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写作案例库

刘海明

【案例】

她的丈夫如此残暴，媒体为何一直当爱情炒？｜新闻讲堂

前女记者马金瑜自称被丈夫扎西家暴的事情引爆了舆论，青海警方表示介入，当地妇联表示介入。

很多人同情马金瑜、谴责家暴，也有很多人觉得马金瑜应该反思自己，为何隐忍至今。这两种议论，都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马金瑜真的是遭遇了严重的家暴。可是，扎西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此事，真假就交给当地公安、妇联去调查。

作为一个前记者，今天主要还是谈一谈新闻业务。

马金瑜自述，家暴是2015年开始的——

2015年，一次酒醉之后，他半夜回来，开始找事，询问是不是和他的藏族朋友（男子）有事，暴打是突然开始的，我的眼睛登时模糊了，拳头不断砸在我的头上，头发被抓着，动不了，只听见孩子大哭着，孩子父亲喊着：“你看着你的阿妈！”头被击打的瞬间，我的小便失禁了。仅仅不到一个月，他和一个藏族女工在一起被我撞见，我抓着他的衣服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被一脚踹在肚子上，开始流血了。
……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结束。几乎每个月，都会卷土重来，有时是因为酒，有时是因为男性，比如内地媒体同事自驾来青海，路过家里来看看我。

指控如此直接，或许都是真的。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让人很困惑了。

遭遇如此严重和频繁的家庭暴力之后，马金瑜还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2016年9月7日，央视《致富经》报道了马金瑜的故事，但是马金瑜只字未提被严重家暴和丈夫出轨的事情。

鉴于马金瑜已经是一个卖土特产的电商而不再是记者，出于商业的考虑接受媒体采访不提家暴和丈夫出轨的事情尚可理解，但至少不应该再美化与丈夫的感情。如果遭遇了多次严重的家暴还有意无意秀恩爱、美化自己的感情生活，那就十分可疑了。

可是，2017年7月下旬，《封面新闻》采访马金瑜后报道说：在采访的前几天，马金瑜去大学里演讲，她告诉一群毕业生，“你们要相信爱情，不要怕冒险，哪怕哪下一步是悬崖，不要怕，跳！”可是，马金瑜在文章里说：2017年元月春节，他半夜溜出去和一个藏族女大学生开了房，也是之前来这里工作的女孩。……

我们勉强熬着，我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每一次挨打受气，我出门后，女工都到黄河边去找我，这个县城离黄河很近，每年都有跳河寻短见的媳妇。

一直到为了安排女工的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他说的意见，我说不行，不知道哪里来的怒火，他突然把我掐住脖子摁在床上，只在那几秒，他的眼睛红红地狠狠地直视着我，他动了杀机。没有呼吸，我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是黑的，也许已经昏过去了。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在床边坐着，我看不清表情，我闻到了臭味，我已经被掐得大小便失禁了。按照马金瑜的描述，这些事情发生在2017年6月以前，也就是《封面新闻》2016年7月报道她之前。刚被丈夫打得大小便失禁，马上在大学讲课建议大学生们为了爱情可以冒险、哪怕下一步是悬崖也要跳，这是一个自认为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前记者该说的话？看到这些消息，我觉得真的是活见鬼了。如果家暴是真的，如果频繁的家暴是真的，如果丈夫多次出轨是真的，马金瑜还这么告诉学生们，不好说她坏，觉得她至少是病了，该去找心理医生看看病。挨了那么多打，打得那么严重，还在撒谎美化自己的感情生活，这，也不该是一个当过多年记者的人该有的行事风格。家丑固然可以不外扬，但若还主动掩饰、刻意美化，那就一定有问题。有人说，她之所以迟迟没有逃离，是对扎西还抱有希望，觉得他会转变。看人如此不准且迟迟执迷不悟，对人性的判断错得如此离谱，我很难相信她过去真的是一个好记者，也很难相信作为电商的她推介的那些商品真的有她说的那么好。
所有过去美化马金瑜感情经历的报道，都说扎西是个藏民，连《青海日报》也是这么说的，马金瑜也一直对媒体宣称丈夫扎西是个藏人，也一直在强调藏人如何善良，可是，扎西根本不是藏人，而是一个汉人，叫谢得成。
马金瑜为什么不直面自己的丈夫、所谓的扎西其实是个汉人呢？
马金瑜说，自己至今还相信爱情。爱情，当然是应该相信的，但是马金瑜的表述是有严重问题的。她应该说的是：要相信爱情，永远应该相信，我的遭遇不能说明没有爱情，只能说明自己遇到的不是爱情。否则，爱情何辜，背你马金瑜这个锅？马金瑜多半还没有走出来、醒过来，还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说了这么多，最后的总结回到新闻业务上来：做人物报道，很容易掉进坑里人物专访更是。听一个人讲几个小时就回去写几千字，风险极大，前不久，我还写过题为《写人物专访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新闻讲堂》的文章，大家可以读一读。褚朝新2021年2月7日
原文来源：微信公号——褚朝新说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xKYDgS7peLeRL7KrzbkRQ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刘海明的评论教学“训练场”

   

2020年10月1日，红网正式启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在10月和11月月赛中，一批优秀大学生脱颖而出，摘得“月度之星”。目前，12月月赛点评工作正在进行，决赛环节也将随后推进。

通过“评论之星”选拔赛，不少大学生得以磨炼成长。评论大赛是有形的擂台，大学的评论课堂，则是无形的教学训练场。今天，我们带大家看看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评论教学“训练场”。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

“习作20篇，至少发表2篇网络或报刊评论作品”，这是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刘海明教授对其所负责的新闻评论课的学生的要求。面对这样的要求，学生纷纷表示有些压力，但却也明白，经历了这番试炼，每个人的实践能力都将会大大提高。“开始觉得特别难，但是硬着头皮去写就能慢慢找到感觉，发表出去的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18级本科生李志姣说道。

新闻评论课的教学目标，追求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表达思想的能力。如何将这看似简单的三句话落实到位，刘海明教授有他独到的见解，“评论课的实践指向显著，对概念和理论知识把握得再好，最终也要通过评论写作实践来检验。就好比考驾照的理论学习与上车训练一样，理论知识考满分，并不等于你就会开车或者说开好了车。所以，重庆大学新闻评论课的教学定位是实践驱动型的，让社会评价来检验我们的教学质量，这个检验标准就是学生能不能写出来心无旁骛的作品，他们的作品能不能发表，能发表才是最好的社会认可。”

面对这样富有挑战性的课程要求，其实不少学生都产生了畏难情绪。“学生产生畏惧心理是正常的，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十多年来，我还没发现真正完不成任务的学生。对抗心理有阶段性的特点，临近期末老师不妥协，学生为必修课的成绩，就会妥协的。我的理念是：宁可现在挨骂，不让学生毕业后骂我。”刘海明分享着他的看法。

关于为什么要坚持如此严格的标准，刘海明表示，“作品是行走社会最好的通行证，也是认识社会的试验场。一纸文凭，只在求职时有用，而一项技能，则是未来养家糊口的本领，这就是评论写作的价值所在。”

同台打擂见真章

近年来，不光红网举办了大学生评论大赛之外，很多媒体也都在举办大学生新闻评论大赛，这给大学生们参加竞争提供了更多的平台。通过这样的大赛，大学生到评论实践的“海洋”里“冲浪”，在大赛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最终也证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获得红网第五届全国大学生“评论之星”选拔赛第一名，重庆大学2017级广电专业的学生杨元瑞表示，“评论大赛是一次很好的交流学习，和展示自我的机会。在课程的习作要求外，评论大赛为各个高校的学子搭建了彼此‘切磋’的擂台，让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步。除此之外，在评论大赛中可以听到不同人群的声音，而且这不同于网络上的‘众声喧哗’，大家都坚持用理性与逻辑对话，是真正的可听的‘言之有物’，在比赛过程中阅读其他参赛选手的作品也让我收获颇丰。”

一学期发表46篇评论的16级本科生刘通也认为，“评论大赛是有利于初学者快速起步和成长的好机会，通过评论大赛一是获得了写作评论的极大兴趣和极大信心，看到自己的作品脱颖而出，能够提高自己的效能感；二是获得了一些发表作品的途径，也能逐渐积累一些比较好的代表性作品；三还能结识一批同龄的写作者，共同切磋，共同交流。”

刘海明鼓励学生们积极参加评论大赛，背后也另有用意，“评论发表对于学生来说难度未必真大，但发表的学生也容易产生傲气，发表几篇作品就以为‘天下老子第一’。评论大赛好比擂台，全国的在校大学生同台，‘入门券’是你得发表了作品。这样，发表评论就从‘天花板’变成了‘地板’，大多数学生已经感受到更大的压力，鼓励甚至要求学生参加全国的新闻评论大赛，就是让学生知道天外有天。”

重庆大学2016级本科生廖元植表示：“评论大赛总的来说是一个让学生观点得以表达的平台，它本身就很有意义。同时，因为是比赛，必然会要求学生对自己的思想、论证、表达进一步精细化，也提升了我们的思辨能力，所以也能够让我们成长。希望新闻评论大赛能够常办、常新，我们也会积极参与。”

刘海明还将评论大赛视作“第二课堂”，在教室这个课堂上，老师好比教练，教给学生基本的评论写作知识；而评论大赛则是第二课堂，通过比赛让学生看到自己身上的不足，尽快改变自己。

编辑：张瑜

作者：陈佳茜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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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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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寂寞身后事：川师大坠亡教授庹继光的高光与困顿

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庹继光年轻时神似崔健。又特别爱戴帽子，他带的第一届本科生于是叫他“崔健”，一叫四年。

2021年1月18日8点14分，庹继光从四川师范大学田家炳楼10楼纵身跃下，结束了自己不到50岁的生命。

这是庹继光坠亡的第12天。12天里，无论是学生、同事、朋友甚至妻子，每个人都无法叙述出一个完整的庹继光。他们能够回忆的，仅仅是他人生里的某个角色、一些片段：作为教授，他自负、直言、勇敢；作为律师，他记忆力超群，具有强烈的边界感；作为朋友，他性格开朗乃至于活泼，聊起八卦尤其兴奋。

唯独在维权的路上，庹继光拒绝与人分享内心。拥有新闻、法律的双重学术背景，包裹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衣，近10年来，他始终选择依法、遵规维护自己的权益，从不对外求助。

但学术与维权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凭借勤奋和执着，庹继光创造了两年间在复旦大学发表30多篇C刊的记录；寄望于学识与智慧，庹继光却始终无法与世界达成和解，最终选择以死抗争。

