借鉴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的教学计划和苏联的新闻教学模式，新闻系制定了培养目标、教学计划，确立了“既懂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又有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学习大学所需要的各种课程，又要突出新闻的重点突出新闻的多面手”的新闻教育思想。（18页）

当年9月：

“人大新闻系招收100名四年制新闻专业调干生。他们均是各省级媒体以上的编辑记者和区级媒体组长级别的编辑记者，在新闻出版领域工作3年以上，经学校考试合格后录取。这批学生分四个班，毕业后回原单位。”

1956年：

上半年，中宣部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开设出版专业，学制3年，学生由各社保送报考。报考条件是：从事出版工作3年以上的党团员，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年龄在35岁以下。报名后参加考试 （考语文、政治、历史、地理4不请自来）。学习期间带职带薪，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18~19页）

6月下旬，新闻系面向全国扩大招生，除继续招收200名三年制新闻单位调干生外，还面向社会招收了四年制非新闻单位在职干部本科生，共385人，三年制的均是在职干部，入校后分5个班，其中有一个广播班；四年制部分学生进入 国际新闻不请自来学习，是国家培养的对外宣传方面的人才。（19页）

这种在职培训性质的学生来源，也是当时人大在整个教育体系内的独特功能决定的。

就在人大新闻系创办前一年的1954年，《人民大学大事记》该年5月28日载：

高等教育部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工农干部的作用，决定除俄文系、外交系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招收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外，本科其他各他均完全招收在职干部及产业工人，并决定由学校自行办理招生事宜。（125页）

这实际上确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在整体教育架构中的“培训”功能。这是因为当年的在职教育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尽管人大本身从1951年起就开始试办函授专修班。

而工农速成中学也在1952年移归人大管理。这个工农速成中学在1959年5月改为人大的预科，1960年改为人大附属中学。这就是现在北京市高考中名列前茅的人大附中的源头。

显然，人大此后几十年的发展，其实是逐渐脱离这种承担工农培训的国家定位。

此前的1953年4月5日记述：

  为开辟培养新型工农知识分子的道路，有效地贯彻彻底招待我校的方针与任务，经中国人民大学党组讨论，拟采取下列措施：适当缩小专修科，各专业班并入各有关系，在各系设立专修班；本科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比例适当加大，但必须挑选高中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产业工人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干部，在本科学生中要保持应有的比例；工人、干部中文化程度低者，先入预科补习文化，专修班轮训企业部门科长以上的在职干部。（119 页）

  从这一段记述来看，人大在保障中央确定的培训优秀工农和干部功能的同时，自身也有逐渐使教学体系贴近普通大学的倾向。

当年9月条下：

30日  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始，就遵照中央指示，尽量吸收产业工人入校学习。1950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业务部门的帮助下，招收了近300名产业工人入学。今年本科经济计划、统计、工业经济、贸易、合作等系的440名毕业生中，有50余人是工人，占全部毕业生人数的12%。（120页）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两本“大事记”都是比较干枯的文本，也就是简单事实的罗列。因为这毕竟比包含具体描写和审慎评价的“校史”“院史”更容易成书。而《人民大学大事记》好像比《新闻学院纪事》更干枯。

《人民大学大事记》优于《新闻学院纪事》的地方在于，它是系事于日的，至少时间信息更为具体，便于查阅一些文件发布的具体日期。也明显有档案文献作依据。后者是系事于月的。

我对于《人民大学大事记》所记具体信息最深的一条是1950年10月的一条：

31日 铁师子胡同一号校舍连接两楼之间的天桥倾塌，摔伤同学30余名。（105页）

囧事不隐，值得称赞。这一条其实反映了人大创办之初的“因陋就简”。尽管“铁狮子胡同一号其实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而新闻系创办之初那些年，则在东城海运仓胡同，与我工作过的中国青年报居然在同一个胡同。我也是在《新闻学院纪事》中才知道。

《新闻学院纪事》优于《人民大学大事记》的地方，在于有脚注——标明正文所引文献的来源。《人民大学大事记》全书无一脚注。

在简单罗列事实之间，两书也偶有少数综述性文字。这些综述性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不同时代编者的认识水平。

比如1957年“反右”，是上世纪中期中国对于知识界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人民大学大事记》中，除了5月份有传达北京市委“整风决定”，“召开党外教授座谈会，座谈校内矛盾”，以及校领导向全校作整风运动报告、动员报告和整风情况的报告的五条信息之外，在6月6日条下有这样一段综述：

“在整风过程中，我校极少数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相呼应，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我校广大群众对这种进攻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40页）

这一段话没有反映出“反右”中绝大多数右派均属错划，以及中央后来大范围平反的整体评价。

其实，对于“反右”运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基本的、权威的依据。抄录如下：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大学大事记》中“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一句，是从中央决议中直接抄出来的。但却恰恰漏掉了《决议》中“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一“但书”（意义重要的转折）。这种疏漏对于那些在这场运动中无辜蒙冤的师生显然是不公正的。

中国新闻网“影响中国之60大事件”曾对“反右运动”有比较完整的概述，前面基本照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而后半段对错划和平反有更详的信息，更明确的评价：

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都付诸阙如。

而《新闻学院纪事》则在1957年条下最后的综述中写道：

本年度，受上半年的“整风鸣放”影响，在学校统一领导下，新闻系掀起了“整风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大讨论、大字报泛滥，“鸣放”热烈，一些师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正常的新闻教学秩序被打乱。下半年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影响干涉了新闻系正常的教育秩序。（22页）

