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宣布停刊裸照 | 回看欧洲“裸体文化”的形成

杨静芝

2015-10-19 南都副刊



编者按：

《花花公子》近期宣布，将从明年三月开始停止刊登全裸女性照片。



这份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成人杂志，曾是20世纪中期性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崇尚自然的浪潮声中，“裸体文化”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荡。这股运动潮流的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欧洲。以德国为例，它常给外界保守而严肃的印象，但却是一个热爱裸体文化的国家。让我们回顾20世纪初发生在德国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裸体运动，借此一窥欧洲裸体文化的兴起，如作者所言，“无意为任何伤风败俗的行径进行辩护，而是要弄清事情背后社会批判的整体现象。”

德国的赤裸主义者、崇尚自然者和裸体文化者如此一丝不挂地在世界各地到处游荡，从中不难看出“裸体文化”在其形成时期所建立的这个思潮的上层建筑是何其巨大。

较之其他西方国家，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晚。正因为如此，跟随科学技术一同出现的新型大众社会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异常。开春时节，男性农民不再驾驭骡马牲口，不再打理农田草地，而女性农民则改为在自家的花园里除草翻地。此时，不论男女劳力都已被纳入了机器化的生产过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代表着工业无产者，对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感到绝望，喊出了一个要冲破牢笼的口号：冲出去！离开被污染的城市！离开狭窄的街道！冲破官僚主义、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和金钱经济“坚硬的铁壳”！



在“改造生活”的幌子下，自19世纪80年代起出现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运动。这些运动尽管各不相同，但都试图医治现代文明病，并宣称通过彻底的返璞归真即能获得解脱：反对正统医学和疾病预防医学，引入自然疗法；喜欢漫游的年轻人带上背包和吉他，唱着歌走向青山绿水；法国人卢梭已经作古，但是，他的“回归自然！”的口号从来没有像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德语国家那样，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

那些把“冲出去！”这个反文明的高调口号最当回事的人认为，要消除灵与肉、天与人、穷与富之间的差别，方法就是把衣服脱掉。

第一个笃信裸体的是画家卡尔·威廉·迪芬巴赫（Karl Wilhelm Diefenbach）。他抛弃宗教转而热衷改造生活之事发生在19世纪的70年代：得了一场伤寒病后，他又必须进行手术，结果右臂留下了残疾。迪芬巴赫坚信，自然疗法和无肉的饮食使他恢复了健康。因此，他成了一种素食和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的鼓吹者。他光着脚，胡子拉碴，着一件袈裟般的布衣，在慕尼黑走街串巷宣讲反对“吃动物肉”。



在世界观上同样极端但表现得更为冠冕堂皇的是“真理山”这个艺术家营地，该营地由古斯托·格雷泽尔（Gusto Gräser）等人于1900年在瑞士的阿斯科纳（Ascona）建立。这个出生于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诗人，其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最初是从迪芬巴赫那里取的经。有头有脸的文人墨客，如达达派艺术家汉斯·阿尔普、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和赫尔曼·黑塞，他们的光临使这座“真理山”成了噱头十足的神话。

然而，不仅生活在德国巴伐利亚和瑞士提契诺与世隔绝自然环境中的这群受文明所累的人有每天至少几小时扒光身上衣服的需求，当那些身居大城市的人们仰天伸手向阳光祈祷的时候，他们也厌倦了套在自己和宇宙之间的这身窸窣作响的行头：裸露的肌肤成了同宇宙沟通的交流器官。“光明磊落之人”追求的目标，乃是通过裸体而获得重生，身体和灵魂不再分离，而是合二为一的“体魂”。



在僵硬死板的道德规范盛行的德皇威廉的帝国，裸体主义者们的这些过激行为难为公众所理解。19世纪90年代出现得最早的一批“阳光和空气浴场”或多或少都是违禁之地，类似邪教的团体在那里偷偷聚会，然后一起“脱光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裸体主义者才被允许租用土地。

于是乎，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柏林东南边的莫岑湖就发展成了“德国裸体文化的水上摇篮”。即便如此，仍然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这块是非之地必须用木板围起来，并且要“不留缝隙”，以免诱惑周末散步者偷偷窥视。魏玛共和国时期，官方的规定乃是热衷身体和运动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扬（Friedrich Ludwig Jahn）在19世纪早期说过的那句话：“德国人永远不在公众场合赤身露体。”



