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Margarita Quihuis：用价值重新定义技术产品

刘海明

2019年9月，腾讯研究院开始陆续深入访谈全球业界与学界大咖，围绕「何为科技向善」、「如何理解科技向善」的问题，广而寻求见解与共识。包括最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教授、斯坦福和平科技实验室创始人玛格丽塔教授、创业者/硅谷投资人邵亦波先生、搜狗创始人兼CEO王小川先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女士、北大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清华传播学系金兼斌教授、北师大复杂科学系张江教授等等，从不同的背景与专业出发，分享了各自的思考。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陆续发布的【科技向善案例集·产品行动】；【科技向善·大哉问】等等。

「科技向善」这场大型社会实验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而且没有终点，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它的实验结果。每一个数字公民，都无法置身事外。

若你有更多关于科技向善的好想法，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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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arita Quihuis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主任，斯坦福大学说服技术（Persuasive technology）实验室的研究团队成员，负责研究创新，游戏设计思维等。同时，Margarita也是一位行为设计师和社会企业家，专注创新、技术孵化和企业家精神。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制定标准帮助技术产品变得更加公平、多元、友好，这种实践和科技向善的理念一脉相承，研究院与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话，探索科技如何向善的可能性。

对话全文如下：

腾讯研究院： 你如何评价过去几十年中，互联网产品和服务带来的改变？它带来最显著的成就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Margarita Quihuis： 对于当下的每个人来说，新兴的技术产品让人类拥有更多可能性。比如，90年代初的互联网有极强的人道主义目的，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让家庭重聚，真诚地相互连接，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然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技术的武器化。在90年代初期很多人认为，人们会像对待另一个人一样对待技术。然而在现实里的人与技术互动中，技术其实无法像人一样去影响另一个人，它会直接说服人们去做一些事情，在后续的测试中技术的这种说服力也被证实。这说明技术有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并说我们如何去避免技术的威胁。在这种环境中，很多人在不知不觉就利用技术做了坏的事情。如果将技术比喻成影响说服力，会发现世界上优秀的领袖鼓舞说服别人成为更好的人，同时也有邪教组织利用说服力驱使人们做糟糕的事情。这些说服的技能和策略是相同的，只是看它被用于好的结果还是坏的结果。

显而易见的是，技术已经被用于做坏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别说评估它的风险，所以我们也无法从社会、经济、政治的层面采取任何措施。这也是为什么斯坦福大学希望关注技术带来的问题，去研究技术伦理学、产品设计伦理等。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基于价值而非基于效用的世界，只追求利润、投入回报比、商业战略会让企业损失很多，比如损失信誉、尊重，这种损失是用金钱难以弥补的。

腾讯研究院： 作为一个行为设计师（behaviordesigner），您如何将价值伦理运用到产品实践中？

Margarita Quihuis： 我们有一套数据标准，可以用这套标准去测量产品，让测试结果来说明产品效果是不是人看期待看到的。不同的产品经理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他们做出来的产品对用户影响的差异也会很大。比如，Twitter是由四位男性设计的，很多男性对安全的敏感度远远没有女性强，身为女性的我们如果置身于一段糟糕的关系中，我们也许会被困住被骚扰，甚至有遭遇暴力的风险，如果这种风险发生在Twitter平台上，可能很难被男性工程师感知，但试想一下，如果发现这种风险的是女性工程师，她们也许会提出一些方法在阻止这些潜在暴力的发生。

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将我们的标准产品化，是一套可以记录的嵌入代码，可以检测到用户是否正在遭受骚扰或是发生异常，然后请工程师立即修正它。它最好的一点在于，如果事情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能早早发现苗头加以控制，而不是像50年前，香烟已经对人们身体产生负面影响，而直到多年后癌症出现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面对人工智能，我们也建立了Human-Cente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I), 去探究当下的算法的公正性如何。因为算法是人在设计和控制，但他们甚至可能并不知道机器和数据集本身是含有偏见的，计算机进一步学习有偏见的数据，产生有偏见的结果。这就跟教育孩子一样，人们不会故意教小孩子一些不好的东西，都希望他们礼貌、正直。机器和数据是一样的道理。

腾讯研究院： 技术公司践行「科技向善」的动力何在？

Margarita Quihuis： 有一些外部动力。政法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法律，严厉打击科技公司，认为互联网平台上的某些功能成为暴力事件的帮凶，其平台效应是推动者。外部的强监管很快让互联网产品变得安全。

同时，有很多年轻企业家，他们确实希望做正确的事情，用技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可以为他们提供工具和框架，他们也十分愿意采用，因为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价值导向。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问题，气候危机、社会极化、信任崩塌，如果我们无法信任彼此，就无法协作解决当下的难题。所以更多的年轻一代会意识到，如果不去做正确的事情，去解决真正的问题，我们甚至会难以生存。

腾讯研究院： 在实践科技向善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意识还是行动？

Margarita Quihuis：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意识的变化，然后才有做某事的欲望。但是当下的情况是，很多企业在转变的过程中害怕风险，或者不知道如何改变，所以我们致力于研究系统性创新，帮助企业实现积极的转变。

腾讯研究院： 和平创新实验室如何定义自己的角色？更倾向于和年轻企业家合作，还是独立制定标准？

Margarita Quihuis： 我们制定标准，并将标准工具化给予企业使用。同时，我们也跟企业合作，理由很简单，谁具有充足的人力、资金来创新性解决问题？当然是企业。我花很多时间去跟想要做创新和转型的公司CEO沟通，帮助他们制定转型策略，我的要求是他们的业务必须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塑造合格的公民。我认为，对于很多已有市场规模的公司来说，还有很多有社会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同时这些事情可以盈利，也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我们可以用技术的方式快速实现这些需求。这是需要创造力和勇气的事情，有CEO惊喜地发现「哇，这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们的机构更像一个保护伞，帮助企业开始一些创新性的尝试。

腾讯研究院： 您怎样看待当下人工智能产品中的隐私问题？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

Margarita Quihuis： 当下的算法黑箱很像90年代的芯片黑箱问题，消费者并不关心电脑中的是AMD还是Intel芯片，于是Intel就在品牌战略活动中，请第三方来评估芯片的安全性，并将审查证书呈现给消费者，消费者当然愿意购买安全性更高的芯片。目前的苹果隐私上的策略也是这样，它会说：我们的手机和技术将保护您的隐私。隐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奢侈品，所以苹果的售价也更高一些。但是这种隐私策略让一些人成为了苹果的死忠粉，最终隐私保护变成了市场竞争优势。

腾讯研究院： 您如何理解「科技向善」？

Margarita Quihuis： 我们做的事情和「科技向善」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经常谈论伦理道德，不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但如果从一张白纸开始，我们想要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花、有草、有新鲜空气……然后我们开始填充这张图片，并逐渐让它成为现实。如果我们从不想要的东西出发，工程师会无从下手，所以我们需要彻底想象10年、20年后我们期待怎样的世界，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需要拥有技术，并尝试找到目标，将其传达给工程师们。总而言之，技术不是目的，创造更好的世界才是。

编辑：陈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