两相对比，编写叙事水平和政策水平高下立判。当然，两本书的编写相差18年。

而《新闻学院纪事》系于1960年4月条下关于当年4月18日到次年上半年新闻“学术批判运动”的近九百字综述，则明显凝结着一种历史反思的视角——即使不是编写者的反思，也是所引资料来源的反思，且编入后肯定得到了新闻学院官方认可。这也是《人民大学大事记》完全没有的。

我从中摘出一些句子：

在系党总支的组织下，学生被动员起来，逐个检查教师编写的课堂讲义……这项检查活动到8月结束，找出许多“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作为批判相关教师的根据。

系党总支组织三年级、四年级学生编写《中共报刊史》《新闻学基本原理》教材，捍卫“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基本观点，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错误观点”，内部编成《资产阶级新闻点》加以批判。

师生间的激烈辩论，后转为政治批判。在以后的运动中基本可分为两面，一面是以系党总支为中心的部分教员及学生，一面是甘惜分、张隆栋、方汉奇等教师。7月25日，新闻系召开“新闻学学术批判报告会”，会议为期三天，会议采用大鸣大放的群众运动方式。

可以看出，这些有评价倾向的叙述都是勇于面对历史的。也没有回避矛盾。

在这本书开头的“院史概述”中，从1957年“反右”扩大和化到1961年中央对“左”倾路线有所纠正的背景下，比较完整地概述“人大新闻系的“学术批判”运动”。

“概述”是弥补“编年体”不足的体例，也体现编者叙事功力。没有“校史概述”，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结构上的缺陷。

而在《人民大学大事记》中，与此对应的记述是这样一句话，可以作为新闻系“新闻学学术批判”的背景：

从8月初至11月 我校检查和批判教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为中心的教学检查运动 ，对一些教师进行批判。（157）

《新闻学院纪事》面对历史问题的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对相关人物命运的叙述上。

在1958年第一条就写到：

1月，新闻系按照学校部署，朝廷“整风反右”补课。新闻系500多师生中被错划为“右派”的43人，错划为“中右”的80多人。（22 页）

在1959年的综述中就写到：

依据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精神，高等院校也在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人大新闻系的罗列（新闻系副主任）、汪溪（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余致浚（报纸编辑教研室主任）、刘爱芝（报刊史教研室原主任，当时已调到红旗杂志社）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去党政领导职务下放农村。另外数名业务骨干，虽未被点名却已备案。（27~28页）

在上面这几位新闻系早年的教师中，我恰好最早听说过的是刘爱芝。那是我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甘肃日报》工作时听说的。他曾经担任过《甘肃日报》总编辑，我去之前早就调到北京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了。对于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传说。

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还曾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师。也许现在新闻学院也只有方汉奇先生那一辈人记得他了。

近70年的新闻学院，人来人往，人聚人散，如川流不息。这也是我读《新闻学院纪事》常常生出的一种感慨。

除了1957年的政治运动，1957年的“下放劳动”和1958年的 “大跃进”也在人民大学和新闻系的教育史上留下了印记。

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要求——

“不仅县、区、乡的干部，而且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人员、在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工作的党的主要干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在内，凡是能够参加体力劳动的，都应该每年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一部分体力劳动”

于是，在《人民大学大事记》1957年10月写道：

9日 学校召开学工人员大会，胡锡奎副校长作“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参加劳动生产”的动员报告。

16日 公布第一批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老师名单。

19、20日分别在西郊、城内举行欢迎第一批下放干部教师大会。会后，全校600多名干部教师分赴丰台、海淀4个乡劳动锻炼。（141页）

从校领导作下放报告到公布下放名单，在一周之内。从公布下放名单到欢送下放，在三四天之内。

《新闻学院纪事》1957年写道：

10月，人民大学把大批教师干部下放到丰台张郭庄乡农业社劳动锻炼一年。新闻系教师由总支部书记邓茂生带队，成员有：王肖山、杨维、王泰玄、侯君岚、张友谅、温永禄、刘瑞莲、洪有纾、胡允信、鲍慧、郑正南、谢章涛、宋兆春等，1958年10月大部分教师返校后回到原教研室。

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大事记》中，1959年9月还有一句：

8日，我校第三批下放干部教师122人走上劳动岗位。（152页）

1960年8月还有一句：

第三批下放干部和教师劳动期满，本月回校；第四批下放干部和教师本月走上劳动岗位。（157页）

可见，“下放劳动”在人大和新闻系延续多年。

《新闻学院纪事》1958年：

从5月到8月，新闻系掀起三个跃进高潮：

第一， 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新闻系印刷厂建成……

第二， 大办工厂、农村街道党委的基层报……

第三， 大搞科研誓师大会。

  最后一条还有一句消极评价：“精神虽可嘉，但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24页）

9月初，新闻系举办“红专跃进展览会”……

10月，全校掀起大炼钢铁热潮，新闻系师生亦投入其中。

而《人民大学大事记》则在1958年10月写到：

18日 全校为实现国家1070吨钢的指标掀起土法炼钢的群众运动，今日起在校内砌炉炼钢。（147页）

对照同一个学校不同时期的两个历史文本，我感觉到：即使是这种最简单的“年谱”，即使是局限于一个学校、一个系，也并不好写。因为它必然反映出对历史的态度，也必然反映出对于人的态度。

这正是相关读者对其寄予的期待。

原标题：人大新闻系初办那些年

来源：少华读书（公众号）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ldb-xPcgiWxxNDO3xXp2g

编辑：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