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刘海明

【案例】

雷颐 |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从写社论到写言情小说：小记范荣康

文 | 雷颐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3年第1期

范荣康是谁？知道的人恐不多，但说起他的夫人谌容，知道的人肯定多得多，著名女作家，当年以《人到中年》名动一时，虽然如今80后可能不太知道了，但比范荣康，她的名气依然大很多很多。如果说起他的孩子梁左、梁天、梁欢、女婿英达，大名鼎鼎，可说是无人不知。这一家子都是靠笔吃饭，范荣康也不例外。尽管他的那支笔最不出名，但他的那支笔其实最厉害，许多年来，影响了亿万人的命运。了解他手中的这支“笔”，对20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某一个方面的了解将更为真实、深刻。

范荣康（右二）与家人

范荣康本名梁达，江苏南通人，1930年生，1946年6月年仅十六，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毕业于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第二次就入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大决战中，他曾任上海青年文艺联合会会刊、上海联合晚报、上海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编辑、记者，上海军管会文管会联络组组员，西南服务团宣传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工业组组长，1952年12月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从记者、编辑做起，几十年认真勤勉，兢兢业业。进入报社不久，他还是普通编辑就开始撰写社论，随着地位“步步高升”，他参与撰写的社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要。“文化大革命”中他先是评论组的编辑，参与起草撰写了不少“两报一刊”社论。

改革开放以后，他担负了更重要的工作，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和主管理论、评论、文艺等部的副总编，撰写重要社论，组织重大报道。几十年来，参与撰写《人民日报》社论的人委实不少，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但报社老人公认，认真数下来，几十年一以贯之地浸润其间，把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才智都化作了那“神圣名号”下一行行铅字的，唯范荣康一人。他做得最久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因此了解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知晓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说得出哪篇社论中的哪句话、哪个词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这么用。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其社论自然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中共中央治国的方略方针和对国内外大事的立场、观点、看法。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一篇又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就串起了一部共和国的历史。《人民日报》一直备受关注，但社论毕竟是执政党政策和策略的公开表达，其后往往有着更为深刻、复杂却鲜为人知的背景，对此，广大读者则一无所知。社论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声音，但具体的起草者、执笔者对社论之后复杂、深刻的“背景”甚至“言外之意”自然深有了解。一些重要的社论，范荣康先生作为主要执笔人，列席了相当高级别的会议，一些社论的初稿与上级返回的修改稿，从一个层面反映了上层的思路。不必说那些万众瞩目的“重大社论”，就是一些看似并不引人注意的“平常”社论，背后往往也与政坛风云紧密相连。

20世纪80年代，他“荣升”为主管文艺部的副总编，对文艺的繁荣和多样化，尽力而为，勇担风险。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摇滚的“合法化”也与他有直接关系。80年代是坚冰初破的时代，文学艺术许多领域都有新突破和新潮的引进。但这些突破和引进，每每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严厉的批判。“流行音乐”引起了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争论和批判。“流行歌曲”、“靡靡之音”、“港台歌曲”、摇滚乐和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曲手法，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受到批判，屡屡被禁。《乡恋》的演唱者李谷一和作曲家张丕基、海政歌舞团的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海政歌舞团的程琳因演唱《小海螺》等，都受到严厉批判，歌曲一度被禁。《小海螺》的词曲作者，即曾以创作《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闻名的付林，此时被批判为毒害少年儿童，受到党内处分。

李谷一在1983年春晚上演唱《乡恋》

摇滚乐，绝大多数人更是闻所未闻，完全居于“地下”状态。当时是《人民日报》文艺部年轻编辑陈原在《一九八八，〈人民日报〉为崔健和〈一无所有〉正名》（《纵横》2018年第6期）中回忆说：“面对这样一种文化环境，身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其文艺版站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从文学、戏剧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一再冲破旧观念的束缚，在关键时刻发声，推动前行的步伐，引导并改变了文艺创作的社会环境，在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笔。”“为了给那些遭受非议的音乐人物和作品正名，《人民日报》文艺版可谓费尽了心思。”

《纵横》2018年第6期

198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陈原写的《一个青年作曲家的追寻》，专门介绍叶小钢。那时叶与瞿小松、陈怡等一批新锐作曲家写出的音乐被称为“新潮乐派”，时不时还要被点名批判，指责他们赶西方音乐的时髦、远离人民大众、以杂乱无章为美、追求的是资产阶级唾余，给他们戴上背离民族文化等严重的“大帽子”。为发此文，编辑部进行了一番认真讨论，如标题出不出现叶的名字，文字的分寸，全文多少字为宜，还详查了叶的家庭家族史，以免授人以柄。从1988年开始，《人民日报》更是连续发表多篇流行歌曲的评论文章，这是对流行歌曲的正面评论首次在党报出现，虽仍有反对意见，但党报正面肯定流行音乐的评论影响更大。