49岁、17885个日夜，消失在纵身一跃。

葬礼

1月22日上午九点半，太阳消融了薄雾。这天是庹继光出殡的日子，成都东郊殡仪馆的栖霞厅里，来了四十多人。

遗体告别仪式持续了二十分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领导致辞时，追忆了庹继光生前的学术成就。庹继光的妻子李缨哭着向大家致谢，“谢谢大家到场”。

“和庹老师出事那天相比，李缨老师的状态已经好了些。”曾师从庹继光的一位研究生回忆，“出事那天，她整个人是懵的。就站在殡仪馆的院子里，不停地接受电话采访，重复同样的内容”。

四天前，1月19日晚十一点多，李缨还在坚持：在成都成华区政府给出答复前，她不会举行葬礼。“我丈夫用命来诉求政府的回应，如果政府没回应，我就轻易把他……是不是有点亵渎他。”李缨痛哭。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师友与李缨道别、离开。李缨穿黑色羽绒服、戴着口罩，疲态明显，马尾辫藏不住白发。“守了一夜的灵，”李缨说，“儿子以前还会撒娇。出事后，都不跟我撒娇了。”

“我看到有记者写，10楼里头还有两张椅子。我还在想，天呐，他踩椅子上去的啊？他怎么那么决绝啊？完全不顾及我和娃娃了吗？他跟我说过，他是最爱我和儿子的。”李缨话带哭腔，“他觉得他可能没得办法了，他是在用生命为我们抗争。他是走了，我手脚并用、爬也要爬出一条路来，主要是我还有娃儿。”

高光

35岁的任忠诚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庹继光的场景。

“2004年，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本科生。”任忠诚回忆，“他带我们的第一门课，上课地点在第一教学楼102教室。他戴着帽子做自我介绍，‘我叫庹继光，这学期的《电视新闻学》我给你们上’，说完就开始上课。”

庹继光1971年6月生，四川大学博士毕业时33岁，毕业后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当时文学院传媒系的系主任非常重视他，很多专业课都安排给他上。但他上课特别枯燥，很无趣，而且说话声音又小。慢慢地，学生都坐到了最后几排，在课堂上怎么捣乱都行，只要不影响他上课。”

教室整个空堂的窘况，庹继光都经历过。

任忠诚回忆：“大三时，有一次我们全部逃课了。他到了教室发现没人，以为有什么活动课被取消，他就走了，也没打电话问一下今天怎么没有人。后来两个去上这节课的学生迟到了，发现没有老师，就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来给这两个学生上了课。”

“他跟我们的话很少，除非跟他谈论学术、课题。”任忠诚说，“你休想跟他聊聊人生、聊聊理想。”“他还是有点自负，有点恃才傲物，这也是才子的一个共性。”西南某高校教授赵鹏这么评价庹继光，“他确实在认识事物方面更加深刻，所以当看到一些浅薄的东西时，就会有些自负。”

2005年9月，庹继光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他在复旦大学创下了两年间发表30多篇C刊的记录，到现在都没人能破！非常高产。”赵鹏介绍。“C刊有多难发？比如四川大学的博士，要发三篇C刊才能毕业。很多人卡在这个地方，卡好多年都毕不了业。”成都大学老师陈铁解释道。

在学术研究上，庹继光一直是个高产的教授。

据四川师范大学官网介绍，庹继光曾相继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电视》、《新闻大学》等学术期刊发表各种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北大核心期刊论文超过130篇；以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身份在权威期刊、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超过60篇。

2007年6月，庹继光从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于当年9月进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2010年6月出站。2009年9月，他以412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成为执业律师。

“他是一个记忆力超群的人，”陈铁赞叹，“我们周边的人出生于哪年哪月，他都很清楚。聊起著名学者的经历、历史掌故、趣闻轶事，他如数家珍。而且，他写论文很快。”

边界

任忠诚认可庹继光的学术成就，但至今不认可他的教学方式。

“因为论文答辩的事，我记恨了他好久。”任忠诚回忆，2008年4月，自己通过公招进入四川本地一家媒体。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单位缺人手，任忠诚被直接派到一线，“在北川待了两个月，毕业论文彻底放下了。答辩前，我向单位请了假，三天里完成了写论文、导师修改以及论文答辩的全过程。”

临场答辩前，任忠诚的论文被庹继光质疑了。

“庹老师拿着我的论文说，‘任忠诚，我觉得你的论文似曾相识’。他的意思是，论文是我抄来的，但我真的没有抄，而且我的导师就坐在他旁边，我心里想，你多少给点面子啊。”任忠诚当场回怼庹继光：“我的这篇论文，您在哪见过？您指出来，我想看看他是不是抄我的。”任忠诚觉得自己有点被侮辱到了，“作为一个老师，他怎么能这么说？”

火药味浓烈。答辩正式开始时，庹继光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任忠诚都生硬地反怼回去。“其中一个问题与民生新闻报道相关。我当时怼得特别尴尬，我说庹老师您发表过几篇新闻报道？您在新闻一线待过几年？”

实际上，2004年进入高校工作前，庹继光曾先后在《体坛周报》、《重庆晨报》、《华西都市报》工作过7年，共发表新闻作品3000余篇。

“我当时觉得，他肯定要把我的论文挂了。但我没想到的是，他给我打的竟然是‘优’。”回忆至此，任忠诚没忍住，哭了出来，“我经常回川师，但都躲着他走。其实我心里早就原谅他了，只是自己觉得愧疚。如果他当时给我一个‘差’，我就能明目张胆地恨他了。”

“他的确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比较严厉，标准比较高。”赵鹏确认。“坊间有个传言，”前述曾师从庹继光的研究生称，“每次论文答辩，庹老师是最严格的。很多学生怕得不到他那一票，会提前找到他，让他看看论文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庹老师也很乐意去讲。”

“但他很少跟我们提生活，更多还是跟我们聊学业上的事情。”该研究生强调，“他还是有一定的边界感，像是老师的样子。”

钉子户

如果没有陡然降临的拆迁，庹继光和妻子李缨不会成为钉子户。

1999年底，28岁的庹继光在成华区万年场云祥公寓买了一套住房。“当时是整个片区售价最高的。我觉得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都不错，于是下单购买。还额外掏了一些钱，买了屋顶花园。”2013年12月，庹继光在新浪微博以@良知学人马知远为ID，发布了一篇：《成华区云祥公寓咋变成棚户房拆迁呢？》

“2000年左右，7万多元就可以买一套75平的安置房。旁边的云祥公寓是新建的商品房，得好几十万才能买到。”居住在云祥公寓附近安置房里的退休工人回忆。

在成华区，庹继光和妻子李缨还有一套住房。该套住房位于西南石油大学青龙校区，系李缨婚前购买所在工作单位、四川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的房改房。2011年9月，当时的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筹划对西南石油大学青龙场校区的职工宿舍实施模拟搬迁。此次模拟搬迁，被庹继光形容为“如临深渊”“可怕的梦魇”。

“他们家真是赶巧了，成华区在哪规划不好，就规划了他们家在成华区的这两套住房。”任忠诚无奈道。

搬迁价格成为庹继光和成华区之间的第一个分歧。

2012年2月3日，庹继光公开发表《一位老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的泣血呐喊——成都之大，放不下我一张平静的书桌！》（以下简称《呐喊》）提到，2011年10月18日，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委托某中介机构公布了对青龙场校区职工住宅的评估价。庹继光当时就在住户集体讨论该价格时告诉在场的住户代表，按照国家和成都市的政策，模拟搬迁中可以采用协商定价的办法，而不是必须评估价，大家可以要求协商定价。“可惜这一建议未能得到更多人的响应。许多住户在各种压力面前，陆续与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签约。”

《呐喊》还提到，2011年12月14日下午，庹继光李缨夫妇与一位自称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西南石油大学青龙场校区模拟搬迁项目的工作组长协商。“对方仍态度强硬地表示，补偿方案必须以他们的评估价格为基础，没有松动的余地，绝对不可能采取协商定价。”

云祥公寓的模拟拆迁则在2年后开始。2013年11月，成都成华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庹继光位于万年场的云祥公寓进行模拟搬迁。

2014年7月，庹继光在其个人微博打比方：拆迁本是民事行为，但操作中却是拆迁机构主导评估作价，业主竟无权拒绝，“就如我等去国美、苏宁买电器，找个人给他的彩电出价100元，你要不卖，我就要‘依法购买’啦！”

1月18日下午，西南石油大学退休办相关负责人回忆：“我听曾住在那里的离退休人闲摆时，说过庹继光这个名字。那边的离退休人员对他们家的意见很大，就因为征收的问题。好像最后就剩他们一家。听说他们要价很高，要比照上海的征收标准，具体要多少钱我不清楚。”

截至发稿时，李缨未就上述说法做出回应。

困扰

滋扰紧随异议而来。

庹继光在《呐喊》中列举，2011年12月10日，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10名工作人员首次滋扰他在锦江区的住处，报警处理后对方离开。同月14日，庹继光李缨夫妇与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协商未果。16日，“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人员带领青龙场校区少数住户继续到庹继光家骚扰”。20日，庹家锦江区住处的门锁被万能胶堵死，庹继光报警后砸门进入家中。

2012年1月31日，距西南石油大学青龙场校区那套房改房模拟搬迁的终止期限，已经过去许久。庹继光李缨夫妇要求成华区统一建设办公室按照规定终止这次模拟搬迁，对方拒绝。

拥有新闻、法律双重学术背景的高校教授庹继光，选择在微博上断断续续地抗争。据时代周报记者依据现有微博统计：2012年，庹继光发了6条有关拆迁的微博；2013年，这一数据为20条；2014年发了19条；2015年，一条也没发。

其中，2012年9月11日，庹继光一日连发三条微博，称“成都市成华区多个拆迁机构频繁使用黑招，强迫住户签订极不合理的拆迁补偿协议。敬请关注！”2014年2月，庹继光转发微博“2013年十大拆迁案件”，附评论“我就是暴力拆迁、违法拆迁的受害者。”他还在微博中@了传媒界和法律界的大V，表态“此事我将坚持下去”。

截至2021年1月25日，庹继光的个人微博粉丝数仅有852人。微博简介为：大学教授，职业律师，前记者，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法学博士后，一个努力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人。

“他从2004年到川师教书以来，带过的学生基本上都活跃在川内，甚至全国。”任忠诚介绍，“我们基本上都知道他房子拆迁的事，但是能够帮到他的人很少。他虽然在微博上求助，但是他没跟学生张过口。”

