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时代的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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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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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钟前，《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骚扰要采访我，态度很和气，语言很阴险。孔和尚斩钉截铁答复了一个排比句：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 近日以来，孔庆东因为这则微博而声名鹊起。北大素有“宁可鸣而死，绝不默而生”的传统，虽然之前他早已经出书上电视，但只是从这两年开始骂人以来，孔庆东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门道。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芙蓉姐姐和凤姐带来的启示。她们与孔庆东的不同是从不伤害别人。
　　“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坏事不难，但要一辈子都做坏事，就非常难得了。”他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母狗”;他骂姜昆是“下三滥”;他骂贺卫方是 “汉奸法学家”;他骂央视“毫无人性”;他骂记者是“国家公害”;他骂南方报业集团是“汉奸报系”;他骂深圳是“反动政府”;他骂中国是“不要脸的国家”。对孔庆东来说，骂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为了增加骂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级的爆粗方式，如泼妇骂街一般恶毒下流。
　　“骂人绝不是战斗”。孙隆基将一个人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力类比成排泄能力，一个污言秽语的人如同一个大小便失禁者，这是一个人人格(身体)不健全的结果。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样板的，那么孔庆东正好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孔庆东认为自己骂人就是“八路骂鬼子”。他骂药家鑫时说：“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满门抄斩!”他骂贺卫方时说：“你想给美国人当孙子，美国不要你啊，因为你不是你美国爷爷日出来的啊!”他骂网友时说：“其实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的话,所有的‘五毛’都会被揪出来。你以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来了?一旦查出来，杀头怎么办啊?”
　　孔庆东曾经靠研究鲁迅谋生。鲁迅曾总结过骂的技巧：“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孔庆东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他不仅注意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人间骂乔布斯道：“乔布斯离开了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苹果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像乔布斯这样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苹果集团现在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苹果。网上为了乔布斯的离开而痛哭的中国人都是汉奸!”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一种名士情结，从魏晋开始，放浪形骸愤世嫉俗就成为一个名士的标准形象，而骂则是一个名士的基本功。祢衡骂曹操，方孝孺骂朱棣，章太炎骂袁世凯，马寅初骂蒋介石，李敖骂蒋经国……骂体现了一个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时的勇敢与正义，因此名士之根不在骂，而在良知与正义、勇敢与磊落。如果只是打鸡骂狗欺软怕硬，谄媚于权力，厉骂无权无力的民众，则与名士无关了，而只剩下骂。
　　鲁迅曾经说过：“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庆东常常不经意间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琐与缺陷，比如他常说：“爷是北大教授，怎么样?眼红了吧?汉奸王八蛋们!爷家来暖气了，气死你们这帮孙子!”孔庆东不只是骂，他也夸。他夸郭德纲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鲜比中国好三倍，“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朝鲜人)早都死绝了。”
　　孔庆东深谙信息过剩时代的传播技巧，他为此制造了一批讨巧的笔名，比如孔醉、醉婴、周三、丛剑等，甚至还有一个日本版的“孤岛独一郎”;除此之外，他还有很多传播性的口号，比如“北大醉侠”、“北大的马克吐温”。他总结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语文八卦掌，现代文学六合拳，通俗文学扫堂腿，武侠连环套，金庸倚天剑，大韩民国疯魔爪，戏剧流星锤，大众文化一阳指，地域文化梯云纵，教育九阳真经，高考改革擒拿手，党史断魂枪，军事乾坤大挪移，毛泽东研究互搏术，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自称“孔子73代孙”。在《第一视频》中，孔庆东常常以“爷爷”自居，将其他人称作“孙子”。
　　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团身份。2006年，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只不过在公开场合说了句“女性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舆论抨击性别歧视，最后只得引咎辞职。但毫无疑问，萨默斯的灾难不会发生在孔庆东身上;“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孔庆东身后，站着一个更加孔庆东的北大，和一个非常孔庆东的社团，而孔庆东不过只是北大和社团的一条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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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庆东是在文革时代的一个工人家庭长大的，这属于当时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最为优越的一个社会群体。虽然没有赶上“红卫兵”，但“红小兵”还是赶上了。“毛主席培养的千百万红小兵还没死绝，正在拔剑出鞘。”这种成长背景带给孔庆东一种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毛式思维和毛式话语从此根深蒂固阴魂不散。他在14岁时写过一首革命诗：“孔庆东，真英雄，前进路上当先锋。为了人类得自由，哪怕流血与杀头。”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与童年常常会决定一个人的一生，那么这种富于时代气息的暴力情结与理想主义，在未来的日子里似乎极为典型地体现在孔庆东的思想和行为中。
