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被网络“诽谤”官员免职后都悄然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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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官员免职后悄然升迁

作者: 南方周末  记者 黄秀丽 实习生 杨佳瑜 发自北京

“诽谤”官员案频发背后的秘密：地方官员违法成本几乎为零。

      2010年12月2日，因涉嫌发帖诽谤官员的甘肃青年王鹏，在关押9天后，终于在媒体的关注下，被宁夏吴忠警方释放。
和近几年层出不穷的诽谤官员案相比，“吴忠帖案”的结局似乎最为完满。吴忠官方不仅承认了这是一起错案，向王鹏道了歉，而且直接经办此案的责任人——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局长何泽祥，党委副书记、政委汪洪东均被免职。
然而各方人士并不乐观。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说，对地方官员而言，抓一个批评官员的公民，成本小、收益大。一来抓人带来的恐惧，可以立刻减少地方上批评的声音；二来事情平息后，被免职的官员依旧可以得到重用甚至提拔。
南方周末记者在对近年来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件的最新调查，印证了这种现象，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山东“高唐文案”，到河南“灵宝帖案”，当事官员被处以短暂的党纪政纪处分后，纷纷继续升迁之路，而被他们追捕的当事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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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的官员升迁了

“等舆论焦点过去了，安排到其他部门当领导，因为你受委屈了。”

    12月4日，山西运城电视台发出“干部任职公示”，运城市盐湖区委书记李润山将由县处级升为副厅局级。12月6日，盐湖区委办公室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此事，并表示李润山很可能会担任更高的职位。
    李润山是谁？他是2007年“稷山文案”中被“诽谤”官员。当时，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结果被法院以诽谤罪，判处3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没有撼动法院的判决，也似乎没有影响李润山的仕途。2010年，李润山被调至运城市盐湖区任区委书记，虽是平级调动，但稷山县和盐湖区在运城市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各地因言获罪的案件中，重庆“彭水诗案”影响最大。当事官员、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被短暂免职后东山再起，出任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
2006年“彭水诗案”中，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干部秦中飞写了一首讥刺本县公共事务的诗歌，嵌进了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的名字。被媒体报道后，重庆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秦中飞被释放。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图。
当年年底，重庆市免去蓝庆华彭水县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第二年年初，在重庆市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孙健提出对“彭水诗案”进行行政问责，对滥用公权者追究责任。
谁知，与孙代表的意见相反，一个月后，蓝庆华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他的搭档、县长周伟，担任县委副书记。
     时至今日，蓝庆华仍是该局第一副局长，正局长空缺。周伟职务未动。
2006年的“山东高唐文案”本来并不为人知晓。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王子峰、县一中教师扈东臣在百度“高唐吧”中，发帖讽刺县委书记孙兰雨，7天后就被“抓捕归案”。
    2007年底，媒体曝光此事。结果，2008年2月2日高唐县一次县级干部会议上，聊城市有关领导忽然出现，宣布免去县委书记孙兰雨的职务。
不过，孙兰雨并非从此“赋闲在家”。不久后，他担任聊城市援川办副主任、援川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后，多次在媒体上亮相。今年9月，聊城市人大21次会议，任命孙兰雨为聊城市发改委主任。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大多诽谤案中受到处理的官员都遵循着一个逻辑：“等舆论焦点过去了，安排到其他部门当领导，因为你受委屈了。”
2009年“灵宝帖案”更是如此。在上海工作的王帅在网上举报家乡河南省灵宝县的非法征地行为，遭到家乡警方的跨省追捕。
王帅举报的灵宝市大王庄镇党委书记黄松涛、灵宝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李建强事发后被免职。不过没过多久，黄松涛就被任命为三门峡市盐业局局长。李建强则升任灵宝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书记。
    另外，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的灵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永瑞，职务一直没有变动，而处以停职处分的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法制科科长黄立忠，也仍然在担任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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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仍生活在恐惧中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如果再举报，人家科级变处级，处级变厅级了。”

