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出版名言1 孙中山(1866-1925):“此项工业为以知识供给人民,是近世社会一种需要,人类非此无由进步。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蓄积之;故此为文明一大因子,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1]这里所说的此项工业即印刷工业,实际上是近代出版业的代名词。这句话表明,孙中山在近代出版业尚处于一词之立的阶段,就对出版业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是从建国方略的高度提出和解决问题,又难能可贵地认识到印刷业和出版业是事关文明进步的大事业。
张元济书迹
民国出版名言2
商务元老张元济(1867-1959):“夏(粹方)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这句话在当时或为口头约定,但对后来到当今行业影响至大。张又对人说了相关的话:“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者。” [2]做出版,比做一个刀笔吏重要许多。张元济先生还曾有“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1917年在给蔡元培的信)他注意到了出版的功能比教育大众更广泛。
民国出版名言3 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1886—1941):“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 [3]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为研究出版史的学者多所引用。这句话既有职业的骄傲,也有职业的责任,对于从业人员应该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也适合作为今天行业的写照和砥石。
张静庐像
民国出版名言4
张静庐(1898—1969)说:“钱是一切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报酬者,其演出方式相同,而其出版的动机完全两样。我们——一切的出版人——都应该从这上面去领悟。” [4]要领悟的是什么?张没有明说,实际上就是出版者的文化责任。张静庐是出版史上比较早地提出“书商”和“出版商”这一组概念的人。实际上他使用过三个概念,在上两个之外他还使用了“出版家”的概念。在他那里“出版商”与“出版家”是区别于“书商”的同一概念。他在1938年出版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里使用“出版商”这一词,后来1943年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的一次讲堂中使用了“出版家”这个词,并给出更为明确有定义:“我以为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目的者为书商,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应报酬者为出版家。” [5]我们今天比较普遍使用的是“出版家”与“出版商”这一对概念。张是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出版人,他还有一句话意思接近的话很精彩,引用的人不多,这一句是:“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的更可怕,更可忧虑。”(同上书,第179页)道理深刻可反复咀嚼。
民国出版名言5
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1877——1953)也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们与其出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6] 亚东名为图书馆却为出版社,以出版标点旧小说出名。这一句名言,话粗理不糙,道出了出版人的一种清醒的责任意识。这是在与群益、泰东、太平洋等几家书业的老板在一起闲聊时说的,可以视为书业的名言。他还曾总结亚东的文化努力:“亚东并非富商投资专以牟利的企业,而是有志于文化事业者努力的结果。所以在出版方面,就从不以图利为第一与唯一的标准。”[7] 亚东出书不多但留世的不少,文化责任在其中的杠杆作用是很明显的。一家旧时代的民营企业尚能如此,反观当今让人汗颜。
民国出版名言6
鲁迅(1881—1936)说:“这是一种非常需要而且很有意义的工作,我自己也是搞这一行的,其中大有学问。” 鲁迅对编辑还说过另外的话,这一句是这位文豪对年轻的编辑赵家璧说的,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鲁迅毕生的心血、经验和认识。今天读来,对做编辑的人足以提示还是要学着点啊。
民国出版名言7
王云五(1888-1979):“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此乃商务印书馆为日军炸毁后,王云五为复兴商务拟的巨幅标语。他在长编译所之初便提出:“普通书肆之出版物所以追逐潮流者,以资本短缺,亟图目前之利益,然潮流既至,尽人得而追逐之,则竞争者多,为利宜权矣。以本馆资本之雄厚,在营业上固不必追逐潮流,而当以激荡时代潮流,益显而易见者。”[8]这句话出自王云五入商务之初给出的考察作业《改进编译所意见书》,也是后来长商务编译所的蓝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出版“当以激荡时代潮流”。王还说过:“关于出版事业有一点大家必须注意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个国家文化的进步,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出版数字来判断。”这个没有学历的出版商人,还是很有民族气慨和文化情结的。
民国出版名言8
商务元老高梦旦(1870年-1936):“吾之所欲言,人既代我而言之,则不啻我之自言。我之所不能言,言之所不能达,人且代我而尽言之,则更胜于我之自言。异日斯说行,天下蒙其泽,我必与焉,否亦同归于尽而已。”这是做编辑要抱定的“成事不必在我”的信条:成功不必在我,成名不必在我。这最符合做编辑工作甘做幕后的特性,也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哲学。高梦旦被胡适称为现代“圣人”,正是在于有这样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民国出版名言9
