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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未来30年中国政治体制变化会非常大 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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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2-15 01:01:5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对话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凯恩斯主义酿就“管制陷阱”

严婷

自里根主义、华盛顿共识以来,政府之手从没像今天这样在全球经济体系里面受到推崇。所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新出版的《市场的逻辑》,显得更深具含义。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张维迎再一次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位亲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变革的学者,多次站在种种争议的风口浪尖,至今依然对市场经济矢志不移。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市场”产生种种质疑,他希望能化解众人的“误解”。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有不少质疑自由市场的声音,但你何以把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比喻成“卖拐”?

张维迎:对,因为我要特别强调,市场是靠人运作的,而人本身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作决策可能会有错误。当出现这种错误时,恰恰就要靠市场成为一种纠错机器。

正因为有这种机制,市场才会优胜劣汰,才会选择最有效率的方式。而我们容易犯一个错误,看到决策有错误时,就希望有一个全能的政府帮助我们不犯错误。

其实政府也是人操作的,但和老百姓以及普通企业家不一样:企业家失误要承担责任,而政府很大程度上不必承担责任。由于政府本身很难承担责任,那么也就很难做出最好的决策。因此政府作决策时,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产能过剩,更多的资源浪费。如果只有一个医生,他把你的身体治得越糟糕,你就越要依靠他。所以我说,很多市场的失败就是“卖拐”卖出来的。

例如环境问题,世界银行有一份研究,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恰恰是国家干预最多的国家。国家干预多了,每个企业都不会有树立良好声誉和品牌的积极性,那么它只管赚短平快的钱,不考虑长远的声誉。

所以一般人觉得市场混乱就要靠政府,其实政府介入得越多市场就越混乱,最后就是恶性循环,这可以称为“管制的陷阱”。

日报:惯常的理解是,这些问题需要政府从制度上进行规范,是这样吗?

张维迎:我不是说不需要政府,但政府绝对不要直接介入经济。确实,政府实际上要做的是制定一些规则,但保证规则的执行更重要。光制定规则,不执行规则也不行。

例如最简单的扶贫问题。其实好多人都是有爱心、慈善之心的,我们都希望帮助别人,但政府需要给大家创造一个环境,要做好事,也要有机会去做好事。但在中国,这样做好事的机会却不多。

日报:最近关于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价格机制问题比较受瞩目,这其中,提高最低工资属于政府机制,你怎么看?

张维迎:以我的判断,工资问题依然是市场问题。如果你相信市场机制,市场的价格也是评估各种利益关系的杠杆。过去我们农村劳动力非常充裕,所以长期以来工资压得低,但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把工资往上拉。

例如现在的保姆,这两三年工资翻番,甚至不止翻番。北京在四五年前就八九百块钱,现在是两千块钱。这就是市场的力量。

对企业来讲,现在会出现劳动力供给、需求的变化。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我国新增青壮年劳动力每年都在减少,这当然会影响供给。现在大学生结构也在变化,找一个高中生的难度是找一个大学生的两倍,这些都会产生劳动力价格的变化。

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发展那么快,原来西部人口往东部赶。现在西部本身也在发展,当地就可以就业,那么也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

我们希望市场更完善,这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比如户籍制度,没有户籍制度限制的话,劳动力市场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日报: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大家就呼吁政府干预,正在进行的这轮房地产调控力度很大,你对此如何评价?

张维迎:我的观点是,2009年就不该去刺激,房价掉的时候去加大投资,本身就不对,该掉就让它掉,该掉到哪里就让它掉到哪里。

所以几个月前还在救市,现在又要去“压”市。

日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政府都开始救市,将私人部门债务转移至公共部门,所以说政府之手在国际上的表现更为严重。

张维迎:对,这样使得问题越来越严重。私人的坏账转移到政府身上,短时间可以拖得起,长时间就不行了。

日报:是世界经济的逻辑回归到了凯恩斯主义吗?

张维迎:是,凯恩斯主义在危机中很吃香,那么多人在追随,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凯恩斯主义不占上风,我就不写这本书了。

我们不要再“卖拐”,很多经济学家对经济的认识很肤浅。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市场的认识就很肤浅。但很多中国人愿意听他的,喜欢政府干预。

日报: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会不会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张维迎:是否会二次探底不好说,但至少后面的问题非常严重,解决危机的办法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如果2001年美国不救市,现在世界的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当时只是一个小危机、小泡沫,后面可以再健康地前进。救助之后,低利率大量放贷,小泡沫变成大泡沫、大危机,就很难收场。

在中国,是靠政府加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拯救危机,最后恰恰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的波动成为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是在加大这个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平缓周期。

日报:你预计2040年中国会出现体制改革,依据是什么?