    当事官员继续升迁之路，显示他们所在的官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对当时的被抓者，生活却远非如此。
    宁夏跨省追捕案主角王鹏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在媒体面前只表现自如了两三天，就回到了以前的恐惧中。25岁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一条短信，拒绝了采访——“幕后一直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竭力促成我的这个错案，公权完全成为替个别人泄私愤的工具，我家人的生命安全此前一直受到威胁，直到现在真正的幕后黑手尚未斩断……”
    短信里流露的恐惧，令人过目难忘。
    有消息透露，“彭水诗案”的当事人秦中飞现在是彭水某校的副校长。当年的代理律师李纲拒绝给南方周末记者秦的电话，“他现在生活平静，不愿意再接受媒体的采访。”
    一年后的王帅，在和本报记者的电话中，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担忧，并表示不会再做类似的事了：“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如果再举报，人家科级变处级，处级变厅级了。”
    王帅被关押期间，号子里的一个场景令他记忆犹新。一位写匿名举报信到三门峡市委的人，什么罪名都没有就被关押了半年。释放后，他跟不少媒体讲过此事，但无人关注。“高唐文案”中，两位主人公扈东臣、王子峰，现在上了百度“高唐吧”后也不再发帖。“我对中国的现状很明白。我从来不对政局发表意见。”扈东臣对本报记者说。
    另外一位主人公董伟，去年5月病休在家，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想再卷入这个事了，恐慌太大”。二是新县委书记上任后，曾派人跟他谈过，他不愿意给新书记惹麻烦。“稷山文案”中，当时的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一夜之间，3人从国家干部变成了服刑人员，公职全无，至今还待业在家。
    杨秦玉和薛志敬，仍在孜孜不倦地上访，希望能撤销判决，恢复职务。不过，无论媒体如何报道，他们已是“输家”。抓人时的恐怖、白天黑夜连轴审讯的煎熬、“号子里”失去自由的痛苦，是批评者们共同的经历。“没有比这个方式更能显示公权力对公民的威慑了。”一位法律界人士评价说。
    不仅如此，事件在媒体报道风潮过后，会在当地形成一股杀一儆百的恐惧效应。“这件事过去后，其他干部很害怕，没有人敢举报了。”薛志敬对本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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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不得不做的“非警务行为”

“经费、编制、装备全靠地方党委支持，这种事不做，以后他怎么会支持你？”

     根据刑法规定，诽谤案件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外，都是自诉案件。不过，几乎所有的诽谤官员案里，都有公安在异常积极地动用刑事司法权力。
     在宁夏跨省追捕案中，到底是谁下令跨省抓捕王鹏的？吴忠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吴海波对南方周末记者坚称，是公安系统独立办案。这个回答，被评论认为“公安甘当替罪羊”。
而据王鹏释放后向媒体表示，吴忠警方审讯人员石志刚曾告诉他，“丁兰玉（马晶晶的母亲）是我们那边的大干部，和她家有矛盾有意见，是自不量力，螳臂当车。”“本来我们也不打算立这个案子的，但是你这次确实把人家惹怒了。”
     “如果马晶晶的父母不是官员，公安很难说会主动。”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基层民警不是法盲，这类案件明显是自诉案件。对于涉及普通公民的侮辱诽谤案，公安立案非常严格。
      这位人士认为，这种公安局不得不做的“非警务行为”，通常与上级领导安排有关。
这种“非警务行为”在近年来的诽谤案中比比皆是。从2006年的“彭水诗案”中，秦中飞被当地公安局羁押29天。“高唐文案”中，董伟、王子峰、扈东臣被当地公安局羁押22天。“灵宝帖案”中，王帅被家乡警方羁押8天。
     此外在“陕西志丹短信案”、“山东曹县帖案”、“河南沁阳八农民诽谤案”里，公安的作为，没有一件是单纯的警务行为。
谁安排的“非警务行为”？在诽谤案中大多有迹可循：县委、县政府和公检法机关开会，定下诽谤罪名，公安抓人。不过，事件被媒体报道得到纠正后，出面承担责任的，大多只停留在警方层面。
     “灵宝帖案”事发后，灵宝市公安局干部被灵宝市委、市政府责令停职或检查。但王帅一年后仍然认为，“这事和公安没什么关系。”他的帖子发出后，灵宝市委市政府曾两次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并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抓人。而当时灵宝警方并不想抓人，曾将消息传递到王家。在王帅被羁押后，警方又迅速决定将他放出。
     了解此案的一位河南公安系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公安很无奈，明知按照法律和公安办案规则，这个案子不成立，但又屈从于现实环境的压力。
     他注意到，诽谤官员案大多发生在县一级城市里，“这一级的领导‘法盲’最多，监督制约极其缺乏。”基层公安干警虽非法盲，但绝不会对党委政府的要求说一个“不”字。“经费、编制、装备全靠地方党委支持，这种事不做，以后他怎么会支持你？你怎么带队伍？这叫做关键时刻和党委政府保持一致。”
     和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不仅仅是公安系统。“稷山文案”中，法院的表现也堪称表率。县委书记李润山更为此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明，当时他接受媒体采访称，法院“从轻处理”，还是他从中说的情。
      近几年，官员遭诽谤案逐渐从以往的名誉侵权案演变为刑事案，法学界关于诽谤罪“去刑化”已经呼吁多年。国家有关部门同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今年1月，公安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深刻吸取沁阳市公安局滥用刑事司法权力、盲目迎合领导意图、错误办理诽谤案件的教训。9月，最高检察院发出通知，将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移至上一级检察院。
     这些举动都引起了媒体赞赏，不过实际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权力日益膨胀，上级部门监督很难奏效，错案违法成本很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新闻与法律的学者展江说。这几年诽谤官员案中，真正的责任人，都没有得到真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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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矿难停职4月后原级调任省直

