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我在光明日报工作的那五

殷玉鑫

　　杜导正:我在光明的五年

　　作者：刘志达、单三娅采访整理　来源：阅读公社

介绍

杜导正，1923年生于山西定襄，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分社副社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82 至 1987 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任新闻出版署署长。

我是 1982 年 3 月 19 号来到报社的，1987 年 3 月 19 号离开的，整整五年。

我去光明日报报到的时候，是从新华社出来，坐一段公共汽车，然后走二里路到报社去的。

一到传达室，那个老同志让我登记，他一看我填的名字是杜导正，忙说“是新总编辑，对不起，对不起”。进去以后，我看到给我搞了个四十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铺了地毯、搞了沙发，我当时就退出来了。

我说不要这样搞，把这个大办公室隔成两间，外面一间做机要室，里面一间放两个人，我和秘书，再放一张午休的小木床就好了。

明特色

我在光明日报工作这五年，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全党全国思想很活跃的时期。

那五年光明日报的工作，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大背景下的产物，没有那个大背景，不会有咱们的作为，也不会有那会儿我的局限性或者说失误。

比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段儿，在报道和报社内部我就有失误。

当时我的办报思想，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总的大背景下，坚决地、全面地、鲜明地、有力地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一切实事求是，待人一定要宽厚，团结绝大多数人。

我当时第二个想法就是，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分工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

我那时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嘛，我们要有点儿竞争，你搞的我不搞，你多搞的我少搞，你少搞的我多搞。有所区别嘛，和你不一样，大家好竞争嘛。

当时耀邦也跟我谈过这个意思。西光(杨西光)有这个想法。副总编辑刘爱芝、姚锡华也有这样的想法。

光明日报的特色是什么?光明日报在当时中央眼中是第二大报，非常明确。

我给大家插个故事。记得是 1984 年还是 1985 年，中央领导同意把《光明日报》重新划给民主党派，作为几个民主党派联合的机关报。

这事是当时的中宣部长给我讲的。他说：“老杜，这样做不行吧。你怎么看?”我说在历史上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

但是现在《光明日报》在群众眼中已经是共产党的第二机关报，它已经是共产党的党报了，它有一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这个情况下要划给民主党派，我觉得不甚合适。

他说：“正合我意。你的想法好，和我的想法一样。”然后就又说：“老杜，为这个事情，你专门去找一下统战部部长。”

我就找了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当时他们上层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考虑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向那方面想，我知道的就是最后的结果，光明日报没有划给民主党派。

咱们接着说光明日报。那时候我想，光明日报的特色是什么，光明日报它是主要办给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服务的一张党报，这就和人民日报有了区别。

这也是继承了光明日报的传统，文史哲经么，毛主席非常爱看的。他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光明日报我看。他看什么，就看文史哲经这四个专刊。

咱们那五年我觉得特色就是抓了知识分子问题，为知识分子服务，一直抓住，始终不放，抓得是很紧的。

那五年我们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体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关于知识分子的看法、政策、方针。光明日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宣传知识分子政策，表扬优秀的知识分子，批评错误的东西。特别是批评怀柔殴打教师事件，小平很支持啊。

表扬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引起很大的反响，抓了好几个典型，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集体……另外也狠抓了批评报道。

我记得上海有个工程师，星期天去给别的企业干活儿，企业和上级党组织不同意，就批他整他，咱们替他说了公道话，后来问题解决了。

有人把这事儿写了一本书，我给他写了序。那段儿时间在对知识分子的歌颂和对错误对待知识分子的批评方面，我们的宣传力度是相当突出的。

这是光明日报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

重人才

另外就是在人才方面，我这方面大概受陶铸、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陶铸，陶铸是真正爱护知识分子。

光明日报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真是人才济济。杨西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光明日报知识分子很多，但是个杂牌军，跟你新华社不一样。

光明日报原来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底子，后来吸收人才的时候，也跟新华社不一样。我不问这个。到了光明日报我从来不问这个，我从没有查谁的档案什么的。

所以我去了后，光明日报在干部政策的视野上面比过去活、比过去宽。

另外这也可能接受了我这一辈子整人和被整的经验教训，你知道培养一个人才出来得多难啊，费了多么大的力量啊，这么整过来，那么整过去，怎么行啊。

1985年11月4日，胡乔木(右一)在人民大会堂与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右二)、副总编辑鲁谆(左二)等谈话(罗明扬摄)。

刘爱芝原是甘肃日报的总编辑。他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一直很爱读书，胆子很大，很有气魄，非常正派、厚道，年龄跟我差不多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甘肃日报的总编辑。