陈原记忆最深的是“老范”亲自为崔健正名。80年代中期，摇滚初入中国，但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被批判，崔健的《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的代表，更在批判之列。这时崔健的《一无所有》在德高望重的“老鲁艺”王昆支持下已经问世登台两年，然而他的演出仍然阻力重重，总是横遭干涉。针对这种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3月23日第八版刊登了陈原署名“顾土”的文章《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文章非常尖锐地写道：“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演员因演唱自己写作的歌曲《一无所有》而出了名，几乎每次演出都引起全场观众的兴奋，涌来阵阵热浪。不料，这竟招致许多麻烦。有些人不时跑来干预，或是斥责演员，或是警告演出主办单位，而干预者既不属文化管理部门，也不在演出公司任职。如果干预的问题牵涉法律倒也无可非议，但多是些诸如《一无所有》的演唱次数、某个演员能否上场、表演风格是急是缓一类的事情。”文章还批评说：“从这件事来看，目前的文化管理的随意性是很大的。”“管理缺少章法，个人好恶、主观判断往往能够左右一切。”“过去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审定上一向没有具体的标准，常常依据的是些极抽象的条文和随时都可变更的通知，使得审定人员的目光可伸可缩、可左可右。一部作品、一种艺术、一名艺术家，只要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或荣或辱，从此决定了命运。根据呢？天知道。”这篇文章反应强烈，范荣康承担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虽有压力，但老范作为《人民日报》主管文艺的副总编，仍认为应当进一步对摇滚乐和崔健表示支持。1988年7月初，陈原在报社大院遇到范先生，没想到老范竟主动说应该登一篇介绍崔健的文章。陈原听后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范，这行吗？”范荣康斩钉截铁地回答：“行，没问题。文章直接送给我看，要快，现在正是时候！”陈原当天就约了一位音乐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范荣康看后颇不满意：太学术化、专业化，力度不够。老范当场决定就由陈本人来写，并提出应加上崔健的歌为什么受人们欢迎，尤其要描写几笔现场演出情景的内容。根据他的意见，陈原很快写成了一篇1500字的文章，题目就叫《崔健的歌为什么受欢迎》。经范审定后，仍用笔名“顾土”，作为文艺版头条发表。临刊出前，他又指示将《一无所有》的曲词配在旁边全文刊出！这篇评论加曲词刊出后，轰动许久。

《人民日报》1988年7月16日第七版

刊发当天夜里，陈原与崔健的父亲通电话，他哭了，说一直为儿子担惊受怕，现在好了，放心了，党报替崔健说话了。过了一个多星期，陈原乘坐出租车，司机一听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立即从座椅下抽出一张报纸，陈原一看，就是7月16日刊登崔健文章的那期。这位司机说：《人民日报》太棒了，登出了崔健，我一直保留着这张报纸。过了两年，陈原收到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来信，说在当地遇见几位曾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他们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刊登崔健的事情，认为那是文艺开放的一个信号。《人民日报》趁热打铁，1988年秋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金曲和1988年金星评奖”，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中宣部、人民日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广电部的领导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压轴的是崔健演唱的《一块红布》。在这种评奖中，董文华、刘欢等获“金星”奖，崔健与田震等获“优秀歌手”奖。对摇滚和崔健的支持，的确显示了范荣康先生的开明与担当。80年代一个又一个禁区的突破，文化艺术初现繁盛，与范先生和与他一样的一批开明又有担当的“老干部”不无关系。

90年代初，范先生荣休，如释重负，高兴地说，这下子可以不写命题作文了，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不幸的是，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巨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让他几年中连得几场大病。他的部下的部下，我的老朋友袁晞、李辉，知道他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动员他写回忆录或口述历史，把自己经历的和知道的都说出来、写下来、记下来，留下宝贵的历史遗产。但他说先要了却自己一辈子的一个心愿，写言情小说。着实出人意料！1992年《十月》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的言情小说《梦中的女孩》，不久《时代文学》第6期又发表了他的一篇言情小说《不了情》。平心而论，拜读完《梦中的女孩》，感到水平真的是太一般，委实不敢恭维，难怪反响平平，坦率说是毫无反响。《不了情》已难找到，水平比《梦中的女孩》可能还等而下之。“言情”虽仍是他的梦想，其实已非他所能为了。或许，他一直未认识、正视这个对他来说颇有些残酷的事实。

