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圈（文末有赠书）

刘海明

【案例】

周恩来在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圈（文末有赠书）

“傍晚，周恩来来，谈半小时而去。精神奕奕。”1949年9月11日，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等职的张元济在日记中写道。其时，张元济应邀由沪北上，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9月13日，周恩来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以备政协代表分组讨论。当天下午，应周恩来、林伯渠之约，张元济赴御河桥军管会晚宴，并“居首座”，同席者包括陈明仁将军、化学家侯德榜、桥梁专家茅以升等。据张元济记述：“周君后至，一一握手入座”，“酒菜甚丰”，“过八时散”。停留北平期间，毛泽东也专程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陈毅、刘伯承等随行，合影留念，礼遇颇高。1958年，周恩来到上海视察时，又抽时间探望了年届九旬、患病在身的张元济，“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尽显礼贤下士之风。在漫长的革命、政治生涯中，周恩来与诸多新闻出版界人士因缘际会，他求真、务实、灵活的作风，对于时下开展舆论引导工作、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仍有借鉴意义。

担任范长江的入党介绍人

范长江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但当时他只是贺龙麾下一名“学生兵”，与领导起义的周恩来并无交集。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由上海溯江而上，开始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西北之行，他通过实地调研走访，采写了大量旅行通讯，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该系列通讯，既有对中国西北风土民情的记述，也有对工农红军长征情况的报道，并对日本觊觎中国西北的企图作了论述，范长江由此名声鹊起。据范长江回忆，1937年2月4日，他在西安杨虎城公馆首次见到了周恩来。在范长江笔下，周恩来“有一双精神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地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推断，很有点像江西人”。两人相约翌日作“竟日之长谈”。与周恩来会晤后，范长江驱车前往延安拜会毛泽东等人。

1938年3月，范长江等在汉口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中国记协”前身），周恩来同他保持着频繁往来。不久，范长江等记者奔赴津浦铁路前线采访，经历了台儿庄大捷和徐州会战的炮火洗礼。为庆祝范长江一行凯旋，新华日报社举办欢迎会，周恩来因事没有出席，于是修书一封：“长江先生：听到你饱载着前线上英勇的战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闻前线归来的记者正在聚会，特驰函致慰问于你，并请代致敬意于风尘仆仆的诸位记者。”6月7日，周恩来又给范长江写信，告知已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约好，拟于9日正午与战地记者们会餐，“届时当可静聆诸先生对于二期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的高论”。

随着与周恩来等人交往的密切和了解的深入，范长江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193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范长江秘密入党，周恩来主动担任其入党介绍人。颇为“巧合”的是，邓颖超为范长江妻子沈谱的入党介绍人之一。范长江与沈谱结婚时，周恩来写了“同心同德”四字为贺。此后多年，范长江协助周恩来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堪称左膀右臂，并历任香港《华商报》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

与邹韬奋一见如故

邹韬奋因主编《生活》周刊知名，并主持生活书店经营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恩来与邹韬奋时有互动。在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周恩来与邹韬奋一见如故：“我们见面就是朋友了。当然我们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是好朋友了。”周恩来曾向《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表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因为有共同的抗日诉求，邹韬奋逐渐对周恩来等中共人士抱以好感。邹韬奋等邀请中共领导人前往生活书店演讲、座谈。在生活书店茶话会上，周恩来就曾发表演讲《第二期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叶剑英作过报告《今后的战局》，董必武、徐特立、博古、凯丰等中共人士则在生活书店谈过“国共关系”。

《生活》周刊后来遭到国民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分店陆续被关停，邹韬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只得奔走香港等地。周恩来多次部署对邹韬奋进行接应，务必确保其安全。诚如邹韬奋所言：“从武汉到重庆, 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为便于以非党员身份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曾婉拒邹韬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不想1944年7月，邹韬奋因耳疾在上海病逝，时年50岁。得悉噩耗，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在延安为邹韬奋开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文，中央致挽电。中共中央给邹韬奋家属发来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周恩来另写了专函寄给邹韬奋遗孀沈粹缜，进行慰问。邹韬奋逝世五周年之际，他又代表中共中央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在邓颖超当年寄给周恩来的书刊目录中，就有邹韬奋的遗作《患难余生记》。