　　22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大学生领袖孔庆东已经24岁，他终于可以以“北大筹委会”召集人的显赫身份指点江山。当孔庆东的革命梦想随着这次广场运动被钢铁的国家机器碾碎时，他和无数北大人一样被发配到最偏远的地区;一个叫陆步轩的北大才子甚至沦落为卖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庆东对这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讳莫如深闭口不提。
　　北京已经离他远去，“万马分尸国欲休，人心似水覆难收。豪情总被闲情笑，放眼天边一白鸥。”在这段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孔庆东只能从风靡中国的金庸热中寻找温暖。武侠从来都是中国小人物的童话。这种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变什么，马克思说过，理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直到3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庆东依靠考试和向社团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二十年来苦读书，气吞万象志踌躇。今朝识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庆东选择了金庸，在王朔看来，这是给金庸抬轿子。在革命家的梦想彻底破灭之后，一个自命不凡的犬儒诞生了。作为一个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条路。据说犬儒的始祖欧也根尼名气之大，连亚历山大都要亲自来拜访。通过他的博导钱理群，孔庆东邂逅了中国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很快，孔庆东与余杰、摩罗被包装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侠”，成为图书市场的传奇。很多年后，贺雄飞这样说：“当年钱理群先生在赞扬余杰和摩罗时所说的‘精神界战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当年我当酋长时的那批人，已经有好几个不是‘精神界的战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罗彻底否定了自我，孔庆东则完全沦为‘帮凶’和‘帮闲’文人，只有谢泳先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教授。”
　　孔庆东无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这种权力江湖中，并且如鱼得水。孔庆东以“祥林嫂到底是谁杀死的”，开创了《百家讲坛》的八卦花边模式。不幸的是，孔庆东并没有使《百家讲坛》出名;同样，《百家讲坛》也没有让孔庆东出名。即使这样，在易中天之后，孔庆东还是常常以“百家讲坛开国元勋”自诩，并且发誓他再也不会上《百家讲坛》了。离开出版与电视，孔庆东只剩下北大这个贞节牌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庆东全身心地依靠这个牌坊，竟然终于达到了化境; 孔庆东与北大已经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孔庆东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庆东。孔庆东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领袖。对思想和精神的放弃使孔庆东和北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精神家园的丧失与沦陷营造了一个流氓时代，正像一位网友所说：孔庆东终于成为“人类都无法战胜的一朵奇葩”。据说孔庆东“三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益的人，“他写的很多东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欢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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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物还是，人却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事实上，北大虽然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但同时也是中华数千年“太学”传统的延续。在蔡元培任校长以前，北大成为科举的替代品，甚至成为仕途捷径。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时代以来，科学氛围浓厚。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曾在此时期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鲁迅也在此兼讲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而北大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乃至“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主”、“科学”也成为与北大密切相关的词汇。这样的历史经过积淀形成了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爱国传统，北大师生也不断的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并付诸实践。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北大教授陈独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财产作为政治目标的社团。