专家指官员复出存制度漏洞

作者: 吴杰

     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网站11月初消息，今年7月因“6·21”矿难事故受到降级处分并被停职的平顶山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李恩东已出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级别与平顶山市长相同，为正厅级。
     据国家安监总局网站消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平顶山市连续发生两起特大矿难，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25人，李恩东等人也因此被停职。
     2009年9月8日，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76人。2010年6月21日，平顶山市卫东区兴东二矿又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死亡49人。
     7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听取河南省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平顶山卫东区兴东二矿“6·21”井下火药爆炸等重特大煤矿事故的汇报，研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河南省委决定，对平顶山市市长李恩东、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李俊峰和洛阳市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沈庆怀实行停职。
     据中国政府网引述安监总局网站消息，国务院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中认定，上述两起事故均为责任事故，时任平顶山市长李恩东对两起事故都负有领导责任，给予降级和党内严重警告的政纪、党纪处分。

高调问责 “闪电”复出
     李恩东复出的消息被新华网、人民网以及新浪、网易各大门户网站转载，引起公众热议。
     事实上，李恩东绝对不是第一个高调问责后“闪电”复出的官员，同类事件近年频频见诸报端。当公众还在为问责叫好鼓掌时，慢则一年半载，快则一周甚至数天，他们已经一个比一个快的在异地东山再起，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不断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也使公众对问责的力度和效果产生质疑。
     一年：《新华日报》报道，2008年因“三鹿”事件引咎辞职的国家质检总局原局长李长江在2009年复出，担任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专职副组长。
     两个月：《信息时报》报道，2009年10月，广州海事法院院长罗国华因出国“豪华游”被免职，但仅两个月后，2009年12月30日，他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
     一周：《现代快报》报道，10月13日上午，国土资源部山西黑砖窑事件，到瓮安事件、三鹿事件、阜阳假奶粉事件……通报了5起国土资源违法案件的查处结果，其中包括四川省简阳市政府违法批地案。实际上，资阳市政府早在8月18日已给予简阳市长段成武党内警告处分，并免去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调离市长岗位。然而，仅仅一周后，8月24日，资阳市人大任命段成武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经媒体曝光后，《华西都市报》称，10月30日，资阳市委又"问责到底“，免去段成武的财政局局长职务。
     两天：《成都商报》报道，2009年8月，因两年不交停车费、并辱骂殴打负责物管的老人，四川泸州马潭区原交通局长谢林8月5日被免职，8月7日，被免职的谢林到泸州市经济开发区管理中心报到；10日，谢林正式任职，职务是办公室副主任。
复出违不违规？存制度软肋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与《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相关党纪、政纪规定，李恩东所受的“停职”处理并不属于党纪或政纪处分，但根据《行政机构公务员处分条例》，李恩东受到的“降级”处分，有效期应该为24个月。然而，如今仅仅4个月后，李恩东的行政职位已经恢复原来的正厅级。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官员复出被曝光后，相关部门往往亮出“不违反规定”或者“符合相关规定”的解释。例如，据新华网报道，因在2008年5月地震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被免职的原滨州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邵立勇，当年12月已复出为威海市工商局副局长。面对质疑，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任命没有违反有关规定，并履行了相关组织程序。
     这是因为，官员问责制度在不断完善，而与之相对的”复出“机制却并不健全，甚至存在着疏漏。例如，一个屡受诟病的问题是所谓的”免职“决定。不论是从党纪还是政纪来看，”免职“实际上等于”免于处分“。
      因此，如前述例子所见，一些政府部门就故意混淆免职与撤职的区别，将问题官员”免职“处理，从而使免职官员复出时间完全不受有关规定限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官员复出因此存在制度软肋，《暂行规定》中“‘酌情’这样的字眼太过模糊”。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也指出：“行政性问责和复出如果不进一步程序化和标准化，无论不得提拔的年限是两年、三年还是十年，意义都不大。”