张维迎:一部分是推理,一部分是愿望。但事在人为,大体上中国改革需要时间完成从经济到政治的改变,一个大的历史转变,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40年,一共200年。

任何改革都不能操之过急。我们的知识要通过过程才能加强,技术的东西可以弥补,制度需要不断栽培。打个比方,技术的东西像一棵树,移植过去就活了,制度只能用种子种下,种子发育需要过程。我相信未来30年变化会非常大,这种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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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0-12-15 01:02:18 | 只看该作者
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10-12-16 18:11:29 | 只看该作者
张维迎卸任院长是好事

叶檀

2010-12-14 09:24:27  

核心提示:张维迎注定无法成为蔡元培,可悲的是他既没有蔡元培的空间,更没有蔡元培海纳百川的心胸。
张维迎总是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以前是因为刺激性的言论。此次再被关注,是因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更换,张维迎下,蔡鸿滨上。



张氏此次卸任,似有被迫嫌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师对记者表示:“现在的院长选任,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都很重要。维迎在人际关系问题上,可能得罪的人多一些。他思想有新意,但很多观点引起了社会争议,好像和管理学院院长的本分有些偏离。这大概是他无法继任的原因。”看来,张维迎的市场理论与民意基础存在问题。



张维迎卸任,是好事,不是坏事。

一个踏实治学的名教授,好过10个无聊的半教授半官员的“蝙蝠”教授。张维迎从此可以沿着著名教授之路狂奔,而不必在教授与教育部门改革官员的身份中动辄得咎。既然是持市场主见的经济学教授,张维迎首先要做的,是从自己开始,把教育与行政分开,现在,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他总算实践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张维迎教授颇有名士风范,肆口无忌,名言颇多。比如:“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他对市场的追逐达到刺激众生的地步。

一个教授大胆宣传自己的观点,无可厚非,只要这种宣传不突破公序良俗与普遍价值的底线,但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内的官员,上述言论则让人消化不良。

张维迎的话有可能被媒体放大曲解,但他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既背弃了市场内含的公平原则,也背弃了自己的出身。不能想像,中低收入阶层会支持他“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的主张。他对垄断与国企的批评,让他离开了主流意识形态,而他对市场公平与民生的漠视,则让他失去了民众的拥戴。他只剩下一批民营企业家的拥趸,还不是企业家的全部。

除了肆言无忌之外,让人难忘的是张维迎在北大推动的癸未改革。

从北大癸未改革开始,我们看到了以时任北大校长助理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人士,对于建立竞争性流动教师体制的追求。他的具体改革举措包括:“摒弃进入北大就得到终身制铁饭碗”,“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所有这些举措,是为了打破铁饭碗、打破学术圈内部的师徒递承制,内部人繁殖不利于学术发展。

在发达的市场国家的常态措施,即便减了针砭的分量,即使在中国最有名的大学,也难以实施。结果是北大鸡飞狗跳,笔者亲耳听到北大两位年轻教师在饭桌上大骂张维迎,认为张维迎不了解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与年轻教师的苦难,关起门来改革,闭关造车。

事实上,张维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无法改革教育体制,相反,还必须依赖教育体制。

张维迎的教育改革没有触及行政体制,没有任何针对行政人员的举措,理由是:“一、同时推出行政改革和教师体制改革震动太大,不利于学校工作的稳定;二、在教师人事管理改革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再推出行政人事体制改革,行政人员相对容易接受一些;三、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效率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大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教师队伍的素质”。但教育的痼疾正是行政治校。改革的成本由教师承担,声东击西的改革既无法获得民意支持,也无法让教育改革走上正轨。这样的改革理念也许与“官员是受损最大群体”之类的言论一脉相承,却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勇气、正义与手段。

张维迎注定无法成为蔡元培,可悲的是他既没有蔡元培的空间,更没有蔡元培海纳百川的心胸。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表示:“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不是聘任制,也不是淘汰制,而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北大改革,以及此后其他学校推出的全员聘用制,都强调教师的工作效率,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诚哉,斯言。没有独立的教育品格,而让教师成为“拉磨之驴”,这就是张维迎的局限。

以张维迎之智,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但张维迎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他认为较易攻破的关隘,事实相反,没有根本的改革,局部的改革不可能成功,表面的成功也会走样。

张维迎的改革与言论,让人联想到中国近百年改革的艰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改革者需要的主要不是耸动视听的言论,而是对于国情的准确把握,对于民生的同情,以及基于同情基础上的、获得大众与改革力量支持的稳妥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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