邹韬奋(1895—1944):“因为我们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业,所以必须顾到事业性,同时因为我们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来支持事业,而发展事业,所以必须同时顾到商业性”。邹韬奋在这里提出了出版业的两种属性的问题,他又作了更进一步的解释:事业性是“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文化需要”,商业性则是“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而不应该是对立的”,“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充分发挥商业性,同时也是充分发展事业性,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这是邹韬奋在他的生活书店的实绩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出版业做出的一个贡献。
青年邹韬奋
民国出版名言10
胡适(1891—1962):“此事的重要性,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这是商务请胡适去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胡适在日记里写下的一句话。在这句话里,胡适说尽出版工作和出版机构的重要性,他的具体的意指未必不是指商务比北大更重要。由于这句话当时未公之于世,在言论上也许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当时的中国,因为相隔不久的胡适的一番南行,而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在暑假里从北平到上海,在商务考察一番后未去就任,给商务推荐了另一个人,就是王云五。
民国出版名言11
郭沫若(1892—1978):“关于编辑的责任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中国人虽把杂志的编辑看得很轻,但这是时代错误的观念——或许也是编辑者多不负责以至被社会轻视了。杂志的编辑是一国文化之活动态的表现,编辑杂志的人是把文化建设的责任加在双肩的。文化的建设在个人不外是自我的觉醒,在团体不外是有总体的统一中心之自觉,而唤醒这种自觉的人,构成这种统一中心的人,编辑杂志者要占一大部分。”[9]这是郭沫若1924年的一封公开信中的一段话.大概是最早具体地谈到编辑责任的话。这个时候的郭沫若经历过办杂志的苦辛,对于办杂志以及杂志编辑的重要性有了非同一般的带有理论性的深刻认知。差不多10年后,朱光潜在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所敢断定的是你们编辑者实在负有一种极重大的责任。……你们是开导风气者。”(《孟实文钞.论小品文》)。
郭沫若第一次全国出版会议题词
民国出版名言12
宗白华(1897—1986):“一个大书局在社会上同别种商店不同。它营业而外还要负点文化责任。……中国现在的大书局正相反。它们不仅丝毫不晓得有文化责任,并且还正是中国文化的障碍。”这段话见于1919年11月《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比较早地论述出版的营业与文化的关联的话。他当时是这个副刊的编辑,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点名批评了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出版机构,对文化责任承担的不够。
2012年5月21--22日初选 2024年10月30日定稿
作者附识 我在不同时期对民国出版史上一些重要的言论做过归纳,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文中没有先后之分。难得的是这些说话主体,在当时多少和出版界在相当关联,而后来更成为各方面的大家。由于出版并不是一个太大的行业,这些有关出版的言论在当时或有一些影响,但大多是积淀到当今才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也说明这些言论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民国的出版思想闪光点不少,值得我们去发掘。我们也确实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自己的归纳。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页 [2]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中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4页 [3] 陆费逵:《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青年思想杂谈》,中华书局,1926年 [4]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之《写在后面》,第4页,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并上海书店,1984年 [5] 张静庐:《一个小书店的初创经过:在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向研究生讲话》,《出版界》(重庆)1944年第1卷第2期 [6] 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简史》,载汪原放著:《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2006年 [7] 汪孟邹 :《亚东图书馆》,《申报》1939年1月2日 [8] (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5页) [9] 郭沫若:《致<时事新报.文学>编者》,黄淳浩编:《郭沫书信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 责任编辑:朱田子 作者|简介 王建辉,出版人,编审,出版韬奋奖获得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著有《人在书旅》《荆楚文化》《读书人生》《新编辑观的追求》《书评散论》《思想的背影——王建辉书评文录》《名流随笔》《王建辉自选集》《出版:商务与文化》《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教育与出版》(陆费逵专题研究)《老出版人肖像》《出版与近代文明》等书。
来源:出版六家(公众号) 编辑:王晨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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