     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伏创宇撰文指出：“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官员复出过程中的缺失，使得复出过程蒙上了神秘色彩，也给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留下了一块群众监督的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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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出人命的地方 官员果然个个还在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方可成 林春挺

有官员在强制拆迁时私下放言：即使自焚，官员仕途也不会受丝毫影响。南方周末记者循此多方调查求证，发现——

■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把谁处理了？

■江苏东海、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湖北武汉拆迁户被铲土机活埋，当地官员无一人被问责；即使是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

■因拆迁推进不力被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

书记县长个个都在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4月5日清明节，杭州百井坊巷的拆迁户聚在一起，悼念去年为抵制强拆自焚身亡的成都市民唐福珍。
     这一幕令千里之外的唐福珍家人百感交集。唐福珍的哥哥唐福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除了感动，还有深深的愧疚，“这样的举动，我们在成都做不了”。
     和他们同病相怜的，还有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的陶家人。这些天，陶家父子为抵抗强拆自焚、一死一伤的消息牵动人心。
     有人为他们觉得不值。“你以为浇了汽油，荣书记就免职了？李县长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妇。你算过这账了吗？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嘛，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劝说小学老师张熙玲接受拆迁时，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这么说。
     南方周末记者经过多方查证，发现现状还真被刘广宝说中。在最近三年发生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中，无一名地方一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
     2010年3月27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陶姓人家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父子浇汽油自焚，68岁的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事发至今，县委书记还是关永健，县长还是徐家保。
     2010年3月3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69岁的王翠云在阻止拆迁方施工的过程中，被铲土机扫进土沟活埋，不治身亡。事发至今，黄陂区委书记还是袁堃，区长还是胡洪春。
     2010年1月26日，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迎宾路拓宽工程地段，居民曾焕为抗强拆点火自焚致大面积烧伤。事发至今，亭湖区委书记还是王荣，区长还是陈红红。
     2009年1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北坞村。席新柱为抵制强拆点燃身上汽油自焚。事发至今，海淀区委书记还是赵凤桐，区长还是林抚生。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该区居民唐福珍在她前夫胡昌明房屋被强行拆迁时点燃汽油自焚，后因抢救无效身亡。事发至今，区委书记还是徐季桢，区长还是马旭。
     2009年10月28日，山东省胶州市（县级市）拆迁现场。张永霞在一辆要拆掉她房子的挖掘机前浇下汽油自焚。目前她仍在青岛公安消防医院接受治疗。事发至今，胶州市市委书记还是祝华，市长还是刘赞松。
     2008年4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居民何全通点火自焚致死。区长朱团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事发至今，区委书记还是吕竞，区政府网站显示，区长还是朱团能。
     2008年6月5日，黑龙江省东宁县拆迁现场，靳丽霞点火自焚致严重烧伤。知情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靳丽霞还在治疗中，目前生活不能自理。事发至今，县委书记还是孙永先，县长还是任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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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问责“一阵子”