双方继续僵持。

求助

看似风渐息浪趋平，实则暗流涌动。

西南石油大学青龙校区职工住房模拟搬迁未谈拢。李缨对时代周报记者讲述，2012年3月，学校停发了她的工资。“你是40码的脚，他们给你35码的鞋。”李缨打比方说。

“成华区方面还通过西南石油大学等单位，向四川师范大学个别领导打招呼，企图压制庹继光。”庹继光在一份公开举报材料中表示。

多位受访对象向时代周报证实，庹继光生前“一直评不上博导，这件事都成了他的心病。另外，他也评不上学术带头人。”“他和学院的关系也不太好。如果他认为一件事是有问题的，哪怕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他也会直截了当地说，因此还得罪过某些领导。”

“他对那些浪得虚名的学者嗤之以鼻，尤其是没有任何学术成就还四处招摇撞骗的‘学者’，他觉得很可笑，看不惯。”陈铁评价，“学界也是江湖，必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事，但他就是不愿同流合污。”

“他处在这种逆境里，还敢于直言，我觉得他还蛮勇敢的。换成其他人，在经历了这样的挫折、压力后，早就闭嘴了。”云南大学教授顾宗宇说。顾宗宇是在一场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庹继光。“大概是四五年前，他问可不可以加个微信，就加了。加了很久以后，我才慢慢发现我们是复旦校友。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比较正直的，他没有跟我攀关系，也没有套近乎。”

两人的见面频率大概一年一次，庹继光也跟顾宗宇提过几次房子拆迁、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我们当时都没在意。像评博导这种事，在高校里还是比较普遍的，总有人上，有人不上。但现在回过头来想，他当时可能是在向外界求助。”

“这两天我总是感觉很愧疚。”顾宗宇叹道，“他这几年应该很孤独，很多话没人可说，所以即使像我这样和他认识时间并不长的人，他也会吐露几句。但他看上去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个正常的学者。如果当时我们对他的具体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说不定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

但陈铁并不认为庹继光曾向外界求助。“他没有求助任何人的感觉，庹老师跟很多认识的人都会提到拆迁的事。我跟他第一次认识时，他就提到了。在我看来，他已经把拆迁这件事作为自己精进法学专业的练手工具了，就那种感觉：任性地抗争吧！”

“我们以前师门聚餐的时候，他提过一两次。”前述研究生回忆，“他每次都是半开玩笑地说，更像是一种自嘲。喝着喝着酒就开始说，‘别说你不行了，我也不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一些车子被扎、房子纠纷等。我们都没把他说的这些放在心上。”

“他是学法律的，他想用他的法学知识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陈铁常和庹继光切磋学术问题，“他一直在孤军奋战，因为他是一个自尊很强的学者，所以他不会去托关系、求人。他寄希望于法律，他觉得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能把这件事解决掉。”

“2018年他曾经给我打电话咨询过，”律师王才亮说，“我建议他尽快依法维权，但他还是走内部沟通协调的路。”知情人士透露，近年来，庹继光李缨夫妇与成华区政府之间的沟通近乎停滞，政府方面曾多次建议他们，“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走法律途径，大家公对公。”但迄今为止，庹继光夫妇尚未发起过行政诉讼。

庹继光想过逃离。多位知情人士表示，“2018年左右，他曾想离开川师，向多所高校投递了求职材料。郑州大学给了他特聘，但因为川师这边有一些问题还没解决，就一直去不了。如果当时换一个环境的话，估计也不会走到今天。”就职于211院校的某老师证实：“庹继光的材料投过我们学校，但他的水平达不到学校想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的要求，作罢了。”

没有人想到庹继光会自杀。

在陈铁眼里，庹继光热爱生活：出书了会签名送给亲友，每天必须散够6000步，怕胆固醇高不吃鸡蛋，寒暑假带孩子走遍全国，以及特别爱聊学术界的八卦。

“他聊八卦时很兴奋，会主动打电话过来讲很久。我们聊天很轻松，没有那种苦大仇深。”陈铁言语间轻松了些。

反击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任忠诚清楚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庹继光的场景。“去年的夏天，在学校里，他穿着球鞋、短裤，和一件破烂的白底黑条纹短袖，手里拎着一个袋子，低着头往操场走，很颓很颓。那件T恤有多破呢？两个黑条之间的白色都变灰了，甚至都有点透。”

2020年9月下旬，庹继光李缨夫妇获悉自家位于成华区的两套住房均已被拆除。

知情人士说，两套住宅被拆除的时间均为2016年。既然早已拆除，为何庹继光夫妇直到2020年9月才知晓此事？又是通过何种途径知道的？李缨拒绝回复上述问题。

上述居住在云祥公寓附近安居房的退休工人说，“拆云祥公寓主要是为了修双福二路，修路之前先修了前面那座大桥。”该退休工人所指的大桥为御龙桥，桥长180米。桥梁竣工铭牌显示开工时间为2016年12月，竣工时间为2019年1月。“分了几批拆除，最先拆的是这条路上的房子，最后全部拆完大概是2018年左右。”

任忠诚也曾住在云祥公寓附近，他用脚跺了跺双福二路的人行道，“庹老师家以前大概在这个位置，一半在人行道上，一半在围栏里。”目前围栏内部已全被拆除，现场留有建筑垃圾。云祥公寓的大门因不在规划范围内而被保留了下来。大门朝向东南，门口停放多辆轿车，贴着白色瓷砖的两根门柱应是小区存留的唯一痕迹。2米左右高的蓝色铁皮大门紧闭，大门里面砌了一道墙砖，密不透风。

至于西南石油大学青龙校区的职工宿舍，早已改建为成都市实验中学青龙校区。2012年，成都市实验中学开始招生。

2020年9月下旬，知道房子被拆除的庹继光与成华区交涉。“与自称‘成华区方面谈判代表’会谈，他宣称我们家住宅的拆除，都是经过成华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后部署实施的。”庹继光在上述公开举报材料中说。

2020年10月，成华区智慧城市治理中心回复庹继光夫妇：“因该两套房屋长年无人居住，后经鉴定其两套房屋为D级危房，基于此可能存在的危险隐患，区棚改公司为了排除此危险而对该两套房屋实施了拆除。”

庹继光不认可上述回复。他认为，成华区政府是在没有签署拆迁协议、没有启动征收程序、没有申请司法强拆等前提下，对房屋进行了暴力拆除。

庹继光开始反击。

他在微博上发布了《举报蒲发友滥用职权、暴力拆除公民合法房产》（以下简称《举报信》）一文，自称举报人，被举报人则是成都成华区区长和区委副书记蒲发友。但微博发出之后，“一点作用都没有。”

更早时候，2020年4月，庹继光开设了头条号“守法学人马知远”。头条号里，庹继光多从法律角度分析各类新闻热点事件。最新一条动态停留在1月6日，内容与“疫情”“高校”相关。2020年11月6日，庹继光转发了一条“村主任暴力逼迁被抓”的新闻，并配发文字：给蒲发友提个醒，一样的行为就会有一样的下场。

“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去年12月就有点不对劲了。”陈铁翻看自己与庹继光的微信聊天记录，“你看，他11月3日下午五点，给我发‘老师，回来了吗？（龇牙笑表情）’我给他回‘肥来了，吃换去哇’，他给我回‘五点半才能吃饭饭’。”

“但到12月11日这天，我跟他抱怨一件事情，他就只给我回了‘是啊’‘是的’‘算了’。按以前，他最起码会回复很长的文字。”

李缨没有察觉庹继光有轻生的念头，但“他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出现失眠，比较严重的失眠”。李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从今年1月份开始，丈夫情绪非常不好，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当问及有关庹继光重度抑郁的确诊时间和确诊医院时，李缨未作回应。“他觉得已经穷尽自己的能力了，没有办法了。他说学法律也好，学新闻也好，都救不了我们。”

1月18日清晨，庹继光走在湿凉的空气里，头顶的柳枝轻摇在灰蓝色的天空下。薄雾轻轻，伴着一路的腊梅香，庹继光走上了四川师范大学田家炳10楼，纵身跃下。

更早，9年前，2012年1月18日，在经历了“如临深渊”的第一次模拟搬迁后，庹继光拜谒了湖南沱江边的沈从文之墓。他写了一首诗：“看看你的故园是否芳草凄凄，有凛冽的风没有晶莹的雪。”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鹏、陈铁、顾宗宇为化名，实习生钟美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陈佳慧

链接：http://mobile.time-weekly.com/v2/articles/yDrGd5?s=NWaYD23WYv1jgnOapl

编辑：王雅欣

刘海明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第一人——方徨（3，终篇）

第3篇——接上篇：

上文写到：

看到自己采写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见报了，方徨又写出一篇小通讯，原题《麦场上的风波》。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方徨采写的通讯《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

这回，稿件是作为信件邮寄给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登出来了，不过题目改成了《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文中甚至增写了一个“老保守”信服了“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克林说，改成这个题目我有意见。李克林说，已经登出来的稿子，就算了吧。

4.回顾荒诞的“高产卫星”

短短5天时间，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高产卫星”消息两上《人民日报》1版，由此发端，我国各个省区市，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

方徨写的“卫星”消息见报仅4天，新华社报道湖北谷城县小麦亩产达到4353斤，也上了《人民日报》1版，而且在标题中写明，有接二连三的新记录超过了嵖岈山的“卫星”。

1958年6月16日《人民日报》1版报道的小麦高产记录

   1958年6-8月间，每隔几天就有一项农业或工业的新记录“卫星”见报，仅6月下旬在《人民日报》1版见报的消息有：

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的消息，河南辉县南田庄农业社亩产小麦4535斤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1版刊登消息《先锋社出现亩产4689斤》。

6月30日，《人民日报》1版在右下方刊登消息：河北安国县《卓头村社小麦丰产创更高奇迹，亩产破5000大关》，具体记录是5103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河南省西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第四生产大队创造小麦亩产量7320斤的全国高产纪录。

进入8月，水稻高产卫星也接踵而至，其中影响很大的有湖北麻城县的“天下第一田”。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1版头条刊登的水稻和花生高产记录。

      到这年的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记录《小麦冠军驾临 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记录》。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曾经急匆匆赶往嵖岈山采写“奇迹”的方徨开始冷静了。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嵖岈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

再后来，方徨得知，在随后的“困难时期”中，嵖岈山公社饿死人了。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卫星稿”的人民日报“三七式”干部李克林，也从一度的思想盲从中摆脱出来，勇敢地指出，“大跃进”中“放卫星”，是“劳民伤财”、是“蛮干”，结果她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会一起推出了“卫星”消息？