　　蔡元培时代之后，北大进入胡适时代，包括蒋梦麟和傅斯年在内，这一时期的北大依然延续了其精英精神和贵族气质。在民国时代，读书上大学基本只是富人的专利。民国三十八年，当年那个图书馆管理员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中国包括北大都成为这个社团的财产。毛万岁所做的不仅仅是更换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种意义上，马寅初时代的北大依然是对胡适时代的延续，这种延续其实只是一种苟延残喘。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中，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被官方褫夺北大校长之职。马寅初不仅坚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苦苦坚持着北大的尊严：“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到战死为止”，“ 因为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如果说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聂元梓则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沦落并不是从聂元梓开始，但聂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沦落。这个狂热的社团分子创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场浩劫中，包括饶毓泰、翦伯赞在内的数十个著名教授自杀身亡。北大从此成为一种不祥的传说。很多年后，孔庆东在他的博客上对网友说：“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文革是人民的正义起义，要收拾但没收拾利索的，就是你这种王八蛋!”他似乎忘了当年“砸烂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坟暴尸。这个“孔子73代孙”果然是大义灭亲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时代达到又一次辉煌，当时的校长丁石孙多少保留了北大的传统遗风。在22年前的这场民主运动中，北大继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构成了浩浩荡荡主体力量，而孔庆东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复燃使其最终遭到官方严厉的打压，理想主义色彩渐渐散去。此后几年入学的新生必须接受一年严格的军训。在愚蠢的军人训练下，此后的北大学生已经明显不同。在丁石孙被罢免后，此后的几任校长均来自社团成员，吴树青、陈佳洱、许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凤。曾经北大越来越变成社团的“党校”。除过中关村时代的吴树青有经济学背景，以后3届校长均是较少思想人文基础的理工类技术专家型官僚;北大作为中国最精英的人文思想发源地早已不复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闻名，三角地布告栏位于学校的大讲堂南侧，一直是“民间资讯发布中心”，也是几十年来历次中共政治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今，作为言论中心的现实中的"三角地"已经早已不复存在，并为北大未名BBS上的相应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论自由受到相当的控制。事实上，在出国潮席卷之下，TOEFL和GRE早已成为北大学生的“必修课”，关心政治已变得非常罕见;或者说，那只是社团成员的事情，因为他们需要经常“学习政治”。这就是李敖所说的，“北大变孬了!”
　　2009年季羡林之死象征着北大又走过了季羡林时代。这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社团，在他的耄耋之年获得令人咋舌的荣誉。温家宝出了实情：“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些飞来的廉价荣誉就连季羡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事实上，这种对北大的隆重礼遇泄漏了官方严重的文化焦虑，因为作为思想国的传统北大已经没有了。俗话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李敖就对这个“国学大师”颇不以为然。“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季羡林成为一个犬儒时代的新模范。极为讽刺的是，季羡林最终在一片有关虐待和财产的纷争中死去;虽然哀荣无限，但无法掩饰权力下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可怜与卑微。
　　张维迎试图以经济学理论推动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结果被北大社团罢免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之职。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钻狗洞理论”：“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钻狗洞理论”的悖谬之处在于：所谓“狗洞”，顾名思义就是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从狗洞里钻过去，人就得变成狗——否则就不叫“狗洞”，叫大门了——人要变成狗当然也没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说人话就不对了。所谓“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个人，他不愿意当狗，他压根儿就从狗洞里钻不过去。
　　在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社会学”其实一直属于禁忌。自称“精神上有洁癖”的郑也夫始终没有加入社团，他是北大，也是中国不多的几个良心社会学家之一。在北大，郑也夫完全是一个边缘化和被边缘化的学者，他对“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只能空叹无奈。2010年，他指导博士生冯军旗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县干部》。这部长达25万字的社会切片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中国地方政治生态已经严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团化。这次成功的田野调查成为近年来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楷模，特别是在抄袭成风、官样文章泛滥的当下。博士毕业后，冯军旗并没有留在北大，而是骑着一辆二手永久自行车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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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时无英才，使竖子成名!”如果说当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杆式的人物，特别是在贺卫方被逐之后。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经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如果说季羡林犹是一个犬儒，那么孔庆东则已经沦落为一个市井小贩甚至无赖流氓。从出书到上电视，再到四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孔庆东时代的北大已经完全世俗化和商业化，甚至从庸俗走向恶俗。这种趋势一方面完整地体现在北大百年讲堂上，从金庸、周星驰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校长的气质上，当副部级的周其凤载歌载舞，唱起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并填词“化学就是你，化学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学过程的结果”时，一个蔡元培和胡适时代的北大几乎恍如隔梦。在一个低智化的社会中，北大已经成为低智的榜样。《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讥讽周其凤： “不伦不类，天雷滚滚，斯文扫地。”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周其凤不过只是另一个孔庆东而已，孔庆东攻击南方报系实则是替主子出气。
