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皓：我们是政府，不是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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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连事件是一个转折点

　　凤凰周刊：你被中国民众广泛知晓，是因为2008年6月你以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身份，公开报道云南孟连事件，被评价为舆论监督的一个转折点，你当时做出这种报道方式的选择，是基于怎样的判断，事后的评价是什么？

　　伍皓(以下简称“伍”)：在瓮安事件的20多天后，一个周末的中午，云南就发生了孟连事件，大批橡胶农民和企业主发生冲突，还打死了人，引发更多胶农聚集的群体事件。云南政法委书记在赶往孟连的途中，亲自打了我电话，说要处理这个事情，新闻报道应该和处理同时进行，还说白恩培书记希望你下去。

　　我当时就带了一个记者马上出发，到了孟连以后，采取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一个办法—我们对整个事件经过、处理过程全部公开，但这种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我是新华社的，但是我们发到总社的稿子一条都没用，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对群体性事件报道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我们就只能在地方媒体《云南日报》发表了。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凤凰周刊：总社发不了的稿子，改在地方媒体发出来，确实奇特。

　　伍：当时是一个尝试，也是一个突破。面对这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我们探索一条新路。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新闻报道对整个孟连事件的妥善处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上半年，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学习，孟连事件的处置进入了国家行政学院课堂，成为了一个教学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得到了省委的支持，要是没有省委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省里的调查组分好几个小组下去做工作，每天晚上有一个碰头会，我们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得到尽量多信息。

　　凤凰周刊：因为孟连事件，三个月之后你就去了省委宣传部做副部长？

　　伍：对，至于省委领导是怎么考虑的，我不清楚。但我估计和这次成功有一定关系。反正3个月后，省委的人先是到总社考察，然后又到分社考察、推荐，我就过去了。

　　孟连事件对我还有更多意义，它是我在后来一系列事件的新闻宣传上的探索和创新的源头。你比如说，后来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小学生卖淫事件，2009年又发生一个陆良事件。陆良事件实际上和孟连事件比较相似，只是没打死人，20几个人受伤，当时我们提出是群众和煤矿方的经济利益冲突，但县委县政府错误定性为一小撮农村的黑恶势力操纵的，有这样的定性，就派了很多警察，最后爆发了警察和群众之间的激烈冲突。

　　后来，我明确提出来，不能简单给群众戴帽子、打棍子，至少在我们宣传领域，我们的新闻报道就不能使用“一小撮”、“不明真相”等语言。

　　凤凰周刊：这些词语确实令民众反感。

　　伍：是啊，这些词语是文革语言，出现在我们的新闻报道里，非但不能化解、疏导群众的情绪，反而是激化矛盾。

　　宣传部是党委政府的形象设计师

　　凤凰周刊：您以前是媒体记者，现在做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由一个监督者到管理者，思维方式有什么变化吗？

　　伍：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或者媒体的领导，可能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把报道做好，到了宣传部，我可能考虑更多其他了—我原来也说过，宣传部是一个形象设计师、形象雕塑师这样一个角色，更多的是要考虑维护党委政府的形象。

　　只不过，什么才叫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宣传部门深思的。我们以前叫“家丑不外扬”，统统都采取捂盖子的手段，以为这就是维护了党委政府的形象。但现在整个社会环境、传播环境、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大的改变，那么我们怎么做才叫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这就值得我们深思。

　　凤凰周刊：你是怎么思考和行动的？

　　伍：除了新闻报道应该向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新模式转变，我还想到更大的一个问题—新闻宣传的传统职责应该向新职责转变。新闻宣传的传统职责是什么呢，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候说了六句话，前面两句是：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这就是宣传部门的传统职责。

　　很多宣传部门理解和执行的可能就是前面两句话，最后导致社会对宣传部门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可能就觉得“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就是粉饰太平、隐瞒真相。其实，宣传部门是有新职责的，可能一些人没有注意到。

　　总书记后面还有四句话：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我认为总书记后面这四句话可以说是赋予宣传部门新的职责，也可以说是党中央交给宣传部门的一项新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在后面这四句话中做的探索是比较多的。