是她们在城市长大，年轻幼稚，不了解农村吗？

  5.在农村生活中一路走来的方徨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农村成长起来的，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在当时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干部。在此单说方徨。（关于李克林，可参见笔者所著《农民兄弟的知心大姐李克林》，刊载于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中国名记者》丛书第8卷）

方徨，原名方祁德，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祖父是一个诗人、书法家。父亲方孝旭，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  

方徨向笔者回忆，她的大家族中，“有23人投身革命，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她在高中读了半年书。1943年秋天，6名16岁的女孩决心投奔新四军。她们拿到一封介绍信就发出了，几天就用尽了手里的一点点钱，接下来一路讨饭来到无为县，接着进入白湖地区。方徨找到了当地组织部长——她的堂兄方琦德，堂兄把她们送到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处，接受组织审查。

后来才知道，对于来到敌后根据地的这6个女孩，乐于接受的人说，来了“六根金刚钻”；反对的人说，她们是“国民党‘广西佬’派来的特务。应该赶快枪毙”。区党委专门开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决定接收，继续审查。

分配工作时，方徨到了七师的会计训练班，方徨提出，我不干，我要当记者，“我要当范长江式的记者。”

接待她的新四军干部打趣说：“小鬼，你还知道范长江。”

方徨立刻滔滔不绝地讲了范长江，讲了他的《中国西北角》。新四军干部大为惊奇，就把方徨送到了《大江报》——新四军七师办的油印报纸。一开始，方徨的工作是刻钢板。这年，她还不到17岁。

解放战争开始，方徨到了山东临沂，进入《大众日报》编辑部，后来被派回皖南，办皖南游击区报纸《黄山报》。

解放军进军江南，方徨下山了，先后到新华社安徽、浙江分社当记者，她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

1954年，方徨在浙江海门

1958年3月，方徨和丈夫胡敏如调到河南分社，方徨是分社编委。她32岁，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方徨是在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具有比较丰富的革命和生活经历，而且有强烈的志向，希望在新中国环境下成为“范长江式”的记者，她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6 来到河南方徨看到了什么

来到河南，方徨踩到了“大跃进”的初潮。

3月初，在郑州刚刚把家安顿了一下，方徨就赶往登封参加省委在那里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刚到，又因为为一篇稿件的事情有所耽搁，她迟到了几天，受到会议主持者的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把她吓了一跳。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安慰了方徨，并和她交流了农村情况，这使方徨很感谢。后来正是因为已到遂平挂职的赵光打来电话，方徨才马上决定赶去采访的。

登封会议之后的5月底，方徨列席河南省委全会，原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此时升任第一书记，宣布批判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委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组成的“潘杨王反党集团”，会议通过《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批判这个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

会后，潘复生受到了围攻性的侮辱和批判，河南全省范围到处抓“小潘复生”，为河南的“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道路。

眼看着老资格的省委书记潘复生受到百般凌辱，方徨受到很大震撼。几个月来的经历使方徨清楚地意识到，河南上上下下要创造生产奇迹，不仅印证反对“潘杨王”斗争的正确，而且说明这里的工作确实了不起；另一方面，来自新华社总社的信息也说明，总社盼望河南早早报来创造“奇迹”的消息。

因此，来到嵖岈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不是高高的麦垛，而是女社员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也不敢细想，照着眼前的景象写出了消息。

方徨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嵖岈山的高产卫星，很大程度是从上到下一层层压下来，又从下至上一层层编出来的。当时的环境下编织出这样一个浮夸系统，一旦缠住了，很难挣脱。

了解真相以后，方徨再也不去嵖岈山了。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她对这段痛苦经历的反思持续到晚年。

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方徨和笔者反复讨论过，如果当年方徨不去写嵖岈山小麦“卫星”，会不会有另外的记者急匆匆奔去，把“卫星”采写出来？

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一定有。如果没有方徨，一定会有“张王李赵”记者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中写出“卫星”。“大跃进”“放卫星”是一场国家范围的上下呼应的倡导和贯彻行为。

方徨是一位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新闻记者，她的思考没有停止在昔日的叹息之中。1995年，方徨在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工作，将自己1958年采写嵖岈山“卫星”的经历写成《岁月悠悠往事如烟——记者生涯中几个难忘片段》刊登于《新闻业务﹒新闻史研究专辑》第18期上，全文两千余字，将自己这段深怀内疚的经历写出来，告诉青年人，告诉历史学家，告诉人们，那一段荒诞是怎么造成的。

10年之后，笔者作一项新闻真实性研究课题，和当年的研究生导师、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先生商谈，他建议找方徨详谈，会得到一份极好的新闻学教案。他和方徨是新四军战友。当年，方徨等6个16岁的女孩投奔新四军，两年以后和林钢相识，这6个女孩中的一位成为林钢的妻子。

      笔者的新闻学导师、新四军老战士林钢1950年摄于武汉，是他促成了笔者对方徨的采访。

林钢先生立即拨通了方徨的电话，方徨老师毫无犹豫地接受笔者采访，谈得详细。由此，笔者完成专访《第一篇“卫星”消息是怎样发出的》。当时杂志刊登毕竟有篇幅限制，此时可以呈现得更为丰富。

7.方徨致本文作者信：回归事实，忠于事实

成稿经过方徨本人审阅后，她给笔者写来一信，林钢先生看后认为：“比采访稿写得还好！”确实，杂志编辑不惜压缩采访稿而将方徨的信全文刊登：

      大作收到，看了几遍。谢谢你写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评价得太高了。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反思、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开始是不服，觉得冤枉。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

其实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是狂热投入的，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顺便说了一句：“沙省长，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因为我有些犯嘀咕，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小店主，不少人心里不愿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有人甚至自杀。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而是说一片拥护，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实行全民所有制。

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最后把稿子还给我，说：“就这样登吧。”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级别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嵖岈山犯的大错了。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麦场上的风波》。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大跃进”的迷信，对虚夸的“高产”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写出来了。

前因后果这样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要向读者们说：对不起！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但这篇“卫星”报道实在是大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我就是这样想的。

嵖岈山这条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都写“卫星”新闻，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关于我“放卫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国左祸》的书上看到的，作者说我虚夸报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就写了《一次难忘的教训》一文，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

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方徨

        2011年4月15日

3年后的2014年10月，方徨辞世。

采访方徨之后，我计划采写湖北麻城“水稻三万六千斤”消息的由来，但在联系采访人的时候就失败了，中途卡壳，至今未能完成。

坦诚自己的过失是需要勇气的，需要高尚的品德。方徨前辈的信令人久久难以平静。当年“大跃进”中，执笔写“卫星”消息的人何其多也，或若过江之鲫。但在事后回顾历史，面对真实，像方徨这样襟怀坦荡，认真剖析自己，承担历史责任的，却何其少也，像是黎明前天际中的寥落晨星。

方徨的自我剖析表现出忠于事实的自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圣贤，孰能无过。她通过勇敢的剖析回归事实，把当年曾扭曲的消息扳正过来。她让人们看到与虚假对立的事实，这是一篇写了50年的消息，她写完了。

（全文终）

  2021年1月24日于北京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uTqZkT-3dYvaS8HdRuArA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新闻第一人——方徨（之2）

第2篇——接上篇：

中国和世界新闻史对1958年都不会缺失记载。如今看来，此为殷鉴未远，有一连串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此处选取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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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局部）

正文：

  方徨来到了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

赵光的介绍使得午后曾经中暑的方徨一下子就精神起来，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第二天清晨由赵光带着，到几里地之外的地方做现场采访。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麦场，创造奇迹的土地里的小麦已经收割下来，全运到这里来脱粒称重。需要方徨在现场验证最后称重的结果。

方徨看到了壮观的丰收景象。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反射金光。靠麦垛排着一溜装满了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打麦场上空弥漫一股浓浓的麦香。

方徨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惊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战争年代里在农村生活的方徨从来没有见过这番迷人的丰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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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一张典型照片：公社司号员

她不叫还好，一声喊把周围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的男女农民都不约而同吸引过来了。有人对方徨没大没小斥责起来。有一个人说：“你不相信我们吗？”另一个马上说：“你们这号人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咋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才是第一个破绽，按说方徨一身女干部装束，又有县领导陪同，淳朴的嵖岈山农民怎么会一见面就这样没有礼貌地说话呢？

随后一个女社员的话更让方徨吓了一跳，她对着方徨大声喊道：“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

这句话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你们，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丰收，现在太兴奋了。

整整一天，方徨守在打麦场，看着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运来打场。但这里藏下了第二个破绽，没有人引导方徨到那块丰收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收割现场是什么样子。

运麦子进场和打场劳作持续到深夜。入夜之后，打麦场上挂起了几盏汽油灯，照得四下里通亮。方徨在打麦场整整一夜，不时和亢奋的农民还有干部交谈。

3“卫星”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一称的结果出来了，2亩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斤7两5钱，非常精确，肯定是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的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奋笔疾书写出一篇消息。当天晚上，她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口述新闻稿。

人民日报编辑部那头，接电话的正是她熟悉的老资格女编辑李克林。她和方徨都经历过抗日战争，战争岁月里长期在农村生活，彼此非常信赖。方徨口述文稿，李克林在电话那头记录，就这样把稿件传到北京了。

在方徨记忆中，只过了两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就发表了方徨撰写的新闻稿。这个头条标题做了3行，第一行引题《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第二行主题大大的，非常醒目：《二亩九分小麦亩产３５３０斤》，底下的第三行题是发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３２１５斤》。显然，要不是有河南嵖岈山“卫星”，湖北的“卫星”就要占主标题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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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1版，方徨采写的消息刊登在头版头条

方徨采写的800多字消息全文为：

本报郑州11日电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个消息登在本报６月８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二亩九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获得高额丰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

第一，肥料多，分期施，从种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种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万斤，第二次三万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又追施厩肥、人粪尿七十担，以后又分期上两次杂肥四十二车、两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麦子拔节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上两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这样使麦子生长五尺多高，没有一株发生倒伏现象。

第二，普及良种，加大播种量，实行匀播密植。每亩平均下碧蚂一号良种三十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全部种籽都经过可湿性六六六粉拌种，并且还全部采用了五寸见方方格密植播种法。

第三，分期浇水四次。浇水方法是采用小水畦浇，播种以前，浇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种以后，又浇了三次水。

第四，及时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往年这个地方吸浆虫非常严重，今年吸浆虫快要繁殖的时候，先后喷射了三次药剂，免除了吸浆虫对麦子的危害。当小麦遇到冷霜的时候，还及时熏烟防霜两次。

    这个高额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都欢欣鼓舞。现在不少地区正组织干部、群众前往卫星社参观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不过，消息的最后一段话在原稿里没有。方徨写稿的时候，打场称重刚结束，还没有想到有人要来参观的事。

