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禁用「影帝」、「影后」，这是什么价值观？

郭荞璐

原创 2016-04-28 狄米 虹膜
本文首发于虹膜公众号（IrisMagazine）。

文 | 狄米

网上流传一则《新华社新闻报道禁用词》，是该社的内部要求，规定记者在报道文艺圈或娱乐圈中人时，「不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等词语，一般可使用『文艺界人士』或『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

新华社并没有解释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规定，其中「禁用」和「推荐使用」的词语背后折射出的价值观值得玩味。



下面我就通过「影帝」、「影后」这种头衔的来源，来分析一下大众心理中对从事娱乐业的人士的态度转变。

评选「影帝」、「影后」之风始盛于民国。

「电影皇后胡蝶」、「电影皇帝金焰」这些名词，常被今人与十里洋场、大上海旧时风月联系起来，然而民国影坛也有拒绝这些称呼的艺人。


胡蝶

爱运动的电影皇帝金焰曾在某次篮球赛上遇到影迷直呼「陛下」，并请求签名留念，谁知金焰反感这个名称至极，闻罢拂袖而去。

他出生于朝鲜反殖民统治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因被日本宪兵追捕而流亡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长大后受到左翼运动浸染，因而不难想象他为何对这个具有强烈「封建意味」的头衔不满。


金焰

1941年金嗓子周璇也曾公开表示对《上海日报》评选所冠「电影皇后」名号的敬谢不敏。与金焰的桀骜态度不同，周璇在公开信中表示自己「学识技能，均极有限，对于影后名称，绝难接受，并祈勿将影后二字涉及贱名」。这则启事与周璇一贯布衣素服，不爱涉足声色场的低调形象相符。


周璇

那么，电影皇后／皇帝选举在民国影坛和观众群里到底有怎样的地位，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创立并如何被消费的？要找回当日明星选举的原貌，得从清末名妓的花榜开始说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也就是废除科举的差不多前10年左右，常州秀才李嘉宝（字伯元）带着母亲和妻子到大上海谋生。这位曾经头名考中秀才，享有国家生活补贴的生员「廪膳生」终身未能中举，25岁从山东辞官回乡，29岁到上海办报，36岁开始在自己所办的《世界繁华报》上开始连载后来被人称为「四大清末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


李嘉宝（字伯元）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都风云变化的清末，江南的落第举子未必只有在渔樵耕读、乡塾或低层官吏的位置上静渡余生。新兴的报业为许多像李伯元这样的读书人开辟了另一片可供叱咤风云的新天地。


《世界繁华报》

海外传教士与往来洋商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报纸，为商业和传教提供便利。这些报纸不仅仅提供船埠信息，也逐渐开始容纳包括政治、经济等内容的世界与本埠新闻。《新闻报》、《申报》等都属于此列。

李伯元初到上海时所办的《指南报》也是这样一份在「西商指点下」创办的报纸，涵盖时事社会新闻和商业广告等内容。受到西方报人和当时其他国家（如英、法、日）所流行的娱乐小报影响，这份报纸后期更多地倾向社会新闻，并将重点放在娱乐新闻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李伯元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主要报道娱乐八卦的小报《游戏报》。为了推销他这份报纸，李伯元想出了许多促销的方法，其中最轰动一时的，莫过于由《游戏报》举办的名妓评选——「花选」。


《游戏报》

这种新闻界所主持的选美活动为日后电影明星选举开了先河。

能够参选的妓女多是高等妓女：书寓。她们通常色艺俱佳，会弹唱、善说白，也不乏能诗善对者。这些被称为「书史」、「词史」或「先生」的高等妓女一般专门接待文人学士或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商，著名的赛金花与小凤仙都属此类。

19世纪的上海因为远离京城，加上租界势力介入，使得行政和传统文化对妓业的约束较为宽松。实际上自1860年太平军围城之后很多书寓都迁到租界中寻求庇护。

又由于西洋文化渗入，上海妓业更加标新立异地繁盛起来，一直到20年代公共租界禁娼，后民国政府又加强管制，并舞场与称为「弹性女儿」（dancing girl）的舞女风靡之后书寓才衰落下去。

妓业自古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在清末民初的上海亦如是。藉着贸易与交通的便利，西洋家具与时尚自广东流向上海，被海上花们用来装点自己，又兼吸引大众的瞩目。


《上海第五次十美图摄影》

现代印刷术的便利使得各种「导游手册」式记录着名花姓名地址和简介的名录得以流行坊间，如《花国百美图》、《沪入宝鉴》等，不仅提供寻芳指南，也有广告妙用。

「花榜」就是在娱乐文化繁盛的环境中兴起的。首开花榜的李伯元自称「游戏主人」，在《游戏报》第一期登出《游戏主人告白》，宣布报纸每年评选四次花榜，第一次花榜在当年六月揭晓。