　　北大100年诞辰时迎来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文系党员学生马楠对克林顿说：“本校前任校长蔡元培曾经说，当伟大的道德精神实际运用时，它们不会相互抵触。而且，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认为，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谛。”几年之后，马楠选择了她想过的生活—— 移民去了美国。在孔庆东时代，北大每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参加出国考试，而出国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选美国。北大也成了“留美预备学校”，北大人戏称自己是 “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据《高教年鉴》说，2005年北大是获得美国院校博士学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权力体制下，北大越来越成为贵族精英的子弟学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正义。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个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个学生中就有一个人能考上北大;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中国公民日渐失去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社会上升管道。
　　虽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学术领域乏善可呈，但却升官有道、生财有道。据南方周末2007年报道，“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 57 人”。其中毕业于北大77级历史系的薄熙来更是其中最具权势的一个，因此唱红的重庆与孔庆东的北大之间发生怎样热烈的互动都不意外。在清华之后，北大正在成为权力与资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头。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北大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高居内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上，中国首富李彦宏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其他北大富豪还包括新浪网创始人王志东，以及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宁等。李彦宏甚至出资1000万元设立北大回报基金。
　　毕业于北大梵文专业的钱文忠以在电视上讲解《三字经》和《弟子规》闻名，并迅速混成浑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据说他收藏的LV就有几百只。这种“北大富豪”语境之下，阿忆也高调“哭穷”，原来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来北大之前，“每个月的收入比5万还要多”，他“每个月都是赔钱为北大工作”。还有一个北大教授将一个小他26岁的中学生诱骗上床，并发展为情人;当这个女孩向其所要30万元青春费时，北大教授协助警察将这个可怜的“敲诈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终拒绝公开这个教授或者说“禽兽”是谁。
　　相由心生，孔庆东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狰狞，比不得阿忆水灵，但他却是一个赚钱的好手。据说早在10多年前，身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为韩国留学生做枪手，一篇本科留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卖到8000块。在这个娱乐时代，名人走穴远比枪手赚钱快，孔庆东这些年千山万水地去走穴，甚至连偏远的三线城市平顶山都不放过。走穴赚的是知名度的钱，知名度就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孔庆东长袖善舞，炒作有方;说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话，不怕人指脊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常言说，赚钱如吃屎。毕竟靠着北大这个蔡元培胡适们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财大气粗的孔庆东不仅不屑于做枪手，甚至有钱雇枪手了，出个书都有一大堆人在记录、在润色，他只要提供一张横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职工数万，几乎与学生相当，其中博导数千，教授近万;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块砖能砸死一堆，本来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种商业语境下，竟然被神化为一种文化和权威的象征，孔庆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成功”。或者说，孔庆东极其逼真传神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真实含义。孔庆东的言行绝非一个正经的文化人或者知识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年多间的沧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孔庆东刚刚进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当孔庆东引领学生们占据权力的主席台时，海子已经被山海关的机车碾碎。那时，北大社会学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语的讲师，他叫王小波;他从没有为自己贴上什么“北大”的标签;他像卡夫卡一样，在思考和焦虑中度过自己真诚的一生。他的内心如火，智性而又谦卑。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们这才发现中国早就有一个心静如水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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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以前，前门大栅栏有一个卖冰棍的，每天大骂：“要不是爷爷我在这儿卖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妈的渴死!”