更让方徨吃惊的是，这天的《人民日报》专门为她的消息配发了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

社论用一首打油诗启首：

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随后，社论列举一系列今年小麦高产记录，从安徽六安县“淠东一社”地块“平均亩产可达800斤”，到河北宁津县某地块“估计每亩可产700斤”，再到湖北省襄阳专区“亩产1500斤到2000斤的小麦各地都有”，然后跳跃到湖北光化县幸福农业社的11亩小麦，“亩产实产达到3215斤”，最后说到河南遂平县卫星社的二亩9分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3530斤又“七两半”。

社论说：“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社论奉劝等着“秋后算账”的人们：“不要再怀疑观望了，赶紧振作起来，跟着时代、跟着群众一起前进吧！”

社论这种体裁通常不用第一人称，但这篇社论的最后一句话却是：“让我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祝贺他们不断的得到更大的胜利！”仿佛作者个人在讲话，是社论体中极为少见的。

不仅如此，1版上还刊登一幅漫画：硕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字样，把一顶写有“低产”的帽子扣到一个小人物头上。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1版上刊登的漫画

看到自己采写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见报了，方徨又写出一篇小通讯，原题《麦场上的风波》。

（以上为全文之二  未完待续）

         2021年1月20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XuOk5pv_1f50ZnBYrEiew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钱江：自我剖析高产“卫星”新闻第一人方徨 中国新闻史和世界新闻史，对1958年都不会缺失记载。如今看来，此属未远殷鉴，有一连串需要永远记取的教训，此处选取一例。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15.png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1版 本文叙述就从这个版面展开。这是“大跃进”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小麦“卫星”，新闻学上的一个典型教案。这篇消息是怎么采访的？怎样付诸版面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这段历史沉重然而发人深省。这个消息的作者自我剖析也是沉重的，而且需要勇气。她怀着坦诚之心，这样做了。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17.png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1版头条社论（局部） 正文：1958年6月，媒体上滚动发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小麦高产新闻。上年10月，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影响所及，国内媒体将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报道之时，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谁在沸腾年代里采写了“卫星”新闻，这样的新闻怎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卫星”（包括水稻、钢铁“卫星”）。简言之，荒诞“卫星”消息怎样写出来？怎么登上报纸的？几十年过去，一位当事记者站出来，勇敢地说，是我，我写出了一颗“大卫星”。她回首当年，剖析河南嵖岈山“小麦卫星”的采写全程，她说，我错了，我告诉人们，这是怎么错的。她勇敢地自我剖析，是希望她所挚爱的人民记取沉痛的教训。她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方徨（1926-2014）。本文源自笔者对她的访问和讨论。    1.  步行一天到嵖岈山采写“奇迹”新闻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推算应是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在编辑部办公室接到从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现属驻马店地区）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是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很兴奋地对方徨说：“遂平嵖岈山夏季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了，你赶快来吧。”到遂平嵖岈山做什么？当然是去采写关于“奇迹”的报道。报道“奇迹”是所有记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农业报道的编委级记者，她当下决定，第二天赶往遂平。这么急切，和方徨特别盼望赶紧在河南打开农业报道局面是分不开的。几个月前，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担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身为行政14级干部的方徨担任分社编委。将胡敏如、方徨调往河南是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定下来的，意在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他知道河南今年必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即将升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不仅向吴冷西，而且向毛泽东主席保证的。吴冷西和吴芝圃一起参加了1958年1月初的“成都会议”，知晓对于大跃进的部署。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19.png    1958年6月4日《人民日报》1版下方新闻《河南三千万人出动割麦  山东全民抗旱大动员》    由于全家刚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家底薄，方徨向负责总务的干部借了一个背包，装上一条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如果这是在今天，开上小汽车几个小时就到了。但在当年，河南分社总共没有几辆车，记者出郑州采访大都买票坐火车或长途汽车前往，到了县城再想办法，即使方徨这样的老资格干部也经常如此。那天来到遂平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方徨赶紧来到遂平县委，可是县委和政府机关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干部全都下乡组织麦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县里了解情况，再下乡到现场采访。看到县委各个办公室空荡荡的情景，她决定马上去嵖岈山农业社。她找县委机关的干部，请帮忙找个顺路车搭乘，至少找个同路人做伴。但是留守人员中没有一个是管事的，表示说，现在机关的人大半都下了乡，到那里找人找车呀？这年32岁的方徨是一个有毅力的女性，战争年代里曾是新四军女兵，经受过战争血海的洗礼。她决定先在县城住一晚，然后一个人走到嵖岈山去。 file:///C:\Users\Krystal\AppData\Local\Temp\ksohtml21476\wps21.png 20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 嵖岈山在遂平县以西近60余华里，是一座风景名山，不过当年并没有很多人去旅游。山下就是嵖岈山公社，沿途走去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方徨起了一个大早，背上背包就上路了。战争年代里，她打背包行军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气。出县城一开始是平路，沿路麦田一片丰收景象，看得方徨心头生爽，一上午走得飞快，到中午就走了多一半的路。但是午后进入丘陵地区，天气渐渐燥热，路边的庄稼地越走越少，也没有什么可以遮荫的树木，到处是裸露的山石和黄土，越走步伐越沉重。到了下午，方徨走得筋疲力尽，在高温下中暑，竟呕吐了起来。但她以顽强的意志忍着苦楚，一步一步，居然在天色擦黑的时候走到了嵖岈山农业社。正在那里的县委副书记赵光一看方徨这副模样，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在县城打个电话来，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2.  亲眼看到“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不过，一旦到达目的地，洗脸喝水之后，方徨觉得好多了，马上惦记上自己的工作，赶紧问赵光，“奇迹”在哪儿？当晚，赵光向方徨介绍，“奇迹”正在眼前连续发生。原来，若干天以前，“奇迹”已经在嵖岈山下冒头了。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块5亩多一点的小麦高产田，打场下来一算，平均亩产2105斤，超出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大约10倍。于是马上组织文章高手写了一篇消息，通过新华社发出。就在方徨从郑州出发的那天，6月8日的《人民日报》的1版版面中间、算得上第三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边还有一道副题《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新纪录》。 1958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1版版面（局部）。 其中关于“卫星社”的小麦高产新闻中提到了赵光的名字，说“这个县的县委副书记赵光在这个社里和农民一起搞的六亩一分三厘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小麦1204斤”。 这意味着，随着发往全国各地的《人民日报》，中央领导和全国读者都知道了嵖岈山农业社的好成绩，而且看到赵光的名字也在其中。赵光没有满足。他告诉方徨，之所以打电话叫她亲自赶过来，就在于嵖岈山农业社又发现了一块2亩9分地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可能超过3000斤，不仅超过了《人民日报》刚刚报道的嵖岈山高产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麦的最高亩产记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当时亦兼人民日报记者）亲手来写这个消息了。赵光的介绍听得方徨十分激动，感到好新闻就要出在自己手里了。她从小在安徽桐城长大，对农作物并不陌生，知道小麦的产量要比水稻低许多。那时皖南的水稻亩产不过千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百十来斤就算很好了。现在居然能达到3000斤！那么站在她面前的，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未完待续）2021年1月18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 钱江说当代史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4SIZ91xGOPXa0QKn7DYO2Q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暗访地下代孕市场”报道幕后

导  读

“求全、求新”，完整呈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地下代孕市场“生意链”，并针对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提出建设性思考，成为我们进行报道的出发点。

2020年8月底，澎湃新闻调查新闻部专题策划，历时二十余天，通过暗访调查，采制了《疫情下的代孕市场》系列报道，三篇合计1.6万字的文字报道和长达6分钟的暗访视频受到舆论场高度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转载，或刊发评论文章。仅在微博平台，截至2020年12月10日，两个主要话题阅读量达4.5亿，也再次印证了践行“四力”要求锻造出的深度报道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深入现实，挖掘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

脚力，顾名思义是迈开双脚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增强脚力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生动体现，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的重要内涵。好的新闻报道每一句平实的语句都蕴含着作者在实践中调查汲取的“养分”，具有反映现阶段社会某一类现象的时代特色。

代孕话题并不陌生。此前一些媒体也关注过地下代孕市场，但大部分报道都是从代孕妈妈、卖卵女孩、代孕机构的单一方面呈现，且探访、口述、引用偏多。基于此，“求全、求新”，完整呈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地下代孕市场“生意链”，并针对呈现出的社会现象提出建设性思考，成为我们进行报道的出发点。

考虑到代孕市场的隐秘性，记者采用暗访形式进行。前期以客户身份与广州、深圳几家代孕机构接触，建立信任，实地探访又“乔装打扮”，以四种社会身份为“掩护”，并针对职业特性在着装打扮、言行举止方面做针对性训练，使得代孕机构的疑心降低，“套”取的信息更全。

探访需要找到核心地方。记者先后来到各家代孕机构的办公区、“后勤基地”（安置代孕妈妈的地方）、合作医院，不断接触获取行业隐秘信息，并通过暗访器材拍摄取证，最终呈现出“文字+视频”的传播文本。

其实并非所有场面都需要暗访，哪些信息需要，值不值得冒险，都需要记者现场快速权衡。一次，广州一家代孕机构的人带记者看完安置代孕妈妈的“后勤基地”后，在车后座，他突然讲起来如何和医院、医生合作分成，记者赶紧打开设备，记录下这个重要信息。

走近实际，记者感触的东西更加具体，最终的新闻报道也更加鲜活。在这种情况下，团队还将“脚力”延伸至互联网的多个社交平台。以“代孕”“收卵”“爱心助孕”等关键词检索相关博文和帖子，记者通过客户身份“套取”代孕机构、卖卵女孩中介的信息；反过来，记者又以“收卵者”“代孕机构”的身份在平台上发布帖子，与寻求卖卵或已经卖卵的女孩、想要代孕或正在代孕的妈妈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后，采访其代孕和卖卵的动机和细节。这样做，一方面能印证代孕机构的部分说法，一方面也增强了整个报道的故事性，使其更鲜活。

事实证明，通过线上、线下双线深入调查，整个报道实现了全面呈现代孕市场生意“链条”、链条上各方故事鲜活生动的预期效果。

辨析复杂情况，以独特视角呈现深度

眼力是记者专业素养的外化，表现为对新闻的敏感度和发现力。记者的独特眼力是独家发现和独家视角的来源，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洞察本质，从众说纷纭的争议中明辨是非，从快速变化的实际中把握规律。