　　凤凰周刊：你是如何做的？

　　伍：新闻媒体的功能，我们以前可能认为它有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甚至我们后面慢慢意识到了有娱乐功能、传递信息的功能，但是可能另一项功能—宣泄功能—很多人并没有足够重视。

　　在小学女生卖淫案当中，全国各地网友对昆明实施了大量攻击，还有一批网友到云南来维权，甚至把昆明都改成昆暗市了。我们拒绝利用宣传部门的权力删帖、屏蔽—其实我们可以做到，但我们认为那样只会令事件更加糟糕。那么我们探索，对这种热点敏感事件，如何给公众一个情绪宣泄的渠道？所以，我们和凯迪社区专门开了一个频道，专门供大家讨论这个案件，持续8个多月，各种意见都有，网民在那里发了不下一万个帖子吧，敞开来讨论、来宣泄。

　　两年来云南发生不少事情，但是我们基本上都能够疏导大家的情绪，让大家有说话的地方、有表达的地方。

　　群众也有说话的地方，这是云南独特的一个做法。我们专门有百姓新闻发布会，让老百姓成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让他们来讲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愿望。

　　凤凰周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伍：从去年开始的，我们已经搞过两三场了，本月8号、9号还搞一场，这次是一些白内障患者来讲他们的故事。

　　凤凰周刊：群众能在你的百姓新闻发布会上说出譬如拆迁、维权等伤害事情吗？

　　伍：暂时还不行，我们选择的一般是和民众息息相关，又在我们能迅速解决范围里的事情，我们暂时只能做这么多。

　　教官员说话，也是对官员的一种保护

　　凤凰周刊：开放的互联网一直被视为是民间的势力范围，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雇佣“五毛”混淆视听，争夺话语权，而你建立了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帮助政府在网络上表达声音，有批评称是“升级版五毛”，你如何看？

　　伍：我也不屑那些偷偷摸摸、只能冒充群众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的“五毛”。我们是政府，不是地下党，应该堂堂正正去公开信息，表明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我推动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要求政府各部门一旦出事，引发了网络浪潮，该部门就必须由专人及时、实名、全面公开信息。

　　凤凰周刊：问题是，往往因为政府部门或官员们的过错才导致一个事件发生，他们为了逃避责任追究，更愿意选择躲避，死捂盖子不说话，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公布呢？

　　伍：第一，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传播者，丑闻已经无法遮盖。

　　第二，我一直在宣讲，出了大事件不可怕，在最初的“黄金4小时”里诚实公开、诚实处理一些应该处理的人就可以解决问题。相反，如果拒不公开，傲慢遮盖真相，玩弄群众，就可能会酿发更大事件。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统一培训，教他们说话，帮助他们避免雷人雷语，比较顺利而安全地和社会进行交流沟通，也是对官员们的一种保护。很多单位都不知道怎么和媒体打交道，不知道怎么和群众说话了，经常有一些雷人雷语出来，被迅速传播，譬如俯卧撑、躲猫猫。

　　最近，我们还有一个市委书记在处理一个拆迁事件，其实不算恶劣，也保护了群众利益，但他说话比较雷人，就说了一句“同意拆迁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拆迁的大大的坏”，实际上就这么一句话嘛，被群众写到了网上，他就被称为“鬼子书记”。

　　凤凰周刊：我是否可理解这是对信息的精细化和快速化控制？因为宣传部门不可能深入调查，发布的信息内容都是由相关部门提供，宣传部最后可能只是教他们如何说话。

　　伍：如果他们撒谎或者继续糊弄群众，还有群众和媒体可以进一步揭露、报道。云南在搞好媒体的舆论监督方面探索很多，甚至走到了全国最前列。

　　我们在全国第一个用立法来保证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官员们不得妨碍媒体的舆论监督，否则就属于职务犯罪，直接写进了《昆明市职务犯罪条例》。

　　此外，我们主动为媒体提供舆论监督线索。在一些媒体看来，一些地方的宣传部门更多堵截负面报道，恰恰我们宣传部门主动向媒体提供线索，譬如宜良县菜农进入昆明卖菜，一路被盘剥，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后就通知媒体，去明察暗访，最后解决了乱收费问题。