评选方法为读者将自己属意的妓女名号、地址、生平简历才艺等写成「荐函」寄到报社，按照投票多寡选定花榜状元、榜眼、探花。他声称这是受到西方民主投票制的启发，评选力求公平公正，只仰赖大众的意见，「不掺一毫私意」。

读者的选票也悉数登在报纸上，常还附有读者赞美自己所选名花的词赋。报纸因此打开销路，甚至还要加印以满足读者。李伯元的「花榜」公布后，还曾有一名身在上海的美国读者写信表示对结果的不满，可见这个活动所涉及的社会层面之广。

其他报人见状也纷纷开办小报社，并举行各种花选。因为大众传媒的缘故，原先仅仅为士大夫阶级所享有的娱乐活动得以让全社会不同阶层关注并参与，这也预示着大众娱乐文化的先声。

上榜的名妓都即刻名声大振，吸引络绎不绝的客人甚至远客上门求见。各样名妓相册和个人小传也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读物。颇似日后的电影明星画传。名妓的身价也随着知名度抬高。


上海租界某次「花园选美」选出的才、艺、色三科「博士」留影纪念

这份知名度也给了她们社会号召力，有助于组织慈善社会活动，比如曾有名士借重花榜状元「四大金刚」的名气，请她们帮助募捐主持并建造墓园「群芳义冢」以安葬老无所依的孤贫妓女。

媒介曝光率带来的种种好处让妓女们争相上榜，以致开始出现贿选。「花榜」也从《游戏报》开到其他报纸，如《采风报》、《花世界报》等等。除了花榜外，此后更添「艺榜」，品评名妓的弹唱技艺，还有「叶榜」评选随侍名妓的丫鬟。

随着帝制覆灭，民国成立，名妓选举也改了名号，称为「花国／香国大总统选举」。花榜魁首也不再沿用科举功名，而称为「总统」，依次授予「总理」、「都督」等头衔。

民国时不再只有报纸开办花榜，其他机构如综合性游乐场、工厂等都借用报纸媒体争开花榜作为一种广告和促销手段。比如企妹牛奶糖公司曾在1920年举办「企妹香国选举大会」，评选出第一名，称为「牛奶总统」。

「大世界」游艺场评选出「嫦娥」、「月舞领队」、和「月舞仙子」。「花国选举」的名称则是「新世界」游艺场的专属。



这家游艺场于1915年开幕，是第一家完整的综合性游乐场，包含戏曲、杂耍、说书、相声等传统游艺，也有商场、茶室等消费场所，更有弹子房、跑冰场和电影院这样的现代娱乐项目。

新世界不仅聘请名妓登台献唱，也举行公开花国选举。参与者需要购买选票，凭票选举。有些阔绰的客人甚至买下千万张选票。新世界也因这些热闹的活动名噪一时。



新世界的初期的创办者黄楚九和经润三与日后上海电影界都有间接的联系。黄楚九协助二女婿曾焕堂于1924年开办了「大中华电影公司」和「中华电影学校」，经润三的外甥张石川是1922年创办的「明星电影公司」的奠基人之一。富有开花榜经验的新世界游艺场也举办了中国影史上第一届电影明星选举。

20年代中后期名妓已经逐渐淡出娱乐舞台，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名妓文化的主要支持和消费者——士大夫阶层已经瓦解，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市民的拥戴下兴起，电影明星也自然成为娱乐文化中的新宠。

20年代的上海正涌动着中国电影业第一次狂潮。国人创办的电影公司如过江之鲫，虽然不少人是抱着弄潮的心态，将电影业当作与证券交易同类的赚钱手段，且其中大多数都只是「一片公司」甚至没有任何作品就倒闭，但依旧有不少态度比较严肃的电影公司站稳脚跟。

国产电影的质量虽然不能和西方制作相比，但对于更多中低层市民而言，本国文化的熟悉度与亲和力让他们更亲睐国产电影和明星。第一批电影女明星也就是在那时产生的。


后排左起叶秋心、黎明辉、胡蝶、阮玲玉、徐来，
前排左起袁美云、陈燕燕、王人美

不过电影文化并非无根之木，而是孕育在19世纪末期的上海大众娱乐之中，受其滋养，从中得到人才、资本和文化支持。比如第一批影人多有其他娱乐行当的从业经验，捧红了名妓和名角的娱乐小报也开始追捧明星，自然曾有效推销名妓的花榜也被「移植」为创造电影明星的手段。

1926年8月14日，新世界游乐场举办的「电影博览会」拉开帷幕。这次博览会历时一个月，联合上海三十五家影片公司展出新片，每天展出六部。同时还举行「电影女明星选举」，以使「银幕隽材得公正之评判，银灯韵事永留艳影于尘寰」。