在世纪之交，要求“服装改革”、女性着装可以不受束缚的自由活动这个呼声不仅在女权人士那里，而且在要求将舞蹈从僵化的紧身胸衣里解放出来的表现派女舞蹈家那里，都同样强烈。她们在寻找一种无须遵守清规戒律的发自内心情感的美。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官汉斯·祖伦（Hans Surèn）铁了心要搞裸体文化，他的举动正好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他于1924年出版的那本故弄玄虚和体操顾问兼而有之的著述《人和太阳》（Der Menschund die Sonne），书中刊出的那些肌肉发达、体毛光光、晒成古铜色和油亮光滑的人体照片——不少是祖伦自己在展示肌肉——足以在今天的健身房里吸引众人艳羡的目光。

有别于这种具有武士般体魄精英团体的，是崇尚自然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派分支，其最著名的代表是阿道夫·科赫（Adolf Koch）。他打着“一丝不挂不分彼此”的旗号，不仅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莫岑湖边建立了一个裸体文化协会，而且还办了一份杂志，以及各式各样的“身体文化学校”，成员达七万之众。

科赫的一个同人在颇为流行的裸体者杂志《阳光之国》（Licht-Land）中撰文，解释他们为什么要采用裸体办法：

“一个职员或工人在自己的休息天作为阳光的朋友到大自然里漫步，脱下身上的衣服，这样他就摆脱了一切因服装、地位和财产所造成的差别，同时也摆脱了因受到生活的不公待遇而存在于每个劳动者心里的、针对比他生活得更好的人群抱有的那种仇恨……至少这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他可以作为自由人在一群自由人中间度过。阳光运动在德国民众中越深入人心，那么德国人民就越能凝聚成一个兄弟般的整体，虚伪的民主就将被高尚的集体观念取而代之。”

赤身相见天下人，携手成为好兄弟。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其原因不仅仅在于，一个戴绅士礼帽者和一个戴鸭舌便帽者之间的差别，较之一个裸体运动员和一个裸体大胖子之间的差别，实在微不足道（只有当每个戴礼帽者是个大胖子，每个戴鸭舌帽者是个运动员时，才有社会公平可言）。



纳粹党上台后不由分说很快终结了裸体活动。普鲁士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在1933年3月3日发布的一则抵制裸体文化运动的通告里宣布：“该运动泯灭了女性的天然羞耻感，同时夺走了男性对女性的尊重……”种族主义者试图用“健康的繁衍选择”，即“如果德国女人经常看见裸体的日耳曼男人……她就不会再跟着这么多异族人种的屁股后面跑”，来替他们的裸体主义辩护，但也无济于事。全德国的裸体文化场所被冲锋队员和希特勒青年团员统统捣毁，一个不留。

不过，绝大部分裸体主义者的表现和大多数德国人没有差别，他们随波逐流，只顾闷声发财。1933年4月，帝国裸体文化协会皈依了纳粹政权，并决定与之保持一致。作为“民族裸体文化战斗组织”和“身体训练联盟”，它们可以继续进行对太阳的崇拜活动。1942年，当数百万犹太人在第三帝国的东部被驱赶进毒气室时，一部新的“游泳管理治安条例”出炉，并且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巴伐利亚州除外）一直沿用到60年代。根据该条例，“个人或同性别或不同性别的群体……允许公开裸体游泳，如果他们在当时情况下能够判定，不会被闲人看见，尤其是在指定的场所里”。赤身露体挽救不了麻木和盲从。



二战之后的德国，人们操心的是其他的事情，而不是在裸泳里寻找乐趣。尽管如此，1946年在被战火摧毁的柏林，就在美国人的管区内，社会主义者阿道夫·科赫的“身体文化研究所”又重新开张。1949年11月，裸体主义的老将们在西德联合成立了德国裸体文化协会。但是，如同后来1968年搞学生运动的大学生在他们的社团、合住公寓和临时托儿所里把裸体再次上升为一种社会批判的姿态一样，所有这些努力无外乎是当年挑战德皇威廉的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变革幻想的索然无味的尾声罢了。



如果这些市侩庸人自己早已大腹便便地在裸体文化度假村的烧烤架旁翻烤着他的香肠，他们还要向那些市侩庸人叫板吗？不过，在目前多元文化的大城市里，如果享乐主义的裸体日光浴者在公园里伸着懒腰，而一个土耳其大家族周末在同一个公园里聚会野餐，倒是真的会再度引起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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