地下代孕市场的新闻线索起初来源于给澎湃新闻报料的一位网友。他反映，在国内某款主打同性交友的App内，散布有给“男同性恋群体代孕”的广告。虽说同性代孕已不是新鲜事，但给了记者灵感。

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到国外寻求代孕受阻，国内代孕中介机构订单明显增加，卖卵女孩的补偿金、代孕妈妈的佣金也水涨船高，在“高收益”的诱惑下，甚至有的代孕机构被查之后，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特别说明的是，代孕客户主要有不孕者、失独者、同性群体三部分，此前媒体更多将目光聚焦在“不孕者”这类客户。团队根据暗访代孕机构接触的实际情况，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同性代孕群体”，呈现出他们的故事和想法，同时结合疫情这个大背景，使得整个调查更“新”。

在豆瓣，记者就发现了一个患艾滋病后通过代孕有了孩子的男同性恋者，他在网上记录自己从确认性取向、患艾滋病、选择代孕有孩子的全过程。同性群体代孕的故事为报道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也为读者观察和思考现阶段下的代孕市场留下更充足的空间。

此外，记者还将角度聚焦于代孕链条上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卖卵女孩和代孕妈妈群体。调查发现，以学历、长相、身材等为标准，卖卵女孩明码实价，进入地下代孕市场的“资源池”，等待被客户“捞起”。“专科生五六万元、本科生七八万元，研究生九万到十万元。”有业内人士透露，卖卵女孩获取的收益会被中介层层盘剥，到手的补偿金几乎只有客户偿付金额的一半。取卵过程中，若操作不当，卖卵女孩除了忍受疼痛，很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严重的会危及生命。

代孕妈妈则被称为“土壤”，由她们孕育出婴儿。她们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经过亲友熟人介绍怀上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能拿到22万元至25万元的佣金，同样面临高风险。“代妈难产致死亡，怀孕期间死亡，或者导致此后不育，跟客户没关系。”多家代孕公司负责人这样承诺，“钱会摆平”。

通过前述独特视角，记者深深体会到，注重增强眼力不仅是发现更多好素材、好新闻的重要环节，也是增强新闻敏感，写出好文章、提炼好内容的重要前提。

多思才能对新闻事实的

本质和规律有深刻洞察

脑力是愿思考、勤思考、能思考、善思考并作出准确分析、判断的能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为《新中华报》的题词就是两个字“多想”，就是希望思考问题能够更深入、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在新时期，锻造舆论监督新闻精品，更应把握重大题材中的“全局观”。

在确立采访主体以及报道框架之后，团队决定要做深做细“个案监督”，并计划以三篇深度文字稿配以暗访视频全面呈现地下代孕市场，突破先前散落在海量信息中的代孕报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以系列报道聚合新闻主题，将有社会价值的公共议题带入公众视野，让公众对该社会现象有一个全面了解的同时，也对此产生相应思考，同时促使相关部门重视该类问题，予以整治规范。

暗访中，记者深挖代孕“生意链”背后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参与现象。几家代孕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其均可以与医院合作，“蒙混过关”生下孩子，违规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并根据客户需求协助上户。

此外，我们还通过调查呈现代孕“制造”出不健康婴儿的风险，唤起公众对代孕行为有更加理性的认识。虽然代孕协议书提到“胚胎遗传病的筛查和诊断，并非能100%确保所孕育的新生胎儿维持正常健康”，部分婴儿存在先天性疾病和生理缺陷。

在呈现出整个链条后，记者最终回到报道的落脚点：如何看待代孕现象，代孕该何去何从？一方面的现实是，放开二孩后很多人发现无法再生育，还有一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群体，他们想要孩子的需求很急迫。国内现有的辅助生殖中心周期长、排队人数多，“一票难求”，很多人因此转向商业代孕。另一方面，商业代孕在利益的驱使下，乱象丛生。一些代孕的婴儿患病后会遭到遗弃，代孕妈妈也可能会终生不育甚至造成身体不可逆的伤害，一些卖卵女孩取卵后得了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此外，“蒙混过关”分娩、用欺骗手段给孩子落户都是在突破法律的底线，代孕孩子的抚养和监护权纠纷也频频出现。

记者查询大量公开报道、学者文献资料，将欧美及前几年比较热的东南亚各国对代孕的监管和立法信息整理出来，将国内“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呈现出来，辅之采访国内辅助生殖中心负责人和关注代孕现象的法律从业者、医生，完成了一次具有撬动意义的探讨。

好笔力让报道“软着陆”

脚力、眼力、脑力都需要通过笔力体现出来，其中写出精品文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笔力，从字面上看是下笔成文、妙笔生花的能力，但实质上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强化问题意识即以有依据、有条理、有逻辑的语言指出地下代孕市场存在的社会问题。记者在构思文本结构和语句时，分析链条上各方情况，呈现各方利益分成及其背后所涉风险，从立法监管和现状两方面剖析代孕现象屡禁不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力图就代孕现象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思考空间。

最终统计，暗访多家代孕机构，采访代孕妈妈、卖卵女孩、医学和法律专家、整理国内外代孕市场资料达十几万字，但三易其稿后凝练呈现的三篇文字报道仅有1.6万字，并配以6分钟的暗访视频。报道中的每一句都再三斟酌，或用直接引语体现说话人的态度或个性，或用间接引语高度概括具体事实，避免语句拖拉，“不干净”。

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写疫情下“订单增加”和“竞争加剧”的代孕市场新生态；第二篇写“遭盘剥”的“代孕妈妈”和“卖卵女孩”；第三篇写国内“社会不允，法律不禁”的现状和需要“疏堵结合”的专业声音。整体架构层次分明、由点及面，地下代孕市场的隐秘链条在读者眼中更加立体生动，传播效果更佳。

这组系列报道的“组合拳”打出后，从传播效果看，反响超出预期。稿件被中央各重点新闻网站、各大地方主流媒体网站、客户端以及各商业门户网站转载，并有多家媒体配发评论文章。当天，仅在微博平台，“地下代孕市场调查”“88万代孕包成功包性别”两个话题就登上热搜。此外，报道刊发后，广东省卫生健康部门高度关注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我们认为，“四力”是一个链条，互相促进，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只有增强践行“四力”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才能锻造出监督报道的精品。

来源：微信公众号 NEWS全媒体采访与写作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uDfVYGXLkdng-VzO8UxKw

编辑：贾梦琪

刘海明

【案例】

编辑：刘佳莹

刘海明

【案例】

在报道性别暴力案件时，记者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公众人物的家暴、性骚扰纠纷或一些引发热议的相关社会事件，让“性别暴力”成为性别议题中的热搜型话题，越发频繁地见诸于报端。在权利意识觉醒、新媒体工具加持的传播“快时代”，媒体作为对此类事件的重要观察者，其报道的性别视角、新闻伦理及议程设置等，受到更大的挑战。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发布原《北京青年报》深度调查记者张倩所作的关于性别报道规范的方法论分享。作者认为，想做好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媒体介入，就必须谨记这三个关键词——绝缘体、倡导者、引路人。记住这三点，承担好自己的角色，记者的报道会更加有理有力有据。

绝缘体

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做绝缘体，是做谁的绝缘体？为什么要绝缘？怎样才能绝缘？

做谁的绝缘体？

做绝缘体，是指做受害人和社会之间屏蔽“二次伤害”的绝缘体。

什么是“二次伤害”呢？

“二次伤害”是一个舶来语，最早源于国外的相关研究与论述。在美国国家司法系统中，提到间接伤害或者次生灾害的时候，对受害者的影响一般使用“secondary victimization”一词，它指紧接着的、继发的伤害，是相对于原生和直接伤害的对比关系，因此不能硬生生地理解为“第二次”伤害。

具体到对于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人应该先认定自己是保护者而非报道者，避免自己的报道给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

为什么要绝缘？

受害者家人、媒体、调查人员及其他人在言语上、态度上的不妥，都可能对受害人造成继续伤害。

家人的“二次伤害”主要表现为对受害人责任归因、恶语相向，以及各种厌恶、嫌弃、冷暴力对待。如果受害人是孩子，在没有社会化之前，是不知道所谓羞耻的。但因为家长的影响，TA忽然就觉得自己做错事了，不然不会挨打。这种伤害可能对TA的一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媒体“二次伤害”的主要表现为有意或无意地泄露受害者的个人信息，或者让受众通过传达的种种相关信息，可以推测和判定出受害人的真实身份，以及披露描述一些具体的受害细节，或者对受害人作出一些评判。

                                 

图片来源于原报告

所以，凡是有可能曝光被害人的身份信息的，或是涉及信息性描写细节的，媒体人在所有的程序中都应该保密。应由有经验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处理，相关采访和调查也应该选择在受害人的住所、或其他让TA们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场所进行。

怎样才能绝缘？

作为媒体人，该如何预防“二次伤害”？并在涉性别暴力案件或事件报道中做好绝缘体呢？对此有三大铁律：

1）不报道原则

性侵案件，特别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一定要记住“普通性侵案件不报道”的原则。但不报道原则并不意味着性侵案件一律不能报道，否则有些需要引发关注的焦点问题，谁来帮助发声？因此，当案件涉及以下情形时，可以考虑报道：

加害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比如，2016年的满洲里人大代表性侵案，2008年的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案，这些性侵案的加害人身份特殊，有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现象，所以需要社会舆论监督。

案件牵涉到的受害人是此前未得到关注的群体。比如，钦州性侵案就涉及到农村留守儿童，我们可以通过报道典型个例来引起关注。

能够典型凸显某类社会现象，亟待引发社会关注的案件。比如说近几年，儿童成为了网络性侵害的捕捉目标，这样的新现象要报道。

因此，虽然实施细则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要知道，“不报道原则”不是绝对的。不过，报道的应该要是具有典型现实意义的案件，不要仅为流量而写，也不要因此而伤害到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

2）保护为第一要素

把自己先当作保护者，要掂量报道之后，对当事人是好是坏。一个能引起相当轰动的选题，如果各家媒体报道后，解决不了当事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反而因此让其陷入伤害中的话，希望媒体人要懂得舍弃，能够舍弃。

3）避免性侵害细节描述

涉性暴力案件的稿件采写，一定要跳脱过程及细节描述，避免用性侵害的情节吸引人眼球。因此行文的构架最好以探求事件本质、追求个案暴露的现象类问题成因入手。

如果媒体人没有专业化的积累，不掌握相关立法与司法的发展脉络，那么只有无知无畏的才敢去靠描写细节谋求流量。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了《媒体性别敏感指标》，它有四要素，第一就是保护遭受暴力者的隐私和尊严；第二是报道避免苛责受害人；第三是媒体需要提供救助渠道，介绍国内好的经验；第四，不要把性别暴力事件仅仅作为一个个体的悲剧，要提供相关社会问题的背景信息和统计数据加以支持。