　　后来，我们在舆论监督方面还建立和舆论监督的联动、互动体系。去年，云南媒体报道昭通的水富县，几十名在外打工者回乡后都得了一个“水富怪病”，得了那个病又没法医治，完全丧失了劳动力，只能躺在床上等死。媒体发现所谓的怪病就是矽肺病，他们一面报道，我们一面就跟卫生部门形成互动然后救助，采取对这些民工的救助行动。

　　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们都知道，一篇报道出来后，有关部门根本就不予理睬，这个时候，我们宣传部门就出面督办，推动舆论监督纵深和突进。

　　凤凰周刊：那宣传部督办模式是什么？由你来批条子下去？

　　伍：发公函，让相关部门必须重视这个事儿，还必须把他们的调查、核实或整改，向媒体、向公众反馈。因为宣传部对于政府行政部门负有指导、协调的责权，所以说由宣传部门来督办，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凤凰周刊：能否理解我们的媒体在批评或者抨击云南地方政府或者公权力，云南省委宣传部也是采取这种模式，坚定站在媒体这一边？

　　伍：对公权力的批评，我觉得也是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努力做到不干预、不打招呼，但一些事情我也可能无能为力。

　　我们需要看见的是，云南的舆论监督环境宽松，客观上导致云南近年来负面报道特别多，这正证明了云南更加公开、更加阳光、更加透明。我请全国记者朋友放心，在云南做舆论监督是安全的，受欢迎的，绝不会出现扣留、打记者等事情，云南的官员们逐渐形成共识，顺应舆论监督的新环境、新手段。

　　凤凰周刊：西方新闻理论认为，媒体应该天然认为政府就是恶政府，一不加监督，它就可能作恶，所以媒体需要牢牢盯住政府，监督政府。

　　伍：我认为中国媒体短期还难以实现对政府的严密监督。但我认为政府和媒体一直是可以实现协作的。媒体发现了问题，政府就去解决什么问题，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促进社会的公共福祉。

　　“我的职责和工作是维护体制”

　　凤凰周刊：网络上对你的批评和质疑很多，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伍：网络本来是一个多元世界。任何一个人遭遇质疑、批评都是正常的。

　　对我的质疑和批评第一来自意识形态，我是一名宣传部官员，却游走网络获得了部分网友支持，或许让一些反对者感觉不适，觉得我是在洗脑年轻人，而他们需要救出这些孩子。还有一些反对者认为我不应该帮助这个体制继续延续，但我是宣传部副部长，我的职责和工作是维护体制。

　　对于一些技术、宣传业务或是决策方面的质疑和批评，我愿意吸取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官员们思考问题有思维模式的制约，往往是做可行论证；而网友站在质疑的角度，主要是做“不可行论证”，会找出很多你根本无法想象的角度。这样，我们就可以作为补充，令思维更加缜密，让一项决策更加严密，在实施之前减少或者杜绝错误。

　　新浪微博、凯迪社区等网络上的质疑和批评也令我不停反省自己，争取做得更好。但有个建议，可以质疑，可以批评，但请不要动手，我们都是文明人，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和宽容，我们应该拒绝暴力。

　　凤凰周刊：这些年有挫败吗？现在心态如何？

　　伍：2008年推动信息公开，遭遇了巨大压力，但省委省政府和宣传部的领导支持我走出困境，并给我较多信任。我现在信心更多，在全省开了几十个干部培训班，我的观点也被更多同僚认可。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做出的一次“地方政府应对网络舆情排行榜”表明云南省的信息公开做到全国第一，公开信息还极大提升了我们政府的公信力，也曾排名第一，引起中央领导们的重视。云南省的网络管理工作也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表明我们的思考、尝试和摸索是正确的，我还将继续努力。

　　凤凰周刊：你对未来的计划是什么？你的仕途还有你的工作。

　　伍：促进官民之间的交流，形成最多共识，然后做出最多改变。慢慢来，急不得。我相信这对我们的国家是有好处的。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36期

admin

伍皓算是体制内还比较明白事理的官员

"反对者认为我不应该帮助这个体制继续延续"

---这是涉及改良或者革命的问题

我不知道五毫所追求的是哪门子民主，奉劝他别玷污了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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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公开追求民主，而是在追求公开性。当年戈尔巴乔夫也是大力主张公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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