《十月》1992年第3期目录（局部）

2000年年初，袁、李二位仍不放弃希望，先后去看范先生。谌容老师对他们说老范又大病一场，但恢复得还可以，头脑也很清楚。完成“言情”的范先生此时也表示，正想找人帮助写回忆录，于是袁晞开始了和范先生的合作。由于范先生患有六七种严重的疾病，多次抢救，屡次化险为夷，只能听从医生的意见，慢慢来。袁晞知道范先生身体不好，劝他想到哪儿就说哪儿，先拣有意思和重要的事情说，把最重要的事情尽量先说出来。但范先生为人严谨，认为应严格按时间顺序讲，说中国是从50年代走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因为有对十年内乱的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几十年有其必然的联系和发展，提出按时间段写四个部分，并为四个部分拟定标题，分别是“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灾难”（1966—1977）和“改革”（1978—1989）。

这期间由于范先生多次住院而暂停，肺部的疾病使他呼吸不畅，每次谈话也不时停顿，但他的记忆相当清晰，能清楚地告诉袁晞许多重要文章的标题和刊发日期，清楚地说出文章的重要性和写作过程。谈话和记录断断续续，进行得很慢，到2001年3月下旬刚刚开始谈到1966年的人与事，范先生突然再次发病住院，不久就溘然长逝。回忆正好到1966年，暴风骤雨的前夜就戛然而止，极其重要的“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十几年社论背后的复杂历史，范先生永远地带走了。2009年，袁晞兄将访谈的“探索”（1952—1957）、“遵命”（1958—1966）两部分整理成书，名为《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交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袁晞 著

回忆虽然只到1966年，后面更紧张更重要的内容付之阙如，但仅此内容也足够精彩。许多看似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社论，一旦“说破”，也会“惊煞人”。比如1956年秋冬《人民日报》发表的《不要蛮干》《不要随风倒》和《勤俭办企业》这三篇范先生起草的社论，全都是就事论事，作为社论，既不深刻，更不宏大。当时引起的注意就不多，此后更少有人提及。然而，经他回忆口述，才知道背后的“背景”还真不简单。那时，他还是“跑工交口”的年轻记者，一方面为全国热火朝天、“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情所鼓舞、感动，但同时又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为此担忧，于是主动写了社论，对一些不顾科学、不顾安全、不顾群众生活的做法和倾向提出批评和建议。

这些社论，并非奉领导之命而作，而是他在跑基层中看到了问题，自己找的选题，向领导汇报后得到领导的认可才作为社论发表。这三篇社论都不长，每篇只说一个当时的具体问题，却是《人民日报》在1956年发表的多篇“反冒进”社论和报道中的一部分。此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记者，只是对自己看到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应当引起重视、纠正。后来他才知道，“反冒进”事关最高层的分歧、争论。1956年周恩来等看到不顾现实条件而要提前实现工业化、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扩大建设规模、加快建设速度等“冒进”思想和行为给工作和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于是提出要“反冒进”。周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赞同，并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

范荣康先生的回忆口述，终于让我们知道当年那些曾经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许多“社论”的出台秘辛。这些曾经的秘密，终于能够公开，成为“公共知识”，成为值得我们珍视的“公众记忆”的一部分。

我曾多次跟袁晞、李辉两位老友感叹，可惜范先生没有认识到自己价值的真正所在，他的价值就在于这一段历史，而不在与自己“隔绝”已经几十年的言情小说。写了几十年社论，再有灵性，也会被磨炼得难以“言情”了。如果他先做口述历史，再写言情小说，留给历史的“宝藏”肯定会多得多。他们二位，亦同感此憾。

当然，我们的感叹遗憾终归只是他人的感叹遗憾，生命的价值、意义，最重要的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认知和选择。范荣康先生如此首选，自有他的道理。写了几十年的命题作文，一旦解脱，首先要了却、完成、实现的自然是自己最长久、最迫切的心愿和梦想。什么文学水平的高低、什么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统统扫地出门，完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此时此刻他唯一想写的就是言情小说，这就是他认定的自己最重要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如果不写，将是他的终生遗憾。年过六旬且身体欠佳，如此迫不及待要写几十年从未写过的言情小说，竟然真就一口气连发两篇！足见他要写言情小说的欲望之强烈，这是被压抑已久生命本能的爆发释放，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他生命本体中的文艺青年底色。

来源：随笔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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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