目前业内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涉性别暴力事件或案件的编采中，除了要给当事人化名以外，对于案发地，最多写到区县一级，最好是只到市一级，避免读者推断出受害者是谁。

倡导者

在做好绝缘体的基础上，媒体人要做倡导者。

的确，对于客观事件，记者应该客观呈现，不过在反映真相之外，对某些事件的进程还可以有意识地进行主观推动。例如让更多人理解“二次伤害”的存在。

前面已经介绍了“二次伤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报道时如何避免“二次伤害”。性别暴力案件有其特殊属性，广泛涉及受害者的隐私。所以，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涉性别暴力案件除了可能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伤害，还具有普遍的高心理摧残率。“二次伤害”之所以让人无法接受，是因为“二次伤害”的加害者，大多本应该是为受害人“撑伞”，对受害人实施救济的。

“二次伤害”的后果非常严重，从微观伤害的角度看，受害者个体遭遇“二次伤害”后，致残致死的、失语的、疯癫的、丧失学习能力的、自暴自弃的、家庭解体的等等情况，都有现实例子。

图片来源：图虫Premium

所以，媒体人需要发挥传播者的本职作用，让“二次伤害”的概念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明白其危险性和注意事项。

采访性别暴力案件时，如果受害人经历了“二次伤害”，记者就可以在稿子里呈现，但是一定要拿到证据。做这些的目的是，能够在采访报道中予以实施检验、监督，关注关于限制“二次伤害”的方法在实践中有没有落实。

而目前，对于媒体和自媒体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还没有专门的规定处罚意见，参照的就是“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一些规定。

引路人

作为一个记者，要想做好性别暴力案件报道，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角色，做好保护者是前提。此外，一个好记者还要是个思想者，要思考案子为何发生，思考如何协助促进相关法规的完善，进而保护受害者。因此，好记者还应该是个引路者。

怎么样让你的案件报道成为一份好报道？你的作品要有前瞻性的东西去引领。前面说到，既然涉性别暴力案件一般情况下是以不报道为准则，那么最后被报道的事件和案件，一定是要足够有意义的。

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通过自己的报道“领跑”。比如在性侵领域的报道，要做到一个标准是，我拿给律师、法学专家浏览后，TA们都会听，因为研究得深。

所以媒体人要有专业积累，不能满足自己只是记录者，还要做一个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对于社会有用的引路人，这样的报道才有意义。

来源：全媒派张倩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t9BSsl-nxQQAEBvPixNhA

编辑：李佳怿

刘海明

【案例】

调查钟南山

声明：本文转载自2003年上海报业集团时尚刊物《外滩画报》中《调查钟南山》原文。当年非典期间钟南山院士积极参与疫苗研发引发争议，该文章就此事公开质问其中的问题，后期钟院士也公开进行了答复。

2020年，钟南山院士又起传闻，引发社会争议，特转载此文，仅供参考。原文较长，需要耐心读完。

调查钟南山

外滩记者

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报道

（原载《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3年6月20日，国内已有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在如此庞大的科研大军当中，以钟南山为首的疫苗研制小组最引人关注。

5月26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率先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称研制成灭活SARS病毒简易疫苗，并称这个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5月29日，这个疫苗研制小组又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钟南山亲自参加，《南方日报》以《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也就是6月20日前后（比香港发布会推迟了10天），研制小组完成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

6月20日已经过去了，但发布会上的承诺并没有兑现。

钟南山研制疫苗的新闻搅动了业内

　　

受众首次在媒体上得知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是5月26日。但这个消息并不是钟南山本人发布的，所以他非常“反感”。

5月26日这天，对钟南山来说，是一个让他非常“反感”的日子。

因为这天，《大公报》、新华社纷纷报道了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甚至有消息说，预防非典疫苗有望在6月10日前问世。这些消息经过中国新闻网、新浪网等转载，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在庞大的SARS疫苗科研大军当中，钟南山异军突起。甚至有网友在网上发贴说，钟南山乃神人也！

而当本报记者就此事打电话向钟南山求证时，他却对记者说，虽然研制小组是粤、沪、港三方合作，但5月26日的消息是香港单方面发布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未经我同意就向媒体发布消息，我对此很反感。”

钟南山对记者说：“媒体上发布的消息不准确。我们研究的疫苗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好，当然也没有打算进行公布。”

对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钟南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袁国勇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的研发，合作的三方分别是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郑伯健博士、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和我。袁国勇只是合作方郑伯健博士的领导。”

和钟南山通过电话之后，记者打开了中国工程院的官方网站。也是5月26日，一篇《关于用灭活病毒疫苗保护新型冠状病毒接触者的紧急建议》让记者大吃一惊，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钟南山和闻玉梅两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发布研制疫苗的消息和紧急建议，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

记者再次和钟南山通电话时，他拒绝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回答。

钟南山为“神奇滴鼻剂”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认为香港大学对SARS疫苗研制情况的发布不准确，而一旦自己召开发布会时，也会走香港大学的“路子”。

5月29日，根本“没有打算在媒体上公布”研制SARS疫苗消息的钟南山，破例了。钟南山对记者说，原来根本没有打算公布，但香港公布的不准确，所以他的这个公布算是更正。

5月29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钟南山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有关情况。文章是南方日报社记者林亚茗写的，标题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副题是《成本低、无毒性，再过20天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文章开头是这样写的：“一种神奇的滴鼻剂在不久将会问世，它只需用50-100微升的剂量，喷入2—3次，就可以抵挡SARS病毒的侵入。钟南山院士和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闻玉梅院士分别介绍说，经过粤沪港科学家19天的联合攻关，这一成果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报道还说，这种神奇滴鼻剂，成本低、无毒性。记者没有发现，钟南山的更正和香港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本不同，要说差别，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譬如钟南山研制的SARS疫苗“6月20日左右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比香港方面宣布的“6月10日前问世”晚了10天。

钟南山疫苗成果的发布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看到《南方日报》的这个报道，记者吃了一惊。因为，《南方日报》的报道说“再过大约20天，课题组完成确认灭活后，就可按一定病毒量配制滴鼻液，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而此前，记者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官员了解到，目前关于SARS疫苗，国家还没有批准任何一种研制中的疫苗可以用于临床研究。按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未经批准而进行临床研究，是不允许的，也是非法的。

为了进一步核实这个问题，记者再次打电话给钟南山和闻玉梅进行核对，他们对这个问题先是回避，后来确认国家还没有批准可以进入临床试验。

没有批准，是否在申报当中？

记者又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疫苗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取得联系，求证是否有SARS疫苗处于申报当中。

毕胜利告诉记者：“至今没有一起研制中的SARS疫苗已经进入了申报程序。”

没有申报，那么，是否经过了同行评审？因为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项科研成果发布之前，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否则这项成果不会被社会承认。

记者和数名疫苗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或者听到，钟南山的这项科研成果经过了同行评审。

记者和钟南山、闻玉梅、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三方取得联系，他们也承认这项成果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至于为什么没有经过同行评审而急于拿出来发表的原因，他们认为主要是为了“应急”，当然也欢迎企业方面投资。

既然如此，《南方日报》的报道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还是媒体“发布的消息不准确”？

闻玉梅告诉记者：“《南方日报》的报道不准确。‘再过20天，即可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的说法不是我说的。”记者追问闻玉梅，是谁说的？闻玉梅说，反正不是我说的。

记者又和钟南山取得联系，求证“临床研究”之说的源头。钟南山对记者说：“我记不得了。”

记者只好找同行求证。《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是《神奇滴鼻剂可阻非典病毒》一文作者，他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院士说，如果非典疫情还再继续，他们研制的滴鼻剂即可跳过动物试验，直接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稿子写好后，编辑有所删节，并把内容放在闻玉梅院士身上。”

有专家对钟南山研制ＳＡＲＳ疫苗提出不同意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虽然钟南山那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消息公布后，一些专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对记者说：“钟南山搞SARS疫苗这事我知道，钟南山作为一个致力于呼吸系统的临床医生，可以说是学有所成。虽然钟南山手里有大量的资源，但他没有研究疫苗的经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因此他研制的疫苗在业内并不被看好。”

“美国和欧洲在疫苗和药物研发上的力量那么强，但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发布任何‘成功’的消息，而国内一下子竟然出现了200多个研究机构和人员，宣布SARS疫苗研制成功或即将成功。”对媒体上关于SARS疫苗连篇累牍的报道，毕胜利认为，“目前国内研究SARS疫苗和药物的态度不端正，尤其是个别专家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不懂就是不懂，而现在一些科学家太浮躁，大家都想表功，都想争取科研经费或企业投资，这个现象不正常。”

与毕胜利的说法相呼应，曾在美国FDA工作了13年，今年刚刚回上海的李忠明博士对记者说：“钟南山搞的那种灭活疫苗技术上是个尝试。”

李忠明还是《现代新疫苗》的主编，他告诉记者，钟南山研究的是第一代疫苗，这种技术操作比较简单，就是把活病毒灭活后输入人体，从而能够使人体产生抗体，“这种疫苗的好处是快速，但是也有缺点。要做灭活疫苗的前提是大量繁殖活病毒，如果要大量生产的话，就需要大量的P3实验室。”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一位不愿在媒体上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说：“我看过发表在中国工程院官方网站上的紧急建议。按照钟院士的意见，SARS疫苗研制要打破常规，尽量减少按常规疫苗检定步骤，力争在2至3月内获得研制产品。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疫苗研制要走极其烦琐的步骤，这是必须的，世界各国公认的，SARS疫苗生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不能逾越的。”

这位专家还告诉记者说：“钟南山在救治SARS病人时，由于人类对这种疾病还没有认识，所以可以进行试验性质的治疗，以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但是疫苗是使用于正常人体，而不是病人，因此绝对不能带有试验性质，而必须确保安全。所以，我对钟院士敢于在病人身上进行治疗试验并获得成功表示钦佩，但对其研制的疫苗也要走这个路子，表示担忧。”

而直接参与“神奇滴鼻剂”研制的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则对记者说：“如果SARS疫情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研究的这种快速疫苗才能体现出价值，但是目前疫情已经明显呈现下降势头，我们研究的疫苗已经没有多大优势了。现在我们发现要搞成一个疫苗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钟南山并没有泄气。6月中旬，他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非典疫情已近尾声。但谁都无法预计今冬明春是否会再次发生大规模感染，所以我们要尽快研制出应急疫苗。”