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城管局长钟昌林已官复原职，而嘉禾拆迁事件中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县长等官员也均调往市里任官，或者升职。

     一系列拆出人命或导致重伤的悲剧中，只有两名官员受到处理：江苏东海县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和成都金牛区城管局长钟昌林。他们仅仅是科级干部。
     唐福珍事件发生后，金牛区政府对拆迁主要指挥者、城管局长钟昌林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处理，称其“判断不当、处置不力”。当时，钟昌林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执行和捍卫法律，对他做出的停职检查处分是否正确，还要等检查完才能下结论。
     但是，检查似乎没有了下文。迄今为止，唐福明听到两个说法。一个是钟昌林目前还在城管局工作，职务降了半级；另一说法是，钟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方面未受影响。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钟昌林职务并未受到影响，目前仍然是金牛区城管局局长。
     对钟昌林的这种“处分”，唐福明感到无可奈何：“我们也向当地的领导反映过，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事情。”
     江苏东海县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同样受到“暂停职务”的处理。东海县新闻发言人称，事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周文君的仕途走向，除了有唐福珍事件中的钟昌林可资参照，从2004年湖南嘉禾县拆迁事件中被问责官员的现状，多少也能预见一二。
     嘉禾是近年来惟一一起有县级官员被问责的拆迁事件。当时，县委书记、县长、常务副县长、县政法委书记、拆迁所涉镇党委书记受到撤职、党内严重警告、留党查看等处分。处分由湖南省委做出，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但是，处分决定没下多久，报道此事件的《新京报》原记者、现《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现，国务院批准的处分在现实执行中成了表象：被撤职的县委书记周余武与郴州市水利局长实现职务对调；同样被处分的政法委书记周贤勇，不仅享受专车外出旅游待遇，还若无其事地在他原来的办公室接待拆迁户。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周余武现任郴州市教育局长，被撤职的县长李世栋现任郴州市南非商务联络处调研员，被免职的原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雷知先现任郴州市嘉禾县计生委主任，被责令引咎辞职的常务副县长周水福不久后调任湖南某县级市常务副市长。
    “不处分还好，处分完都到市里去当官，更风光了！”嘉禾拆迁户维权带头人李会明说，“现在去跟一些部门交涉，他们（有关部门的官员）会说‘爱告告去吧，那些人（当年被处理的官员）现在不也一样好好的！’”
     有嘉禾民众调侃说，当年县政府打出的“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则口号，适用于被处分的官员：他们的仕途只被影响了一阵子，一阵子过后，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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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不力，官位难保

实践中，因拆迁推进不力受到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处理，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情况。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2008年发生的黑龙江东宁县靳丽霞自焚事件中，当时负责强制执行拆迁的东宁县法院副院长周涛，如今已经升任院长。
      律师王才亮发现，在他代理的多起拆迁案件中，当事官员事后被提拔的不在少数。据他观察，被安排到重点工程拆迁一线的官员，往往都是被上级认为有魄力的干部，这类人行事果断、执行政令得力。
      江苏陶姓父子自焚事件中被暂停职务的黄川镇镇长周文君，在当地居民眼里，就是一个强势领导。涉及陶家人房子的310国道改线工程拆迁，就由他亲自上阵。当地一位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年就在他打电话向副镇长求情时，眼见周文君指挥的拆迁人员和机器已经朝他家房子轰然开动，来不及收拾屋子里的东西，自家房子就被夷为平地。
      在嘉禾拆迁事件中，原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副主任雷知先曾对记者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
      江苏盐城市民曾焕自焚时就在现场的街道办主任曹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上级领导该不该对自焚事件负责，他无法做出评价。但是，拆迁本身就有期限，作为一个基层干部，上面给的任务，他首先要按时把它完成。
      据媒体报道，就在武汉黄陂区王翠云被活埋致死发生前一个月，武湖街工委书记周少敏在一次题为“奋勇争先，乘势攀高”的讲话中指示，要“强力推进征地拆迁，从空间上保障项目落户”，还特别提到和王翠云家拆迁相关的仟吉食品城建设项目要加快，“力争今年新厂投产”。“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周在讲话中说，将把征地拆迁工作作为加快发展的硬任务来落实，全力以赴打好攻坚战，务求必胜。
      地方政府的拆迁步伐也未因拆出人命而放慢，当地官员要求拆迁高歌猛进的姿态一如既往。
      唐福珍自焚事件后，唐福珍所在的金牛区区长马旭所作的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举国关注的唐福珍事件，却把旧城改造和重大项目拆迁“签定拆迁协议6757户、企业184家”作为成绩进行报告。
      发生过自焚事件的黑龙江东宁县拆迁劲头同样不减。该县县长任侃近日率县政府考察团赴吉林、辽宁考察学习城市建设、棚户区改造。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提到：被考察城市“对拒不拆迁的被拆迁户，各地均采取了依法行政强迁，在拆迁中改造了城市，在拆迁中消除了烟尘污染，在拆迁中改善了百姓的居住环境，最终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大家纷纷表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我县棚户区追赶、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拆迁这件事情上，从上到下强调的是执行力度和效率，少强调依法执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全国不少市、县（区）都曾颁布拆迁问责办法。这些五花八门的地方规定，主要针对不按规定时间带头拆迁或者干扰拆迁工作的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实践中，因拆迁推进不力受到调整工作岗位或降职的处理，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情况。因此也有人说，只要地方政府拿地的利益冲动不止，就难有真正的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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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难在何处