如今，以范长江、邹韬奋命名的“长江韬奋奖”以及“韬奋出版奖”，在新闻出版界依然瞩目。而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组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点将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与毛泽东类似，周恩来同样喜爱鲁迅的作品，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组建，主要负责整理、编校、出版鲁迅的作品，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据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有一次周恩来打来电话：“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的小汽车。”冯雪峰配有一辆詹姆牌小轿车，“那是副部长一级的高干才有的专车”。王小平在《冯雪峰伯伯漫忆》一文中写道：“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因负责出版全国的文学类图书，有“皇家出版社”之称。冯雪峰与鲁迅渊源颇深，这可能是他被周恩来“点将”委以重任的缘由之一。参加过长征、被关入过“上饶集中营”的冯雪峰，早年以诗文创作、文艺评论知名，与鲁迅等合作编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后改名《文学导报》）杂志，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委派从陕北前往上海，开展统战、联络、情报搜集相关工作，一度住在鲁迅家里。目前普遍认为，鲁迅生前委托冯雪峰安排转送金华火腿到陕北，以便分赠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冯雪峰走马上任后，除了主持日常社务，还花费大量心力征集鲁迅佚稿，增加注释，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推出“十卷本”《鲁迅全集》奠定了基础。

《生活》周刊后来遭到国民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分店陆续被关停，邹韬奋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只得奔走香港等地。周恩来多次部署对邹韬奋进行接应，务必确保其安全。诚如邹韬奋所言：“从武汉到重庆, 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为便于以非党员身份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曾婉拒邹韬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不想1944年7月，邹韬奋因耳疾在上海病逝，时年50岁。得悉噩耗，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议：在延安为邹韬奋开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文，中央致挽电。中共中央给邹韬奋家属发来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周恩来另写了专函寄给邹韬奋遗孀沈粹缜，进行慰问。邹韬奋逝世五周年之际，他又代表中共中央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在邓颖超当年寄给周恩来的书刊目录中，就有邹韬奋的遗作《患难余生记》。

如今，以范长江、邹韬奋命名的“长江韬奋奖”以及“韬奋出版奖”，在新闻出版界依然瞩目。而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组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也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点将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与毛泽东类似，周恩来同样喜爱鲁迅的作品，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的书架上，就有《鲁迅全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作编刊社在上海组建，主要负责整理、编校、出版鲁迅的作品，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据时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回忆，有一次周恩来打来电话：“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的小汽车。”冯雪峰配有一辆詹姆牌小轿车，“那是副部长一级的高干才有的专车”。王小平在《冯雪峰伯伯漫忆》一文中写道：“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因负责出版全国的文学类图书，有“皇家出版社”之称。冯雪峰与鲁迅渊源颇深，这可能是他被周恩来“点将”委以重任的缘由之一。参加过长征、被关入过“上饶集中营”的冯雪峰，早年以诗文创作、文艺评论知名，与鲁迅等合作编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刊物《前哨》（后改名《文学导报》）杂志，编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受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委派从陕北前往上海，开展统战、联络、情报搜集相关工作，一度住在鲁迅家里。目前普遍认为，鲁迅生前委托冯雪峰安排转送金华火腿到陕北，以便分赠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冯雪峰走马上任后，除了主持日常社务，还花费大量心力征集鲁迅佚稿，增加注释，这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推出“十卷本”《鲁迅全集》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历来关注中华古籍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便主持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防止古籍流失海外。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随后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并把“古籍办”设在中华书局。在生命最后，周恩来还责成国家文物局、北京图书馆等机构，尽快编出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经周恩来等人提议、支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得以重新启动。顾颉刚因年事已高，具体工作主要由白寿彝、赵守俨等人组织协调，王仲荦、唐长孺、郑天挺、邓广铭、罗尔纲、启功、周振甫等80多位专家学者襄助，点校整理工作在北京、上海同时进行。“文革”后期，“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完毕、陆续出版。1978年，中华书局全部出齐点校本，共计3758卷、3800万余字，单行本分订299册，“二十四史”这项前后历时近20年的出版工程终于暂告一段落。借由点校“二十四史”，诸多学人在历史的动荡时局中有了一个“避风港”，学术生涯得以延续，善莫大焉。2007年，中华书局又启动了对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程，可谓薪火相传。