他怎么调到光明日报来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

他来光明日报的经过时这样的，宋平和邓力群跟我谈话，是这么讲的，中央已经定了，把你调到光明日报去。

那时候中央马上就要下文把我提成新华社副社长了，文件马上就要批下来，突然又通知我去谈话，要把我调到光明日报去。

谈的时候就交代：“和杨西光他们商量了，你去了以后自己搭这个班子，你是第一把手，钟佩璋是第二把手”，然后是王强华和鲁谆。

我记得这个文件发下来以后，我还看过，钟佩璋是第二把手。过了几天又变了，变了以后又找我谈话，说你再物色几个人吧。

刘爱芝，我在高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他是新闻教研室的负责人之一，笔杆子，很优秀的，我就把他请来了。

当时，甘肃省委正准备提他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呢。姚锡华很难调来的，我找了中组部。

他是国防科工委政治部秘书长，那里不放，后来我找了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又找了王首道。

姚锡华在“文化大革命”前是《红旗》杂志的编委，写了不少文章，不错的，后来调到我们中南局当理论处处长，我是中南局机关报的总编辑。他是搞理论的，理论是光明日报的一个特色。

下基层

为什么经常下基层?这个从我们老干部来说，很普通，就应该是这样的，没有别的考虑。

在羊城晚报当总编辑的时候，在新华社当国内部主任的时候，我也是经常这样。

我曾经写了不少文章，有意识地故意精雕细刻的文章，大部分都不怎么的。真正的好新闻、好观点往往出在偶然之间，出在基层。

像山西省平鲁县的县委副书记讲三中全会的那篇，那个副书记是陪我们下乡的，在吉普车上他就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讲包产到户。

这是个很有思想的干部，很有头脑，非常熟悉情况，他原来是公社书记，后来是县委副书记。他一路上说三中全会给农村带来的变化，越说我们就越觉得有道理，我就赶快讨点儿纸记录。

吉普车叮里咣当的，我就那么记。然后我和天来(张天来)就说，这么好的东西，赶快咱们找个地方把车停下来记。停到一个村庄，他就很自然地给你说，叨叨叨叨……

后来我们把这次谈话写成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反响非常好。我们那个题目叫《一位县委副书记谈话的原始记录》(1983 年 5 月 7 日)，我很强调“原始”两个字，这个真实可靠。

我记得当时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

“左办法右办法，这办法那办法，想尽了办法，还是没办法，老百姓生产就是不积极，就是没有饭吃。一个包产到户，也不要我们想办法了，都解决了，都有饭吃了。”很简单嘛!

陶铸当年就经常下乡，我就经常和陶铸一起下乡。他有一次就和我说：“老杜啊，农民的自留地的稻子种得这么好，咱们公社的地如果也种得这么好，不就有饭吃了?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怎么搞的?”

他说：“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说是教育问题，现在来说，不对，这是根本利益的问题。

农民那时候搞二分自留地，大概生产两百斤吧，公家的二分地，你四十斤都生产不了，为啥?他都不积极，所以包产到户这个总政策，非常地成功，而包产到户是农民创造的。

改革开放初期，好东西都是老百姓创造的，中央听到了，总结整理一下，扬弃一下，然后推广。

包产到户、民营企业、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都是下边创造的。上边只要能够跟上老百姓的东西就很好了。

作风正

我脑袋里面就是办报，别的我不怎么管，除了大的方针。主要的文件我要看一下，别的问都不问。

提拔哪个干部啊，工资怎么发呀，完全放手的。那一段就是这样，分工明确，什么由谁管，什么由谁管，我集中精力就是办报。

办报你主要是稿子，稿子又主要是报道，再加个研究。

那几个副刊我也比较注重。报道里面主要是抓重点，抓重点人物、重点政策。

从理论方面说，西光同志那一段，光明日报的真理标准讨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报史上，是一个大的事情。当然这是光明日报做的，不是他一个人了，但是主要是他，起到好作用。

我那五年，理论宣传上没有西光同志那一段政治风险大，咱们说心里话，但是我也没有后退。新闻报道上，宣传报道上，我这五年我认为比西光那一段有进步，比较好吧。

另外就是人才保护、培养、运用上，比较好。我都很放手，很看重，另外就是大家都作风正派，不搞团团伙伙。

记得我批评过行政上的一个同志，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话说得很重，我说你们不要搞团团伙伙。因为当时有几个人反映他。

他感觉很委屈，后来跟我讲过好几次，他说老杜你放心吧，我没有搞团团伙伙，没有搞。

你们回忆那段，咱们光明日报，在干部、人才的政策上，我们做到了正派，没有任何私人的考虑，提拔也好，重用也好，处分也好，没有个人的什么东西。

每一个人只要认真工作，踏实工作，就有发展，就有前途，就会得到重用，不用找领导。

报社里有好几个老干部的孩子，到我离开光明日报我也不知道谁是我的哪个老朋友的孩子。我都不考虑的，没有任何照顾，没有因为你是老朋友的孩子我就对你怎么样。

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传媒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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