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导致问责很难启动。如金牛区区委书记身兼成都市委的纪委书记，这种情况下，最多只能拿区领导以下的官员开刀

      人命关天，官员却安居其位。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说，目前对拆迁中有关官员的问责，确实难以平息社会的不满，需要对问责制度进行客观的评估。
      对于因拆迁引起的生命财产损失，应该如何问责官员，学者间也有分歧。
      汪玉凯承认，对比矿难，拆迁的问责存在一定难度。前者政府安全监管不到位的责任很好认定，拆迁发生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况，除了直接跟拆迁户接触的官员，更高级别官员的责任有时很难确定。比如，一个大型项目涉及的拆迁，市长、县长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主动过问，而要求官员对他毫不知情的事件承担责任，不符合法律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也持这种观点，“责任确定要实事求是，关键看拆迁决策和实施中有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
      但也有观点认为，官员对拆迁应该承担结果责任，类似国外的“飞机失事，部长辞职”。只要有人自杀自残，当地党政官员就该被追究责任。有网民说，拆迁都带着灭火器去了，那就是故意杀人啊！
      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主张，正在制订中的行政强制法应该加入类似条款：只要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相对人自杀自残，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领导人员就应当被追究责任。这一主张如果得到采纳，起码主管的县级官员将被问责。
      事实上，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拆迁拆出人命属于典型的需要问责的范围。问题在于，因为问责主体和问责对象往往关系过密，导致问责很难启动，即使启动了也往往问不了责。
      比如，目前正在对江苏东海父子自焚事件进行问责调查的是东海县监察局，外界难以指望它对东海县县委书记、县长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做出问责决定。在唐福珍事件中，记者注意到，成都市委的纪委书记身兼金牛区区委书记，这种情况下，负责问责调查的金牛区政府有关人员也只能拿区领导以下的官员开刀。
      嘉禾事件之所以能有“高规格”的问责，就与问责调查机关脱离了地方利害有关。当年，在媒体的大力呼吁下，在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督办，湖南省检察院主办，郴州市检察院协办下启动的。
      罗昌平说，嘉禾事件如此规格的问责，带有一定的偶然性。2004年前后正是全国各地拆迁事件频发的时期，嘉禾株连拆迁被曝光后，各地拆迁户纷纷来到嘉禾声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当时正值中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种种因素促成了嘉禾事件问责的升级。
去年的唐福珍事件没能在官员问责上走得更远。全国的媒体和法律界关注曾让唐家人对事情的圆满处理抱有希望。“我们以为对事情的处理肯定一边倒的，但现在这些人（负责拆迁的官员）还是无动于衷。”唐福明说。
      城管局长钟昌林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也同样坚定。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既然是执法，肯定有强制性。“好比一个杀人犯采取某种极端行为，难道我们就不追捕他了吗？”钟昌林表示，他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本报记者叶伟民、冉金对本文有贡献）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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