“文革”时期，周恩来还对范文澜、章士钊等人的著作出版给予支持。如他就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出版请示报告作出批示：“这件事是主席交下来的，很重要。”章士钊研究柳宗元文集的《柳文指要》一书，周恩来同样批示：“同意，即行付印出版。”毛泽东对出版该书也作过类似批示。《柳文指要》一书最后以16开本、竖排繁体、线装三函出版，印制3000部。在当时“稿酬”已几乎不被论及的情况下，周恩来特意指示出版社以“赠予”或“生活补助”名义，向章士钊支付一万元稿酬。会见到访的尼克松时，周恩来向对方介绍翻译章含之，并称赞其父章士钊耄耋之年完成了百万字巨著《柳文指要》，尼克松对此表示钦佩。

与吴冷西等探讨新华社业务

毛泽东曾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的吴冷西等人谈话时嘱托，要帮助新华社熟悉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情况，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这是处理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系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新华社驻外分社布局，周恩来则认为可以按先苏联东欧，其次亚非地区，再次欧美的主次展开。

新华社品牌《参考消息》《参考资料》以刊载外媒国际热点问题报道、涉华言论等为主，这对于把握世界局势和动态非常有益。据在新华社参编部任职的张辛民回忆，周恩来曾对外事系统干部表示：“主席和我每天都要看《参考资料》，实在太忙了，也要看《参考消息》”；一度要求新华社参编部要把收到的重要外国电讯及时译出，打成清样，送到他手中；有时周恩来从《参考资料》中挑选出文章，指定刊于《参考消息》第几版，成了实际的总编辑。《参考资料》曾转载日本友人敬仰周恩来的文章，周恩来看后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对于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往往及时拎出来分析，如他指示新华总社：《参考消息》报喜不报忧；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

在同新华社记者徐熊等谈话时，周恩来认为：要当好记者，就要干一行，学一行，精一行，外事记者必须透彻通晓时势；要采访什么学什么，遇到复杂问题要经常与行家切磋琢磨；搞时事采访，也是做外交工作，要懂得外交工作的艺术，并且为外交工作做出贡献。周恩来多次接见过新华社工作人员，不时提醒：新华社的稿子还是老一套，不敢创新，不能打破旧框框；你们写的消息不生动活泼，没有人愿意看；西方记者写的东西就很活泼，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当记者就是要打听，了解情况，自己创造，不要等现成的。

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问题在翻译界、外交界、新闻出版界经常遇到。为此，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译名室负责整理、统一工作，新华社曾编著《常见日本人名、地名手册》分发。经周恩来具体指办，新华社译名室先后将非洲的“怯尼亚”改成“肯尼亚”，“莫三鼻给”修订为“莫桑比克”，“塞拉勒窝内”改为“塞拉利昂”。外国人名、地名等翻译归口新华社此后成为常规。

接见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有关人员时，周恩来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文革”时期，新华社军管小组有人提出，在新华社报道的一条消息中没有提到写信向毛主席致敬，不妥。周恩来驳斥：现在什么大小事都给毛主席写致敬电，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

编辑、记者“出身”的周恩来，既陪同毛泽东接见过《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又多次修改《人民日报》社论，还为《光明日报》题词“光明之路”……在同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邓衍林会谈时，周恩来谈到：“除编印全国性的总书目外，还要根据科学家的需要，进一步把历史文献中的科学技术等重要资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而迅速地整理出来，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还“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一索即得”。“文革”时期，周恩来因势而变，力挽狂澜，不断推动了诸多出版文化工程的开展，同时及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周恩来的诸多言行事迹和思想理念，足以知往鉴来。

来源：编辑课堂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SrmHKodWKJIdblAF-nnyKw

编辑：屈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