对“应急疫苗”的说法，李忠明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无论情况如何紧急，也不能跳过动物试验，而将疫苗直接使用于正常人体。

香港为何要与钟南山合作搞疫苗

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ＳＡＲＳ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据记者了解，这个“神奇滴鼻剂”是香港、上海和广州三方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香港方面主要提供病毒株，上海方面提供制作疫苗的技术，广州方面提供场地和一些临床病历。领军人物是钟南山。

香港既然有病毒株，为什么不自己搞疫苗，反而要和广州搞合作呢？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我们当时研制灭活的疫苗是考虑到如果疫情持续下去，特殊的情况下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给临床的医护人员。当然，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的前提条件是疫情持续恶化，我们又能把SARS病毒彻底灭活，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但是，即使这样，在香港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才把毒种提供给广州方面，在广州搞这个疫苗。”

香港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也明确规定，不允许疫苗可以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应用于人体。如果《南方日报》记者林亚茗没有记错的话，钟南山是想在非典疫情继续的情况下，跳过动物试验，直接将他们研制的疫苗提供给高危人群进行临床研究。这也许就是香港方面看好钟南山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的说法，把“神奇滴鼻剂”放在广州搞，不仅有可能跳过动物试验直接进入临床研究，还可以搞到政府投资。

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研制这个“短、平、快”SARS疫苗的最早想法是他提议的：“针对医护人员这些高危人群搞一个试验性的SARS疫苗的想法我很早就有了。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南山，他也很支持。”

记者通过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省非典防治办公室了解到，钟南山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义给政府写报告，要求研制SARS疫苗，申请立项。广东省科技厅立项后，拨款200万元，作为先期投资。

广东省科技厅的张先生告诉记者说：“200万元直接拨到钟院士做试验的单位。主要用于购置设备、试剂、防护服等一些消耗的东西。这是第一阶段拨款，以后是否追加资金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虽然是国家出资，但研究成果归他们三方享有。”张先生说，“政府只是对一个科技项目进行资金支持。”

政府投资不足怎么办？钟南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万元经费研制SARS疫苗远远不够，假如有社会团体和组织愿意支持的话，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一位跨国公司的医药代表对记者说：“几乎所有被看好的疫苗方面的专家，都在一些医药公司的视线之内。因此，SARS疫苗研制到处放卫星，实际是疫苗制造商在暗中较劲。”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香港大学从钟南山那里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对于钟南山不利的言论了”。

据悉，即使研制成功，钟南山可能也要放弃SARS疫苗专利权。

香港大学教授郑伯健告诉记者说：“由于钟南山的特殊身份，三方合作给他带来了很多风言风语，说他把病毒资源都给了香港大学，从中拿了好处。”

郑伯健介绍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为了研究和分离SARS病毒，香港大学从钟南山所在的研究所拿了一些病毒标本，再加上这次三方合作，国内已经有很多不利于钟南山的言论了。所以为了避嫌，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这个正在研究的疫苗即使最早出来，也不申请专利了。为此，很多跑过来要和我们合作的企业都回去了。”

媒体开始反思关于SARS疫苗的报道

6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以《非典疫苗报道连篇累牍，不实消息让人惊心》为题，掀开了媒体对前段时间关于SARS疫苗的反思性报道。

这篇反思报道说，为什么在我们的传媒上关于非典疫苗有这么多混乱、矛盾的报道呢？从信息源的角度说，受采访的科学家即使均出于公心，他们对科学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更何况，科学工作者也可能有私心，可能会考虑研究成果背后的名利——有的研究背后有企业行为，有的研究者会为了争取更多资金支持而将阶段性进展夸大或含糊其辞，所以科学报道的采写者不应只听成果发布者本人的一面之词，也应听听其它同行评议。但目前我们看到的多数科学报道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读者只得自己做广采博收、甄别判断的工作。

这篇反思报道还认为，除了信息源的原因之外，一些不符合科学规律的报道，问题出在记者、编辑的加工环节。

这篇文章在链接的背景资料中，专门提到了媒体关于钟南山研制SARS疫苗的报道。

而此前科技部长徐冠华发表的《非典攻关要加强合作警惕浮躁情绪》，被认为是媒体开始反思报道的“导火索”。这位院士出身的部长说，在防治非典的科学研究中，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思想在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中表现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是，有些科技人员不顾大局、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负责的、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正常进行。

钟南山与SARS资源

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据记者了解，截至5月底，国内共有5例SARS尸解，并且都是在广州进行的。

今年2月份，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提供了一例SARS病人尸体。负责尸体解剖的南方医院病理学专家丁彦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尸解所得标本是这样分配的：尸体提供单位、广东省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CDC、国家CDC。

2月份，香港大学微生物系从钟南山处拿到了SARS病毒标本，包括5块SARS肺标本和病人的咽部标本、血清标本。依据这些标本，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教授管轶成为“成功分离非典病毒第一人”。

后来，钟南山又和香港大学合作，共同研制SARS疫苗。

但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钟南山掌握的ＳＡＲＳ资源最完整

对这些资源的整合，钟南山出了一本关于SARS的书：《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与治疗》。

根据公开的报道，钟南山对SARS资源的掌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掌握世界上第二例SARS病人的全部资料。第一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佛山市，时间是2002年11月底；第二例SARS病人发生在广东省河源市，时间是2002年12月初。不仅如此，钟南山还目睹了第二例SARS病人是如何感染他人的，而且这些被感染的人的资料也在钟南山的掌握之中。钟南山就是据此得出SARS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的结论。

二是掌握许多危重SARS病人的资料。出于一个医生的天职和智慧，钟南山曾要求有关方面，把最重的病人送到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2003年2月至3月间，60多名危重病人从其他医院转送至广州呼吸所。为什么要这样做？钟南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还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个探讨，能够有一些创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钟南山没有告诉央视记者，这就是，由他主持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曾接受霍英东1000万元捐赠，建成中国第一个完全按国际标准设计、施工和配置的加护病房，并命名为“英东重症监护中心“。就在这个加护病房启用的第二天，就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第二例SARS病人。

三是这些资源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以第二例SARS病人为例，其治疗方案可以说是“试验“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试验当中，钟南山是幸运的。而探索治疗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记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只有钟南山手中的SARS资源最完整。所以，WHO（世界卫生组织）把钟南山当成一个重量级人物，显得举足轻重。”

为什么ＳＡＲＳ资源不能共享

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2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一些专家，他们认为，在SARS病原研究上，中国之所以落后，原因在于SARS资源不能共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拿到第一份标本是2月14日，按照时间推算，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也就是说，发现第一例病人不久（应该是1个月左右），北京方面就开始和广东方面协调“标本“的问题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广东方面的理由是：我们不具备研究条件。而实际上我们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是全球人类基因工程的六个中心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香港大学于2月初就从钟南山那里拿到了标本。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说：“香港大学微生物系有个攻关组，2月份这个病一出现，就到广东取样，在前几次的试验中，也不知是什么病毒。后来SARS传到香港以后，可以在非常快的时间内鉴定到所有的细胞系里面，这样在世界上首先在3月上旬把病毒分离出来。

因为是新病毒，所以花了10天时间的鉴定，才发现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郑伯健说：“从钟南山那里拿标本，前提是要签订这样一个合同：甲方（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提供病毒标本，乙方（香港大学微生物研究所）负责检测；甲方享有检测后所得的科研成果，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其他机构提供检测出来的病毒株；乙方检测出来的成果只能由甲方向外发布。“

李忠明对记者说，SARS病毒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这样才能做到群策群力，集中力量攻破难关。当然这种共享不仅仅是国际间的共享，更应该是国内专家之间的共享。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记者说，国内在SARS病毒研究上的相互封锁，是SARS科研上“整体败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SARS疫情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什么要对ＳＡＲＳ资源进行封锁

“同室操戈“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我们的体制。

北京等地的科学家到广州为什么很难采集到标本？

为什么要对SARS资源进行封锁？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钟南山院士。钟院士对记者说：“主要是体制上的原因。SARS病毒标本是疾控所（广东CDC）掌握着。他们就是想大家把资源给他，不许给别人。“

记者又问：“是否有专家问您要过SARS病毒标本？您是如何处理的？“

钟南山说：“现在算起来，我一共给过4个研究机构，有香港的、有本省的、也有省外的，但基本上都是以互换为目的。当然，现在如果有机构向我要，我还是会给的。“除了香港之外，钟南山没有透露另外3家研究机构的名字。

就SARS资源封锁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民盟主委、复旦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熊思东。熊思东告诉记者：“为什么疫区的临床机构要严格控制病毒标本？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大需求就是市场的重大需求，就是巨大的商机。譬如，我们宣布搞SARS疫苗后，现在几乎天天有人来谈合作的事情。“熊思东还认为，资源难以共享，还有专利问题，因为这个专利和专家的“名利“休戚相关。

军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主任祝庆玉则对记者说：“我们去广东之前，中国CDC就已经去过广东，他们跟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有一个规定，病毒标本不能拿出省外。这是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我看来，控制资源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他们有资源就只有他们才能研究疫苗和药物。“

记者在广东省卫生厅防非协调办公室的网站上检索到的粤卫办〔2003〕10号特急文件也从侧面印证了祝庆玉的说法。

2003年2月25日发布的这份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标本收集后应在3个小时内用冰壶装好并由医院送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要求“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如发生问题追究领导责任和当事人责任“。

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在科学研究上的垄断和封锁，单纯用“名利“二字还不能完全概括。“同室操戈“还有深层次原因，有卫生管理体制的问题，也有医疗单位的问题，当然也有专家个人的问题。譬如，卫生部门把SARS资源当成本部门的“财富“，医疗单位把SARS资源当作本单位的“财富“，专家个人把SARS资源当作个人的“财富“。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对记者说：“在国家公共卫生危机中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突发事件协调小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能仅仅依靠科学家的良知和领导的默许，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应该在利益相关、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危机管理机制。“

目前的现实情况是，某些医院、医生和科研机构把SARS资源据为己有，他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占有、收益、处置SARS资源。而从科研的角度出发，SARS资源应该在科研机构之间共享。

人类基因组中国首席科学家杨焕明在媒体上公开说：“中国科学家在SARS面前整体打了一个败仗。“杨焕明认为中国没有率先公布冠状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是因为他无法早期拿到SARS病毒标本。

针对杨焕明的说法，钟南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病原体的基因测序并不复杂，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出来，但是科学家受到体制的制约，懂做的人拿不到标本，有标本的人不懂做，还封锁标本和信息。这是一个悲剧。“

而毕胜利则对记者说：“我认为，我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科学家的失败，而是我们体制的失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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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邵嘉翔 杨晓杰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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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