无论是观众投票选举的形式，还是选举广告的文辞，都与名妓选举有类似之处。女明星评选结果于9月17日揭晓，按照投票多寡，依次为：张织云、徐素贞、殷明珠、徐素娥、丁子明、黎明晖、杨耐梅、王汉伦、宣景琳、毛剑佩、林楚楚和韩云珍。

得票数最高的张织云（2146票）成为中国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张织云善演悲情女子角色，有「悲剧圣手」之称。


张织云

她来自张石川的明星电影公司，携新片家庭伦理剧《空谷兰》参加电影博览会。据说这部电影大为卖座，票房达十三万多元，为默片电影票房之最。这部电影后来在三十年代被明星公司重拍为有声片，由第二位电影皇后胡蝶主演。

有一种说法是张织云的当选，部分也得益于追求张的茶商唐季珊大量购入选票助阵。张获得桂冠之后，唐也俘获美人心，并将她带到美国，用「中国电影皇后」的头衔为他的茶叶生意大作广告。

回国后，张又出演几部影片，便被唐季珊藏娇于金屋。未几，张被唐所弃，意欲重返银圈，却已是明日黄花了。

随着西方电影杂志的流入，国产电影公司和影迷主持下各种国产电影出版物的繁盛，并其他媒体如广告、电台等等的流行，30年代电影文化逐渐成熟，成为上海娱乐和商业文化中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时也成为电影明星选举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无论是选举主办方、选举方式、选举活动等都不停改良。但无论怎样变化，内核都依旧与名妓选举有相似之处，只是花样更加翻新。

30年代举办明星选举的机构除了有印刷媒体，如小报（《晶报》、《明星日报》等）、电影杂志（如《影戏生活》、《电声杂志》）、妇女杂志（如《玲珑》）、日报（如《江南日报》）等，还有慈善机构如「上海扶轮社」，以及力士香皂、福新烟草等商家。



与李伯元开花榜的目的一样，这些机构举办明星评选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推销明星，更在于制造轰动的媒体事件，吸引潜在消费者。 这些选举依旧通过选票决定胜负，并且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销作用。

虽然有些选举并没有印制统一样式的选票（于是还出现了远方的观众打电报给报纸的盛况）。不少报纸杂志上刊登选票，读者必须购买并裁剪填写后邮寄回去。而力士香皂借《申报》等纸媒举行的明星选举不仅需要印制的选票，还得一并寄回一张力士香皂包装纸才算选票有效。



《明星日报》更逐日照登收到选票数，这使发行量大增。秉承李伯元「民主」与「公平」的花选精神，许多30年代的明星选举甚至聘请律师公证开票过程。不过所请的通常也是电影公司的律师，如明星公司的伍澄宇律师。

电影明星选票无需再向名花的荐函一样附上地址简历与溢美之词，因这些信息都已由电影刊物提供了。且国产电影观众群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中学生组成，他们接过前朝江南才子的笔杆，在各种印刷媒体上展现他们对明星的热情与幻想。

每次大型的电影皇后评选揭晓后，都几乎立即会有不同明星的粉丝群体开始打笔仗，抱怨评选结果。天一公司的老板娘陈玉梅在贿选的丑闻中当上1934年电影皇后之后，前届影后胡蝶的影迷立刻与陈的粉丝开始相互攻击，一如胡蝶当选时，阮玲玉影迷的举动。


关于陈玉梅与胡蝶的影后海外宣传广告

连远在美国的《奥格登伦理批评报》都以漫画形式报道了陈胡二人粉丝因评选结果引起的对立，可见活动影响之大。

报纸、电影等大众传媒的兴起意味着平民娱乐逐渐取代了优越阶层的闲时赏玩，成为现代休闲方式的主角，同时普罗大众顶替文人雅士成为娱乐消费的主力（例如30年代最便宜的电影票不过2分钱，甚至还有1分钱的低廉影院）。

小报兴花榜开了大众娱乐的先声，因为名妓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资格参与对她们的追捧，但只要粗通文墨，便可消费小报，即使不识字也能观赏电影，所以电影明星当仁不让地变成大众的宠儿，取代了名妓成为「新花榜」的主角。

在20年代的流行观念中，女明星的地位十分模糊，常被同妓女混为一谈。这种观念到了30年代依旧存在。其中的原因有多重，比如早期的电影女演员确有人出身青楼，如宣景琳；过去在人前抛头露面的女艺人也做一些钱性交易的「副业」，因此同为艺人的演员也被目为其中一分子。或许还因为明星选举这样的活动与开花榜一脉相承，民众消费明星的心理便与消费名妓文化类似。


宣景琳

当日的普罗大众还没有做好准备去接受「电影艺术家」这种角色，只有在经过主张电影教育功能的左翼青年连同希望提高电影的社会地位的从业人员孜孜宣传之后，再加上1949年后新政权努力塑造「电影工作者」的典型，它才成为被人们广泛认可的概念。

所以，秦怡、田华是「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章子怡和赵薇是「影后」，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