这个“叫兽”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鸡类似，一只公鸡常常以为，只要它不打鸣，那么天就不会亮。启蒙运动时期的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流氓往往是权力的伴生物，如果说权力是粪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个权力控制一切的时代，流氓往往会大成气候，甚至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和榜样，将审美改写为审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经与严肃，从而抹杀了人的神性。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众的流氓就是市侩。
　　孔庆东的专业是研究青楼文学和通俗文学，或者说他研究的对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类似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者孔庆东最终竟陷入这种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话语与流氓话语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其言说方式。在去政治化体制下，孔庆东的没落传达出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犬儒化与人渣化。在一个民族集体罪恶从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们在掩盖和遗忘中不知不觉又踏入从前的覆辙;物质与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提升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思想。无论孔庆东穿和服还是用苹果，他的脑袋其实还停留在40年前的毛时代。这好比一个“五官可爱”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来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岁的儿童阶段;如同孔庆东的笔名“醉婴”——本来就是没有智力的婴儿，还醉了。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来说，成人世界里的一切东西必然会被一概地斥之为丑陋和邪恶;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特别是当他学会了骂人之后，他就不再会说话;因为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如果说孔子是丧家犬的话，那么孔庆东则是一条疯狗，不管是装疯假疯还是真疯。很多年前，余杰与孔庆东互相吹捧，余杰写了《孔庆东：孔门幽默孔门泪》，其中写道：“‘荒诞的世界里，必须收起你的庄严，才能混过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当你面对上帝时，严肃点!’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学博士，钱理群和严家炎两位先生的高徒，现在又在北大的课堂上为人师表，本来应当最正经的，却最不正经。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经里，承续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国官吏们一边口头上反腐败，一边行为上腐败;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妻女送到美国，孔庆东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实用主义。孔庆东几乎每天都在骂美国，但他却以受到美国大使接见为荣;他恶毒地骂乔布斯，但他却用的是苹果手机;他骂日本骂韩国骂汉奸，却偏偏喜欢穿和服;他总是对朝鲜和金正日赞不绝口，却津津乐道朝鲜的美女和美食。
　　孔庆东在2010年9月曾去朝鲜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他在《第一视频》中说：
　　“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那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世界上现在最糟糕最腐败的国家就是中国，……我们中国为什么坏到这个程度?没有廉耻了。这么没有廉耻的情况下，人家朝鲜人民都不批评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传统文化的国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国之风。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评你。要批评你，你体无完肤，你哪有一点好处?在朝鲜人民面前，中国人应该低下自己那不知羞耻的头!”
　　半年前，孔庆东在《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中曾经引用过笔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笔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大饥荒50年祭》。孔庆东《纸船明烛送瘟神》一文末尾写道：
　　清明节，除了想念自家的亲人，想念先贤先烈，还应该想想亿万的普通亡魂。读了杜君立的《民国十八年年馑》，文章写道：“进入群雄争霸的民国时期以后，饥荒已经如影随形成了中国人的家常便饭。当时中国人口出生率极高，一对夫妻动辄生七八个孩子，但人口却不见增长，原因是婴儿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须生的多。在如此恶性循环中，人命如蚁。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民国24年，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一张人吃人的照片亲自交给蒋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蒋梦麟先生曾抗战时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长。他在《新潮》一书中写道：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怪不得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华民国”不是一个褒义词。每年都有几百万人饿死，一共饿死了几亿人的中华民国，今天的汉奸们台独们居然歌颂如父母如天堂，说那时候的旧中国，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众也跟着应和。让我们按照汉奸的思维逻辑，借着清明节的纸船明烛，恭送汉奸们五毒们，回到你们天堂般的旧中国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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